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范文1
1.丰富考古材料的历史
相比于道听途说的传闻，基于实物为证还是进步的多，文物考古工作研究相关的出土材料，并运用地层学控制理论来判定出土物空间分布。考古重视遗物以及遗迹单位，再然后就是关注微观空间分布与区域空间分布、遗存废弃的对应过程。因此考古学家就开始怀疑考古材料的相关客观性质，觉得其就是文本，就像文献资料一样是需要被质疑、被阅读以及被诠释的。考古工作持续的赋予相关考古材料新的涵义，并且，对远古时代的各方面认识也会随相关的考古材料不断的扩展并更新。
2.全民精神文明素质提升
文物考古也是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以及提升全民精神文明素质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是历史文化的发源地，因此更应该有效的掌握当地的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并以身作则来保护历史文物以及宣传历史文化。近些年很多的考古研究院都以实际出发，积极主动的进行公众考古活动，并有效的帮助公众来解读当地历史文化遗迹，了解历史文化的相关内涵，将历史文物保护逐渐的变成自身的自觉行动，这样有效的提升全民文物的保护水平以及精神文明素质。
二、文物考古工作中的问题不重视
中原文化区的相关作用，中国的史前文化多元化发展理论是长期考古工作人员的工作所达成的共识，也是认识的一种进步。必须承认中国史前的文化发展多元性以及不平衡性，承认中国的史前文化没有一个是至始至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更是不可以否定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所处的主导作用及意义；相关的研究院综合功能发挥不足，当下研究院的各项工作主要是在专业考古发掘与研究，服务社会以及经济推进的各方面功能发挥不足；对应的文物科研及办公等基础性设备不能保证安全，考古研究院应该具有较高水平的设备环境以及陈列环境、科研环境、信息以及管理环境。不过，目前的考古研究院环境较为杂乱拥挤，很多的基础性设备较为落后，很多非常珍贵的大型文物也还是依靠扛手抬来运送，这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及不安全因素。
三、文物考古工作突破口提高
1.持续提升文物考古人员的自身素质
近些年，科技水平不断的进步，各式各样的技术与科研方式也在不断的创新，这不仅仅是为文物考古工作提供非常丰富的相关资料，也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现有的各类经验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下工作的各种需求，而且现今社会一直在提倡公众考古，提倡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与考古工作。因此，对于考古勘探的技术人员来讲，不仅仅只是依靠之前的文物考古经验来固步自封，更多的是应基于各种新技术及考古理论来不断武装自己，持续更新自身的文物考古工作相关知识，以便于在本质上提升自身的各方面业务水平，基于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工作热情，积极的展开各项考古工作。不止是如此，还要合理的引入高科技、复合型人才，创设更为有利的工作环境为专业文物考古人员，应大胆的给年轻人分任务、压担子，并经过各种考古工作的锻炼及培养，促使其能够早日的独当一面，成为优秀的文物考古人员。
2.强化管理
基于文物考古勘探、调查以及发掘工作的高质量管理目的，要严格的遵守相关的文物考古法律规定，在进行大型的文物考古时，相关的发掘单位应该主动的申请当地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并在得到许可之后，在展开各项考古指挥，并确保工程在许可范围之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区域展开相关的考古调查以及勘探。通常来讲，申请考古勘探的探工资格工作者，不仅仅要具备较好的文物考古基础知识，并且还应该严格的遵守文物考古的各种保护法律以及法规、考古勘探的具体化操作规程，并经有关部门组织和培训，在通过相关考核之后，对合格者颁发对应的上岗证书。也就是说，申请考古勘探领队资格的相关人员一定是要得到文物以及博物馆的专业职称，具备一定的组织展开考古勘探作业能力及水平的。不仅仅这样，对于从事考古靠摊的相关单位也要进行资格的审核机制，对于审查合格的相关单位统一颁发考古勘探的资格证书。并且，对于文物考古勘探工作还务必要严格的遵守勘探作业监理体制，经由监理单位对考古勘探工作的进程展开全方位的监理，进行质量控制管理，并且还应该构建协调办公室，以确保其负责各项较大型的项目构建中的相关考古调查以及勘探发掘工作。
3.全方位构建现代化考古科研机构
提升文物考古的各项基础设备构建和科研设备的配置，依照文物考古进步的实际状况，逐渐的组建并完善各个考古工作站、文物标本库以及保护实验室、整理场地等基础性设备升级实验、科研与保护设施，以确保各类文物考古工作可以顺利的开展。依据文物考古工作自身的实际进步，把各类机制充分落实，持续构建各类规章制度，保障其领队的管理、项目管理以及相关经费运用、资料保管、安全保卫等工作是有章可循的，并有法可依。充分的落实各项考古科学的普及以及报告出版、公共宣传等工作，这样从本质上保障文化单位相关的社会性效益。并且，还应该提升开放程度，强化与地方政府和对应部门之间的联系，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为长期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四、结语
文史论文范文2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核心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核心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文史论文范文3
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摘要：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有课程分化、机构整合、学科系统三个方面机遇：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的形成，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机遇
【参考文献】
1袁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部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刘飞，康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4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上海市重点学科简介)[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4)：封底.
文史论文范文4
历史故事类课文，由于离我们比较久远，学生一般很难理解。因此在学习此类文本时可以先让学生理清故事的叙述顺序，理清线索和脉络以及事件发生的前因和后果。这样就会在学生的头脑中对整个故事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在读和思考中渐入佳境，为理解整篇课文和人物的性格特点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比如：在教学《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时，为了让学生理清课文的脉络，刚接触课文时可以在学生阅读之前设计这样几个问题：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司马迁有什么遭遇；司马迁如何发愤写作；结果如何。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阅读的方式可以自由选择，可以默读，可以放声朗读。教师巡视并提醒学生不动笔不读书。一定时间之后再组织学生讨论。讨论时注意抓住关键词，如“发愤”等，讨论的内容应包括故事情节，人物的性格及其成长过程等。学生很快就会发现课文其实是包含场景即：少年受染、临终嘱托、受辱发愤和坚持写成。它们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由于阅读到位，学生在品读过程中把握了故事的情节和线索，了解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二、触类旁通，读出古今间联系
历史故事题材永远是小学语文内容的重要主题。编写历史故事主题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从历史故事中汲取智慧，而历史上的人物或故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彼此互相贯通。因此，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可以是人物性格，也可以是历史背景，甚至是在遣词造句上具有的相似特征。在学习时应鼓励学生对不同课文比较，体验人物情感历程，走进历史拉近距离。比如：在教学《推敲》一文时，就可以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来引导学生进入课文的情境，把诗句中的“绿”字进行替换，还可以给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鼓励他们再推敲，寻找一个自己认为最为恰当的字，并说出理由。教师应不失时机地进行提问，让学生说出自己的答案。有的说换成如“醒”，因为岸边的花草树木当就像人一样，被春风唤醒了。也有的认为可以换成“俏”，因为春天美丽动人。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绿”字更好。通过这样的触类旁通，从字词的品读中让学生读出了文字内涵。
三、博识多通，读出故事的背景
我们知道，任何的历史故事都是在一定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在教学中将故事或人物放在指定历史背景中，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和全面地理解文本中的人物和故事，提高课堂效率，完成教学目标。在探究的过程中，让学生敢想、敢说、敢于发表自己的真实观点和想法。从而更加丰富自己的认识。例如：在教学《李时珍夜宿古寺》时，可以先向学生介绍李时珍及《本草纲目》的相关资料及历史背景，让学生具体感受一代医圣李时珍的出类拔萃。如李时珍为了向群众普及医药知识，花费了30多年的时间，翻山越岭，咀嚼药草，历经千辛万苦才写成《本草纲目》这本书，被称为“东方医学巨典”，甚至这本书还影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了营造这种历史气氛，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让图文并茂的故事展现在学生面前。也可以截取李时珍电影中的视频播放，以此来点燃学生心中的激情。这样就让学生对李时珍的了解更多更加全面，丰富学生的知识。从而更加准确的理解李时珍，理解历史故事的用意，也从中品读出历史故事的内涵。四、融会贯通，读出人物的形象小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历史故事一般都以鲜明的人物形象为题材，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小学生年龄小，鲜活的人物形象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学习过程中应以品读人物的形象为主，要抓住关键的词语和句子及人物的性格特征进行分析。例如：在教学《完璧归赵》时，文中的廉颇和蔺相如性格迥异，初学时学生大多喜欢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但当教师引领学生了解了历史的背景以及故事的前后关联之后，学生的观点渐渐地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一边倒的现象，不少同学又开始喜欢廉颇这个人物了。随着品读的深入，这两个人物的形象都获得了同学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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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史学联系文学的教学方法呢?它就是学术界以现有教学理论为依托，借助文学与史学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所重新构建的一套教学理论。它具备文学语言的严谨性、准确性以及形象性的特点，使文字表达内容更加具体，更清晰、更贴切，易于学生理解记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引入可以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让学生仿若身临其境，历史知识更是深入人心。这样，学生势必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历史教学品质也会因此而有所保障。
二、在我国历史教学中应用文史结合法的必要性
一方面，受古代科举制影响，我国历史教学发展步履维艰，高中历史教学与时展严重脱节，也正因为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新时期内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所以历史教学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问题。首先，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教学理念跟不上时代步伐，教学语言生硬呆板，过分严肃，学生个性也因此而受到压制;其次，历史教学模式陈旧而没有新意，现代影视资料信息渗透不足，历史知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文字，学生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且学习深度不足;最后，传统教学模式的形成取决于师生应试心理，教师一味强调灌输学生理论知识却忽视对学生进行历史情感方面的教育，阻碍了学生历史价值观念的建立和健全。另一方面，该方法的应用恰如其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迎合了时展的需求。不仅使学生建立起了历史学习的自信，爱上了历史学习，而且促进了高中历史教学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我国现代高中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所以，使用文学史学相联系的教学方法是时代的要求和发展的必然。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文史结合法的具体应用
(一)在历史教学中融入文学性语言及文学作品
《史记》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绝对高度的评价，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中绝好的文学作品。它不仅语言生动，而且内容也形象地描绘着历史，让人感觉身临其境。另外文中所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是全面而具体，让学生感觉作者仿佛就在眼前，使历史知识变得更加形象易懂，有助于学生记忆。当然，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它们也在历史教材中出现，使历史事件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学生理解更加深刻。人类因为语言而沟通，书本知识也通过恰当的语言描述而变得浅显易懂，所以优秀文学作品的加入给历史教学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在历史教学中融入影视作品
传统教学模式受科技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只能在“粉笔”、“黑板”和“教科书”的协作下进行，单一而低效。既不利于学生理解知识，又不利于教学水平的发展。但将影视作品适当融入历史教学中，就可以轻松活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用多媒体播放《珍珠港》、《甲午风云》、《三国演义》等历史影视剧，让学生在感受艺术作品韵味的同时收获历史知识。
(三)在历史教学中运用“融情于景”的教学方法
有人曾说过，青少年之所以遇到了困难，那是因为他们面对着裸的教育行动。这足以说明传统历史教学中单纯的教师讲授，学生听取的教学模式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不论哪个学科的教师都必须意识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对教学活动开展的重大意义。只有学生对某一事物感兴趣，他们才会积极主动地学习。所谓“融情于景”就是将情感教学与情境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历史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国历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使其最终具备以史为鉴的能力。从而更高效地学习历史，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这也就达到了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
四、结语
文史论文范文6
同志指出，“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1]；又说，“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2]。那么，如何在历史文化研究中体现党的群众路线、草根意识呢？《说齐》的出版也许有某种启发意义。张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书名为什么选用一个“说”字？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朋友们的理解”，作者选择了“以人（事）代史”的方法，即通过某些典型的人和事去反映、解读那段历史，这样可能更具体一点、更生动一点、也更容易接受一点”。本人以为，这就是一种群众路线的体现。作者在注重学术研究、强调科学性的同时，又在努力追求一种平易性、可读性，尽可能地将那段久远的、纷繁的历史剪裁得更精当一些、人物与事件关系更明确一些、读者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所以，《说齐》不像有些历史书籍那样古板僵硬、生涩难懂、不易接受。然而，这无疑增加了创作难度，无形中考验着作者驾驭时空、驾驭史料和驾驭语言的能力。本人认为，长期以来历史文化研究最容易陷入两大误区：一是过分强调所谓“学术性”（有学者提出“学术为本”“、本本至上”），研究者一头扎进故纸堆，写出来的东西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大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因而读者面受到极大限制，其研究成果也就很难“落地生根”；二是将庄重、严肃的历史文化研究搞成了儿戏，“戏说”“、假说”的成分太多，更有甚者，无中生有、瞎编乱造、张冠李戴，让读者很不舒服（甚至有一种被愚弄、欺骗了的感觉），同样无法体现其“群众性”。张光兴先生也许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说齐》既不玩弄文字游戏、装腔作势、故作高明；也不油腔滑调、贫嘴贫舌、哗众取宠。看得出，作者在“尊重历史”、坚持“学术性”的同时，还在追求一种自然、轻松、平实的文风，努力将古老的齐文化尽可能地通俗化，从而赢得更多的读者，让他们在认识、了解齐文化的过程中受到教益和启发。比如，书中有多处引用了古人的诗词，作者没有一引了之，而是尽可能地将它们译成白话文，对生僻字还加了拼音，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历史文化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
历史文化研究必须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生，否则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生命力。而这类问题说起来似乎简单，实践中却是个不容易解决的大难题，因而，能把这一问题解决好具有普遍意义。近年来有一种现象，即一谈文化就必然要与经济“挂钩”，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似乎成了某些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的一种噱头。张光兴先生曾在多个研究会上指出“，这种提法并不科学”。他在《说齐》中就对“争名人”“、争死人”的不良风气提出批评“：随着各级政府、团体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争名人’似乎成为一种风气。……像诸葛亮被争过，老子被争过，李白被争过，后来发展到争董永，争大乔、小乔，争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甚至争恶贯满盈的西门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争这些‘死人’呢？仅仅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吗？我看未必。……（他们）实际是在利用这些‘名人’‘、死人’为自己谋利益———有的通过‘名人’效应去拉动GDP，还有的借宣传‘名人’之机暗地里抬高自己。这些变味的‘文化现象’，不光败坏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在作贱历史名人。”[3]63言外之意，真正的服务现实，不应该是这种“交易式”的，也不是那种“贴标签式”的，而是要深度地理解文化、把握现实，并提出独到的见解和主张。这可以说是《说齐》的一大亮点。《说齐》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副标题“齐人齐事一家言”。本人认为，这个“一家之言”是作者受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的启发或影响而衍生出的“点睛之笔”“、神来之笔”。在这些“一家之言”中，作者紧紧联系当下社会现实，大胆“针砭时弊”，而作者的理论主张和学术见解也便寓于其中了。所以，每每读来大有蒲翁当年之遗风。比如，作者在第二十二章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谁亡了齐国”，并在“一家之言”中用很大篇幅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可能会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我（还）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齐人自己灭掉了齐国。”接下来，作者做了三点具体分析：“第一，没有解决好‘主流文化’与‘核心价值观’问题。”当时在齐国，由于“黄老之学的盛行和邹衍等人阴阳五行学说的蔓延，严重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多人为了得道成仙、长生不老，放下手里的农活不干，一天到晚空谈那些没用的东西，即所谓‘燕齐之士，释锄耒（音lěi），争言神仙方士’。……在这个问题上，黄老之学与主张‘入世’、强调‘事功’的儒家学派形成鲜明对比。其结果，直接影响了齐国的主流文化与价值取向。最终，导致了齐国人精神的沦落”；“第二，统治者尤其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略）“；第三，社会风气的腐败”（略）。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目前，我们也处在一个文化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时代，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各种文化之间交融、渗透、碰撞、摩擦也会日益频繁和复杂，从而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潮与学派，这是一种潮流和趋势，谁也不可能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选择自己的主流文化，选择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些分析，不仅体现了作者独到的见解，也与当前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严格来讲，有些“一家之言”已经超出了齐文化的研究范畴。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该书有了更为广泛的、现实的社会意义。
三、历史文化研究如何做到既尊重历史与体现研究者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