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1
[关键词]西学东渐；天津；教育
天津虽然1406年建卫，但其教育发展从1436年开始至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在这六百年左右的时间内天津的学校教育经历了剧变。从建立之初的完全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传统落后教育逐步演变为在西学东渐影响下，以综合教授各种学科知识，增强学生自身能力为主的近达教育。西学东渐是指明朝末年一直到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1]。本文主要分析西学东渐给天津近代教育带来的影响。
一、西学东渐前的天津教育
西学东渐前的天津教育相比较于近代的天津教育又被称之为古代天津教育。天津古代教育形式多样，既有儒学（包括卫学、州学、府学、县学）、社学，又有经管、义塾，还有各种书院。天津的古代教育有着一定的成就，五代时期天津的私学教育很有特点。元朝时期的天津出现了县学和州学等一些教育机构。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天津教育出现在明朝，此后不断出现和兴起的官学、私学、私塾以及各种书院逐渐构成了天津的封建教育体系。在私学教育方面的成就以蓟州窦燕山的事迹为代表，并被编入三字经“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天津出现李光先、李光庭兄弟五子登科，周家一门三进士，励杜纳一家四世累代甲科的科场佳话。天津的书院教育在明清时期很有成效，据统计，清代时期天津共有书院15座，其中官办9座，民办5座，不详1座。
我国古代封建教育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及成就就是科举制度。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天津教育在那个时期也必然是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学生学习的都是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内容，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科举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当时天津的教育以及文化发展和社会建设有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为其服务的传统封建教育也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在清朝中晚期，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整个中国包括天津的教育陷入了低谷时期。
二、传教带来的教育变革萌芽
西学东渐的第一个时期即萌芽时期可以被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有很多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2]，他们可以说是最早把西学传播到中国的人。这一时期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资产阶级文化也有很大发展。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开始了其殖民扩张的道路，西方国家开始认识中国并产生了征服中国的愿望。它们认为要想征服中国首先应该从文化上对其渗透，所以大批的传教士肩负着这个神圣的使命来到了中国，成为最早来中国传播西学的人。传教士在中国主要还是对西方宗教福音的传播，他们通过宣扬教会教义，翻译西方著作来传播西学，这一时期的西学传播涉及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此时西学的传入对于天津的传统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末清初的天津教育家开始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伴随着天津传统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东西文化的碰撞，儒家的经世哲学开始表现出一种新动向，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度有所提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颜元及其弟子李，他们是受明末清初西学思想影响的儒学代表人物。在接触了“西学”以后，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局限在儒学之中，也开始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他们主张在教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造就一批能为天地创造奇迹的圣贤。
但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经济繁荣的时期，以及耶稣会传教士西学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不是太强，加上之后传教士在教义的宣传上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产生了冲突，雍正时期开始了禁教运动。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大背景的影响下，这个时期的天津教育基本也是如此。当时天津的教育还处在封建传统教育的鼎盛时期，科举制度还在发挥着积极作用，此时的西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天津的教育思想和目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禁教运动的出现[3，4]，西学传播的中断，这些新兴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实施。简言之，因为明末清初时期是西学东渐的萌芽时期，此时封建科举制度还在发挥着其优势，这个时期的天津教育受到西学的影响极小。
三、洋务运动推动天津近代教育兴起
西学东渐的第二个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时期。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帝国主义用他们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的变化对中国的教育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随着封建社会体系的改变，建立在其之上的封建教育体系也开始瓦解，传统的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要求有一种新型的教育代替旧有的教育，于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出现，中国近代教育开始兴起[5]。
洋务派掀起的学习西学的热潮，较之萌芽时期的西学传播，在传播内容上不仅仅局限于对于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更加注重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西学的传播者也不仅仅有西方的传教士们，一些具有专业技术的西方学者和留学回来的有识之士开始参与到西学的传播中来。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的近代教育有着重大影响，天津作为洋务派学习西学的重要据点，其教育发展也深受西学的影响。
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被迫开为商埠，从此天津逐步成为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侵略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利用通过不平等条约得到的特权，在天津划定租借，控制海关，开设洋行银行，建立教堂、学校和医院，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对天津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活动。随着天津社会性质的改变，旧有的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天津近代教育由此开始兴起。
洋务运动的兴起也为天津近代教育的兴起于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清政府的一些开明人士在见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之后，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洋务派在继承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经世致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改革教育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宗旨。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李鸿章在天津任直隶总督，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呼吁“专设一科取士”，“取士兼求实用之才”；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在李鸿章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天津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明显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四所洋务学堂的兴办，即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北洋电报学堂和北洋医学堂。洋务派在“西学”思想的影响下兴办的新式学堂主要可分为三类：外国语学堂、军事技术学堂和专门技术学堂。天津的这四所学堂分属于军事技术和专门技术学堂。这四所新兴学堂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内容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官学，私学，他们不是以科举考试为目标而是旨在培养新型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才，他们破除了对传统的封建四书五经知识的教授，主要是教授学员一些专业技术，例如北洋电报学堂主要是教授学生电磁理论和电报技术。
尽管天津的洋务学堂在洋务运动时期蓬勃发展，推动了天津教育的近代化，但随着甲午中日海战，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这些新式学堂也大多停办。但洋务派推崇的学习西学西艺的办学理念对天津近代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洋务派开办的新式学堂开始了天津教育学习西学西艺的道路，天津首次出现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堂，在教育上把西学付诸实践。教育内容不在单纯的局限在以儒家经典为主，增加了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学科，培养了新型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些学堂虽然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完整的学校系统，但他们为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四、维新运动与清末“新政”促进天津教育快速发展
西学东渐的第三个时期自以为代表的维新运动开始延续到清末新政时期。维新派也提倡西学但与洋务运动时期注重“西学”中自然科学的传播有所不同，维新派主张的“西学”不仅包含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学习，更重要的学习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进一步把西学看作是“政学”和“艺学”，以此来推动社会体制的一场变革。天津作为京都的门户，成为了北方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指导思想的策源地之一，也带动着天津教育的改革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随着要求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改革旧教育成为社会的广泛舆论；一大批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要求的新学堂应运而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盛宣怀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严复创办的俄文馆，这些学校的建立标志着天津近代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6]。相对于洋务运动教育变革中浓重的军事色彩，这一时期的教育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中的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新兴民族资本主义对教育发展的诉求。
在清末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带来了教育上的变革，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天津成为了改革的基地，教育进入了它的快速发展时期，出现了天津近代历史时期的第一个兴办教育的高潮，这个时期有各种类型的学堂共156所，其中包括大学堂、高中小三级学堂、女学堂、专科学堂等，著名的北洋大学堂就形成在这一时期，即“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教学行政管理机构和体系在这一时期也建立起来，逐步完善了教学的内容、方法、管理秩序，教学质量大幅度提升，新的教育体系雏形初步形成。
五、民国时期的天津教育在改革中不断完善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民族工业和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的刺激了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私人办学更为积极，天津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它也标志着天津的进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民国政府成立后，设立了教育部，废除了读经讲经课，天津的普通教育实行了新的学制，加快了人才培养的速度。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付诸实施，新的教育思想、科系调整、课程改革都得以推行。这些改革使得天津的教育从近代逐步向现代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伴随新文化运行的兴起，天津的教育受到了北京教育活动的影响，不断的同封建教育遗留相抗争，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学习国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赫尔巴的“五段教学法”等，加速了封建教育体系的崩溃；虽然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盲目推崇的现象，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推动了天津的教育科学化发展，促进了天津由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新文化运动也有利的击退了北洋军阀复辟封建教育的逆流，天津迎来了新的民主的教育思想。
六、结语
西学东渐将西方近代各种教育成果带入了中国，深深影响到天津教育的发展，许多传统中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旧的“经、史、子、集”教育体制和科举制完全被打破，天津的近代教育不断吸收西方教育理念和制度得到了改进，到民国时期天津的教育体制已经形成，以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为代表的成果仍引领着天津的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1]严文清.明末“西学东渐”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蒙[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26（3）：98-100.
[2]张济洲.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9（2）：57-59.
[3]崔西平.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学东渐[J].中国市场，2013（29）：203-204.
[4]林李楠，杨永波.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变革[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2（5）：118-122.
[5]马红霞，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5，27（4）：46-49.
[6]赵宝琪，张凤民.天津教育史（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2
清末民初黑龙江省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末实施新政时期，这一阶段旧学堂逐渐实现更新，在社会极度动荡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提出改良政策。在外强入侵内政混乱的大环境下，西方音乐教育理念逐渐向本土渗透。第二阶段为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黑龙江省的音乐教育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辛亥革命促使中国新式教育快速普及，而黑龙江的音乐教育在这一时期也由单纯模仿转变为具有独立创造思维的新式教学模式。
1清末民初黑龙江省学校音乐教育发展背景
黑龙江是中国东北对外通关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入侵的要塞所在。在鸦片战争时期，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黑龙江也成为传教士文化传播的主要区域。这些传教人士大力宣扬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极具变化的前提下，音乐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因影响，进而促生的崭新音乐教学形式——新音乐教育。尤其是在清末时期，在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鼓舞下，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及变法运动等，为音乐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重大机遇。黑龙江省的学校音乐教育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质变的。洋务运动的开展使黑龙江境内开办了诸多新式学堂，并将音乐课作为教学科目之一，从而为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随着中日战争清政府的失败，洋务运动同时也以失败告终。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同等条约，使社会开明人士意识到教育改革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中国主要以日本教育模式为借鉴对象，以救亡图存为教学目标。这一时期由于黑龙江地处边陲，在教育模式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中相对落后，但是，以新音乐为主的现代音乐教学却发展极为迅速，时期，黑龙江主要城市都设有新式学堂，学堂中均开设乐歌课程，这也是黑龙江近代音乐教育的基础所在。在这一时期，不少教育改革人士均对音乐教学提出来改进意见。梁启超指出“：吾若从教，则比设唱歌一科，此为新学尤不可或缺者”。清朝末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黑龙江新学堂将音乐教育设置为日常科目。1912年民国建立够，虽然政治经济环境仍旧混乱，但是对于新型教育体制的改革却从未止步。尤其是音乐教育更是被时人视为“唤醒灵魂”的“民众心声”。音乐教育的发展得到了应有重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清末民初黑龙江省的学校音乐教育已经具备了深入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在模仿西方音乐教育的同时，引入了“民族音乐”教育这一主题，为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笔者将在以下分析中阐述清末民初黑龙江省学校音乐教育中有哪些创新之处，并探索这些创新对音乐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
2清末民初黑龙江省学校音乐教育的创新
2.1音乐教育制度的创新
时期，黑龙江不但在中小学范围内推行新音乐教育，而且音乐教育还延伸到大学教育体系中。1912年黑龙江省响应《师范教育令》，将音乐教育作为师范类学校必修科目。与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相比，新音乐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素质与人格的提升。虽然这一阶段音乐教材和音乐教学都处于试行摸索阶段，但这些教育方式已经为黑龙江学校音乐教育提供了良好开端。尤其是在师范类学校中，通过对专业音乐人才的培养，缓解了当时音乐教育人才短缺情况，同时在哈尔滨等主要城市设立了师范类的音乐专科学校。这些音乐教育的重大改革举措，使传统音乐教育模式被打破，实现了传统音乐教育向近代音乐教育的重大转变。
2.2音乐教育思想的创新
音乐思想的建立，是音乐教育者在实践基础上对音乐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其中存在问题的总结和破译，同时将这些观点付诸文字，从而使音乐教学仅有更鲜明的主题和教育使命。音乐教育思想是开展音乐教育的主体，在传统的音乐教育中，始终以儒家礼乐思想为主导。随着市井公众社会地位的提升，在民主、平等的思想影响下，音乐教育也更接近大众化，成为底层民众可以享受到的教育内容。在传统音乐教育中的森严等级制度已经被打破，进而以平等、积极、广泛的音乐教育理念作为施教重点。传统音乐教育侧重等级与社会层次的分化，有着一定的政治权利色彩，对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有着推助作用。而新音乐教育理念的倡导，更多地表现出平民化教育特点。在清末民初黑龙江学校音乐教育中，更多地体现出时展与民族复兴的紧迫性，在音乐中渗透了新政权、新思想、新民主、新力量等特点，尤其是在救过图存这样的主体精神指引下，学校音乐教育已经与政治思想教育融合为一体，并强烈的表达出抵御列强入侵、保家卫国、光复神州的强烈愿望。这一时期，黑龙江学校音乐教育积极引入当时的音乐脚本。例如，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歌曲《何日醒》，表达出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在帝制之后《，革命军》表达了公众对于新政的拥戴和支持，而《勉女权》则表现出倡导男女平等的新思想。
3清末民初黑龙江省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作用
新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救亡图存、启迪民众心智为主，而后者则是为巩固阶级统治而进行的礼教教育。清末民初时期，东三省政治局势尤为紧迫，这期间，黑龙江受到的政治、社会因素影响更为明显，这种影响体现在音乐教育中，则表现为“反抗外敌、图存振兴”的精神内涵。这一阶段的学校音乐教育主要在于鼓舞民众斗志，梁启超曾总结为“：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在教育思维、教育理念、教育形式上都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音乐教育的功能转化，则更为直接的表现为对于民族危机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通过音乐教育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由此可见，清末民初黑龙江省学校音乐教育的“教育救国”精神的折射，通过新音乐教育的完善，为未来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4结语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3
清末民初,我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演化。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要取得社会进步和有效地迎接西方的挑战,农业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发展,必须摆脱传统,寻求新的出路。当时的一些精英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一变革的必要,他们开始主张借鉴西方思想与技术,“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运用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他们提出要向西方那样运用科技来发展农业,要兴办农业教育。我国的农业教育从此开始由典型的中国式向中西结合式转变,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
(一)农业教育兴起的现实背景。相较外国而言,我国农业教育有着发达的过去、落后的近代。我国古代农业教育源远流长。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我国已推广了铁犁,当他们的农业还是休闲制时,我国已进入轮作复种精耕细作阶段。但为何我国近代农业远落后于西方呢?中西农业的差距始于十八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阶段,这种差距迅速拉大。西方的产业革命带来农业革命,也促进了农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而中国传统农业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进入清末民初,甚至时至今日,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耕作仍沿袭古制,与千百年前并无两样。《科学世界》在论述农业和科学的关系时,特别指出:我国农业生产的弊病就是不讲科学,不讲教育,“我中国固素称以农立国者也,而何以农作物之产出远不逮欧美,近日水旱连年,一夫之所获,尚不足供一家之需,曰是无理科固,今夫土壤学,肥料学,家畜饲养学,植物病理学,固农家最要之学科而缺不可者也”,“我国虽有四万万人民,但是不重视科学发明,不用新的科技而单靠一手一足的辛苦劳作,要想富国是万万不能办到的。”从现在看来,当时的传统农业不但不能富国,且将灭国,国家面临严重生存危机。清中后期以后,人口迅速膨胀,人多地少,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据统计,1841年人均耕地仅为1.64亩,远低于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数。缺乏新式农业教育、技术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晚清农产品对外贸易的衰落,特别是丝茶出口的大幅降低。19世纪70年代中国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87℅左右,20年后,明显衰落,1893年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为48℅。清末民初时期农业教育匮乏及农业科技落后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警醒。他们认为,我国农业要改变落后、走向发达,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即:在继承发扬传统农业中的精华部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为此必须兴办农业教育。
(二)农业教育兴起的具体过程。探究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及其发展,可以发现它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萌动于洋务经世派,形成于早期维新派,集大成于孙中山。
第一,洋务经世派对农业教育的影响。在晚清特殊的社会局势下,社会经历了多次思想领域冲击与革命。纲常礼教的捍卫者曾国藩,在西方列强炮口的威逼下,思想价值不得不发生微妙的变化,开始从传统儒学中发掘“经世致用”的思想资源,逐渐重视“一技一艺之流”,并且吸取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提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教育思想。引起后来的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力图富强的官僚纷纷响应。为提倡农业教育、科技兴农,这些洋务经世派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具有先导性的观点。为了劝农,包世臣很注意改进农业技术的问题,主张把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列为士人治学的一部分。魏源的农业思想有不少新的创见,如对水患的原因他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一方面固然是天灾,但另一方面,更根本的是人祸,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内在平衡关系的破坏所导致。这种观点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够认识到的确难能可贵。洋务经世派提倡农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虽因固守“中体西用”,没有涉及西方的根本政治及教育制度和深层观念问题,但却实现了从德到艺的价值转换,开始触及到新式农业教育、科技兴教和科技兴农的理念,更为早期维新派农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指引了方向。
第二,早期维新派对农业教育的推动。晚清时期,早期的维新派受到西方思想的更大影响,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冯桂芬、郑观应等。他们力图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农业教育,采用先进农业科技。冯桂芬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出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第一人,此后,使用农业机器成为早期维新派的共同主张。他们向国人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农业的概况及其优越性。当时的西方各国不仅一般的学校都开设农学科,而且还设立了许多专业性农业学校,早期维新派热切期望中国大力发展农业教育,以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郑观应就曾建议当时的晚清政府下令设立各种学校,专设农学一科。陈炽则提出在农业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博采中西,并做到通俗易懂。早期维新派科技兴农、发展农业教育的思想全面而深入,不仅提出了系列主张,还详解了实施策略。他们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后来康梁维新派及孙中山农业教育思想的宝贵源泉。
第三,孙中山对农业教育的伟大贡献。我国传统意义的农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发展农业生产中都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农业技术教育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时至清末民初,孙中山等一批先贤和精英看到日本和美国农业教育的大发展对他们国家的重要贡献,看到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教育体系和先进的农业科技之后,提出在当时的中国要兴农会、办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以振兴中华农业乃至中国经济。他坚决主张用机器代替沿袭几千年落后的手工耕作,以发掘中国无限之富源;他赞同施用化肥,说化肥比农家肥更为有效;他认为换种可使土壤得到交替休息,生产力便能成倍增加;他还把农业上的害分为两种:一为植物的害,如薭和野草;一为动物的害,如各种害虫。对于植物的害,他要求农民用科学的方法去治;对于害虫,他要求国家培养专家进行详细研究,想方设法来消除。他提出,只有深加工才有利于农产品的保存和运输,并强调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运输,因为运输不便,所以生出许多耗费。经过分析,他提出了解决运输农产品的四大方法,即:运河、铁路、公路和挑夫。他认为如能把运输问题解决好,广大民众才有很便宜的饭吃;他又把灾害分为两种,即:水灾和旱灾。关于水灾的治理,他认为筑堤只是治标,只有种树才是治本。关于旱灾的防治,他也认为种树是治本,而用机器抽水是治标。他还早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提出创办农会,以引导农业科技的推广,在《上李鸿章》书中还提出农务有学,认为人的知识不是天生的,要掌握农业知识,离不开农业教育,并对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农业教育基础的国度里如何创办农业学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总之,孙中山农教思想是兼采众家而成一统。可以说,孙中山是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真正发起人。他的兴农及农教思想是在洋务经世派、早期维新派等基础上的总结和综合。孙中山比他们都更全面地论述了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产生的原因
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思想的产生既有源于当时人们自身思想的革新,也有源于外部的现实需要。是思想与现实相互交织催动的产物。
(一)农业教育产生的思想根由。解决生存危机,革新图强是促使清末民初时人农业教育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而人们自身思想观念的变革是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变易观方面。清末民初很多有识之士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变易历史观,他们都坚持历史是进化的。开风气之先的龚自珍主张变革:“自古以来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只有“变则通,通则久”。薛福成强调生今之世却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之世而茹毛饮血”,就是历史的倒退。王韬则明确提出:“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梁启超更是强调一切皆变:“凡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坚决反对泥古,说今人“勿为古人之奴隶也”,他还以印度、突厥为例说明泥古不变的祸害。概言之,变易观可使他们突破“悉遵成法”、“率由旧章”思想的束缚,要求用一种异于传统的、新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振兴农业,即借鉴西方、兴办农业教育、注科技入农业。第二,功利观方面。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特别推崇贵义贱利。贵义贱利以言利为耻,以重义为尚,过分强调义而忽视利,极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导致对求利活动的过多束缚,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尤其到晚清之后,其束缚作用更加凸显出来。这种功利观也极大地压抑和窒息了当时中国农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是一个“重本抑末”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但这是仅就经济领域内部而言的,一旦超出这一特定经济领域,发展农业这种“利”与所谓道德上的“义”发生矛盾时,唯一的取向是:舍利取义。否则将被讥为唯利是图,遭万人唾弃。在这种功利观思想禁锢下人们怎敢尽力发展农业?又何敢探寻新方法去振兴农业?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最大限度地用新方法去振兴农业,必须要突破这种贵义贱利功利观的束缚,改贱利为贵利,对贵利不应批判而应大胆宣扬。其实这样一种观点早在古代就已初现端倪,进入晚清更是破晓大明。当时有识之士大谈言利之说,宣称功利就是动力,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是发展经济的动因,当然也是发展农业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龚自珍抨击“耻言富”的论调,他认为“五经大义始终饮食”。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更是自称为“好言利”之人,同讳言财利唱反调“留意经济之学”,认为“言利”是孔孟圣门所重视的大事,大倡兴利之说。王韬曾著《兴利》一文,专论如何兴利。薛福成对于戒谈言利的古训不以为然,他反对贱利,认为中国本来地博物丰,为世界精华所萃之区,但“徒以怵于言利之戒”,致使见“中国之财每岁流入外洋者白金二三十万两”也无动于衷,长此以往,“中国将何以为国乎?”有鉴于此,他力倡贵利。
(二)农业教育产生的现实动因。清末民初,我国社会一直处于危机之中,矛盾冲突不断,尤其是我国的农村社会,危机更加深重。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中国的农业在近展的停滞。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顶峰是在乾隆时期,此后即呈下降态势,我国近代农作物的单位亩产量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不升反降,“若以1821—1830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间则为92,1871—1890年间为80,1891—1911年间为78”;与美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情况就更糟:“一个农民工作一年的平均产量到了20年代(20世纪)也还只有1400公斤,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00公斤,高出14倍。”其二,人口急剧增长,而耕地因受到种种限制并未同步发展。在中国全部国土面积中,平原不足10%,山地占了大部分,这使耕地面积的扩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基数却极为庞大,1850年,中国人口大约4.15亿,而该年世界全部人口据估计约11.7亿,比重超过35%。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的尖锐性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1650—1850年间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中国耕地面积扩大了1倍,由6亿亩增加到12亿亩左右,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却由4.8亩减少至2.93亩,中国确已人满为患、地不足养。这相当于要求中国在同一块耕地上,以同样古老的耕作方式,却要养活成倍于以前的人。农民的生活怎能不艰辛?其生存又怎会不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呢?而国以民为本,民以生计为先,处于生存危机的农民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农业发展停滞,再加上人口剧增,耕地未同步扩展,导致生存危机,造成民变。对这样一个连锁式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欲防止民变,先解决生存危机;欲解决生存危机;先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展农业生产依赖传统的方法只会导致停滞,这就要求国人寻找新的方法,寻求新的出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孙中山曾说:“国中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者。"新法如何寻找?西方农业发达之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参照,而西方农业之所以发达,“详考来源受科学之赐为多。”科学对西方农业像神奇的魔法一样,产生了巨大的生产效益。近代时人要求中国效法西方,也走科学兴农,教育兴农之路,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在科学、在教育,“农业非科学莫由振兴,”科学实为挽救中国农业之上策,“欲救垂危之农业,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末由。”他们清楚,科学和教育是我们民族最缺乏,但又是最需要的。“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之故。”中国如“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同此面积之土地,可使其出产更多,故尽有发达之余地也,他们对中国农业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中国这一块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的,如果把那农学讲究起来,好好的桥种,莫说是现今四万万人吃不尽,就是后来再生上几万万也是吃不尽的。”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4
一、女子教育的形式
明清以前，女子教育的形式主要有宫廷教育和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又有父母亲长教育和“傅姆师保”教育之分。传统社会女性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女子无才便是德”如同紧箍咒一般牵制着女子的教育解放，“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教规范也使得女子固守深闺，父母家长之教几乎是历朝历代女子教育最主要的形式。一方面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另一方面，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对儿童实行学前以及小学教育的功能，这可能是很多女子一生接受的所有教育。然进入明清时期，除了传统的女子教育方式以外，还有一些较为独特的教育形式，本文试从《红楼梦》中窥探一二。
（一）家庭教师
女子家庭教师又或称“闺塾师”。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傅姆师保”之教，多由“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的女性任教，郑玄注解《仪礼？士昏礼》之时讲道：姆师皆为“年五十无子，出而不复嫁，能以妇道教人者。”[1]教育内容主要是女德、仪礼法则、协助祭祀、日用常识以及编织女红、烧饭做菜一类的家庭琐事。在有条件的名门望族，傅姆师保也对女子进行一些经籍、诗书方面的教育。例如班昭就自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后汉书*列女传》）。[2]
而到了明清时期，除了姆师之教，也有达官贵人家将满腹经纶的男性塾师聘请到家坐馆，对自家女儿进行单独的教学，当时通称“闺塾”。《红楼梦》第二回中描述林如海请贾雨村为黛玉之闺塾，写道：“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这女学生年又小，身体又极怯弱，工课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及至《红楼梦》第三回中又一言带过贾府众小姐的启蒙教育：“贾母又说：‘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此处“上学”与下文交代宝玉与秦钟上学处――家族私塾，显然不是同一场所，一来宝玉与秦钟所上之私塾尽是男童，加之，三春姐妹呼之即来，可想路途较近，可见贾府亦是有专门为女子请的家庭塾师。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也记载了才女方芳佩“幼工吟咏，曾问字于杭堇浦、翁霁堂两先生。著《在噗堂诗集》于闺秀中卓然称大家。”[3]可见，到了清朝时期，除了传统的姆师教导女德之外，也有一些人家聘请学识渊博的男性塾师教导诗经子集。《红楼梦》第三回中写道：“（王熙凤）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是否上学成为嘘寒问暖的语句，可见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女子“上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此时的“上学”已不仅仅是学习女德，《红楼梦》第三回中写道：“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可见诗经子集等文学教育也成为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女子教育的认可和兴盛，使得女性意识逐渐觉醒，更多的才女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辑录著作以清代所占最多，收录清人妇女著作达3500家左右，汉魏至明代妇女著作1000余种。
（二）诗社
《红楼梦》中除了对女子的家庭教育有所描述，更为精彩地是浓墨重彩地呈现了大观园群芳诗社赛诗的景观。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由探春提议，轮流做东，组织了大观园海棠诗社。诗社规定了简单的规章制度：“从此后我（李纨）定于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社，出题限韵都要依我。这其间你们有高兴的，你们只管另择日子补开，那怕一个月每天都开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往我那里去。”
女子结社现象在明末清初较为普遍，才女们纷纷以诗文切磋，互相学习，娱乐消遣，怡情养性。美国汉学家高彦颐在《闺塾师》中将明末清初的妇女诗社分为三类：家居式、社交式和公众式。家居式社团最不正规，是由亲属关系纽带连结在一起的，它们的文学活动多由家中女性成员于日常生活中进行，或于茶余饭后谈论文学，或在花园散步吟作诗歌；社交式社团也是非正规而不张扬的，是由一些有亲戚关系的女性及她们的邻居，或远方的朋友所组成，它的规模更大，网罗的人物也更广更多；公众式社团有一定的公众知名度，它有自己的出版物，个别女诗社有正式的名字，如蕉园七子、吴中十子等，才女们聚在一起谈诗论词，结集出版，和男性诗社一逞高下。接着她又指出，在明中期到嘉靖年间，家居式是最为普遍的，到万历乃至清初时，由于江南各地方都视女性诗歌为其家乡文化进步的明证，因而公众式社团遍布江南。[4]《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虽属于最不正规的家居式社团，但是诗社有名，成员有别号，社团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可见当时的女性社团已经较为成熟。明清时期女子教育的兴盛，也掀起了女子慕诗名，文风炽热的盛况。《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描写了香菱学诗废寝忘食如痴如醉的动人情景。
（三）私家藏书与戏曲
元代戏曲、明清小说的兴起和繁荣，加上晚明出版业繁荣，使得书籍的种类繁多，普及率也大为提高，士大夫阶层形成一股藏书的时尚。为显示富有、博学和兴趣高雅，许多家庭还建造起规模宏大的藏书楼，如绍兴祁家的澹生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等。书籍的普及和家庭藏书的风行使家庭成为了知识和学问的纳集地，为深处闺阁的女子提供了文化教育资源，极大地增加了女子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薛宝钗：“……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除了藏书，也有私自从市井书坊中买来传阅的，《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描述了宝黛二人同看《西厢记》等“古今小说”，“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自然，《红楼梦》中写宝黛二人看西厢读牡丹亭别有其独特的用意，然也从侧面视角看出古代女子受藏书的影响。而戏曲，作为《红楼梦》中最常见的娱乐消遣活动，也成为女子文化熏陶、诗词陶冶的重要元素。《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薛宝钗讲解《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巧妙的表现了薛宝钗对于戏曲中诗词的鉴赏力。第二十三回中仍有写道：“……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它的晚期。商业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生活奢糜腐化，加上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阶层追求享乐社会思潮的兴起，戏曲获得了更为便利的生存发展条件。明代以后士风颓糜，诸多士大夫狂荡不羁、纵情享受、沉溺声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迷恋于戏曲。明末东南著名文人张岱自称一生“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5]就是一个绝妙的写照。明清文人很多都养有自己的家庭戏班，著名者如李开先、屠隆、屠冲?、沈?、张岱、阮大铖、冒辟疆、查继佐、李渔、尤侗等等，戏曲的盛行，对于家庭子女亲眷的影响相伴始终。
二、女子教育的社会功用
（一）选入宫廷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道：‘便是贾府中，现有的三个也不错。政老爹的长女，名元春，现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去了……’”《红楼梦》第四回描述了宝钗进京选秀：“……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可见，在《红楼梦》中，四大家族中最有才学的两位女子，贾元春入选宫中做了女史，薛宝钗也曾待选秀女，只因为作者未提及的原因而落选，引发后人的诸多揣测。《周礼》天官、春官所属都有女史，以知书妇女充任。属天官的，佐助内宰掌管王后礼仪，为内官；属春官的，掌管文书，为府史之属。及至清朝时期，康熙王朝宫女共分九个品级，其中女史属于正五品，仅设于皇后、皇贵妃宫中，仅设1-2人，见贵人以下位份内眷，可免礼。
（二）辅导子女亲眷
《红楼梦》第十八回：“（贾宝玉）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而李纨也同样肩负着教导贾兰的重要职责。有研究者运用大量墓志铭考古资料研究明代女子的婚姻家庭生活，认为明代女子十分注重修女德，执妇道，也很注重母亲对子女的言传身教。[6]母亲在子女的启蒙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清代女教书《教女遗规》中收录了唐代《女论语》的教女思想，其中讲道：“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实专于母。”[7]母亲授以诗书文史的子女，在明清时期比比皆是：明代嘉兴的桑贞白，在其诗集《香奁诗草》的自跋中说道：幼荷严母庭诲，日究女训列传经史，以明古今。方识汉有曹大家，中郎女，晋有窦滔妻，宋有朱淑真，明有朱静?，俱各?才巧思，异句奇章行世。[8]明代宜春令张孟端之长女张引元“容止婉娈，天姿颖拔，六岁能诵唐诗三体，皆得母王文如之训，左、国、骚、选诸书示之，姝一一了悟。”[9]清代江苏的张采?与其姊妹采?，“幼承母教，均以诗名。”[9]可见女子有才德，对于子女亲眷的教育十分重要。封建时期的士大夫阶层，父亲多忙于朝政等，子女的启蒙教养之责也便落在了母亲的身上。若母亲受文化教育的层度较高，那么对于子女的教导也便不拘泥于德育。
三、女子教育的局限
（一）思想主流：“女子无才便有德”
虽然在许多文化素养较高的家庭，天资聪颖的女子学习妇德的同时，也被授以文史，甚至有些女子文墨皆通。然而纵观整个封建历史，传统女教奉行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教原则，明清社会自然也不例外，甚至重德行轻才情的女教观念有过之而无不及。
《红楼梦》第三回：“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可见在贾母眼中，读书对于女子来说只是“认得两个字”罢了，并不需要多么出众的才学。《红楼梦》第四回：“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至李守中继承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唯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对于李纨的这部分描写本文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来李纨的教育受限于“女子无才便有德”的传统思想，二来李纨深受女德教育的影响，青春丧偶、形如枯槁、只知侍亲养子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在传统社会里，李纨也可称之为妇德的典型代表了。
明代吕新吾曾说：“四德备，虽才拙性愚、家贫貌陋，不能累其贤；四德亡，虽奇能异慧、贵女芳姿，不能掩其恶。”[10]可见百善德行居首位，成为衡量女子的第一标准。明崇祯时期的官吏周亮工，主张女子最好不识字，女子宁可无才，不可无德。他在《赖古堂集?吉祥相》中说，女子识字，“淫词艳语，触目而是”只会败坏妇德。清代李仲麟也在《增订愿体集》明确提出了女子不必有学识，“妇女概不令其读书”的观点。[11]于是，明清正统思想下这种重德灭才的的女子教育观，与女子教育的盛行既矛盾又限制了其发展。
（二）教育内容：“正经”之书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宝钗笑道：‘你还装憨儿。昨儿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那里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来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成为正统思想。尤其宋代朱熹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四书五经也便成为读书人的“教科书”。在《红楼梦》中，林黛玉也曾提到仅上了一年学，刚读了《四书》，贾宝玉去私塾之前，贾政问起跟随宝玉的小厮宝玉在读何书，小厮说了句“读到第三本《诗经》了”。可见，《红楼梦》中宝钗所指“正经书”亦指四书五经、《女戒》等正统思想读物，不会“移了性情”，与流传市井的小说“杂书”相对比。
可见传统社会更为重视女子教育的德行及针织技艺，一如宝钗所说“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而对于诗词小说等，则归为“移人性情”之书，不读最好。正如《温氏母训》指出：“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12]如此更为限制了女性的思想解放和才学施展。
（三）教育对象：钟鸣鼎盛之家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5
长期以来，我国用西医科学课程模式来实行中医教育，与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产生冲突和矛盾，导致当前的中医教育存在着诸多争论和困惑。面对当前中医界对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当前中医教育改革和建构现代中医教育思想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医； 教育思想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 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 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 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 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 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 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2.4.4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现代人去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眼光，站在现代的历史高度，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考察和探索，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研究目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备较强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能力。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6
根据会议的安排，我代表县卫生局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这里做一个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交流发言，我发言的主题是《不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有效方式》，主要是同大家交流对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认识，说得不好的地方恳请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一、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基本经验分析
在党内不定期地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加强自身建设的成功实践。认真总结党在这些集中教育活动中的经验及教训，对于搞好正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党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回顾
党在历史上开展的集中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整党整风。这一阶段的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任务是肃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分别在古田会议和运动中得到解决，但这种解决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两个重大问题在党以后的历史中仍常常以不同面貌、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因此，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长期课题。
第二阶段，建国前后的整党整风。*年至*年，党中央在解放区对党的队伍进行了全面整顿。整顿的主要目的是清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解决在中表现出来的农村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建国后50年代的整党整风，从内容上讲是这次解放区整党整风的延续和扩大。*年5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党的作风。*年，为了使全党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党又展开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建国后的一系列整党运动在提高党员思想水平和解决党内存在的、、腐化堕落等突出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党在由革命转向执政的历史关头，保持了自身的先进性，经受了执政的初步考验。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中的整党整风。*年底到*年初，全国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在农村开展清工分、清账目、清财产、清仓库的“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的“五反”运动。*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新的“四清”运动。*年，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运动对解决党员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问题起了一定作用。*年的整党建党和*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第四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整党整风。实践证明，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整党整风，容易发生偏差。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坚决摒弃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
一是改革开放后不久的党内整顿，时间为*年到*年。十年内乱，、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搞乱了党员思想，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的肌体受到极大的侵蚀和毒害，党的十二大决定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整顿。这次整党的主要任务是统一思想，使广大党员自觉维护和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整顿作风，认真解决、作风严重等问题，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加强纪律，解决自由主义、宗派主义、违法乱纪等问题；纯洁组织，坚决把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这次整党历时三年半，基本上取得预期效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二是“三讲”教育。1*5年，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不注意学习和自我改造以及腐化堕落现象严重等问题，严肃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十五大以后，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中用整风的精神进行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三讲”教育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分级、分批全面展开，中央为此先后召开三次“三讲”教育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赴全国七个县（市）深入调查研究，进行具体指导。从19*年到*年底，全党共有70多万名领导干部参加学习，对全党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活动。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建设实际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年11月底开始，中央决定用两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活动。按照中央部署，农村各级干部深入学习、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学习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把党风建设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四是20*年至20*年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为主题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同志对覆盖全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做出了重要指示。先教活动目标是：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
20*年开展的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和当前正在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第四阶段、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五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
（二）党在历史上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基本经验
党在历史上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最基本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文件，努力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根本保证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要求广大党员的活动必须与一定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规律相吻合。因此，广大党员只有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分析问题，才能站在时代前列。
2、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掌握和正确分析党内状况和主要问题，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重要前提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同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党的中心任务、工作重点以及所处的环境不断变化，党员先进性要求的具体内涵也应该有新的内容。
3、树立并大力宣扬先进典型，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重要方法
党的先进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在党员的模范行为上。建党以来，绝大多数党员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得与失、公与私乃至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涌现出了无数的先进人物。以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先进人物作为人们学习的榜样，通过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推动全盘工作，是我们党开展党员教育的一个好经验，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好方法。
4、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有力武器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经常清除身上的灰尘，不断充实、提高和完善自己，是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武器。同志领导的，是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范。
5、开门整风，走群众路线，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重要途径
同志曾经指出：“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脱离群众的监督，必然走向群众期望的反面，失去信任和支持，只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才能改正缺点，修正错误，永保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6、整顿党的组织，清除不合格党员，是搞好集中教育活动的重要举措
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更多的是从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党员身上来了解，是通过党员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表现来衡量的。党员意识淡化、理想信念动摇的党员，直接影响到党的形象，影响到党群关系，影响到党风和社会风气。所以，党的历史上的集中教育活动一般都把整顿党的组织作为重要任务之一。
二、改革开放30年当中党内集中教育的特点
（一）突出一条主线
都是提升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水平的战略性安排，是对以往大规模集中教育活动成果的巩固和发展，是在认真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不断适应新形势、提升新水平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二）强化“两个服务”
一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二是为推进理论武装和创新发展服务。学习理论的过程，也是丰富和发展科学理论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体现“四个注重”
一是注重思想教育成果与实践成果的有机统一。整党的首要任务是“统一思想”，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三讲”和“三学”强调的是，在强化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教育干部的同时，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素质，实现集中教育活动与日常工作“两不误、两促进”。“先教”更加重视实践领域的成果，始终坚持用先进性教育活动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始终坚持用各项工作的成效检验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果。先教活动中，一些地方创造性地落实中央要求，在强化思想教育的同时，在实践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二是注重人民群众的积极有序参与。集中教育活动坚持把内因与外因有机结合起来，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开门搞教育，各级干部下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认真梳理和剖析存在的问题，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强化整改措施落实，推动教育活动不断深入。尤其在先教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把活动目标定位在取得实效和建设群众满意工程方面，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集中教育活动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分步骤组织实施，彻底摆脱了“”时期政治运动的弊病。三是注重正面教育、自我教育。教育活动强调正面教育和引导，主要着眼点是重在提高思想认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四是注重长效机制建设。中央不仅重视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而且十分重视活动成果的总结和转化应用，探索巩固、扩大教育成果的有效机制。整党活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和改革党内生活的各项制度，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在“三讲”教育总结会上，中央提出把“三讲”教育经验，运用到今后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中去，运用到领导干部加强自身党性修养中去。三学结束后，中央进一步明确，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建立和完善农村“干部长期受教育，群众经常得实惠”有效机制。中央为此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等4个长效机制文件，建立“党员经常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
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前一阶段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联系与区别
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始于一九七八年由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形式进行的。解放思想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获得的经验知识和教训进行分析处理后，形成和产生的指挥中国当时社会发展的方针、路线，是对中国社会和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和价值的社会意识。在解放思想这一社会意识指挥下，中国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功，获得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一）共性：都是为了提高全党对“理论指导思想”的认识。
（二）联系：都是为了实现三个目标：统一思想认识，提升发展能力，突破发展难题。
只有解放了思想，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反过来讲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实现思想的大解放。说“我们不仅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解放思想是为了打破旧世界，科学发展是为了创造新世界。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要紧紧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个时代要求来进行。在一定意义上说，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继续解放思想要贯穿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切实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要使解放思想和科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界，必须把实践科学发展观作为继续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继续解放思想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首要条件，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以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