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论文范文1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困境，公共行政机构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不满情绪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英美两国政府率先展开了一场公共行政改革运动。西方学者在总结这场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不同方向的管理理论，被统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中具代表性的有：
1.小政府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他们认为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中要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政府的主要职能只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市场提供不了的公共服务和产品。
2“.流程再造”理论。这一理论由哈默和钱皮提出，它源于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和方法。流程再造理论认为企业要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要围绕顾客的需求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和改革，使企业在成本、质量、服务、效率方面得到大的提升。后来这一理论被逐步引入到社会公共管理和政府行政管理中，用来改造传统力量强大的官僚制体系。
3“.重塑政府”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奥斯本和盖布勒，他们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全面阐述了这一理论。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要解决当前政府部门的弊端，就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用企业家精神去重塑一个“企业化政府”，用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方法指导政府机构的运行，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该理论的核心要素是以顾客为中心，强调政府部门应对他们的顾客———社会公众负责，聆听他们的呼声，并把社会资源放在顾客手里让他们挑选。上述不同的管理理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就是对市场机制和市场术语的运用”。从源头上讲，新公共管理理论就是将企业管理的一些原理、技术和方法应用于公共管理部门，通过引进私营部门成功的市场经验，实现在公共部门的良好管理。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公共管理者集中地关注责任和高绩效，试图重构官僚机构、重新界定组织使命、使机构程序合理化并分散决策权”，可见，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于效益和效率。随着我国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办学层次的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行政管理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工作任务日渐繁重和复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高校行政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与高校的教学科研机构属性不相适应，对外屈从政府和社会压力，不能维护高校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对内干预学术事务、侵犯学术权力，行政管理的低效率越来越成为高校发展的阻碍。因此，亟须要对当前高校管理进行改革，寻找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以适应高校的快速发展。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管理效益和效率上的价值取向正可以为此提供理论支撑。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与高校行政管理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欧美一些公共管理学者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这一理论代表人物是罗伯特•B•丹哈特和珍妮特•V•丹哈特，他们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一书中对新公共服务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七大原则：服务而非掌舵；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服务于公民而非顾客；责任并不是单一的；重视人而不是生产率；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事务。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在管理公共组织和实施公共政策时要把重点放在如何为公众服务上，而不是依仗手中的权力为政府航船掌舵和划桨；要向公众放权，由公众来决定航船的方向；公共管理者的职责只是建立具有高度响应力和高效执行力的行政机构来为公众服务。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肯定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推动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活动的积极意义，同时摒弃了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核心的“企业家政府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主张把效率和生产力置于民主、社区、公共利益等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中，力求建立一种以公共协商对话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行政。可见“，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价值取向是民主，高度重视公民权利、公民意识、公民身份和公民价值，追求最大程度的公平、民主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就是把民主、公平和公正看作是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取向，把公共利益的获取放在首位，并时刻强调行政部门的服务性。根据这一理论，高校行政管理就是要建立以服务为核心的行政管理模式，把为师生服务作为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的根本宗旨，把为师生服务作为学校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高校的管理部门应倡导实践民主、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努力使行政管理者、教师、学生之间形成一种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和谐关系，要充分考虑并积极维护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尊重他们的意愿，努力使全体师生平等地享有学校的发展成果。
三、服务行政理论与高校行政管理
“服务行政”概念来源于“公共服务”，1913年，法国著名法学家莱昂•狄骥在《公法的变迁》一书中，最早论述了“公共服务”的概念和意义。1938年，德国行政法学家厄斯特•福斯多夫在其代表作《当成是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服务行政”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开始了“服务行政”理论的系统探讨研究，“服务行政概念逐步被引入到行政模式的构建中来，成为直接思考行政改革目标模式的理论探索”。服务行政理论涵盖有多个方面的内容，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服务行政最根本的主题。在服务行政模式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一种行政观念，而且是通过立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的一种制度”；服务成为了“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上，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政府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就可以实现对个体目标和社会整体目标的系统整合”。服务行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题，与我国高等教育目的是一致的。教育理论家阿弗烈•诺夫•怀海德（英）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指出：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专题规划》中也明确：高等教育坚持育人为本，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高等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当然，这种一致性需要一套科学的行政运行机制做保障，这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管理者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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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区域性公共问题急剧滋生起来,由此引发新型的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桎梏,摒弃狭隘的行政区行政的种种制度缺失,建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因此,文章分析了区域公共问题的滋生及其成因,剖析了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失,并探讨了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关键词:区域公共问题;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缺失;制度创新从历史的层面说,自伍德罗?威尔逊(Wilson,1887)以来,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拥有自身合法地位的社会科学,在其百多年的演进和流变历程中,始终不乏各种争奇斗妍的学术论争和理论流派,甚至出现“理论丛林”的局面;而公共管理实践作为一种“国家的艺术”,伴随其纷繁杂芜的气候生态和波澜壮阔的丰富实践,也总会有治理安排上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适应国内外公共管理环境的权变需求,也为了更好地体认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社会性和应用性特色,本文作者在国内公共行政学界率先对“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①。现在看来,伴随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传统社会公共问题“区域化”和无界化的态势更加明显,一种有别于全球治理(国际公共管理)、国家公共管理、地方公共管理的区域公共管理,正在迅速凸显和逐步成形。区域公共管理面对和要解决的是区域性公共问题,因而它区别于传统的“行政区行政”②,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诉求。一、 区域公共问题及其成因(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滋生了大量宏观和中观的区域公共问题。自二战结束以来,公共管理所面对的世界景象和社会生态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嬗变。当前,人类更是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又交相辉映的时代。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突飞猛进的时代,诸多的因素和复杂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诱发甚至引爆了大量“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和“中观区域性公共问题”。一方面,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新区域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间的区域化已经由传统的“浅表一体化”向“深度一体化”①、封闭式区域化向更具开放性的区域化模式转变,加之作为政治目的的区域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洲际内跨国间的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明显增加。诸如相互贸易与投资、国家安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国际恐怖主义治理等跨国性公共问题,依靠民族国家的内部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必须寻求洲际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集体决策和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使得由若干毗邻国家或地区结成的“次区域”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由此滋生了更多难以回避的中观区域公共问题,如“新 柔 廖”次区域(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毗邻区域)的合作供水问题,“图门江流域”次区域(中国、朝鲜、俄罗斯三国毗邻区域)的经贸关系、公共安全、政治合作问题,“澜沧江 湄公河地区”(大湄公河流经的中、越、缅、老、柬、泰等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合作,“一国两制”下粤、港、澳次区域的竞争力、经济合作、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和危机管理、政府协调等问题。(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催生了诸多区域公共问题。1949～1978年的近30年间,中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社会公共问题的惟一机制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缺少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因此,社会公共问题往往被禁锢于行政区划内部,通过内向型行政方式予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的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迫切要求有一个“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市场环境;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更宣告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与国际市场机制接轨,需要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从集权与分权的政治逻辑来看,市场经济下中央政府实行经济性分权政策是好事,它能够诱发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慢慢形成,有利于调动地方行动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积极性。然而,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进程的滞后,加之尚未顺利实施行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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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公共管理的经济性价值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可以将经济价值转变为公正、公平、平等公共性价值，通过推行民主行政、公民参与来进行价值重构，从而改变新公共管理的内在局限性。新公共服务是以公民为中心，构建公共行政治理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服务公民、重视公民权、追求公共利益、行动民主性等，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全心全意为公众进行服务。在民主社会中，要将关注民主价值放在治理系统的首要位置，新公共服务代表着行政理论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是对新公共管理的革新。和民主行政改进相同，公民参与理论是将公民参与当作核心要素，让公民广泛的参与到行政过程中，同时对政府过程及公共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有效地监督，将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和公民的委托关系转变为相互合作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行政理念，这样就能改变新公共管理的经济性价值局限性。
2功能性导向改进
功能性导向是产生功能性组织模型及碎片化治理的根源，因此，可以将功能性导向转向为问题性导向，也就是在建立组织时，要以公民关心的问题为核心，而不是将特定功能当成核心。问题导向的整体政府理论是一种有意识的组织设计，它不在是独立化的组织结构形式，具有联合的特性，其组织结构形式有等级式组织结构形式和协商式组织结构形式两种情况，等级式组织结构形式是在政治、行政领导同质性的基础上，统筹协调组织的各种要素，实现权力集中；协商式组织结构形式是在政治、行政领导异质性的基础上，合作、协商组织中的各种要素。在整体政府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整体治理来解决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治理的局限性，整体治理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逆部门化，将功能比较相似的机构进行整合，组成一个部门；（2）重新政府化，将改革过程中，外包出去的公共部门，重新交由公共部门管理；（3）加强中央控制过程，由于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出现分散化竞争的无政府主义，因此，要加强中央控制；（4）重新建立具有公共支撑功能的服务链，从而提高新信息技术的生产力。由此可见，通过整体治理能有效地去除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治理的不足。
3管理途径改进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管理途径的发展体现，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新公共管理的单一化管理途径不能将公共性本质及公共行政的复杂性客观的反映出来，因此，需要对新公共管理的途径进行改进。公共行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最少有法律、政治、管理三种不同途径，从公共行政的发展来看，人们经常通过单一的研究途径对公共行政进行认识，由于公共行政越来越复杂，更容易受到政治观点的影响，同时对法律的更加注重，因此，要将这三种研究途径有效的整合起来，用多元化途径改进新公共管理局限性，充分发挥新公共管理的优势，从而正确的理解和解决公共行政问题，促进公共行政学科的整合和知识增长。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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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制的行政管理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思想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不强调利用集权、监督以及加强责任制的方法来改善行政绩效，而是主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管理效率，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强调公共管理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由于严格说来，新公共管理尚未形成一种单一的理论，而只是一种理论思潮，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为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理论”。根据西方行政学者P·格里尔、D·奥斯本和T·盖布勒等人的论述，新公共管理主要有如下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与在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只是收税和提供服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掌舵的人应该看到一切问题和可能性的全貌，并且能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加以平衡。划桨的人聚精会神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件事做好。掌舵型组织机构需要发现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划桨型组织机构倾向于不顾任何代价来保住‘他们的’行事之道。”[1](P12)因此，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治理”并且善于实行“治理”的政府。
2.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或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完全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
3.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政府组织是典型的等级分明的集权结构，这种结构将政府组织划分为许多层级条块。人们认同自己所属的基层组织，跨组织层次之间的交流及其困难，使得政府机构不能对新情况及时作出反应。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快决策的压力猛烈地冲击着政府的决策系统，政府组织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作出迅速的反应。企业界经理采取分权的办法，通过减少层级、授权和分散决策权的办法迅速作出反应，从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也应该通过授权或分权的办法来对外界变化迅速作出反应。政府应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让他们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奥斯本和盖布勒说：“当家庭、居民点、学校、志愿组织和企业公司健全时，整个社区也会健康发展，而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引导这些社会机构和组织健康发展。……那些集中精力积极掌舵的政府决定其社区、州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它们进行更多的决策。它们使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机构行动起来。”[1](P7～8)这是因为，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基本单元构成健康而有活力的国家。新公共管理认为，与集权的机构相比，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有许多优点：比集权的机构有多得多的灵活性，对于新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作出反应；比集权的机构更有效率；比集权的机构更具创新精神；能够比集权的机构产生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生产率等等。
4.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强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政府可以把巨大的官僚组织分解为许多半自主性的执行机构，特别是把商业功能和非商业功能分开，决策与执行分开；移植私营部门的某些管理办法，如采用短期劳动合同、开发合作方案、签订绩效合同以及推行服务承诺制；主张全面的货币化激励，不过分主张传统的道德、精神、地位和货币等因素的混合以及单一的固定工资制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主张对高级雇员的雇用实施有限任期的契约，而不是传统的职位保障制。
5.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传统的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领域则应该由政府垄断。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参与管理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之所以需要引入竞争，是因为竞争有种种好处：竞争可以提高效率，即投入少产出多；竞争迫使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要作出反应；竞争奖励革新，而垄断则扼杀革新；竞争提高公营组织雇员的自尊心和士气。因此，政府为了高效地实现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让许多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有机会加入到提供服务的行列中来。
6.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传统的政府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由于不衡量效果，所以也就很少取得效果，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越差，得到的投入反而越多。例如当治安工作不利，犯罪率上升时，它们通常会得到更多的拨款。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该与管理人员的业绩和效果联系起来。在管理和付酬上强调按业绩而不是按目标进行管理，按业绩而不是按任务付酬。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即按使命作预算；按产出作预算；按效果作预算；按顾客需求作预算。
7.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他们认为，虽然任何组织都必须具有规章才能运行，但是过于刻板的规章则会适得其反。“我们接受规章和繁文缛节以防止发生坏事，但是同样这些规章会妨碍出现好事。它们会使政府的办事效率慢得像蜗牛爬行。它们对正在迅速变化中的环境不可能作出反应。它们使得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成为组织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1](P91)他们认为，企业家式的政府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府。它们规定自己的基本使命，然后制定能让自己的雇员放手去实现使命的预算制度和规章，放手让雇员以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组织的使命。有使命感的组织比照章办事的组织的士气更高、也更具有灵活性、更具有创新精神、从而更有效率。
8.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在看待公务员与政务官员关系的问题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斗争，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等。新公共管理则认为，鉴于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公务员与政务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回避，倒不如正视这种关系的存在。基于这种看法，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在新公共管理者看来，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不应截然分开。正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政治功能，不仅能使公务员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还能使他们以主动的精神设计公共政策，使政策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体现了新公共管理者重视激励、鼓励公民参与的价值取向。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福利国家负担过重等因素，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收入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出现了持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其次，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臃肿，效率低下。第三，由于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使得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行政与组织的内在变革。通过在政府管理中实施企业化管理，以顾客为导向引进竞争机制，推广民营化等改革措施，西方国家普遍掀起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浪潮，这些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新公共管理时代。
二、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在西方国家的普遍展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也增强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虽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举世公认的成就。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普遍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体制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最快，开创了具有渐进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为这一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政府也进行过多次机构改革，但这些改革主要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规模膨胀过快，超过财政承受力有关。而从1978年开始，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因则主要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更是主要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有关。
1998年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原因或者是因为没有将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虽然将二者联系起来，但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所以效果仍不明显。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科技发展速度日趋加快，竞争日趋势激烈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不仅是转变职能，而且还要提高效率。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未来发展趋势。
1998年，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开始。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从这次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可以看出，这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仍然主要是公共行政的传统准则，即集权性的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基本准则，尚缺少当前西方各国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准则。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公共行政管理实际发展水平，我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并未完全过时。毕竟，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与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背景不同。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排斥我们在改革中吸收和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某些思想。这是因为，世界各国在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中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共同的，这一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如此。因此，了解和吸取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纵观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1.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强调管理的高效率。我国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公共管理应该像企业管理那样，将效率放在首要地位，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或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完全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
3.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新公共管理从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注重提供优质服务的方向发展。我国目前尚处于法制不健全，制度供给不足的阶段，不消说，建立健全法制，完善规章制度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必须看到，制度毕竟是手段，它是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任务服务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时，应该同时考虑如何将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落到实处。而这一点恰是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工作尤其应该加强的一个方面。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即使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再完善，依法行政也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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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常态背景的内涵
新常态顾名思义是一种最新的形态，该定义可以应用于所有事物发展，符合马克思“发展论”的核心思想，即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和进步，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环境都在不断发展。所以这里的新常态是被定义为，与过去不同，但又过去更稳定的不可逆趋势性状态，在本文具体是指我国社会及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性状态，即经济、科学技术及教育事业等同步高速发展的新常态。这给中国带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发展上的机遇，但同时也给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给公共管理带来了很多困，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为找出走出困境的方法，对“新常态”做进一步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2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现状与困境
我国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内容包括政治公共管理、文化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管理和经济公共管理，所以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现状与困境分析，分别从政治、文化、公共服务与经济这四方面的发展现状与困境进行。
2.1政治发展现状与困境
中国政治在“新常态”背景下已经得到快速发展，并进入新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和谐社会的发展，使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公车私用等腐败行为，受到了严厉打击，有效抑制了政治公共管理不良现象的发生，最大限度保护和保证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执政为民”的政治管理宗旨，有效树立了廉洁清明的政府形象，为进一步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公共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贪污腐败现象仍为完全消除，所以还政府还需要加大政治公共管理管理力度。
2.2文化发展现状与困境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国家，累积了历代人民群众文化精华，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历史文化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具有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等特点。但现时代我们出现严重崇洋媚外现象，加之政策上对外来文化引进的支持，使我国文化严重受外来文化影响，导致部分传统文化逐渐丢失。
2.3公共服务发展现状与困境
人才就业公共服务、电子政务公共服务、社区公共服务和农村公共服务等是我国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在“新常态”背景下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支持政策增加，且公共服务质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使相应的公共服务政策具有以下几点优点：第一，有效缓解公民就业压力；第二，电子化方面的公共服务质量得到有效提升；第三，有效提高了社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但不可否认，我国当前仍然存在城乡差距大、大学生就业难、就医难等社会问题。
2.4经济发展现状与困境
中国经济随在“新常态”背景下也凸显出新常态的一些特点，如金融体系市场化。就金融体系来说，在“新常态”背景下，不但实现了市场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特色金融体制，使金融市场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其市场竞争力也越来越大，有效实现金融体系层次化、国际化和市场化，提高我国企业发展速度，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主要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大型企业科技发达、资金雄厚和劳动力素质高等。但企业在发展中仍然出现劳动收入分配不合理与福利待遇不高等问题，导致员工积极性受损，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最终阻碍国家经济发展。
3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出路
3.1促进政治新常态发展
第一，中国政府必须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到底；第二，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要积极走进群众日常生活，了解群众需要并听取其意见，落实“执政为民”的宗旨；第三，要严厉严惩腐败分子，并将相关腐败信息及惩罚信息对公民开放，以实现政治管理透明度的提高，进而实现政治的新常态发展。
3.2提高文化软实力
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体措施如下：第一，鼓励各大领域积极传承、弘扬和中国传统文化；第二，要持以“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第三，要将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融合到中国大文化体系中个，实现中国文化的多样化发展。
3.3提高社会公共服务的质量
第一，将解决就业、就医等问题作为公共服务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大教育力度；第二，将“中国梦”和“小康社会”全面落实到社区和农村，以提高社区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第三，相关供电、供水部门要尽可能保证居民生活的不间断供水与供电；第四，缩小城乡差距，以促进城乡的一体化建设与发展。
3.4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第一，实现金融市场体系的多层次与多元化，以保证市场体系的和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第二，提高对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力度的，以此营造诚实、守信、公平和公正的投资环境；第三，要尽可能保持金融市场资源的收支平衡，以保证价格的平稳；第四，对于资金不流动局面要给予及时扭转，以实现市场风险的降低。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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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可以说是我国农村行政的最基层单位，但是如今还是有相当多的村干部对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农村公共管理不够了解。与此同时，政府对农村基层村干部下达了过多强制性的任务，比如，计划生育、收定购粮和别的当地中心工作，以至于让农村公共事业管理进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府，其职能的定位与管理上尚无法适应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要求，而政府部门公务员所具有的官本位意识较强，在政府管理中通常使用行政命令却而不注重于使用法律、经济等方式来管理公共社会事务，以至于影响到了我国农村社会事业的良性协调运转。
（2）农村公共事业投入呈现出城市化的倾向。公共事业管理的显著特点之一即为扶贫性，而最为贫穷，生活水平最低的还是农民群众。但是，因为国家对于农业和农村的公共事业投入比例始终偏小，远远无法满足当前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之所需。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生产性、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也不够健全。近年来国家对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所进行的投资主要被用在了农村电网、水利、道路以及退耕还林等生产、生态建设上和农民群众生活紧密结合的公共设施投入还不够多，大量农民群众的生活条件、生存环境尚未得到显著改进，比如，一些地方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等公共生活设施建设滞后，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
（3）我国涉农公共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虽然历经多年以来的持续努力，我国已建立起公共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然而，当前能够直接破解我国农村公共管理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冲突的法律法规处于空白状态，也没有合理的市场准入以及政府管制等方面的政策，缺少规范化的政府授权企业以及大量群众参与其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诸多企业往往会因为害怕出现纠纷、冲突而对投入农村公共产品抱有望而却步的心态，即使有投入的也往往会出现中途退出的现象。
（4）农村公共管理人才十分缺乏。如今，农村人才资源的稀缺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总的重大瓶颈。在政府给予农村以大量政策性支持的新形势下，各地农村的面貌虽然在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新的改善，但是在软件设施，也就是人才和管理制度等方面还是十分薄弱，农村地区的人才资源始终处在贫乏状态之下。我国农村的滞后状况在社会成员们的头脑中显得根深蒂固，所以，大学毕业生们在选择就业地点之时大部分人才依然会选择留在城市中，尤其是在当前大学生供需差距非常大的状况下，高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中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生源，多达70%以上的学生愿意在城市就业而不愿回农村就业。
2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强化公共管理的几点对策
（一）加快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结构的变革
农村基层干部一定要取得农民群众的充分信任，这是农村公共管理的重要前提。农村的基层选举已经为村干部们进行工作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为此，应当积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村民选举制度、财务公开制度的普及。与此同时，为了能够给村干部们提供更好的外部工作环境，我国各级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减少硬性任务的下派，并且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笔者相信，假如能够给广大村干部提供更加多的支持与帮助。与此同时，还应当注重传播村级公共管理的各种经验，教授给村干部们以民主管理的方式方法，这样一来，村级公共管理状况必然能够得到改善。我国乡镇政府管理应当切实加快由传统型政府行政管理往现代型公共管理进行转型，而政府行使之权力则是广大公民所委托的一种公共权力，其源头是对公民权力进行让度，而人民才是权力的最终所有者。公共权力之终极指向是公共利益，政府一定要向人民群众负责，并且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实现农村公共事业主体的多元化运行
我国农村公共事业之所以落后，其源头就在于投入并不够，因此，积极发展我国农村的公共事业，首先就一定要强化国家对于农村公共事业之投入，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之重点全面转到农村地区，从而让公共财政能够真正地惠及广大农村地区，而重点则是要持续增加对我国农业基本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力度。要着力向"三农"加以倾斜，新增加教育、卫生以及文化等社会事业经费要用在农村地区，并且要不断增强中央财政支持的力度与管理。
（三）注重公共转移支付促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首先是要不断优化我国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结构，大力缩小各个地区之间的财政差距，切实改基数法为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全面压缩专项转移支付的幅度，并且有效增加一般性的转移支付，从而确保广大农村地区居民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其次是要切实规范一般性的转移支付。要健全完善依据标准收入、标准支出所核定的各地区标准化人均财力机制，对于低于标准人均财力的欠发达地区，应当运用一般性转移支付加以补偿。最后是要持续健全完善现行的预算法规制度，切实确定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框架以及具体形式，对于转移支付所具有的资金源头、核算标准、计算公式等应当进行合理的规定，并且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固定，从而切实有效地消除转移支付所具有的随意性。要重新调整财政分配的格局，有效加大农村投资占有之份额，我国各级财政预算每一年用在农业支出上的增长幅度应当高出财政经常性收入所增加之幅度。要切实明确各级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上的相应责任，使用立法手段来制约省内各级财政部门所具有的支农行为，有效保障支农资金得到合理地增加、及时到位以及专款专用，切实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之中的比例。
（四）推动农村公共事业管理的法制化
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尤其是要加快我国司法独立之进程。要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来保障非政府组织建设新农村公共产品之权益。前几天，我国已颁布实施了《物权法》，这肯定会对农村地区公共事业的多元化发展产生正面而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还应当在这一基础之上制定出更加细致、更为具体、和广大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投资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让投资者们能够切实消除顾虑，树立起良好的自信心，并且产生更好的投资预期。
（五）加强农村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工作
如今，我国农村社区群众的总体文化素质并不算高，即使村干部也是年龄偏大，整体文化层次不高，大学毕业生更是稀少。有鉴于此，应当在农村地区开展人才培养工程，重点是要强化党政人才队伍、公共事业管理人才队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等三支队伍的建设，从而为我国农村造就出新一代的高素质农民。与此同时，还应当通过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将城市之中的人才、科技引入到农村地区，运用优质人力资源来全面支持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而教育、卫生、科技等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出具体的面向农村基层的人力资源对口支援措施。要积极探索与尝试选聘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担任村官工作。近些年来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鼓励与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意见出台之后，各地均结合各自新农村经济建设之实际，大力探索选聘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地区任职的办法以及途径，并且在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与农村就业的基础上，为我国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与保障。
（六）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工作
要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为基础，大力调整农村地区中小学校的布局，切实优化农村教师的资源配置，有效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并且在切实有效地巩固与提升我国农村目前教育教学体系的基础之上，切实扩大初中、高中教育的规模。县城高中教育应当在目前的基础之上不断扩大招生的规模，而乡镇与中心集镇则应当着重点建设初级中学，而有规模的村镇则要重点建设好一所小学，并且撤并那些在校生人数偏少、办学质量不佳的农村中小学校，切实形成县、乡（镇）、村等相互联系的三级教学体系，有效满足我国农村地区适龄人口在教育上的各类需求。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积极改进环境与提升待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地区教师队伍，致力于实现农村地区教师生活的城镇化，使其能够安居和乐教，从而切实解决好广大教师的就医、保险以及养老等各类问题。
3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