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官事迹材料范文1
，深深地爱着他的连队，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96年7月，怀揣着“当将军”的梦想从参军来到部队。当兵第一年，他就在全团军事大比武中获得个人全能第一名，第二年，他破格被推选为班长，并被部队列为提干对象。部队刚调防到时，连队驻守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大山里，驻地交通十分不便，让官兵难以适应的是没有蔬菜吃。连队司务长手里拿着钱却买不到蔬菜，不少战士因吃不上蔬菜，嘴上开始溃疡。此时，连队正需要一名懂种养技术的人员，看到连队领导焦急、的眼神，便主动请缨挑起连队后勤建设的大梁。为自己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让连队官兵尽快吃上自己种的蔬菜，自己养的猪。于是，他带领养殖班的战友，放弃业余网时间和节假日，开垦荒地，修建猪厩。连队买猪崽一时拿不出钱来，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几个月的工资先垫付。为解决驻地雨季种蔬菜成活率低的难题，他托在昆明工作的战友，购买有关蔬菜大棚种植的书籍捎到连队，晚上挑灯自学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如今，他种的大棚蔬菜收了一茬又一茬，他饲养的猪、兔不断繁殖增多，猪肉、兔肉也摆上了官兵们的餐桌。他，一名优秀班长，深深地爱着他的战友，在生活中成为战友们的贴心人。
连队炊事班长老肖的孩子生重病，家又在农村，老肖收入微薄，没有更多的钱给小孩治病。得知这一情况后，首先向老肖捐款200元，在他的倡议下，全连开展了“援助战友”的捐款活动，为老班长解决了燃眉之急。在平时生活中，他看到连队不少战士因个人愿望在部队没能实现而背上思想包袱时，他就像大哥哥一样，主动去安慰和开导，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他们讲理想、谈人生。
士官事迹材料范文2
[关键词]明实录 四库全书 明代史学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5－0106－09
关于《明实录》编纂的研究，粗的线索已经弄清，但一些更为细化的东西，尚待进一步发掘史料加以丰富。明人留下的巨量文集中有不少关于《明实录》编纂的材料，能大大加深《明实录》研究。本文拟以《四库全书》明人文集材料为主，探讨《明实录》编纂的几个问题。同时想在理论上更上一层楼，将《明实录》编纂放到传统国家史学平台上加以考察，从而发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的因果现象。
一、记注制度的阙失与实录资料的征集
唐宋元时期，政府修实录，似乎很简单，由起居注、时政记而日历，自然编纂成实录。薛三省f1558―1634年)称：“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若弗备，则无从加慎也。”由此可知，纂注是实录之“底草”，实录是正史的“成案”。所谓纂注，就是起居注与时政记一类作品。然而，明朝的情况却不一样。明朝的起居注制度，自洪武中叶以后就已经逐步废弃了。以后，大臣们屡屡要求恢复，朱元璋的子孙们均不敢破祖宗定下的规矩。没有起居注，只能临时征集档案修纂实录。王世贞(1526～1590年)称：“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张居正(1525～1582年)称：“迩者纂修世宗、穆宗实录，臣等祗是总裁，凡所编辑，不过诸司章奏，稍加删润，嚷括成篇。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是以两朝之大经大法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谟嘉猷多所未备，此皆史官职废致然也。”由此可知，明朝实录主要根据政府各部档案编纂而成。那么，明朝政府所修实录所用材料是如何搜集的?中国是一个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国家，政府行为的特点是，旨意的传达，由上而下，一级级下发；执行的原则，则是由下而上，逐级上报。修史与其他政府活动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往往由上面下发文件，下面逐级上报资料。政府机构主要由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组成，所以，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也主要由两大块组成。
一是中央各部资料。“窃照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成化初年修《英庙实录》，“命各部采摭事当纪载者，为书上之”。刑部尚书陆瑜(1409－1489年)将此任务交给了何乔新(1427－1502年)。何乔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交给史馆。弘治初年，纂修《宪宗实录》，周轸“以文学被选，采辑在户部者以进”。万历初年，张居正主修《隆庆实录》，要求各衙门查点史料，送史馆采用。
向各部门征集史料，最大的困难是各部不配合。虽然“各衙门案牍收藏有库，典守有人”，但因为实录编纂不涉及各部门利益，所以各部门配合不积极。
《神宗实录》文册的编纂就遇到这样的难题。天启三年(1623年)前后，翰林院臣钱象坤、周如磐已经移文，要求各部门提供文册。结果两年过了，文册编纂仍无动静。“盖各衙门直视纂修为史局之事，不关其职掌，故了不经意若此。”此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得旨，会典全据实录，纪载宜详，各衙门文册著速付史馆，以备采择，不得推诿误事”。甚至皇帝亲自出面催讨，如宣德元年(1426年)四月，宣宗御奉天门，对行在礼部尚书胡淡曰：“纂修实录，国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传之万世，只凭史书。祖宗以来，多有德政在天下，皆须纪载。今内外诸司，尚有未奏来者，是不体朕心，尔礼部移文趣之。”由此可见各衙门拖沓现象之严重。其次，由于人员素质及重视程度不同，各部搜集到的资料质量高低不一。李贤(1408－1466年)阅读何乔新送上的稿子后，大加称赞说：“纪实而饰以文，视诸司惟誊吏牍者，大不侔矣。”何乔新因此功而迁为本司郎中。这里反映的情况是，大部分资料汇编仅抄录公文而已。像何乔新提供的稿子既纪实，又作了一定程度的润色，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其三，内容无关国家大计。嘉靖初年，陈寰(1477－1539年)以检讨与修《武宗实录》。陈寰看了各部上交的材料显然不满意，称“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此不过从牒囊中探得之，何关人主大计?即翰林臣胪列，具员耳。今以为宜复古左右史，记言动、秘燕之间，备列彤管，亡令他日熬爽国是”。这里反映的是，要求通过记录核心人物皇帝言行而不是六部陈档了解一个国家的大计。要求以皇帝为中心，正反映出中国政治的皇帝专制现象，这是政府史、国家史的必然要求。
二是地方各省资料。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大体说来，隆庆之前，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洪熙元年(1425年)，礼部以修《仁宗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史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弘治初，“首诏史臣，修先皇帝实录，礼部请遣进士若干人，分诣各省，采集事之当录者，以备参阅。”唐祯(1458－1507年)负责浙江，“君悉心搜访，其所纂辑，视他省独精详，诸公称之”。正德初年，“当修孝宗实录，采故事，诸繇高第选驰，传行郡邑”。新科进士张文麟(1482－1548年)负责浙江采访工作，“还上事，太史多所称，遂擢刑部广东司主事”。徐朝仪负责池、庐诸郡实录采访。“皇上勒礼部，采辑中外事迹，修先朝实录，礼部请简有学行进士，分遣天下。于是，永康徐朝仪使池、庐诸郡”。黄琮(1471－1524年)“遣纂修湖省《孝宗实录》，归拜青田令”，由此可知，他被派遣到湖广搜集史料。
直隶各府则是直接派人搜集资料。这些使臣们到地方搜集资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各省采访史料的使节到各省以后，各省地方要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史料的搜集工作。
“河南省臣征编纂官于属，独以归君(施文显)。君寓相国寺，合诸郡所上，督诸生数十人校录而笔削之。编成，论者谓有史体”。施文显(1435－1508年)‘蹴是负责河南史料总纂的人，他坐在相国寺里，指挥几十个诸生，对征集来的史料进行校录，做了初步的编纂。河南一个省的实录史料后期加工就动用几十人，可以肯定 史料搜集的牵涉面是相当广的。宣德十年(1435年)，“上命进士黄某纂修实录，以(杨)舆有三长，为郡总裁。实录成，郡守蔡锡以(杨)舆明《春秋》经，荐授惠安训导”。由此可知，地方的实录采编机构设置，以郡为单位，聘请郡中懂文学掌故之人担任实录总裁。最后，各郡上报材料，集中到省。省里也会派专人，负责整理。进士征求史料的时间不长，如《苏州府纂修识略》前所附公文，“定限八月”内完成。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如嘉靖初年纂修《武宗实录》，差进士访求事实，苏州府派杨循吉(1458－1546年)主持。杨循吉擅长修书，修成《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何良俊认为“其立例皆有法……倘修实录，其凡例据以为式可也”，可以成为地方实录史料征集的样本。《苏州府纂修识略》卷首所附公文与田艺蘅(1524－?年)《留青日札摘抄》卷4《非文事》所附纂修实录公文，是目前所见地方纂修实录的公文，分别代表了前期与后期不同风格，值得重视。
因派人到地方采访史料留下了不少送行的诗歌及送序。弘治初年，进士王元聘到山东分采实录，朋友程敏政作诗曰：“博采遗芳纪圣功，羡君分命及春风。青云早步儒冠右，画舫遥乘使节东。礼乐化行周册在，典谟书出鲁堂空。归来史局分张处，定数何人笔最工。”进士萧璇赴广东纂修实录，朋友诗曰：“先帝弃万方，泣涕穷遐埂；神化岂不显，所贵在摩编。闽山接岭海，桑梓遥相联；驱车迅行迈，不辞路险F。丹青绘日月，意象在笔先；春秋有微义，仰看续前篇。”有人去贵藩聘修实录，“纷纷簪组满江湄，袅袅东风吹鬓丝，春草绿波南浦路，轻尘细雨渭城诗，投荒万里愁无伴，倾盖片时逢故知，丽泽此行知有益，子云识字喜多奇。”沈进士到浙江，朋友诗曰：“远持使节下钱塘，科目人才自异常，造化功能劳采录，山川人物仰辉光。满船明月吟边趣，夹道梅花到处香，指日还朝应显擢，好输忠荩佐虞唐。”“博采遗芳纪圣功”，应是实录编纂的核心目标所在。
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工作。隆庆元年(1567年)，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提督学校佥事林大春(1523－1588年)上疏：“为照先朝纂修实录，例差办事进士往各处采取事迹。近因进士俱已选授，是以拟差职官。今职官又无应差人役，当另行议处。臣查得各处提学官，职专文学之司，兼有地方之职，委之采取，事尤易集。……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一应合行事宜，悉照例举行。……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别事类，务要考檄精明，收录公当，编类造册，俱限本年十二月以里纂完，径自差官个奏，册送史馆，以备采择。如有稽迟及草率者，听本部查出参究，庶几责任有归，事体简便，而纂修不致有误云。”该建议在五月十三日得到了皇帝的同意。“礼部奏纂修《世宗实录》事迹，令各省提学官采辑编汇，赍送史馆，免差官采访。从之。”不过，设想不错，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带来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学人的批评。何良俊(1506-1573年)说：“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孙承泽“及隆庆以后，改行提学行邑，行学学官令礼生、秀才抄录一二大臣墓志塞责，于是史无所取材”。从万历中叶纂修正史，副总裁余继登“伏乞敕下礼部，移文直隶并各省提学官，转行所属各府州县地方”来看，万历时期仍然遵循这套提学兼负责史料征集制度。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周宗建(?－1626年)建议皇帝派专人下各地采访，皇帝仅“报闻”而已，没有采纳，仅派董其昌(1555－1636年)到南京采访。因为南京是陪都，也是中央政府机构集中之地，当然得采访。天启二年十月，董其昌受令到南京“采辑邸报等册，以备参订供用”。由派专人征集史料到委托提学兼领史料征集最主要的是人员素质不同、责任感不同。明朝前期委派的专职人员，多是新科进士，因有立功授官的直接动机，积极性较高。而提学为工作多年的官员，主要任务是选拔生员，史料征集是额外工作，所以重视程度不够，积极性不高，抱应付态度，从而导致史料征集工作质量的下降。
万历以后，实录编纂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依据科抄章奏与起居注。蒋德Z(1593－1646年)说：“作史难，读史亦不易。自余在著作之庭，见所纂实录，皆采科抄章奏与起居注两者。而科抄多漏略，十仅得三四；起居自文书房传谕及阁揭外寥寥。即欲有所删润，以诸曹掌故与邸报，参补而已。又一二载笔，视为烂朝报，不经心。其高者胸臆为政，间规时局所向，行其高下。至于百十年之久，文献俱湮，而野史与之错行于世。繇今思之，古今史殆未可尽信也。”这反映的是晚明实录编纂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张居正改革史馆制度有关。万历三年(1575年)二月，张居正上《议处史职疏》。这套方案主要包括分管责成、史臣侍直、纂辑章奏、纪录体例、开设馆局、誊录掌管、补修记注七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记载皇帝的起居注及编纂六部章奏。“照得时政所寄，全在各衙门章奏”，所以特别重要。陈继儒(1558-1639年)对此套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每月初九日，将记注编纂等稿送内阁看定。十日，公同各官投柜封锁，年终并人大柜。每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并编纂官三四员，列于东班石栏铜香炉下，各科给事中之上。或午朝御皇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随从记录。凡封稿之日，记注与编纂官于东阁门外，分左右，如常朝仪，候中堂入东阁。先记注官入，分左右揖，次编纂官入揖，随中堂同入右房，记注官收《起居注》，编纂官收《六曹章奏》入柜。封完，出东阁，再揖如前。候中堂出门，柱边揖别，复人东阁，记注一揖，与编纂一揖而别。”
从现存《万历起居注》来看，万历以后起居注制度得到了坚持。复从《明实录类纂・文教卷》来看，从万历四年正月以编修沈渊、黄凤翔为起居注馆的编纂章奏官开始，一直到万历四十六年为止，中间隔几年换一批纂修官，一直没有中断过《六曹章奏》的编纂工作。天启、崇祯问仍在执行，如庄际昌(1577-1629年)“天启元年，授翰林院修撰，经筵展书起居注，纂修国史，编葺《六曹章奏》”。宗室朱统钸中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简讨，充展书官，召对记注，编纂《六曹章奏》”。刘理顺(1582-1644年)是崇祯七年(1634年)状元，除修撰，“司起居注，管理《六曹章奏》，纂修《大明会典》”。陶；倦由此证明，万历三年的史官制度改革在晚明得到了认真执行。
起居注与六曹章奏编纂的制度化，为实录的编纂提供了方便。蒋德Z反对过度依赖起居注与六曹章奏，是因为这些官样文章编鼷得过于潦草，“科抄多漏略，十仅得三四；起居自文书房传谕及阁揭外，寥寥”。《六曹章奏》未见，而现存《万历起居注》十分简略，没有太多过程情况的记载，证明蒋德Z的批评是对的。当然，进一步追问下去，导致史官记载简略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因素是官主体制影响了实录编纂的质量。官主体制下政府决策的特点是暗箱操作，舆论控制，外界只能看到结果，而看不到过程。没有过程的政治决策导致投有过程的历史记载，有控制的政治导致片面的历史记载。“历史”的最大特征在于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性与全面性。抽干过程、只剩结果的历史，只有阳光面、没有阴暗面的 历史，是不完整、非客观的历史。大臣们不断要求恢复起居注、时政记制度，目的正在于强调记载国家最高决策过程的纪实性。
晚明实录编纂依赖起剧注与六曹章奏的结果是减少了对地方采集的依赖性，以致钱龙锡(1579－1645年)要求停止派人搜集史料。(《明史・钱龙锡传》)“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探事迹于四方。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明史・钱龙锡传》没有点明此事背景，让人无法理解。原来，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壬午，朝廷下令修《熹宗实录》。按照惯例，自然要派人去全国各地征集，史料，于是，才有内阁首辅钱龙锡罢采访疏。钱龙锡在天启四年(1624年)出任《神宗实录》纂修，天启五年五月任《神宗实录》副总裁，故而熟悉实录纂修事务。由此可知，晚明的邸报也成为实录编纂的第一手资料。钱龙锡的建议不无道理，作为帝王编年史，对民间活动涉及不多，确实没有太大必要下地方搜集资料。当然，从互证角度来说，民间史料也有值得肯定之处。“家录野纪虽未足尽凭，然亦当错综诠次，而后是非不可掩，本末具见。”
二、实录视野的国家性
实录这个术语总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以为有什么就可以书写什么，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都会得到全面记载。其实非也，历史永远不可能全面被记载下来，在古代不可能，即便在当代也不可能。历史的记载与编纂永远是一种有选择的活动。要选择，就有一个选择标准与视野的问题，而这又是由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与视野决定的，权力决定历史书写的内容。既然记录历史的要求最早是由政府提出来的，自然只会记录政府活动，这是传统史学的特色所在，笔者称为“国家史学”。
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实录者，录一帝之事”，“即古帝王本纪、史家编年遗意也”，所以，政府活动史色彩更为明显。实录是古代中国史学记载与编纂的最高要求，讲究的是记载的可信度。由于君臣的决策活动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全局，所以，古代士人多希望能将君臣活动全部如实记录下来。然而，这样的要求过于理想化。政府是现实社会中最大的利益场所，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原则，报喜不报忧是核心的政治书写原则。可以说，专制政治越发展，这样的目标越难以达到，时政记之类成为官样文章是必然的现象。
人物的入传是得到政府认可的人物。受理学思想影响，忠孝节义成为现实社会的荣誉对象，自然也成为史书关注的重点内容。地方史料的采集以“忠孝节义”人物为主。“今天子嗣位之初。有诏命史官修先帝实录，征事迹于四方1，凡士女之以忠孝节义闻者，举得送官备采择。”嘉靖改元，修武宗实录，“诏天下有司，采求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类，以备通纂”。由此可知，人物史料是重点，具体地说，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如此，哪些人能成为忠孝节义，自然也成为社会各界争夺的对象。何瑭(1474－1543年)说：“予幼读前史，于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传，未尝不三复叹息，意以斯人，世不多得。及考其履历始末，往往出于贵官大族，寒素之家甚少，岂降衷之性，独丰于彼而啬于此耶?予后预修《孝宗皇帝实录》，于忠孝节义之事，得于见闻者，欲一一撰次。同列皆以为未经奏闻旌异者，例不得书，乃阁笔太息。噫!寒素之士，势力寡弱，谁为之奏请而旌异之耶?由今准古，则忠孝节义之传，多出于贵官大族，无怪也。贤士君子，立身行已，求自尽其道耳。人之知不知，名之传不传，固所不屑，而为世道计者，则岂可恝然若是?吾于是重有感矣”。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上实录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必须是经过政府批准表彰过的，未经表彰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则没有资格上史，这正是传统中国政府史的封闭性所在。准确地说，中国的国史不是全民史，而是政府史。既然是政府史，上国史的内容就必须是经过审核的。
翰林诸官在实录记载中占了优势。“国朝实录，例成于翰林诸官，而总裁于内阁重臣。间取外署三五人参之，止令其誊写、装潢、给使令之役而已。故凡官翰苑者，人人为稷契皋夔。其它台省，虽功勋赫奕，边荒慑服，忠赤贯天地，如盐山忠肃王公、钧阳端肃马公、三原端毅王公，亦只平平耳。翰林官没，无问崇卑，俱得请谥，无问学术浅深，俱谥以文，上日文正、文忠、文贞、文庄，虽至猥陋，亦不失为文安、文裕、文懿。在外署者，终身砣石乞笔研，官至公孤，欲谥一文字，不可得也。自福建彭司寇韶作《名臣录》，翰林近十之六七，公论已不平。近日为杨宗伯廉更加添改，凡非翰林，不得为名臣。虽以刘定之之鄙猥、谢一夔之庸陋、万安之贪饕，皆在名臣之列，是录遂为翰林题名矣。且其言曰：‘美阶崇秩，休光大业，当属之吾曹诸先生。他所游宦，为吾曹鹰犬耳。’志士谁不解体。余尝作十绝句，以斥其非，未知果能信今传后否也?”这里提出了实录记载官员群体内部的不均衡问题，负责编纂实录的翰林出身官员，多得美谥，事迹多上实录，而其他官员则没有这种优势。
关于实录记载视野的局限性问题，李建泰(?－1649年)的概括最为全面，称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这些特征，正是政府史与民间史、国家史与社会史视野不同之处。只有社会史、民间史才能让历史以多元面貌相对客观地呈现出来，可以看到官员之外的民众，政府之外的社会生活，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
三、明实录的传播与使用
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内阁中的史馆中有一部历朝实录，每次修史时可供史官们参考。如景泰五年至七年(1454－1456年)，倪谦(1415－1479年)曾与修《寰宇通志》，称“余尝被命在东阁，纂修天下地志，欲采当代人物，以见其郡邑之所产。然名公巨人，建功立业者，莫详于国史。乃发内阁秘藏，因得拜观累朝实录，而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之迹，制礼作乐之典具在”。正德初年，王鏊(1449-1524年)任《孝宗实录》总裁，“顷入史馆，得窃览本朝实录”。由此可知，当时官修通志或实录，史官们可以参阅明历朝实录。
明实录的传抄与向外传播，是从嘉靖开始的。嘉靖开始，在社会上流传的实录抄本，多称为《圣政记》。名为《圣政记》者，有仅指《明太祖实录》者，如陆深(1477－1544年)是嘉靖前期人，自称“生遭文明之盛，策名登庭，获接故老，聆祖宗之休懿，又为史官，祝累朝实录，金匮石室之藏，于是乎稽事实，考治化，得以沿流风，观俗尚”。陆深抄过部分实录，他给家人的信称：“寄回《圣政记》一部，十二本，此即《太祖实录》，要熟看，中间颇有误字错简，阙疑可也。”由此可知，至少《太祖实录》抄本已在当时社会上有流传。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入一部《圣政记》12卷，别名《洪武圣政记》，应是此类抄本之一。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抄本《秘阁元龟政要》，目前已经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应是此时完成的明太祖实录抄本之一。此书为纲目体，格式和《龙飞纪略》有点类似，但内容明显不同。如危素，《龙飞纪略》不及，而此书则十分详细。《四库全书总目》卷48称“书 中已称成祖，则嘉靖以后人作也”，是也。书中曾提到嘉靖十七年之事，说明此书确成于嘉靖间。也有指前九朝实录者，如杨慎(1488－1559年)称工科题名记，“取之《圣政记》”，王世贞称“传未成，而今所存者，皆从《圣政记》录出之，不为一字增损，以备异日史氏去取耳”，显然为历朝实录。陈建(1497－1567年)《皇明通纪》的《采据书目》中有《历朝圣政记》一书。明朝所谓《历朝圣政记》就是《明实录》抄本的别称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至今仍有《永乐圣政记》、《文庙圣政记》(存9卷)、《宣宗圣政记》(存12卷)、《圣政记》(不分卷，清抄本)、《新刊皇明圣政记》(10卷)。
个别权臣拥有《明实录》抄本。严嵩(1480－1567年)是嘉靖十五年(1536年)入阁的，负责明实录传抄工作。严嵩失势后，藉没财产名单中有“累朝实录八部(五百七本，手抄)”，说明严嵩在替政府抄录时，同时也替自己抄录了一部。从有关情况来看，严嵩仅是抄了一部，放在家中当摆设，并没有加以开发利用。这部抄本没收以后，也不知流落何处。
从现在情况来看，吕本是较早开发实录资源者。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吕本(1503－1587年)人阁，担任《大明会典》总裁，命人抄录实录中关于馆阁的资料，按编年顺序抄录，自称：“独坐文渊，自愧不敏，思景前修，遍诵秘典，手录自太祖至世宗九朝实录内有关馆阁者，俱书之。三阅月，成帙，题日《馆阁类录》。大宗伯(礼部尚书)欧阳公德(1496－1554年)见而悦之，留余手书，令记室誊一部付还。此时但挨年录之，不敢去取。至六月，召直无逸殿，日赞万机，无暇复加编辑。辛酉(嘉靖四十年，1561年)，丁先太夫人忧，归，读礼山中，兀兀穷年，无所事事，辄取前录，类分重编，为《馆阁类录》二十二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人阁参机务。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家守制时，分类编成《馆阁类录》。隆庆三年(1569年)，修订成稿。《馆阁类录》刊于卒后十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黄佐(1490-1566年)的《翰林记》20卷、廖道南(1494－1547年)的《殿阁词林记》也是此时根据实录资料而编成的典故类作品。
比较特殊的是张元忭(1538－1588年)的《馆阁漫录》10卷(今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没有前言后记，成书时间不详。此书下迄正德十五年，结尾有“今上至京师”，似乎是嘉靖年间所抄，实非。张元忭是隆庆五年(1571年)状元，授翰林修撰，进翰林院工作。万历二年(1574年)，其父亲张天复(1513－1574年)卒，张元忭回家守丧，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才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读，再次进翰林院工作。这次工作时间不长，次年三月即卒于官。在两次翰林院工作时间段中，后一次抄录的概率较大。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月开始，因抄录实录微型本，诸史官乘机抄实录，张元忭可能是抄实录的史官之一。从吕本仅用3个月时间即可抄录九朝实录内有关馆阁者，则张元忭在临终前抄录资料成《馆阁漫录》是可能的。《馆阁漫录》实际是专题实录资料摘抄本，当时史官面对实录摘录时，“但挨年录之，不敢去取”，自然也就不敢署名、留下自序之类文字，只有时人焦f(1541－1620年)的《国史经籍志》明确称张元忭编了《馆阁漫录》。此书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用编年体抄撮实录有关馆阁之事，“所录皆明成祖至武宗时翰林除授迁改之事，编年纪载，亦间有论断”。(《四库全书总目・馆阁漫录》)当时也许是不得已，今天看来倒有值得肯定之处。二是时间段选择上，起于洪武三十五年即永乐元年，不及洪武与建文两朝，即不及《明太祖实录》。之所以如此，估计是为了避免重复，因为当时《明太祖实录》抄本流传较多。
万历初年，张居正掌权，公卿多出其门，造请无虚日。国子监祭酒周子义(1529-1587年)“独耽守寂寞，课士之暇，兀坐一堂。以谓国家更二百余T，典制大备，著述弥详，贤士大夫言行烂焉，多佚不传。爱稽实录，采稗官，思述一代掌故，勒为成书，以自表见，往往至夜分不停披焉。……有《国朝故实》，则卷几二百，草创未就，所谓辍之，辑《会典》者也”。由此可知，万历初年，周子义已经尝试着根据明实录，编纂卜部《国朝故实》(一名《国朝典故备遗》)，(《明史・艺文二》)计划200卷。万历十一年(1583年)，周_子义被重用，担任《会典》副总裁，于是停止了《国朝故实》的编纂计划。万历初年，王世贞(1526-1590年)曾在前首辅徐阶(1494-1584年)家阅读明实录，这表明，徐阶家拥有实录抄本。严嵩家《明实录》显然为政府所没收，而徐阶家实录抄本可抄，也可能改成《圣政记》。虽可抄录，但正式出版却是万历中期的事，如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刊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馆阁类录》刊于其卒后十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修史促进了《明实录》的传播。这次修正史活动虽中辍了，但实录抄写工作照常进行。因实录的重抄，诸抄写官乘机雇书手抄写。“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以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有的实录还被转抄，公开销售。万历中叶，杨士奇后代杨寅秋“顷岁需次都门，购书，得文、仁二庙圣政记录本读之”，由此可知，当时北京书店有实录抄本出卖。走下神坛的《明实录》流传更广了。当然，实录“卷帙重大”，价值昂贵，高达“五万缗”，“非士大夫累千金之家，不能购”。据笔者的研究，晚明清初，在京师及江南等文化发达地区，许多巨室拥有实录抄本，如常熟钱谦益(1582-1664年)、嘉善钱士升(1575-1652年)、余姚孙k(1542-1613年)、归安唐氏、d李沈氏、山阴姜希辙(?-1698年)、丰润谷应泰(1620-1690年)、吴炎(1623-1663年)与潘柽章(1626-1663年)等。不过，奇怪的是，《明实录》没有人敢刊刻，至今只有抄本存世。不敢刊刻可能有如下因素，一是仍有禁忌，二是财力有限。《明实录》作为皇家历史，篇幅相当大，只有政府有财力刊刻，也比较合法。结果，政府不作为，私人既有财力限制，又有政治风险。如此，导致《明实录》只有抄本，没有刊本。至今，《明实录》虽有了电子本，但仍无刊本。
士官事迹材料范文3
引导文：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身边总有那么些好人好事，让生活更美好。下面是小编整理收集的关于好人好事事迹材料!供大家参考!
材料一 20xx年3月19日上午9时许，罗店镇张士村村民徐秀珍跟往常一样，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弄了点蔬菜后，准备到家附近的南泾河边清洗一下。当她走近河旁的水桥时，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离水桥外2米处，有个幼童溺水了。只见小孩面向水里、背朝天半沉半浮在河水中，已无力挣扎。在这命悬一线的危难时刻，徐秀珍没有多想，扔掉手中的菜篮子，顾不上脱下身上厚厚的棉衣，就跳进了河水中。她一只手抓住水桥边的面板，另一只手向孩子的方向伸去，希望能够拉到小孩，但由于离小孩较远还是无法抓到孩子。3月的河水，依然冰冷刺骨，水又比较深，而且身上厚厚的棉衣，被水一浸变得重起来，73岁的徐秀珍老人每挪动一步都很艰难，但她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此时耽误一分钟，孩子就可能没命了。她奋力用手划着水面，向孩子的方向挪去，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当周围的邻居、村民问徐秀珍：你都73岁了，当时哪来的这么大勇气跳入河中?她笑呵呵地回答道：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当你看见一个孩子在水中奄奄一息时，能忍心不救吗?换作谁都会这样做的。几十年来，徐秀珍帮助的人、做过的好事，没人数得清，她的高尚品格已根植在街坊邻居的心中。
材料二 2012年10月10日，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收到了一封自于宝岛台湾《大爱工行，仁义之师》的表扬信，随后，新民晚报、侨报、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纷纷刊登《上海儿子10年照顾台湾爸》的文章，详尽描述了从2002年到2012年整整十年工行员工朱捷的无私关怀与帮助台胞杨银岳先生的事迹。2002年73岁的杨先生来到了工商银行普陀支行寻求帮助，两个人长达十年的忘年交就此开始。在后来的服务中，朱捷得知老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就买了测量仪，利用自己曾在部队从事专业医护的技术主动承担了老人的血糖测试和胰岛素注射。老人家境富裕时，朱捷婉拒了杨先生提出的义子身份，君子之交淡如水，您不用感谢我，这是我一个工行员工应该做的。杨老先生于2005年投奔宁波老家亲戚，直至2009年一直定居慈溪，此间经历了巨大人生变故，丧偶、被诈骗等悲惨的境遇让杨老先生的健康与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孤苦不堪中再次拨通了小朱的电话。在得知老人的变故后，朱捷毅然将杨老先生接到家中照顾，为能让老人多走动，朱捷与同栋的一楼住户进行了多次沟通，将六楼房屋进行置换，不知不觉中，杨老已经成为小朱一家的新成员，在杨老心中，小朱早就成为他至亲至爱的好儿子。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的生活费用都是由小朱提供的。2012年8月26日，老人安详地辞世，享年83岁。由于无法找到老人的亲属，朱捷承担了杨老先生的后事。最后。通过与台湾的海基会与民政部门多次联系，找到老人失散的女儿，完成了老人毕生的心愿。
材料三 武警上海总队五支队十一中队战士叶乃阳，入伍5年来坚持把爱心献给社会、忠心献给使命、恒心献给岗位，出色完成世博、大运、涉日维稳等重大任务。个人荣记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被表彰为总队标兵士官、武警部队学习成才先进个人。2009年12月至今，他坚持用爱心帮助植物人方祖俊一家，每月从士兵津贴中拿出200元、士官工资中拿出800元予以捐助，一定要让方祖俊醒过来!抱着这个朴素的信念，在首次探亲休假的20天里，叶乃阳17天住在方家，四处打探唤醒植物人的办法，为之购买轮椅、MP3等康复用具，每天帮其洗澡按摩、注射营养剂，不停的呼唤着他的名字，经过十多天的精心照料，方祖俊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先进事迹被安徽省委宣传部、文明办、上海市委宣传部以及上海电视台、安徽省广播电台、上海广播电视台、武警新闻台、文汇报等国家和地方80余家新闻网络媒体宣传报道，个人被安徽省六安市评为六安好人，第三届六安市道德模范提名奖，荣登安徽省好人榜。
士官事迹材料范文4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一
法国太太爱心温暖阳光之家
走进北新泾社区阳光之家活动室，很多人都会被墙壁四周琳琅满目，创意频出的手工作品吸引住。纸灯笼上的蝴蝶翩翩起舞，十二生肖画惟妙惟肖，手印画五彩缤纷，树叶画更是融入了自然元素。此时，如果旁边有阳光之家的学员，他们便会从展示橱中拿出更多“得意之作”，鸡蛋壳画、石头画、彩泥项链、布艺老虎、塑料杯垫、毛线球……这些统统都出自他们之手。当你问到是谁教会了他们这些时，学员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法国志愿者太太。学员们说的法国志愿者太太，每周四上午都会来到阳光之家，教学员们做手工，为他们带来快乐。自从2019年第一位法国志愿者米歇尔太太来到这里之后，陆续有30位法国女性成为志愿者。她们跨越地域界限，为中国的孩子洒满爱的阳光，阳光之家的学员们的整体素质有了显著的进步。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二
低调“救人哥”姜一诚
2019年8月24日中午，上海浦东新区上南八村小区内，一位七旬老人突然晕倒在地，脸朝下、背朝上，口吐白沫，神志不清，生命危急，现场聚集了大量的围观者，但他们或没有技巧或缺乏勇气或怕惹事上身，谁都不敢靠近老人。这时，上海纽荷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青年职工的80后姜一诚正好经过事发地，他停下脚步一问究竟之后，迅速冲开人群来到老人身旁，立马蹲下身子抱起老人，让老人侧卧并微微托起老人头部，使其呼吸顺畅，一直到120急救车赶到后才放心离去。施救过程中，不断有人向他喊话：“小伙子，你要当心啊，会有麻烦的”，但姜一诚毅然决然地说：“你们不要这样，做人要有点良心，好吗”，他不动摇、不放弃，用善心、果敢和智慧使老人转危为安。8月28日，央视新闻联播节目黄金时段长时间报道了姜一诚的救人义举，他的高尚品行为我们全社会传播了精神文明的“正能量”。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三
古稀老人勇救落水儿童
2019年3月19日上午9时许，罗店镇张士村村民徐秀珍跟往常一样，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弄了点蔬菜后，准备到家附近的南泾河边清洗一下。当她走近河旁的水桥时，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离水桥外2米处，有个幼童溺水了。只见小孩面向水里、背朝天半沉半浮在河水中，已无力挣扎。在这命悬一线的危难时刻，徐秀珍没有多想，扔掉手中的菜篮子，顾不上脱下身上厚厚的棉衣，就跳进了河水中。她一只手抓住水桥边的面板，另一只手向孩子的方向伸去，希望能够拉到小孩，但由于离小孩较远还是无法抓到孩子。3月的河水，依然冰冷刺骨，水又比较深，而且身上厚厚的棉衣，被水一浸变得重起来，73岁的徐秀珍老人每挪动一步都很艰难，但她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此时耽误一分钟，孩子就可能没命了。她奋力用手划着水面，向孩子的方向挪去，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当周围的邻居、村民问徐秀珍：“你都73岁了，当时哪来的这么大勇气跳入河中?”她笑呵呵地回答道：“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当你看见一个孩子在水中奄奄一息时，能忍心不救吗?换作谁都会这样做的。”几十年来，徐秀珍帮助的人、做过的好事，没人数得清，她的高尚品格已根植在街坊邻居的心中。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四
跨越海峡的“父子”情
2019年10月10日，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收到了一封自于宝岛台湾《大爱工行，仁义之师》的表扬信，随后，新民晚报、侨报、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纷纷刊登《“上海儿子”2019年照顾“台湾爸”》的文章，详尽描述了从2019年到2019年整整十年工行员工朱捷的无私关怀与帮助台胞杨银岳先生的事迹。2019年73岁的杨先生来到了工商银行普陀支行寻求帮助，两个人长达十年的忘年交就此开始。在后来的服务中，朱捷得知老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就买了测量仪，利用自己曾在部队从事专业医护的技术主动承担了老人的血糖测试和胰岛素注射。老人家境富裕时，朱捷婉拒了杨先生提出的义子身份，“君子之交淡如水，您不用感谢我，这是我一个工行员工应该做的。”杨老先生于2019年投奔宁波老家亲戚，直至2019年一直定居慈溪，此间经历了巨大人生变故，丧偶、被诈骗等悲惨的境遇让杨老先生的健康与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孤苦不堪中再次拨通了小朱的电话。在得知老人的变故后，朱捷毅然将杨老先生接到家中照顾，为能让老人多走动，朱捷与同栋的一楼住户进行了多次沟通，将六楼房屋进行置换，不知不觉中，杨老已经成为小朱一家的新成员，在杨老心中，小朱早就成为他至亲至爱的“好儿子”。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的生活费用都是由小朱提供的。2019年8月26日，老人安详地辞世，享年83岁。由于无法找到老人的亲属，朱捷承担了杨老先生的后事。最后。通过与台湾的海基会与民政部门多次联系，找到老人失散的女儿，完成了老人毕生的心愿。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五
无声的灯盏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MDA(Muscular Disease Association神经肌肉疾病协会)青年志愿者团队组建于2019年，始终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精神，通过点滴关爱让广大神经肌肉疾病患者体悟生活的温暖。为了提高志愿者的服务质量，志愿者向神经内科、康复科专家求教，自编自印《神经肌肉疾病治疗保健手册》，访视时为患者讲解;建立“MDACHINA-Fudan”QQ群，邀请医生在线答疑。还将年过六旬无法到医院就医的孤寡老人的化验结果带到医院，请专家给出诊疗方案和处方;为四肢肌肉逐渐萎缩、手已变形的高中生进行功能锻炼，同时辅导学业，帮他圆了大学梦;了解到一位患者有开网店的心愿，志愿者教他办理网上实名认证、陪同出门办手续……6年来，团队成员由20人发展到200余人，风雨无阻上门倾听患者心声，为患者排忧解难，访视家庭从最初的4户增加到25户，累计访视1000余次。该团队已连续6年获得上海市肢残人协会颁发的“智力助残”优秀集体称号，还获得“2019年复旦大学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2019年复旦大学‘光华自立奖’实践公益类一等奖”等荣誉。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六
奉献的青春最美丽
武警上海总队五支队十一中队战士叶乃阳，入伍5年来坚持把爱心献给社会、忠心献给使命、恒心献给岗位，出色完成世博、大运、涉日维稳等重大任务。个人荣记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被表彰为总队标兵士官、武警部队学习成才先进个人。2019年12月至今，他坚持用爱心帮助“植物人”方祖俊一家，每月从士兵津贴中拿出200元、士官工资中拿出800元予以捐助，“一定要让方祖俊醒过来!”抱着这个朴素的信念，在首次探亲休假的20天里，叶乃阳17天住在方家，四处打探唤醒“植物人”的办法，为之购买轮椅、MP3等康复用具，每天帮其洗澡按摩、注射营养剂，不停的呼唤着他的名字，经过十多天的精心照料，方祖俊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先进事迹被安徽省委宣传部、文明办、上海市委宣传部以及上海电视台、安徽省广播电台、上海广播电视台、武警新闻台、文汇报等国家和地方80余家新闻网络媒体宣传报道，个人被安徽省六安市评为“六安好人”，第三届六安市道德模范提名奖，荣登安徽省“好人榜”。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七
稚子真心，爱的传递
宋年忠家住新闸路568弄，自幼患小儿麻痹症，不能行走，父母相继去世后，一日三餐成了她生活中最大的困难。1993年，静安区第三中心小师生得知社区里有这样一名残疾人需要照顾后，决定每天免费为宋年忠提供一顿午餐。自此，学校高年级学生组成了一支送饭队伍，每天为宋阿姨送饭成为他们学习之外的一项重要任务，无论刮风下雨，送饭从没有间断过。每到中午时分，同学们下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到食堂去拿饭，他们端着饭盒、拎着汤，赶往宋阿姨家，让宋阿姨吃上热乎乎的饭菜，自己再返回学校用餐，天冷时自己的饭菜都凉了，可同学们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学校校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学生送走一届又一届。领导层变了，送饭的人也变了。唯有送饭的路没有变，送饭的责任更没有变。爱心接力棒在学生手中届届相传，爱心的种子在校园里年年播撒。为了坚守承诺，静安区第三中心小的学生们2019年如一日，成千上万人次的学生，担起爱心小使者的重任，风雨无阻地走过那条送饭的小路。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八
一位上海知青的黑土眷恋
徐桔桔是上影集团的一名退休职工，有着35年党龄的老党员。为了让40多年前她插队落户的乡村百姓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年届六旬的她放弃高薪返聘的外企工作，告别九旬高龄的双亲和出生不到百日的孙女，远赴黑龙江黑河市山河村当起村支书，带领村民搞新型种植合作社，走现代农业致富路。徐桔桔上任后，日夜忙碌。成立种植合作社，修建健身设施，为全村老乡家换上白色塑钢窗，为道路扩建白色路面、安装铁栅栏，组建村篮球队、舞蹈队，与驻军部队结对子、与相邻村搞联谊，建立农家书屋，发展年轻党员，还为村里初中生联系上海船厂技工学校……短短一年时间，山河村有了很大变化。村民们都说：“为改变山河村的面貌，徐书记积极争取新农村建设资金，她真的很辛苦，我们感谢她!”徐桔桔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曾一同与她在山河村插队过的几名上海知青也决定退休后重回山河村作贡献。《新民晚报》也特地报道了徐桔桔的感人事迹。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俞正声同志阅读了介绍徐桔桔事迹的全文后，亲笔批示：“读完此文，既敬佩又感动，使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2019年7月5日，一辆载有34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巴士在新西兰南岛小镇莫斯本附近因道路结冰翻车，情况万分危急。千钧一发之际，行驶在事故车辆前方的一辆载有上海国旅游客的大巴车及时发现了险情，领队胡蓉第一时间决定暂缓行程，调头回去救人，这得到全体游客支持。戴丽萍等游客纷纷下车，将被困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并把受伤乘客带到自己车上休息取暖。当地救援人员到达后，他们还主动放弃自己的行程，陪同翻译，直到所有人安全就医。来自上海的“救命恩人”使被困游客转危为安，得到妥善救治，让遭遇事故的同胞们感激不已。这一事件引起新西兰当地和上海各界的广泛关注并获得好评，大家纷纷赞叹他们是中国“最美游客”
好人好事事迹材料九
士官事迹材料范文5
缅怀革命烈士，体悟红船精神
二、活动意义
1. 参观革命烈士陵园与事迹陈列室，实行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中国内忧外患，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2. 聆听**校长的一堂课，感受革命烈士在革命年代的家国情怀、红船精神和人文精神，深化学生对红船精神的认识。
三、活动时间
4月*日（周六）上午9:00-10:30
四、活动地点
***革命烈士陵园
五、活动对象
高一、高二年级
带队教师（3 人）：********
六、活动流程
9：00在烈士陵园广场集中：整理队形，献花、默哀。
9：00—9：10重温入团誓词：在***班团支书带领下，重温入团誓词；
9：10—9：30参观革命烈士陵园：在***校长带领下，参观革命烈士陵园和事迹陈列室，通过自主学习的途径了解革命烈士生平事迹；
9：30—10：00聆听校领导讲红船精神：***校长带学生进一步了解69名革命烈士中的较为突出的事迹和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红船精神；
10：00—10：10学生代表讲革命烈士事迹：***班团支书重点选取一名革命烈士讲述其事迹与贡献；
10：10—10：20学生代表分享感悟：4名学生代表结合红船精神和革命烈士光辉事迹，发表对此次团日活动的体会与收获；
10：20—10：30校领导总结发言：师生共同为革命烈士献花，***校长为本次团日活动进行总结性发言。
七、准备材料
1.校团委在活动前准备好鲜花；
2.活动当日学生需着校服，团员需佩戴团徽，并携带团章或入团誓词（见附件）。
八、安全保障
正值周六放假，参加团员统一由父母车辆接送,确保交通安全！
九、 宣传工作
士官事迹材料范文6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提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重要论述。胡万春、张明俊同志身先士卒，严格践行了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用自己的言行为广大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了榜样！
这两位普通的村官，在他们短暂的人生里留下了不朽的精神与璀璨的传承，胡万春、张明俊同志时刻提醒着我们广大党员同志，领导干部始终要把永远听党话，坚定的跟着党走作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信条。他们用自身的事迹告诉我们做官先做人，做人必修身，党员干部修身做人就是做合格的共产党员，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和自身修养。更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践行“三严三实”。
我虽处于汉川分公司基层，但有幸通过这次学习了解到了胡万春、张明俊同志的事迹，他们一心为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严于律己，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基层干部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的真情挚爱并且深刻认识到他们对党忠诚，他们临危不惧，冲锋在前的英雄本色，尽职尽责，一心为民，胸怀大爱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刻学习，把立德摆在首要位置，牢记入党誓言，铸牢理想信念这个主心骨；把实践作为砥砺品质的课堂，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矛盾问题中培养“三严三实”作风；把慎独慎微作为严格律己的操守，努力自觉改造主观世界，更是两位同志给予我们的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