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官整顿剖析材料范例6篇

士官整顿剖析材料

士官整顿剖析材料范文1

为了贯彻落实XX省公安队伍教育整治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总队的有关要求,根据《XX消防支队“三个专项整顿”实施方案》的要求,按照支队统一部署开展了这次作风纪律教育整顿活动。通过近期的学习教育和“六查六看”的查摆剖析,我从思想、作风、纪律、工作各个方面认真反思,深刻检讨,发现自身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现剖析如下:

一、自身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思想意识不够强。表现在:对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执行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不具有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危机感。不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没有培养自己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认识事物只停留在表面,未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事物的理解不深刻、不全面。

(二)工作中缺乏顽强拼搏精神,专业业务素质没有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作按部就班凭经验办事的“经验主义”;二是满足现状,认为各项工作都搞得不错,自己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躺在功劳薄上休息了,缺乏再接再厉、持之以恒的精神;三是正确运用科学理论,探索新时期政治工作的新路子,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领导艺术水平方面下功夫不够。

(三)工作缺乏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积极健康思想斗争的勇气。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深刻含义作用认识不足,没有看到这一有力武器的效应;二是“怕”字当头,怕讲不准,怕伤和气。以至于班子成员之间、同志之间“一团和气”,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开展不起来。

(四)工作开展的深入程度不够,在总结提高的能力上有待加强。在实际工作中,自己有明显的“忙于事务,被动应付工作”的痕迹,创一流业绩、建一流大队的持之以恒的后续力量不足,只求工作任务的完成,不去认真思考,认真总结,从而没能很好的在经验中提高自己。

二、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对政治学习“走过场”。停于形式,敷衍了事,在政治学习时存在应付心理,没有把参加政治学习和主动接受思想教育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来认真对待。因此,在看问题、想办法上政治敏锐性不强,前瞻性不够,只是立足目前,不能放眼未来。在大是大非面前还尚能正确把握,但在小节方面就得过且过,不能从严要求自己。平时虽然经常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但思想上未引起高度的重视,学习目的不够明确,学习时缺乏思考,只从字面上理解思想,没有意识其思想的精髓,使自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实际脱钩,没有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使学习变得形式化、教条化。

(二)业务水平不高,缺乏敬业精神。一方面,自认为是专业学校毕业,消防业务知识踏实,实践经验积累丰富,不去钻研;另一方面,缺乏敬业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得过且过,业务水平要有提高,必需要对业务钻研,而自己在业务方面存有依赖性。

(三)工作方法简单。只安于表面,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就可以了,处理事情方法比较简单,没有创新精神,工作作风还不够扎实,对问题不作深层次的分析,思考不深刻。

(四)事业心责任感减退,自身要求不够严格。跟前几年相比,自己在近期的工作上的确有放松的迹象,主要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接手大队所有事项,大部分时间忙于工作的交接上,没有真正沉下心来进行部队正规化的管理和自身业务知识的加深上,同时心里也有一些“等、靠、慢”的情绪,所以放松了对部队的要求,只顾得个大局。

三、解决问题的措施

1、加强政治学习和党性培养,不断用马克思、列宁、理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断加强共产主义道德修养,以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以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作风,以百折不饶、知难而进的勇气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2、再修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课,切实从思想深处摒弃一切不利于工作、不利于部队管理的错误想法,确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确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思想,确立依法治警、从严治警的思想,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真正合格的基层干部

3、在工作方面求真务实,真正沉下心来抓好部队管理,勇于吃苦,勇于奉献,不等不靠,增强事业心责任感,加强自身表率作用,努力把大队建成管理严格、作风优良、军事过硬的先进大队。

4、加强自我改造,提高综合素质。目前对我而言,最大的问题是要加强业务学习,只有狠下决心,提高对学习业务知识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自觉、刻苦地钻研业务,务实基础,灵活运用合理的方法和措施,热爱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虚心好学,遇到问题多看多问多想。

士官整顿剖析材料范文2

一、主要做法

(一)狠抓“一班人”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我们把塑造好支部“一班人”的自身形象,作为加强党支部建设的重点,一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加强支部内部团结,充分发挥出整体效能.为了增强支部内部团结,我们认真贯彻团党委关于支部建设的指示精神,逐项抓落实.,对支部进行了为期5天的整顿.在整顿中,组织支部“一班人”重新学习了党的基础知识,按照《》的要求,对思想上、工作上存在的问题,认真进行解剖,找出症结,明确了努力方向.同时,相互之间开展交心通气、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活动,并对一名工作消极、闹转业的支部委员进行了重点帮助,使他认识了错误,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工作.其次,认真落实党的组织生活、评议党员、报告工作等7项制度,依靠制度来管组织、管党员,努力造成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组织管理和监督的环境,从而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努力树立良好风气.我们把切实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作为党支部建设的重要环节来抓.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党纪建设的新特点,我们制定了《党支部保持廉洁的7项规定》,并发动群众监督执行.8月份,连队担任营房建设任务,各种建筑材料应有尽有,连队干部没有人拿一块木板一颗钉.连队库房里也经常储藏一些鸡、蛋、鱼、肉,连队干部没有开过一次小灶,没有用公家的东西送过一次礼.在转志愿兵、评先进和选调人员学技术等问题上,均由群众推荐,党支部审查决定.连队干部不拉关系,不走“后门”,不搞个人说了算.

(二)扎扎实实地抓好专题教育,着眼于提高全连官兵的政治素质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的转变,加上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对部队建设的影响,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为了使干部战士的思想认识适应新的形势,我们依据上级有关政治教育的指示,结合连队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主要开展了四个专题的教育:

1、针对国内外形势,狠抓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我们把深入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作为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永远合格的重大措施来抓.,认真组织干部战士学习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指示精神,使大家自觉地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一

致.其次.紧密联系实际,灌输基本道理,从根本上澄情是非,统一思想.通过举办理论讲座等形式,使大家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再次,举办了“爱我中华”读书演讲会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奖征文活动,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理解.

3、根据上级指示,认真进行法律常识教育.我们组织干部战士学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系统地上了《法律常识》课,还组织了法律知识竞赛,到地方参观违法犯罪的实物展览等活动,从而增强了干部战士知法守法的自觉性.今年来,连队没有发生违法现象,在上级组织的法律知识考核中,人人都拿到了合格证书.

士官整顿剖析材料范文3

一、充分认识开展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作风整顿建设活动的重大意义

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严明工作纪律,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机关干部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强化机关干部的服务意识,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措施;是实施“开放立县、工业强县、产业富民”发展战略和我镇“修路、治水、发展产业、构建和谐社会”工作目标,促进我镇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镇干部作风总体上是好的。特别是通过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去年9月以来开展的机关干部作风整顿,全镇各级干部精神更加振奋、作风明显好转,为推进我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也要看到,在一些部门和单位中、在一些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身上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1、确实还存在少数领导干部和一般机关干部执行纪律不严。例如在上下班制度上总有个别同志存在自由散慢现象,不是根据工作需要在上班,而是根据个人意愿在上班;有的干部填写当日上班情况与本人实际去向不符,有的参加会议迟到或不作笔记、或会场内打接听手机、摆龙门阵等。再如在廉洁从政制度上,有的同志平时还有“超规定用公款办招待和擅自公款租车”的现象;个别同志上班办私事,甚至个别同志在生活作风上不注意小节,如有的上班迟到,中午11点就早退不知去向,有的工作日中午违反禁令饮酒,有的下午没有在岗甚至从事娱乐活动,以至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2、存在着“忙的忙死,空的空死”和“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空喊的,喊的不如捣蛋的”的现象。部门之间、干部之间所承担的工作量和工作任务差异较大。有的部门、有的干部工作量较大,连周末的时间都放进去还不够用,有的部门、有的干部工作量小,相对轻松,连正常上班的时间都有无所事事的现象。还有就是一些同志反映到,自己或他人的岗位与自身的特长、喜好不相符,影响到个人潜能的发挥和整体效能发挥。一些干部缺乏工作热情,缺少上进性。有的同志对自己要求不高,有个别同志还存在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个别领导和中层干部不能以身作则,既没有勇挑分管工作和本部门工作任务的责任心,又不想如何去管好下属,不努力做好部门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党委、政府布置的工作总要打点折扣,对本部门的职能工作是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与突破无缘,和创新无关。没有起到领导和中层干部应有的带头示范作用,甚至听之任之。

3、有的工作作风不实,办事效率不高;有的因循守旧,开拓进取不够,自我感觉良好;有的不敢碰硬,坚持原则不够。

4、一些机关干部精神不振。尽管天天象模象样地上下班,但其精神萎靡的情况明显存在。工作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个别同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注重自身形象,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在工作上碰到困难时,不主动想办法、找思路,却消极对待被畏难情绪所左右。对被服务群众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不给钱不办事、态度生硬、缺泛热情和应有的工作激情,喜欢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人”等现象。

5、有些部门大局观念不强、自由散漫;有的工作重部署轻督查,影响了整体工作的推进。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直接影响到机关的整体形象,若不引起重视,尽快解决将会影响到镇域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放松了对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建章立志的速度也跟不上机关对新制度需求的速度,还有就是已有制度的执行力度上还存在薄弱环节;二是没有将作风建设与其他工作很好地结合,把转变机关作风人为地孤立开来,使机关作风建设的速度明显滞后。为此,所有领导干部及中层干部、一般干部和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加强新形势下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市、县委和镇党委的要求上来,深入学习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按照杜青林、谭力、廖明书记分别在省、市、县作风整顿建设动员会上的讲话要求,下决心解决干部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全镇大力营造“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的浓厚氛围,努力开创我镇各项事业新局面。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按照中央关于大力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省委关于“为民、开拓、务实、清廉”的要求、围绕市委提出的“责任、为民、实干”的主题紧密结合XX镇情、干部思想作风现状和工作实际,把作风整顿建设活动作为实施三台县委确立的“开放立县、工业强县、产业富民”发展战略和“发展工业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三台”三大重点及镇党“两代会”确立的“修路、治水、发展产业、构建和谐”四大项目的强大动力。围绕“干部沉下去、工作搞上去”,确定把“转作风、提效能、树形像”作为主线,把制度建设贯穿始终、把推动工作贯穿始终,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深入开展“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为载体的主题实践活动,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切实增强学习意识、大局意识、民主意识、自律意识、服务意识,促进全镇党风政风进一步根本好转,推动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明显改善,不断巩固和衷共济、政通人和的政治局面,为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新XX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通过强化学习,组织讨论,查找问题,全面整改,坚持“教育整顿是基础,解决问题是重点,转变作风是根本、促进工作是目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正面教育为主、开门整顿建设、强化制度保证、‘两不误、两促进’”五条基本原则,进一步统一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全体机关干部的思想、工作责任心和纪律观念,发扬政府机关团结奋进、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干事创业的精神,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从而确保全镇干部队伍思想上不落伍,行动上不掉队,认识上有提高,工作中有创新。

三、作风整顿建设的重点

要按照中央倡导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及省、市、县领导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动动员大会精神的要求,从三个方面作为作风整顿建设上的重点。

1、要切实整治“漠视群众、官僚主义,精神萎靡、不负责任,工作漂浮、形式主义,滥用权力、贪图享乐”的不良风气,切实解决“为民、开拓、务实、清廉”的问题。

2、要大力弘扬五个方面的作风,切实解决当前干部作风建设上的突出问题,一是端正导向,大力弘扬真抓实干的作风,切实解决工作不实、效率不高的问题;二是牢记使命,大力弘扬坚持原则的作风,切实解决软弱涣散、不敢碰硬的问题;三是自强争先,大力开拓进取的作风,切实解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问题;四是遵守制度,大力弘扬顾全大局的作风,切实解决各自为政、部门利益严重的问题;五是真心为民,大力弘扬清正廉洁的作风,切实解决无事生非、腐化堕落的问题。

3、要努力实现“五个突破”。一是在“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上有新突破;二是在为民办实事上有新突破;三是在开拓进取、勇于争先、争创一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上有新突破;四是在狠抓落实、提高效率上有新突破;五是在清正廉洁、带好队伍上有新突破。

4、要在解决群众关心热点和难点上下功夫,重点抓好同德街道整治和XX场镇天然气工程的开通。

四、作风整顿建设活动的方法步骤

这次干部作风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整顿活动从2月上旬开始,至5月初结束。分动员布署、自查自纠、整改提高、总结表彰四个阶段进行。按照统筹考虑、科学安排、有序推进的原则,着重抓好专题学习、民主生活会、整改建设和监督管理等重要环节。坚持边工作边整改,把查找问题、整改提高、制度建设贯穿整顿始终,实现整顿和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1、动员布署阶段(2月上旬至3月10日)

一是成立XX镇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动领导机构及办事机构。

二是党委结合XX实际制定好我镇开展领导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

三是做好动员和集中学习阶段的准备工作,分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两个层次,准备好专用学习记录本,集中学习点名册,作风整顿学习园地,集中学习的文件资料等。

四是召开XX镇作风整顿建设活动动员大会,对我镇作风整顿建设工作进行安排。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杜青林、谭力、廖明等书记分别在省、市、县作风整顿建设活动动员会上的讲话和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及全县经济既党建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镇各项工作实际,有针对性顾剖析典型案例,开展新形势下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动大讨论,切实提高对加强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动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为抓好作风整顿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2、自查自纠阶段(3月11-4月10日)

主要任务是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围绕作风整顿建设的工作重点,认真查找党委、人大、政府领导班子和各部门在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并坚持边查找、边整顿。主要是要结合“惠民行动”、清洁农村大行动等,认真查找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收费、医疗卫生、社会治安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及时发现并调处各种可能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矛盾纠纷,坚决纠正在落实支农惠农政策、征地补偿、工程招投标、移民安置、教育收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资市场管理等方面存在原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镇作风整顿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将抽调人员组成调查组,采取多种方式深入社区、村社和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汇总整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形成调查报告反馈给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个人。在此基础上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征求的意见和查找的问题,领导班子和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深刻剖析根源的危害性,形成剖析材料,并制定出具体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内容、整顿措施和整顿时限,落实整改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一般干部也要针对自身存在着的问题进行剖析和撰写整改材料。

3、整改提高阶段(4月11-25日)

主要任务是按照整改方案认真落实整改,并建立和完善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党委将针对自查自纠阶段查找出来但尚未解决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整改纠正,确保整改收到实效。对整改情况也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布,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以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来检验整改成效,如整改效果不好、多数群众不满意要重新进行整改。同时要紧紧抓住正确行使权利、强化领导责任,狠抓工作落实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关键,建立健全各项工作的决策、执行、报告和考核机制,落实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在整改提高阶段,要在全镇广泛开展以“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为主要内容的“三用心”主题实践活动。在“三用心”活动期间,要真正为群众解决2件以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

3、总结表彰阶段(4月25-30日)

为实现通过整顿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的目的,党委要按照党政领导、中层干部、一般干部和镇属单位、部门四个层面进行表彰,树立一批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树立正气、弘扬正气。对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典型事迹、由镇作风整顿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县委写出专题总结报告,迎接县4月底5月初对我作风整顿建设活动的验收。

五、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既一般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动的组织领导

1、健全组织机构,落实领导责任。全镇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作风整顿建设活动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党委成立作风整顿建设活动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蒲明勇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纪委,负责组织开展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马远德兼任。围绕“修路、治水、发展产业、构建稳定和谐”四个专题项目的全面落实,分别由党委委员负责牵头主抓,对作风整顿建设工作落实不到位、开展工作不得力、甚至顶风违纪的,要予以严肃处理。

2、健全工作制度,坚决防止走过场、流于形式,坚决避免一般化、应付了事。

3、引入社会评价,确保群众满意。要广泛吸收镇内的县、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参与,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评判。活动结束后,镇党委要在领导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召开一次民意测评会,采取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个别谈话等形式,组织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如因组织不得力、措施不到位、活动走过场、群众满意度低等情况,必须重新补课。对作风方面的典型案件,纪委要逗硬查处。

4、搞好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镇广播电视站、文化站等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电视、板报、橱窗、标语、公示栏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开展作风整顿建设活动的重大意义及成效,宣传先进典型,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要及时向县、市领导干部作风办和上级新闻媒体宣传我镇作风整顿建设的信息和新闻稿件,在更广范围宣传我镇作风整顿建设的做法和成效。

士官整顿剖析材料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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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古代赤潮记录的发现与辨析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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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整顿剖析材料范文5

一、主要作法

(一)狠抓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净化队伍思想,促进队伍管理,为中队建设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转变工作作风,稳定思想,为中队建设铺好路,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生命线”的地位不动摇。通过多形本资料属于请原创网站查看式,多渠道的教育灌输,针对队伍中存在的各种不纯动机,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先进的事迹鼓舞人;以严明的纪律约束人,教育官兵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

今年上半年在支队党委和大队的领导下,我们深入开展了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们的主要做法如下:

大队党委召开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动员大会、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消防局、省、总队、支队有关会议精神,阐明了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了目的、意义、原则、方法、步骤和要求。在学习教育过程中大队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开展学习。以确保学习的时间、人员、质量三到位。我们还注重运用丰富的载体,灵活多样的组织学习。

“检查评议”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这一阶段的教学活动中,我们认真查找存在问题,边学边改,边查边改,体现三个“实”字。一是查找问题注重联系实际。二是对照检查注重实事求是。为了使教学对象能在查摆问题时能突出重点,大队召开了党员大会对征求的意见进行反馈,全面准确地向党员干部反馈群众意见。三是边查边改注重突出实效。经过学习教育,大中队干部、党员的思想作风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综合素质明显提升。

大队党员干部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一一归类,抓住主要问题,精心制订了整改方案,听取群众意见,反复修改方案,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在制定整改意见的过程中,我们坚持做到能整改的马上整改,对一时不能整改的研究制订整改措施,列出具体整改项目,落实了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据统计,大队就加强理论学习、改进工作作风、加强队伍管理、充分发扬民主等方面制定落实措施共计项。

本次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中队全体官兵能够更好地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在工作中努力做到“敬业奉献、清正廉洁、团结协作、严守法纪”,自觉维护党员干部的良好社会形象,党员干部思想上更加尊重群众,感情上更加贴近群众,行动上更加深入群众,消防官兵作风的转变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成绩只能说明过去,只有深入开展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我们的队伍才能发展壮大,战斗力才能不断得到提高。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要在不断的查找问题和改进中积极进取,将“”工程全面推进。

(二)全面贯彻消防局召开的“”从严治警加强队伍管理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入开展纪律作风整顿。

在大队党委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作风纪律整顿领导小组,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和计划时间安排,着重从以下几个步骤着手严抓落实。

把握集中学习关。在集中学习阶段,我们主要学习了新《条例》、公安部“五条禁令”,《公安消防部队官兵、营区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在新《条例》学习中,我们组织官兵进行原文学习,对于重点内容,则要求熟悉牢记。干部自身起好表率作用,掌握好新《条例》的重点章节和主要内容,以及需要讲解的重点,做好备课记录。对于参加学习的人员则要求笔记本、作业本、心得体会记录本、剖析材料记录本都到位,真正收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查摆问题不护短。中队党支部召开会议强调了本次查摆问题的重要性,要求大家以谦虚谨慎的态度进行自查和互查,从一日生活制度出发,从日常管理中显现的不稳定因素出发。中队通过讨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做的不够:、干部队伍中存在事业心、责任心不强,创新意识差的问题。、士兵队伍中存在的服务意识淡薄、纪律观念不强的问题。

整改落实行动快。大中队官兵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措施,完善了各种制度。具体做法是:一是要求全体官兵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认真的工作态度,对自身存在的不足进行纠正。二是设立安全奖惩措施,坚决做到凡是违反部队条令条例和中队规章制度的行为,都视为违反安全工作,不得评为先进个人;三是加强领导小组的领导作用,将责任明确到人,做到时时防事故,事事讲安全,把所学的《条例》真正融入到官兵生活、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

通过警示教育结合“作风纪律教育回头看”,提高官兵对自己的纪律观念和作风养成的重视程度。把“两个经常性工作”落到实处,把不安全的苗头消灭在萌芽阶段。

(三)、狠抓“班子”建设,发挥战斗核心堡垒作用,增强中队凝聚力

干部率先垂范,与战士实行“五同”,做好战士的表率,建立起了良好的官兵关系。同时支部一班人把入党、考学、转士官等涉及战士利益敏感性问题实行民主,杜绝“一言堂”,增加工作透明度。在处理好战士之间的关系的同时,做到干部之间、官兵之间相互监督。通过以上措施的采取,官兵工作作风、主动性、积极性有了明显的改观,有效地保证了各项重大、复杂任务的完成。

(四)深化大练兵活动,提高灭火救援制胜能力

今年,岗位大练兵再一次给消防部队掀起了一股练兵热潮,中队官兵练兵热情高涨。

=、加强基础训练科目力度

根据支队要求,中队认真组织官兵学习《灭火救援基础业务理论》,提高各级人员业务理论水平,大力开展体能训练。训练中,坚持按纲施训、按职施训,做到“干部战士一起练”,改变了以往“战士练,干部看”的被动局面,激发了官兵练武热情,以操场为战场,以训促战,保证训练项目、时间、人员、效果四落实,中队内部形成了一股比、学、赶、帮、超的氛围。通过为期三个多月的训练,中队官兵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增强。

=、加强业务调查和灭火指导演练,提高灭火协调作战能力

针对中队辖区“城乡结合面广,高层建筑林立,瓦棚结构建筑颇多”的特点,大力开展业务调查,展开灭火演练,干部详细讲解各类火灾的处置扑救对策,做好“传、帮、带”工作。年初,中队对辖区重点单位、高层建筑、交通道路、水源进行了全面调查,结合重点单位保卫发展规模,不断改进灭火预案,组织官兵对辖区的商场、仓库、加油站、酒店等重点保卫单位进行实地演练,把训练场搬进保卫单位,贴进火场,以练为战。

(四)加强后勤建设管理,推动正规化建设进程

由于中队条件限制,中队立足现有状况,坚持经常性、高标准的抓好“硬件”和“软件”两大建设。

=、利用有限的经费对营区基础设施进行废旧立新,大刀阔斧地维修改建,请版权所有共建单位专业人员对中队的漏水管道进行修补或重新安装,并对战斗班寝室地面上破裂的瓷砖进行重新铺设,为战士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针对中队热水器老化破损严重,中队从紧张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购置了新的热水器,方便了官兵的生活。中队还定期为花草树木进行修剪。在对大棚蔬菜的种植上,中队派专人负责,并请来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大棚蔬菜喜获丰收,辣椒、黄瓜收成都有百斤以上,缸豆、西红柿也果实丰硕,在满足了中队的日常食用需要,还有部分盈余。中队便将缸豆、黄瓜进行腌制,以备食用。

=、各项后勤管理措施得力。经委会活动经常化、财务账目公开化,司务长、分管后勤干部职责明确。

士官整顿剖析材料范文6

〔关键词〕木瓜之役;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风潮;夏震武;许寿裳;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5-0037-09

1910年,鲁迅在给友人许寿裳的信中提及:“木瓜之役,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1〕所谓“木瓜之役”发生于1909年底,其本事系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持续两周的大风潮。此次风潮的缘起,乃在师校教师许寿裳、鲁迅等人与新任监督夏震武之间的冲突,而其影响却远远超出师校之外,在杭州政、学、报三界都引发了强烈震荡。是役后,两级师范学堂遭受重挫,教务长许寿裳去职,另一当事人鲁迅亦返回故乡绍兴。及至给许寿裳写信之时,距“木瓜之役”已满一年,但鲁迅提及此事,胸中仍有块垒难平:“藐躬穷奇,所至颠沛,一遘于杭,两遇于越,夫岂天而既厌周德,将不令我索立于华夏邪?”〔2〕其中“一遘于杭”四字,道尽彼时风涛之险。

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杂志,鲁迅自此介入“文学革命”,并逐渐以新文学作家的身份知名于时人。及至1936年逝世时,鲁迅作为新文学作家的经典地位已然确立,1940年代之后更是声望日隆,迄今盛名不衰。由此,“木瓜之役”及其指涉的“师校风潮”常常作为民国元年前鲁迅的生平经历予以审视。但由于鲁迅本人回忆材料的缺失,加之彼时日记、书信内容的湮灭不闻,从而导致“一遘于杭”的经历成为作家生平的一大空白。后世鲁迅研究界对“木瓜之役”的钩沉索隐,也正是以补足作家生平为鹄的。

有关“木瓜之役”的详细叙述,最早来自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之后,张宗祥的《回忆鲁迅先生》、杨莘耜《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等文也对此事多有叙述。许、张、杨三人系鲁迅在两级师范学堂时期的同事、挚友,也是“木瓜之役”的参与者,自然在立场、心态等方面与鲁迅本人多有相通之处。这既为后世研究者对鲁迅此一时期经历的探讨提供了材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木瓜之役”的叙述方式。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中,鲁迅向许寿裳提及“木瓜之役”的原信收录于第11卷(书信卷),而文后注释列出的“木瓜之役”一条,对其本事扼要叙述:

一九九年夏鲁迅自日本回国,经许寿裳推荐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化学教员。同年冬,该校原任监督沈钧儒去职,清政府改派夏震武继任。夏为封建顽固派,以道学自命,为人木强,人称夏木瓜。他到校后对学校工作百般指摘,并要全体教师以下属见上司的礼仪参见,许寿裳、鲁迅、张宗祥等二十多人乃罢教、辞职,并搬出校外,以示抗议。夏又令学生至礼堂谒见,学生亦愤而罢课,延续两周。夏被迫离职,教师胜利返校,开会庆祝并合影留念,这次事件被称为“木瓜之役”。 〔3〕

表面看来,此条注释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侵扰,其语气也颇为客观,注释者似乎已经把鲁迅经历的“木瓜之役”予以了历史化叙述。但问题在于,无论是鲁迅自身的书信,还是许寿裳等人的回忆文字,都带有鲜明的主观化色彩,“夏木瓜”一词本身就是鲁迅友人圈子内部的话语。而更重要的是,鲁迅后来虽为著名作家,但在此次风潮中并非重要人物。因此,从作家生平层面展开的“木瓜之役”叙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从近代史层面对两级师范学堂风潮予以考察的范围和幅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集注释的末句把“木瓜之役”称之为一次“事件”,恰恰有着对“风潮”本身的限制和遮蔽。

相比“风潮”而言,“事件”的边界逼仄且具封闭性。

从空间维度上看,以鲁迅为中心的“事件”半径极短,其叙述所及只能达于师校教员与监督冲突而止,这不仅导致对立人物夏震武的形象出现了脸谱化、符号化的倾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把浙江巡抚、提学使司、地方教育会、学生群体等在风潮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因素排除在叙事视野之外。而从时间维度来看,作为“事件”的“木瓜之役”基本把叙事锁定在鲁迅、许寿裳等人亲身经历的两周“风潮”中,而此次“风潮”发生的原因,及其后的历史影响,因与鲁迅生平没有直接关联,就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乃至涤除。

综上所述,本文并不准备对作为鲁迅生平的“木瓜之役”予以查遗补缺,而是将其拉出作家生平研究的既有框架,从近代史层面对其本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大风潮予以考察。在此一考察过程中,本文将以事发当时的报刊资料为基础“木瓜之役”相关史料,杨天石、王景山等先生有全面辑录。其中杨天石辑录《关于“木瓜之役”》,见于《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景山《“木瓜之役”大事日志》,见朱正、陈漱瑜编《鲁迅史料考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不再单纯依赖鲁迅、许寿裳等人的回忆文字,以期对“风潮”予以整体性、多角度的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鲁迅在“木瓜之役”事件中的角色地位,但却能够在对历史现场的还原中为呈现鲁迅等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心态提供某种可能的路径。

一、“新旧冲突”:

“木瓜之役”叙事中的文化立场如前所述,所谓“木瓜之役”(“师校风潮”)的缘起,在于许寿裳等师校教员与新任监督夏震武之冲突。结合晚清学界具体的社会情境来看,这一冲突有着相当的特殊性,如《东方杂志》评论中所说:“按历来学校风潮皆起于学生,惟此则起于新监督与旧教员之冲突,为向来所无。”〔4〕关于冲突的起因,鲁迅本人并未有任何回忆,而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中有扼要描述:

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5〕

相比而言,张宗祥、杨莘耜等人的回忆中似更为详实,且补足了更多细节:

夏监督到校之后,教务长许季就拿了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接洽,他就很不客气地说另有指示,季只好退出。接着就有一纸手谕下来。内开:一,定某日在礼堂与各教师相见;二,必须各穿按品礼服等等。这一来可就放了大炮,而且炮也炸咧。第一,要教师在礼堂见监督而且要穿礼服,这就等于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第二,袍褂、大帽、不但有的人很少,就有,也不愿意穿这种服饰(内中张燮和、夏D尊二人还有两条假辫子,季和鲁迅连假辫子也没有)。因此,以季为首认为监督对教师不礼貌,全体教师罢教,向提学使提出辞呈。〔6〕

上任前一天,夏有一信给许季,说是我明天到校接任,大家应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我们见了这封信,都哄堂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都齐集大楼上等他,果然他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穿着袍儿、套儿、靴儿的来了,他见了我们这一群人,衣冠不整,短发蓬松,又没有为他设孔夫子牌位,似乎有点生气,他就自己高坐在椅子上。季时为教务长,当然第一个和他接谈,他开口便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还没有说到第二句,大家听了,都勃然大怒,哄然而起,“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你说!”“你当面侮辱我们。”有的人还大声地骂他,“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老顽固,还配来做我们的校长。”大声呼喊,闹成一团,他看着样子不对头,就想脱身而逃。〔7〕

与许寿裳等人的回忆文字相比,时任监督的夏震武在风潮之中对此次冲突的描述似乎更接近历史现场,其在《致许教务长书》中归纳了“冲突”的三点原因:

季教习足下,足下所以反对监督者有三:一谒圣,二礼堂相见,三验收校具款项。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谒圣之礼,足下以教习而反对谒圣,是谓非圣无法;礼堂相见,教习居左,监督居右,宾主之礼,天下之通礼也。足下一教习而反对行礼,是谓蔑礼;验收校具款项,事界之事,非教界之事也,足下以教界而干涉事界,是谓侵权。〔8〕

把夏震武此信与许、张、杨三人的回忆文字比对,会发现后者的叙述与夏信之前两条在事实层面多有契合(其差别仅在价值判断上),而第三条所谓“验收校具款项”则被基本含糊带过。大致而言,前两者为“名”,第三者为“实”,名、实之间畛域分明,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许寿裳等人在回忆中重“名”轻“实”,体现出鲜明的后设立场:“庶务”的略去,淡化了夏震武作为师范监督的地位;而聚焦于“礼节”则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夏氏的文化身份。综观许寿裳等人的回忆文字,会发现描述夏震武“极端守旧”的文字比比皆是,如“理学大儒”“尊经、尊王”“道学”“孝子”等等。而“木瓜”一词本身,系师校教员为夏震武所取之绰号,其中也包含了对其“守旧”倾向的某种嘲讽:“杭州俗语,凡是遇到木头木脑不懂事情的人,都名之曰‘木瓜’。” 〔9〕如此,《东方杂志》所谓“新监督与旧教员之冲突”,实则被叙述成了“新教员与旧监督之冲突”:前者之“新旧”乃师校任职之资历,而后者之“新旧”乃是就文化立场而言。

在晚清独特的历史语境中,文化与政治这两者之间的畛域并不分明,因此许寿裳等人所回忆的“新旧冲突”,也常常与“革命/保守”的对抗相互缠绕。如张宗祥所说:“我们在前清末年的教书匠,除了一班‘禄蠹’之外,没有一个不提起皇帝就头痛,提起政府就眼乌的。”〔10〕杨莘耜也提及:“其时两级师范教职员中留日学生约占十之八九,短衣无辫。在夏震武看起来,这些人都是乱党,都是革命党,我们对夏亦看不顺眼,说他是个老顽固,说他是个假孝子(传说他在母死后庐墓三年中生有一子的事情,这种争论,在现在看来,也是很可笑的)。”〔11〕

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重名轻实”的叙述并非仅仅许寿裳、鲁迅一方所为,夏震武一方的回忆者们虽然持有完全不同的价值立场,但其对师校风潮的事实叙述同样建立在“新/旧”、“革命/保守”的二元结构上。与鲁迅友人一样,夏氏的学生也略去“庶务”性的“接收校具款项”,而强调夏震武的“守旧者”的身份,以揄扬其文化品格。如夏氏的门生周钟岳就在《灵峰先生墓表》中述及:

先生至教育会,则以廉耻教育宣于众。及任师校,亦以是励诸生,谓大乱将作,救亡之策,莫急于倡廉耻以正人心,闻者感奋。受任六月,绝干请,杜奔走,忤当事意,诸教习亦不便其所为,私相结以讦先生,先生遂引去。〔12〕

而另一位门人杨展成也忆及:

日本教习喟然告诸生曰:中国必亡,顾忠孝节义有一字即可立国。夏某庐墓六年,孝子也;弹劾亲贵,奔走行在,忠臣也。若此则四字有其二,在我国则欢迎不暇,而中国乃拒之,惟恐不速,中国必亡。〔13〕

由此可见,无论是鲁迅友人一方,还是夏震武门生一派,其回忆皆偏离了对师范风潮过程本身的描述,而试图通过叙述来申辩各自在风潮中所持的政治文化立场。如此,“新/旧”、“革命/保守”所指涉的社会史情境就被抽空了,它们成为历时性维度上的“意义”冲突。这其实使得后世对“木瓜之役”的研究总是从单纯的思想史层面展开,而以不同思想的“论争”为其框架,如林辰先生就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次风潮似乎是有夏震武对教员缺乏礼貌所引起,但骨子里却是一场具有政治意味的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所以,这次风潮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它在对待清朝政权和封建文化思想的态度上,表现了一场新和旧、革命和反动的斗争。”〔14〕即使在新时期之后,有学者逐渐从夏震武一方角度出发,重新理解“木瓜之役”,但仍然陷入了“翻案”逻辑的陷阱,未能超越“新/旧”、“革命/保守”的思维框架。

二、“非圣无法”:“礼教”背后的政治威压

如林辰先生所说,夏震武是一个“拥护清朝统治,一生以‘尊经’、‘忠君’为事的人物”,而鲁迅等则是“自日本归国,具有民主革命和科学思想的人” 〔15〕,两者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自不待言。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差异”并非导致双方“冲突”的充分条件,更无法形成完整、动态的“冲突”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木瓜之役”的历史性呈现,首先必须把所谓“新/旧”“革命/保守”放在晚清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予以辨析,进而从社会史层面叙述两级师范学堂“新监督与旧教员之冲突”的发生机制。

夏震武莅校时间为1909年12月22日,下车伊始,便与许寿裳等发生冲突。次日的《申报》专电对此有简短报道:“师范新监督夏震武今日带各府代表到堂接办,勒令教员职员学生赴礼堂谒见,全体大愤,一律停课。”〔16〕如前所述,夏震武所归纳之“冲突”起因有“谒圣”、“礼堂相见”和“验收校具款项”三事。在这里,“谒圣”“礼堂相见”两条为“礼节”问题,“验收校具款项”一条则为“庶务”事宜;两者相较而言,“接收校具款项”实为“冲突”爆发之关键,盖因其与“调查”“整顿”相关,触及教员及前监督之利益和名誉。夏震武之后就曾坦言:“惟推原风潮之起,由前监督教长教员力拒调查所致。”〔17〕与利害攸关的“调查”相比,“谒圣”“礼堂相见”本为枝节,即使作为冲突方之一的教员许寿裳等人也未必介怀:“教员等虽颇骇诧,然以事小,遂不复相问。”〔18〕事实上,夏震武所言之“调查”“整顿”,乃以全浙教育总会之名义行之;但教育总会非行政机关,或具“调查”之资格,但绝无“整顿”之权力,夏氏将“调查”“整顿”一体言之,且杂以“验收校具款项”事,自然引起师校教员之诘问,要求其“明示证据”。夏氏于此无以答对,因而“盛怒之余,遽斥教员为失礼,顿足而起,力言学校名誉甚坏,理应调查,理应整顿,声色俱厉,不顾而出。”〔19〕由此可见,言教员群体“失礼”之过,系道德攻讦之语,其背后挟有“调查”“整顿”之威势。

冲突爆发后,夏氏向浙江巡抚增韫辞职反获慰留,因而蛮横地向教务长许寿裳发函指摘,其中多有“非圣无法”、“蔑礼”之言,且痛诋其“直顽悖之所为,我师范学生夙重礼教,必不容一日立于学堂之上矣,请即辞去,无以污我师范。”〔20〕而在给师范学生的信中,夏氏则称“师范诸生,以礼相见,谒圣之时,秩序肃然”,且令学生自习,“使人知诸生能以表率自处,保全名誉,毋令诬蔑诸生者得以实其言焉。”〔21〕

两相比较,夏氏之所谓“礼”各不相同:对学生意图拉拢,因而谈“礼仪”以敦促之,劝慰之;对许寿裳勒令辞职,则言“礼教”,其气焰之跋扈、辞旨之峻烈,令《致全体学生函》难以望其项背。许寿裳被辞后,提学使袁嘉谷为维持校务计,曾劝夏震武暂缓实行:“惟尊处既已发表,自难收回成命,可否由弟等与春帅暨雷川作霖诸公从中代为转圜,以维大局,作为俟得人后再令出堂。”〔22〕但夏震武接信后坚不从命,其所持之理据,依然是“礼义廉耻”,“来示为教务长委曲斡旋,具见维持学界之盛心,曷胜钦佩!惟君子爱人以德,不闻以姑息。许君当日如此决裂,万无再留之理,听其辞去,即所以为许君地也。否则,不为许君存一分廉耻,即为弟留一分地步,将来百事无可整顿,弟惟告退而已。”〔23〕

针对夏震武咄咄逼人的道德谴责,许寿裳等人自然不能无动于衷。按许寿裳之说,罢教之目的,首先在于反对夏震武指斥师校“名誉甚坏”的断言:

思人生名誉为第二之生命,令监督并未表示确实证据,于心窃有未安。名誉所关,一时无从质证,不得已敬求中丞转问监督,请其明示证据,以付公论。如曲在教员,教员等决不敢辞其咎,若曲在监督,谅必别有处置之方。此时年假已近,教员等并不敢牺牲全校功课,虚掷光阴,徒以曲直未分,殊难缄默,除函禀提学司外,为此冒昧备函,径陈钧座,敬求示覆,无任仰待命之至!〔24〕

捍卫自身名誉之外,亦有对监督夏震武之反诘:

敬启者,本日新监督夏涤庵先生莅堂,先于昨日致函前监督沈衡山先生,并礼单一纸,托代揭示,函中并不分教员学生,一概云揭示而已。礼单内亦不注时刻,教员等自清晨静候,之十时已过,新监督始至,邀同教育总会会员十六人,莅堂调查。教员等遵照所定礼单,由旧监督介绍接见,讵知新监督并不自遵礼单,迟之又久,并无介绍接见之事。教员等以为新监督初至,不能不与谋面,乃齐集会议室,托旧监督邀请相见,寒暄未毕,因问今日莅堂礼单,通告教员学生概用揭示,窃所未喻。新监督云礼节单理应揭示,而终不言其理。〔25〕

此段文字,明叙新监督莅堂之过程,但“揭示不分教员学生”、“礼单不注明时刻”、“十时已过始至”、“并不自遵礼单”等语,皆讽刺夏震武颟顸无礼之失,而如“教员等自清晨静候”“不能不与谋面”等说,则剖白自身守礼之恭谨。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是反诘还是剖白,师校教员的话语皆在“礼”之层面展开,而并未持操所谓“民主革命和科学思想”。许寿裳在日后的回忆中提及此次“交锋”时说:“夏震武来信骂我是‘离经叛道,非圣侮法’,简直是要砍头的罪名;我便报以‘理学欺人,大言诬实’。”〔26〕许、杨用“理学欺人”“假孝子”等语攻讦夏震武,意在辩证“礼”之真伪,消解夏震武以理学家自命的道德优势。这与其说是在反对“旧礼教”,倒不如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助“旧礼教”反对夏震武个人及其背后的政治威压。

由此可知,师校教员与监督夏震武之间的争持,并非两套话语(“新/旧”或“革命/保守”)之间的话语冲突,而是围绕同一套话语(“礼”)展开的人事冲突――双方都在用“礼”为自身的合法性背书。从这一意义上看,林辰先生所谓“新和旧、革命和反动的斗争”之说,并不能从思想史的单一维度予以理解,而必须充分考虑民国元年之前的政治文化语境及其公共舆论空间内在的运作机制。

囿于“辛亥革命失败 ”之成说,清季与民初政治文化语境之差异往往不为研究者所重视。不可否认,中国现代性意义上的公共舆论空间,在清季已然形成:“在1895年以后,社会精英的新式报纸则和新学堂及学会一起,变成了传播新政治意识的有力工具。”〔27〕而在“这三种工具和机构互相支持”下,便有了读书人参政、议政的新式渠道――“这些新的渠道体系一经沟通,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现代的社会舆论的事物。”〔28〕但直到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之国体、政体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公共舆论空间之运作,不能不受制于清廷的政治权威。因此,清季的“新和旧”,尚不能与“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一体视之:后者之“新”与“旧”,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文化范畴,其“论争”之胜负,也可决之于公共舆论;而前者意义上的“新旧之争”,固然也在公共空间中进行,但也与清廷专制意志之向背有着莫大干系。

“木瓜之役”中对峙的“新监督”与“旧教员”,亦可作如是观。

首先,在清末教育“废科举,兴学校”的大背景之下,夏震武所言之“礼义廉耻”虽然不合时宜、腐朽没落,但却与清廷以“名教”捍卫君政体制的初衷多有契合。1909年,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电请夏震武担任经科教习,其中有“非经师人师不足式靡正俗”〔29〕一语,亦可视为夏氏当选全浙教育会会长,旋被任命为师范监督之根本原因。1905年,学部成立,其所颁布之教育宗旨即宣称:“窃谓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30〕按此,夏震武莅校所行之“谒圣”,实亦与学部之“尊孔”条目一脉相承:“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以为圭臬。”〔31〕在学部颁定的宗旨中,所谓“尊孔”当然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与忠君并列、呼应:“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深风雨飘摇之惧,则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32〕在这种“政教一体”的语境里,夏震武对许寿裳“非圣无法”的道德谴责,也构成了某种政治威压。于此我们才能理解,许寿裳为何会将其视为“要砍头的罪名”。

与夏震武不同,许寿裳、鲁迅等人留学日本,参与光复会,接受“排满”学说,与章炳麟、陶成章等革命志士亦过从亦密。但清季杭州之政治语境迥异于日本,许寿裳、鲁迅等人任职两级师范学堂时即使心怀“民主革命”之思,也断无可能出之于口,更不必说在“风潮”当口以此等话语诉诸舆论。1907年,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浙籍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等惨遭杀害,浙江巡抚罗织党案,其影响之久,波及于两年后的两级师范学堂。据《申报》载:

胡生十五日下午被诱拘到巡警分局,巡官徐士炎令警兵强剥校服,旋即带同巡士扭辫拖打,押往巡警总局,沿途凌虐,道左咸知,拘禁三日,备受困辱,回堂后胡生言未及终,痛哭声嘶,闻者莫不悲愤。〔33〕

①②③夏震武:《复曾子固中丞书》,《灵峰先生集》卷四,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420页。此处胡生名胡俊,系两级师范学堂学生,因“革命党”嫌疑被巡警分局逮捕入狱,并饱受摧残。因此事件,师范监督王孚川去职,学、警两界势成水火,形成了人人自危之局面。许寿裳、鲁迅等人陆续任职两级师范,正在胡俊被捕事件后不久,及至师校风潮起时,亦不过半年有余。“党案”余波犹在,留日归来且“短衣无辫”之许寿裳、鲁迅,自有被视为“革党”之可能。如鲁迅后来所回忆的那样:“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34〕

一方是契合于清廷意志的“礼义廉耻”,另一方则是被排斥于公共舆论空间之外的“革命思想”――这种话语上的不平衡性,使得所谓“革命和反动的斗争”根本无从展开,甚至就清季中国尤其是浙江省的政治文化语境而言,“革命”本身即是“反动”。正因为此,许寿裳等人才会选择规避“革命”,而以“礼教”本身的话语与夏震武相周旋,这既是一种聪明的策略,但同时也彰显了他们在清季舆论环境之下的诸多无奈。

三、“整顿”与“调停”:

浙省官厅对学界的权力运作有关师校风潮之结局,前述《鲁迅全集》注释“木瓜之役”一条有简短描述:“夏被迫离职,教师胜利返校,开会庆祝并合影留念。这次事件被称为‘木瓜之役’。” 〔35〕因将“木瓜之役”以“事件”视之,此一叙述对当事人所经历的“师校冲突”与牵涉杭府各界的“风潮”未能予以明确区分,从而出现了诸多含混乃至错讹。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把勾连着“长时段”的“风潮”搁置在封闭性的“事件”框架里,而清季地方官僚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事实上,“师校冲突”中双方共同争持之“礼”的背后,有着清廷余威犹在的政治权力。此种权力始终关联这“师校风潮”的发动、蔓延与终结,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风潮”整体亦可纳入此一权力的运作机制中予以审视。

如前所述,“风潮”的真正起因并非“礼仪”之名,而是关涉到师校教员及前任监督沈钧儒切身利益及名誉的“整顿”之实。所谓“整顿”干系至为严重,绝非夏震武一人敢行之于师校。夏震武本人对此亦心知肚明,因此在就任之前,就向浙江巡抚增韫表明:“弟所以不敢应命者,惧整顿之言方出,沮挠纷起,身败名辱,而无补于事。”①而他之所以敢于就任,显然是因为得到了增韫支持的允诺,“足下果能始终主持,不为浮议所摇,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俾弟得实行整顿,弟岂敢自外!”②及至莅校遭遇挫折以后,增韫也仍在为其背书,“夏监督上院辞职,以教务庶务两部拒不点交为言,增中丞谓此系小事,何必辞职。”③

进而言之,学界风潮自20世纪初期便已在中国各地蜂起,及至1905年后,“区域性激增,声势越来越大”。〔36〕在此一时代潮流中,新式教育已经展开的浙江省自然不会例外,而建校不久的两级师范学堂更是监督迭换,风潮屡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顿”亦非决于浙江巡抚增韫一人、限于浙江一省,而是迫于全国形势而形成的朝野共识。事实上,在“师校风潮”中周旋调停的新任提学使袁嘉谷,本就是为整顿浙江省学务而来。据1909年《申报》消息:“新简署理浙江提学使袁嘉谷于日前召见时,奉摄政王面谕:浙省学界屡酿风潮,前提学使支恒荣因循敷衍,此次赴浙,务须认真整顿,以仰副朝廷兴学育才之意。”〔37〕袁嘉谷本人对整顿学务事宜也极力赞成,《申报》也提及他“以浙省学务非严加整饬不足以除积习,已面禀荣尚书,拟有京酌调干员数人随浙省办理学务,藉资得力,荣尚书已允其请”。〔38〕事实上,“师校冲突”虽以夏震武莅校触发,但“整顿”一事之渊源却在清廷权力之运作。正因为此,双方在冲突之后,也必然呼唤此一权力之介入与仲裁。据《申报》所载,“冲突”之后,监督与教员双方皆诉诸浙江巡抚:“夏监督见势不佳,挟同代表先赴抚院禀诉,为先发制人之计。而全体职员亦要求沈监督领衔,群赴抚院剖白”。〔39〕无论监督夏震武还是教员许寿裳等人,所谓“禀诉”与“剖白”之对象皆是代表地方官僚体制的“抚院”,由此,政治权威已经被赋予了师校冲突的仲裁权。

①《读〈浙江日报〉载心僧氏〈师校评议〉之感言》(节录),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445页。当然,双方的“禀诉”与“剖白”也为浙省乃至沪上各大报刊登载,其在诉诸官府的同时,已经公诸舆论。正是在这个由报刊组成的舆论场中,以杭府各学堂及府一级地方教育会为主体的“学界”力量被动员起来,形成了更为浩大的“反夏”势力。1910年初,杭府学界公启,抨击监督夏震武“违背部章,提前放假”,“似此以私人志气,凌蔑学界,贻害学生,大局何堪设想!凡为学界一分子,均得主张公道,维持教育前途。同人等准于十九日午后四时,假木场巷仁钱教育会开会集议,公决办法。事关吾浙全局,非区区为教员鸣不平也。”〔40〕此后,“高等学堂监督吴雷川太史、中学堂监督姚作霖中翰同谒抚宪,质问是否保全学堂,抑仅保全夏监督?请示方针。抚宪因即函致提学使,另拟办法。”〔41〕与许寿裳等教员一样,杭州学界在舆论中也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夏震武个人,其中“请示方针”四字,仍可看出他们把巡抚、提学司、学部这些官僚体制视为之仲裁主体,而非反对之对象。

由此可知,波及杭州政、学、报各界的 “大风潮”,并非师校内部监督与教员冲突在公共舆论中的自然延展。尽管公共舆论场域召唤出“学界”这类能与官僚彼此拮抗的权力主体,但官僚体制依然把持行政权,所有的舆论必须通过地方督抚、提学使等官员的具体作为发挥切实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师校风潮”平息的关键人物,乃是浙江新任提学使袁嘉谷。如前所述,袁嘉谷赴浙,本携清廷“整顿学务”之使命,但杭州方兴未艾的师校风潮,却使其在接印视事后迅速调整政策:“提学司袁树五文宗……以浙省学务颇有不满人意之处,而亟图整顿,颇难入手,又值师范风潮激烈,调停维持煞费口舌,故决拟将整顿意见延至明春上学期再行宣布,现在先行改良。”〔42〕在袁嘉谷的介入下,地方官僚体制对“师校风潮”处置之措施由“整顿”转为“调停”,此一节点意义重大。首先,提学使直属学部,为朝廷钦命之专门学务官员,由他出面处置“师校风潮”,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夏震武与巡抚增韫之间直接关联,于此,夏震武所期望的“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的强硬措施已不可能践行。其次,当以“调停者”而非“仲裁者”身份出现时,官僚体制之权力开始与学界之诉求、报界之舆论相契合,而一意孤行的夏震武则成为众矢之的:“夏震武蹂躏师范学堂,并反抗各宪调停,学界大愤,联名电禀学部,该堂全体学生公决退学 。”〔43〕按此一消息,“学界大愤”之舆论,与夏震武“反抗各宪调停”有莫大关系,官场权力对舆论之影响亦可见一斑。至此,夏震武去职,实则成为袁嘉谷行使“调停维持”举措的首要前提:“官场亦知此事非可含糊了结,遂决计撤消监督,以息风潮。”〔44〕

事情的结果顺理成章,袁嘉谷本人以浙江巡抚增韫之名义,照会夏震武,撤销其监督之职,并亲赴师校办理交接。在交接后给师范学生的演讲中,袁嘉谷一面极力撇清自身与夏震武之关系:“夏监督专以停课放假为主见,与兄弟宗旨相反”,一面宣布自己暂行监理师校的决定,并“请议长商议即日延聘监督来堂,敦请教员,俾使克日上课”。〔45〕此即为全集注释条目中所谓“教师胜利返校”之由来。只是所谓“胜利”并非教员“斗争”的结果,而恰恰是巡抚、提学使行使权力所致,总体而言,后者才是居于“风潮”中心的关键人物,而他们的措置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风潮”的走向。正因为此,提学使袁嘉谷才受到时论“材识卓然,措置裕如”的称许。〔46〕

结语

从整体上反顾“师校风潮”之曲折原委,会发现清廷及其地方官僚体制与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至为微妙。

对于夏震武,官府始以“整顿”之名任用之,终以“调停”之名罢黜之, 因而颇受“大吏游移”之讥:“罢李纲以谢金人,窜朱熹以禁伪学,不意又于吾身亲见之也。”①然夏震武所言之“廉耻教育”,深契清廷“忠君、尊孔”之宗旨,这使得他的罢黜被赋予某种道统失落的意味:“其污蔑夏先生一人之名誉犹浅,实欲使廉耻教育之迂谈不闻于当世,孔、孟、程、朱之一脉永绝于来兹而后快。”《读〈浙江日报〉载心僧氏〈师校评议〉之感言》(节录),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445-446页。也正基于对“道统”的捍卫,浙江地方官员对夏震武名誉的维护并不因罢黜本身而终止。袁嘉谷在办理监督交接时即声明:“此事大家明白,与先生名誉无所关系。”〔47〕而巡抚增韫的剖白则更耐人寻味:“取消监督,则夏会长得保其从前道德之名誉,仍可发挥其廉耻教育于教育总会之中,不至因小小龃龉致滋口实,是本部院牺牲行政官之名誉,所以为夏会长计者,不为不周。”〔48〕在这里,对“行政”之牺牲与对“道德”之保存统一契合,这其实反向表明清末官府之“行政”与“道德”已经截然两途、互相拮抗。

对于许寿裳、鲁迅等为代表的教员群体,官府始以“整顿”威吓之,终以“调停”挽留之,亦可见清季“立宪”风潮中权力格局的重组。从“整顿”到“调停”的变化,表明了清季公共空间的逐渐生成,政界、学界与报界等之间的社会分野已经隐然出现,且初步形成了彼此制衡、互相博弈的运作机制。但此种机制的限度也在“风潮”中暴露多多:首先,清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地位仍不均衡。官府尽管在师范学堂事务上对留日学生为主的教员群体颇为倚重,但“整顿”背后的不信任依然存在,双方合作缺乏共同的意识形态纽带相维系,而只是在搁置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第二,清末“立宪”以“庶政公诸舆论”为特色,但在社会未能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贸然放权,导致以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力量陷入混乱,在秩序缺失的前提下,其内部的各种权力的运作互相冲突、彼此拮抗,又反过来诱发了以“整顿”为旨归的集权运作。这其实形成了一个“放权-混乱-整顿”的死循环过程。具体到杭府学界而言,地方教育会的腐败,师校内部的师生矛盾、地域分歧等,并不会随着夏震武的去职而消失,师校乃至学界随时都有“风潮”再起之危险。

基于这种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境,“胜利返校”的教师群体其实并无“胜利”可言。许寿裳、鲁迅等相继离开,落入了鲁迅所说“故人分散尽矣”的状态,这其实标志着以留日学生为主的师校教师群体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落。也正因为此,鲁迅才将“木瓜之役”视为“一遘于杭”的遭遇,且与“两遇于越”相互勾连,发出了“夫岂天而既厌周德,将不令我索立于华夏邪”〔49〕的悲叹。或许此时的鲁迅自身也尚未明了,“木瓜之役”所指涉的“师校风潮”并非偶然、孤立的“事件”,而是勾连着“长时段”的社会变迁过程。清季中国遭逢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就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风潮”恰恰是社会生活的基本面。因此对鲁迅等知识分子来说,“木瓜之役”的经历既非开始,也远非终结,那是他们作为生命个体时时刻刻身处其中的生存境遇,也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要面对、背负和反抗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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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申报・专电(杭州)〔N〕.1909-12-23.

〔17〕夏震武.夏会长请派大员彻查师范风潮〔N〕.申报,1910-01-11.

〔18〕〔19〕〔24〕〔25〕许寿裳等.师范教员全体上增中丞书〔N〕.申报,1909-12-27.

〔21〕夏震武.夏监督致全体学生函〔N〕.申报,1909-12-27.

〔22〕袁嘉谷.提学使致师范监督函〔N〕.申报,190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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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新简浙提学召见述闻〔N〕.申报,1909-11-16.

〔38〕袁提学整饬浙学着手办法〔N〕.申报,1909-11-29.

〔39〕全浙师范大风潮纪详〔N〕.申报,1909-12-25.

〔40〕学界公启〔N〕.申报,1910-01-04.

〔41〕〔44〕两级师范消弭风潮之办法〔N〕.申报,1910-01-07.

〔42〕袁文宗下车新猷〔N〕.申报,1909-12-30.

〔43〕申报・专电(杭州)〔N〕.1909-12-27.

〔45〕〔47〕两浙师范大风潮余纪〔N〕.申报,191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