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础教育心得体会范文1
新西兰作为坐落于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国家，其世界一流教育体制在全球享有盛誉，特别是该国在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对我国进一步优化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新西兰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演进
英国学者Halstead认为，“价值观是对行为提供普遍指导和作为制定决策，或者对信念、行动进行评价……的参照点，是人们据此而采取行动的一些原则、基本的信念、理想、标准或生活态度”。[1]（P65）而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也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新西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既有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根基，又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基础。
以宗教教育和公民教育为主线的核心价值观多元化教育形成时期。1840年2月，英国王室与毛利人之间签订了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促使新西兰建立了英国法律体系，确认了毛利人其土地和文化的拥有权，使这种独有民族的文化精粹得以保存。这一条约文本虽然至今仍存在较多争议，却使新西兰教育的发展过程充满了张力，受到殖民宗主国英国教育制度和本土毛利民族传习教育的双重影响。1877年，英属殖民地新西兰第一部教育法，规定实行免费、义务和世俗的教育，在宗教学校、毛利学校之外设立了公立学校，并且公立学校将宗教课列为必修课程。自1907年新西兰独立到二次大战期间，所有学校普遍实施宗教教育和公民教育，培养具有英国传统绅士风范和新西兰国家观念的公民，其中，毛利学校还注重传习毛利民族文化传统及其特有的价值观。
价值相对主义影响下核心价值观教育主导权向个体自我选择转移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西兰受价值相对主义理论的影响，认为学校价值观教育应该保持中立的立场，没有责任和必要对个体施加价值观影响，每个个体应根据自己的生存境遇与价值志趣，选择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与生存方式。1986年新西兰国家课程委员会的大纲指出：道德价值是新西兰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基督精神建构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传统的基础，巫术则是毛利民族传统的基础，两者都相互作用于新西兰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全部态度和关系。1988年新西兰教育部了新课程方案，对价值观教育做了系统规定。其中，价值观教育必须遵循五条基本原则：一是以学生为中心；二是促进文化认同感，三是促进平等；四是致力于教育的均衡和综合化；五是发展承担责任的能力。同时，学校教育工作必须倡导七种核心价值观：一是尊重他人的尊严和幸福；二是关心和分享；三是诚实；四是宽恕；五是同情心；六是坚忍不拔；七是自尊。
以基础价值观教育为引领，主动重构新西兰学校在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体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价值相对主义影响下的新西兰学校内核心价值观教育因强调个体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评判导致一定程度的失范和无序，新西兰教育部门和研究者开始全面反思并评判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创新重构指向及其途径。1993年，鉴于新西兰主流社会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新西兰基金会提议在全国学校范围内对学生进行基础价值观的教育。1996年，新西兰基金会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依据学校和家长对未来学生品质的期望，制定了一项基础价值观教育计划，并明确提出应教育学生具有以下八种价值观：追求卓越，创新与好奇，多样化，尊重他人，公正，团结合作，关心环境，诚实正直。2007年，新西兰教育部了新课程实施方案，推进基础价值观教育，并详细解释了基础价值观的每个要点。例如，“创新”为“保持好奇心，批判性、创造性和反思性的思维”，“生态可持续性”被定义为“保持对环境和谐的关心，诚实而有责任心”。[2]（P32）同时，新课程实施方案强调必须将尊重他人的尊严和幸福、关心和分享、诚实、宽恕、同情心、坚忍不拔、自尊等基础价值观教育融入学校各门课程教学中，要求教师在各门课程的教学当中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价值分析判断能力，鼓励他们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价值观和行为选择，亦即培养学生具有一种价值判断能力和实践能力。2011年，新西兰《国家安全体系报告》将“捍卫价值观”列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使其提升到与民主体制、公共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
新西兰基础价值观教育是对价值相对主义的深刻反思，它建立在四个理论前提之上：一是生活中存在一些绝对的价值规范，它不会因人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诸如偷盗、欺骗、撒谎等行为是错误的；二是存在一些基础的价值观念，指导并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三是对于个体出于某种理由而表现出的相应行为，可以做出基本的对错评判；四是人并不是生来就有理智与道德上的是非对错之分，如果任其好恶去行动的话，那人或多或少都会犯一些错误，而有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基础价值观教育目的就在于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美德，同时，努力保证个体的行为不至于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
二、新西兰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认同机理
新西兰自建国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以来，虽然在价值观教育的行为主体认识上曾经有过变化和转移，但是其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族群、多种社会形态、多种宗教生活并存的移民国家，其社会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国家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和谐、国民素质教育的较高美誉度，无一不在证明着新西兰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实用性。具体而言，新西兰的价值观教育确立了一种连续、普遍和广泛适用的价值观念，既适用于个体生活，又适用于社会生活；既适用于家庭教育，又适用于学校教育，其实现途径和方式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设计与本国国情充分有机结合，在平等与包容中构建分层有序的多元化教育体系。新西兰人在建国之初，就在《威坦哲条约》（即1840年英国与毛利人族长签订的共处和约）中明确指出：致力于通过新西兰的双重文化传统来履行《威坦哲条约》中对道德教育的规定。1986年国家课程委员会的大纲进一步明确规定：“道德价值是新西兰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基督精神建构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传统的基础，巫术则是毛利民族传统的基础，两者都相互作用于新西兰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全部态度和关系。”[3]（P14）根据以上精神，新西兰所有小学都可进行这两种文化教育，可采用两种不同教学语言，传授相应价值观，不因某类特殊人群的价值观凌驾于其他价值观之上，尽可能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就学会包容他者、包容他人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多重价值观的认同往往也容易带来国家公民意识的认同混乱和削弱，因此，新西兰人在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层级上做出明确而有序的规定：小学阶段的多元化传统价值观传授不适用于中学，根据新西兰教育法，中学是统一的，是没有教派性的，中学阶段的核心价值观传授必须回到基础价值观教育中来。
二是核心价值观教育途径和方式的多样化和生活化，充分考虑受众的可接受度和教育实践的有效性。新西兰学校德育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战后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充分考虑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区传统受众的差异化教育需求，形成自身教育途径和方式多样化和生活化的主要特征。如在教育方式上古今融合、兼容并蓄，倡导多元化德育，既保留英国古典德育和毛利人德育的传统方式，同时又有现代色彩，吸收和融汇了环太平洋国家学校德育的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
在授课类型上宗教与德育合璧，保守与开放并存，从单纯宗教教育向世俗德育演变过程中，使宗教和世俗德育课共处，既开宗教课，又设现代德育课；有宗教教育的盲从保守性，又有大胆贴近生活创新开放的特点；既受宗主国影响，又顺应本国经济发展要求，大胆开放，吸收各种适合新西兰德育的新东西。在德育形式上活泼多样、内容丰富，适合儿童发展需要，许多读物和教科书图文并茂且又有很强的德育作用，深受儿童喜爱。新西兰重视学校德育，且不拘古老传统，不搞文化专制，倡导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多元化德育，兼容并蓄各种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三是始终把教师教育水平的提升作为实现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效推进的重要保障。新西兰政府指出，校长和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在学校教学中起关键作用，他们应该成为落实基础价值观计划的带头人，对该计划的实施应投以极大的热情和支持。[4]（P75）同时，要坚持文学作品在基础价值观教育计划中的核心地位，因为文学作品不像单纯的道德说教，只是将一些道德观念强行灌输到学生大脑中去，而是能以一种心灵交流的方式打动学生，使学生在情绪感染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基础价值观教育计划在学校教学工作中要遵从三个主要教学原则：主动教育原则，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告诉学生这八项基础价值观的重要性，通过设计具体场景来让学生理解这些价值观；后果教育原则，在教学前首先要向学生讲述相应的行为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使学生认识到这些后果，从内心接受法则对他们行为的约束性；三步决策原则，教育工作者要让学生学会在做每一项选择时，都要充分考虑选择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四是把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个人生存能力提升有机结合。新西兰人认为，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虽然不是一项单纯使个体获得生存能力的生存教育计划，但却是一切生存能力计划存在的基础。[5]因此，在新西兰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中，该类教育并不是简单作为意识形态教育来体现，而是非常重视学校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时一定要把受众个体的生存能力和今后工作生活际遇和适应能力的提升作为一项基础性内容来传授。如在2007年的教学新大纲中专门在核心价值教育体系中划定了社会生存能力、数学、健康与幸福、创造性与审美能力等多个相互关联作用着的教育领域，作为新课程的结合点，并且鼓励教师和学校在价值观教育与个人生存能力提高相结合的范围内，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德育教学实践。[6]三、新西兰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经验和启示
新西兰核心价值观教育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走过了一些弯路，但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我国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颇有参考价值。
首先，我国应进一步强调并突出认识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鉴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除学校外，目前我国出现了党政宣传部门、社区街道、各类培训机构等多重主体一起开展宣传教育的局面。这种多重主体共同推进，对于深入持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同时，也因此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系的层级关系不清楚，淡化了主次关系，屏蔽部分主体的特殊作用和功能。而从新西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相关教育实践得失情况看，无论社会可以给予个体多少有用的知识，学校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功能是绝对无法取代的。因此，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这一认识，必须进一步强调和强化。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基础性、主导性和权威性必须坚持维护不动摇。新西兰政府把“捍卫价值观”列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旗帜鲜明地提出并要求把基础价值观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搞价值相对主义，也不能搞价值中立，必须旗帜鲜明地构建核心价值观，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基础性、主导性和权威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与现代进步价值观的融合，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核心价值观导向，并将这种导向贯穿于全部教育教学活动之中。在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都负有责任，但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不可替代性。个人道德教育与社会核心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个人道德教育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而社会核心价值观最终也要通过个体道德实践来体现。因此，我们要摒弃价值中立的做法，明确将公认的主流价值观“灌输”给学生；要反对价值观教育的形式主义，强调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按价值观行动。价值观教育是价值引导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因此学校必须在各种教学活动中，培育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
新基础教育心得体会范文2
当今学校要为年轻一代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的“基础”之内涵，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等变化趋势；素质教育的要义在于发展人的内涵，是专属基础教育的，业已被“窄化”和“泛化”了的素质教育应当回归基础教育；聚焦学校变革、形成个性与特色，通过自身的结构优化和面向社会的开放与互动，有助于学校真正成为学习型社会当之无愧的核心和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
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似一股浪潮正扑面而来，这一浪潮冲击下的教育实践重建是当今学校变革发生发展的重要背景，终身教育的理念也理应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基础教育现实困境与发展出路的新的参照系。
终身教育理念的系统表述，始于法国学者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论》，随后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又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推进全球人的视野，从而与终身教育一起，为世界构筑起崭新的教育时空观。贯穿一生，与生活联系，使人的创造性与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是终身教育的显著标志；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改造现行学校教育体系，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和战略选择。教育与生活本是紧密联系的，然而现代学校教育受现代科技与现代工业的引导，在学校教育目的、内容和过程中疏离了人的真实生活，而终身教育则从本质上体现出教育对生活的回归。
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参照深入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从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的需要出发，基础教育该为年轻一代奠定什么样的基础？素质教育是无处不在还是归基础教育所专有？走向学习型社会，基础教育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从“终身”看“基础”
作为终身教育的起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就体现在为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基础，相应地，“基础”之内涵的变化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演变的大趋势。
我国近些年来，从终身教育视角考察基础教育改革的并不多，出于误解而有意无意将二者分离的却不少，一些省市在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两套系统，这实际上是将基础教育从终身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了，主观动机是想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客观上却容易造成与终身教育脱节的错觉，如不加以澄清，难免会对实践产生某些误导。
只有基于正确的理解才可能做出正确回应。首先，要深刻理解终身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而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必然结果，且真正建立新的教育实践体系需要相当时日；其次，要以这种新观念新视角反思以往我们对基础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以及在以往的改革实践中有无误解和偏颇，尤其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要重新解读；第三是在新的理解之下重建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实践体系，当然这一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要我们从现在做起，坚持不懈就有希望。
基础教育之“基础性”的重新解读：
解读之一：从“双基”到“多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注重“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渐渐成为公认的传统，这对年轻一代今后形成牢固的知识技能基础、进而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是重要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小学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不再是一次接受终身受益的时候，“基础”所包含的内容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变化之一是从基本的“读”、“写”、“算”基础变得“品种多样”，如外语、计算机技术等都渐渐成为基础的“要素”，从而使“双基”变为“多基”；还有的把“能力”也纳入基础。
解读之二：“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一些过去不被视为基础的“软性”的品质，如对学习的浓厚兴趣，良好的学习习惯，正直的人格，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等等，开始引人注目，这些品质对一个人的成长意义是终身性的。比如，一位获得了数学奥林匹克奖牌的学生，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学数学了！”这意味着尽管他的数学知识很扎实，可他在学会数学的同时“学会”了痛恨数学，失去了继续钻研数学的兴趣，这种参赛活动也难以成为推动他终身发展的动力。相反，许多在“文革”中失去了继续读书机会的人，由于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高考一恢复，马上就能抓住机遇、改变人生命运。甚至可以说，面对一个变化越来越丰富的未来，兴趣、习惯、人格、志向、责任心等等这些基础性的“软件”，有时显得比知识、技能这些“硬件”更为重要、更为关键。
解读之三：从“共同基础”到“有差异的‘类基础’”。过去我们强调“基础”，较多地是在“共同基础”的意义上强调其重要性，所谓共同的基础，是指每个人成为一个成人都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超越了“统一的基础观”，主张为不同类型发展趋向的学生提供有差异的基础。以数学为例，5个必修模块对于今后从事体育艺术的学生是他们的共同基础；5个必修模块加上某两个选修模块则可能是今后从事文科方面专业的学生的共同基础；必修模块加上更多的选修模块，则是为有志于理工科方向发展者今后学习准备的基石。从关注“统一基础”到重视“类基础”，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是在“一律”与“差异”的两极思维中寻找到的一个富有“中庸”意义的“度”。
欧盟最近提出了一个参照性框架，称之为“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这类似于“类基础”的说法，是一种将知识、技能和态度融为一体的新理解，也是拒绝将基础与能力作机械划分的新理解。关键能力之“能力”，是知识、技能与态度的结合；每个人都需要关键能力，以实现个人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主动的公民，融入社会，获得就业。欧盟提出的8种关键能力是：（1）运用母语交流的能力；（2）运用外国语交流的能力；（3）数学能力与科技基本能力；（4）数字能力；（5）学会学习的能力；（6）社会与公民的能力；（7）主动意识与创业能力；（8）文化意识与表现能力。
因为每种能力都有助于知识社会中的成功生活，所以这些能力同等重要。这些能力相互重叠与锁定，每个领域的基本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支撑作用。语言、阅读、数字，以及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技能，是学习、学会学习的基础能力，支持所有学习活动。还有一些能力贯穿于参考性框架的8种能力之中，它们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主动性、问题解决、风险评估、决策能力，以及在情感上的建设性控制力。
欧盟提出这一框架的初衷是：由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欧盟面临新的挑战，每个公民需要广泛的关键能力，去灵活地适应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具备社会与经济的双重角色的教育，在确保欧洲公民掌握关键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关键能力使他们灵活地适应变化。尤其是，建立于尊重多种不同个体能力观念之上，学习者的不同需求应该通过平等和接近那些群体而被满足，那些群体由于个人、社会、文化或经济环境造成教育上的劣势，因而需要特殊的支持，去实现他们的教育潜能。
反省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不是真正面向“每一个公民”？我们努力教他们适应的，究竟是“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还是一场又一场考试？不可否认，近些年来我们的考试本身进行了很多改变，但是，如果这种升学制度不改变，单一的目标、路径得不到纠正的话，仅仅靠考试上的花样翻新，照样不能使中小学教育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轨道。
二、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
素质教育真的是无处不在吗？其实它是专属于基础教育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本分是实施专业和职业的教育，在特殊条件下，即便需要，也是补课性质的。反思30年来不是“窄化”就是“泛化”的教训，是到了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的时候了！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指明了教育包括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规定了“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的核心任务，优化了教育改革宏观环境；1993年《纲要》将教育由“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还要求“学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随后又有一系列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意见出台，基础教育实践变革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展现出一幅由外延式变革向内涵式发展逐渐推开的绚丽画卷。
正如2005年教育部素质教育调研组在调研总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素质教育已经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法律规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素质教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素质教育在关键环节如德育、课程、招考制度、教师素质提高等方面开始突破，学校教育正在发生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全民族科学文化素养大幅度提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仍然存在着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偏差。调研表明，学校和社会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有着较深的误解。例如，将素质教育“窄化”，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课外活动，或者就是经常被忽略的音乐、美术、科技制作、劳动、心理健康等等。这一认识误区导致对课堂内学科教学的忽视，无法改变学科教学的面貌；或认为搞素质教育就是要“减负”、“减考”。另一种误解则是“泛化”，把素质教育不适当地推广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一切学段，忽视了高等教育是集中进行专业教育的基本任务。加强高等教育阶段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者提倡专业的“宽口径”固然是一种趋势，但这种“基础性”是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基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素质教育”。
针对“泛化”问题的应对之策是“回归本位”，即回到基础教育的本分，其职责就是打基础，它向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输送的就只能是“好木材”而非“半成品”，精雕细刻是基础教育之后教育机构的任务。因而，再不能简单地用升学率、重点率等指标来衡量基础教育学校的办学业绩。
针对“窄化”现象，则需要进行基础性素质教育的“价值澄清”，即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样的“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什么样的“硬基础”是最重要的？在“软基础”中，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德性、兴趣与好奇心、合作意识与交流沟通能力、个体发展的主动愿望以及使自己的专业志向梦想成真的想象力与坚持性等等，是当代人驾驭未来复杂多变的环境、掌握自己和国家及民族命运的关键素质。在“硬基础”中，必要的知识技能、良好的思维品质以及自主学习的关键能力则是必不可少的。
相关的问题是：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改革在广大中小学尚未出现实质性突破和转型性变化。20多年的改革，较多地体现在学校物质条件改善、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推广与运用、课程改革的逐步扩大和系列化、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和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渠道，以及对素质教育的广泛宣传上，教师的学历水平和社会地位也在提高。但是，就大多数学校而言，改革尚未在核心领域如课堂教学和班级建设等实现突破，更谈不上转型性的变革。学校的办学理念与目标、组织与管理方式、运行机制与动力等等方面基本上还处于传统框架之内，亟待突破性的创新与变革。
三、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
把基础教育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到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主权；在缩小学校之间不适当的发展差距的同时，让每一所学校葆有自己的特色；以结构优化和开放互动的方式，确立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无可置疑的核心地位……这些，是我们期待的，也是我们正在践行的。
首先，基础教育的改革应聚焦于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主权。偏离素质教育宗旨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不仅存在着把基础教育之“基础”价值狭窄化的问题，而且存在工作思路上的短期化问题。狭窄化是指把基础理解为“双基”或中考高考必考的科目；短期化是指基础教育对近期的、可测量的考核和评比的满足，如把学科教学的价值定位于考试成绩提高，把德育的成效对准文明评比，把体育、美育的成功归结为参赛得奖等等。这些做法导致学校渐渐丢失了中小学教育更为根本和长远的价值——对社会发展和个体终身发展的奠基性价值，同时也肢解了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全程性。为恢复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长程性，需要克服从课程、信息技术、课外活动等某一方面入手搞“素质教育”的偏向，实现学校从价值取向到文化建设、从管理到实践（课堂与班级）的整体性、结构式的变革与重建，从各地各校的实际出发，探索素质教育的多样化的新形态。
聚焦学校变革之后，要保证其深入而有质量地开展，就需要有法律上的保障。然而，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经强调的“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作为办学自主权之保障的《学校法》千呼万唤也难出来。学校工作的思路长期停留在层层贯彻和演绎上级指示精神、上传下达行政指令的水平上，缺少从自身实际出发，发现改革空间，探明发展方向，体现办学特色的主动革新意识，千校一面现象比较突出。校长对学校改革方向和原则的决定权、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权等等，都是需要有法律来保障其正确行使的。
其次，缩小差异，保持个性，让每一所学校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在普遍关注教育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同时，不应忽视同一地区同一城市之内学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据调查，学校之间生均公用经费总支出差距竟然高达439倍。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体的手心和手背，怎可以这样厚此薄彼？！究其根源，都是不正常的“政绩”观和“效率观”惹的祸。
办学基本条件上的差异，如实验室、图书馆、信息现代化配备、生均经费等等，还只是“外延式”的差异。外延差异会导致诸如好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等问题，从而形成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及教育发展观上的“内涵式”差异。然而，解决了物质条件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能自然而然地提升学校内涵。有了好教师，缺少好的管理与领导，缺少唤起教师内在职业尊严感和幸福感的学校内在凝聚力，优秀教师同样不进来、留不住。例如在上海这样的一些发达地区，外延式差异不再明显，但内涵式差异仍很突出。针对这一问题，闵行地区引进“新基础教育”这一优质资源，持续十年全区域推进学校转型性变革，在课堂教学、班级建设和学校管理三大领域的变革中，激活校级、中层和教师专业团队不同层面变革主体的内动力，进而从整体上增强学校自主发展的内生力。在持续的校内改革与校际互动中，每一所学校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形成“和乐”、“自育”、“共生”、“自主-合作”等独特学校文化品质，即使特色文化尚未成型的学校，也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可见，在缩小内涵差异时，必须关注学校在品质上、特色上的多样与共存。
最后，确立学校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让学校成为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上个世纪曾有激进的改革者发起了“非学校化”运动，其著名代表人物伊里奇设计了四种学习网络，即：教育媒体的咨询服务，技艺交流，同伴切磋，非专职教育家咨询服务。其根据是：儿童的学习有四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即事物、模型、同伴和长辈。这四种资源“要求不同类型的设施以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地获得”。伊里奇用这四种网络构筑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学习型社会”，在那里，教育、闲暇、工作和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融为一体了。另一位美国学者保罗·古德曼也对传统教育提出了多方面的批判，还针对小学、中学和大学不同层次的教育提出了使少数班级“不属于任何学校”、“使少数班级脱离校舍”、“使上课成为非强制性的”等六条替代性建议。尽管两人对传统学校都持偏激态度，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学习型社会的敏感和预见都是令人佩服的，并且，他们批判的锋芒所指向的传统学校“过时”、“机械”和“僵化”等弊端，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反省和批判的，因为我国以应试为取向的中小学教育，已经将这些弊端演绎到极致。然而，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核心位置的不可替代性，被他们严重地忽视了。当然，学校教育要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自身必须进行结构上的更新改造，同时要向社会开放并与之互动。
学校内部的结构优化，需要在时空交织的意义上进行结构重组。横向上，超越传统分科教学将知识箱格化、碎片化的弊端，使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科，都在“宇宙、地球、生命、人类”这样一个整体背景下确定其位置，以便为下一代“构造得宜的头脑”。纵向上，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连贯而有机递进的阶梯：在小学，要把儿童天然的好奇心引向对人类、生命、社会、世界、真理的探询；在中学，强化对文化的体验以及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真正融通的意识；到大学，则顺理成章地进入专业化学习与探究。
面向社会的开放互动，是指学校教育要毫不犹豫地向家庭、向社区、向全社会、向网络，以及向每一位学生/学习者成长的未来可能性开放。以开放为前提，在持续有效的互动中实现“双赢”：家庭、社区和社会不仅向学校源源不断地输送资源和人力（如义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教育责任，同时藉学校的高端优质文化品性的引领，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文化品质；学校在向家庭和社会辐射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能充分吸纳地方文化资源以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学校与社会持续良性互动的最终图景，是形成精神文化意义上的良好生态系。
如果我们坚定地走下去，就会如《学会生存》报告所预言的那样，一个学习型社会将会出现于人间。而在其过程中，学校教育也就完成了一次壮美的浴火重生。
对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不同解读和探讨。杨小微教授这篇讲演，以终身教育为视域，在向我们展示中国基础教育过去30年波澜壮阔改革巨幅画卷的同时，剖析了以往对基础教育理解上的一些偏差，并且指出了后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读来颇有启发。
新基础教育心得体会范文3
当今学校要为年轻一代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的“基础”之内涵,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等变化趋势;素质教育的要义在于发展人的内涵,是专属基础教育的,业已被“窄化”和“泛化”了的素质教育应当回归基础教育;聚焦学校变革、形成个性与特色,通过自身的结构优化和面向社会的开放与互动,有助于学校真正成为学习型社会当之无愧的核心和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
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似一股浪潮正扑面而来,这一浪潮冲击下的教育实践重建是当今学校变革发生发展的重要背景,终身教育的理念也理应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基础教育现实困境与发展出路的新的参照系。
终身教育理念的系统表述,始于法国学者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论》,随后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着名报告《学会生存》,又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推进全球人的视野,从而与终身教育一起,为世界构筑起崭新的教育时空观。贯穿一生,与生活联系,使人的创造性与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是终身教育的显着标志;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改造现行学校教育体系,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和战略选择。教育与生活本是紧密联系的,然而现代学校教育受现代科技与现代工业的引导,在学校教育目的、内容和过程中疏离了人的真实生活,而终身教育则从本质上体现出教育对生活的回归。
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参照深入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从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的需要出发,基础教育该为年轻一代奠定什么样的基础?素质教育是无处不在还是归基础教育所专有?走向学习型社会,基础教育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从“终身”看“基础”
作为终身教育的起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就体现在为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基础,相应地,“基础”之内涵的变化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演变的大趋势。
我国近些年来,从终身教育视角考察基础教育改革的并不多,出于误解而有意无意将二者分离的却不少,一些省市在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两套系统,这实际上是将基础教育从终身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了,主观动机是想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客观上却容易造成与终身教育脱节的错觉,如不加以澄清,难免会对实践产生某些误导。
只有基于正确的理解才可能做出正确回应。首先,要深刻理解终身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而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必然结果,且真正建立新的教育实践体系需要相当时日;其次,要以这种新观念新视角反思以往我们对基础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以及在以往的改革实践中有无误解和偏颇,尤其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要重新解读;第三是在新的理解之下重建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实践体系,当然这一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要我们从现在做起,坚持不懈就有希望。
基础教育之“基础性”的重新解读:
解读之一:从“双基”到“多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注重“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渐渐成为公认的传统,这对年轻一代今后形成牢固的知识技能基础、进而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是重要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小学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不再是一次接受终身受益的时候,“基础”所包含的内容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变化之一是从基本的“读”、“写”、“算”基础变得“品种多样”,如外语、计算机技术等都渐渐成为基础的“要素”,从而使“双基”变为“多基”;还有的把“能力”也纳入基础。
解读之二:“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一些过去不被视为基础的“软性”的品质,如对学习的浓厚兴趣,良好的学习习惯,正直的人格,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等等,开始引人注目,这些品质对一个人的成长意义是终身性的。比如,一位获得了数学奥林匹克奖牌的学生,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学数学了!”这意味着尽管他的数学知识很扎实,可他在学会数学的同时“学会”了痛恨数学,失去了继续钻研数学的兴趣,这种参赛活动也难以成为推动他终身发展的动力。相反,许多在“文革”中失去了继续读书机会的人,由于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高考一恢复,马上就能抓住机遇、改变人生命运。甚至可以说,面对一个变化越来越丰富的未来,兴趣、习惯、人格、志向、责任心等等这些基础性的“软件”,有时显得比知识、技能这些“硬件”更为重要、更为关键。
解读之三:从“共同基础”到“有差异的‘类基础’”。过去我们强调“基础”,较多地是在“共同基础”的意义上强调其重要性,所谓共同的基础,是指每个人成为一个成人都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超越了“统一的基础观”,主张为不同类型发展趋向的学生提供有差异的基础。以数学为例,5个必修模块对于今后从事体育艺术的学生是他们的共同基础;5个必修模块加上某两个选修模块则可能是今后从事文科方面专业的学生的共同基础;必修模块加上更多的选修模块,则是为有志于理工科方向发展者今后学习准备的基石。从关注“统一基础”到重视“类基础”,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是在“一律”与“差异”的两极思维中寻找到的一个富有“中庸”意义的“度”。
欧盟最近提出了一个参照性框架,称之为“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这类似于“类基础”的说法,是一种将知识、技能和态度融为一体的新理解,也是拒绝将基础与能力作机械划分的新理解。关键能力之“能力”,是知识、技能与态度的结合;每个人都需要关键能力,以实现个人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主动的公民,融入社会,获得就业。欧盟提出的8种关键能力是:(1)运用母语交流的能力;(2)运用外国语交流的能力;(3)数学能力与科技基本能力;(4)数字能力;(5)学会学习的能力;(6)社会与公民的能力;(7)主动意识与创业能力;(8)文化意识与表现能力。
因为每种能力都有助于知识社会中的成功生活,所以这些能力同等重要。这些能力相互重叠与锁定,每个领域的基本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支撑作用。语言、阅读、数字,以及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技能,是学习、学会学习的基础能力,支持所有学习活动。还有一些能力贯穿于参考性框架的8种能力之中,它们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主动性、问题解决、风险评估、决策能力,以及在情感上的建设性控制力。
欧盟提出这一框架的初衷是:由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欧盟面临新的挑战,每个公民需要广泛的关键能力,去灵活地适应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具备社会与经济的双重角色的教育,在确保欧洲公民掌握关键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关键能力使他们灵活地适应变化。尤其是,建立于尊重多种不同个体能力观念之上,学习者的不同需求应该通过平等和接近那些群体而被满足,那些群体由于个人、社会、文化或经济环境造成教育上的劣势,因而需要特殊的支持,去实现他们的教育潜能。
反省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不是真正面向“每一个公民”?我们努力教他们适应的,究竟是“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还是一场又一场考试?不可否认,近些年来我们的考试本身进行了很多改变,但是,如果这种升学制度不改变,单一的目标、路径得不到纠正的话,仅仅靠考试上的花样翻新,照样不能使中小学教育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轨道。
二、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
素质教育真的是无处不在吗?其实它是专属于基础教育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本分是实施专业和职业的教育,在特殊条件下,即便需要,也是补课性质的。反思30年来不是“窄化”就是“泛化”的教训,是到了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的时候了!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指明了教育包括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规定了“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的核心任务,优化了教育改革宏观环境;1993年《纲要》将教育由“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还要求“学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随后又有一系列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意见出台,基础教育实践变革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展现出一幅由外延式变革向内涵式发展逐渐推开的绚丽画卷。
新基础教育心得体会范文4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特点；教学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的课程，对象是高校一年级新生，主要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人生，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树立应有的法制观念，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教育者只有根据《基础》的特点，研究大学生选择和接受教育的特点，精心选择和实施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才能使教育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基础》的特点
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实施要依据课程本身的特点，《基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必修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比，《基础》具有如下特点。
（一）综合性
《基础》教材由三个主体部分组成，分别是思想教育、道德观教育、法制观教育。其内容虽然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但涉及内容却很丰富，牵涉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因此，教材在编排上除了注重本课程体系和教学目的要求，还吸纳了交叉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依据这一特点，《基础》教学要求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以及其他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理论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等方面遇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做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和阐释，使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得到增强。
（二）简易性
《基础》是一门公共基础课，与专业课相比，甚至和其他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具有明显的简易性。当然这种简单易懂的特点，与基础的定位是分不开的。《基础》的命名中“基础”二字本身就体现了这门课程的基础性定位。而且从教学规律上讲，《基础》是作为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入门课程来开设的，它以解决一年级新生成长成才所遇到的基本问题为切入点，结合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转变，着重进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基础》作为入门课程的基础性定位决定了它教学内容的具体、形象和简单易懂。与其他课程相比，它没有太过高深的理论阐释，很多内容都非常符合一年级新生的思想特点和需求，和大学生活非常贴近，为学生所熟知，也是他们经常面对的一些实际问题。
3.实践性
《基础》旨在培育大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因而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大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根到底是实践，并不是为了单纯地学习理论知识。如果在学习中只是单纯掌握理论知识，把概念、条文背得滚瓜烂熟，而实践方面却与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背道而驰，这样的学习就失去了意义，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基础》在教学中要注重实践性，在传授法律知识和道德知识的同时，要重视知识向实践的转化，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
二、《基础》对教学提出的要求
每门课程都有自身的特点以及特定的授课对象，课程的特点以及授课对象决定了教学的方向与实施方案。《基础》的授课对象和课程特点对教学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基础》具有综合性、简易性和实践性等特点，这些特点要求其对应的教学必须在方法上体现灵活多样的特点。此外，当代大学生成长在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之中，与他们之前的几代大学生相比，他们所接受的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是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因此，《基础》教学在方法上必须不断创新，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新奇的事物能激发他们探究的兴趣，教育方法的不断变化与更新可以引领他们新的探究欲望，从而在《基础》教学上不断进行更深层次的教育活动。
（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基础》由于其实践性特点，传统的板书形式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基础》教学应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因为多媒体教学不仅节省了大量传统课堂教学写板书的时间，增加了讲解教学内容的时间，而且最主要的是多媒体教学信息量大，可以把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资料进行衔接，在极大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对学生的感官造成极强的冲击力。这样的多媒体教学加强了教学的直观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感染力，从而更加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课堂讲授效果大大提高。
（三）生活化的教学内容
当代大学生面临纷繁复杂的世界，本身就有诸多困惑，更何况作为新生，他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迈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这种环境的改变必然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不适，这正是《基础》教学要帮助他们解决的问题。因此，《基础》教学必须把教学内容生活化，根据这一年龄段的学生特点，紧贴他们的生活实际，满足他们的思想需求，正面回答并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中所关心的问题，帮助他们度过人生成长的关键期。
三、关于《基础》教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基础》的特点以及对教学的要求是教学方法改革与实施的依据，依据这些特点和要求，《基础》在教学方法上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辩证实施，不可偏废。
（一）理论灌输与渗透教育相结合
《基础》教学中，适度的理论灌输是非常必要的。本门课程的知识体系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是天生的、自发的，只有在认真学习掌握理论的基础上才能保持正确的理想信念。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由于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的普及，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导致部分大学生存在政治理想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偏离、法治意识淡漠等问题。因此，根据教材内容编排，按一定的知识体系，对大学生进行一定程度的思想理论、道德知识和法律知识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使他们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
不过，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基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简单易懂，即本门课程的理论深度有限，并不特别高深，有时过多的抽象理论阐释和灌输往往适得其反，虽然它对于掌握社会规范基础知识的学习是有成效的，但在促进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及对社会规范的遵从态度方面却有着明显的缺陷。因此，针对《基础》的特点，其教学方法还要重视渗透教育。因为人的思想具有普遍的渗入性，它渗入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在《基础》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各类德育资源，把这些资源运用到教学中。如学习“社会公德”内容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视频，先进人物的事迹可陶冶、滋润学生的心灵，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二）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并重
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使得他们的民主、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愈来愈强烈，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人格。与此同时，他们还有非常强的独立思考意识和能力，习惯于独立进行比较和判断，他们对于前人的实践和结论，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习惯于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在事实面前接受真理。大学生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基础》是学生与教师之间形成的共同思考和交流的过程，它需要教师以参谋者、探讨者的身份和学生平等相处，充分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相信他们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给予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切忌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说教和训导姿态。
然而，传统德育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育活动被简单看成“我说你听”的单向说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只是一个被动接受者而非主动参与者，从而导致他们对教育丧失兴趣，产生抵触情绪。改变传统的《基础》教学方法就要切实调动教师教学主导和学生学习主体的两个积极性，做到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并重。作为教育者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要多开展互动式教育，“辩论式教学法”就是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作用的教学方法。比如，在学习有关“诚信”的内容时，学生都明白“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社会需要诚信，大学生应该讲诚信”。但在实践中却不尽如人意，追根溯源，是许多人认为“讲诚信吃亏”。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可以设定辩题：“讲诚信吃亏还是不吃亏？”组织学生辩论，通过辩论让学生澄清思想认识，改变错误认知。
（三）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并行
课堂教学是德育课程的主渠道，课堂教学具有明显的德育功能，古今中外众多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把“教育性教学”作为教学的基本概念，强调课堂教学的教育性。因此，课堂教育依然是大学生德育的重要方面。但是，“知识的传授比品德的形成相对较为容易，知与行相比较，行更重要”。“最好的教师知道负责任、诚实和良好公民条件不能在一门课程中‘教’出来，因为这种品质是通过日常活动而不是通过日常演讲而形成的”。故而，《基础》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范围，因为只注重课堂教学环节的德育，忽视学生在课外的德育，只会使学生认为课堂上所学的东西可以同课外、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情相分离，从而抵消课堂内的教育效果。思想道德教育的本质是体验，在现实环境中体验道德、法律，有时比在课堂上教授更为有效。比如在学习“竞争和合作”的内容时，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走出校门合作完成作业，与其他小组展开竞争，在他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直接体验合作与竞争的感受，从而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处理好合作关系，如何才能在竞争中获胜，等等。
（四）思想教育和心理教育相融合
《基础》是针对大学一年级新生开设的，大一新生刚刚由中学阶段迈入大学阶段，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使他们有时往往难以适从，再加上他们远离家人及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如果这些心理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发展成为思想问题。作为教育者，“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教育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简单地看成是思想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中不少是心理问题或者是由心理问题引发的思想问题”。为了让一年级新生积极应对过渡期的矛盾，《基础》教材的第三章第三节有专题论述大学生如何“协调身心关系”，但这远远不够。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材内容，将心理教育融入思想教育，或将思想教育融入心理教育，实现两者的融合。例如：有的宿舍同学关系紧张，在学习“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可以开展“团体心理咨询活动”——20个“我是谁”。首先让每位同学至少写出20个“我是谁”，其中既包括优点，也包括缺点。然后让团体成员在小组内（可以按宿舍）交流，教师要引导学生抱着理解他人的心情，去认识团体内一个个独特的人。最后请每个小组代表发言，交流活动的感受。团体心理咨询活动可有效促进团体成员进一步认识并接纳自我，进一步认识并接纳独特的他人，做到在实践中能换位思考，宽容对待他人，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参考文献：
[1]单中惠，杨汉麟.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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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础教育心得体会范文5
上海闵行教育快速发展探寻录之二 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闵行区酝酿了一场对基础教育进行“革新手术”的改革，以华东师大教授叶澜领衔的“新基础教育”推广性、拓展性研究与实践，在闵行区27所中小学先后展开。这场看似没有硝烟的教育改革，却触动了基层学校最敏感的“神经”，经历了“碰撞”、“认同”与“内化”的本土化过程，成就了一批校长、成就了一批老师，最终让学生受益 新基础教育 让教育还原为本色的教育，就是尊重、实践教育规律。 新基础教育 让教育为接受者愉悦接受的教育，就是以学生健康发展为本。 新基础教育 让教育成为师生互动的教育，就是追求师生共同发展。 解读 叶澜观点 新论一：在我看来，普通中小学是整个中国教育的基石，是孕育中华民族未来的摇篮。实现转型，是中国学校21世纪初变革的基本走向和关涉全局的基础性核心任务。 新论二：我把21世纪初中国学校变革的走向定为“实现转型”，即学校教育的整体形态、内在基质和日常的教育实践要完成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 新论三：“新基础教育”课题组与实验学校的成员，正努力地把上述认识转化为实践形态，开展着创建新型学校的研究性学校改革实践活动。 “新基础教育”宗旨 就是要从生命和基础教育的整体性出发唤醒教育活动的每一个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真正“活”起来。 “新基础教育”三个转换 一是以生命观为核心的教育观念转换； 二是改变学校日常的教学生活与班级生活，实现实践层面上的转换； 三是转变师生在学校的生存方式，实现师生生命在生存意义上的转换。 “新基础教育”四个“还给” 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 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的气息； 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的挑战； 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轨迹 1999年成立上海市新基础教育研究所与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同年实验扩大到十七所学校； 2000年上海市教委认定新基础教育研究所为市教育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同年实验学校扩大到27所； 2001年闵行区获第二届上海市教育科研成果推广奖一等奖。同年中国教育学会认定闵行区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区，主要探索新基础教育理论的推广问题。 为转型性变革铺路 经典提要：实现基础教育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是社会与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使命。而认定“新基础教育”理论作为引领闵行区学校实现转型性变革的选择，则是闵行人的慧眼与胆略。 有人说，选择一种理论就是选择一种变革的方式。这是十分有道理的。新基础教育理论力图“从生命和基础教育的整体性出发唤醒教育活动的每一个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真正‘活’起来。”这种“生命激活”理论正是闵行人多年求索的。认定了“新基础教育”就是要仰仗“新基础教育”来实现区域性基础教育的整体转型。 于是，成立新基础教育研究所、创设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组建新基础教育的指导与管理队伍的“铺路工程”在闵行区有序地进行着。 形式多样的新基础教育理论学习与宣讲活动在闵行区开展得如火如荼。从校长、书记到三大主任（教导、政教、科研）及三大组长（教研组、年级组、备课组）进行地毯式的“硬培训”，让基层学校的领导与教育教学骨干走近“新基础教育”，了解“新基础教育”；同时按自愿参与的原则招募实验队伍，实现“新基础教育”推广性研究在闵行的“软着陆”。 变革学校先变革校长 经典提要：“新基础教育”理论在推进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实验学校校长对“新基础教育”理论理解的深浅直接关系到学校整体变革的水平。因此，抓好校长这支队伍，致力于校长教育观念的变革，强化校长的第一责任人意识成为“新基础教育”推广性与拓展性研究的重要策略。 要当先生先当学生，校长要带领老师搞新基础教育，自己先要读懂新基础教育，没有这一点，实验是搞不好的。于是，该区成立了由实验学校校长及分管实验的副校长参加的新基础教育理论学习高级研修班。研修班在叶澜教授的指导下，一方面解读新基础教育理论，使校长对新基础教育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体系的结构及其丰富的内涵有了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深入课堂、深入班级，听课、说课、评课，看班级建设的状态，参加新基础教育的现场研讨。 为期一年的校长研修班使校长们获益匪浅。这种在专家引领下的学校校长培训模式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 教师在实践中变革自我 经典提要：五年来，从学校领导到实验教师在新基础教育的引领下学会了反思与重建，他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为有趣的变化是“源性”之变。以往，每当出现问题时，总是校长怪老师，老师怪学生，这叫从“校源性”到“师源性”再到“生源性”，现在正好反过来，学生出了问题，老师、校长先从自身找原因。比如，学生上课开小差，这是课堂上常见的问题。参与新基础教育实验的老师就会反思，自己备课、讲课是否需要进一步改进。有了这样的思考，老师看待学生的
眼光也就温柔了许多，师生关系自然紧张不起来。 一天早晨七点多钟，一位参加新基础教育实验的青年老师来找推广组的同志，说要她开一堂新基础教育的研讨课，心里实在没有底，怕搞砸了。说着就流起了眼泪。 新基础教育理论在向课堂推进的初期，这样的场景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在超越自我、变革自我的过程中，叶澜教授带领课题组的专家，会同闵行区教育局领导及区教科研人员“相约星期二”深入课堂第一线进行现场研讨，叶教授把它称为“号脉与捉虫”。刚开始，实验教师很不适应，专家评课直捅人的痛处，有时甚至忍不住要哭。于是星期二便成了“黑色星期二”。随着研究的进展，老师们感到专家的剖析入木三分，心服口服，当时虽然“很痛”，但过后却会产生豁然开朗的，让你思路更为清晰，人也更为自信。于是一些老师便开始“渴望星期二”。有一位老师原来要去医院动手术，听说叶老师要来学校指导，她手术也推迟了，一定要上一堂研讨课让叶老师指导。 三大承诺为变革之路护航 经典提要：闵行区在实现学校转型性变革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充分利用制度的力量推进“新基础教育”的实践研究。他们提出了“组织保证”、“时间保证”与“经费保证”的三大承诺作为实践“新基础教育”理论的重要保证。 闵行区自上而下纷纷成立了推广“新基础教育”的领导班子、工作班子与实验班子，作为实践“新基础教育”理论的支持系统。 区教育行政部门、教研与科研、师训、专家组协调行动，落实新基础教育的研讨、交流、学习与培训的时间。 五年来，闵行区各实验学校为开展“新基础教育”推广性研究投入了500多万元，力图从课堂教学、班级建设与新型学校的创建来实现学校从“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这一举措对闵行区基础教育的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实践 “双七条”：实践“新基础教育”的标尺 “新基础教育”始终把课堂与班级作为其转型理论论述的重要基点，并在实践层面给予高度关注。尽管如此，广大教师在操作的过程中仍有云里雾里的感觉。于是，参与实验的先驱们依据新基础教育理论以及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为实践者设计了“双七条”，即课堂教学七条与班级建设七条。 课堂教学七条是： 1、保证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自主学习的时间不得少于1/3；学习空间的结构要体现开放性、多样性与灵活性）； 2、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态； 3、实现师生之间的民主和平等； 4、培养学生的质疑问难； 5、促进师生的有效互动； 6、实现学生的“书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沟通； 7、注意教学行为的反思与重建。 班级建设七条是： 1、学生自主参与班级建设，体现学生主人翁意识； 2、班级管理中岗位设置的广泛性与动态性，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拥有自己的岗位，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3、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体现发展的均衡性； 4、班级建设中体现学生的创新性与特色； 5、关注学生在班级日常生活中的质量； 6、班级群体中对学生评价的多元性； 7、班级建设中家长的参与性。 “双七条”给老师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准绳。有的老师说，过去谁也不承认自己上的课是传统的，谁也不承认自己的教育观念陈旧，那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供人们参照的尺子。“双七条”的具体条款今后或许会变，但在改革中不断探索总结的思路不会变、也不该变。 听课评课新变化：听课听学生评课评老师 “新基础教育”的听课、评课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星期二”是“新基础教育”的研讨日。叶澜教授去实验学校听课，总是坐在教室前面，面对学生听课。新基础教育的听课，是听学生，听学生在课堂的表现，看学生的思维过程和发展，完全改变了以前听课“听老师”的传统模式，更加关注学生的发展。“新基础教育”的评课，多评老师的缺点少评优点，而且更加关注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的动态生成，抓住课堂教学的细节，培养老师在课堂教学中的教学智慧，教师“会教”和学生“会学”和谐统一发展，让师生的生命价值在课堂上得以充分体现。 我们是阳光：教师职业是尊严与欢乐 多少年来，教师的形象就是《烛光里的微笑》，照亮别人，燃尽自己，悲壮而无奈。可如今，闵行区华坪小学的教师们，却自豪地宣布：“我们不是烛光，而是灿烂的阳光！” 年轻校长王叶婷认识到：“只有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才能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他们进行了“营造师生发展空间”的课题研究。原来冷冰冰的管理变得亲切了，开会不再是布置任务，而是有效对话；校本培训成了“大家教大家”的小团体互动；教导处鼓励教师自主听课、自设研讨课、自报“三格杯”竞赛；科研室帮助教师在课题研究中，改变教育理念与思维方式。“校长信箱”“BBS”开通了；“华小之窗”改为可互动的电子版；“周末课堂”的读书会、拳操队、旅游团，还有“阳光书吧”“心语静室”……浓浓的大家庭式和欢乐的氛围，唤醒了老师们的主人意识。新教师顾燕红在读书笔记《“夸父逐日”新解》中写到：新时代的夸父们，除了坚韧不拔地按预定目标追逐太阳以外，能否改变思路，去迎接明天升起的太阳呢？或者想方设法，把自己变成发光发热的“太阳”呢？青年人大胆的思考，震撼了大家的心：如果每一个教师都能自信地宣布：“我就是太阳！”这才是学校的真正成功。 于是，他们大胆地改革原有的“宝塔式”奖励制度，创造了“阳光教师”群体培养机制，以“绿荷、蓓蕾”——“绿叶、剑兰”——“星光、阳光”教师来命名，阳光教师为最高层次。这样，每个教师都有“光环”与“台阶”，有了自信与追求。 后生不畏权威：学生向老师“叫板” 这是一堂小学语文的“新基础教育”研讨课。老师在讲到船过闸道时人会有一种“飞天”的感觉，这时有一个学生问：“飞天”是什么意思？老师随口答道：“飞天”就是飞向天空的意思。另一个学生站起来自信地说：老师，你说错了，“飞天”是敦煌壁画上的仙女。不是飞向天空的意思。老师很高兴地说，让我们为这位敢于指出老师错误的同学鼓掌，紧接着老师又问：你从哪里学到这些知识的？那个学生自豪地说，是在网上。老师又让大家为他能利用网络学习鼓掌。 面对学生的“叫板”，老师表现出一种高兴的神态，并给学生以鼓励，这正是“新基础教育”历来强调在教学过程中的“动态生成”，而充分利用这种动态生成来开发教育资源，则是教师教育智慧的展现。在“新基础教育”看来，我们的学校要承担起培养一代新人的重任，必须更新老师的学生观，唯唯诺诺、缺乏自信的学生不是“新基础教育”所期望的学生。鼓励学生向老师挑战是培养学生自信心的重要方面。为了这一点，教师有时还要特意地设计“破绽”来诱发学生的“叫板”意识和能力。 日本教授感言：学习，何必舍近求远 随着“新基础教育”在闵行区的深入开展，一批批考察学习的国内外教育代表团来到闵行，想对“新基础教育”看个究竟。他们下教室、进课堂、翻阅实验资料、召开师生座谈会，对“新基础教育”给课堂教学 、班级建设所注入的活力惊叹不已。 一个香港教育代表团的领队说：过去，我们一提起外出学习考察，那必是非英国莫属。现在看来，真是有点舍近求远了。其实从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理念来比较，参与新基础教育实验的学校绝对不比英国逊色。 “数学开放题及其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连续两届在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举行，来自世界各地及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当作为东道主的孙联荣校长向大会作了《新基础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数学开放题教学研究》的报告，当听了学校三位老师开设的开放题研讨课后，数学开放题权威、日本横滨大学的桥本吉彦教授兴奋不已，他惊诧于五年来实验给学校带来的巨大变化，惊诧于这里的师生展示给每一位与会者的积极的生命状态。听完课，他激动地说：“我听的课不算少了，但在‘新基础教育’听到的课，可以说是一流的，不管是教师的教育理念，还是学生积极的生命状态，都可以看出你们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我要以一个专业学者的身份，把你们在新理念下进行开放题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介绍到日本数学教学的权威杂志，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这样一所学校，知道你们为此所作的努力。” 是“新基础教育”让这里充满生机！ 大会操：教学状态优化了 4月6日星期二，在教育局的统一部署下，参与第一批实验的10所学校向全区的中小学开放，没有参与实验的学校校长、教导主任、德育主任、语、数、外教研组长分批就近参加了现场研讨活动。 听课、说课、评课、校长汇报，看似一样的程式，却有着丰富的内涵。一位五年前曾听过新基础教育研讨课的老师说，与开始相比全变了，学生的精神面貌、老师的教学状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校长说，现在看来，当初没有参加“新基础教育”的探索是不明智的。 五年的实践、五年的反思、五年的重建，新基础教育理论引领着实验者在促进基础教育的转型性变革的道路上求索前进。 闵行教育新貌：基础改革，深入人心；师生和谐，校园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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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全球化条件下的高职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是培养高职学生正确的职业定位、进取的职业态度、勇于创新的职业精神的需要，也是坚持就业导向、服务宗旨的办学方针，构建富有时代特征的、高职特色基础课程体系的客观要求。高职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应该借鉴国际职业教育中价值观教育的经验，发掘我国价值观教育的精华，明确新要求，建立新架构，创建新机制。
教育部2006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强调：“高等职业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职业价值观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内容，对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定位、进取的职业态度和创新的职业精神，提高学生的职业竞争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高职基础课程承担着传授基础知识，提高基础能力，培养基础素质的任务。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职业价值观的多元化，对高职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要求。高职公共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应该吸收国际职业教育中价值观教育的新经验，建立新架构，实施新机制。
1 高职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新要求
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新要求源于新问题。对比国际职业教育中价值观教育的经验，我国高职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目标单一．难以回应社会多元职业价值观取向的挑战；方法陈旧，缺少教育的感染力；内容偏重知识性，重理论轻实践，价值观教育止于课堂，止于理论，落实不到行动中去；教育的力量单薄，无法形成教育的合力，总体处于一种低投入低效率的状况。高职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要正视问题，缩小差距。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背景下，高校学生就业是国家统分统配。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强调社会主导性的单一价值观体系，对个人价值观的多样性重视不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就业采取双向市场选择，单一社会本位职业价值观教育正面临多元职业价值观挑战，高职院校的学生中出现了把金钱作为评价职业优劣标准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把当官作为奋斗目标的权力主义价值观等。高职院校必须应对多元职业价值观的挑战，帮助学生解决职业价值观的困扰．建立起以集体主体为主导的职业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教育力。现代科技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改变着教育方式。信息的多源性、可选性和易得性，为高职课程职业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开放、自主的环境，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高职教育应该变课堂中心、教师中心和教材中心为实践中心、学生中心和能力中心的观念，教师应成为教育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高职教育要培养学生职业价值观．只靠技术性训练课程不够，必须加强基础课程中价值观教育。当前，高职职业价值观教育的任务主要由政治思想课一门课程担纲，还应该发挥外语、高等数学、体育、公共计算机、大学语文等基础课程的作用，充分挖掘所有公共基础课的职业价值观教育资源，做好分工与合作，形成教育的合力，共同完成高职教育的使命。
2 高职基础课程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新架构
高职公共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涉及到课程的标准、内容、方法、环境和管理评价等各个方面．建立职业价值观教育的课程架构，必须从我国高职基础课程设置的现状出发，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的课程教育资源，构建出以思想政治课和就业指导课为主体，渗透数学课、外语课、体育课、信息技术等课程，重视知情意行结合的有特色、可行、高效的职业价值观教育课程体系。
高职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架构必须从我国高职教育现实出发。八十年代初，我国高职教育开始起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培养了大批技术应用人才。但是，由于高职院校建设时间短，基础薄弱，教育资源比较紧张。高职院校的基础课程除少数课程外，几乎都是大班上课．职业价值观教育与训练难以做到采取完全讨论的方法进行。加之．我国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的设置正处于改革之中，课程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度不高，新职业价值观教育必须超越小班形式，超越课堂和校园的空间，积极探索课外和校外教育空间的利用方式，重视大班课与小班课结合，必修课与选修课结合，讲授法与活动法的结合，校内训练与校外训练的结合．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个体教育与集体教育的结合，成功教育与挫折教育的结合，单项训练与综合训练结合，既突出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一元化要求，又要考虑职业价值多元化的现实，将校园精神、校园物质环境、文化教育科技和体育活动等纳入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范畴，将价值观教育落到各种教育活动中去，真正使高职基础课程职业价值观实施架构具有可行性和实践的意义。
高职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架构必须整合课程资源，深化课程改革，使课程职业价值观教育能够面向生活、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促进学生职业素质发展。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高职院校要“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建立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课程体系，基础课程改革就必须调整基础课程结构．加强职业价值观教育，压缩部分基础课程的理论课时，适当增加基础课程的实践环节．重视基础能力训练。职业价值观教育要从学校定位出发，从实现学校培养目标出发，突出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在高职思想政治课和职业指导课中，安排进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训练模块．以丰富原有课程的内涵，提高课程的思想性和教育的有效性。同时．还可以将有关训练模块渗透到相关的基础课程中去．列为相关课程的目标和考核要求，或者将多种价值观训练模块渗透到一门课程中。例如，健康与自然和谐的价值渗透进体育课程，全球精神的价值渗透进外语课程，真理与智慧价值渗透进高等数学课程等。在教育教学模式上，可以借鉴“四步教学法”的思想．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超越．提高高职基础课程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
高职基础课价值观教育架构必须吸取国际职业价值观教育的经验。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亚太地区网络组织编写的《学会做事》一书，虽然是一本关于在全球化下共同学习和工作中的价值观教育教师参考书．但其所提出的尊重人和尊重劳动的基础价值和健康与自然和谐、真理与智慧、爱心与同情、创造、和平与公正、可持续发展、国家团结和全球稳定、全球精神等八个核心价值，覆盖人发展的不同维度。书中将做人与做事教育结合起来，“反映了21世纪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改革的新动向，而这种变革又是深深植根于21世纪的社会变革及其对人的素质要求变化基础之上的。”我国高职基础课程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框架必须吸收先进的教育理念，破除满足教学需要就是只满足教师需要而忽视学生学习需要的观念，破除提高教学效果就一定要增加教学时间的观念，破除重视基础课程教学就是重视理论教学的观念。从课程设置、课程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等方面推动基础课程职业价值观教育，最终满足学生成长需要。
3 高职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新机制
推进高职基础课程职业价值观教育，必须强化目标责任机制、教学资源配置机制和评价激励机制。
高职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必须强化目标责任机制。职业价值观教育是高职教育的核心．决定着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为了提高职业价值观教育的质量，高职院校校长应该做价值观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学校教学委员会应该定期分析研究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情况。解决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高职基础课程职业价值观教育必须列入人才培养方案，写进教学计划。教学计划是教育教学的纲领性文件，是教学大纲制定的依据。高职院校的教学计划必须对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教学标准和时间、教学人员和设备条件等，提出明确要求。各门课程既要统一要求，又应有所侧重。对职业指导课和思想政治课两门职业价值观教育主要课程，应该强调发挥主渠道作用，在教学内容、课程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积极创新，做好示范；对外语、数学、计算机和体育等基础课程，要充分挖掘课程职业价值观教育资源，开展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模块训练，力求高职基础课职业价值观教育有目标要求．有责任主体和责任人，使工作能够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