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会议会议记要范文1
[关键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组织演变
[中图分类号] D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7-00012-04
中共十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中央书记处在党中央究竟何时设立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哪些变化？现在的中央书记处同七大后的中央书记处有何区别？笔者经查阅有关文献史料，特撰写此专题，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党史界同仁和读者提供参考。
一、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设立
（一）中共六大以前并未设立中央书记处。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由于党员与地方组织少，中共一大至四大，中央机关并未设立中央书记处。只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了中央局，代行全会职权、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随着党员与地方组织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性政党。中共五大修改，规定中央委员会“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党的日常事务”。[1]这是学习参考1925年12月苏共十四大的中关于“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书记处——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工作”[2]。同时吸取国共合作后中央机关组成经验，在中央委员会内设立了常务委员会。中共五大实际上把苏共中央的组织局与书记处合并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的组织执行工作。中共六大规定：“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中选出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3]并未规定设立中央政治局下的中央书记处。
（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最早选出中央书记处。最早提出设立中央书记处（同时即是中央常委会）的，是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据查1932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收到上海“中央的意见”，提出“书记处由6人组成”，即秦邦宪、、陈云、、任弼时、项英。“改组将在苏区全会上进行。”[4]1933年10月7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临时中央”电报称：“你们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中央书记处……我们建议由以下五人组成：莫斯克文（）、项英、王明、和波戈列洛夫（秦邦宪）。请尽快讨论并告诉我们。”[5]同年11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同意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我们还建议伊思美洛夫（）和廖陈云（陈云）参加书记处。请电告。”[6]1934年1月中旬，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选出了中共中央机关第一个中央书记处，书记7人，即：秦邦宪（博古）、（洛甫）、、项英、陈绍禹（王明，在苏联）、（在川陕苏区）、陈云。全会并未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亦未选出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主席，而是中央书记处开会推举由博古主持工作，负总责。[7]六大明白写着是“常务委员会”，而非“中央书记处”。由于五中全会选举合乎组织原则，又获得共产国际同意批准，因而中央书记处同时即是中央常务委员会。
（三）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书记处的变动。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书记处决定书记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中央书记处书记秦邦宪、、、陈云随军行动，领导长征。1935年1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改组中央领导，即增补为中央常委，由取代秦邦宪负总责，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从此在党内、文件上出现了把“书记”称为“常委”，两者并存的现象。一方面正式决议、发出电文使用“中央书记处”称谓，另一方面会议记录却又称“常委”。查看《年谱》、《年谱》、《年谱》、《陈云年谱》同一时间多处表述，足以证明。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出席的常委有、、、、博古，参加者有、王稼祥。会议决定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调到中央常委工作。8月19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负责组织部工作，秦邦宪负责宣传部工作，负责军事工作”。“会议根据的意见，为加强中央常委会的工作，发挥常委的作用”，决定“常委会每周至少一次，各部有临时发生事件，由各部与书记商量，（必要时）召集临时常委（会）”[8]。9月公开和红军率部南下川康边。中共中央常委会（书记处）成员、、、陈云，另有政治局成员邓发、刘少奇、凯丰等，率中央红军先行北上，10月抵达陕甘边苏区。1936年6月16日，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称“现时中央集中的组织，政治局：洛甫、恩来、博古、泽东、邓发、凯丰、稼祥、仲舟（张浩、林育英）、德怀。常委：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9]此前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已被派赴去苏联。10月红军总部率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抵达甘肃会宁、静宁会师。同年12月初，、、任弼时等抵达保安，同中共中央会合。此后，中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博古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由负总责，主持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工作。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
（一）十二月会议决定扩大中央常委会改组中央书记处。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驻陕甘宁边区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常委会）成员有、、、、博古，仍由负总责。曾经几次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过指示，但从来没用过“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作决定发指示。同年11月初项英抵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1月29日陈绍禹（王明）、陈云和康生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12月9日至14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九人：、、王明、康生、陈云、、、博古、项英”。[10]会议还通过了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秘书处由、、赵容（康生）、廖陈云（陈云）、陈绍禹（王明）组成。[11]这次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重新按照六大规定，在中央政治局下设有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为在中央政治局开会前后“进行日常工作”的领导机关。但同时又存在着在中央政治局下的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又均是中央常委，成员5人，少于中央常委会的9人。笔者理解，抗战以后由于工作需要，中央常委不得不分散活动，如项英在新四军，王明、、博古到武汉组成中共代表团，经常在延安的只有、、陈云、康生和。当时常委分工主管陕甘宁边区工作。1938年4月叛逃被开除出党。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陈云、康生，仍由负总责，另一位书记王明一直在武汉。这期间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或扩大会议，仍称“中央常委会议”或“中央常委扩大会议”。
（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中央政治局下设中央书记处，未再设中央常委会。1938年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从苏联回国抵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作出《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决定》，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性质、任务、职权、纪律等的决议，用中央书记处取代了六大规定的“常务委员会”。《决定》称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大会前后期间内，是党的最高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政治局……其任务为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之一切党的政治的组织的工作。”对“中央书记处”规定了十条，主要有：“任务，是办理中央委员会之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并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准备政治局会议须讨论的问题，并向政治局作工作报告”；“须完全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但中央书记处在政治局会议前后期间，遇有新的重大紧急事变发生，不能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得作新的决定，并得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决议和电文，但事后须提交政治局会议批准及追认”；“书记处每星期最少须开会一次，集体的解决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处理答复各党委的问题。书记处开会时，中央所在地的政治局委员，均得出席”；“各书记各政治局委员所领导之中央各部工作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作，须经常向书记处报告。中央各部重要问题之处理和答复，各部重要人员之任用或派出，均须经过书记处批准”；“中央各部得指导下级党委各该部门的工作，但关于各种重要问题须经由书记处指导之”；“各书记之重要文章及对外发表之重要谈话或重要的报告大纲等，在可能时须经其他书记多数同意方能公布”；“中央各部所拟定之重要文件、大纲及工作条例等，须经书记处批准后才能有效”等。[12]这个决定明确规定了中共中央机关实行四级领导体制的各自性质与任务及相互关系。六中全会并未改组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据查，六中全会的主席团成员12人，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康生、陈云、王明、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项英、。[13]从中表明，六中全会追认了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未认可1935年8月沙窝政治局会议增选的、周纯全和1936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张浩（林育英、林仲丹）的政治局成员资格。中央书记处书记是、、陈云、康生、王明。六中全会期间曾向提出“推举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毛本人“不主张提这个问题”。[14]事实上从六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会议多在住的窑洞召开，虽仍由主持，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
（三）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和精简后的中央书记处。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后，王明从武汉返回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王稼祥亦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六中全会并未正式增选他）。《年谱》1939年3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所列出席‘毛、洛、康、陈、明、祥’”，参加者有“富春、代远、仿吾、张浩、罗迈、瑞卿”表明，王稼祥确是中央书记处成员。1941年在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的形势下，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和编制问题，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任弼时、、陈绍禹、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15]
通过整风运动，全党分清了路线是非，揭发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为反映党内普遍的呼声，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同志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它的经常业务是：准备政治局会议的日程和应讨论问题的材料（或通知各部委准备）；负责组织政治局会议决议之执行并检查其执行的程度；在政治局的方针之下负责办理和决定日常工作问题。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的工作，由书记处直接管理、或经过宣委组委管理之。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重新决定由、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6]
这个决定结合工作实践经验，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书记处性质、任务、职权规定进行了概括，突出了重点。但受当时整风影响强调划清路线是非，过分看重“经验主义”，党的六大后一直是中央常委的未被选为书记处书记。由于个人威望空前提高，党中央第一次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过分突出了领袖作用，不符合规定的“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三、中共七大后的中央书记处及成员变化
（一）中共七大决定设立“中央主席”和中央书记处。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由、、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17]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了中共七大。大会修改了，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新对比六大作了重要修改：其一，对中央政治局职权由“指导……党的政治工作”，扩大为“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其二，用“中央书记处”取代了“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工作”改为“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由于政治局“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要处理的自然是日常“一切工作”，职责扩大。其三，第一次正式设立了由中央全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其四，规定“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设组织、宣传等部与军事、党报等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关，分别办理中央各项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明确称各部、委等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机关”；并第一次明确规定设“军事”委员会；各部委等不仅仅“由书记处直接管理”，而是同时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18]
（二）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选举、、刘少奇、、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19]1945年8月23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调整中央军委成员，决定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9月后彭真、陈云被党中央派往东北组织中央东北局，他们事实上并未参加在陕北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工作。1947年3月从延安撤出后，中央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坚持转战陕北，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转移至河北平山西柏坡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1948年5月，等转移到西柏坡，此后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组成中央领导集体核心，1949年3月迁入北平。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成员分别担任党、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人。1950年6月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0月25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因病逝世。随着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大国的执政党，党员队伍和党的组织空前壮大，遍及全国每个角落，党中央领导工作日益复杂繁重。作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中央书记处只有、、刘少奇、、陈云五人，他们分别担任党、政、军、群的主要领导职务，主管工作甚多。显然需要充实加强中央领导机关。1952年7月党中央提出：“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为此，中央拟于明年初调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若干同志来中央工作，并逐步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21]1954年4月27日党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林枫、刘澜涛、谭震林、宋任穷、马明方、杨尚昆、胡乔木、李雪峰为中央副秘书长。同年秋各中央局机构撤销后，中央书记处下设了四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管政法，主任彭真；第二办公室主管农业，主任谭震林；第三办公室主管工业，主任李雪峰；第四办公室主管其他，主任刘澜涛。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由中央各部委、各办公室与中央办公厅，分别承办中央书记处日常各项工作。[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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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会议会议记要范文2
[关键词]陈云；莫斯科；；广州会议
[中图分类号] D231/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1--0022-03
目前关于陈云研究的相关论著中，对一些问题的说法凭据不足或缺乏凭据，兹选取其中两个问题做出考证和辨析，以求索历史真相，深化问题研究。
二、思想变化
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机关遭敌破坏，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为恢复党在上海的组织和活动，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络，1935年6月，陈云秘密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到达上海后，陈云发现上海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这时，党组织通知在香港等待指示的潘汉年来沪见陈。与此同时，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上海党组织面临的险恶形势后，决定让陈云及在上海的其他重要领导人速来莫斯科。于是，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陈云、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嗣、曾山等从上海出发，乘坐苏联客轮秘密地到达海参崴，两天后又启程赴莫斯科。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陈云、陈潭秋、杨之华一行到莫斯科的时间说法不一。历经十载艰辛劳动而成的《陈云年谱》具有较强的资料性，证实陈云赴苏时间应为9月下旬，但所据为何没有具体展开。因此，对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有说是8月20日，这主要源于陈云本人和孔原的回忆。陈云回忆说：“我和陈潭秋同志去苏联是在一九三五年夏天，记得当时天气炎热，我穿着绸衬衫。”“到莫斯科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廿五日开始，八月廿日结束），少共国际六次大会开幕。”[1]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孔原也回忆说：“潭秋同志从苏区出发，冲破白色恐怖的艰难险阻，大约8月底，同陈云、邓发、曾山、杨之华、何实嗣等同志同时到达莫斯科。”“潭秋同志到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正值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2]乍一看，此说是符合史实的。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一说法有误。
第一，少共国际（即青年共产国际）六大并非紧接着共产国际七大立即召开，而是在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一个多月后才召开的，时间是9月25日。且现有资料证明，陈潭秋等是在1935年10月才得到提名参加少共国际“六大”的。[3]既然陈云、陈潭秋等人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少共国际六大开幕”，其到莫时间就不应该是8月20日。第二，梁广回忆说，1935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见到曾山，第五天他才离开上海去莫斯科。[4]曾山是与陈云同行去莫斯科的，9月他还在上海，说明陈云不是8月20到达莫斯科的。第三，1978年5月8日，陈云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说：“一九三五年六月，到了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我就离开了，这是中央开的泸定会议决定的，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派我、潘汉年、夏采三人到上海区恢复白区工作……大概工作了三、四个月，后来，机关被破坏，无法工作了，共产国际把文件和人全弄到莫斯科，我也去了莫斯科了。”[5]根据陈云本人自述，可以判定其8月20日绝无可能抵达莫斯科。关于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的具体时间，目前有多种说法。根据陈云、李的回忆，结合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所述内容，可判断得出，陈云是在6月12日之后离开长征队伍。[6]从陈云的行程看，6月11日或12日离开长征队伍，绕道荥经县经雅安直奔成都和重庆，而后再到上海。到达上海后，“大概工作了三、四个月”后又赶去莫斯科。无论从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的时间还是从成都出发的时间或是从上海出发的时间上推算“三、四个月”，陈云8月20日都不应该在莫而应在沪。第四，1935年8月19日《鲁迅日记》所记：“上午得文尹信。”文尹系瞿秋白之妻杨之华笔名。来信内容，大约是赴苏联前向鲁迅告别。[7]由此也可以看出，陈云8月20日不可能到莫斯科。
陈云一行究竟是什么时候到达莫斯科的呢？从陈云抵莫后的活动看，应该是1935年9月。至于是9月的上旬还是下旬到达莫斯科，笔者根据所看到的资料进一步考察，确定应该是9月下旬。
第一，前文梁广回忆，1935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见到曾山，第五天他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再据陈云回忆：“由上海到莫斯科全部行程约半个月时间。”[8]可以推算判定，陈云和曾山一道9月20日后到达莫斯科。第二，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英勇就义后，鲁迅集中精力收集整理瞿秋白遗文遗稿。9月11日，鲁迅给当时参加编印的郑振铎写信道：“关于集印遗文事，前曾与沈先生（指茅盾）商定，先印译文。”又说：“密斯杨（指杨之华）之意，又与我们有些不同。她以为写作要紧，翻译倒在其次。”[9]12月19日，杨之华去苏联三个月音信杳无，鲁迅十分挂念并致函当时在苏工作的曹靖华，托曹向萧三打听杨之华的下落。信中说：“史兄病故后，史嫂由其母家接去，云当旅行，三月无消息，兄如与三见通信，乞便中一问，究竟已到那边否。”[10]根据鲁迅这两封信函，杨之华是于9月11-19日间由上海出发赴苏的，再加之路上约半月时间，其与陈云到达莫斯科是在9月26日至30日之间。第三，陈云去上海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恢复白区工作。1935年8月26日，临时中央局老秦（刘仲华）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联名写的指示信：“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根据这一指示，上海临时中央局于8月宣告结束工作，陈云才不得不离沪赴莫。有研究者查阅档案证明，远在苏联莫斯科的康生组织有关人员将陈云等人从上海接至海参崴，然后送至莫斯科，此项接送工作至1935年9月才得以完成，而陈云确也是于1935年10月初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会议上的。[11]所以说陈云赴苏时间应该是9月下旬。第四，《曾山传》记载，1935年8月曾山在上海和组织接上关系，大约9月下旬，随陈云、陈潭秋一行到莫斯科。[12]第五，据陈云手稿《我的自传》记述，到莫后他“参听了少共产国际大会”。[13]这就是说，陈云是在9月25日至30日间到达莫斯科的。
总结上述，笔者认为，1935年9月下旬陈云到达莫斯科是准确的。
三、余论
1958年4月27日至29日，在广州召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谈工业问题。对于陈云参加这次会议的情况，《陈云年谱》中卷作了这样的记述：“4月25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经济工作小组会议。下午，同等离北京赴广州。”“4月26日-29日，参加在广州召集的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和几位国务院工业交通部门的负责人。”[14]按照这一记述，陈云不仅到会，还与同行一起离开北京赴广州参会。而《年谱》中卷对参加这次会议情况的记述是：“4月16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于4月20日赴三门峡开现场会议。”“4月20日，飞抵郑州。”“4月21日，本日到黄河三门峡水库工地视察……随后连日主持召开有四个省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三门峡现场会议，听取各方面意见。”“4月25日……收到自广州致、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的信，说拟于近日研究工业问题，请即南来，开四天会。”“4月27日-29日，出席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15]话说得很清楚，4月25日不在北京而是在郑州郊区，不可能与陈云一道去广州参会。
陈云究竟有没有与同行参加4月广州会议？根据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笔者认为没有。
1958年4月25日，写信给等人，“恩来、陈云、德怀、富春、一波同志：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最好本日动身。以便开四天会，三十日回去，五月一日站天安门。如何，请酌复。或者今日到长沙，明日上午到此。”[16]李锐被邀参加广州会议，他回忆说：“四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我从北京来到武汉，参加计划会议……就在二十五日，我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李颉伯的电话，要我立即住到武昌的住处去，一同去广州开会。”“二十五日晚上，我到东湖的宾馆住下。先遇见，没有谈几句，总理就来问我，晚上去不去看汉剧名演员陈伯华的《张羽煮海》。我虽然对旧戏兴趣不大，还是毫不犹豫答应了。”[17]根据李锐的回忆，是从武昌出发去广州开会的，而陈云时在北京不可能与同行。另外，李锐回忆中还提到：“名单中除陈云外，都于二十六日到达广州。”[18]根据《年谱》中卷记载，参加了27日召开的广州会议，应该26日到了广州，而陈云26日没有到达广州，也说明他没有与同行。
除李锐回忆外，还有其它史料证明，1958年4月25日不在北京，陈云不可能与他同行到广州。的秘书郑文瀚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中说：“（1958年）4月21日～30日，彭同到河南三门峡参加会议……25日又一路到广州，参加召开的座谈工业问题的会议，月底返回北京。”[19]《传》记载：“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赶到三门峡工地，召开为期三天的现场会。”“四月二十五日，从三门峡到达西安，收到从广州给他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的来信……立即赶到广州，参加为期四天的广州会议。”[20]王景森、邓少波、张静安主编《偃师县志》一书中写道：“1958年4月25日，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亲临东寺庄视察。”[21]《河南日报》记者惠明深在文章《同志参观地下渠》中说：“1958年4月25日，来到了洛河河畔的东寺农业社。”[22]原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第一任局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也回忆说：“1958年4月21日至25日，与副总理、秘书长来三门峡工地视察，我亲自为总理带路。”[23]更为重要的是，武汉铁路局武汉客运段的工作人员们集体回忆：“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敬爱的乘坐他们的列车从武汉到广州。”时任列车长的肖世忠说：“当年乘飞机到广州时，途中遇上大雨，决定在武汉改乘火车。我们接受任务后，临时编了一列简陋的列车，餐车顶棚还漏雨，卫生还未来得及打扫，就踏上了列车，和我们乘务员亲切地打招呼。”[24]
以上材料证实，1958年4月25日，已到三门峡，不在北京。所以，当时在北京的陈云无法与同行参加4月27日召开的广州会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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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惠明深.同志参观地下渠[N].河南日报，1958-04-29.
[2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门峡市委员会，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万里黄河第一坝[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48.
云会议会议记要范文3
县县委书记、县长，系十一届云南省
暨全国人大代表。杨光银出席十一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本刊特约记
者就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民生建设等
热点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记者：请杨书记谈谈这次进京开
会的经过和见闻。
杨光银：来京开会的代表、委员
很多，您竟然选中了我，首先要感谢
您在百忙中赶来采访我。您和贵刊对
我的关注，我的理解就是对云南少数
民族的关注，因此，我非常乐意接受
您的采访。
我们在滇的全国人大代表，是
3
月
2日上午乘机赴京的。会议于
5日
上午开幕，会期9天半；9日
12时，
为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5日上
午，听取温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下午，云南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审议
报告；7日，总书记来到云南
代表团，与大家一起审议报告；8日
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刑
事诉讼法修正等
3个草案说明；9日
下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吴
邦国委员长作的工作报告；10日晚，
中央统战部等
4部委举行茶话会，胡
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出席会
议的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欢聚一堂，
共庆两会胜利召开，共议
56个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
前景；11日下午，举行第四次全体会
议，听取“两高”工作报告；14日
上午，表决了政府工作报告等
10个
决议草案后，大会胜利闭幕。此外，
还有一些全团或分
组讨论的情况，就
不细说了。
记者：请谈
谈参加全国两会的
感想。
杨光银：感想
可多了，但首先感
到的还是责任和压
力。第十一届全国
人大代表共有
2978
名，全国
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
的代表，其中少数民族代表
411名，
占总数的
13.8％；具有广泛性和代
表性，各方面的比例都很适当。云南
代表有
91名，其中彝族代表有
9名。
我们这些代表，可是代表了全国
13
亿同胞，真可谓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啊。今年虽然是本届人大代表参加的
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但肩负的责任感
却空前强烈。我认为，知政、参政、
议政，是代表的职责；尽心、尽力、
尽责，是自我的要求。全国两会，是
基层群众呼声和意愿直达国家最高决
策层的最便捷平台。我作为代表，应
将群众所想、所难、所盼、所求放在
第一位，利用好这个平台，既要把国
家的大政方针传递给群众，又要把群
众想要反映的事情如实反映给领导，
不能人云亦云、道听途说。一句话就
是：遵规守纪，认真履职，不辱使命；
倾听百姓心声，反映社情民意，多办
好事实事。
记者：听了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
告，有什么感觉？
杨光银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
杨光银：总理的报告，我全文仔
细通读了
3遍；局部地方，又反复细
读了好几遍，许多段落都划了线，作
了摘录。代表团几次审议时，听了大
家的发言，感触很多，启示较大，收
获颇丰，基本要领和精神实质都掌握
了。我觉得，报告总结去年成绩实事
求是，部署今年工作稳中求进，明
确了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
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6个方面的任
务，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操
作性，是个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统
筹兼顾、紧贴民生，凝心聚力、催人
奋进的报告。报告通篇贯穿着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彰显了以人为本、执政
为民的理念，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创新。我
听了倍感亲切、深受鼓舞，完全赞同
和拥护。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向大会提交
建议的有关情况。
杨光银：我提交的建议是《加
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建
议国家进一步加大民族贫困地区挂
钩扶贫攻坚力度，希望中央部委加大
对云南的挂钩扶贫力度，特别是要加
大对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的
扶持，尽快批准实施连片特困地区扶
贫规划，扎实做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工
作，推动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我的建
议，不单指宁蒗，因为我毕竟是全国
人大代表。
为什么要提交这个建议？原因
有二。首先是立足县情。我是来自云
南省宁蒗县的一名彝族代表。宁蒗县
是祖国西南少数民族贫困落后地区的
一个典型和缩影。1986年，被国务
院列为全国首批治理的特困县；1999
年，被省政府列为全省
8大少数民族
贫困山区之一；2001年，被国务院
列为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长期以来，上级都给予了宁蒗特
殊的扶持，但宁蒗与全国、全省乃至
全市的发展差距仍在不断拉大。主要
表现在：一是贫困程度极深。按国家
新扶贫标准
2300元计算，全县还有
占总人口
84％的
22万贫困人口，其
中深度贫困人口
5.2万。二是基础设
施落后。全县没有一条高等级公路，
是云南省至今未通高等级公路的
6个
县份之一。三是投入严重不足。全
县
1058个贫困村民小组中，被列为
“十二五”深度贫困村建设项目的只
有
105个，仅占
9.9％；尚有
105个
深度贫困村
2.68万深度贫困人口未列
入“大会战”项目规划。已实施整村
推进项目的贫困村民小组，15万元的
投入无法实现“实施一个村、脱贫一
个村”的目标。
其次是立足政策。《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
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温总理在报
告中提出，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
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力
度，实施新
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因此，我提该建议，既顺应民情民心
民意，也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
我提这个建议，是非常慎重的。
来京之前，我就围绕扶贫问题长期调
研、广泛征求意见、多方查阅资料和
反复思考，力求数据准确、事实确
凿、思路清晰、叙述简洁，具有可信
度和说服力。还在宁蒗时，就反复修
改了
10多遍；到京后，根据代表们
的谈论和总理的报告，又加班加点修
改了
6遍。期间正患重感冒，输液没
时间，大把吃药不见效，硬把我折腾得
够呛。总之，为拿出一份
有分量的建议，我是用了
心思、甚至拼了点老命的。
建议提交上去后反响
肯定是有的。自当选代表
以来，我就一直关注党和
国家扶持边疆少数民族贫
困地区的问题，并为之积
极努力。会上会下，场内
场外，反复呼吁，在省人
代会上，也是如此。临来
京在昆明停留期间，我接
受记者采访时，也是提这
个问题。3月
4日的云南
日报，还以《时刻牵挂山
区扶贫开发》为题，对我的答记者问
作了报道。3月
7日，胡总书记与云
南代表团代表一起审议报告时，我和
另
7位代表当着总书记的面，分别说
出了各自的建议。具体经过和内容，
3月
8日的云南日报以《加大云南挂
钩扶贫力度》为题，已作了报道。我
和其他代表的建议，都得到了国家和
省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积极落实。
3月
14日，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
在他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
几件困难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按
照新的标准全面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的扶贫工作”。您看，扶贫工作已
引起总理的重视并作出承诺了。如果
说建议是“鲜艳的花”，那它即将结
出“甜美的果”。
记者：您认为扶贫工作应怎样抓
才能收到实效？
杨光银：简洁地表述就是
4句
话：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教育
优先发展是重中之重，生态环境保护
是治本之策，产业培育是必由之路。
这
4句话，既包含了物的因素，也包
含了人的因素，是既见物又见人，概
括得是比较全面的，思想也是比较辩
证的。现实中，可以用这
4句话去比
照，只要是基础设施差、教育滞后、
生态恶化、产业乏力的地方，往往就
是贫困地方。宁蒗之所以贫困，就是
被这
4条绳索捆住了，长期未能真正
突破。3月
13日的云南日报载有一则
简讯：“时下，尽管是旅游淡季，但
随着宁蒗县城至泸沽湖二级公路的试
通车，到泸沽湖的游客呈逐渐增加态
势。便利的交通为泸沽湖周边的群众
带来了更多的商机。”您看，基础设
施建设有多重要。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教育优先发
展问题，既然您已认识到了教育的极
端重要性，那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杨光银：宁蒗教育，是可圈可
办公室业务2012・3
办公室业务・本刊专访办公室业务・本刊专访
点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三尺讲
台，关乎未来。早在
1988年，县委、
政府就以“砸锅卖铁也要办教育”的
决心和以“木材换人才”的诚心，引
进江苏省海安县教师群体创办宁海中
学、负责民族中学高中部，开启了
东西部教育合作先河，开创了独具
特色的宁海办学模式。“十一五”期
间，我们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坚定穷县办大教育的信
心，走定“治穷必先治愚，经济开发
与智力开发相结合”的路子，以抓教
育就是抓经济、抓民生的远见和魄
力，引导各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教
育，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教育，形成
心齐劲足、尊师重教的风尚；教育
经费支出
8.3亿元，做到了“三个确
保”和“三个增长”，是“十五”期
间的
3.5倍；从
2008年起，每年安排
70万元用于教育重奖；高考累计上线
7283人，平均上线率
89.5％，连年名
列全市前列；“两基”通过省级复查和
国检，贫困县一跃成了令人称赞的教
育大县。教育，已成为宁蒗的骄傲和
响当当的名片。“十二五”期间，我
们将继续实施科教兴县和人才强县战
略，以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加大投入、改善
条件，完善制度、强化管理，创新理
念、打造品牌，向现代教育强县迈进！
记者：您刚才还谈到了产业培育
问题，请问宁蒗有什么可开发的优质
资源？
杨光银：宁蒗虽然是经济穷县，
但同时又是个资源富县，拥有丰富的
水能、矿产和生物资源，其中最值一
提的是旅游资源。美轮美奂的泸沽
湖，就位于云南省宁蒗县与四川省盐
源县交界处，“十一五”期间，各级
党委、政府围绕“不让一滴污水进入
泸沽湖”的庄严承诺，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泸沽湖，积极探索湖泊保护
与开发双赢之路，已成功创建为国
家
4A级景区，荣获中国最佳休闲度
假胜地、中国十大最佳生态文化旅游
景区、中国十大最美湖泊等称号，泸
沽湖已不再为丽江人所独有，而日益
具有世界性。“十二五”期间，我们
将认真落实省政府泸沽湖保护与治理
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严格保护、防
治结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
则，以自然为本、特色为根、文化为
魂、市场为导向，争取实现申报国家
5A级景区目标，积极开展把摩梭母
系文化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到
2015年，接待
能力达
1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20亿元，把景区建成中国一流、世界
知名的旅游胜地。
记者：宁蒗县情特殊，连贫困也
很特殊，各级政府对此特殊有何特殊
举措？
杨光银：中央和省、市，对宁蒗
一直是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的。远的
不讲，就说近半年来的事。2011年
10
月
28日，省委书记秦光荣批示：以
宁蒗县为主的小凉山地区，是我省重
要的彝族等少数民族集聚区，也是典
型的高寒山区和民族“直过区”，由
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小凉山
群众普遍生活水平较低……各级党委
和政府都要把小凉山等特困地区群众
的扶贫攻坚摆到重要位置……10月
30日，省政府在泸沽湖召开了宁蒗县
扶贫攻坚会议，会议传达了秦书记的
重要批示，李纪恒省长在会上强调：
要着力打好以小凉山地区为重点的扶
贫攻坚战，用
4年时间，使宁蒗县深
度贫困自然村基本实现“四通”，使
深度贫困人口基本实现“七有”。11
月
1日，丽江市委就贯彻落实省政府
会议精神作了具体部署。这两次会
议，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充分体现
了省、市对宁蒗的重视和关怀，标志
着宁蒗扶贫攻坚大会战正式启动，它
从战略布局、政策驱动和统筹城乡发
展方面，推动宁蒗站在了全新的历史
起点上，为宁蒗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
历史性机遇。
记者：您是土生土长的宁蒗人，
又是宁蒗的党、政一把手。在您看来，
宁蒗真正实现脱贫需要多长时间？
杨光银：宁蒗真正实现脱贫所需
时间，一是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二是
取决于上级的扶持和外界的援助。内
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
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经
过多年实践，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
必须坚持经济开发与智力开发相结
合，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
争取上级扶持、外界援助相结合。为
此，县委、政府提出了实施“民生保
障、扶贫攻坚、基础设施、产业培
植、人才培养、生态修复”6大工程，
编制了《宁蒗彝族自治县经济社会跨
越式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
提出了宁蒗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宏伟目标、遵循原则和主要任务等，
2010年
10月
18日，该《纲要》在昆
明通过了专家组评审。至于您问的具
体脱贫时间，我手头有个例子。云南
是全国还没有实现“户户通电”的
6
个省份之一，无电户达
7.74万户。前
几天，云南电网公司已与有关部门
立下军令状，今年将投资近
20亿元，
年内实现全省户户通电。只要有这种
真抓实干的作风和雷厉风行的举动，
只要敢立军令状，宁蒗的脱贫，肯定
不会遥远！回去后，我将教育引导干
部群众把会议精神落实到实践中，把
各方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行动上，敞开
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发扬
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精神，自强
不息、借势借力、扎实工作，推动宁
云会议会议记要范文4
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5日散会，18日就要举行三中全会。不是中央委员的人离开京西宾馆。曾涛、胡绩伟和我等少数几个人留下来了。我们仍住在原先的房间没有动。
18日星期一我回到京西宾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那个三中全会参加者和列席者的名单。从这张名单知道，十一大选出的333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6位已经去世，他们是郭沫若、罗瑞卿、彭绍辉、王诤、林李明和谢正荣。在余下的327人中，又有25人由于种种原因经中央决定不通知他们到会。
这张名单上因事、因病请假的有21人。实际出席三中全会的中委169人，占中委201人的84％，超过法定人数。开三中全会的目的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好了的事履行合法手续，所以这个名单很重要，会议准备的名单就比中央工作会议搞得严密多了。
这张名单列为列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和等，都是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建议增补为中央委员的人。而且一旦全会通过增补他们成为中委，他们便成为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的出席者了。
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和我，都不是中央委员，但因工作需要，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后没有离开京西宾馆，无以名之，称作非正式列席人员。非正式列席人员没有上名单。我注意到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的李鑫等人似乎没有留在京西宾馆。
在12月18日上午我看到的三中全会分组名单按工作会议的6个组分组，各组召集人不变，原来在组内的中委不变，各组人数比以前只略为多一些，西北组从原来的35人增加到44人，加上宋任穷、王任重两位正式列席者共46人，没有上名单的我，就自动按照老规矩仍去西北组听会。
三中全会的召开
会议以18日整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和传达闭幕会上邓小平、和的讲话。
18日晚上，在京西宾馆举行三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大会上讲了这个会议的开法、会议的议程等。这些话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已经讲过的那些，他的讲话很短，从内容上看很明显地不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 日各组继续看文件，西北组首先开始讨论。从20日到22日各组进行讨论。我的印象，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增补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这件事，都是在一天的大会上表决其他问题之前通过的。我记得三中全会只在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开了大会，其余都是分组会。
三天分组会的内容，概括起来有四条：第一条是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委们以发言的形式向未参加会议的中委们介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第二条是所有出席者都对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表态，对全会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表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表态；第三条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还有一个，即第四条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表态并提修改意见。
三天分组会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是会上不再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会上对汪东兴和有些同志继续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并揭露了一些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揭露出来的新情况。
最后一天晚上举行了大会。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则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和1979-198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全会公报。在增补前，三中全会的正式列席人员还没有表决权，增补通过后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表决权了。选举结果，候选名单上100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并选出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副书记11人、常委23人。陈云当选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举行三中全会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要我做，简报很少，6个组的简报加在一起只有中央工作会议一个组那么多，阅读简报不花太多时间。我过了五天比较轻松的日子。
中纪委的选举和陈云的讲话
关于中央纪律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我是在三中全会上看到的，在这个候选人名单中，有三个书记，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他们是陈云、邓颖超和，在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之后还有一个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十一位副书记，还有常委23人。书记常委38人中，我大都认识，除马国瑞和我同岁外，年龄全比我大。名单全部鼓掌通过，我没有选举权，但也还是热烈地鼓了掌。
在闭幕那天(19日)陈云讲了话。由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不是常委，没有在大会上讲过话，现在他已是中央副主席了。在全会上的讲话中，他对那次中央工作会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且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一次是在中央开会，要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还要做很多工作，还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同志在时首先在几十个高级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会议，连续开了几个月的会，大家面对面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些争的胜利。1957年同志又提出要求全党达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九大、十大中也写了这一要求，但是没有实现。这一次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对于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会起重要的作用。”
他这篇讲话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评价，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中央工作会议也是一个重要的史料。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任职和免职
1978年12月25日即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原来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免去，但他兼任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政治局的决定中没有谈到。
云会议会议记要范文5
云南省人大、省政协分别属于全省最高权力机关和政治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其每一项决议都与民生息息相关。本刊开设“代表委员风采”栏目，每期报道云南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设桑梓、关注民生、为民建言的事迹，展示代表委员们靓丽的风采，以飨读者。
让贫困农村的孩子享受公平教育的阳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位从德宏陇川一个少数民族村寨走出来的人大代表，她叫管国芳，是傣家女儿。管国芳心中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农村的孩子，尽早享受公平教育的阳光。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孜孜以求，痴心不移。
管国芳坚信，只要胸中揣着梦想，曲折的道路总会通向辉煌；学习改变命运，梦想铸就前程！她努力读书，奋发图强，从贫困的少数民族村寨一路走来，从一名小学教师成长为一位少数民族党外妇女领导干部。她先后当选为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如今，她是云南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和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任云南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任全国人大代表的15年中，管国芳不断向人代会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困难，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困难。她之所以把“让贫困农村的孩子尽早享受公平教育的阳光”作为代表履职的最大梦想，是因为她来自贫困山村。回望家乡，总有两段画面在眼前闪耀。一段是她在一所山区小学任教时，遇到一个暴风肆虐的夜晚，她和一位带着两岁女儿的女教师，在寒风中煎熬了两个多小时，又冷又怕，就是不敢进宿舍，因为校舍都是危房，呼啸的寒风随时都可能将其吹塌。另一段是德宏州陇川县一中，竟然连一台计算机也没有，而当地其他一些中小学校，则是上地理课没有地球仪，上化学课没有实验室，老师只好照本宣科；学生们眼巴巴地望着滔滔不绝的老师，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管国芳深知农村的孩子们学习的艰难和不易，她要为贫困农村孩子的未来鼓与呼。
在出席全国人代会期间，她的《关于请求国家设立贫困学生救助金的建议》《关于请求国家对边境一线教育基础设施加大投入的建议》《关于请求国家把山区教师住房纳入廉租房建设的建议》《关于请求国家进一步保障农民工子女城市教育权利的建议》《促进教育公平的建议》等提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已经变成国家的相关政策，正逐步得到落实。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2009年，中央下达农村义务教育经费666亿元，提前一年实现农村中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500元和300元的目标。
近年来，“两免一补”、校安工程、免费职业高中、贫困大学生救助资金、边境一线高中建设项目、农村学生营养餐计划等一系列教育扶持政策相继出台，使千千万万因家庭困难而面临辍学的学生重返校园，让昔日在危房里上课的学生坐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
作为少数民族人大代表的管国芳，还利用业余时间和有利时机，向相关领导、企业代表汇报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状况，争取相关方面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她和同事的努力，德宏州在改善教育教学条件等方面，先后得到中国光大银行、无锡凤凰画材集团、昆明铁路局、云南省公路局、云南省电网公司、红云红河集团、云南冶金集团，英国、荷兰华侨社团等多方面的关心捐助，援建希望小学17所、邵逸夫教学楼1栋，获赠一批50余万元的图书及教学设备，获得贫困学生救助费100多万元。
和煦的阳光照耀在德宏州少数民族山乡孩子们的身上，他们在知识的海洋里感受到了快乐和希望，美好的梦想正在展翅飞翔。
为了山村孩子享受公平的教育阳光，为了心中的梦想，人大代表管国芳仍在努力。
云南省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昆明市艺术学校校长李琪，她执著一个梦想，放飞这个梦想，那就是让老百姓的困难和问题得到解决。这个梦想很实在，却充满艰辛；这个梦想很高远，须凝结心血。从1998年第一次当选为昆明市五华区人大代表，到连任三届云南省人大代表，李琪的代表履职走过了16个春夏秋冬。16年来，为了执著于心中的梦想，实现心中的梦想，这位坚毅而精干的女性，时刻铭记自己的职责，心系群众，勤奋履职，促使老百姓反映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得以解决，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编织梦想，放飞他人的希望 李琪首次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时，她是昆明市盲哑学校校长。每天环顾这所有着80多年历史的特殊校园，面对破旧不堪的校舍，李琪酸楚的心在落泪。作为特教工作者，她知道残疾人身残志不残，他们也有美好的梦想；但她深知，残疾人的美好梦想，只有在社会的关爱中才能飞翔；盲哑学校之类的特殊教育机构，是社会助残和文明进步的窗口。于是，在云南省十届人大期间，李琪通过代表履职，为全省特殊教育事业办了一件实事，促使相关问题得以解决，她向政府提出了“关于采取措施修建改造昆明市盲哑学校的建议”。这一建议，引起了昆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次性投资1000万元，对这所学校进行了全新改造，使之一跃而成云南省特殊教育示范学校，成了盲哑人接受教育、放飞希望的乐园。与此同时，在李琪的努力呼吁下，全省特殊教育工作者的特教津贴也得到了落实，这对稳定特殊教育队伍，促进云南特殊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方便群众，李琪追求梦想求实效 2008年初，针对补办遗失身份证需要七个月，等待时间较长，给群众带来了许多不便和困难的问题，李琪从事情的源头入手，走访百姓，察访公安派出所办证窗口和其他相关部门，通过艰苦细致的深入调研，她对补办身份证需七个月时间表示置疑，认为可以缩短。在当年的省人代会上，她提出了《关于采取有力措施，缩短身份证办理时间的建议》，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此建议被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确定为当年的重点建议，交由相关方面办理。省政府及相应的职能部门协同配合，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使这一问题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有效解决。从2008年9月开始，居民身份证的补办时间由原来的七个月之久缩短为一周。
维护民利，李琪追求梦想很执著 2010年10月，昆明电视台推出一个叫《目击》的栏目，连续曝光了一系列制造伪劣变质食品的小作坊、黑窝点，其情形极其恶劣，场面触目惊心。不法商贩为了追求所谓的看像和卖点，大量使用明令禁止的食品添加剂；他们对地沟油的收集、炼制，更是令人作呕。诸如此类的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李琪的高度关注。这个节目，她期期必看，而且还认真记录，收集材料。为让老百姓真正吃到放心的、安全的、干净的食品，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李琪牵头联名代表，向2011年的省人代会，提交了一份“要求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取缔制造伪劣变质食品小作坊、黑窝点的建议”。这份建议由省卫生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负责办理和答复。李琪对这份建议的办理情况十分在意，她对各厅局用打电话、发传真的形式答复建议办理结果的做法表示不满，及时向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委反映，要求与有关部门集体面商。在集体面商会上，李琪和联名代表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对督促相关方面加强食品监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琪当选人大代表16年来，她提出改善民生和力促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议案、建议100多条，促使老百姓普遍关注和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得以解决，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她为追逐梦想而执着、较真的精神，让人们为之赞叹。
云南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分组讨论现场，一位身着黑色西服，面带微笑的委员激情谈论《吴哥的微笑》，吸引了记者驻足。无论是从近年来云南打造大型演艺节目取得的成绩，还是从云南如何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角度，这位委员的发言简短却令人深思。
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委员能如此的熟悉云南的文化事业发展现状，一经打听方知，原来他是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云忠，他也是2013年新担任的委员。
赵云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他既是一名企业家，也是一名委员。他将会把做好本职工作和履行好政协委员职能这两者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完善自己。
这次参加省政协会议，赵云忠已经撰写好了3件提案，一件是《关于当前形势下，桥头堡建设应文化先行，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省属大型文化企业走出去》；一件是《关于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几点建议》；另一件是《关于网络信息发送实行实名制的提案》；3件提案都递交到了大会提案组。
赵云忠说，涉及文化事业发展的2件提案，都是结合他近几年的工作和实践提炼总结出来的。他希望这些意见建议能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谈及云南文投集团在柬埔寨粒打造的大型演艺节目《吴哥的微笑》，赵云忠自豪地说，《吴哥的微笑》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一是60余年来中国第一家在海外驻场演出的文艺院团；二是中国第一家走出去驻场演出的专业改制院团。
“就是这两个第一，成就了云南文投经验，为做好文化走出去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赵云忠说，经验表明，中国文化是可以走出去的，并且对于把桥头堡建设作为重要发展战略的云南尤其重要。
赵云忠建议，云南省委、省政府在当前形势下，在桥头堡建设中要文化先行，打造“文化桥头堡”，要依托有实力的大型文化国企，在继柬埔寨《吴哥的微笑》取得成功之后，在新加坡、老挝琅勃拉邦、印尼巴厘岛、越南胡志明市等国家和地区，各开展一台大型文艺演出，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和云南桥头堡建设之重要内容，以文化促经济，以文化促友谊交往。
赵云忠说，会议期间，他就建设民族文化强省需要突破什么问题等方面和委员们共同探讨，通过听取不同阶层的声音，集中大家的智慧，为建设好民族文化强省建有用之策，献前瞻性意见建议。
“政协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工作领域，面对新岗位、新任务的要求，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2013年年初，临沧市政协二届五次全会上当选新一届政协主席的郭惠云表示，自己有信心和决心，在临沧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与市政协领导班子一起开拓创新、积极进取，不辜负委员的期望、组织的重托。
从插队知青到政协主席 1959年出生的郭惠云是临沧凤庆人，18岁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凤庆县马街乡当插队知青，一干就是两年。
“这两年的工作经历让我对基层、对农村、对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深远。”郭惠云表示。
随后，郭惠云被调至县百货公司，先后担任县百货公司副经理、经理，后调至凤庆县担任商业局局长，临沧地区行署商业局副局长等职务。
“随后我又被调至临沧地区行署任副秘书长，分管和联系的工作也是工商等经济部门。”郭惠云说，1996年他调任临沧地区行署外经贸局党组书记、局长。从1979年开始算起，直至2000年，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一干就是21年。
从2000年开始，郭惠云站在了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上，他先后担任云县县长、县委书记，临沧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在2013年到市政协担任主席以前，他担任了近5年的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多年来，郭惠云一直从事或分管经济工作，对临沧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到政协工作以后，我将继续发挥所长，带领市政协班子，为临沧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突出“五心”做好政协工作。如何做好政协工作，是郭惠云担任政协主席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经过深入的调研，郭惠云提出：要做好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做到突出“五心”。
一要自觉维护核心，坚持党的领导。不论建言献策还是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必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必须始终做到与党委、政府思想同心、目标同向、工作同步；二要主动服务中心，助推经济发展。要围绕临沧市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多做优化环境、引资引智、牵线搭桥的工作；三要广泛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健全工作机制，拓展工作领域，不断促进党群干群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的和谐，不断激发社会各方面的创新、创造、创业活力，努力夯实促进发展的社会基础；四要切实反映民心，密切关注民生。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在服务民生改善中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建言献策，推动一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有针对性地做好解疑释惑工作和宣传疏导工作，架起党和政府同群众沟通、理解、信任、互动的桥梁；五要尽责履职用心，努力开拓创新。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牢固树立“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的理念，全身心投入人民政协事业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精心谋事、用心干事、专心成事。
机关干部要重视“修能”为了保障政协工作顺利开展，必须打造一支本领过硬的政协机关干部队伍。如何加强机关干部队伍自身建设，也成为郭惠云思考的问题。
“政协机关干部要转换角色、找准定位、负起责任，全身心投入到政协事业中。”到任后不久，郭惠云就召开了市政协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对机关干部提出了“六个增强、一个提升”的要求。
一要增强自信意识。要坚定在政协工作新征程中一定能再创新业绩的信心和决心，在发展政协事业中实现自身价值；二要增强责任意识。要牢记自己肩上的重任和使命，把思想集中在干事业上，把精力集中在做实事上，把功夫下到抓落实上；三要增强纪律意识。机关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模范地遵守政治纪律；四要增强学习意识。要把学习作为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政策水平，为履职尽责打下坚实的基础；五要增强团队意识。要切实增强集体荣誉感，进一步加强团队建设；六要增强效率意识。要大力倡导效率意识，时刻保持积极进取、争创一流的良好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
“一个提升指的是要提升履职水平。”郭惠云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政协工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增强履职意识，进一步提升履职水平，才能适应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新要求，才能进一步发挥好政协职能。
许虹用医学上取得的成果，社会上取得的荣誉证明：她不仅在医生职业上精彩，而且在人生道路上也很充实。如今，许虹已成为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担任云南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委员。
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许虹成为了昆明医科大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才。在长期从事临床神经病学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过程中，1次获省科技成果自然科学类二等奖，6次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许虹是云南省神经病学专业的知名专家，擅长癫痫和脑血管病的诊治。她说，对人体机能起主导作用的神经系统，实现着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她喜欢挑战这个最为复杂却又十分重要的学科。
医术精益求精。2012年6月6日，许虹收到了患者家属赠送的一面锦旗，锦旗上“医德高尚、医术精湛”8个大字是对她医德医术的直接肯定，饱含了患者及家属无尽的感激之情。
这位赠送锦旗的病人多年受癫痫病折磨，在许虹的医治下病情得到控制。从事神经病学专业医疗工作近30年来，她治愈的患者无数，每一位痊愈的病人都见证了她在医学上的造诣。
由于神经系统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神经内科病人住院时间通常很长，在病人治疗期间，她总是耐心地鼓励和医治病人。从选择医生这一神圣的职业开始，她早已知道了自己身负的重任，她在神经病学领域刻苦钻研，练就了扎实的基础，靠长期的努力在诊断治疗神经系统疾病上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她对医学精益求精的态度受到了肯定，精湛的医术得到了认同。1996年10月，她破格晋升副主任医师；1998年8月破格晋升主任医师；2001年，她被聘为神经内科三级医师；如今，她已是一级主任医师。她每天超过8小时的时间在忙碌，不仅要参与病人的救治工作，还要开展教学和科研，在她的带领下，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全省首家开展了七项临床神经电生理新技术。
动真情说真话。“医疗、教学、科研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主要的责任还是做好医生和老师。但参事、委员身份是我反映民生、提高政治素养的重要途径。”除了完成繁重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任务，许虹还要挤出时间履行省政府参事的职责，开展调研撰写参事建议。
她说，参事工作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能时刻关注百姓生活，及时反映困难，对老百姓动真情，说真话。作为唯一来自医疗卫生行业的参事，她以专业的视角，关注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撰写参事建议，反映我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真知灼见。
在提到我省医疗人才情况时，她说，当前我省社区及乡镇卫生院普遍存在队伍整体素质低、人员流动大和全科医护人才缺乏及鼓励、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服务能力难以满足社区及乡镇居民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针对发现的问题，她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建议，并以参事建议的形式向政府反映实情。
自2009年担任省政府参事以来，她还撰写了《发展职业教育推动我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等，为省级有关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
参政议政用心 她一直把政协委员当作一项殊荣，以负责的态度每年坚持撰写提案。她执笔的关于《发展职业教育，推动我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的提案被评为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优秀提案，联名参与的《要高度重视我省农村的公共服务问题》的提案被评为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优秀提案。
她的提案主要涉及医疗和教育领域，但她同时也关注文化、经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每一件提案，都是由我从思考一个小问题或一项新政策开始的。”发现问题后，她开始以负责任的态度细心调研。
无论从医生本质工作到参事、委员责任，她都“做事有原则”。认认真真，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本文文字资料来源于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官网、云南政协报，图片资料来源于网络，对原作者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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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国芳简历
管国芳，女，傣族，1965年6月出生，云南陇川人。中共党员，1983年7月参加工作。云南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大学本科学历。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1980年09月至1983年08月，在陇川县师范学校学习。
1983年08月至1984年08月，在陇川县清平区拱外小学任教。
1984年08月至1985年09月，在陇川县清平区中心小学任教。
1985年09月至1990年09月，在陇川县城子镇第一小学任教。
1990年09月至1993年09月，在德宏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
1993年09月至1996年01月，在陇川县第二中学任教。
1996年01月至1998年04月，任陇川县章凤镇副镇长。
1998年01月至2003年04月，任陇川县副县长（其间：1998年05月至1998年12月，在云南省建设厅规划处挂职任处长助理）。
2003年04月至今，任德宏州政协副主席（兼）、2003年06月任德宏州民宗局局长，其中：2006年04月至09月，在卫生部农村卫生司挂职任副司长。
2008年2月至今，任德宏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 琪简历
李琪，女，苗族。
云南省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昆明市艺术学校校长。
赵云忠简历
云南省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云南・昆明国际汽车展组委会主任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云会议会议记要范文6
七千人大会之后，1962年2月中旬，为制订1962年年度计划，刘少奇同志听了财政部的汇报，从中了解到：七千人大会期间财贸办公室所作的关于1961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1962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并没有揭露矛盾、解决问题。实际上，1961年有50亿赤字，财政收支不能平衡；1962年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也存在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这引起少奇同志的高度重视，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经济工作：分析经济形势，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
会议于1962年2月21日至23日举行，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的地点在中南海西楼，所以后来称为西楼会议。我列席了这次会议。
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话。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少奇同志说：现在我们的困难还没有过去，困难还大，还没有到谷底。他用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字眼：非常时期。他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和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在讨论中，陈云同志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一个重要讲话。他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对困难的估计，同少奇同志是一致的。陈云同志的讲话得到少奇同志的肯定和支持，其他同志也都赞成。少奇同志确定，要陈云同志把他的意见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一讲。
会后，我回到钓鱼台住地，向马洪、梅行、王力、何均、房维中等秀才们讲了刚刚听过的陈云同志西楼讲话，以及要专门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讲一讲的信息。我们还商量这个会大家都去，不要坐在一起，坐到会场的各个方位，听到讲得好的地方，就带头鼓掌，形成一种对陈云同志讲话热烈拥护的气氛。
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报告
1962年2月26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先由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作报告，富春同志讲工业情况、建设速度问题，先念同志讲财政、信贷、市场问题。接着是陈云同志的报告，题目是《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陈云同志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1)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2)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3)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4)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5)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陈云同志讲了困难，也讲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对采取哪些办法来克服困难，陈云同志提出六点意见：(1)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2)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3)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陈云同志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欢迎。陈云同志讲到了那种谁都了解，但谁都不敢讲的看法；还有那些大家都觉得是问题，但谁也没有本事讲清楚，谁也拿不出解决办法的情况，陈云同志这次也讲得清清楚楚，拿出了具体切实的办法。用不着秀才们带什么头，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的掌声早已被大家的掌声淹没了。会场上的那种气氛真是感人啊!
陈云同志真是有高招。比如，用卖高价商品的办法，来回笼钞票，制止通货膨胀，就是在这个报告中提出来的。再如，关于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他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他算了两笔细账：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这两年的大豆产量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1斤蔬菜含5克，1两大豆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听了陈云同志的报告，我和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都觉得这下困难总算估计够了，这才真是唯物主义啊!困难讲清楚了，跟着解决的办法也会有的，就有希望了。
关于传达办法的讨论和中央批转陈云等报告的指示
国务院报告会后，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怎么传达。当时好像有一种意见，只传达陈云同志的讲话。彭真同志说：三个人讲话，只传达陈云同志一个人的，不好吧?邓小平同志立即作出决断：这个事简单，三个人的讲话，一起都传达。
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报到少奇同志那里。少奇同志提出：陈云同志的讲话，大家很欢迎，恐怕要转发全国。这样就要起草一个中央《关于批转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于是，少奇同志又在西楼召集会议，讨论《指示》涉及的有关问题。我列席了这个会议。
会上就几个重要问题上展开了讨论，达成了共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形势问题。彭真同志提出：这同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估计不同。在七千人大会上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把陈云同志的意见转发出去，就成了一种新的情况、新的分析，这样好不好?少奇同志回答：一个会议做一种估计，后来认识发展了，情况变化了，又做一种估计，在党的历史上不乏其例，有的是啊!问题是这个意见、这个判断符合不符合实际。对当前形势总的判断的提法问题，会议肯定少奇同志的判断，并采用“非常时期”的提法。《指示》开头就指出：“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于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开会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目前整个经济形势的问题，认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很严重的。”《指示》说：“这次常委扩大会议，检查了财贸办公室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所作的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并没有揭露矛盾，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一九六二年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如果不正视这种情况，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扭转这种局面，财政经济的困难还会更加严重。《指示》指出：“应当说，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十年规划两个阶段的提法问题。关于非常时期的主要任务，没有不同意见。陈云同志把十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大家也都赞成。但这两个阶段的目标、任务的提法，有
不同意见。
陈云同志讲话中说：“前一阶段是恢复经济的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他还讲，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恢复时期，恢复时期要准备长，争取快。准备四五年，争取快一点，少一两年更好。
是用恢复时期，还是用调整时期?彭真同志不赞成用恢复时期。小平同志做了一个折衷，说：对外讲调整时期，对内讲我们进入一个恢复时期。《指示》作了这样的表述：“为了语言上的一致，中央认为，今后十年，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有了前一个阶段的调整，才能有后一阶段的发展。只有这样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特别说明：“前一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点，一律不要向外讲，在党内和党外，仍然一律称为调整阶段。”
第三个问题，是指标问题。计划指标、基建指标等各项指标制定的原则，陈云同志讲平衡。少奇同志讲，多年来我们都是讲高指标，以为这样可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结果不能实现，反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如果定一个低的指标，多少年后超额完成，不但不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反而会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他赞成订一个低指标。大家都同意。因此，《指示》强调要缩小基建规模，降低生产指标，指出，只有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否则，大家就还只想着发展，而且只想着重工业的发展，硬撑着架子，不愿意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愿意降低某些重工业的生产指标。这就不能真正体现农轻重的方针，不能真正体现从六亿多人口出发的方针，不能完成首先解决吃穿用的任务；这对于克服目前的严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是极为不利的。”
会上确定，这个指示由我执笔起草。我起草好后交给少奇同志，他做了一点修改。3月12日，少奇同志又在西楼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
向请示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以后，少奇同志很慎重，说：我们这个会对形势的估计，解决问题的办法，确实与七千人大会有所不同。主席在外地，这个会没有参加，我们大家同意的这些新的意见，需要送给他看，征得他的同意。他同意了，我们就发；他不同意，我们再议，再讨论。大家都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
那时，在武汉。3月16日，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就从北京飞到武汉，带去了文件。17日，向作了汇报。汇报以后，少奇同志他们就回来了。回来的当天晚上，少奇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文件送给主席看了，口头上也向他汇报了，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主席同意了。电话里听得出来，少奇同志非常高兴。他要我明天到他那里去，对这个批语再斟酌一下。
原来《指示》里有这样的话：对陈云同志等三人的报告进行讨论时，有些部门、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少奇同志说：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是不是要把彭真同志的名字写上?我说：这样恐怕不好吧，不加为好。少奇同志说：好，不加。这样，3月18日，这个《指示》就发出去了。
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就在讨论、确定要转发国务院会上陈云等三人报告的时候，中央常委提出：现在看来有必要重新成立中央财经小组。3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财经小组组长由富春同志担任，成员有陈云同志、和其他一些人。
我们这些集中在钓鱼台的秀才平时议论，形成了一种看法：经济工作需要组织一个司令部，司令员最好是陈云同志，政委最好是小平同志。听说现在要成立财经小组，由富春同志当组长，大家认为还是陈云同志当组长好。我当然也非常赞成这种意见。大家就鼓动：你去提意见啊，你代表我们去提啊。他们要我去向少奇同志反映这个意见。
为慎重起见，我先去找康生商量，看可以不可以去提。那天怎么也找不到康生。于是只好找陈伯达。电话打过去，陈伯达要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我把秀才们的意见说了。他表示完全赞成，说：你现在就去找少奇同志，我给你打电话联系。说着，陈伯达就拿起电话来，那时已经快晚上10点钟了。王光美同志接的电话。陈伯达说：邓力群同志找少奇同志，有点意见要反映，是否现在能够就去?王光美同志问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可以来，现在就来。
当天晚上，我到少奇同志那里把意见讲了。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大家的意见。当时，我很激动，说：搞不好，我们可能还要陷入更大的困难。说着说着，我掉了泪。我说：对富春同志，我一向很尊敬，但根据以往的观察，还是由陈云同志来当组长好。少奇同志赞成我的建议，对我表示鼓励。
第二天，少奇同志即找陈云同志谈话。开始陈云同志不愿意，理由是：富春同志当组长合适，自己作为一个成员，也不妨碍把意见讲出来，这样与富春同志的关系好处。后来，告诉我，少奇同志当时跟陈云同志说：我支持你，一直支持你到底。说：没想到少奇同志下这么大的决心。
4月19日，经刘少奇提议，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为成员。
选编《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
决定由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以后，少奇同志出了一个主意：你们去把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选编一下，印发给大家学习参考。政治局会议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
会后，少奇同志让我负责这件事。秀才们都很积极，选编了十几篇陈云同志解放后至1961年以前的文章和讲话，都是同当前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先起了一个总题目，叫“陈云论经济工作”。何均表示异议，他说：七千人大会已经发了一个《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现在又来一个“陈云同志论经济建设”，把陈、毛并列，两论并提，不好。这样，就改成《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
在选编的过程中，我们找了周太和同志。他当时是陈云同志的秘书。周太和同志回话说，把中央选编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文章、讲话的决定报告了陈云同志，他不赞成。我把陈云同志的意见又向少奇同志报告。少奇同志说：印发的份数少一点，只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和财经小组成员。这样，总算编成了。文章和讲话一共15篇，大概10来万字。另外搞了一个提要，大约1万多字。共印了30份，于1962年4月17日发出。
4月16日，少奇同志专门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
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这个材料，看了没有，搞不清楚。一直到这年的七八月间，在北戴河，田家英到办公室去，看到还摆在桌子上。其时，陈云同志已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田家英对的机要秘书说，把那份东西撤下来吧。
陈云在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2年3月7日，召开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陈云同志在会上讲话，我记录、整理。这篇讲话已经收在《陈云文选》里面。重要的那些话，都是陈云同志讲的。
陈云同志讲了七个问题，着重讲的是计划(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和平衡问题。他讲：自己多年负责管计划工作，在计划工作方面主要抓两个要点，第一个是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第二个是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他说：基本建设投资和劳动力这两条管住了，计划大体上也就管住了，就不至于出乱子。
关于基本建设，他强调综合平衡，认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现有的物资、材料。他说，在财经委员会的时候，采取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
至于按什么“线”搞平衡，陈云同志主张短线平衡。他说，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能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针对有些人说他的综合平衡是消极的平衡，陈云同志说：我与那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搞长线平衡，我是搞短线平衡。这个短线也不是只考虑现有材料和物资，而是考虑了各种可能的因素：能增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外国进口多少，等等。这已经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了，因此它才是一种可估的平衡，也就是一种可能实现的平衡，所以不能叫做消极的平衡，而是积极的平衡。
关于掌握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陈云同志说：每年大家都要求增加人，我卡得很紧。人进来容易，出去很困难。进来了，就得发工资，供应吃、穿、日用品。因此就要考虑多发钞票，而后又要考虑能否买到等量的物品，购买力同我们库存商品的供应能否平衡。职工总数不仅是生产单位增加的职工，还包括基建规模扩大增加的职工，他们的工资、待遇很多都可转化为购买力。所以，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所形成的购买力，同我们商品供应的实际情况能否平衡十分重要。能够平衡，物价才能稳定，不能平衡，物价一定会发生波动。
陈云同志的这次讲话不长，但抓住了要领，即所谓抓住了牛鼻子。过去的、后来的经验，都证明他这篇讲话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的办法是切实有效的。他的这篇讲话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出席了这次会议。在陈云同志讲到“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的调整，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伤筋动骨一’时，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关于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
说到这里，要讲一讲关于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应该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问题。这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创造。
(一)关于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思想
早在1956年春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他指出，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还说：注重农业、轻工业，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采取这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大约是在党的二次会议(1958年5月5日至23日)前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我记得很清楚，讲到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传达的话说，我们的工农关系要以农业为基础。参加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他当时说：恐怕还要加一句，以工业为主导。后来，对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就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两句话：“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三)提出以农轻重为序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上旬庐山会议前期，着意纠“左”。他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指出经济工作还是要搞综合平衡的同时，提出计划安排要以农轻重为序。他说：过去计划安排以重、轻、农为序，证明是不正确的。现在要改为以农、轻、重为序，重工业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
讲了这一重要指导思想以后，叫陈伯达通过《红旗》杂志编选了一个《马克思论农业为基础》的材料。
(四)陈云探索怎样以农轻重为序
关于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传达以后，很多经济部门及其领导干部都照本宣科传达、宣讲了一遍。但究竟如何实现农、轻、重为序，没有什么具体的路数。只有陈云同志与众不同。
在讲了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工作以后，陈云同志用了几年时间在中南几个省进行经济调查，解决怎样以农、轻、重为序的问题。
关于调查的情况，我听说是这样的：
陈云同志主要到湖南、河南两省调查，着重调查一个问题，即城市与农村人口的粮食分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