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范文1
毛泽东作为20世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无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建设，都做出了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一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人口思想，不仅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提出新中国建立以后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论断，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即使在50年代，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以宣传教育和提倡节制生育、有计划的生育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正是这一时期的政策为我国70年代大规模、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工作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阶段。当我们在新的世纪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有必要客观地去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历史地看待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的人口观点
1949年8月5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阐述了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的中美关系史。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充满了隐瞒和捏造的事实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污蔑。这些歪曲事实的言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连续发表文章，批驳这些歪曲历史的观点，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其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中，集中阐述了毛泽东当时的人口思想。毛泽东针对艾奇逊把中国革命的发生说成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对土地造成不堪负担的压力，政府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结果时，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大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弗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巳发生了。”（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页。）在这里毛泽东反复举例说明，革命的发生是由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革命的发生和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
毛泽东还针对艾奇逊由于中国人口过多，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400页。）、“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页。）
长期以来，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被一些人认为是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的主要根据之一。
认真阅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献，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待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首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关于人口问题的主导思想是阐述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批驳艾奇逊宣扬的人口决定论。如前所述，在这篇历史文献中，毛泽东反复举例说明，革命的发生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革命的发生和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
其次，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阐述的人口观点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可以设想，在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历史关头，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散布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没有什么前途的时后，毛泽东（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像几十年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那样认识和看待人口问题吗？因为当时中国历史的聚焦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和军事的最后较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因此从政治斗争（而不是从学术）的角度反驳艾奇逊的观点，鼓舞人民的斗志，消除悲观论调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第三，长期的人民战争和当时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也没有显示人口过多的压力，相反，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千百万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是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种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毫无疑问，对毛泽东正确认识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人口问题是有一定影响。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的毛泽东能够对革命胜利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的一切问题（当然包括人口问题）给予百分之百的、没有任何疑义的正确回答。
二、50年代以来，特别“一普”之后，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没有看到毛泽东关于控制人口和提倡计划生育的论述，国家和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相反，从维护妇女健康的前提出发，卫生部门在1950年4月20日制定和颁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卫生部又制订了面向全国人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尽管《办法》设计的主导思想是保护母亲和子女的身心健康，不是鼓励人口增长，但是在客观上限制了节育，使得当时的生育和人口增长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革命胜利之后，党和政府当时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首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彻底消除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稳定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相比较而言，节育和人口数量控制问题还没有排到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之后，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形势欣欣向荣，人口压力的迫切性并没有充分显示。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超过6亿，仅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庞大的人口数量与我国当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矛盾开始显现，也引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在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确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注：周恩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载于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133页。）当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对卫生部限制节育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多次指示卫生部予以改正。在邓小平的干预下，卫生部于1954年11月发出通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节育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不加限制。”（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同年12月，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了节育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明确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中国不要搞母亲英雄，中国应提倡节育。（注：转引自翟振武：《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再评价》，见《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1期。）在中央的号召下，卫生部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过去限制节育的政策和作法进行了检讨，进一步明确了落实中央精神的措施。中央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在同年公布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这意味着当时就已经把计划生育的政策扩展到了广大农村地区。
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1957年），对人口与计划生育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57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1957年2月14日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360万人口，将来要有3600万人口，北京市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万至1500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1957年3月20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
1957年10月9日在八大三次会议讲话时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471页。）
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没有提出和制定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是也没有明确鼓励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张。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毛泽东本人的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和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以宣传和教育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应该说这是我国70年代以来大规模、强有力、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是我国70年代以来卓有成效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前提。
三、不能过分夸大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
众所周知，马寅初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从1954年开始，他利用外出考察之机，先后到浙江、上海等地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在调查中，他看到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喜悦，也发现了出生率特别高，农村儿童特别多的现实（他自己的侄子就有大大小小9个孩子）。对此，他喜忧参半，“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冲破经济，冲破一切。”（注：转引自韩文宁：《〈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世纪采风》1997年7期。）根据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认真分析芯浚砝嫌?955年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为慎重起见，他先将发言稿交给浙江人大代表小组征求意见。但是，除少数代表表示赞同以外，多数人表示反对或不置可否。一些人认为他的主张是宣扬马尔萨斯主义。马老从当时的不同意见中看出，当时的环境还不宜讨论这个问题，便主动把提交大会的发言稿撤了回去。1956年马寅初再次去上海、浙江等地视察，就人口与生产的关系在10个县市、约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渔业合作社进行了详细的、深入的调查，并且把调查材料整理成发言稿，于当年6月21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在党的“八大”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和《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之后，马寅初认为党和国家开始重视人口问题，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就“人口控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并支持了马寅初的观点，指出：“人口控制在6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我国人口每年增长1000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此后，马寅初先后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他的观点。1957年4月，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公开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以大量具体的调查数据和生动鲜明的事例，阐述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6月，马寅初将报告稿加工整理，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正当马寅初就人口问题不断发表演讲，当《新人口论》逐步形成和发表的时候，也是反右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时就有人传出要批马寅初，报刊上有些文章已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批判，更有甚者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出不能划为“右派”。
1958年5月，反右斗争基本结束。5月4日，在北大60周年校庆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要马老作检讨。7月1日，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到北大作报告，他阴阳怪气地讲：“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开始了。但是，直到1959年下半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基本上还是在学术范围内。马老也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反驳文章。1959年12月，马寅初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发表。但是文章还没有发表，就传到了康生手里。康生直接插手，亲自部署批马运动。康生对北大当时的领导人讲，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注：参见韩文宁：《〈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世纪采风》1997年7期。）在康生的直接插手和布置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把学术问题推到了政治舞台上，给马老扣上了“假学术之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一顶顶污蔑不实的大帽子，直到马老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
毫无疑问，对《新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批判，是对真理的践踏，是对一个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它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对马寅初的批判，对我国的人口政策和实际计生工作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不会太大。这是因为：
第一，反右运动和批判马寅初的相当一段时间（1957-1958年），有关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1958年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宣传书籍，如《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卫生部的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这就是说，在这段时期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政策并没有受到影响。
第二，从1959-1961年间，未看到或者是停止了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和推广，但是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人为灾难导致国家的一切正常活动的停止。同时，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鼓励生育和检讨关于“提倡节制生育、推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错误的文件和说明。因此不能说对《新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批判，导致这一时期错误的人口政策的产生。
第三，从1962-1966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央加大了节育的宣传，并且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表《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即定的政策”予以确认。（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这个文件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党和政府已经把计划生育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来看，60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这表现在：
首先，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工作结构，这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次，从不同层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目标和规划，例如，周恩来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少、稀、晚”的口号，这实际上是我国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的雏形。
再次，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节育技术指导，明确了计划生育经费的开支渠道；加强了避孕宣传，改善了避孕药具的供应，为计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五六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受到对马寅初《新人口论》批判的多大影响，相反，50年代的节育宣传和6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是我国整个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经阶段，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尝试。对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影响最大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动乱，而这两次灾难影响的不仅仅是计划生育，它使我国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处于瘫痪。
四、“错批一人，多增三亿”的提法缺乏科学依据
在中国人口学界，有一种观点甚为流行，他们认为中国人口之所以迅速增长，其原因是50年代没有能够采纳马寅初先生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合理建议，反而把马老的正确主张当成“新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从而导致人口膨胀。这种观点广为流传，以至被人概括为“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成为一段时期对五六十年代我国计生政策和计生工作占主导地位的评价。而这种观点的潜意识是对我国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的全盘否定，对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巨大谴责。
那么，是不是真的是“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呢？
首先，上文已经指出，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对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论》的公开平反是在1979年6月，“错批一人，多增三亿”观点的出笼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6.46亿，而到1979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9.75亿。22年间，总共增加3.29亿。如果真是“错批一人，多增三亿”，那么，意味着这22年间，如果我们不批判马寅初，或者采纳马老提出的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就只会增加2900万，几乎是“零”增长。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国在马老提出控制人口的当时就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把全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也不可能使这段时期的人口就达到“零”增长。因此，“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实属违背人口学基本常识的最大笑话。
其次，众所周知，中国的前两次人口增长高峰分别发生在1952-1957年，1962-1968年。这两次人口增长高峰恰恰与批判马寅初在时间上风马牛不相及。而对马寅初批判的高潮和批判之后，中国的人口不仅没有出现大的增长，相反，1960-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口负增长时期。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人口增长率为负14.88‰；1961年比1960年减少348万，下降5.26‰。因此，把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对马寅初的批判，既“错批一人”，在时间序列上也找不到任何根据。
第三，影响人口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条件、人口政策、传统文化和意识，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论是通过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从我国人口增长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条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它直接导致人口按照一定规律变化；人口政策对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人口的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变化；传统文化和意识对人口增长也有重要的影响。对马寅初的批判主要是在学术领域，后来在陈伯达、康生的直接插手下，也发展成为政治迫害，但是对人口政策的直接影响并不突出。五六十年代所实行的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寅初的主张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批判马寅初所造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当时社会的上层和一部分社会精英及知识分子中，对于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来说，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的局限，批判马寅初不可能对他们的生育行为产生多大影响，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生儿育女。因此，“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总之，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客观地看待历史，说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鼓励生育和人口增长，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即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把对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的批判说成是我国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甚至概括为“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是荒谬的。
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有许多难以解开的谜，对马寅初的批判有许多细节至今仍然难以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材料是至少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肯定和支持了马寅初的人口主张。因此，把对马寅初的批判归结为毛泽东个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作者注：1956-1966年），“一切成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
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范文2
一、 “十二五”时期河北省人口问题面临的形势
21世纪上半叶，河北省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等问题相互交织，人口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形势更加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仍然艰巨。从人口总量看，河北省总人口已突破7000万，是全国第六人口大省。受人口基数大和人口再生产规律的影响，在未来人口发展中，即使严格执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河北省人口还将持续增长，每年净增45万～55万人。形成了“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特有人口再生产现象。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将持续到“十二五”期末，并在2012年前后达到峰值。峰值年份预计出生人口将达110万左右，预计“十二五”期间全省人口将增加250万人左右。预计到2015年，全省总人口将达到7450万人以内， 2024年前后达到峰值人口7600万。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持续增长的趋势，对社会、经济构成巨大的压力，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尖锐。
2.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体制机制亟待突破。2009年，全省跨县域流动1个月以上人口已达500万左右。2010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45%，预计“十二五”时期将达到54%，特别是随着河北省建设环首都经济圈、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战略的实施，将有大批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镇。这将大大增加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难度。据调查,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占全省政策外生育总量的60%以上,已经成为当前人口计生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3.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手段需要创新。基层任务艰巨复杂与工作机制缺失及管理手段弱化矛盾日益突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力度不够。现有的奖励优惠政策覆盖范围偏小、门槛偏高、标准偏低，激励效应不明显。长效节育措施落实难、社会抚养费征收难、非婚生育管理难。
另外，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一定差距，社会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各种议论给执行现行生育政策带来了新难度，普惠政策的不断出台给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带来了新的冲击与挑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任务仍然艰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工作仍然比较薄弱。
二、“十二五”时期河北省人口工作的目标任务
“十二五”时期河北省人口工作的目标任务是：全省总人口控制在7450万以内；群众基本享有优质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服务、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人群覆盖率达80%；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状况继续得到改善，下降到112以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市民化比例达85%；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框架基本形成；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诚信服务管理机制基本形成。
总体思路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河北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全面加强人口工作，完善人口政策体系和调控机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实施“积极、健康、保障、和谐”的人口老龄化战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实现“十二五”人口规划目标的保障措施
1.进一步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坚持把人口发展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和政绩考核重要指标。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建立完善人口计生工作领导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落实党委、政府与人口计生部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职责和任务。坚持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继续实行“一票否决”制度。进一步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继续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示范县（市、区）创建活动，力争“十二五”末，大多数县（市、区）达到省级综合改革示范县（市、区）标准。
2.着力构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宏观决策机制，把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均衡发展，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推进人口发展的管理体制创新，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任务纳入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充分发挥各级人口计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作用，建立完善政府部门间人口信息交换、共享制度和人口统计协商制度。
3.加强人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城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建设。到2015年，基本实现服务设施标准化、服务流程规范化、服务管理信息化、服务团队职业化，保障育龄群众人人享有优质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基本公共服务。
4.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福利工程，加快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福利政策体系。将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惠民政策体系。推动制度创新，促进经济社会政策与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机衔接，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就业培训、集体收入分配、林权制度改革、扶贫开发、征地补偿、社会救助等方面，对计划生育家庭体现优先优惠，让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得到更多实惠，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改革和完善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利益导向政策。整合现有资源，以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为主体，逐步扩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覆盖面。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按照年龄提高奖励标准；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开展长效节育措施奖励制度，将其纳入“少生快富”工程；将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免费再生育服务制度、节育手术并发症人员扶助制度和生育关怀制度纳入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范围。切实抓好《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奖励政策的落实。
5.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建立稳定增长的投入保障机制，坚持和落实财政对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认真落实国家对“十二五”期间人口计生事业投入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发展领域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力度，确保各级人口计生经常性工作、奖励优惠政策、优生促进工程、信息化建设、计生服务站基本建设、服务设施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检查免费服务、计生贫困家庭救助等经费的需求。
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范文3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以来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学研究中也备受学者的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界的研究也一步步趋于成熟。此次研究希望通过回顾既有的研究成果，梳理现有研究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了解每一视角出发学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文献综述，为接下来的研究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切入点，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可借鉴的二手资料。读者们在综述中也可以看到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在相关的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二、概念澄清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停止增长乃至出现负增长而采取的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国家，因本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国在1982年至今推行的是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不等同于人口政策。
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也不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国内外学者在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分析时，很少有人明确区分计划生育政策与独生子女政策两种类型，事实上，考察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便可得知，一胎化政策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部内容，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限制，因此，学者们不能将计划生育的研究核心局限于生育数量的探讨。
三、文献回顾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来产生的人口效果研究很多，因为这样的人口政策作用于中国社会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人口转变，使中国人的“人口红利”时期迅速到来；另一方面，抛开国际社会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责，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一胎化”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人口红利”时期很快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不断攀升带来的“婚姻挤压”，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以及由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失独者的问题。
（一）“人口红利”时期
中国的人口转变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然而，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人口转变不仅要有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计划生育带来的不仅是排除社会经济要素使中国少生了4.58亿人，更包括一系列的经济效果。低抚养比打开了“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日趋缩小的年度人口增量减缓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人口增速缓慢对社会综合发展、人民福祉改善也有极其广泛的积极影响。
（二）计划生育带来的后果
计划生育带来的最严重也是最显著的后果，就是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这使中国处于一种“未富先老”的尴尬状态。在底部老化和顶部老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人口快速老龄化，日益膨胀的庞大老年人口数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还不足以支撑养老的费用，由此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困扰着中国人。国际上提出的精神慰藉等复杂的老年人问题，已经让中国望而却步了。在这一问题上，梁秋生和和刘宁所做的研究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研究结论中表示，人口老化现象是实施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但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大和老年人口问题产生却不是计划生育的产物。他们的观点是人口太多仍是我国人口的首要问题，其次才是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问题。
计划生育也带来了中国人口性别比的持续攀升，由此引发了“婚姻挤压”等一系列社会风险问题。学界的研究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计划生育是导致性别比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直接原因。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要改善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改变农民、农村、农业的经济社会条件，增强农民的创新能力，推动农村及城镇贫困家庭从生产性生育偏好向享乐式生育偏好的转变是根本途径。
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范文4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速度再次低于人们的预期，关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的讨论重新引起社会关注，社会各界对于放宽生育二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是否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有必要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计划生育的功绩及后果、今后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如何调整等等，旨在希望在未来人口政策制定方面少走点弯路。
“一胎化”政策缘起
众所周知，中国从严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只生育一个孩子，自此，“一胎化”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当然，这里的“一胎化”是加引号的，实际上只有在城镇才实行较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大多数农村地区要生第二胎经过批准可以生育。近年来，虽然生育政策的“口子”在放松，比如全国范围内双独都可以生二胎，大多数农村地区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二胎以及其他各种生育二胎的规定，但基本的从严政策没有改变。为什么会产生“一胎化”政策？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简单地把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问题看成只是数量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人口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与此同时，学术界的关注点也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早在1948年，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即发表了《西欧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1956年联合国人口司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一书，开始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及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之一即是出生率的下降。虽然中国当时还处在人口增长比较快的阶段，但198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即下降到了2.4，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初步遏制，人口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惯性增长。如果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从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得到某些启发，在制定生育政策时能够考虑到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关系，在其中找到某个平衡点，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负面影响可能要小得多。
其二是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口问题。当时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是从事系统工程的专家，按照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利用数学模型预测中国到20世纪末的人口总数并将指标分解到各个省，各个省据此再制定相应具体执行的指标。这种以纯自然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符合社会实际的，更谈不上尊重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实践证明，人口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并不是能够用一套模型就可以解决的。
其三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性不够。当时的政策制定是在短时间内由少数科学家制定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决策过程并不知情。对于一个关系到几亿育龄夫妇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如此重要的生育政策，其决策基本上是在内部进行的。既没有在媒体上开展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也没有在行业内部广泛征求专家的意见。今天看来，当初数月作出的决策，却用了三十余年的实践和学术论证来调整，而且至今未果，其中的经验教训的确很深刻。
计划生育政策的成绩及后果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过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持续减缓，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二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较长的“人口红利”期。有研究显示，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中，受惠于“计划生育红利”和“教育投资红利”，中国不仅GDP增长了5.4倍，而且总人力资本存量翻了一番，形成了21世纪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三是使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逐渐下降。198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2.08%，2000年占世界人口的20.84%，二十年来总共下降了1.24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从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下降到七分之一，这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世界人口所做的贡献。
但中国从严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有“顶部老龄化”和“底部老龄化”。“顶部老龄化”即人口寿命的延长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底部老龄化”即少儿人口绝对数减少，导致老年人口相对数上升的过程，这与计划生育政策直接相关。自1978年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变化十分缓慢，而出生率持续下降，造成少儿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相对扩大。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人为压低生育率的结果。
虽然目前及今后二十年的老年人口是过去高出生率的产物，无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这部分人都会进入老龄，但政府推行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在很短时间内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并带来了养老的巨大压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人口将在2033年左右实现零增长，进入负增长阶段。一些学者担忧的人口快速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消费市场低迷、国际竞争力减弱等与长期低生育水平相联系的现象也将会出现，并且也将形成惯性，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可能会使国家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生育政策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且影响到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劳动力资源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意见。
一是继续坚持现行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计生委系统的政府官员和部分学者；他们认为应该继续“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人口数量过大。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主张中国人口应该减少到3亿左右，认为这样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了。
二是主张适时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学者。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在20世纪末就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在生育率已经接近极低水平的时候，处罚“超生”家庭与人口的正常发展是矛盾的。再过几年国家必须采取鼓励生育和保护儿童的社会福利政策才可能阻止生育率的继续下降。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从现在起着手调整生育政策。首先，我们应该实现三十余年前的承诺。1980年9月党中央《公开信》明确提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是全面深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周年，是兑现当年承诺的时候了。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近三十年一直实行的是严格限制人口增殖的政策并且从1991年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这种政策的后果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和国家竞争力的下降。目前是应该开始调整生育政策了。再次，从各种生育意愿调查和国家二胎试点结果来看，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是生育两个孩子，放开两胎生育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如何调整？笔者认为如下几点值得思考：
一是综合考量计划生育的社会经济影响应该是未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出发点。历史来看，“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是从人口数量控制的角度制定出来的，没有充分论证该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和国民的接纳程度。今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和质量、结构之间的平衡并且找到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平衡点。
二是计划生育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如何使计划生育工作更加符合民意，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得到实惠，是未来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考虑的内容之一。国家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该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提供服务为主转变，建立一支自上而下的垂直型计划生育服务职业队伍，为广大育龄夫妇提供专业的、可行的、便捷的生殖健康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范文5
一是高度重视。全市各级广播电视部门不断强化政治意识，提高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认识，在制定年度宣传计划时予以统筹安排。把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引导群众崇尚科学，破除陋习，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婚育新观念，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人口环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切实加强舆论引导，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努力提高宣传效果。
二是把握重点。全市广播电视机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中，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有关重大决策、重大部署、重点工作和重要会议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大力宣传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坚持发展经济与控制人口“两手抓”的具体举措和办法，在推进28项民生工程建设过程中，增加关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宣传报道份量。同时紧紧围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创新宣传报道方式，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注重挖掘新体裁，发现新亮点，深层次地宣传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增强宣传报道的可读性、可视性。
三是精心组织。我市各级广播电视部门，在自办的名牌栏目中如：《××新闻联播》、《涡阳新闻》、《蒙城新闻》、《利辛新闻》等新闻类栏目以及其他像《药都时空》和《走进农家》、《雉河农家》、《漆园风》、《淝河农苑》等栏目中，都有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的宣传内容。
《××新闻联播》类栏目立足权威的栏目定位，综合运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与加快推进全民社保相结合，与妇女儿童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社会福利政策互相融合，把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作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重大举措，摆到突出位置，大张旗鼓地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技术管理条例》和《安徽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实施办法》，并传达我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会议内容，使计生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人人明白，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范文6
【关键字】：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效果；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04-0634-01
1 总和生育率的下降
计划生育这一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妇女生育问题，所以其最直接的作用便是控制人口生育率，降低生育率水平。自新中国成立至今，这一政策的实施在总和生育率的波动问题上有着很明显的效果。自新中国成立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除去三年困难时期外，中国未进行人口控制之前，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居高不下，维持在5.0～6.5；自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妇女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由1971年的5.4下降到1980年的2.7；八十年代的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3～2.8；九十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迅速降低并最终稳定在1.7左右。这一系列数据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我国的生育率能够降低的目前水平并维持稳定，单单靠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各项政策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支持。根据本文人口效果分析的需要，进行高、中、低三种假设，将这三种总和生育率水平的变动曲线与实际总和生育率的变动曲线做比照，可以看出，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实行家庭计划、经济发展又相对较快的国家，仅用经济发展情况来衡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完全行不通的。毫无疑问，使得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是需要外力帮助的，而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其不可或缺的外力之一。
2 人口自然变动与人口转变
2.1 出生率变动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出生率的下降。本文通过对照三种假设方案下的模拟人口出生率与实际人口出生率，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在出生率问题上的影响。实验数据显示，在高生育模拟方案下人口出生率在30‰以上，在中生育模拟方案下人口出生率在25‰至30‰之间，在低生育模拟方案下人口出生率在25‰以下。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前十年里，其效果已逐渐明显，实际人口出生率与模拟数据相比已有大幅度的下降，到二十一世纪初，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降低了13‰的出生率。从低方案模拟数据中得到的人口出生率变动来看，低方案模拟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下生育率下降的最大可能，即使总和生育率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之下有大幅度的下降，但人口出生率的变化也只是从开始的30.6‰降低到二十一世纪初的23.6‰，仅仅下降7‰，而实际情况是，人口出生率从开始的50.6‰降低到14.0‰，下降17‰。通过这一系列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了57.9‰，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2 死亡率变动
医疗水平、营养水平、环境质量等诸多因素均影响着死亡率，死亡率的决定因素有很多，它的水平高低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变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人口规模的过度膨胀与导致死亡水平的因素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从而对死亡率的变化产生影响。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各年龄别死亡率决定着人口粗死亡率，从模拟结果数据中可以看出，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的不同对人口粗死亡率有影响但影响不大。
2.3 自然增长率变动
人口的增长强度是通过人口增长率来显示的，在境外迁移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口增长强度是等价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了自然增长率，死亡率手生育政策或生育水平的影响不大，所以自然增长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人口出生率，而人口出生率主要由妇女总和生育率决定，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效果。通过对三种假设方案得到的自然增长率与实际自然增长率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及作用的大小。数据显示，在高、中、低三种假设方案中，自然增长率分别在24‰、17.5‰两个千分比划分的三个数据区间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问题上的效果日益凸显，实际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没有生育政策控制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差的幅度逐渐被拉大，到二十一世纪初，由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概下降了13‰，即使按照中生育方案的数据进行计算，生育政策贡献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至少有61.2‰。
2.4 计划生育控制政策促进了人口转变
一些实现了人口负增长的西欧等发达国家的现代人口类型的形成大概经历了一百年，而通过本文中对中国实际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人口再生产类型已发生转变，出生率降低，增长率降低，而死亡率基本维持较低水平不变，这种转变所经历的时间仅有25年。换言之，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我国要想实现人口结构转型至少要到二十一世纪四五十年代。所以，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加快了了人口再生模式转变的速度，促进了人口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