集贸市场论文范文1
[摘 要]贸易术语选择是国际贸易谈判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市场结构因素对谈判的影响出发，对出口谈判双方的利益博弈进行了规范分析，并采用仿真实验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大宗商品出口谈判中的术语选择策略进行了探索和验证。研究表明，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买方常常拥有较集中的市场结构，而我国虽然出口量多，但每个企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这种市场结构的对比的劣势是导致贸易双方更多选择FOB术语成交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大宗商品 出口贸易 市场结构 贸易术语
一、引言
贸易术语是国际贸易中表示价格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开报价中使用贸易术语，明确了双方在货物交接方面各自应承担的责任、费用和风险，说明了商品的价格构成。在大宗商品贸易中，正确的选择贸易术语时决定谈判结果的核心问题。
贸易术语的选择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集中度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因素之一。市场集中度是指市场上的某种产业内少数企业的生产量，销售量，资产总额等方面对莫以行业的支配程度，它一般是这几家企业的某一指标占该行业总量的百分比来表示，是针对特定产业而言的集中度，是用于衡量产业竞争性和垄断性的最长用指标。钢材产业集中度低时中国钢铁行业问题的种种表现。钢铁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原材料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规模经济特点显著。近几年，我国钢铁产业发展迅速，钢铁企业的产能和数量迅速扩张，大型钢铁企业也为数不少，但由于钢铁企业数量众多，并且大多数钢铁企业原有规模小，产业发展速度高于单个企业的发展速度，所以造成产业集中度一直较低。同时，中国钢铁行业的行业集中度却远远低于世界其他钢铁大国。
关于贸易术语选择的研究，就钢材出口而言尤为重要，本文以钢材为研究对象，我国作为出口商为切入点，旨在研究大宗商品贸易谈判中术语的选择。
二、关于术语选择策略的假说
在贸易谈判中有一个共识，即进口方应争取FOB术语定价，出口方则应争取 CIF术语定价。即如果双方谈判实力对等，又不存在其他因素作为谈判筹码进行挂钩补偿，则最终以两种术语达成交易的概率应各占50%。倘若如此则在国际贸易中以FOB和CIF达成交易的成交量应一致。针对此说法，笔者进行多方面调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大宗商品的出口中， FOB成交数量大约占到成交总量的60%～70%，而CIF成交数量仅占约30%～40%。
那么，在大宗商品出口中FOB成交数量较大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推测，这很可能是因为采用FOB术语交易时卖方的市场集中度较之买方低. 一是钢铁工业属于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钢铁生产的技术特点决定了规模经济在钢铁产业中的重要地位，规模经济是钢铁产业效率和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组建大型和特大型钢铁集团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二是当前我国钢铁企业单体规模相对较小，产业布局分散，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市场集中度不高。2008年我国钢铁产业CR4（前4家企业产量之和占全国产量的比重）为23.9%，而美国CR4为74.9%，日本CR4为77.6%。虽然我国的钢铁市场集中度由2004年的15.7%逐步提升，但跟其他国家相比而言还是差距明显。
2010年CR10（前10家企业产量之和占全国产量的比重）为48.6%，比2009年提高了5.1个百分点，但同时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钢铁行业市场集中度体现钢铁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如果产品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则会在一定程度了引导客户需求，形成对客户需求的垄断，在市场中占据较高“话语权”，在谈判中为己方增强优势。
由于卖方的钢铁行业集中度较之买方差距明显，在谈判中买方掌握主动性，因而权力砝码相比卖方较重。由此，形成了本文度基本理论假说H1：在我国大宗商品出口贸易中，卖方的市场集中度较之低是导致贸易双方更多选择FOB交易的主要原因。这一假说是否正确呢？本文拟采用仿真实验以及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验证。
三、 技术路线与实验设计
1.研究思路与实验设计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首先，本文以我国大宗商品的出口贸易视角为切入点，运用相关国际贸易实务理论进行规范分析，形成理论假说，即在我国大宗商品出口贸易中，卖方的市场集中度较之买方低是导致贸易双方更多选择FOB交易的主要原因。
其次，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本文将采用仿真实验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真实可靠，仿真实验和问卷调查采用不同的人员。
对于仿真实验，先进行实验设计，此处拟设计两组实验：在第一组实验中，买卖任何一方所在国钢材产业的市场结构相同且均为完全竞争市场，并按此条件展开贸易谈判。在第二组实验中，给定买方所在国钢材市场结构为寡头垄断市场，而卖方所在国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并按此条件展开贸易谈判。通过多次独立重复实验，研究者观察并统计两组实验中CIF和FOB术语成交的次数，看看有无显著差异，并对数据进行对照分析。如果第二组实验的结果中FOB术语成交的次数比第一组实验明显增加，同时CIF术语成交的次数明显减少，则前述理论假说得到验证，说明大宗交易中更多使用FOB术语的原因是市场结构因素。反之，如果两组实验得到的数据并无显著差异，或者第二组实验中FOB术语成交的次数比第一组更少，则表明前述理论假说并不成立，这意味着大宗交易中FOB术语较多的原因并不是市场结构因素，还需要寻找其他原因。
对于问卷调查，先进行实验设计，此处拟设计两类问卷：第一类为卖方需要填的问卷，第二类为买方需要填的问卷。问卷内容均涉及贸易术语选择、市场结构等相关问题。通过收集的问卷，研究者观察并统计两类问卷问题的作答情况，查看用CIF与FOB的成交次数及其价格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若统计结果为“卖方市场结构集中度低，买方市场结构集中度高且双方成交的术语选择为FOB”较多，说明大宗商品中更多使用FOB术语的原因是市场结构因素。反之，若统计数据的结果显示“卖方市场结构集中度低，买方市场结构集中度高且双方成交的术语选择为CIF”或者其他结果，则表明前述理论假说并不成立，这意味着大宗交易中FOB术语较多的原因并不是市场结构因素，还需要寻找其他原因。
由上述两种方法的实验对照，且根据数据对照分析的结果，即可以得到研究的结论。
2.实验设计
两组实验均以钢材谈判为背景，卖方为中国宝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买方为韩国浦项制铁公司。假设国际钢材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韩方在同中方谈判的同时，还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其他钢铁企业进行谈判。双方关于数量、交货方式、商检索赔等事宜已经达成一致，现在双方就贸易术语和成交价格进行谈判。
在第一组实验中，买卖任何一方所在国钢材产业的市场结构相同，均为完全竞争市场。在国际市场上，钢材的FOB成交价格在每吨630美元～660美元之间，而CIF成交价格在每吨680美元～710美元之间。
第二组实验为对照组实验，市场状况及价格与第一组实验不同，假设中国的钢铁产业集中度CR4=25，韩国的钢铁产业集中度CR4=90，即买方所在国钢材市场结构为寡头垄断市场，而卖方所在国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除现有的谈判对手外，买方没有其他备选对象。在国际市场上，钢材的FOB成交价格在每吨630美元～660美元之间，而CIF成交价格在每吨680美元～710美元之间。
研究者选取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共100人，他们均受过谈判培训，具备一定的贸易谈判经验。将这100名学生分为50组，分别独立进行第一组实验和第二组实验的谈判。每组谈判均为一对一谈判，谈判时间限定为 3-5分钟。要求谈判者根据实验背景以及资料，通过谈判就贸易术语及价格达成一致。
同时，为更好的达到效果，研究者还采取了问卷调查的形式。问卷分为两种类型，即一种是对假设出口商进行的问卷调查，另一种是对假设的进口商进行的问卷调查。随机分发给50个没有经过上述实地谈判的其它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进行，他们也受过谈判培训，具备一定的贸易谈判经验。
四、实验结果与分析
1.实验结果
通过50组仿真对照试验和25组问卷调查对照试验，我们达到如下的试验结果，如图表1、表2、表3、表4所示。
2.实验结果直观分析
从实验结果的数据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1）第一组实验中共得到47个结果，三组未达成协议，成交率为94%。由此可见，在自由竞争市场成交率是比较高的，而从成交的贸易术语来看，以FOB贸易术语成交的协议是30个，占总成交数量的63.83%，其余的17个是以CIF贸易术语成交，占成交数量的36.17%。以FOB术语成交的数量是以CIF术语成交的两倍多。在成交价格来看以FOB术语成交的平均价格为648.27美元，和市场均价基本相同，以CIF术语成交的平均价格为690美元，高于市场均价。
（2）第二组实验中一共得到25个结果，没有未达成协议的25组，成交率仅为50%。，贸易成交受到了买方市场的影响，而且影响是消极的。从成交的贸易术语数量来看其中以FOB贸易术语成交的有15个，占成交数量的60%，以CIF成交的有10个，占成交数量的40%。从成交价格来看，以FOB术语成交的平均价格为649.8美元，高于市场均价，以FOB术语成交的平均价格为692.1，同样高于市场均价。
通过对比两组实验结果，第二组实验中以CIF贸易术语成交的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假说没有得到验证。
（3）分析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买卖方分别设计25组。调查者作为韩国买方人员，选择以FOB成交的有15组，认为韩国市场结构集中度低的有3组，认为韩之集中度高成交的有12组，FOB平均价格为652.13美元；选择以CIF成交的有10组，认为韩国市场结构集中度低的有4组，认为韩之集中度高的有6组，CIF平均价格为692.2美元。调查者作为中方卖方人员，认为中国市场集中度低成交的有14组，选择以FOB成交的有17组，FOB平均价格为652.41美元；选择以CIF成交的有8组，认为中国市场集中度低成交的有6组，CIF平均价格为697.63美元。买卖双方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人员普遍认为韩国市场结构集中度高，选择以FOB成交居多，符合假说。
3.实验结果的深入分析
本次试验只涉及到贸易术语和价格两个因素，谈判中只能通过两者的挂钩进行利益交换。市场上钢材价格的均价为FOB价美元（630，660）中间价格为645美元；CIF价美元（680，710）中间价格为695美元。FOB价格在645美元以上成交的结果是用高价换取FOB贸易术语；CIF价格在695以下成交的结果是用CIF贸易术语换取低价格，在这些结果中，成交价格明显受到了术语的影响，应该给予剔除，得到如下结果。与此我们对第一组第二组饰演的结果进行筛选和剔除，得到如下结果，见表5和表6。
第一组实验中，FOB成交个数是12组，约占成交总量的71%。CIF成交个数是5组，约占成交总量29%。第二组实验中，FOB成交个数是6组，约占成交总量的55%。CIF成交个数是5组，约占成交总量45%。FOB占绝对优势，支持假说H1。
五、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实验结果分析，说明在大宗商品贸易中，贸易术语的选择常常受到谈判双方市场结构集中度对比的影响，而市场结构集中度低的卖方在谈判中居于被动地位，市场结构集中度高的买方在谈判中居于主动地位，这是导致贸易双方更多选择FOB交易的主要原因。虽然我国钢材的出口量相对较大，但是分配到每个出口钢材的企业来说，市场集中度是相当低的，这也就导致我们在谈判缺少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对出口钢材企业的风险的有效规避。经过调整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实验结果的对比，以及两类问卷结果的对比，充分说明在引入出口商的市场集中度低、进口商的市场集中度高的条件后，FOB术语的成交比例明显增多，这为我国出口商在大宗商品进口中选择贸易术语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以上结论不仅在仿真实验和问卷调查中得到了验证，而且在实际的大宗商品出口贸易中也有所体现。以钢材贸易为例，在2009年中国排名前五的钢铁巨头河北钢铁、宝钢、武钢、鞍本、沙钢等五大集团合计产钢1.65亿吨，仅占同期全国钢产量的29%。而从全球来看，美国4家钢厂的产量占美国自身的61%，日本4家钢厂的产量占日本内部的75%，而中国前5名的钢铁企业2009年的产量只占我国的29%。在这些压倒性比例的背后的事实是，三大矿山公司基本垄断了世界海运市场的70%左右。因此，钢材出口贸易中出现大量FOB成交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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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贸市场论文范文2
一、60年对外贸易的巨大成就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
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
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p#分页标题#e#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集贸市场论文范文3
关键词：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性贸易；启示
中图分类号：17740；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2-39-02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实质上是静态的竞争力，是一国绝对竞争力的基础。但要看到，拥有比较优势并不等于拥有现实的竞争力，而拥有竞争优势才称得上真正拥有现实的竞争力。因此。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提高其技术密集度，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中国在初级生产要素上优势明显。其中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来说。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优势。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地区，短期内这种优势仍将持续。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报告认为，包括中国在内“低工资”的新兴经济体仍是世界上最具成本竞争优势的地区。我国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处于较低位置，仅高于印度。
此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处于很高的水平。并且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但伴随城市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迅速缩小，“民工荒”和民工劳动力成本正快速上升。国内的劳动力价格面临重估。因此。我国初级劳动力成本在世界上仍然具备优势，但是优势在逐渐缩小。
综上所述，我国初级劳动力成本在世界上仍然具备比较优势。但是优势在逐渐缩小。需要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提高其技术密集度，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长期来看。还是要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二、产品生命周期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论，一个新产品的技术发展大致经过新产品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上述三个不同阶段，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因此。生产和出口该产品的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密集性的变动而在国家间转移。在开放条件下，一国通过对外贸易，尤其是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获得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在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引进――吸收――辐射，发展主导产业及相关配套产业。制订恰当的产业政策。选择在产业生命周期中处于幼稚或发展初期阶段的主导产业，制订具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
从我国来看，要以产品生命周期论指导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的优化。
一是增加产品差异化。在当前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产品差异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使是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标准化阶段的产品，也可以通过新设计。开发新品种。增加差异性，并通过规模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二是通过创新，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在技术引进上，应重点引进世界领先技术、设备和工艺，发展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第二阶段产品的生产。长远看。中国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争取产品生命周期第一阶段的生产。
三是“走出去”，延伸产品生命周期。实施“走出去”战略，符合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大趋势，是以投资促贸易、实现市场多元化、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外贸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市场的过度集中必然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因素。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会导致企业和产品的过度竞争。并引起进口国的报复。因此，对东欧、中亚、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海外投资将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由此可以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一些已进入标准化生产阶段的产品，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再具有明显优势。可以将投资转向非洲等目标市场，当地生产，当地销售。降低劳动力和运输成本。提高竞争力。而中亚、东欧等国家工业基础较好，但市场化程度低。竞争力相对较弱，一些在中国已经产能过剩但在这些地区仍具有适用技术优势和特色技术优势的产品，在这些地区仍具有发展前景。可以将部分制造与加工工业转移到这些国家。这就延长了产品生命周期，并且有助于减少与这些国家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三、产业内贸易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二战后。国际贸易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这其中最大变化就是发达国家之间大量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而传统贸易理论难以对这种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产业内贸易理论孕育而生。产业内贸易理论主要包括产品差异论、规模经济论和需求偏好相似(或重叠)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主要有两方面的启示：
一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形成这一类产品的出口竞争优势，提高产业内贸易指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全球竞争已表现为高科技水平的竞争。由此带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其表现就是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化。因此。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就是高科技产业。依据产业内贸易理论。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能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同种类差异产品之间的贸易，这是提高外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我国要提高出口竞争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是重点。
二要发展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提高外贸竞争力。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给各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还能促进一国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是提高外贸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贸易格局基本上还建立在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而产业内贸易不很发达。这种贸易格局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影响了我国的贸易竞争力。因此。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同水平差异产品之间的贸易，是形成外贸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四、国家竞争优势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波特将企业竞争的思想引入到国际贸易中，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建立了“钻石模型”。指出一国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和行业的竞争优势，国家的繁荣不是固有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一国竞争力高低取决于其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高低。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而取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国家
是否有合适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
国家竞争优势论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主要有两个启示：
一是政府要为企业、产业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竞争环境。政府应担当起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职责，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竞争和不断创新。建立和完善企业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政策环境，建立完善的政策、法律、知识产权保护、出口促进服务体系。切实加强政府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要加大科研投入，加强科技推广，提高劳动力素质，提供市场行情和动态。指导企业生产和出口，作好对外贸易规划。同时，政府应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把本国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强化企业的竞争意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上锤炼企业的竞争力。
二是依据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坚持“以质取胜”。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开拓新兴市场，努力扩大出口。如此，才能使一个追赶型的中国尽快成为贸易强国。
五、战略性贸易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
战略性贸易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并建立的。其基本结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干预政策改变本国厂商与外国厂商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博弈的结果有利于本国厂商，进而提高国民福利。这便为政府的贸易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政界、学界的极大关注。
根据战略性贸易理论，政府对于高科技产业在关税及其他方面给予适度保护和扶持，将有利于顶住外国进口产品的强大冲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还能促使企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并带来外部经济。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印度等国家的经验，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积极引导。还可以通过对一些外部效应较大的重点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活动直接提供补贴，或者政府与企业共同实现科技攻关，从而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科技含量，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吕懂、李晓博、韩雅静，国际贸易理论综述[J]，中国电子商务，2010，(06)
[2]刘尧飞，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评述[J]，经济视角，2010，(07)
集贸市场论文范文4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
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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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论文关键词：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贸易条件 论文提要：通过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介绍，以及国内对这两种理论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这两种理论在我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 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 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 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集贸市场论文范文6
(一)研究方法与理论对接1951年恒定市场份额(CMS)分析方法第一次被提出，该方法现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主要分析工具。该模型将一个国家的一种产品的出口划分为二阶效果，具体公式如下。
(二)数据来源本文取1998—2012年中国、日本、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所需要的相关数据来源如下:中国历年服务贸易额、日本历年服务贸易额、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来自于UNServiceTradeDatabase、W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Database)、中国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官方网站，具体数据来源均已在数据表下方标注，尤其是日本服务贸易2012年的数据是作者根据相关数据整理所得，可能存在微小误差，但不影响分析结果。为分析比较中、日两国不同时间段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其变化过程，本研究将研究区间分为三个阶段:1998—2002年为第一阶段、2003—2007年为第二阶段、2008—2012为第三阶段。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为了研究需要，本文将运输服务、旅游、建筑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划为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将通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电影、音像划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此基础上整理中、日两国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进口值、出口值、进出口总额等数据，依据整理的基础数据运用上文模型公式计算，进一步得出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解情况，并对具体数值做出经济解释，而且根据当时经济环境做深层次原因解析。
(一)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研究根据前文介绍的模型公式，计算得出中国知识/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CMS二阶效果分解结果，具体数值如表2所示。1．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研究。(1)结构效果及二阶分解效果分析。通过CMS二阶效果分解数值可以看出，结构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51．5%、78．8%和91．4%，纵向对比发现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趋势明显，说明在中国经济总体增长过程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额也随之显著增长。增长效果分析。1)增长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54．1%、44．8%和58．6%，比重状态表现较稳定(50%上下)，说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因地区整体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需求的增加而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2)市场效果分析。市场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15．1%、44．2%和18．0%，呈现“倒V型”走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第一阶段中国将更多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向需求相对小的国家出口，出口分布不够合理(深层原因有可能是在中国加入WTO的初期，对世界服务贸易产品的格局和自身竞争力定位不准)，而第二阶段的高比重说明政府从第一阶段的不合理出口导向中发现问题，并对产品的出口地进行了相应调整，第三阶段的稳步数值说明产品布局调整后，产品出口在地区内实现了一定均衡。3)商品效果分析。商品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6．1%、－8．2%和15．0%，整体比重呈现“V型”走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生产结构不合理，内部各行业的产出比例不符合地区实际出口供需比例，第三阶段的高弹性回升说明政府对产品内部生产和出口比重进行了合理调整，且效果明显。4)结构交互效果分析。结构交互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4．4%、－2．0%和－0．1%，由于结构交互效果是由出口商品的结构与出口市场分布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论上应具备在二者中表现更强势一方的特征，但并不绝对，如第三阶段的结构交互效果是－0．1%，而同期的商品效果和市场效果分别是15．0%和18．0%，具体原因我们可以从市场效果的“倒V型”走势角度分析，造成这一负值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接下来的比重调整过程中，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市场效果比重下滑过大。①(2)竞争效果及二阶效果分析。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8．6%、18．9%和6．9%，呈现下降的趋势。竞争效果占比正相关反映相对出口的能力，即竞争效果占比下降意味着同期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相对出口额增长速度下降。在整体竞争效果方面，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1．6%、43．7%和27．6%，表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具备一定的整体竞争力。具体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0%、－24．8%和－20．7%，均为负值，表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特定市场竞争力较弱，有必要调整出口方向。(3)二阶效果及分解效果。二阶效果主要是在结构效果和竞争效果两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动态结构残差效果的数值在第二、三阶段均小于零，表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份额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2．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研究。(1)结构效果及二阶分解效果分析。对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来说，结构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97．1%、67．8%和138．6%，说明在中国经济总体增长的过程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也随之增长，增长势头比同期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更猛(第二阶段略低)。一是增长效果分析。增长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167．6%、90．7%和311．2%，表明随着世界经济及整体出口额的快速发展，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呈加速增长的趋势，明显快于同期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速度。二是市场效果分析。市场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1．5%、－10．1%和－41．7%，在三个阶段都为负值，表示中国集中向相对慢速增长的市场出口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主要是出口发达国家)。三是商品效果分析。商品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40．7%、21．8%和－44．5%，整体比重呈现出“倒V型”走势，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商品效果截然不同，这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类型在不同阶段不同，并且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正好呈现出了互补的关系，即表现为相对较快的出口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时期，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较慢，反之亦然。四是结构交互效果分析。结构交互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8%、－34．7%和－93．1%，由于结构交互效果是由出口商品的结构与出口市场分布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论上应具备在二者中表现更强势一方的特征，但并不绝对，如第二阶段的结构交互效果是－34．7%，而同期的商品效果和市场效果分别是－10．1%和21．8%，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几乎全部向发达国家出口引起的。(2)竞争及二阶效果分析。竞争效果三阶段的比重分别为－19．4%、49．7%和－58．4%，整体表现出了“倒V型”走势，且三个阶段的相对波动较大。从整体竞争效果角度来分析，在第三阶段甚至降到了－142．8%，表明在竞争力方面，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相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来说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但其具体的竞争效果却表现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日两国出口结构比较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中国出口额总体的增长，并且优化了出口结构，变化方向变为利于出口增长的方向。(3)二阶效果及分解效果。由三阶段二阶效果、纯二阶效果和动态残差效果的对比看，第二阶段的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比重都发生了较大的波动，说明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市场中，出口份额的增长具有一定的不稳定特征。
(二)日本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研究1．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研究。(1)结构效果及二阶分解效果分析。由表3数据可知，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结构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44．9%、61．4%和119．0%，比重均大于50%，第一阶段比重甚至大于200%，表明出口变动是引起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结构效果变动的主要因素。一是增长效果分析。增长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56．9%、16．7%和25．8%，比重状态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说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因地区整体出口额的增加而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但相对于中国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二是市场效果分析。市场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169．8%、33．0%和66．4%，整体比重呈现出“V型”走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第二阶段日本将更多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向需求相对小的市场(国家)出口，出口倾向不够合理，而第三阶段的比重回升说明了日本政府从第二阶段的不合理出口导向中发现问题，并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的出口地进行了相应调整。整体来看，即使是在第二阶段，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市场效果也在合理的范围内，市场选择较为合理。三是商品效果分析。商品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0．7%、－14．5%和13．2%，整体比重呈现出稳步增长走势，说明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生产结构在逐步优化，内部各行业的产出比例较为符合地区实际出口供需比例，第三阶段的正值分解效果说明日本政府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内部生产和出口比重处在合理的范围内。四是结构交互效果分析。结构交互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8．9%、26．1%和13．6%，对照同期市场效果和商品效果可知，在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二阶分解效果上，市场效果起到决定性作用，日本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更加合理的选择服务贸易产品分布，以形成更加明显的出口竞争力。(2)竞争效果及二阶效果分析。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9．3%、16．3%和10．1%，基本呈现上升的趋势，竞争效果占比的提升表明相对出口数额也随之增长，即在相同阶段，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快于其他(国家)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在逐步提升。整体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1．9%、67．5%和51．0%，表明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近年来相对中国优势更加明显。具体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51．2%、－51．2%和－51．0%，均为负值，且绝对值较大，表明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朝着对出口增长不利的方向发展。(3)二阶效果及分解效果。二阶效果具体的研究对象为一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变动程度，主要是在结构效果和竞争效果两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动态结构残差效果在研究中的数值在第一、三阶段均小于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日本的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来说，在增长相对较快的市场中，出口份额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由原先的较快增长转变为现阶段的较慢增长。2．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研究。(1)结构效果及二阶分解效果分析。对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来说，结构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1386．8%、45．3%和83．6%，说明在日本经济总体增长的过程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也随之增长，增长势头比同期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更猛(第二阶段略低)。一是增长效果分析。增长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412．7%、－16．8%和18．2%，表明随着世界经济及整体出口额的快速发展，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在前两个阶段呈现下降趋势，第三阶段才有所好转。二是市场效果分析。市场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39．9%、33．9%和26．8%，第一阶段为负值，表示日本在该阶段集中向慢速增长的市场出口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第二、三阶段的正值说明这一状况通过政策调整有所好转。三是商品效果分析。商品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918．0%、31．1%和15．0%，整体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逐渐减少。四是结构交互效果分析。结构交互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83．4%、－3．8%和23．6%，由于结构交互效果是由出口商品的结构与出口市场分布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论上应具备在二者中表现更强势一方的特征，但并不绝对，如第二阶段的结构交互效果是－3．8%，而同期的商品效果和市场效果分别是33．9%和31．1%，这一现象可能是由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几乎全部出口到发达国家引起的。(2)竞争及二阶效果分析。竞争效果三阶段的比重分别为494．2%、100．5%和48．2%，整体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12．4%、96．1%和56．4%，具体的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181．8%、4．4%和－8．2%，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在竞争力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表现为逐步下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在逐渐降低，在发展过程中优势不足。(3)二阶效果及分解效果。由三阶段二阶效果、纯二阶效果和动态残差效果的对比看，第二阶段的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比重都发生了较大的波动，说明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市场中，出口份额的增长具备一定的不稳定特征。动态结构残差占比表现出持续下降的发展趋势，且在最后一期呈现为－60．5%，这是一个较高的负值，其形成的原因可能是日本政府的政策限制，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很少，因此在需求增长较快的市场所占份额增长缓慢甚至出现相对负增长。
(三)中、日服务贸易竞争力分解效果比较分析由上述分析可知，中日服务贸易在发展过程中各具特色。服务贸易出口的特点可以间接地反映该地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对其具体的优势分析如下:1．结构效果比较。通过对中、日两国分类服务贸易结构效果横向与纵向对比分析，发现两国服务贸易均表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但具体到二阶效果存在一定差异。以增长效果为例，中国和日本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增长效果均大于零，说明地区出口额的增加就会引起地区附近各个国家出口的增加，并增加该地区各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动力。中国和日本服务贸易增长效果比较情况见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和日本分类服务贸易的增长效果发展趋势大致相同，但增长幅度存在较大差异，两国均在第二阶段出现大幅度下降，并在2008年以后开始出现回升，但日本的回升速度远远大于中国的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增长情况和效果均优于中国，这和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中国主要是靠数量增长并不矛盾。类似地可以得到中、日分类服务贸易市场效果、商品效果、结构交互效果在同一阶段表现不同，相应的政策调整时间也不同，这和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阶段及其他外部因素有关。图1中国和日本知识/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效果图2．竞争效果比较。在对竞争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得出近年来中国和日本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方面国际竞争力发展趋势不同，中国服务贸易竞争效果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日本服务贸易竞争效果呈现出上升趋势(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总体仍然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具体来说，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整体竞争效果方面，中、日两国均具备一定的整体竞争力，近年来日本相对中国优势更加明显。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具体竞争效果方面，中、日两国在特定市场竞争力均较弱，日本的竞争力更弱，出口增长发展不利，有必要调整出口方向。在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整体竞争效果方面，两国均表现为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日本的占比绝对值在缩小，说明日本相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在好转。但其具体的竞争效果却表现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日两国出口结构比较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中国出口额总体的增长，并且优化了出口结构，变化方向变为利于出口增长的方向。3．二阶效果比较分析。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动态残差的比较中，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占比为正数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中、日两国间，中国主要满足了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产业的增长需求。但是在第三阶段，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效果占比为负数值，这也表明了中国在该方面的发展虽然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但是在整体的发展上并不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生产成本逐步提高的前提下，中国在该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将逐步恶化。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通过对中日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有以下发现:1．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不同。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中国和日本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分解一阶效果中都是结构效果在起决定性作用，说明中国和日本服务贸易的竞争力都随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而增强，但是在“单线沿途”传导过程中，二阶效果决定因素不同。在中国，增长效果是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次级因素，而在日本，市场效果是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次级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服务贸易主要是靠迅速增长的出口额而获得国际市场竞争力，而日本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主要是靠市场效果进行拉动，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主要靠市场效果和商品效果进行拉动。进一步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很大程度上是靠出口的“量的积累”拉动竞争力，日本的服务贸易则主要是通过选择市场和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升竞争力。2．中日两国分类服务贸易出口倾向不同。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主要出口到需求相对小的国家，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到发达国家，且后者增速高于前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分类服务贸易仍然以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