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学术论文范文1
关键词：学术论文 第三人称 社交指示
1.引言
在语言使用中，不同人称的选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人称的非常规用法反映了使用者根据不同社交场合和主观情感对语言的灵活运用，接收者也需要通过对相应的社交语境进行充分把握，从而正确理解使用者传达的社交意图。社交指示体现在谈话双方所使用的种种言语手段之中，意在适应社交现场的不同需要，在话语中恰当地表达各自思想的言语行为（何自然，1988）。
学术论文是作者通报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手段，它反映了研究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和某一领域的发展趋势，是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赵有斌，2001）。以往对学术论文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一种特殊体裁，对学术论文及其各部分从体裁角度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Brett，1994；Holmes，1997；Nwogu，1997；Post
eguillo，1999），但是关于学术论文这种特定体裁中人称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根据Myers，在学术论文中“是否选用人称代词通常能揭示出作者如何看待自己在某一研究中的作用及表明作者与读者、同行间的关系”（Myers，1989）。我们通过人称的选择揭示论文作者在学术社交场合中对与接收者关系及态度的定位，即传达社交意图。
在研究学术论文人称社交指示的基础上，本文对英汉学术论文进行了横向对比。中西论文写作者深受不同文化系统和写作规范的熏陶和影响，对人称在社交场合的选择应该有所差异。本文所选用的二十篇中文学术论文和英文学术论文分别来自CNKI和国外五个领域专业协会期刊。所涉及的五个领域分别为语言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和计算机科学，其中每个领域各选取五篇论文。
2.人称指示语
人称指示语是指谈话双方用话语传达信息时的相互称呼（何自然，1988）。陈治安对其的定义为“对编码与言语活动中的参与者或者相关角色的符号指称”（陈治安&彭宣维，1994）。由此可见凡是在交际中参与者之间彼此称呼所用的符号都可以归为人称指示语。黄国文（黄国文，1999）曾经对人称代词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进行了探索。他认为人称代词“所指和用法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1）无标记用法，（2）有标记用法。所谓无标记用法指的是一般的、惯常的或约定的用法……所谓有标记用法指的是特殊的、个别的、例外的或不常见的用法”。黄国文指出标记性是有程度之分的，因为这里所列出来的标记或无标记是主观的。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称代词的标记性也随着不同使用语境而有程度之分，标记性过强则可能造成在该语境的交际失败。
3.社交指示
对人称代词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面（孙飞凤，2006；田海龙，2001）：其一为人称代词的语法词法研究，即人称代词的形式及句法作用，如Muhlhausler& Harre （Muhlhausler&Harre，1990）和陈治安（陈治安&彭宣维，1994）。其二为人称代词的篇章连贯性问题，如Halliday&Hasan（Halliday&Hasan，19
76）和黄国文（黄国文，1999）。其三为人称代词与实际情景连用，及人称指示语的语用研究；最后为将人称代词置身于社会语境之中，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权势与等同关系。
本研究涉及到对人称代词在学术语境下以及在中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研究，我们需要考察论文作者在学术语境下对自己与读者身份和关系的定位以及态度。国内类似于此的研究有黄国文（黄国文，1999），陈治安&彭宣维（陈治安&彭宣维，1994），孙飞凤（孙飞凤，2006）以及杜小红（杜小红，2003）。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是通过对具体句子结合情景进行讨论，对说话人在该语境下的选择的意图和功能进行分析。他们都认为语境是理解不同人称代词使用的关键，只有充分把握具体语境，才能理解说话人对于人称代词选用的复杂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陈治安和彭宣维在其论文结论中提出取消“社交指示语”这一称谓的理念。他们在文中通过隐喻动态考虑人称代词使用与具体语境的关系，认为对人称代词动态的研究已经“覆盖了人们在‘社交指示语’这一术语下讨论的绝大部分语言事实，而且这些事实也的确是反映语言活动中人际关系的人称指示信息的。”根据他们所说，这样可以使人称代词与语境之间的问题更加简化清楚，同时也符合语用学一贯将语言现象置于动态语境中考察的方法。
我们认为，无论保留“社交指示语”或者取消“社交指示语”这一称谓，都无法改变语言交际中说话人根据社交需求灵活地选取人称这一复杂现象，而分歧却存在于对这一语言现象解释的过程中。陈治安先生引入隐喻来说明“社交指示”不过是人称代词使用过程中的一种进化而已。在本文中，我们只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所以在此支持用“社交指示语”来统一称谓这一语言现象。
4.第三人称社交指示语
第三人称不仅包括封闭的代词系统，还包括其他各种第三人称短语。通过语料检索第三人称代词，我们发现很少有标记性用法存在，而第三人称短语的使用却存在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本文选取了学术论文中常见的第三人称短语作为代表进行研究，如“本文或本研究”，“笔者或作者”以及一些指称短语。英文论文选取与中文对应的第三人称短语。
在中英学术论文中，我们经常见到用第三人称短语指代第一人称的情况。下面的例子均为这一社交指示用法：
（1）但笔者深入考察相关文献， 发现对这一现代医学模式的理解中存在一定局限。
（2）笔者比较扳机点与穴位后认为扳机点与阿是穴十分类似因此可以把扳机点看作阿是穴的现代医学解释。
（3）作者认为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并建议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充分把握面子的文化……
（4）本文旨在探析当今医学伦理学面临的新矛盾新冲击和新挑战，为从伦理学角度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5）本研究围绕上述两个问题采用书面话语完型法（DCT）的问卷方式收集语料。
（6）下文重点分析其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和态度。
（7）3.2节按先行语的句位分布分出LDR与先行语的三种回指关联式。为描述与讨论的便利起见，这里从不同侧面划分三类篇章回指式。
（8）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use of personalized short text messages（SMS） to reduce snacking.
（9）This paper describes an evaluation of the exposure assessment process.
（10）Some recent work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call for an epistemological change.
（11）Figure 2 provides a list of the different elements that were found in the openings and closings of the twenty-five speeches together with their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上面所有例子实现了保证论文客观与权威性的社交指示功能。作者作为所有陈述或者观点的发起者使用第三人称短语来指称自己，减少了论文的主观性。同时，类似于“本文”“本研究”或“3.2节”等此类用法也实现了论文的简洁性，使用完整的表达会使行文冗长繁琐。比如例（6）的完整表达为“在下文中我们重点分析其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和态度”。
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些具有类似社交指示功能的第三人称内部互用现象：
（1）根据F值和P值分析，调查组倾向对他者面子和相互面子的维护，对比组倾向对自我面子的维护。
（2）传统哲学观认为，对概念进行定义就是把概念分析成为其各个组成部分（constituents），反过来，这些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组合也就构成了概念本身。
（1）和（2）中的用法均使用一个抽象的第三人称短语来指代对应的群体。如上面的用法一样，这种指代用法实现了论文的客观性和简洁性的功能。
5.结束语
通过对四十篇英汉论文的总体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在学术论文英汉第三人称的使用体现在第三人称指代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内部的互指，这两种用法在确保论文客观性与权威性的同时，也可以使论文的行文更加简洁明晰。当然，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写作习惯，第三人称学术论文这一社交语境具有了这些共同的社交意图与目的。
参考文献
1.Brett， P. （1994）. A genr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section of sociology articl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3（1）， 47-59.
2.Brown， G. （1960）. The Pronoun of Power and Solidarity（吴玉文， Trans.）. In 祝婉瑾（Ed.）， 社会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3.Halliday，M.A. K.，&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British： Longman.
4.Holmes， R.（1997）. Genre 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research article discussion section in three disciplin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6（4）， 321-337.
5.Muhlhausler， P.& Harre， R. （1990）. Pronouns and People：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Personal Ident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6.Myers， G.（1989）. The pragmatics of politeness in scientific texts. Applied Linguistics（4）， 1-35.
7.Nwogu， K. N. （1997）. 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6（2）， 119-138.
8.Posteguillo， S. （1999）. The schematic structure of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8（2）， 139-160.
9.蔡建敏.（2009）.学术论文英文摘要的人称使用问题剖析.疯狂英语.
10.陈治安&彭宣维.（1994）.人称指示语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91（3），28-34
11.杜小红.（2003）.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选择及其语用探析.山东外语教学（93），25-28.
12.何自然.（1988）.语用学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3.黄国文.（1999）.言语交际中的指示人称代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71（1）， 47-49.
14.孙飞凤.（2006）.英汉人称代词社交指示功能的语用对比研究.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1）.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2
本届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于殿利主持。教育部语信司副司长田立新出席会议，并就中国辞书学会加强党建工作和国家语委“十三五”发展规划等问题做了指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隋广军致欢迎辞，他介绍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历史及其50周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并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在过去几十年发展历程中的工作成绩进行了回顾。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曹广顺做了工作报告。中国辞书学会秘书长周洪波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著名辞书学家、我国当论词典学奠基人之一黄建华教授就《汉法大词典》编纂及其辞书成果评价的问题发表了讲话。
开幕式后，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主任余桂林对《辞源》第三版的修订专家团队进行了大会访谈。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董琨教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原总编辑王涛以及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先后就《辞源》的定位、修订必要性、修订重点、项目管理以及工作不足之处等予以了全面解读，并就“辞与词的确立标准、修订工作的组织协调以及两岸文字工作的交流合作”等问题和参会代表进行了现场交流。
本次会议的学术研讨环节采取主题发言与专题讨论两种形式，交流方式不再遵循宣读全文的发言传统，发言人需要围绕研究背景、研究问题与内容、研究创新与价值三个方面简要论述观点，整个研讨过程强调高效、务实。
一、 主题发言
在主题发言中，河北师范大学苏宝荣运用语法、语义的综合视角分析了《现代汉语词典》中36000多个双音复合词，认为汉语复合词的语法结构和语义关系应该从其语义特征和搭配关系上寻找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谭景春针对“打折”一词进行了深入的英汉语义对比分析，并对其不同的表达方式予以成因探析。厦门大学苏新春结合《现代汉语分类词典》论证了类名对分类词典的重大意义，并进而呈现了五级类名的确定原则与类型。陕西师范大学田兵以《汉法大词典》为个案，参照国内出版的几部重要大型汉英词典，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特征方面对其编纂特色进行了系统探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章宜华突破传统释义的理论局限，阐释了如何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构建意义驱动多维释义模式，包括事件参与者角色的提取、语料库模式分析和基于构式的释义结构的形成等。南开大学周荐对两岸语言工具书四字条目的收立进行了对比研究并追溯成因。鲁东大学王东海在梳理西方符号学意义观的基础上提出“普通/学科二值变体”这一组合范式来处理语文辞书中的语文意义与专科意义。北京外国语大学杨慧玲从历时研究视角，认为我国的外向型学习词典应该走出一条更为适合汉语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之路。华南理工大学刘喜琴对理论新著《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研究》进行解读，并概括阐释了二语习得、语言认知与学习词典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语言习得和认知的观照下进行词典释义。广州大学汪磊对当前国内网络语言辞书、汇释著作进行了穷尽性考查和对比分析，认为网络语言辞书编纂应更加科学化，为社会提供更好的语言服务。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谢金霞介绍了DPS词典编纂平台对词典编纂协同性的重要作用，并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二、 专题讨论
本次专题讨论改变了以前按专业委员会分组的做法，而是根据论文内容分为“语言学理论在词典学中的应用研究”“辞书编纂实践”“现代信息技术在辞书编纂、编辑和出版中的应用”“学习词典与语言教学”四大议题。
1. “语言学理论的应用研究”板块
王仁强以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为基础，对现代汉语兼类词和词频相关性进行了研究。李明提出了双语词典的翻译原则，他以“大白面包”应翻译为“哈拉面包”等为例阐述了双语释义的对应原则。于峻嵘比较了俄语、英语、汉语三部词典，分析了整合理论对释义的指导作用，提出要注重运用结构性语言来释义的观点。武建宇以历史的眼光探究合成词的发展，证明了词义的历时发展与语法结构的互动关系。白冰探究了中西文化沟通与释义的中西对接问题。刘娜在语域视角下讨论了中医术语的英译问题，建议构建中医语域标志，区别正式用语和非正式用语。薄晋华和康晶考察了动词ing和ed的形态问题，认为它们可以获得独立的词位地位，甚至可兼有两种或三种词类属性。成莉铭从词典结构、体例和例证选择方面对《汉语语用词典》的编纂进行了构想。吴澄从语用释义视角出发，阐明学习词典中多义词及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在总结讨论中，赵世举提出词典编纂研究应该与时俱进，但在具体操作时也要确定来源和通行度问题，苏宝荣提出可通过语料查证来确定某个概念是否由某个词来表达。
2. “辞书编纂实践”板块
周明鉴从十个方面谈如何加强辞书编辑的修养。邵宇彤结合编辑实践工作对语言文字的差错类型进行了总结并加以案例分析，他们认为辞书编纂应该把社会效益与图书质量放在首位。李尔钢对《汉语大字典》第三版整体修订工作加以介绍。李志江评介了两岸语言词典的特点。吴继刚以“保伶，般，_”为例分析了《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的学术面貌。盛培林论述了黄建华先生在创建理论词典学及其学科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并介绍了《汉法大词典》的特色和创新亮点。余富林在比较五部英语外来语词典的基础上谈及编纂实用外来语词典的设想。何帆从六个方面对《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中的文化信息进行分析。曾珍介绍了2010―2014年的法语新词并加以分类。付巧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1―8版）为例，分析了英语学习词典动词句型标示体系的发展趋势。王龙阐述了《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的释义方式。王伟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义项增补进行研究分析。戴文颖分享了编纂《学生漫画成语故事》的体会，认为漫画故事与成语理据需要照应关联。在总结讨论中，黄建华、周明鉴等专家点评鞭辟入里，让与会代表的学术认识得以深化。
3. “现代信息技术在辞书编纂、编辑和出版中的作用”板块
申雨平探讨了如何运用语料库抽取例证并加以语言转换。冯海霞对比分析了多部语文辞书中不成词语素的词性标注问题。宋作艳、杨旭结合语料库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多/同义词释义和兼类词处理策略。林仲湘展示了他多年心血积成的《多功能汉代汉字电子辞典》。李仕春运用语料库技术研究现代汉语中常用词的义项分布情况。吕靖介绍了如何运用网络爬虫工具自动抓取网络语言数据，及其对学习词典编纂的启示。温朔彬认为辞书编纂创新离不开现代化手段，应该开创电子辞书新领域。王娇运用BNC和CLEC语料库分析了中国EFL学习者的近义词习得情况。宫妮探究了“贪污”一词在汉语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的词类归属问题。蒋文凭运用语料库提炼出医学英语深层语言特征，认为专科词典应该是“术语学、语言学、词典学”三者的有机结合。李莉介绍了DPS词典编纂平台的框架和功能，并从编辑出版角度提出了关于词典编纂平台应用的建议。马立东运用互联网和语料库数据对“以人为本”的英语对应词进行筛选及排序。罗文青、唐志丹运用自建词类标注数据库对现代越南语兼类现象以及现代英语的词范畴表征展开调查。在总结讨论中，语料库技术、词典电子化和词典编纂开发工具等激发了与会者的较多兴趣点。
4. “学习词典与语言教学”板块
徐海从一个介词“to”入手探讨其语义网络，并提出四层级的介词义项编排模式。李婧对比了民国时期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所编词典之异同，并分析了两者产生诸多差异的原因。金沛沛运用问卷调查对留学生如何选择和使用汉语词典展开实证研究。杜开怀对我国21世纪英汉学习词典进行了回顾，认为国别化研究可增强学习词典的设计特征和使用教育上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赵红梅运用同义词辨析理论来探究语文词典的释义效度问题。王敏以“APP，MOOC”为例探讨了外语中译词作为术语和一般语词在释义和使用上的区别。杨海英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的computer一词为例，论证了专业术语的普通化表征问题。吴婷婷、盛蔚讨论了对外汉语词典中个别词目的释义问题。范瑞瑞、卢念春、王雅雅就学习词典中的例证、语块及新词释义等展开论述。在总结讨论中，民国时期的双语辞书研究、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呈现介质和用户接受度、MOOC一词的中文译名、专业词汇与普通语词的区分问题等引起了较多关注。
综上，在与会代表和承办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圆满成功。在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常务理事会，并举办了辞书成果展。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各位专家、学者理论视野开阔，编纂经验丰富，为辞书学研编工作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视点和实践手段。
从研讨内容上看，本次会议体现了我国辞书研究现状中的几大特色： 一是“中西融合、互吸所长”的研究理念。与会代表将汉语、外语各自的研究视角、手段和成果纳入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框架中，双方兼收并蓄，产生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良性效应，对国际视野下的辞书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经典延续、鼎故纳新”的研究氛围。《辞源》百年生命长青不衰，《汉法大词典》的编纂团队倾尽十余载人生岁月再创佳作，王宁、黄建华、周明鉴、韩敬体、苏宝荣等资深专家在学术道路上引领后辈，田兵、王仁强等中青年学者组建浩荡的学术团队深化研究特色，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新兵们在聆听感悟中得以学术启蒙，由此呈现了我国辞书学界的传承交替与后继有人。三是“学科互涉、科技创新”的研究范式。与会代表从解释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计算语言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汲取养分来探讨词典学问题，同时，随着传统的辞书编纂研究走向十字路口，如何将现代科技手段辅助于辞书编纂研究，如何将纸质词典内容呈现于更加友好、实用的用户界面，如何让辞书工作者在语言资源开发和信息技术洪流中寻求定位，如何让辞书学跨越“词典”产品的樊篱，在大数据时代中寻求更加广博、多元的研究对象，这都是焦点所在。辞书学的未来，必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附： 中国辞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提交全文论文目录
（每个议题中均按作者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议题一： 语言学理论在词典学中的应用研究
白冰全球化视野下的语文词典释义
成莉铭《西游记》中的“打断”现象研究及其对词典编纂的启示
李明论双语词典的特有属性和翻译原则
刘娜等语域视角下中医双语词典中的中医术语英译对比研究
刘喜琴构建新一代学习词典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宁真真等两岸语文辞典敬谦辞释义的对比研究
苏宝荣复合词结构的隐含性、多元性及其认知原则与辞书释义
王东海二值变体义项
王仁强等现代汉语兼类与词频的相关性研究
吴澄基于语用释义视角看多义词的不确定性
武建宇等词义历时变化与合成词语法结构互动关系探索
叶其松新中国语言学词典的历史和进展
于峻嵘等语言的整合描写与同义形容词释义
章宜华基于语言认知和论元结构构式的多维释义探讨
议题二： 辞书编纂实践
何帆浅析《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正文的文化信息呈现
黄建华对修订《汉法大词典》的期许
李尔钢义例问题举隅
邵宇彤编辑工作中的语言文字差错类型
盛培林黄建华教授――我国理论词典学的先行者
谭景春说“打折”
田兵大型汉外词典设计特征研究
王新霞法语品质形容词在双语学习词典中的例证研究
吴继刚《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 编纂路径、体例及应用价值
余富林实用英语外来语词典的设想
曾珍2010―2014年法语新词研究
郑定欧谈借入词借出词： 以广州话的“茶”、“镬”及“长衫”为例
周荐两岸语文工具书四字条目收立比较研究
议题三： 现代信息技术在辞书编纂、编辑和出版中的应用
曹蓉等语料库驱动的机器词典构建关键问题探讨
冯海霞基于生成词库理论及原型理论的汉英多义体育词条释义的分析
李仕春等《现6》《牛8》多义词义项数目异同研究
林仲湘等编制电子字典的经验及体会
吕靖等大数据时代购物网站的语言数据挖掘与词典编纂
申雨平等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典例证翻译浅析
宋作艳从生成词库理论看词典释义
田昊扬等中国古代汉语字频频级分布的计量研究
汪磊国内网络语言辞书编纂问题探析
王娇基于语料库的中国EFL学习者近义词习得研究
温朔彬原创辞书的现代化之路
谢金霞基于DPS词典编纂平台的《新世纪英汉大词典》出版的协同性
杨旭“出版”的词类标注问题实证研究
议题四： 学习词典与语言教学
邓小玲学习型英语习语词典的语用信息
范瑞瑞汉英词典例证功能及不足略观
金沛沛高级阶段留学生汉语写作中的词典需求分析
李大国英汉学习型词典中汉语外来词词条的呈现方式研究
李晖双语武术词典用户需求分析
李婧民国时期辅助英语学习的双语词典初探
刘燕菲以“打扰”为例看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及例证问题
卢念春语块在积极型学习词典中的总体呈现方式
盛蔚“干预”的词典释义和例证的对比分析及启示
王雅雅《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中新词的译义方式
吴婷婷基于“起哄”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
杨慧玲对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反思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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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翻译论、时间语义值与事态句翻译——以英语现在时状态句的汉译为例
探究中文在政治文献外翻中的重要性——以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翻译为例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4
关键字: 邯郸 公示语汉英翻译 规范化
一、引言
邯郸市西依太行山脉,东接华北平原,与晋、鲁、豫三省接壤,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中国成语典故之都,在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独特的地理、历史优势。近年来,随着邯郸举办的大型商务洽谈和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来到邯郸。在这一过程中,规范、统一的英文公示语不仅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便利,还会为他们营造良好的交流环境。
为了解邯郸公示语汉英翻译现状,课题组对邯郸市区内非旅游景点主要英文公示语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对象主要包括邯郸市区道路交通、公共服务及商业服务站点,并根据德国功能学派费米尔和诺德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对其进行了归纳整理,发现邯郸市英文公示语在翻译方面主要存在拼写错误、选词不当、词汇冗余、语法错误等语言和语用错误方面的问题。[1]如何有效纠正这些错译、误译的公示语,进一步推进邯郸市公示语汉英翻译的规范化进程,成为邯郸进一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和实践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有人开始进行公示语研究,但最初的公示语研究多通过列举当地公示语错误翻译实例,在语意层面上分析选词和语法的错误以及多重翻译标准对公示语汉英翻译带来的混乱。[2]目前,对公示语汉英翻译的研究已经扩展到功能、跨文化交际和语用等领域,并逐渐从个体研究发展到集体研究。
2002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了“汉英公示语研究中心”,并在2004年和2005年暑期,两次组织课题组成员到欧洲进行实地考查,在欧洲17个城市采集了3千余幅公示语资料图片和10小时的录像资料。2005年7月,中国日报网站联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了“全国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规范大行动”。北京市政府也责成相关职能部门开通了“北京市民讲外语”(省略/)网站。2005年9月,首届全国公示语研讨会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召开。2007年7月,第二届全国公示语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在此期间,由政府和权威媒体共同支持的全国范围内的公示语汉英翻译纠错网站相继开通,如由中国翻译协会、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标识网、中国华侨协同中国日报网站共同开办的“全国双语标识路牌纠错协作网”(language.省略/herewego/index.shtml)和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和微软公司联合支持的“雷人英语街头大搜索”(engkoo.省略/expo/default.aspx)等。
除此之外,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的成果也逐渐多样化。除了论文之外,公示语翻译研究成果中还出现了词典。2003年3月,《英汉汉英揭示语手册》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汉英公示语词典》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的工具也逐渐增多。2008年7月8日,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公示语翻译研究中心开发研制的“全国公示语翻译语料库”(一期) 并网运行。此数据库收入汉英公示语5万余条,涉及食、宿、行、游、娱、购方方面面,同时此语料库以“平行语料库”为主体,辅以可比语料库,利用平行语料库(配以检索工具)查定特定表达法和参考译法,使术语和短语的翻译更加准确、地道,是目前为止最具权威的公示语翻译语料库。
三、对邯郸市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工作的建议
从以上对全国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现状的综述中不难看出,地方公示语汉英翻译的规范工作不仅具备良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基础,还得到了现代信息技术的良好的支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必将对邯郸市公示语汉英翻译的规范和统一大有裨益。
1.利用丰富的研究成果,指导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实践。
在规范公示语汉英翻译的实际工作中,邯郸市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积累的丰富成果,在理论指导方面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公示语汉英翻译进行规范和统一,并从公示语汉英翻译文本的文体特点、功能对等性、语用等效性、文化切合性等方面对其进行综合评价,以保证公示语汉英翻译的信息性、规范性和得体性。
2.政府和研究团体共同参与,确立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化标准。
潘文国教授曾在中国翻译协会和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上指出,公示语翻译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且是一个政策性问题[3],这充分说明了政府在城市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化方面的引导和监督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早在2003年,为规范上海市混乱的公共场所英文公示语,市政府就颁布了《关于加强本市公共场所英文译名使用管理的若干意见》,并在2004年,组织“上海市公共场所中文名称英译专家委会”,讨论并制定了《上海市公共场所中文名称英译基本规则》,从而确定了上海市公共场所中文名称英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2006年,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也在广泛考查国外公共场所英语标识,深入听取了国内外专家和研究团体的基础上,起草并制定了北京市《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的地方标准,从而对北京市公共场所混乱的英文公示语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
由上海和北京市政府和研究团体共同参与,成功确立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化标准的实例为邯郸市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化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可参考性样本。在具体实施中,邯郸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可以根据邯郸地理文化特点,成立由英语语言研究、汉语语言研究、汉英翻译研究、邯郸地方文化研究、法学研究、在邯外籍专家及政府相关人员组成的“邯郸市公共场所公示语汉英翻译专家委员会”来起草和制定具体的标准,并可聘请国内已有的权威研究机构对该标准进行评价,从而促进地方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化和全国汉英翻译规范化的进一步接轨。
3.政府联合权威宣传媒体,加强对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工作的宣传和监督。
无论是上海市的《上海市公共场所中文名称英译基本规则》,还是北京市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地方标准,都只是规范当地公共场所公示语汉英翻译的指导性和推荐性方案,离开了政府的管理和民众的监督,地方公示语汉英翻译的规范工作就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因此,同样借鉴北京和上海的做法,邯郸市政府可以联合地方具有影响力的宣传媒体,如地方报纸、杂志或其网站,向广大市民进行城市公共场所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化标准的宣传,并利用它们在市民中广泛的影响力,鼓励市民对规范工作的具体实施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切实推进此项工作的进程。同时利用权威进行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化的宣传也可以带动当地市民英语学习热情,从而促进城市良好国际交流环境的营造。
4.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工作的现代化。
公示语网站和在线语料库的出现,使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化研究和实践突破了以往方式单一、例证单薄、调研基础随意性强等局限,逐步走向研究的科学化和实践的现代化。因此,邯郸市政府在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工作中应注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之成为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工作的有力工具。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参照“北京市民讲外语”、“全国双语标识路牌纠错协作网”、“雷人英语街头大搜索”等网站的建设模式,开辟适合地方特点的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工作网站,利用网站吸引普通市民和公示语汉英翻译专业人士对邯郸公示语汉英翻译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为他们参与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化标准评判和规范工作监督提供良好的平台。同时,为适应语言的不断变化和调整,邯郸市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不断建设的在线语料库更新报告保障城市公示语汉英翻译的及时调整和完善。
总之,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工作是评判一个城市国际人文环境的重要标准。错译、误译及不规范的英语公示语不仅会极大地损坏邯郸在外国友人心中的良好形象,还会给外国友人在邯郸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因此,邯郸市政府、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个人和团体、权威媒体机构应加强协调和配合,尽快出台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化标准和规定,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推进规范工作的宣传和监督,以使邯郸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工作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梅娟,李静.邯郸市非旅游景点英文公示语使用情况调查.科技咨询,2010,(1):239-240.
英汉学术论文范文5
20世纪末期中国语言学领域的一些人头脑中出现两种比较悲观的认识：第一，汉字改革失败了；第二，确认汉语的词失败了。下面专门针对与第二认识相关的“词”和“字”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
一方面，词以及跟词有关的词性等问题在20世纪已经引起高度重视，［2］而且相应引起对词和语素(在汉语中一般用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的明确区分的重视。［1］另一方面混淆词和字的人还不少。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3］李赋宁说“以上借字大多数是名词”。［5］不仅语言实践中出现混淆词和字的现象，在语言理论中也出现这种现象。20世纪和21世纪交界时期新出版了两本语言学概论教材。第一本是徐通锵著作的《基础语言学教程》［12］(以下简称《教程》)。第二本是胡明扬主编的《语言学概论》［3］(以下简称《概论》)。《教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中的教材，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概论》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主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它们都将对21世纪的语言理论的普及产生重要作用。
然而，它们在解决“词”和“字”这个语言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教程》作者完全抛弃自己与叶蜚声合作的《语言学纲要》［13］的有关观点，“冒险”超越公认的研究成果(《教程》序言第3页)，否定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的结论，而认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
《概论》比较好地继承了“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这个语言的普遍理论。但是，对于什么是“字”，以及“字”和“字母”、“词”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没有清楚地进行论述。
“词”和“字”这个20世纪已经基本解决的语言问题，又被带到了21世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词”和“字”从表面上只是一个术语的区别，“实际上涉及到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教程》第35页)，甚至影响语言的发展。其中关于“字母”和“字”的问题是普通文字学中“最基本的问题”［10］。我们希望跟字和词有关的问题能够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形成学术讨论的活跃气氛。正确认识它们，对语言及其文字的研究和应用也非常有意义。
2.《教程》中的“词”和“字”
《教程》认为英语那样的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子”，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这是对汉语认识的一种倒退。
《教程》一方面认为英语的“word”翻译成汉语叫做“词”(《教程》第29页)，另一方面又把英语的“i，sway，why，bye-bye”跟汉语的“爱，岁，外，拜拜”都当做由相近音素的构成的“字”(《教程》第29页)。这不是明显地把“词”换成了“字”的说法吗？
为了证明“字”在汉语中的基本地位，《教程》提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的3个特点：现成性，离散性或者封闭性，心理现实性。这3个特点除了离散性或者封闭性，都是在强调“语言社团直觉的回答一般都是正确的”(《教程》第33页)这个“直觉”性质的观点。而且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字正腔圆”、“你敢说一个‘不’字”等说法中，确认“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教程》第33页)可是，我们也可以说“革命人民的字典中没有‘屈服’这个字”［15］。“屈服”明明是两个字，怎么是一个字？这不是又从直觉上否认了《教程》确认的“字”的存在？
其实直觉往往与科学可能产生矛盾。例如，直觉告诉我们：太阳跟着地球转动；火车窗户外面的风景在运动而火车没有运动。可是，这些都是跟事实相反的错误感觉。周有光用事实驳斥了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的错误直觉，说明宗教等文化的传播决定语言选择文字类型。［16］这说明直觉不可靠。
《教程》认为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有“词”和“句子”两种，句子是“最大的语法结构单位”，是“最小”的“表述单位”(《教程》第22页)。其实，句子不一定比词大，词不一定比语素大，例如“home?”是一个句子，用一个词、一个语素充当。可见，句子、词、语素是性质不同，不是大小不同的语言结构单位。只有句组、词组、语素组才能分别与句子、词、语素构成必然的大小关系。
《教程》认为英语的句子虽然是临时组织的，但是句子中由主语和谓语两根柱子支撑的框架是现成的、封闭的。所以英语句子也是基本的结构单位。这会带来两个矛盾的问题：第一，汉语的句子为什么不是这样？第二，英语的词组为什么不是这样？
《教程》说英语的“语素，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至于一般的人只知道有词，而不知道有语素。”(《教程》第28页)其实，汉语中的“词”也是这个时期得到关注的。1907年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第1页说“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如果使用汉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词，就像《教程》第31页说的：“老百姓怎能有办法把词找出来！”，因而否认汉语存在词;那么使用英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语素，是否要否认英语存在语素呢？
强调英语的“词”是现成的，汉语的“字”是现成的。这正好说明两种语言在书写习惯上的不同。因为英语等语言普遍把词作为书写单位，不仅有字之间的排列距离，而且有更大的词的排列距离，而汉语的书写中只有字的排列距离。熟悉书面语的人各自习惯地加强了自己对“词”和“字”的注意，从而忽视了对其他单位的注意。
其实，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对于那些不懂得书面语，我们叫做文盲的人来说，他们恐怕既不知道什么是“词”，也不知道什么是“字”，他们只知道自己说的和听的话语。如果都按照一般人的直觉去认识语言，那还有什么语言科学呢？况且科学的普及可以改变一般人的直觉。我们不能让错误的直觉来改变科学。
《教程》拿“游泳”这样的特殊的离合词来否定汉语的“词”的存在。可是“什么”、“桌子”、“国家”等等，是不能够否定的。即使在英语中，“词”也是一个习惯认识问题，有些从词组变化来的词，首先在中间用短线条连接，然后才逐渐取消连接的线条。有些意义上是一个整体的熟语，因为是明显不同的词固定组合的，仍然分开成不同的词书写。
《教程》中说的“字”其实是文字单位“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汉语的书面语素。因为汉字是语素文字，汉字的“字”基本上记录语素的。可是，《教程》又否定自己认定的“字”是“语素”，说“字相当于印欧系语言的词，而不是语素”；因为语素不是声音和意义关联的基础，“无法与概念相联系”(《教程》第34页)。其实语素分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只有不成词语素才不跟概念发生直接联系。然而在现代汉语中的“字”记录的对象，在许多情况下属于这种不能能够单独做词用的语素。
可是，汉语的“字”不是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不成词语素吗？例如“金子”这个词中的字“金”和“子”不是分别与概念发生联系的，为什么不叫做语素，而叫做与英语“词”相当的“字”？《教程》说“‘文字’这个字组有两个意思”(《教程》第370页)。那么“文字”中的“文”和“字”是合作表达一个概念，还是分工表示两个概念？
因此，《教程》认为汉语形成“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教程》第33页)，这个结论不可靠，也不明白。第一，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不一定对应一个概念。对应一个概念的字，只是适合汉语中的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多，所以《教程》说“五言诗、七言诗、万言书中的‘言’说的都是字”(《教程》第33页)。第二，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也不一定对应一个音节。例如“花儿”是两个字记录一个音节，“氵里”是一个字对应两个音节。第三，在没有文字以前的汉语中，没有字，也就没有“1个字”跟“1个音节·1个概念”的口语单位形成“结构格局”，除非一定把“语素”叫做“字”。第四，在“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中“字”，不知道到底是“文字”单位，还是“语言”单位。
《教程》一方面说汉语的“字”与英语的“词”相当，一方面在谈文字的时候又把英语的书面词形叫做“字”，说英语的“book”是“通过字母的拼合书写出来的字”，“英语的字属于文字范畴，语言学可以不研究”，汉语的字既是文字范畴单位，又是语言范畴的单位。(《教程》第372页)为什么要把不同性质的单位都叫做“字”？为什么不能把汉语的文字范畴的“字”和语言范畴的“字”用不同术语区分开来？好像都是为了照顾老百姓的直觉说法。
至于《教程》认为“浅”是形旁“水”和声旁“戋(小)”的意义交叉的结果(《教程》第105页），把字的结构当作词的结构的错误，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分析。
3.《概论》中的“词”和“字”
《概论》跟《教程》有方向上的不同。但是，我们在肯定《概论》的方向的同时，也想指出它在字和词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以便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彻底的认识。
《概论》虽然用了“字”这个术语，但是始终没有解释什么是“字”。而且《概论》试图回避用“字”这个术语，采用“字符”的术语来代替。于是，又陷入了“字符”一个术语涉及“字”和“部件”、“字组”3个概念的混淆中。
《概论》首先用“字符”表示文字中的最小又自由的基本单位“字”这个概念。它意识到汉语“字”和英语“字母”的相同性质。例如，“无论哪种语言，字(外语是字母，汉语中是汉字)是文字单位”。(《概论》第108页)即使采用“字符”术语，还是意识到了。例如“‘字符’也就是文字符号，是文字的最基本的单位”，例如“汉字的‘字’和拼音文字的字母”。(《概论》第242页)
用“文字符号”或者“字符”表示“字”的概念，可以避免对“字”的一些传统误解，但是又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没有把语音中的音节叫做“语音符号”？符号属于语言，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实体单位。音乐上的音符也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视觉符号。而“文字”应该是书面语言符号的形式，如同口语符号的形式是“语音”，因为“书面语是用文字书写下来的语言”(《概论》第148页)。因此这里的“文字符号”实际上指“书面语言符号”。第二，“字符”虽然统一了“字”和“字母”的术语分离的现状，但是，与下面的“部件”、“字组”的含义又发生矛盾。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形体结构复杂的字内部的“部件”这个概念。它把“字符”跟语言单位的声音和意义的不同的直接联系分为“意符”、“音符”、“记号”。(《概论》第242页)这里的“字符”实际上是指不同的“部件”。然而，“部件”对于“字”，就像“声母、韵母”对于“音节”的关系。“部件”可以单独构成单纯的“字”，可以合作构成复合的“字”，如同语素可以构成单纯词和复合词。
《概论》把“单纯字”和“复合字”分别叫做“单纯字符”和“复合字符”，说“复合字符是由单纯字符组合而成的字符”(《概论》第244页)。这就好比说“复合词是由单纯词组合的词”。所以，“字符”有时指“部件”，有时指“字”。其实，应该说“复合字是由多于一个的部件构成的字”。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为了记录一定语言单位的需要用字组合起来的文字单位“字组”。它把英语的“sh”、德语的“sch”当做一个“复合字符”(《概论》第244页)。“sh”、“sch”应该是用“字组”记录一个音素，如同汉语用“花儿”一个字组记录一个音节，用“sky”一个字组记录英语的一个词。这跟前面说的“字母”和“字”的相同地位又造成矛盾，而且跟教材说的有人错误地把表音字中记录一个词的“字组”和表意字中记录一个语素的“字”等同起来(《概论》第248页)，也发生矛盾。
语素文字不一定每个语素都用一个字记录，音素文字也不一定每个音素都用一个字记录，虽然它们在理论上在主体事实上分别是这样记录，但是不排除为了经济原则和特殊需要出现记录功能的例外。判断一个文字单位是不是独立的字，主要看书写中是否最小又自由［9］，而不需要看是否一定单独对应一个语言单位。我们为什么不会把“花儿”当做一个“复合字符”？因为用来书写这个音节的视觉形式是明显的两个自由的文字单位。同样“sch”也是3个自由的视觉单位合作书写一个音素。
《概论》虽然在上面论述中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语言单位和文字单位。但是，它对于混淆文字和语言等关系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明确的批评，是语言学概论教材中的一个巨大进步。例如，有人看到古代汉字一个字基本记录一个词，就以为现代汉字也是词文字；有人看到汉字记录的语素在语音形式上是一个音节，就说汉字也是音节文字；有人把通过语音表达意义的文字跟直接表达意义的图画等同起来，说汉字是怎么神奇［14］有人把记录英语词的“字母组合”，跟汉语的“字”等同，把英语文字的“字母”跟汉语文字的“部件”或者“笔画”等同；有人把文字的篇幅长短当做判断语言的繁琐和精练的标准；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词”，说汉语词汇贫乏；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语素”，说“字”构造“词”。这些观点，《概论》都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概论》第246页，第249页)。
但是，《概论》说到，把现代汉语的词语跟书写它们的字等同起来，使人错误地觉得“汉语就那么三四千个单词。其实，《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一共有3500个字，不等于3500个词。这就跟有人误认为西方语言只有26个‘字’一样荒唐。”（《概论》第249页）这就有些矛盾了。前面认为汉语的“字”跟英语的“字母”都是“字符”，可是这里又不把英语的26个字母当做26个“字”。如果既不能把字母当做笔画、部件，又不能把字母当做字，那么字母还有什么身份可以选择呢？
4.“词”和“字”的语言地位
汉语中有没有“词”？英语有没有“字”？人类语言中有没有普遍存在的“词”和“字”？有！20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者不仅进行了许多零散的理论探讨，而且产生《现代汉语词典》那样的实践性成果，把词意识引进了汉语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彭泽润［6］［7］、司玉英［10］等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
有个人的名字用了一个由“王”和“敖”两个部件左右结构的罕见字，在报纸上可以临时创造这个字，在电子报纸上只能用两个字加引号写成“王敖”的方式来表示，到了银行办理储蓄业务，就无法在电脑中找到这个字。［11］
《概论》第244页说“……是分音节书写，还是分词书写，这些就是字符的书写规则”。《概论》这样把文字的书写规则分为“分音节书写”和“分词书写”两种方式，也是普通文字理论的巨大进步。这说明语言学概论教材已经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英语按照词书写口语的特点，跟汉语的书写不同。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尽管《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公布10多年了，尽管英语一直按照词书写，然而，由于有些人把英语的书面“词”跟汉语的“字”错误地等同起来，所以一直对这种区别视而不见。
但是“分音节书写”正如把汉字当做音节文字是错误的一样，它没有从文字本身看问题，应该是“分字书写”。例如“花儿”是一个音节，分成两个字写，不能说是“分音节书写”。
任何文字必须首先分字书写，然后进一步决定是否分词书写。这样根据文字单位的书写距离可以分为“字距”和“词距”，从而形成人类文字书写语言的两种基本方式：“字式书写”(分字书写）和“词式书写”［8］(分词书写）。像现代多数语言的书写一样，英语书写既有“字距”又有“词距”。汉语用拼音书写也是这样，国家因此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但是汉语用汉字书写到目前为止，除了标题、广告等特殊处理的需要，一般只有单纯的“字距”。把英语的词距错误地理解成汉语的字距，从而把英语的字组记录的书面词和汉语的字记录的书面语素错误地等同起来。这就是人们经常把英语的“字组”或者“书面词”，跟汉语的“字”或者“书面语素”等同起来的原因。
我们应该明确：“词”是最小又自由的形式和内容结合的静态备用的语言实体单位；“字”是最小又自由的视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音节”是最小又自由的听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可以通过下面的语言结构图形更加系统的看到它们的相同特点和不同特点。平面之间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字”属于视觉形式平面，词属于形式结合内容的实体平面。不同层次之间不是数量上的大小区别，而是在同一平面中性质不同的单位，“字”和“词”在层次关系上都是“最小又自由”的静态层次。“单位”是可以从形式上切分的，“特征”一从对比中发现的。因此，不能把“语义特征”当做最小的语义单位，正如不能把“语音特征”当做最小的语音单位。
参考文献
［1］程荣.《汉语辞书中词性标注引发的相关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3）.
［2］郭锐.《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2）.
［3］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4］黄河清.《dictionary和“字典”、“词典”、“辞典”》［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1，(67).
［5］李赋宁.《英语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彭泽润.《字母和字是同级单位》［j］.南宁：《阅读和写作》，1988，(3).
［7］彭泽润.《普通文字学中的“字”以及有关理论问题》［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
［8］彭泽润.《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j］.北京：《语文建设》，1998(2).
［9］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理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214.
［10］司玉英.《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字母”与“字”的关系》［j］.延边：《汉语学习》，2001，（4）.
［11］王有卫.《汉字到了该定形的时候了》［j］.香港：《语言建设通讯》，2001，(67）:4.
［12］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4］袁晓园.《汉字的优点与语言文字理论》［a］.《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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