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怒放的生命范文1
候鸟远途跋涉，为了找寻曾经遗失的美好；
繁星陨落天空，为了寻觅一个温暖的怀抱。
我亦苦苦寻觅，一个怒放的生命！我坚信：每一种生命的身上，都散发着属于自己独特的魅力；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隐藏着一个怒放的生命。
——题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的生命力可谓是相当的顽强，他们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怒放自己的生命。只要你给它一个根，它便可以为你绽放十几个暖春盛夏。寻古问今，赞美草的作品数不胜数，我一直以为，那些诗人、作者们所描写的草顽强的生命力，或多或少的含有夸张的成分在内。可那次亲眼所见，彻底颠覆了我内心的想法，使我不得不佩服每一株毫不起眼的草，使我真正找到了怒放的生命！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独自在姥姥家院中玩耍的我，发现了一株快要因缺水而枯死的草，那娇黄的叶子顿时让我起了恻隐之心。可转念一想，既然已经快死了，再浇水也没什么意义了，既然已经回天乏术，那干脆任由它自己在这里自生自灭好了。就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不想当晚便风雨大作，大雨整整咆哮了一整夜。第二天午后，天空终于放晴了，来到院中呼吸着新鲜空气，想到那株草，便跑去看看现在死了没？可是我却惊奇的发现，那原本在生死边缘挣扎着，已被我放弃了的草，居然奇迹般的绽放出了绿色，昨夜的大雨非但没能把它击垮，还为它提供了丰富的水。那是多么耀眼的绿啊！那抹绿，是小草苦苦挣扎才换来的保护色，是小草拼尽全力的成功！这，便是怒放的生命。是一直埋藏在小草灵魂深处的、最原始的生命！
什么样的生命才算是怒放的生命？我忽而明白了：怒放的生命是你拼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绽放你自己；怒放的生米是你对自己的不放弃来保护你自己；怒放的生命是你用活着的信仰来升华你自己；怒放的生命是……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象矗立在彩虹之巅，
就象穿行在璀璨的星河，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范文2
岁月好比一缕青烟，看得见，而摸不着。岁月好比在我的身上留下了一圈圈年轮似的沧桑，粗糙不堪。而我留给岁月的却是那绵延无尽的忧伤。一路走来，见证了太多的悲欢离合，黑白更替。我不知道是世界改变了我的单纯、天真，还是世界变的残忍。梦想中的世纪只有在童话时间中才会出现！永远也不会变的现实！
如果我的出生不是为了背负着一种责任。我想我应该可以活的更潇洒更洒脱。无忧无虑像风一样哗的来哗的去，所到的地方绿意盎然，美丽了别人也快乐了自己。
有时候真的很怯懦这个世界。虽然我对很多事情都嫣然一笑、泰然处之。嘴上说着无所谓其实我的内心很脆弱充满了伤痕。看上去我没心没肺，什么事情都不在乎。可是谁有知道，我内心中的痛，我在乎，很在乎！我像一只老鼠一样拘谨的躲避着别人的攻击。可当我也用笑容迎人也开始讲那些不痛不痒的话时，我渐渐的明白了一开始，每个人都有光滑的如陶瓷般肌肤，清澈空明的眼眸。纯新的梦想，孤立的个性。日子一天天追波竹流，受了伤，痛了才发现，原来被自己鄙视的做法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诠释。于是我被世界同化了
也只有在黑夜里，我才能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用来安放我那疲惫忙碌的心灵，才能将自己内心深处的记忆拿出来欣赏月光下的美景，才能和真正的自己诉说心情。让每一寸肌肤就好比沉浸在音乐里用跳动的音符来洗涤它浮华的身影。
生活在残酷中变味了，梦想在现实中枯萎了。
墙壁上的时钟却一刻不停的摆动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灵的挂钟——心脏。它虽然不是均匀的流动，但它却准确的记录了我们一生的心路历程，坎坎坷坷，跌跌撞撞。当钟停了，我们的人生也就走到了生命尽头。也许这样的结束是预示着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开始又从哪里结束。
漫长的是人生，短暂的是青春，所有面向死亡的修行都是为了更好的活着。可是现实是多么的残酷，我拼了命的努力换回来的还是的一败涂地，我只想证明自己不是社会的败类，生活中，学习中的压力我只能把它化作动力，痛苦了，满足了，可每次换回来的都是迎头一棒！不是说失败是成功他妈吗？可能是吧！希望我在失败过后会有成功的人生。
漫天纷飞的落叶静悄悄的走完生命的历程，终将归于故里——大地。飞蛾慕求瞬间的绚丽到火焰的底里去，只为了体现生命的意义。傲雪寒梅迎风怒放用行动诠释了自己独特的风姿。木槿那娇小身躯，在困境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用不屈的毅力抵御大自然的残酷、蹂躏。它们甚至比有些人坚强的多，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为了它，它们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乃至一切的一切。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生前这是它们的座右铭死后这就成了它们的墓志铭。这样的生命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好好敬畏，好好赞美呢？
什么样的生命才算是怒放的生命？我明白了：怒放的生命是你拼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绽放你自己；怒放的生命是你对自己的不放弃来保护你自己；怒放的生命是你永远不放弃的追求；怒放的生命是一首歌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象矗立在彩虹之巅，
就象穿行在璀璨的星河，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范文3
怒族神歌是怒族先民与神灵沟通的祭词和咒语,怒族先民幻想凭借神歌向祖先、神灵致意求助,渴望借助神力驱邪除魔。神歌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节日祭词、神灵祭词和鬼魂祭词等。节日祭词方面,碧江怒族的传统节日有开春节———“如密清”、祭谷神节,即“汝为”和“夸白”等。神歌的节日祭词主要有《怒族如密清祭词》和《年节祝词》、《祭谷神—汝为》、《祭雨神—夸白》等。神灵祭词方面,神灵祭词是源于怒族先民最初的自然崇拜观念,他们将日、月、山、河、风、雪、雷、雨等自然物和自然力本身视为与人一样具有生命、意志和巨大威力的神圣存在,因而对其产生敬畏和依赖之感,视其为信仰对象而加以敬拜或祈求。神歌中神灵祭词主要有:《瘟神祭词》、《猎神歌》、《猎神祭词》、《山神祭词》、《虫神祭词》、《天神祭词》、《克神祭词》、《和神祭词》等。鬼魂祭词方面,怒族先民以为人们的生老疾病都是各种鬼灵作祟的结果,每一种病都有一种病魔,人一旦发生灾祸和疾病,就请巫师占卜进行祭祀活动,并贡上猪羊等祭品。祈请作祟鬼神宽怒的祭词,一般都要向鬼神解释误会,赔礼道歉,以取悦鬼神,驱除病人身上的病魔,这样就产生了祭祀各种鬼魂的神歌祭词。神歌中的鬼魂祭词主要有:《喊魂》、《祭克鬼》、《祭厄运鬼》、《刮冷鬼》、《祭诅咒鬼》、《祭嫉妒鬼》、《祭夜鬼》、《刮关节鬼》、《刮污言秽语鬼》、《祭夜鬼》、《祭呕得鬼》、《祭眼疾鬼》等。神歌是怒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怒族先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是怒族原始宗教信仰和民族心理文化的体现。
怒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离不开祭祀和神歌。不论是耕种、狩猎还是灾祸、疾病,怒族先民都需要举行祭祀,请于谷苏(巫师)用神歌与各神灵进行沟通交流,祈求神灵的保佑和怒族村寨的平安幸福。神歌实际是怒族先民生产生活的曲折反映,它蕴涵了怒族先民质朴但又丰富多元的生态伦理文化。本文试对怒族神歌蕴涵的生态伦理思想做深入探讨。
一、神话思维模式建构的生态伦理
神话主要依靠形象思维,用类比隐喻、象征等方式来表达。[2](P.74)因此,神话思维是一种感性思维,也是一种隐喻性思维,须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相似和相联系的观念。怒族神歌不仅是怒族历史的折射,同时也积淀着怒族先民深层次的心理形态和思维形式。怒族先民生活于神灵感知的世界中,神话思维模式是怒族先民对自然万物的认知方式,然后通过神歌的形式表达保护自然、珍惜一切生物生命的生态伦理文化。
生态伦理作为在处理人类与自然实践关系中而形成的伦理认知,核心问题思考的是人与自然万物在本源上的关系。神歌的神话思维模式自有其观察天地自然与解释世界的方式。神歌《祭天》里认为是神创造了人和世间万物:“太初的时候/亘古的时候/祖先辈时神就创造了人/祖父辈时神就发明了人/会创造蚂蚁的神/会发明蚱蜢的神/会创造三星的神/会发明日月的神/会创造飞禽走兽的神/造就和主宰万物的神……”[5](P.142)而对于世间人类、鬼神的起源,怒族先民有自己的独特认识,认为人的祖先是从葫芦里走出来的,人与鬼神、妖魔共祖同源。在神歌《瘟神祭词》中,描述到在远古的时代,洪水泛滥,兄妹俩钻进葫芦里,万物都灭绝了,世间只剩下兄妹俩,洪水退去后,“阿哥从金葫芦里钻了出来/阿妹从银葫芦里跳了出来。”后来,阿哥和阿妹成亲后,生下九个男子和七个女子。“一对变成怒族/一对变成傈僳族……其中一对变成鬼神/一对变成妖魔/人类是这样繁衍起来的/万物是这样繁殖起来的”[3](P.8)。在神歌《山神祭词》也描述道:“管护森林的山神/管护峭岩的山神/你不是让人发病的神/你不是使人患病的鬼/你是人的同胞/你是人的亲族/你和人同父生/你与人同母生/你是美神/你是善神”[3](P.64)。神歌中运用了神话思维方式来认知人与自然、神灵的关系,体现了怒族先民神秘的思维观念。先民们认为是神创造人和万物,人的先祖来自葫芦,兄妹成亲后生出的孩子变成鬼神、妖魔,万物、鬼神、妖魔都是自然的精灵,而且人与神鬼共祖,万物具有同源性,表明本源上人与万物之间存在伦理亲和关系。
万物有灵是怒族神歌文化的基础,这种观念奠定了怒族先民对自然强烈的敬畏和尊重之情。首先,怒族先民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当认为灵魂离体时,怒人就需要摆白米饭、肉肴和熟鸡蛋去喊魂,把魂从野外或阴间冥府喊回家。推己及物,怒族先民认为自然界万物都是有灵魂的。碧江怒族“神”、“鬼”不分,统称为“于”,说明怒族先民没有将自身与神灵截然分开,而是认为神灵与人同源共祖,人的所有行为都受神灵支配。神灵和人一样具有生命和情感,人们可以通过神歌和神灵谈心交流,让神灵了解人的愿望和祈求,可以说,“神灵”观念在怒族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年节祝词》:“在这如密清到来之际/在这怒人节来临之际/怒人杀三年的阳猪/怒家宰杀三岁的公鸡/再加上香醇的清酒/再添甜蜜的杵酒/去祭高贵的天神/去祭尊贵的地神/祈求天神保佑怒寨平安/祈求地神保佑怒人兴旺”[3](P.35)。怒族先民观念中,神灵像人一样需要享用猪肉、公鸡以及香醇的清酒和杵酒。神灵像人那样有生命意识和生命形式,而且被赋予“灵性”显示出“神”的力量,能保佑怒人平安幸福。怒族先民以自我体验、自我意识的认知模式把自然神灵拟人化或人格化。在怒族先民看来,自然生物、神灵与人的生命现象是一样的,并按照自身的形象塑造了女猎神———“呷叭”。《猎神歌》中怒族先民所敬奉的女猎神是“主管着大山的兽灵”,她的“双眼长得又圆又明亮的/辫子长得粗壮而黑亮/牙齿长得又大又晶亮/双手长得粗壮又白胖/双脚长得粗壮而敦实/胸脯长得结实又丰满”[3](P.46)。年轻的猎人与女猎神在山岭上相会,并将猎神迎回家中。女猎神的头上戴上“白花的笓颇”(怒族妇女的头饰),颈上佩戴“红绿的珠子”,与猎人举行结婚仪式。我们可以看出女猎神“呷叭”俨然是一位美丽多情的怒族少女。怒族先民运用以象表意的神话思维形式,把女猎神人格化,想象猎人与女猎神的婚恋,来表达人与动物神灵之间的生态伦理观念。
二、崇尚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
怒族世代散居在怒江大峡谷地带,喜欢背靠大山而聚居于山腰或山脚底下的开阔地带,村寨背后的高山,陡峭的山崖或参天的大树,通常被当作神灵加以崇拜。怒族人认为万物都是上天赐予的恩惠,在自然环境中,每一处山、每一处水都有神灵存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奠定了怒族先民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之情。
怒族先民崇尚自然,自然崇拜是怒族原始信仰活动中最古老的内容,万物有灵观念在怒族神歌中表现的非常清楚,神歌中有天神、地神、雨神、山神、猎神、谷神、岩神、树神、虫神等。神歌《汝密清祭词》:“在这欢度如密清时/在这欢庆怒人节时/先祭高山的树神/先祭深谷的岩神/树神保佑怒寨平安/岩神保佑怒村安宁/树神保佑水源长流/岩神保佑庄稼稼穑……愿怒寨五谷丰登/愿怒村六畜兴旺。”[3](P.13)从祭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怒族先民非常重视保护村寨附近的森林,因为神树能保佑怒寨的安宁,保佑怒寨水源长流。怒族人认为万物都是上天赐予的恩惠,务必珍惜,不可亵渎。每一座有树林的山,都有一位山神守护。每个怒族村寨都有神树,被视为是图腾崇拜的象征,认为神树上居住着祖先的古魂和神灵,神圣不可侵犯。怒族人上山打柴时,要到神树跟前祭拜,祈求神树保佑村民砍柴时不会受伤。怒族人在进山砍大树时,要带上一只大公鸡和水酒,祭奠山神和祖先,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凡大树被砍倒之后,需要在树桩上放一个石头,意思是这颗树是被石头砍倒的,灾难不应降临到人间。
古老怒族原始宗教崇拜大自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有生命、有神灵,凡是有生命和灵魂的,都应受到保护与尊重,这里面隐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生命在其最低级的形式和最高级的形式中都具有同样的宗教尊严。人与动物、动物与植物全部处在同一层次上。”[4](P.116)哲学家纳斯(ArneNaess)说:“原则上动物所拥有的生存和成长的权利,与我们及我们的孩子所拥有的权力同样多。”[5](P.62)怒族人尊重自然、敬畏生命,认为花草树木、鸟兽这些生物和人一样,有思想、有灵魂、有喜怒哀乐,冒犯了它们,人会遭到报复。在匹河乡怒族村寨———老姆登有两棵古核桃树,自古村里男女老少从不敢随意靠近,有时放牧、耕地等经过时也要轻手轻脚,唯恐触怒古树上的神灵,招来不幸及灾难。
怒族村寨主要由不同的氏族组成,各氏族大都以一种动物作为图腾标志而命名。比如匹河乡老姆登村的六个氏族,即达华苏(蜂氏族)、斗华苏(猴氏族)、亚家苏(蛇氏族)、明黑华(鸟氏族)、纳着华(虎氏族)。怒族人认为自身与某种动物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他们是这些动物的后代。这些村寨氏族大都流传着有蜜蜂变人、鸟变人、蛇变人等神话传说,比如蛇氏族的由来,是远古时一个怒族姑娘上山砍柴和蛇交配而生下蛇族人的。[6](P.114)这些氏族图腾、神话传说其实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道德。我们今天依然还可以从怒族的姓氏、服饰的色彩图案看出怒族原始图腾崇拜的遗迹。例如匹河怒族乡老姆登的虎氏族姓“腊”,蛇氏族姓“亚”等;从贡山怒族织就的传统毯子和怒族手工品挎包上的条纹图案,让人联想起条纹状的虎纹;从怒族妇女的黑色围腰中可以寻觅到怒族所崇尚的黑熊的颜色。怒族先民以蜂、蛇、虎等动物作为氏族的始祖,认为本氏族与某一种动物有血缘关系,在氏族成员身上也具有某种动物的神秘属性,而且这种动物能保护每一个氏族成员,本氏族成员禁止猎食本氏族的图腾物。按照怒族人的说法,每一个人、每一个氏族甚至每一个民族的灵魂,都与自然界的某一种生物(动植物)有关。虽然这是一种原始的图腾崇拜遗迹,但怒族先民将自己与自然生命融为一体,体现了怒族崇尚自然、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因为“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区分,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7](P.103)。怒族先民认为自然中的所有生灵都拥有同等生命尊严,都应受到同等的道德关怀,这使得怒族人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成为了一种可能。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也成为怒族人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范文4
愤怒是个人的欲求和意图遭到妨碍时产生的一种消极情绪体验。许多小学生，由于情绪的自我调控能力较差，冲动性较为明显，因此常常在不该发脾气的时候发脾气，因为一点儿小事就会相互打起来，因为父母的某些做法不够合理而冲父母大喊大叫……
但小学生的愤怒来得急，去得也快，比如有的小学生可能今天因为发生一些矛盾而大发雷霆，而明天两个人就可能一块儿做游戏，这一点在小学低年级表现尤其明显。
在日常生活中，引起愤怒的原因很多，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愤怒的情绪体验。愤怒是一种有害的情绪状态，常常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如同学关系疏远，师生关系紧张，而且长期、持续的愤怒对个体的健康损害也是极大的。《内经》上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当人愤怒时，交感神经兴奋增强，从而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所以，经常发怒的人，容易患高血压、冠心病，而且可使病情加重，甚至危及生命。愤怒可使食欲降低，影响消化，经常发怒可使消化系统的生理功能发生紊乱。愤怒还会影响人体腺体的分泌功能；过度的愤怒甚至还会使人丧失理智，引发犯罪或其他后果，因此控制愤怒的情绪十分重要。
由于愤怒常常是突发性的情绪反应，在所有的情绪控制中，愤怒的控制是最难做到的，即使成人也会有“勃然大怒”的时候。但是，愤怒和其他情绪反应一样也是可以控制的。
1.情境转移法。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事会使人产生愤怒的情绪。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尽量避开，暂时躲一躲，以免刺激我们发怒。比如，可以出去走一走，听听音乐，或者和谈得来的朋友在一起聊聊天，干点儿自己喜欢的事，心情就会好起来。
2.理智制怒法。
当你动怒时，最好先想想以下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我为什么生气？这事或这人值不值得我生气？生气能解决问题吗？生气对我有什么好处？可以在即将动怒时对自己下命令：不要生气！坚持一分钟！一分钟坚持住了，好样的，再坚持一分钟！再坚持一分钟！两分钟都过去了，为什么不再坚持下去呢？用理智来控制发怒的情绪反应。
3.评价推迟法。
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件当时使你感到“怒不可遏”的事，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感觉到已经不那么值得生气了。因此，当我们因为某件事情要生气时，不妨先把它放下，等过一个小时、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之后再去想它。
4.情感宣泄法。
如果有的事情或人有充足的理由使我们发怒，这种情况下不妨坦率地把心中的不满讲出来，你就会发现心里会爽快一点儿。也可转移目标发泄出来，比如去打沙袋，或去跳健美操，都能减少愤怒对自身的伤害。但要注意情感的宣泄要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不可在情绪的支配下，作出过激的行为。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范文5
根据成长叙事所占比重的不同,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当代中国教育类电影分成两类:第一类以青少年成长历程为聚焦点的影片,如《祖国的花朵》、《花儿怒放》等;第二类是以塑造教师形象为重心的影片,如《凤凰琴》、《一个也不能少》等,这类影片强调的是教师对责任的担当与对信念的坚守,其中有关成长的戏份相对不是很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这两类教育类影片(特别指前者)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教师挽救问题少年”、“好学生帮助后进生”、“不良少年最终浪子回头”等主线,可以将这种成长叙事概括为“园丁-花朵”模式。近年来,虽然教育类电影的成长叙事出现了可喜的突破,不过“园丁-花朵”模式的影响依然强大。为了便于论述,我们不妨先从获奖国产影片《花儿怒放》(2001年,导演毛小睿)[1]说起。
一
第一次看《花儿怒放》时,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特别是当我们把它与影片《死亡诗社》(1989,又译作《春风化雨》,以下简称《死亡诗社》)进行比较时,更可以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
相似一,两部影片的男一号都是以引路人身份出现的特立独行的语文教师:《死亡诗社》中的基丁(罗宾・威廉姆斯饰演)和《花儿怒放》中的丁天(刘烨饰演)。两人都才华横溢(一位曾经是诗社成员,一位是业余作家),他们都以闯入者的身份来到了一所名校(一所是威尔逊预备学校,另一所是上海的100中学);都是孤身一人,妻子(女友)都远在首都(一个在伦敦,一个在北京)――这也许为他们后来的孤立无援埋下了伏笔。他们都满怀激情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教学创新,教学方式如出一辙,他们都在第一节课都让学生离开教室去体验生命:“船长”基丁邀请学生在校史展览室去观察和体验把握时间(“卡皮迪恩”)的奥秘,丁天则让学生骑着自行车重回熟悉的大街,试图让他们体会“改变”的感觉;他们与学生“平起平坐”,即使在教室里也喜欢下蹲或随意地坐着,而不是待在高高的讲台上;他们都热爱体育,热爱足球、跑步和篮球,都和学生们一起在球场上驰骋;最后,两人都面临着被辞退或下岗:基丁因学生尼尔的自杀而被当做替罪羊而黯然离职,丁天因学生的摸底考试分数低于平均分而愤然辞职,经过学生集体请愿才得以留任。
其二,两部影片都有一批被教师改变或感化的学生。对于成长过程中茫然失措的学生来说,“伟大的相遇只有一刻,成熟便疯长起来”。[2]在《死亡诗社》中,基丁老师的到来点燃了学生们的激情,他们开始寻找和发出自己的声音:酷爱戏剧的尼尔瞒着家里参加了戏剧演出;诺克斯鼓足勇气追求心仪的女孩克里丝;查理以“死亡诗社”的名义在校刊发表文章,公然与校长对话,呼吁威尔顿招收女生,即使遭到鞭笞也矢志不移;自卑、懦弱的托德走出了优秀的哥哥的阴影,不仅当堂写出了极富想象力的诗歌,而且开始敢作敢当,在影片的结尾,当基丁被迫离校时是他第一个挺身而出向老师认错,并且跳上了桌子向老师致敬。在《花儿怒放》片中,在丁天的感召和改变下,打架斗殴、迷恋游戏机的“刺儿头”施浩开始洗心革面,专心学习,最终获得了电脑比赛的大奖;曾热爱舞蹈的尖子生韩冰在中考前夕重新穿起了儿时的芭蕾舞鞋,瞒着父亲重新跳上了舞台;口齿不清的马骏在聪明弟弟的陪衬下被认为智商低下,一直形单影只、郁郁寡欢,在丁天的鼓舞甚至是呵斥下,他依靠自己出色的绘画天赋建立起了自信(获得了金奖),在影片的结尾,是他在课本剧舞台上代表全班勇敢地说出了学生们的心声,成功地挽留住了老师。
其三,两部影片中都塑造了引路人的对立面――校长、教师和家长群体即传统教育理念的代言人。在类似的升学目标(美国的名牌大学入学考试和中国的重点高中的中考)面前,美国校长最大的骄傲是学校每年有75%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中国校长信奉的是“考试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剧中的家长们都有着望子成龙的心态,不同的是,美国家长期望的是孩子成为中产阶级从而改变命运和身份,而中国家长期望的是孩子能够摆脱父辈们插队回城的落寞和下岗的困苦。
由于存在着以上这么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花儿怒放》是一部《死亡诗社》剧的模仿秀。不过,在成长主题的表现上,由于对成长过程、复杂程度、生命体验的理解的差异,《花儿怒放》与《死亡诗社》的叙事策略和模式有着很多的不同,《死亡诗社》是生动的、复杂的、丰厚的,而《花儿怒放》是静态的、单纯的,单薄的。《花儿怒放》与《死亡诗社》的距离和差异不在于题材,也不在文化,而在于成长叙事的策略以及这一过程中所展示出的诚意和锐气。
二
经历世事是成长的必由之路,这意味着未成年人要与陌生的未知世界、作为“他者”的成人世界(父母、校方以及校内外的各种角色)进行接触、碰撞和较量,应对各种或美好或残酷的后果,从而获得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美国学者伊萨克・塞奎拉对涉世有过这样的界定:“涉世是一种存在的危机或生命中一系列的遭遇,差不多经常是令人痛苦的,伴随着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获得关于他自身,关于罪恶的本性或关于世界的有价值的知识的经历。”[3]这就是说,成长是复杂的,残酷的,成长的过程虽然不乏浪漫与诗意,但伴随着成长过程的,还有痛苦,有危机,有遭遇。他们不得不面临着青涩的、残酷的成长之路和漫长的挣扎历程,甚至,青春变得鲜血淋漓,只剩下绝望之花,走向毁灭;在这一过程中,青少年对生命的体验逐渐加深。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青少年的悟性和际遇不同,成长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成长有着太多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同的完成形态。
就成长的复杂性而言,《死亡诗社》的叙事是真实而细腻的,它还原了成长的各种苦涩的情境和味道,如男校学生青春期性意识的萌动,少年派对的放浪形骸,纽旺达的离经叛道,诺克斯偷吻醉酒女孩而被打的暴力场面,“死亡诗社”在暗夜中的神秘行动以及在逼迫之下对基丁的集体背叛,等等。而《花儿怒放》基本停留于描绘一般化的成长景象,主要关注的是孩子们如何考出好成绩,德智体美劳如何全面发展,问题少年如何浪子回头等,甚至连引路人丁天愤然辞职的原因也是因为学生不能考出高分而非其他因素。影片中除了对施浩的打架稍有涉及外,基本上忽略了叛逆的青春和另类的成长,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性的觉醒期的迷惘,只是轻描淡写地用校长的话“这个班的孩子特别有个性”一语带过。
就成长的残酷性而言,《死亡诗社》冷静再现了成长的各种后果,直面悲剧甚至青春的毁灭,而《花儿怒放》则是有意简化了成长的过程,绕开或美化了种种沉重的后果。两部影片大相径庭的结尾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死亡诗社》中,当尼尔不顾父亲阻挠,在他深爱的戏剧舞台上全力绽放之后,在一个美丽的雪夜孤独地绝尘而去,青春之花就此凋零,基丁也因此被当做替罪羊被迫离职。而《花儿怒放》的结尾则是:在全年级摸底考试中,踌躇满志的丁天因为没有完成校长的规定任务,决定离开学校,这时他的学生们以一场精彩的演出和突然的请愿为他赢得了继续任教的机会,一直和丁天站在对立面的家长和校长也纷纷改弦更张,热情支持他的教学改革,最终丁天以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小说《花儿怒放》,和学生一起把它拍成了电影,学生们最终或如愿考上了各自理想的学校(重点高中、美院附中等),或获得了大奖得到社会的肯定。这种大团圆的结尾虽然让担心丁天命运的观众松了一口气,但这种皆大欢喜的叙事毕竟遮蔽了成长过程中太多的残酷和沉重。
如果要再说远一些,影片中有许多可疑的情节可能也来源于这种叙事所留下的隐患,比如,刚刚大学毕业(而且是上海大学这样的综合类大学而非师范院校)的丁天,还没有转正就当上了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在考试前夕还和校长立下了军令状,考不好就辞职!如今的重点中学有可能如此儿戏和瞎折腾吗?还有,初三学生在新学期的第一节课居然骑自行车跑到车流滚滚的大街上(且不说他们是否都有自行车),看着孩子们东张西望地“观察生活”,真是让观众提心吊胆,为学生们的安全捏一把汗!再如,在北京工作的女友一直在劝丁天放弃上海的工作,但是当丁天被挽留后她却不知所终,再也没有出现。要工作,还是要爱情?主人公面临的这个难题,编导似乎实在解决不了或不愿面对,干脆避而不谈,影片的结尾我们看到的只有师生们“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浪漫画面。这些可疑的情节设计,可能都是出于同样的叙事需要:避开现实的残酷和挫败,凸显成长的诗意和幻想。
就成长中的生命体验而言,《死亡诗社》给予我们要更为厚重和充实。两部电影虽然都有一个共同的隐喻,即将青春比作了“花朵”,《死亡诗社》剧中一开始基丁老师就用丁尼生的诗鼓励学生们抓紧时间:“及时采撷你的花蕾/旧时光一去不回/今天尚在微笑的花朵/明天变得风中枯萎”,尼尔自杀前也戴上了演戏时的道具花环。《花儿怒放》更是直接以花儿作为了片名,片中的校长也把学生当成了她养护的花。不过,就生命体验的表述而言,前者突出的是对生命的思考和悲悯,而后者只是强调了青春的表征而缺乏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在《死亡诗社》中,梭罗的诗歌反复出现: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这几句诗是“死亡诗社”的座右铭,也是影片对生命体验的一种深刻诠释。人为什么活着?如何在校园里生活?如何看待生命?这是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常常思索的问题。在《死亡诗社》中,当孩子们从在山洞中吟诗,当他们跳上桌子集体向“船长”致敬,当诺克斯勇敢地向心仪的女孩吐露真情,当尼尔用死亡来表达对自由意志的捍卫,我们能够感受一种对生命中的自由和尊严的崇敬,感受到孩子们日益强大的生命意识和精神力量。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基丁和孩子们的反抗,不仅仅是对刻板的教育制度的反抗,更是对生命本质的庄严拷问,是“个体生命以多元性、差异性、离散性对既定的统一控制的对抗”。[4]而《花儿怒放》在生命体验的叙述上却让我们收获甚少,韩冰、马俊、施浩们的转变和进步,主要是学业上的、性格上的,他们的成长和成熟,更多的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要依靠他者的认可如获奖来正名而非对自身的强大。他们努力学习的主要目的甚至是为了留住老师,他们的生命意识只能说还刚刚萌动,还远没有学会“吸收生命中的精华”,还只是等待“园丁”来培育的“花朵”。
就成长的完成状态而言,《死亡诗社》的形态要比《花儿怒放》更为复杂,不仅有完成的成长,还有未完成的成长或拒绝成长。成长的过程和结果并非只有顿悟之后成长或正在成长这种情况,常见的还有不能成长受挫、迷茫依旧或拒绝成长这种种结局。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德国影片《铁皮鼓》(1979)里的“奥斯卡”,他在意识到了成人世界里的邪恶、罪恶和虚伪之后,选择了拒绝成长,永远地停留在三岁,永远地停留在94厘米,不再长大,用从不离身的铁皮鼓和尖叫作为他反抗成人社会的武器。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教师只能在一旁引导而难以直接介入和建构成长过程,学生的成长并不是只依靠教师的教育就可以改变的。任何班级里都会有一些拒绝改变、“旁逸斜出”的学生。正因为如此,教师即使再怎么呕心沥血,用心良苦,但在某一时段他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失败。
《死亡诗社》中就有这样一位很少引起注意但又令人无法回避的学生:卡梅伦。卡梅伦虽然也全程地接受了基丁老师“春风化雨”般的教育,也参加了“死亡诗社”的全部活动,但种种事实证明,卡梅伦始终是原来的卡梅伦,他不但不能理解老师的苦心,也扭曲了自己的意志。在第一节课后,他不能理解基丁老师精心的体验生命的教学设计,只是奇怪地问:这个会考吗?在校方为尼尔之死而寻找替罪羊时,他明知道过错不在于基丁老师,但是他还是明哲保身,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死亡诗社”,将责任推倒了基丁身上,并借机将殴打他的纽旺达驱逐出校门。在电影的结尾,当死亡诗社成员大半成员跳上桌子为老师送行时,卡梅伦等学生仍然岿然不动,虽然表情困惑,但依然立场“坚定”。卡梅伦的“执拗”固然是可悲可叹的,但这种未完成的成长我们也无法视而不见。而且,这种成长状态也许将永远存在。而《花儿怒放》中的孩子们却并非如此。他们一个个都是那么纯真善良,最多只是做些恶作剧,在海滩上他们都是一样的笑颜如花,抚慰着丁天受伤的心,他们仿佛都是温室里被修剪的花儿,虽然表面上万紫千红,但都是同时开放,同时吐露芬芳,同时花开花谢,这种叙事显然没有充分展示出成长的不同形态,因此片中对一些学生的成长和变化的刻画显得不太可信,比如,影片的主角之一女生韩冰的改变和成长就过于突然,过于顺利,有些不可思议,她很快就从对学习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而突然开始向往心爱的舞台,并且质问自己的跟班好友“你站在哪一边”(正如尼尔质问劝阻自己演戏的舍友托德一样)。女儿如此,父亲也如此,与尼尔父亲的执拗与顽固相比,经历过插队和下岗的、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的韩冰父亲的转变也是在莫名其妙地瞬间完成,他的宽容与理解显得那么的突兀。这些都是《花儿怒放》的成长叙事留下的某些缺憾。
三
无数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成长既是个人的事,也与社会密切相关,如马尔库塞所说:成长“作为一个文化与社会的症候点,不仅关系到年青的一代,也联系着当代社会。”[5]青春不是无因的反抗,成长永远是社会的症候;成长中既有浪漫与诗意,更有现实与残酷。同时,学生大多都有着自己既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师作为外力只能作为成长的情境和动因出现,而成长的体验是不能被复制的和替代的,成长不是同步完成的,它有着某种滞后性和某种不可预见性。所以,合理的成长叙事应该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的。
作为一部探索中国教育的影片,《花儿怒放》的编导无疑是想有所突破的(该片编剧是英年早逝的平民作家李肇正,有过多年的中学教学经验,临终前是一位优秀的中学高级教师),但遗憾的是,《花儿怒放》由于对成长的过程的复杂性和完成形态叙述不足,对成长的青涩和残酷视而不见,忽略了成长中的生命体验,难以真实还原成长的过程与真相,也难以表现特定历史时期人生际遇中成长的创伤性体验,无法在感伤中渗透对历史的思索,从而达成社会反思中的自我重建。不过,这种缺憾,不仅仅与编导的尝试和想象力有关,也与当代中国教育电影的成长叙事模式有着直接的渊源,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园丁-花朵”成长叙事模式。[6]
所谓“园丁-花朵”模式,就是在成长电影中将学生看成是需要修剪和养护的花朵,作为园丁的教师,根据某种共同的教化目标或理想,在帮手(好学生)的协助下,对问题少年或落后学生甚至是少年犯进行“修剪”,最后培育出共同进步的花朵。在《花儿怒放》中,奚美娟饰演的“校长”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可谓是这种叙事的最佳注脚:每一个孩子都是优秀的种子,学生都是被培育的花,不同的花的习性不同,需要不同的栽培和养护方法,看着花一天一天改变,和昨天不一样,你会喜悦的。
在当代中国教育电影中,这种“园丁-花朵”模式可以上溯到新中国早期的教育影片《祖国的花朵》( 1955,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它的主题歌,以下简称《花朵》)。《花朵》讲述的是一群新中国的少先队员在老师和志愿军战士关怀下成长的故事,影片中有两个后进学生:性格暴躁的淘气大王江林和任性、娇气的杨永丽,他们也是班上唯一没有戴上红领巾的学生,最终, 在少先队辅导员冯老师和志愿军战士的引导下,在先进形象――中队长赵慧明――的帮助下,两个后进生改正了自我,融入了集体,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这部电影确立了“园丁”培育“花朵”、“好学生”帮助“后进生”的成长叙事模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了当代中国教育电影的一个传统,其后的《罗小林的决心》(1955)、《青春的园地》(1955) 、《两个小足球队》(1956) 、《哥哥和妹妹》(1956) 、《中的小主人》(1958) 、《女跳水队员》(1964) 、《雁鸿岭下》(1966) 等,大都延续着这一模式。
这种影片对成长过程的理解与表现往往比较单薄,对浪漫与诗意的表现要远远多于对残酷与创伤的关照。在这些影片里,成长叙事缺少了丰富性和不可预期性,缺少了游移、徘徊和否定和拒绝,缺少了沉重与感伤,也缺少了对生命的感悟。这种模式在一定时间内自有其合理性,不过,由于它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社会教化作用,难免忽视成长主体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难免打上类型化、概念化的烙印。
新时期以来,中国教育类成长电影虽然打破了以往僵化的模式,教育主体的人格魅力也逐渐加强,影片折射出的教育理念也有所更新,如对“后进生”和“问题少年”的界定和评价标准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成长的复杂性和不同形态等方面也有所突破,如《红衣少女》(1984,根据铁凝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展示出未成年人对成人世界的失望,《我和我的同学们》(1986)在影片的结尾也流露出淡淡少男少女对爱情的怅惘,不过,“园丁-花朵”的成长叙事模式依然大量存在,在《苗苗》(1980) 、《四个小伙伴》(1981)、《绿色钱包》(1981) 、《闪 光 的 彩 球》(1982) 、《候 补 队 员》(1983) 、《十 四 、五 岁》(1984) 、《少年犯》(1985)、《少 男 少 女 们》(1987) 、《菱角将军》(1987)等一系列影片中,“园丁培育花朵”、“后进变先进”、“不良少年浪子回头”等依然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线,上面重点讨论的2001年出品的《花儿怒放》也不例外。
“园丁-花朵”模式的真正被打破,是在路学长、贾樟柯、张扬等第六代导演的“成长电影”或“青春电影”兴起之后的事情。张扬的《看上去很美》(2005)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看上去很美》的英文名是little red flower(小红花),不过,这朵“小红花”与以往的“花朵”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味。影片中,“小红花”不是以往的象征着美好童年的符号,而是教育规训和成人期待的隐喻。
《看上去很美》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寓言,是一个彻头彻底的拒绝成长或成长受挫的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所熟悉的“园丁-花朵”模式中的角色似乎一个都没有出现,人物的功能也被完全颠覆了。“看上去很美”的幼儿园不再是阳光明媚、充满快乐的地方,而是充满着阴森、压抑和沉闷的牢笼,影片的配乐竟然是悬疑片和恐怖片中常见的音乐!影片的色彩也基本以暗色为主,唯一的蓝色和白色只在方枪枪的梦中出现过。影片中时隐时现的“小红花”似乎在告诫着我们:孩子的天性,童年的想象力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可能也被成人的规训残酷地抹杀了,孩子的长大成熟,注定要经历太多太多的挣扎。
自《看上去很美》之后,特别是近两年来,中国教育类电影表现成长的叙事手段日趋多元化。不过,与世界优秀的教育类成长电影相比,我们仍然有很多的不满足。我们仍缺少《四百击》(1959)中对问题少年安东茫然失措的客观展示,缺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对少年们无力掌握青春、改变现实而不得不夭折的命运的悲悯,缺少《坏孩子的天空》(1996)正视青春的迷茫时所表现出的力度和厚重,缺少《黑板》(2000)对苦难教育中的少年们的深切关照,缺少《大象》(2003)对成长中的不幸和挫败的执著而惨烈的叙述。
好在我们已经有了《十七岁的单车》、《站台》等蜚声国际影坛的成长电影,我们有理由期待:当代中国教育类电影的成长叙事会更丰富,更生动,更真实,更诚恳,不仅重现成长的浪漫与诗意,也能直面成长的沉重和残酷,折射出整个社会与时代的变迁,以及在成长过程中必须抵达的更高的精神层面的追求。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0902064
注释:
[1] 《花儿怒放》曾获得2003年第11届童牛奖优秀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2004年文化部、广电总局等六部委联合发文推荐。
[2] 语出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先生于2003年“非典”时期给学生的电子邮件。
[3] 转引自[美]郑树森:《“涉世”的意识形态》,吴小俐、唐梦译,《世界电影》,1998年第4期。
[4]见孔朝蓬:《成长的蜕变――论当代中国电影的成长主题》,《文艺争鸣》 2007年第7期。
[5](美)马尔库塞《与文明》,黄勇、捧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范文6
人们常说“愤怒是魔鬼，是人们不可触碰的，如果触碰，是人们伤身体的因素”。
有些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现象：曹操被诸葛亮算计，在赤壁怒发冲冠，不久便死在了异乡上：刘备应知道关羽败走麦城，愤怒至极，不听诸葛亮等人的劝告，率领大军去讨伐东吴，结果大败而归，不久，便死在了病床上。这些事例的确说明了愤怒是“魔鬼”。
以上事例告诉我们愤怒仿佛在与人类的寿命相对抗。可我却不这么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寿星们一生以来仿佛从来没有愤怒过一次，而是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一生吗？而是愉快的度过这一生？
如果愤怒要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取权利，我愿意。因为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忍不住愤怒，不，也可以说我不得不怒。因为我不能平下心来看见被八国联军掏空并残忍火烧后留下的圆明园废墟；我也不想看见被掏空的莫高窟；我不忍吃着零食看着日本屠杀三十八万人之后而提出没有在南京进行过大屠杀……这一例的事情你能看下去吗？你忍得住愤怒吗？即使你忍得住，而我却忍不住愤怒，我要愤怒。
面对日本进攻我国而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却打出了“中日和平”的旗号。如果当时我在现场，我将会大喝：“所谓的中日和平只不过是一面虚伪的旗帜罢了，你们只不过想把中国变为你们的殖民地罢了，我们中国人绝不会让你们继续为所欲为了。”
面对日本因地震与海啸而引起的核电站爆炸后引起的核泄露所造成的各种危害，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受了许多痛苦，这时，我便会抱怨日本那极不人道的核安全设备。我忍不住愤怒，我不能不怒。
当我看到日本人用中国人体内来做实验，向中国人的体内注射了细菌和病毒，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承受了有史以来比死还难受的痛苦，这样，难道你们还不因此而愤怒吗？而我早已忍不住愤怒了，我要愤怒，我不得不怒。
几十年前，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使几十万日本人饱受了失去了亲人和身残等痛苦。面对残忍的画面，面对无限的黑暗，面对残酷的历史，我忍不住愤怒，我不得不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