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来历和起源范文1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苍颉是皇帝的史官，他长着跟龙一样的面貌。他特别喜欢观察身边和周围的事物，他也非常爱动脑筋或者是想问题。他每天抬头观察天上星星的变化，看乌龟背上的花纹、雀鸟羽毛的色彩和山川起伏的样子和形象，经常在自己的手上描画事物的形体和特征。久而久之就创造丁文字。苍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上天下起鱼点一样的粟米，怕人们光顾写字。将来人们饿肚子。鬼在黑夜里偷偷的哭泣，龙也藏躲起来，是因为怕文字把他们的丑恶行为记录起来，昭告天下，使他们遗臭万年。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汉字的来历演变起源发展历史。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汉字的来历演变起源发展历史。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以及草书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汉字七体”这就是汉字的来历。
一年级:十月
汉字的来历和起源范文2
关键词：汉字起源；渐创说；突创说；甲骨金文；六书；仓颉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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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起源观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决定着古汉字研究的方法和成败。由于古汉字是上古历史信息最全面、最深刻的载体，所以古汉字研究的方法与成败又深刻影响着上古史（神话史）的研究。因而我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汉字起源观，摒弃错误的汉字起源观，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最终看到汉字起源与原理的真实状况，由此为上古史研究开辟道路。
一、“突创说”与“渐创说”
目前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汉字起源观，即“突创说”和“渐创说”。所谓“突创说”即认为汉字是由少数人在有理论、有设计、有邃远目的的情况下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所谓“渐创说”即认为汉字是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由广大民众零散地、渐进地创造和积累的。
1.突创说
汉字“突创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信仰。其典型说法是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该神话传说目前看来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赵国史书《世本・作篇》，其曰：“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又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苍颉，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矣。”但后世多言仓颉而忘沮诵。又传说仓颉造字是“上天作令”并且是根据上帝所赐造字范本“丹甲青文”（《路史》）在短期内一举完成了古汉字原始系统的创造。“仓颉造字”属汉字“突创说”，这种传统信仰在“新文化运动”后被逐渐打入冷宫。
然而，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根据考古证据再提汉字“突创说”。如姜可瑜先生在《殷墟文字形成假说》[1]一文中就提出我国最早的成熟的殷墟文字体系是在短期内由少数巫史一举完成的。该文内容主要有三：一是殷墟甲骨文已达相当成熟之阶段，字数近5000个，可识者近1000个，词类句法自有规范，已能记述相当繁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形成以象形为基础的方块汉字表意体系；二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甲骨文体系至少需要几千年演进过程，有的还认为需要八千至一万年，然而检阅从仰韶文化到商代后期许多环节，除了一些零星的、幼稚的、简单的、原始的刻划符号或‘文字’外，根本找不到可与洋洋大观的殷墟文字相彼此的链条，实际上这个链条并不存在；三是商代的“少数特权分子”是殷墟文字真正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汉字的产生不是等距离地、比肩式地、稳步渐进地运动过程，而是在短时期内急剧地、大量地产生的。这个时期，就是殷墟时期，亦即商代后期。”
李万福先生在《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2]一文中也认为：“文字很可能是突破关键之后，在较短时期内创造出来的”。迄今在我国境内发现有书写符号的遗址共32处，其中殷墟符号约1500000个，约4500类；其余31个遗址中数量最多的是乐都湾遗址，约679个，约114类；数量最少者为1个（多处遗址）。这31个遗址的所有符号加起来也不过约1446个。这就是说，从盘庚迁殷到武王灭商约300年间，殷人创造出1500000个符号，而从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到3300年前的殷墟遗址，其间经历4700多年，却只造出约1446个符号。合计下来，殷墟符号约占99.9%以上，其他符号约占0.1%。根据统计学原理，后者之数量、种类和增长速度均可忽略不计或趋于零，故殷墟文字理当是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
李万福先生还运用比较法对全世界三大古老文字的起源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惊异地发现：三者都在原始符号与成熟文字之间存在“明显断层”。据此他指出：就像殷人迁到垣河之畔后就突然有了文字一样，苏美尔人也是迁到两河流域后就突然有了文字。一些学者假定，要么“这种文字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要么是“苏美尔人随身带来的”。[3]129殷人和苏美尔人都是从它处迁来的，没有发现比甲骨文和楔形文字更早的大量符号人们还有理由推断这是因为没有找到他们的‘来龙’。但古埃及人留下了从旧石器时期至文字诞生时期各个文化的堆积层，在这些遗址中，仍然只发现了与我国仰韶陶器符号相似的简单刻划，并且数量也不多。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古埃及圣书文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我们的汉字，都缺乏能够充分说明它们的形成过程的资料。”[4]2因而有人怀疑古埃及文字“是被一位熟悉文字的人当作一个统一整体一下子人为地创立的”[3]105。这与世界文字起源神话多相吻合。世界上许多文字的起源都与天神有关。如古埃及人相信Thoth是一切文化的创造之神，并称文字为mdw-ntr，意思是“神的语言”。印度梵文也叫“天城体”，即居住在天上城市中的梵天所创的文字，故亦名“梵文”。作为世界语言始祖的希伯来文字也传说是上帝使者摩西创造的。[5]34贵州彝文经典《帝王世纪・人类历史》曰：“人类始祖希母遮之时，直到撮休读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间并无文字，不过以口授而已。流于二十九代武老撮之时，承蒙上帝差下一位祭司宓阿迭者，他来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始备。”在人类文明起源神话传说中，各民族的文字起源传说几乎都与天神有关，我们应当直面这些铁的事实。
李万福先生还指出，渐创说往往称巫史是文字的整理者和颁布者，然而此说亦与考古学证据相悖。考古发掘证明：在洋洋大观的殷墟甲骨文之前，可供巫史整理和颁布的传统符号“寥寥无几”，以致缺乏整理和颁布的条件和价值。殷代巫史要在这寥寥无几的传统符号中整理出洋洋大观、举世闻名的甲骨文体系，那无疑是在说童话。李万福先生援引《共产党宣言》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而殷代巫史在三百年内留下的符号总数也比过去几千年留下的符号要多近千倍。这期间，不可能没有某种革命性的“突破”。
对于这种“革命性的突破”，李万福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然而历史传说本身其实已经把这个“革命性的突破”说得很清楚，问题只在于我们总是把这些传说视之为假、为幻想、为先人的臆造和呓语云云。即说问题不在史料本身，而在我们对于史料的态度。如果我们总是以今天的某种“理论”和“常识”来强加于古史，对古史资料作“削足适履”的改造，使之适应我们的“理论”和“常识”，那我们将永远也看不到真正的古史。因为我们不尊重史料、不相信史料、不就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作结论，这就等于我们没有史料，只有我们头脑中的“理论”和“常识”。然而凭借这些与史料不符的“理论”和“常识”，我们是看不到史料本身反映的客观事实的。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我们必需立足史料本身所描绘的古史环境、运用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分析和判断古史。例如史料告诉我们：中国汉字是仓颉造的，而仓颉造字又是“上天作令”，即是上帝赐给仓颉造字范本“丹甲青文”，仓颉根据这个造字范本创造了最早的古汉字体系。对此，无论我们是信还是不信，史料本身的客观记载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如此，考古证据也与神话传说是相应的，这样我们就更加应当尊重史料，遵循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得结论，而不能用我们的“怀疑”、“理论”、“常识”来代替古史，并建立一套符合于我们的理论但却纯属臆想的古史。假如真是如此，那我们就是生活在臆造的史学天地中的史学家，而不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在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中的史学家。
王蕴智先生在《远古符号综类摹萃》一文中也说他们试图通过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高科技手段等科学途径对原始文字材料做一番整理，排比出商代以前汉字发生、发展的头绪。结果证明：除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等小宗材料可与殷墟文字比序外，其他商前符号彼此缺环较多，且零星分散，多数与商代文字不合。[7]徐中舒先生在《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一文中也认为：汉字是在殷代晚期“一班巫卜手中，日趋纯熟，以至完备”[8]126的。卢丁先生在《汉字的起源及早期发展》一文中也认为：只有巫师“才有条件将早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的不统一的各种图形符号加以整理总结，传习使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应该产生于巫师集团之中”。[9]而近年谭世宝先生的《苍颉造字传说的源流考辨及其真相推测》[10]一文又证得“仓颉”就是“商契”（音近通假），“仓颉造字”就是“商契造字”，这就使得“仓颉造字”传说与商代甲骨金文体系的突然出现形成了相互印证，达到了古史传说与考古证据相互统一，从而使得古老的“仓颉造字”传说变得更加可信了。
2. 渐创说
汉字“渐创说”是在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中初兴的，以后成为正统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汉字起源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汉字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换句话就是说，汉字是在无理论指导、无规划设计、无邃远目的的情况下自然产生、零散积累起来的。例如高明先生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1]一书中就说：“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数以千计的古汉字形体而论，绝非一人一时所能创造，而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当中，因时因地不断地观察、思考和创造，并经过若干年代的积累，逐渐形成共同使用的文字，而绝不是天授神意或出于某个‘圣人’的灵感……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意地把许多来自群众的发明创造转嫁到某个‘圣贤’的身上，目的就在于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鲁迅在《门外文谈》中也说：“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耳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家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郭沫若也说：“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捡、发展出来的。”[12]244这些说法初听起来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们研究上古史是不能“以理求是”的，即不能仅以今天的常识、常规、常理来强加于古史，因为古史距今极其遥远，那时的自然人间与今日世界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所以我们研究古史的正确方法应当是根据史料本身的客观规律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必须合上古资料之理，而非合某种纯粹的理论之理；合今日之理不一定合上古之理，合上古之理不一定合今日之理。如前所述，无论是传世文献所记载的神话传说，还是现代考古发掘的古汉字证据，都是支持“突创说”的，都没有给“渐创说”提供有利的证据。“渐创说”仅仅只是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理论”。而这种听起来很合理的理论必需得放到古史资料的“系统机制”中去进行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突创说”与“渐创说”的方法论比较
汉字“渐创说”主要是根据“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然而其说与史料并不相符。所以，汉字“渐创说”的重大弊端即在于它可能走上“史学为理论服务”的可悲道路，并可能走进“约定主义”的自欺欺人的象牙塔中，从而难以完成揭示历史真相的史学使命。相反，当我们摆脱“渐创说”的桎梏，施行“实事求是”的治史总法，根据古史资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分析和判断古史，我们的研究竟如鱼得水、四处逢源，获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发现，并进入了一个广阔无垠、博大精深的古汉字及上古史研究新天地。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些实例分析说明“渐创说”与“突创说”的方法论利弊。
1.“仓颉造字”与“无神论”
如前所述，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仓颉造字”的传说，然而这种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信仰在“新文化运动”的打倒旧思想旧文化思潮中却被逐渐打入冷宫。先前学者否认“仓颉造字”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其“渐创说”，二是其“无神论”。即认为“仓颉造字”传说中存在很大的“神话”成份，而“神话”几乎就是“幻想”的代名词，是不可以当真的。在其“无神论”看来，“天帝”是先民因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对大自然的恐惧等原因幻想出来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当我们脚踏实地地分析“仓颉造字”史料时，我们发现事情远远不是那么简单――那些与“仓颉造字”相关的“上古图画”，其以惟妙惟肖的“图画形式”展现给我们的“天帝”事物远不是用“幻想说”和“无神论”就可以打发的。这些铁铮铮的“天帝”类事物图像让我们对“仓颉造字”传说中的“天帝”、“神龟”、“丹甲青文”等事物的真相恍然大悟。甚至，古人亲笔记载的上古图文证据竟让我们走向了“突创说”的反面，即走向了新的广义的汉字“渐创说”，即认为汉字的创造知识来源于天帝的传授，蕴含着天帝文明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博大精深的知识内涵，而其高深莫测的智慧和原理理当就体现在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六书”理论中（详后）。而狭义“渐创说”用以否认“天帝”存在的所谓“无神论”实质上是一种“宇宙封闭论”，即认为宇宙中只有地球上才有人类这种智慧生命，除此之外，宇宙间不可能再有其他智慧生命。诚然，这样的“无神论”显然无异于哥白尼时代的“地球中心说”，是一种实质上的“宇宙封闭论”。真正的“无神论”是指“反对在物质世界之外存在着神，并由它主宰世界万物和人类命运的观点”[13]，并非指“宇宙封闭论”这种狭隘的“无神论”。反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从来没有否认过宇宙中存在其他智慧文明及其来过地球的可能性。而“仓颉造字”传说以及其他大量与“天帝”有关的上古图文和传世文献记载都在为这种可能性提供历史学上的证明材料。
如果我们不能“实事求是”地考察分析与“仓颉造字”有关的上古图文和传世文献记载，再加上“宇宙封闭论”这种荒唐的“无神论”的扼制，最终将会得出“割断历史”的研究结论。即在并未深入了解上古史料的情况下仅根据某种纯粹的理论就臆造出了一种汉字“渐创说”。在这样的汉字“渐创说”看来，“仓颉造字”传说中的“天帝”、“神龟”、“丹甲青文”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先有六书，后有汉字”的观念等就都显得不合理起来，甚至我们的先人在传世文献中重复了千百遍的华夏神话史也都显得不合理起来。殊不知，真不合理的是我们“以理求是”的治史方法，这种方法会把治史者引向主观成分极强的臆造历史的环境中而永远无法看到华夏初史的真相！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战国以前的古史是‘民神杂糅’的传说”，“那时的社会最多神话”，“在战国以前，古史的性质是宗教的，其主要的论题是奇迹说。我们不能为了孔子等少数人的清澈的理性，便把那时的真相埋没了。”[14]142
2.对“六书”来源和原理的不同解释
“六书”是有关汉字创造方法的传统理论。关于六书的来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六书是仓颉造字的方法，由于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六书”的古籍只有《周礼》一书（这与历代“书厄”有关），其中称周代保氏教学童以六书，所以我们把这种六书来源观称之为“周代六书说”。清代以前的学者普遍认为周代的“六书”源于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如清代江声《六书论》说：“（六书）不始于周，而始于造字之初。”清代黄侃《论六书起源及次第》也说：“六书者，造字之本，是仓颉时已有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称：“仓颉之初作书。”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六书是“造字之本”等。然而到了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中，吕思勉先生首次提出与古老的“周代六书说”相悖的“汉代六书说”，认为“六书之说，出于汉世”。此后，一些著名学者也在汉字“渐创说”理论的政治色彩影响下，开始提出六书是汉代学者根据秦篆体系总结出来的[15]139，并指出“仓颉造字”传说中所包含的“先有六书，后有汉字”的古说是不符合神圣不可侵犯的汉字“渐创说”的，因而就是不科学的。“渐创说”的理由是：任何理论都是在实践之后产生的，不可能先有理论、后有实践，因而认为六书理当是在汉字体系形成之后才被后人总结出来。[11]45汉字“渐创说”及其“汉代六书说”表面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也说服了很多后学，继而成为当今文字学界普遍遵循的文字学圭臬，许多学者“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人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须知汉字“渐创说”及“汉代六书说”都存在着严重地与史料不符的重大弊端，甚至存在“割断历史”的重大隐患。其对古人关于上古时代是“神话时代”、是“天神时代”的强烈诉讼或者不加深究，或者不予理睬，只管坐在“史学为理论服务”的公堂上自说自话。长此以往，我们将永远看不到真实的六书起源史、汉字起源史和华夏文明起源史！还是那句话：我们必须依据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分析和认识古史，万不可作纯理论的“想当然”！
嗟夫，当我们大胆地冲破长期统治中国文字学的汉字“渐创说”和“汉代六书说”等理论羁绊，遵循祖先的汉字“突创说”和“周代六书说”等传统观念，因而把“六书”与“甲骨金文体系”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脚踏实地地根据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进行分析判断时，我们对“六书”和“甲骨金文体系”乃至华夏文明发祥期的“神话史”，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的、层层相因的重大发现：
（1）首先，当我们冲破汉字“渐创说”的功能“敷衍说”而对古汉字体系作系统性精奥分析时，我们竟破解了六书中的“转注”这个“千古之谜”，发现所谓“转注”其实就是甲骨金文体系中“把象形字简化推演为一系列转注字，形成转注链”这一普遍现象。
（2）在发现转注真相的基础上，进而我们又发现了汉字构件“三要素”：象形字、转注字和指事之点。从理论上说，一切古汉字都是由“三要素”构成的，别无其他（换句话就是说，一切古汉字都由象形字、象形字简化来的符号、以及指事之点构成）。进而发现：由于转注字是由母体象形字简化来的，所以转注字的本音本义都是由其母体象形字赋予的，而指事之点也只有依附在象形字或转注字上才能表义，所以，从理论上说，懂得了象形字的所象之形（本义），就可以懂得一切古汉字的本义。再进一步，我们就可以通过古汉字本义系统了解众多上古历史事物的真相。诚然，这对于研究充满迷茫的上古史无疑提供了一条极为宝贵的探索之路，因为古汉字体系是“天地之蕴尽矣”的。
（3）在发现“转注”和“三要素”真相的基础上，我们进而发现“六书”原来竟是一个“六步相生”的造字程序，即：
第一步：按照实物的形状画出“微型图画”，造出象形字；
第二步：用象形字简化推演出一系列转注字，形成转注链；
第三步：在象形字或转注字上加指事之“点”，造出指事字；
第四步：在象形字、转注字、指事字中选择“义符”，组装会意字；
第五步：在以上四书中选择“形符”和“声符”，组装形声字；
第六步：对以上五书进行“借形借声”或“借形变声”，造出假借字。
（4）在此基础上，我们又顺理成章地发现了六书的“六步相释”功能，即：象形字解释转注字；象形字、转注字解释指事字；象形字、转注字、指事字（三要素）解释会意字；前四书解释形声字；前五书解释假借字。再进一步，我们又发现了“六步相生”的“五书返证”规律，即：由于六书是“六步相生”的，所以其后五书的本义和引申义就可以返回去证明其母体象形字的本义（所象之形）。“五书返证”对考证汉字本义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最终成为我们建立的“本义学”考证汉字本义的最主要的方法（其重要性类似于先贤考释甲骨金文生字的“识字学”的根本方法“通读”，先贤考释甲骨金文生字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最终都必需放回到卜辞铭文中去进行“通读”检验）。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六步相生”和“五书返证”的发现，才使我们建立了一门新的学问“本义学”，从而为先前古文字学在本义研究方面的困难提供了新的探索途径和研究方法。诚然，假如我们一旦懂得了所有古汉字的本义，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部上古先民亲笔记载的、最为古老的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因为古汉字体系是上古现实世界的“缩影”。
（5）最终，我们就发现了“古汉字关系网络”这部“华夏第一史册”。即说上古造字者运用“六步相生”造字程序创造出来的甲骨金文体系其实竟是一张连环相生、纵横交错、辗转相注、交互说史的“古汉字关系网络”。该网络又因“六步相生”机制就具有“聚则记史，散则记事”的“双重功能”。所谓“散则记事”就是我们通常所知的用文字来写文章、记事情的“记事功能”。所谓“聚则记史”即说上古造字者是按照六书的“六步相生”造字程序来把华夏文明发祥期的神话史大真相记载在甲骨金文的形体结构和字与字的关系中的，后人只需把大量古汉字按照初创时的“六书关系”排列起来，一部记载方式极为神奇与绝妙的“华夏第一史册”就会横空出世！这就是中国甲骨金文体系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记史功能”！虽然，人们在认识甲骨金文体系的“记史功能”时，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华夏第一史册”的横空出世，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件！
以上就是我们遵循祖先的汉字“突创说”和“周代六书说”所取得的古汉字研究新成果。不仅如此，汉字“突创说”还引领我们在中国文字学和上古史研究方面产生了更多的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发现：例如有关汉字的性质问题，先前学界一直遵照西方语言学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之定义而认为汉字性质也一样是“记语”，即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16]然而如上所述，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甲骨金文体系的根本性质不是“记语”而是“记事”，即是“记事”为本，“记语”为末。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甲骨金文体系还具有举世无双的“以字传史”的绝妙功能，如果我们只知道汉字的“记事功能”而不知其“记史功能”，那我们就只知道汉字功能的一半。另外，甲骨金文体系的“六步相生”机制与传说的仓颉造字总法“相生为字”也是不谋而合的！关于仓颉造字的总法，南宋罗泌《路史・史皇氏》记载是“相生为字”，罗泌之说必有其古老的渊源。而《说文》的“孳乳浸多”，《孝经援神契》的“垂荫画字”，《六书略》的“子母相生”等，也都显然是对“相生为字”的另一种描述。而甲骨金文体系的“六步相生”机制与仓颉造字总法“相生为字”的不谋而合，就从文字学角度再次证明了“仓颉造字”传说的高度可信性！同时，这也说明古老的神话传说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而是值得我们深刻注意的！
三、结束语
总之，古老的汉字“突创说”显然可以引领我们不断深入认识“六书”的来源和原理、甲骨金文体系神奇绝妙的“双重功能”、乃至对上古神话史产生前所未有的彻悟。而这些都是汉字“渐创说”看不到的，因为在“渐创说”看来，“六书”出现是很晚近的，即是汉代的学者根据秦篆体系总结出来的，甲骨金文体系也只不过是由上古民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无理论指导、无规划设计、无深远目的的情况下零散渐累而成的，因而也就谈不上、也不可能会有什么精妙的设计和高深的功能，不要说不会有精心设计的“传史功能”，就是其“记事功能”也都是史家们“敷衍”出来的（“史家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所以，我们说汉字“渐创说”是一种很危险的理论，它会把六书研究、古汉字研究、乃至华夏初史研究等，都引向不求深意、浅尝辄止的庸俗境界，甚至会成为揭示六书、古汉字乃至上古史高深机理和博大内涵的“禁令”，甚至从根本说它还存在“割断历史”的重大弊端！
至此，我们要问：假如我们继续地遵循汉字“渐创说”，因而继续把我们的古汉字看成是由上古广大民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零散产生、逐渐积累、“敷衍”而成的，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在古汉字体系中追究她博大精深的起源和庞大而严密的“记史”原理，甚至我们根据“突创说”所获得的一系列新发现也都将会因与“渐创说”理论格格不入而被打入冷宫！果真如此，那无疑是中国文字学和上古史学的莫大悲哀！诚然，在汉字“渐创说”称雄的近百年中，中国文字学之所以举步维艰、进展缓慢、甚至疑惑重重的根因，即在于“渐创说”理论是与史料不符的，是脱离上古史料之客观规律的，是建立在一种臆想理论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必须冲破脱离实际、误人子弟的汉字“渐创说”，复兴华夏英祖传承下来的、符合史料客观规律的汉字“突创说”。只有如此，我们的古汉字研究才能长驱直入、迅猛发展，并通过祖先恩赐的庞大而严密的“古汉字关系网络”，直取博大精深、直接苍穹的华夏初史大真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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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K].商务印书馆，2012年，“文字”条.
汉字的来历和起源范文3
关键词：骨;汉字;标识设计
中图分类号：J5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154-02
一、略谈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关于汉字起源，有很多种说法。普遍认为，汉字的出现源于符号意识的产生。中国历来有书画同源的说法，由此可推，汉字的起源分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象形，第二种是标记。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多种形态，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如图1。
二、汉字的字形特征及表现
（一）不同时期汉字字形的特点
甲骨文的主要特点是字的结构由细的线条组成，多用直笔，转弯处大多是方笔，棱角分明，外形参差不齐，字的大小也不统一。
金文是通过浇铸而成的，所以笔画粗壮肥大，特别丰满。在结构和笔画上，金文往往更整齐、方正，图画特征降低，文字的符号性增强。
篆书有大篆和小篆之分。大篆指先秦时期的所有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使用的标准字体，相比大篆在字形上简化了许多，笔画更简单，结构更匀称、整齐，线条略带弯曲，偏旁也相对比较固定，字型进一步区域定型化，小篆是第一个规范隶书的诞生在汉字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它是古代汉字与现代汉字的转折点。隶书变古汉字的曲折线条为方折，变弧形为直线，从而形成新的笔画，打破了古代汉字的基本体式，变汉字为扁方形字体。
楷书使汉字完全变为由笔画组成的方块形符号。楷书的书写非常整齐，具有整体感。不同字形的宽窄、长短的造型产生局部参差变化，在整齐之中又不显不呆板拘谨。
草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草书，指不论何体，凡是写的草率，随便的字，都可以称之为草书，是书法中的一种书体。
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以后今草和楷书盛行时出现的一种字体，行书具有楷书的基本间架结构，富有艺术气质。
汉字字形的历史演变。是因为文字的社会流通，需要有标准规范的字形，它是由标准字体->变异->再规范->再变异的。汉字字形的演变过程是曲折式，是螺旋式的发展。
（二）汉字与字母文字的特点与区别
中国的汉字构成比较复杂，它更多继承了早期象形的图案;而字母文字就如西方的文化一样，更直白更简单。英文字母字型是具有高级抽象的造型，它不具备东方文字复杂的含义，但它却表明出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是简单而抽象的，基本上所有字型来源于自然界的造型。
汉字与字母文字比较起来，其各有各的特点。字母文字的一个显著的历史特性就是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字语言，汉字与字母文字差异很大，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汉字是源于自然、源于社会，历经历史的沉淀更加趋于完善，是更科学、更理性、更合乎逻辑的文字;字母文字所组成的单词，更像是字母符号进行游戏组合，完全割断了文字与自然、社会、历史的内在必然联系，随着文字的发展，虽然也有了字根、词缀，历史上也不断通过字母的细微变化而产生出新的文字来，即便这样也无法改变其毫无生机缺少理性的刻板的内在实质。这就是这两者之间具有的本质区别。
汉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汉字一个字本身就代表一种或多种意义，这一点，字母文字却不能完成。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们创造了许多优秀的书体与书法作品的同时，民间的艺术家也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设计出无数巧妙和很有趣的字体图形。这样看来，汉字不只是象征交流信息语言符号的工具，更像个性品味极强的艺术品而大放异彩。
（三）汉字相对字母文字的优越性表现
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使用字母文字，而我国则是一直使用象形文字的国家，问其原因，字母文字的鼻祖还是象形文字。汉字的原始雏形源于图画，汉字是图形文字的代表，字母则是拼音文字的代表。但只有汉字在具备文字基本要素的同时，而同时又具备其装饰符号的功能，也就是审美功能，特别是古老象形文字。汉字造字之初就具有图形特征。
字母文字的构成则用几十万个字母组合才能表述，而且创造新词生硬不易;汉字简约，表达同样的内容，汉文简洁精短，英文字母则繁杂冗长;汉字结构优美大方，其书法自古至今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艺术奇葩。
三、汉字在标识设计中的应用
（一）汉字标识存在的价值
汉字标识以其文化性、时尚感及图形化的双重作用在标识设计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随着时代的发展，站在信息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视角审视，汉字无疑是一种有巨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设计元素，特别是广泛地运用于现代企业的标志设计，铸就出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演进为真正的文字信息传达媒介。
汉字标志的个性化特征使它在标志设计中独具魅力，失去个性的设计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在激烈的竞争中的商业，企业将更加重视运用标志设计来塑造品牌，塑造自身企业形象。与此同时，海外设计将进入中国市场，中国设计也将走向国际市场，设计将面临严峻的竞争局面。是挑战又是机遇，设计既不能一味的守旧，也不能全盘西化，要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广泛地融合世界艺术文化，”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也许这才是设计的成功做法。
（二）汉字在标识设计中的表现
在运用古汉字为设计元素的标志设计中，我们要善于从汉字中吸取精华，使之更具意蕴美。中国的实力不断壮大，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多人支持民族文化，外国人也越来越多的钟爱汉文化。
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是一个传统图形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具有特定的标识含义。“中国印・舞动的北京”适合中国特点，她作为一种表达的主要形式，传统的汉字书法，印章和中文的艺术形式与奥运会标识完美的结合起来，通过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段，巧妙地把京字转化为一个向前奔跑，舞动迎接胜利的人形。标志以印章形式出现代表了一种承诺，表示中国将举办好这次奥运。借中国书法之灵感，将北京的“京”字演化为欢舞的人，在挥毫间体现“新奥运”的理念。手书“北京2008”如图2借汉字形态之神韵，将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千万种表达浓缩于简洁的笔划中。标志主题色运用中国红为标准色，突出欢悦、喜庆的格调，非常富有历史内涵、时代特征和文化象征意义，极具视觉冲击力。这一独具艺术魅力的作品已被世界各界人士所认同，它是标志设计领域通过对中国汉字抽象化，符号化的成功实例。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字具有图形化和符号化的形态语言，其图形符号的特征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大有文章可做。与字母文字相比，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针对汉字这一特殊的、具有自身深厚底蕴的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特质。通过完美的构思，加之合适的表达使得汉字标识设计在传达之中有着文化的特质，在文化特质的理解之中促成新企业的发展，在造型之中将生活具体化。在相互关联中在发展汉字标识设计。使汉字标识设计更加趋于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国伦.现代标志设计[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
汉字的来历和起源范文4
【关键词】高中语文汉字教学中国文化文化内涵
一、从汉字的发展历程来体会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创造了表达简单意义和内涵的象形文字，并且将其刻在龟甲上来记录事件，这就是甲骨文。自此以后，汉字又经过了隶篆等多个演变阶段，其形象越来越简单，但是表达的含义却越来越丰富。直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体汉字，虽然在形式上变得更加整齐规范，书写起来也更加的轻松容易，但是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和发展，简体汉字仍然保留了许多创始之初的特征，仍然可以看出许多象形字的端倪。因此，汉字不仅为我们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绵延未断的有力见证，犹如一枚深深的戳记，打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厚重的躯体上，光辉而灿烂。例如，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山”这个字，其在象形文字中表示为相互连接的三个山峰，最中间的为最高峰，高中语文汉字教学中如何体现中国文化的内涵蔡忠元两侧山峰则较低。这个字正是古代的先民们根据山峰的形状进行简化而创造出的象形文字，生动形象，令人一看就能够明白它所代表的含义。而仔细观察简体文字中的“山”字，显然仍然表示了三座山峰，只是将象形文字中的三角形的山峰，简化为一竖，但是具有象形文字的表意特征。仅仅通过一个简单的“山”字，我们就可以大致看出中国文字的演变过程，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类似这样的对汉字发展历程的剖析，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从而增加学生对汉字，乃至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
二、说文解字，体会汉字所承载的丰富内涵
在我们看来，每一个汉字其笔画和结构在今天已经演变得非常简洁，所以常常让学生们误以为汉字就是汉字，仅仅是简单的表情达意的文字符号而已，从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但其实，每一个汉语文字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些汉字在创造之初的含义和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已经截然不同。有些汉字在被创造之初，仅仅只有简单的一个含义，但是随着人们的使用，已经赋予它更多更丰富的含义；有的汉字或许仅仅只是为了表达自然界的某一个事物而产生，而另一些汉字的诞生，其背后却蕴藏着社会发展进步的变化，或者一个个精彩难忘的历史故事。这些都需要教师在高中汉字的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一一讲解，只有追根溯源地全面了解一个汉字，才能够对其产生不一样的理解，也才能够让汉字的学习变得更加立体和深厚。例如，在夏商乃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常常使用的工具有青铜铸造的鼎、剑、釜等工具，所以人们创造出了相应的文字。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了新的工具和物品，中国的祖先们又创造出了“车”“纸”“炮”等文字。从解析这些汉字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个汉字所代表的特定诞生时期的社会历史形态，乃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这些都是汉字自身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需要被当下的人们不断探索和铭记。
三、通过朗读古文诗词，感受汉字的韵律之美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从各种各样朗朗上口的诗词歌赋中，我们早就已经体会到了汉字的韵律之美。这种和谐统一、节奏明朗的音律并不是巧合，也不是多此一举，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正是因为这样极其富有音乐节奏之美的韵律感，使得诗人们所创作的文章，能够被人们自愿地口耳相传，从而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流传了下来。可见正是这样的文字音韵之美，才为我们保存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和诗词。因此，教师在高中汉字的教学过程中，不妨经常带领学生们进行诗词等古文的朗诵，感受其中所蕴含的文字音韵之美，不仅能够增加学生的文章储备，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的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而且能够达到陶冶情操，愉悦情感的良好效果。例如，唐代伟大的诗人白居易所作的《琵琶行》，就将汉语文字的音律之美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有众多押韵的手法来保证音节的和谐，而且通过使用多个拟声词——“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既模拟了琵琶女所弹奏出的琵琶乐，准确地表现了其内心世界，而且也使得整篇诗歌的韵律感更强，从而被当时的人们争相传诵，广为流传。通过一遍遍地朗诵这首长篇诗歌，学生们不仅对汉字的音律美有了更多的体会，同时对我国的诗词文化也增添许多新的了解和兴趣。
四、贴近时代，感受汉字所焕发出的新的魅力
汉字教学与其他内容的教学一样，既要严肃也要活泼，既要遵循严谨的态度，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体现出时代性。我们现在可以发现，随着网络时代的崛起，汉字已经被人们赋予了许多新的特点，展示出了新的魅力。各种各样的网络热词已经屡见不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网络文化中兴起的这些网络热词，其中有些的确充满了网友们的智慧，不仅诙谐有趣，而且表情达意更加精准贴切。但与此同时，这些新兴的网络汉语中也有着一些文化糟粕的内容存在，这无疑会侵蚀学生的大脑和思想，不利于当代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因此，教师在汉字教学中，也应该密切关注新兴的网络热词，教会学生们如何辨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从而做文明向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避免被低俗的文字内容影响。例如，在网络上我们常常会看到网友们将古人的诗歌进行改编，从而使得其更加贴合某一个使用场合；也有些网友常常利用汉字的谐音特征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情绪，不仅有趣而且更加生动。这些都属于正确使用汉字，让汉字产生新的生命力的范例。但是，将汉字原本的意义进行恶心的扭曲来表达低俗的思想，或者丑化中华文化等行为是坚决要进行抵制的，这不仅是在捍卫我们古老的中华文化，也是净化社会空间的重要行为。
五、总结
汉字的来历和起源范文5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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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来历和起源范文6
识字教学中，按照汉字的特点，通过汉字字理的析解和其蕴含的意像的透视，让学生深切地感悟到汉字独特的魅力，感悟汉字的“意趣”，了解汉字的渊源，不仅有助于学生从字源上了解汉字的意思，避免写一些根本不该错的别字，更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增强他们对汉字的感性认识，激发他们喜爱汉字的情感，真正感受到古老汉字的魅力，进而激发其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
【关键词】遵循规律 汉字文化 汉字魅力
【中图分类号】6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1-0123-02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第一学段教学的重点。” 同时还指出：语文教学要“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丰厚，吸收民族文化的智慧……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
汉字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自古以来，汉字教学就是中国一切文化教育的基石与起点。新课改的文化价值取向，语文教育的文化特质以及汉字本身所蕴涵的文化内容，要求汉字教学既具有工具性价值，同样也具有文化的特性与功能，既要为学生以后的阅读和写作提供工具符号，同时也要引导学生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发现蕴藏于汉字中的民族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观念，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识字教学中，按照汉字的特点，通过汉字字理的析解和其蕴含的意像的透视，让学生深切地感悟到汉字独特的魅力，感悟汉字的“意趣”，了解汉字的渊源，不仅有助于学生从字源上了解汉字的意思，避免写一些根本不该错的别字，更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增强他们对汉字的感性认识，激发他们喜爱汉字的情感，真正感受到古老汉字的魅力，进而激发其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
一、遵循汉字规律，重视识字教学的规律性和文化性
汉字不只是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活化石。造字之初的象形字生动逼真、图文合一，使人见字而知形，见形而知义。而后的会意字内涵丰富，组构巧妙。如：“信”字，从人从言，意为“人”“言”须诚信，诚信乃为人之本。形声字由表义的形旁和标音的声旁组合而成，形声字的形旁表意，这对于我们研究汉语词的原始意义，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了解当时人类的认识水平，都是很有帮助的。
在汉字中，具有“字形藏理，字音通意，同形同宗，同音意通”的规律，教给学生运用这一规律，进行识记，达到识字明理、触类旁通的效果。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不仅使识字教学变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有效地预防错别字的产生和减少错别字，同时把灿烂的汉字文化融入到识字教学之中，感悟识字教学的文化性和规律性。
（一）遵循规律，举一反三教方法
我们祖先在造字的时候，不是一个一个单独创造的，而是成组、成批造成的。汉字中有85%的字都是形声字，部首表意，声旁表音。形声字的这一特点能比较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记忆字形。如：教学一年级下册《美丽的小路》一课时，在学生读准字音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观察本课中要求会写的6个字“先、干、赶、起、明、净”，看看能有什么发现。学生发现了“赶、起”是两个形声字，而且通过观察发现了它们都带有走字旁，教师顺势出示“走”字的演变过程，并讲解走字旁就是“走路”的意思，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又说出许多带有走字旁的字，如：超、越、趁、趣、赳。在学习汉字的时候，教给学生按照偏旁归类的方法把汉字有机地串联起来成组的学习，就像串串珍珠连接成的美妙项链。这样把一些带有共同点的字进行人为的归类，通过比较，提高识记的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区分形近字，帮助学生触类旁通的拓宽识字面。
（二）重视字理，追根溯源重实效
汉字是非常优美的表意文字，汉字的发展历史悠久，大致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楷书等几个阶段。汉字是我们的祖先运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来的，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汉字的造字方法大致有六种：“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其实，后两种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造字法）。
识字教学中，可以有意识地向学生渗透一些汉字知识，引导学生增加感性认识，增加他们对汉字的认同感。如教学一年级下册《荷叶圆圆》一课，学习“篮”字时，引导学生对“篮”和“蓝”进行比较。学生组词时，容易说出“蓝子”，这时教师不能简单的否定，应该把“篮”写在黑板上，让学生发现“蓝”与“篮”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告诉学生篮子是用竹子做的。为了让学生明白“篮子”的“篮”为什么是“篮”而不是“蓝”，教师可以告诉学生“篮”字的汉字知识，了解篮球的来历。原来，篮球运动始于美国，起初并没有篮板和篮筐，而是在树上挂一只竹篮，把球往竹篮里投，就这样随着篮球运动传入我国，“篮球”一词的意译也进入了汉语，沿用至今。学生了解了篮球的来历后，就不至于用错了。了解了“篮”的来历后，教学时，教师还可以把“蓝”为什么是“艹”给学生讲明白。“蓝”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又泛指含蓝汁可制蓝靛做染料的植物。看来“蓝”指的是一种植物，所以是“艹”。这样的教学，既加深了对“蓝”的理解，又在比较中积累了词语。
二、渗透汉字知识，重视识字教学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在识字教学中，采用多种方式开展识字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把抽象的符号与汉字有机的结合起来。如：一年级下册《所见》中学习“闭”字时，引导学生用“会意字”的方法帮助记忆。在金文里，“闭”是两扇门中间一个“十”字，这“十”字后来演变成了“才”字。“闭”字外边的“门”就表示一扇门，里面的“才”就表示关门用的门闩或锁门一类的东西。这样就把抽象的符号与汉字中的部件有机结合，使得学生一下子就记住了“闭”字的字形，同时也了解了字义，可谓事半功倍。有些字的教学还可以通过直观演示，如“拿，掰”；猜谜或歌谣等方式，如：教学“春”字，学生编出歌谣：“三人一日去春游”。多种方式进行识字教学，不仅能活跃思想，陶冶情操，同时也使识字教学更加灵活，学生的创造性更能充分的发挥。具体表现在：
（一）汉字是一幅智慧的图画
一个汉字就像一个画面，是一幅惟妙惟肖的静态形象。低年级的教材中，象形字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在进行教学时，教师就可以把图和汉字有机的结合起来，引导学生从图中了解汉字的特点。
如：在二年级下册《最大的“书”》一课中，教学“宝”字时，出示“宝”字的演变过程，学生看到了一间屋子（“宀”）里既有“贝”（表示财富），又有“玉”（表示珍宝）的画面，多么惟妙惟肖啊！学生看着画面，又看着由甲骨文-金文-小篆-隶属-楷体的字形的变化，就像是在欣赏一幅画。这样的记忆，对学生掌握汉字的音形义有很大的帮助。
（二）汉字是一个生动的情境
一个汉字就像一幅电影短片，是生动有趣的动态形象，如：安——在一间静静的屋子里，有一个女子手放在胸前，安详地坐着。难怪有的学生会说：“看到'安'字，我好像看到一个小女孩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感到很安全、安宁”。看来学生基本上了解了“安”的意思，也记住了‘安’的字形。在《汉语中的奥妙》 一书中说道“安”是一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宝盖头表示房子，房子中的女子面朝左，半跪着，双手交叉在胸前，显得十分端庄安详。从字形可以知道，古人认为女子静处家中，就是安宁、安稳，而这是“安”字最早的意思。这样的教学学生在识字中，不再是孤立的、机械的记忆由部件组合起来汉字，而是在一定的情境中，经过想象记住了这些汉字。学生学习汉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头脑中进行加工、想象的过程。久而久之，学生的思维得到了发展，想象能力，识字水平都能得到提高。
（三）汉字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汉字表现了我们祖先的社会经历、对世界的认识与思维状况。如：一年级下册《在家里》中的“家”字，“家”中——房屋（宀）里有一头猪（豕）。家里应该有人，为什么有猪呢？原来在远古的时候，人类原本是以打猎为生的，到处流动。后来，把打猎得来的小猪，放在房屋里饲养，这才定居下来，有了自己固定的家。有了饲养的家畜，人类才有了家。猪（豕）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这是一段有趣的历史过程。了解了这段汉字的历史，学生就能从多次地读写和反复地默写中解脱出来，教师在掌握规律、加强理解和运用上多下功夫，把静态的字学活，加快识字的速度，把烦琐转变成便捷。识字教学中渗透造字规律，减轻记忆的强度，促进学习的正迁移，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认知策略，提高了学习效率。
总之，识字教学既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同时又是奠基民族传统文化理念的根基。只有在识字教学中，既从工具性上注重方法与规律，同时又和谐自然地渗透传统文化意识，潜移默化地用民族文化智慧影响学生的发展，才能使识字教学具有生命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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