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行为科学理论范文1
学术论文是一种具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的记录，是进行成果推广和交流的手段也是考核科技人员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是人类知识宝库的基本单元，或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份，并能为科学界有效地利用，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
一、学术论文的分类
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的论文。这种论文是考核申请者能否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及博士论文等三种，其水平由浅而深。学士要求达到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博士则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由字数来看，学士论文约一万字，硕士论文约五万字，博士论文则在五万字以上，有时多达十至廿万字。兹分述如下：(一)学士论文大学本科毕业生运用在校期间学得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分析、解决某一不太复杂的科研课题所写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签辨者，均可授予学士学位。其条件如下：
1.能够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二)硕士论文
硕士所提之硕士论文应为指导教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者，其论文须有自己的新见解，并在过程中有一定的工作量。一般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约一年左右。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
(三)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对本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本学科水平提高有重要的突破。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四)一般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论述创新性研究工作成果的书面文件，是某些实验性、或理论性、或观测性的新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学术论文的内容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而不是简单重复、纯属模仿或全盘抄袭前人的成果。学术论文应具有新的信息。
学术论文通常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等。它反映学科最新的前瞻科学技术水准及其发展动向，体现了科技工作者拥有的成果。
为进一步探讨学术论文写作特点和规律，应从内容性质和结构形式的差别方面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型、实验型、描述型和设计型等四大类。理论型论文的重点在于理论证明和分析。依研究对象可分两种：一种以抽象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重于理论推导和运算；另一种则以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观测数据以及有关的文献数据为对象，其研究方法是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及抽象化，并通过归纳、演绎、模拟等过程，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见解。一般说来，理论型论文正文结构型式灵活，没有固定格式，可将研究的对象或结果划分为若干有联系的层面，按一定逻辑逐层进行论述。
实验型论文的重点在于设计实验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观察和分析。它也可分两种：一种是介绍实验本身为目的，重在说明实验装置、方法和内容；另一种是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从而认识客观规律。实验型论文的正文结构与理论型论者不同，主要是由实验报告的结构演化而来，并已形成一定约定俗成的格式，一般有『材料和方法、『结果和『讨论等三部份。此三部份仍可做适当调整，其重点内容则必须对实验作说明和分析。
论述行为科学理论范文2
关键词：教育理论；理论范式：必要条件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4）02-0003-06
教育理论在当前学术界有泛滥之势.各种各样所谓的教育理论层出不穷，几乎每一个研究者都认为自己是理论生产者，自己的观点就是真正的教育理论。赫斯特认为，教育学所谓的理论离真正的“理论”有较大的距离，在教育学上易产生“理论”一词的滥用现象。奥康纳也认为，“在教育上，‘理论’这个词容易被随便滥用，而且比大多数其他场合不那么严谨。”综观教育理论与实践界，从古至今，“教育理论”一词的确存在滥用倾向，现实中诸多所谓的教育理论并不具备教育理论的基本属性以至于误导了部分教育工作者。然而，虽然定义可以概括事物的本质，但正如“何为教育”随视角不同而有不同定义一样，寻找一种教育理论的确切定义同样非常困难。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从某一角度透视教育理论的必要条件或探究“什么不是教育理论”，进而判断何为真正的教育理论。
一、西方历史上经典教育理论观对“真正教育理论”的认识
“加强教育学自我意识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探索教育学理论自身的结构模式及其发展的阶段与动因。”人们对教育理论的认识与讨论往往是与加强教育学“自我意识”相关的。从百余年教育学的发展史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教育理论的认识即是对教育学的认识。因为教育学大概是由一个个教育理论所组成的理论集合或知识体系。正因为如此，在教育学的发展史上，一些著名的教育学者往往是先论述何为教育理论进而论述他们心目中的教育学，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奥康纳、卡尔、赫斯特等人。
（一）奥康纳――真正的教育理论是得到实验验证的
奥康纳是英国批判语言分析派哲学家，他的著作《教育哲学引论》被国内学者翻译并被广为引用，书中有专门的篇幅论述“何为教育理论”。奥康纳把我们所认为的教育理论陈述类型进行了梳理，认为所谓的教育理论可以分为三大陈述类型：形而上学式陈述、价值判断式陈述和经验性陈述。他在分析了三种教育理论的陈述逻辑后指出，这三种教育理论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知识类型，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逻辑，彼此是无法相互推导的，但是人们却时常互相推导，这是不可能与不科学的。“在这些教育理论中，经常出现从一些纯粹的形而上学的陈述，推导出关于教育目的的价值判断陈述或关于课程的经验性陈述，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教育理论内部的逻辑是混乱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理论。
真正的教育理论应是得到科学验证的理论。奥康纳认为，尽管“理论”这一术语可用来表示“指导或控制各种行动的一组或一系列规则、或一整套的箴言，但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用这一术语来表示已被观察所证实的一个假设或一组在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假设，则更为恰当”。“只有在我们把心理学或社会学上充分确立了的实验发现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地方才有根据称得上理论。”可见，奥康纳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认为，只有得到科学实验证实了的理论，才是教育理论。对于形而上学式陈述的教育理论，由于是先验的、不可证明的，因而没有什么认识论上的意义：对于价值判断式陈述的教育理论，“由于还不存在对于道德问题的共同认可的推理程序，价值判断的陈述充满争议，也没有达到科学陈述的标准”：在经验性陈述的教育理论中，由于多是推测性的陈述，即使得到实践的检验且效果不错，但仍不能认为是科学的检验。奥康纳对实践检验理论的信度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教育理论并不是实践的真正理由，历史上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的检验并不令人信服；那些技术性的陈述，尽管是能用可观察到的事实证据来证明的，但如果支持它们的理论没有得到证明，它们仍旧是不可靠的。”通过以上分析，奥康纳认为，要想获得教育理论，应像其他科学理论一样，要遵循实验的方法论规范，通过提出和验证理论假设而获得，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理论。以前所谓的教育理论，称其为理论“只能是一种尊称”。
（二）赫斯特――真正的教育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赫斯特的教育理论观与奥康纳的教育理论观完全不一致，他在论述他的教育理论观时，特别强调了他们之间观点的不一致。赫斯特认为教育理论是一种实践性理论。“我试图把教育理论描述成一种实践性理论，即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动准则的理论。”赫斯特认为，教育理论的基本功能是为教育实践制定理性的原则。
1.反对应用自然科学理论范式套用于教育理论
赫斯特的教育理论观最核心的观点是：教育理论是指导教育实践的理论，它是由关心实践的一系列原则所组成的。他不认为教育理论一定要像自然科学理论一样需要得到证实。而奥康纳则认为：“只有在我们把心理学或社会学上已被充分确认的实验发现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地方才有根据称得上是理论。”赫斯特非常反对奥康纳的“教育理论被称为理论是一种尊称”的论断。他指出：“从这个角度看，我在几个主要的方面，与奥康纳教授几年前在他很有影响的著作――《教育哲学导论》中提出的观点有分歧。”赫斯特认为应建立完全属于教育事业属性的理论，不要受其他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理论范式的影响与诱惑。“我们应该抵制取自另一领域的、狭窄得多的‘理论’范式对我们的诱惑，不管该领域的主张是多么有威望。”他之所以反对以自然科学理论的标准来要求教育学理论，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教育理论的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所有理论都具有解释功能，但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在内涉及对信念、价值及心智的解释，解释时会碰到各种前提与动机问题，这是自然科学方法如假设一验证逻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其次，教育实践活动不是纯粹的理性活动。理性的行动必须是预先加以思考过的行动，而教育活动并非如此。他引用波普尔、奥克肖特、波兰尼等人的观点论证教育活动区别于纯粹理性的活动（如自然科学活动）的原因。他指出，理性的行动不是由直接经验决定并在特定的情景中实施的，理性主义的观点可以比喻为“我们或者能够获得一块‘白板’，在上面可以写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者不管事态的现状如何，我们都能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的。但是对人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的这么一种控制程度，完全是虚妄的。而且，任何一种具有复杂程度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不可预测的”。显然，赫斯特认为教育属于社会科学，在解决教育学中的问题时，知识和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与工程上的实践活动显然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个别的教育活动，不能只依靠一组实践原则来指导发展，在实践内部还存在不能详细说明的、缄默的因素。因为从逻辑上，实践先于理论。
2.教育理论所关心的是为教育实践确定理性上站得住脚的实践原则
教育理论是广泛吸取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理论，但要服务于指导教育实践这一原则。赫斯特强调教育理论一定是为教育实践制定理性的原则，因而可以广泛吸取各门社会科学已有的理论知识，这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但教育理论并不是各社会学科理论的大杂烩，它一定是服务于指导教育实践这一原则的，是在这一原则统领下的综合性理论。“如果教育理论是这样一种综合的理论，那么，我仍然坚决地把教育理论的统一性看成是目的在于一系列协调一致的实践原则的统一性，而不是一些有尚性学科的一种广泛的理论结合的统一性。”吸收各学科理论转变为教育理论时，还要注意各学科完全不同的特点及在指导实践时所具有的局限性。各学科有其自身的独特概念，它们的理论是从自身独特的概念框架中提出的，它们并不是实践性的，而是哲学的、心理学的或历史学的，它们不足以恰当地制定出教育实践的原则，也即生产出恰当的教育理论来。赫斯特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把从学科到原则进而到特定活动的图式看做是发现理性的教育实践活动的方法论，那显然是不行的。”赫斯特心目中理想的教育理论构建思路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他学科，由实践群体进行批判、反思，最后生成真正的教育理论。
（三）卡尔――真正的教育理论是研究教育问题并解放教育实践者
卡尔的《新教育学》是一本以批判为特征的教育理论著作，他以批判的方法论与态度来探究何为教育理论、何为教育学。“卡尔元理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批判那些不是为了教育实践的教育理论，揭示他们不是‘教育’的理论。”卡尔是在论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逐步呈现他的教育理论观的。
1.教育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真实的教育实践问题
卡尔为教育理论确立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规范――只有研究“教育问题”的教育理论才是真正的教育理论。他把不是基于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理论称为学术性、理论的研究，比如教育哲学里多采用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这类学科多是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假设的基础上等。这些学科“所研究的问题是理论问题，它们是为了理论本身而不是为了教育实践的理论，实质上是哲学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它们不是真正的教育理论”。他举例说，“当教师们论及‘班级管理’、‘好好调教孩子行为’的时候，教师们所谈论的不是一个普遍之共相，而是他们所遇到之特殊情况。教育实践所指的是此种教师所遇到之特殊情况”。卡尔所指的教育实践是真实的、具有实践情境的实践，并不是抽象的教育实践。他认为，教育理论并非一种自哲学、社会科学或任何形式之知识中抽离出来的应用性理论，而是通透地批判实际教育活动所依循之理论，其中蕴含着价值观、概念与信念的适切性。他指出，教育理论不应该以其他学术性学科为基础而生产。他所要拒斥的是那种以纯传统理论之观点来解释教育理论，以吻合时下学术领域的分类标准。
2.教育理论要解放教育实践者。实践者应参与到教育理论的生产中
在卡尔的论述中，教师是最基本的教育实践者。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理论呢，理论如何面对教师呢？“教育理论家视教师为其理论检证的对象，或视教师为接受其理论并应用于解决问题的求助者，均是不对的。”卡尔认为，教育理论不是让实践工作者去验证理论，而是解放实践工作者。传统上，教育实践工作者总是尝试在实际工作中去验证理论中的概念、信念、假设与价值观，以重整其经验。新教育理论观则认为，理论倾向于向实践工作者提供知性资源，由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向教育理论的适切性进行挑战，从而使其变得更理性、更一致。一个教育理论成功与否，完全依赖于该理论是否能鼓励教师更有效、更深入地理解其所面对的问题与实际情况。因此，教育理论的生产、形成过程中，实践工作者的参与是必要条件。
卡尔对教育理论的定位是，教育理论的特色体现在为一“统合性学科”并“以问题解决为基础”。教育理论必须定位在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相互关系中，教育研究应集中于抹平理论与实践活动之间的鸿沟，而教育实践活动便是理论所以能存在的正当理由。
总之，教育理论的价值地位与有效性判断是由实践来做评判的，实践是评判教育理论价值的标准。卡尔提出了两个相当经典的判断：当教育理论对理解实际教育经验提出建言时，理论所获得的只是教育的“地位”：当教育理论提出的建言在实际情况中获得验证与检视之后，理论所获得的只是教育的“有效性”。教育不是一种不具有生命活力的现象，所以它不可以透过独立的观察或解释就形成理论。因为没有任何教育现象可以脱离教育实际活动而存在，也没有任何教育问题的产生，可以独立于实际的活动。总之，卡尔强调理论的实践性，他不认为理论可以独立于实践之外进行建构或加以测试，这是不可接受的，理论只有在理解实际发生的结果时，才能加以修正、改善与评定。
二、真正教育理论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究竟何为真正的教育理论呢？“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教育理论的认识论特征的争议一直没有停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科学理论的认识论特征作为唯一标准来批判和规范教育理论的势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奥康纳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代表：其后，以实践为取向的实践理论与之辩论与批判，赫斯特可以作为代表；卡尔的观点更为独特，与他们都不相同。每一种取向都有不可非议的理论所支持，而每一种取向又都有不堪一击的短处。之所以说其有不可非议的理由支持，是因为他们分别指出了真正教育理论的某一特征或取向：而每一种取向又都有不堪一击的短处，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指出真正教育理论的充分条件，而只是指出了真正教育理论的必要条件。
（一）真正的教育理论应是以严谨的方式生产的思想体系
奥康纳与卡尔都强调了真正教育理论的生产方式问题。奥康纳指出了真正的教育理论是以实证的方式生产的，卡尔指出了真正的教育理论应是教育实践中的问题为研究对象。我们虽然可以不同意奥康纳、卡尔的全部观点，但他们所倡导的教育理论生产方式却值得我们去坚持，那就是“严谨、科学”。无论对于形而上学演绎、推理出的教育理论或是以实证的方式生产出的教育理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应有其最基本的规范，只有在遵守各自规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生产出真正的教育理论。
回顾教育理论的生产史，从教育理论的生产方式或研究方法来说，无外乎有两大类，一类是实证或准实证的方法（可以称为定量的方法）；另一类是理论演绎或思辨的方法（可以称为定性的方法），但无论运用何种研究方法，教育研究者在形成教育理论时都应遵守基本的操作规范。实证就要符合实证的规矩，比如样本选取、数据分析、验证等环节要科学：对于思辨的生产方式，就要考虑理论依据的适切性、本土性，还要考虑思辨的逻辑性与深刻性。忽视了任何一项，或许生产出的理论就是“一家之言”，而不是真正的教育理论。
教育理论生产方式可以反映出研究者本人的行为方式，因为研究方式或态度的选择归根结底是由研究者本人决定的。研究者对待教育研究的价值观决定了所采用教育理论生产方式是否“严谨、科学”。如果以“功利”、“应付”的心态去对待教育研究，其教育理论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严肃，其生产的结果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教育理论。如果能够以柏拉图的“牛虻之心”对待教育理论的生产，相信无论采用何种生产方式都将是严肃的。总之，研究者对待教育、教育研究的严谨、审慎心态或许是决定研究者生产方式严肃与否的根本，也是决定生产出“真”与“假”教育理论的根本。
（二）真正的教育理论应具有合适的内、外效度并可接受实践的检验
教育理论能否得到证实或反驳，是衡量教育理论的重要标准。但关键是证实或反驳的方式是什么？赫斯特的教育理论观可以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教育理论是实践的理论，一定要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强调要得到实践的验证。卡尔也指出真正的教育理论应是以“教育问题”为对象而生产出的理论，应对实践具有解放的意义。这些学者的观点给我们的启发是，真正的教育理论应具有合适的效度。在教育学领域中，这里的效度是宽泛意义上的应用，也即真正的教育理论对于教育实践或教育者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内、外效度，应能给实践者以启发或指导，应可接受实践一定程度的检验。任何一项教育理论在呈现出来的时候，应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内在效度，即所描述的教育现象与结论之间因果关系的真实确立程度：二是外在效度，即所描述的教育现象得出的结论概括性如何、代表性如何。虽然教育理论存在大量形而上学的陈述，它们是作为一种强烈的信念而希望被人们所接受。但形而上学的陈述并不代表可以不考虑因果关系而得出结论，更不意味着可以不考虑观点的概括与代表性而率性、随意地陈述。只有具备了内、外效度的教育理论，才会产生另一种重要特征，那就是可以接受实践的检验。
社会学家爱特纳指出，作为理论，其最后一个特点是理论所表述的观点或思想是可以接受实践检验的。他的这一观点类似于本文所强调的“内在效度”。他指出，作为理论，它的表述是既抽象又形式化的，但它并不能远离和脱离经验现象。所有的理论都应通过事实来检验，可以根据具体情形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系统的检验。“没有经过检验的理论就会变得自我证明和自我包容，并只会反映个人偏见、意识形态倾向或者宗教信念。”㈤他还论述到，“如果只告诉我们应当是什么而不对应于可观察的事件，那就是宗教，或者是另一世界的力量或生灵。”现实中，这些类似“宗教”（没得到经验验证）的所谓的教育理论，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理论，而这种所谓的高深“理论”比比皆是。虽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争论激烈而没结果，实践的内涵也异常丰富与复杂。但作为真正教育理论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教育理论应对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可以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然，这里的“指导”与“可检验”的度与层次是有讨论的余地的。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学研究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便是：虚虚浮浮地“说”（教育）者众，实实在在地“做”（研究）者寡……实践场景置之于外，理论建构形同隔岸观火。不痛不痒，不具有内、外效度的所谓的教育理论大量生产与存在。其意义何在，这一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三）真正的教育理论应用规范的语言表述并具有可理解性
论述行为科学理论范文3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 哲学 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它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无论人们如何去评价或褒贬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其广泛的效应都是不容忽视的。不言而喻，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当“后现代性”渗入科学实在论的 研究 中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便孕育而生，并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组成部分 自然 而然地打上了这一 时代 的烙印。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
一般地讲，人们用“后现代主义”一词去描述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主义运动、本文和实践；而用“后现代性”一词去描述伴随后现代运动而呈现的一切可标榜的后现代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后现代 理论 ，或者一致的一组立场。后现论的繁杂性和立场的多元性，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基本状况。所以，“后现代”概念本身只是表明了一种文化、 社会 、 政治 和哲学等等发展的 历史 趋向性，而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论。在这里，历史的趋向性与理论的特殊性决不是等价的。无论如何，当后现代主义在对历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弃的形式下，试图去重新定位当代文化的走向和基点时，它们也自然地构成了一种 影响 科学自身发展的特定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从这一相关性上讲，后现代主义运动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后现代性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要向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种元科学纲领挑战。它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反对唯有科学知识可以被安全地建构的科学主张；驳斥了现代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具有保证科学研究概念基础作用的思想，否弃了现代主义以为科学是或者应该是价值中性的立场；强调了科学的实践的和道德的意义；展开了与一致性地建构科学真理的信仰的争端。一句话，“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它批判了认为科学认识是普遍的，因而它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的主张。”[ 1]从而擎着“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在批判现代主义中，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学、本文和叙述之间的联结。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60、70年代以来，高 科技 的 应用 、传输媒介的爆炸、政治形式的变换、资本主义 经济 的动荡、新的时空经验的感受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突出等等，这一切促使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上导向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并以此来对抗那些元理论的理性经验。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本质就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的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一切都是相对地自主的和自足的，都服从于它们各自的独特轨迹，都有其自身的真理的有效性条件。换句话讲，在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框架内，一般的理论标准被消除了，普遍的基本概念的 分析 和说明被解构了，一切都诉诸于特殊的文化经验的直接意义，其典型的口号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1，p6］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抱着怀疑和疾世如仇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本文，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清晰理解，而在于批判和摧毁；在于有意识地去“错解”或“错读”，而不是理性地建构和逻辑地抽取；并不诉诸于任何权威，而是玩那些当我们烦恼时可以改变其规则的游戏，“其信条就是：别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不值得烦恼。”[2]因而， 它试图破除所有已确立的科学学科之间的边界，去讲说超学科的论述，并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的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3]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式和内容、动机和目的、手段和途径，都需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去实施和实现。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自身。
不言而喻，从后现代特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把“反科学主义”作为其反传统的一面旗帜，把“新的文化经验”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一只号角，把“解构战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一场冲锋。在这里面所蕴含着的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趋向，不能不作为普遍的后现代性本质影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然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时代的映射或影响，它并不等同于后现代文化或 艺术 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同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也绝非任何单纯的、抽象的允诺，而是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于科学的理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解应当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理解过于狭窄，将会抹杀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多样的趋向性及其真实的意义，也将失去把握它的“后现代性”跳动的脉搏。在这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它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视角和 方法 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从本质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就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去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其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就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话”，而是可感知的“现实”了。
但是，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仍然高举着科学理性的旗帜，把坚持、弘扬和发展科学理性作为其奋斗的宗旨。它的后现代性仅仅在于，弱化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实现科学理性的新方法，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义的精神，把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科学看作是一致的，从而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是曲折的、非直观的和深层的。但这正好表明了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时代性、必然性和深刻性。我们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来简单地代替前者。事实上，人们否认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存在，是否认了反科学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决不能否认后现代性特征在科学哲学中的展开；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们讳言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却绝消除不了在他们理论中所渗入的后现代性的研究趋向。总之，对于科学实在论的这种时代性的走向，应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囿于形式上的言词。
二、后现代主义趋势与科学实在论转向
在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中，尽管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但却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倾向或趋势。一是以莱奥塔德（lyotard）为代表的局域论的趋势， 强调世界已被破碎成了局域的、自主论述的世界，试图发展被称之为后现代条件的“莱奥塔德描述”。二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趋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因素贯注于后现代的意义难题。从而导致了一种将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和不可靠的观念立场。这两种趋势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产生了潜在的和间接的影响。
首先，消解和摧毁元论述的神圣性及其尊贵地位是局域论趋势的根本宗旨。莱奥塔德对后现代主义趋势的途径做了这样的描述：“对于语言游戏的非同质本质的认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确定一个游戏规则的任何一致性和在其中可行走的步骤必须是局域的……，因而，这一趋势倾向于有限的无论证的多样性，并且这种论证涉及了其在时空中的限制。”[4]这也就是说， 后现代世界被看作是破碎成诸多孤立世界的世界，它是在不能由任何基本的元论述所统一起来的局域论述的多元性中，各种要素的随机组合。
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局域论趋势要表明：
1、科学本身并不是同质的论述， 而是多样研究领域和行为的“空洞标签”；事实上，存在着多样的玩其自身游戏和产生其自身局域规则的科学。
2、后现代哲学已中止了对其自身传统特权的欣赏。因为， 哲学既不能超越世界的多样性而仅仅提供单一的形而上学洞察，也不应提供对于世界的单一认识论的线索。传统的哲学家们实际上只是生产着标准、规范、规则和陈词滥调等等的集合，而人类理智和文化的物质性和丰富性都被亵渎了。
3、主体总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信仰和语词的集合中去把握对象，因此中性的观察者不存在的。与此相关，理性既非约束于语形，也非仅仅由逻辑来规定，而是依赖于语境并历史地被决定的。
4、 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本文中抽出或证实某一永恒不变的教条或启示，后现代主义追求的是评价的多维空间，而意义恰是在多维空间中传播的。因而，当使用“批评”一词时，并不意味着“说明”而是意味着“刺激”。本文解构的实质就是要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维的评价，由教条性的说明走向启迪性的刺激，由守旧走向破除，由一统走向多元。
总之，局域论的趋势反对用元论述去统一局域论述；强调案例分析而不顾基本的理论背景和系统的建构；不注重对一般特征的沉思，而突出对结构和组织形态（科学、文化、社会建制等）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的论述以特殊方式存在着与科学的联结，而科学以多重层面与社会相互作用，以致于不存在孤立的科学哲学的领域，人们对于科学哲学之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及心理的分析，不应再受到狭隘科学哲学的歧视。
其次，解构和放弃逻辑及任何本文的规则是后结构主义趋势的核心目的。局域论趋势是要把意义难题由普遍引向局部，是要在一个确定的社会、文化或科学的局域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使用局域的语词并求解局域的语言游戏，以达到对意义难题的解决。而后结构主义的趋势则认为，限制意义及其有效性的范围，并不能使对意义的把握更容易或更可能；应当把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不可及的或不可把握的。
“后结构主义”的意义概念发展了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意义从来不在符号中表现，它总是分布于符号总体之中，并且是由未陈述的战略整体性所生成的。结构主义者否认了意义的表征概念，认为意义并非由它们的指称所决定，而是在意义的关联网中被捕捉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该符号中未出现的不同结构所构成的，正是这结构划定了符号间的界限。一个符号意义的显现，依赖于在一个否定的方式中该符号不是什么的背景。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比结构主义更进一步，主张这些不同的结构从来不能被决定，因此，意义也从来不可能是完备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永远不出现的其它的踪迹所决定的。”[2，p32]关键的是，后结构主义趋势并不想把握意义所渗透的各种结构，而是试图表明生成意义的结构如何才能被消解。德里达把这种解构行为与西方文化（科学是典型案例）的困扰作了比较，并以此廓清 问题 ，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把它们包含在一个整体系统内，并形成不同层次的体系，以使意义展示出来。总之，使意义明显地通过结构的消解展示出来，而不是隐含于结构的神秘现象之中，正是后结构主义的途径。
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后结构主义趋势认为“本文是我们能够接触的唯一实在。”我们没有进入世界自身的途径，本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谈论世界就等于谈论本文，因而，理解本文的不可能性恰是不能理解世界的另一种表述。由于本文（世界）决不可能是一致的或符合的，在本文内在的意向性与各种表达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特有的分离张力，任一本文都背叛其自身而期望使这种分裂潜势获得自由。所以，后结构主义的焦点就聚集到了关于本文的分裂效果上。正是这种分裂效果表明，由于不存在先验的表征，意义永远不能被完全地被把握；这正像模写和延续是无止境的，因而不存在我们能够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这两种趋势从不同的侧面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影响。譬如，把科学哲学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本文活动”，一种对不同性问题的解决；消解以现代逻辑主义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反对为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则和目的“立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科学的语境、修辞以及讲话的方式上等等，就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趋势是同性的。历史地讲，在后现代主义的趋势的影响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密切相关。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统治”的衰退而开始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恰是与科学实在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在趋向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这两个转向相关，已经历了两个自然而又必然的阶段。
其一，“解释学转向”促进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孕育和生长。事实上，伴随着20世纪“语言转向”的洪流，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超脱传统基础主义的巢穴。当它期望将科学理性的重建奠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基础上时，只不过是从语言分析的形式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解释学转向”作为对“语言学转向”的反叛，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本文的方式，标志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出现。[5] “解释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促进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之间的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科学实在论导向了整体论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取向，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 理学 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这表明了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形式，不断地扩张和渗入了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6]
其二，“修辞学转向”推动了后 现代 科学 实在论的显著 发展 。“修辞学转向”的实质是要把科学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 研究 方法 ，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更进一步地跳出形式语言的逻辑预设，而从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 分析 、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了科学实在论更进一步地排除在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削弱单纯本体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这深刻地表明，科学实在论在已经相当进步了的基底上，正在不断地充实和实现自身的后现代性。
不言而喻，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生成和发展中，其后现代性趋向表明：在 理论 上，不断地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由逻辑转向 社会 ，由概念转向叙述，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转向了对语义分析、解释分析、修辞分析、社会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等的具体引入。总之，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趋向具有着对象的、层面的、视角的和意义的不同，表现了各种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观念区别，反映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运动所具有的多样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三、解构战略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特征
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方法论的分析，而是反对将任何一种方法看作是凌架于其它方法之上的具有特权的圣物。后现代主义也不一般地反对整体论的分析运动，而是反对在任一统一的科学纲领下的总体理论的探究。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是一种解构战略，就在于它是一系列以摧毁和消解为中心的方法和手段的集合；也正是在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展开中，解构战略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实现途径。集中地讲，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差异”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前提。 “差异”是一个具有强讽刺性的概念，它是要将元理论的分析还原到最小的或最局域的单元。从而，在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去寻找“差异”的中心性，在解构了的世界中去寻找解构的实在性，在分裂了的本文中去寻找肢解的实质性。由于只有接触本文才能接触世界与实在，所以，本文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内在的本质，而在于外在的功能；不在于它的形式表征，而在于它的信息转换。因而，意义的“认识所予”不是本文，而是“差异”。在分离的变动中所揭示的这种差异，正是在这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这里，分裂本文，抛弃所予，把握动态变换中的差异，恰是解构战略得以不断展开并产生效用的前提。
2、“讽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基础。 由于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讽刺的手法达到其解构现代性的方式，被人们称之为“一种讽刺的整体社会论”。“讽刺”手法的原则就在于：①实在是可讨论的；②语言是初始的；③只有在语言的范围内，实在才是可象征的、可达到的；④只有在语言中能够言说任一或每一事物；⑤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他自己的语言，包括关于事物的所有其它一般陈述；⑥上述各项均是 历史 的事件，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或逻辑的论证；⑦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既是现代性特征的终结，也是现代性语言的终结。[1，pp23—24]。
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展开中，显示了“讽刺”是构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使得实在和语言之间的一致及其不可言说的游离，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对象、边界、条件和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奥塔德后来试图用“词组 哲学 ”取代以前的语言游戏的概念，认为游戏者不是唯一的，他是相对于词组而存在的，而词组则先在于任何意向。词组是理论的基元，在一个特定的“词组制度”中，将词组秩序化正是“词组哲学”的任务。而罗蒂则迈向了 自然 主义的语词实在论，并建构后现代的“拟文学哲学”，以取代传统哲学的地位。可见，讽刺手法所引出的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词本体论这一后现代解构战略的基础。
3、“放弃独白、构造对话”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根本途径。 “独白”作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元理论的表现形式，使论述丧失了“实践—道德”的本性，也造成了社会意义的模糊性。只有“构造对话”，才能实现本文的真正语境意义，使论述成为一种平等的社会论述，才能让“社会科学变成公民论述的典范”。这种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或语用学的转向，潜在地蕴含了公民在民主公众生活中的社会参与性行为。同时，作为论述的社会隐喻也可表明，社会结构可以作为语言结构来加以理解，而且这些结构可以通过讲话的修辞行为来发明。讲话行为表示并嵌入了不同的意义世界之中，并且这些意义在社会中是层次地有序的。论述语言的符号化系统不仅仅是讲话行为，而且是社会关联结构的实现和调节。更进一步讲，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符号系统，而社会则是一个进行对话交流行为的系统。另外，由于论述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局域性和语境性，“构造对话”的本质之一便是追求论述的修辞学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并以此去彻底地消解元理论的“不道德的霸权地位”。在“语词—世界”的关联中，论述的方式表征了实现特定世界观的方法论途径；所以，突破一种论述方式，就是导向一种新的方法论。一句话，“社会契约就是语言；讲话就是战斗；一个人总是处于特定交流范围中的结点上；一致是压迫的；创造总是论争的诞生。”[7] 总之，从元语言走向自然话语，从元理论走向修辞发明，从元逻辑走向社会结构，从元规则走向普遍的价值趋势，就是通过“构建对话”而实现解构战略的具体途径。
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具体实现途径，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作为后现代性的视角，渗透或折射进了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之中。这种渗透或折射是以不破坏科学实在论的总体目标、趋向和本质条件，以拓展科学实在论研究的空间、手段和深度为要求，以强化科学实在论自身所特具的学科性、表述性和语词性为特点的。它们不是以囫囵的东西对应地搁置于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之内，而是作为一种活的人类理智的要素被有机地消化、吸收和溶入了科学实在论独特的有机体之中。在这样一种 时代 的背景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就表现为“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具体地讲：
1、整体论的扩张是对传统实在论过份强调“普遍论”的现代性的反叛或修正，是要把个体的整体性和自主性与整体的个体性和相关性结合起来，去说明科学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所以，整体性的扩张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这主要表现在：①强化科学解释学的实践性，把人类的行为、科学和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大”本文来阅读，从而在一切科学理论的“小”本文的社会意义上超越“语言转向”的狭隘性，使负载理论的语言与作为背景的社会更自然地融为一体，实现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科学认识论，使科学认识论的语言具有整体的丰富性、深邃性和时代性的特征。②引入修辞学的方法，把科学论述看作是符号化的劝导，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表征；看作是境遇论述，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规则的推演；看作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讲演论述，而不是简单个体经验的实现；看作是有理由的论述，而不是预设先验标准的理性的概念化；看作是创造性的发明论述，而不是证明或说明模式的唯一结构。③通过自然主义的途径去说明科学理论的规范的形式系统与经验的描述系统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理论语言进行泛物理主义的阐释；或者通过科学的进化去说明科学的“内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阐释理论、仪器、方法、价值、规范、道德、心理和社会建制等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本质上的社会活动。
2、意义理论的深入是对传统实在论机械理解“语词—世界”关系的现代性的否弃和超越，是要把意义的真理性和真理的意义性统一起来，去阐释科学运动的表征方式和解释方式。这主要体现在：①用“意义大于指称”的观念去消解传统的对应论的指称论，认为意义决定了指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是约束指称使用的一种功能，同时也是指称定位的立体坐标，从而坚持了“意义”的意义超越了直指的旧观念，实现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②自觉地借鉴和引入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方法去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断言，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确定科学理论术语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空间，去描述概念的语义 网络 ，说明它的语义的一致性和语用意义的整体性。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来说，语义和语用分析已由被迫的论战需求转化为容纳和满足各种实在论的立场、观点和可能趋向的方法论的保证形式。③在测量意义上去确立实在论的经验建构论，以消解传统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还原论，认为测量结果的表征术语不是作为实在的“模写”，而是作为实在的“映射”被建构的，因为它的意义内含了特定测量主体的价值趋向性和意向选择性。但另一方面，又同时承认表征术语的意义的映射性必然地具有它所映射的特定实在的“模本”。从而，把实体的总体性和它们的关联看作是实在，或者把实在看作是具有潜在性、发展性和本质功能的实体总体，从而把所有实在解释成不仅仅包含存在什么或发生什么的世界，而且解释成必然是或可能是什么的世界。
四、结语
尽管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那些时代的 影响 ，将会继续发生它潜在正负方向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与反后现代主义批评之间论争的焦点，就在于当今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社会作用 问题 ，即科学是不是唯一的、有特权的知识形式？何种认识模式是科学？应该如何理解科学是社会进步的途径？科学怎样能够成为既是主张客观知识的论述，又是构成社会同一和规范建制秩序的社会力？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辨和求解中，后现代主义对难题的认定是敏锐的，但却设定了偏激的边界条件并给出了错误的解。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导致了这样几种倾向：第一，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朝向元叙述的怀疑为基底，在多维的和不稳定的空间中，将叙述与科学认识割裂开来，使任何事件都自主地运行着，完全是一局没有规则的游戏。而真理就恰恰是在这种多样形式中非唯一地产生的，从而科学理性成为没有规则的“规则”的游戏及其自然化的体现。第二，具有某种古代诡辩论的特征，溢发着对哲学理性的嘲讽和亵渎。在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框架中，一方面否认基础论证或证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把非理性的“说服”作为根本的论证以充作理论的基础；在否认哲学除了启发性之外别无任何原则意义的同时，却要把解构的方式作为普遍的规则塞入人类理智的一切领域；既在叙述和说明、修辞和逻辑之间掘出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又试图通过“社会隐喻”去构设可选择的秩序化的理论。第三，反实在论的立场。后现代主义从否定中性存在的视角出发，把一切表征、一致和指称等都看作是依赖于概念框架而生成的，因而本体论的范畴嵌在指称说明中，并且这些说明是历史地和文化地变动着的。而且，这些变动本身也并不是朝向最成功的实在复制品的收敛运动，而是根据文化发展的趋向而社会地发散的。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衰落并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除了其理论的歧误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科学所具有的两个时代特征：其一，无论当代文化的发展多么地斑烂多彩，科学均将处于文化运动的主潮流之中；其二，科学建制的系统化、完备化和开放化，已使它不断地增长了与社会建制之间的联结，并由此产生了更强有力的社会力。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通过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不断地走向了“开放”、“弱化”和“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这既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各种弊病及其有意义的前景，均体现在这些趋向的统一之中。然而，从总体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在吸收“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价值标准时，并没有陷入一般的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中，在借鉴语义和语用分析及意义批判的手段时，也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在接受解释学、修辞学的方法及与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中，在广阔的科学、社会和文化关联中探索科学的进步时，也从未放弃对于科学理性的追求。尽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批评的缺陷，尤其是内在化的和片面自然主义的趋向。不过，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显示的那些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却富有时代意义的趋向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喻示我们，在当今 中国 文坛上泛文化主义盛行之时，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高举“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一项多么必要、必然而又必需的事业。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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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uzana parusnikova,is a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possibl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rch,1992,p25.
[3]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m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theory and culture,columbus,1987,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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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ancey murphy,scientific realism and postmodern philosophy,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1990,p292.
论述行为科学理论范文4
1文献的概念及其分类
文献是通过载体记录的知识，载体是文字语言附着物，是物质形态。从古至今，载体有竹简、纸张、磁带、磁盘、光盘等。科技文献是记录、保存、交流和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一切著作的总称。其分类包括：①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②二次文献。在一次文献基础上加工而成，常称为“检索工具”，如目录、索引、摘要等。③三次文献。通过检索工具（二次文献）收集原始资料（一次文献），加工整理成的综合性文献资料，如综述、述评、年评、指南等。④零次文献。
未成文的口头传递的信息，或手稿之类的资料，即还没有传播载体。
从上可以看出，综述既不同于原始论文，不属一次文献，也不是论文的摘要、索引或书目，不属二次文献，而是一次文献高度浓缩的产物，是把多篇相关文献综合加工而写成的三次文献。因此，综述包容的信息量大、反映学术动态快，是获取信息、促进科研、指导实际工作的有效途径。
2文献综述的特点
综述包括现状综述——成就性综述、回顾性综述——动态性综述和专题争鸣性综述三种。其特点如下：①资料来源是拿别人的文章做自己的文章。②研究对象是文献资料，不是人或动物。③内容涉及面广，信息浓缩、精炼。④叙述性的表现手法，以事实为基础，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评论。⑤引文多，有很强的参考性。
3撰写文献综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信息时代的特点如文献数量多、增长快，内容分散，重复交叉，语种增加，知识老化加速，质量下降，时滞严重等，呼唤着护理综述文章的出现，使其显得非常必要。此外，综述是知识再创造的研究（科研分为创造知识、修改知识、综合利用知识），写作综述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护理学科发展、成熟，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环节。再则，综述提供回溯检索文献线索等，以上说明文献综述的撰写显得非常重要。
4写作步骤
4.1选题
①选取护理工作中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②选取位于学科前沿，有一定超前性，能反映新成果、新技术、新动向或矛盾焦点的问题。③选取自己熟悉或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题目。④选题要大小适度。⑤希望在杂志发表的综述，应注意期刊的要求。总之，选题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掌握四个相符：与个人主观条件相符、与自身客观条件相符、与护理进展现实相符、与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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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收集文献资料
4.2.1对文献数量和质量的要求：①数量要求。>40篇，有人提出初始收集资料最好>100篇。②质量要求。年代分析，文献发表的年代越近越好，近3年最好，至多不超过5年；专业分析，资料来自本专业学术期刊、核心期刊的论著性文章；国别分析，资料来自本课题研究的先进国家、权威机构、有威望的专家；主题分析，引用资料的主题与自己的选题相同或相近。
4.2.2收集方法：①顺查法。顺年查找，由远及近。②逆查法。由近及远，从当前开始，倒查近3年或5年的文献。③追溯法。又称篇后文献检索法，是利用已发表综述后的参考文献进行追溯查找的方法。
4.2.3检索工具：有目录、索引、文摘等类型。①中文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国外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全国报刊索引》（自然科学技术）、《中国医学文摘》和《国外医学》等。②英文工具。美国《医学索引》（IM）、荷兰《医学文摘》（EM）、美国《生物学文摘》（BA）、美国《化学文摘》（CA）等。③联机与光盘。中国生物医学光盘数据库（CBMDISC）、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联机数据库（MEDLINE）等。④网上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中医药信息检索系统网上数据库等。
4.2.4检索途径：①题名途径（主要按书名、刊名检索）。②著者途径（按作者姓名检索）。③分类途径（按文献所属学科类查）。中国图书分类法规定，“R”是医药卫生，如R4为临床医学，R47为护理学，R248为中医护理学，R5为内科学等。④主题途径（按规范化术语即主题词查）。
4.3整理加工文献
①阅读（浏览、粗读、精读；应确定优先阅读的文献）。②整理、分类、筛选。③综合组织（可按主论点、分论点组织论证材料，确定论证方法，安排层次结构）。④拟定提纲，完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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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科研实践（毕业论文）
护理科研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科研全过程的训练，在修完全部专业主干课程，已修课程达到最低毕业学分的80%以上时进行。
为保证科研全过程的有效实施，建议在第四学期末进行布置，毕业论文在通科实习和专科定向实习期间完成。
1．毕业论文的类型
（1）科研论文：唯一可以用于学士学位申请的论文形式。需要申请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独立完成一份护理科研论文，论文成绩需达到良好及以上水平。选择其它类型的论文不能用于申请学士学位。
科研论文是指经过选题、研究设计、资料收集与分析，得出研究结果，对结果进行合理的解释，得出结论，并将整个研究过程及研究结果按照规范的书写格式撰写的论文。
（2）文献综述：不能用于学士学位申请。
文献综述是作者针对某一主题，在阅读大量相关的原始文献后，对其数据、资料和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对比、分析和评价，而写成的一种专题性的学术论文。
2．论文的选题要求
选题是进行毕业科研训练和完成毕业论文的首要工作，与毕业论文的质量关系密切。恰当的选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学生得到科学研究过程和能力的基本训练。课题的选择应符合以下基本原则：
（1）选题必须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科研训练的教学目的；
（2）选题应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
（3）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选择护理临床实践中具有实用价值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课题进行研究；
（4）指导教师应考虑学生的选题在时间、方法、经费和设备条件等方面的可行性，确保学生在预定时间内能够按要求完成毕业论文。
3.毕业论文撰写的内容
（1）课题计划书；
（2）毕业论文。
4.毕业论文的实施过程
毕业论文工作主要包括：选题、研究设计、资料收集与分析、毕业论文撰写、论文答辩。其中课题计划书和毕业论文要上交河南电大农医学院。
对申请学士学位的论文，由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负责审核或抽查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
5.课题计划书
见“附件7：中央电大护理学专业本科科研课题计划书”。
科研论文、文献综述均须撰写课题计划书。按实际情况撰写。
在学生提交计划书后，各地电大应组织小规模的开题报告会，由2名以上导师和专家对开题报告进行审阅和评价，提出修改和指导性意见。课题计划在导师认可后方可正式实施。
6．毕业论文的写作步骤、书写格式及要求
（1）写作步骤
①科研论文。参见中央电大护理学本科教材《护理科研方法》王志稳等编第七章护理论文的撰写：第一节科研论文
②文献综述。参见中央电大护理学本科教材《护理科研方法》王志稳等编：第七章护理论文的撰写：第二节文献综述
（2）书写格式及要求
①科研论文。见附件8：中央电大护理学专业本科科研论文的书写格式、要求及封页；
②文献综述。见附件9：中央电大护理学专业本科文献综述书写格式、要求及封页。
（3）写作时间
每年上半年5月底前，下半年11月底前，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并将课题计划书和毕业论文上交河南电大农医学院。
7．毕业论文答辩
论述行为科学理论范文6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表征语言；科学实践；操作语言
Abstract：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regards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interest and human ability as the components of science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m. Trying to give an overall description of science by focusing only on “social interest”， it uses “social realism” to replace “natural realism”， and goes to the opposite of what it criticizes. The scientific view of representation is the root that gives birth to the problem and dilemma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ies. The way out of this predicament is taking the route of scientific practice of operating language.
Key words：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representation language；scientific practice；operating language
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成果硕硕，它对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激烈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近30年来，它替代了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占据了科学研究的主战场。这种成果硕硕与挑战力度更多地来自于以“强纲领”为核心纲领的科学社会建构理论以及随后的“泛建构论”的相关拓展。然而，以“强纲领”为核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围绕单一的“社会利益”对科学进行全方位说明，其最终的理论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落得个实在论“两极相通”，成为其后继理论发展的批判对象。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何以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最终成为“走向疯狂的解构的一种典范”，并招致“反科学”的骂名? 一句话，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何以陷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理论困境，其出路何在?
导致科学社会建构理论困境的核心问题在于：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与自身的批判对象处在同一的科学描述语言框架中，二者共享同样的表征主义的科学观。从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转向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是走出科学社会建构的理论困境并光大其理论成就的有效路径。
一、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学术努力及核心结果
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始终认为其尊重和维护科学。爱丁堡学派的创始人、“强纲领”的提出者大卫·布鲁尔非常严肃地强调：“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和科学知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研究和分析这样的知识呢?我们的回答是：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我们所做的一切绝不意味着批判和反对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恰恰是对科学的崇尚，而不是对科学的诋毁和否定。”[1]序1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崇尚科学的方法和路径，就是用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科学进行实证性的社会研究，并以此昭示“真实的科学”的面目。
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学术努力，在两个方面最为有效地挑战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
①科学社会建构理论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研究内容上。它突破了“科学知识内容”不容、也无须社会学染指的禁区。非但如此，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还用社会性因素解释所有的科学要素，“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最大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和社会的维度置于首要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SSK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使用，受制于人类力量的约束和利益”[2]9，他们进一步明确地宣称：“科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3]，基于对科学这样的解读，“科学研究”展现了“科学知识制造的偶然性、非正式性、情境性”[4]。
②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强大冲击还在于其强调并付诸实践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直接针对其所认为的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以及以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及认识论的规范性质和超验特性。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规范的科学社会学及其相一致的科学哲学中所表述的科学仅仅是一种事先的理想“设定”和好的“安排”，这种设定和安排都基于一个超验的前提，即科学=实证自然科学=客观性=真理性=理性=进步性。这种“设定”和“安排”人为地构造了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的不对称性，带有极强的强制性和虚假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自己就是要用自然主义而非规范主义、经验主义而非逻辑主义的方法完全描述性地展现和说明科学，继而揭示什么是“真实的科学”。“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四原则中尤其突出的“公正性”和“对称性”， 目的就是要“对科学知识提供一种恰切的、自然主义的描述”[1]序3。
可以认为，科学社会建构理论的上述两方面学术努力进行的是一种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理论建构，其几十年的理论成果所蕴含的答案是建设性的和肯定的。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关注科学的结果，关注外在性回溯式的抽象考察和规范考察，即基于文化扩展的某个终结反思科学、在文化扩展的某个终结意义上讨论科学活动的作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包括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强纲领主张)关注真实的进行中的科学并且试图对这种进行中的科学进行内在考察，是对科学反思的一个建设性推进。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科学知识对人类和社会的创造和使用，把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等都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且分析了这些要素与科学之间极具建设性意义的结合和作用。这实际上是引导了对科学从“What” (是什么)到“How”(如何)的深入研究。
二、科学的社会建构的问题及困境
几乎所有的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者都承认：他们从库恩的科学哲学历史主义以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理性和传统的科学观的质疑方面，找到了自己对传统的科学观的社会学批判的切入点。相比较其他的对科学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则第一次成功地实践了库恩导引的进路，并通过这种成功实践所具有的经验性力量，对所有的针对科学的研究进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在70年代后期欧洲普遍的反默顿主义的潮流下，库恩却成为“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坚决反对者。在库恩看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这类研究越是在形式上得到承认，它就越是不会令问题解决满意。在这些新的研究形式中，他们非常随意地否认对自然的观察在科学发展中具有作用，但是，对于自然在关于科学的谈判中发挥作用的渠道，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正式的说明”。库恩坚定地声明：“我要在后现代运动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中捍卫知识和真理的概念”[5]。
声称是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严肃地“给科学以科学的地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研究进路，在方法论上遭遇到“反身性难题”，即：在“反身性”原则约束下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如何保证“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对科学所做的说明的合法性?“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所有学术努力，就是通过对真实科学的研究，瓦解传统科学的自然实在论基础，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最终瓦解科学的文化霸权。但是，用“社会利益”要素全方位地解释和说明科学实践，最终的走向竟是用科学的“社会实在”解释。取代了科学的“自然实在”解释，在一定意义上从科学的“自然决定论”走向科学的“社会决定论”，使得自身和自身的批判对象“两极相通”。于是，在面对“反身性难题”的同时，又陷入“方法论恐惧”，即：对科学实践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自身的反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学的社会建构”纲领的二元矛盾。
科学的社会建构的经验主义与相对主义，批判的锋芒直指传统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所倡导的科学规范“规定”的科学理性、客观性、认识论法则的超验性以及与这种超验性对应的虚幻性，最初的理论意图是抛开既往的对科学知识增长说的先天“安排”，对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有一个恰切的“描述”，从而刻画“真实的科学”。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理论内外的各种批评都说明，他们对科学所进行的描述远非丰满而恰切，而且科学也似乎远非得到“真实地刻画”。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于是也面对着一个熟悉的老问题：在共享着同样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版本中，“一个瓦解了其他知识系统的‘内在’理性的解释纲领如何可以阻止其自身同样遭受这样的瓦解”[6]?
应该认为，在对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说明方面，科学的社会建构是丰满的、成功的，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共享着批判对象——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描述科学的表征主义框架的同时， 未经检验地排除或消解了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几乎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研究纲领，人们很难对其目标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提出怀疑，也很难对其研究成果熟视无睹。从总体上说，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学术努力，尝试从理论描述到经验描述，从外在描述到内在描述，在利益意义上描述了集体性行为。爱丁堡学派避免使用普遍理性去理解历史上的实践，而要用真实的实践来理解真实的科学，尽管其理论的结果绝非无懈可击，但对科学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关注方式，的确开辟了思考和理解科学的新路径。
三、从表征到操作：科学社会建构困境的可行出路
可以认为，表征主义的科学观或者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是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问题和困境产生的基础。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确严肃地尝试描述“真实的科学”，尝试去把握科学的“活动过程”，然而，与表征主义科学观对应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无法真正做到对“过程”的把握。
与表征主义科学观对应的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的基本点是：科学是认识和反映实在的真理性知识的体系，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是靠对科学理性维护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规则的遵循来保证的，科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真理、并通过真理的获得达到对实在世界的客观性认识。传统的科学观是表征性语言描述，这种科学观的突出特点是它的非历史性。伊恩·哈金把这种科学称为“没有历史感”、“憎恨变化”的“木乃伊科学”[7]1。与之相应，这种非历史性的科学观对科学的描述是一种“回溯式的描述”，这种描述是“辉格式”的：是基于结果而不是发生，是关注状态而不是过程，是指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是认可“得胜者”而无视“失败者”，是审视科学的单一视角而不是多重视角，对科学这种描述中展示的科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回溯式”的科学，皮克林则称之为“科学家的立场”，即：科学知识的功用就是用科学知识自身的产物作为重建历史时的解释标准。
科学的社会建构学术实践的一个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就是对科学的“辉格式”描述的批判，呼唤一种对真实科学的研究，认为既往的科学观展示的科学是一种“安排”，不是一种描述。在这种“安排”中，理性、客观性、真理都作为一种抽象的预设被赋予优先的合法性地位。作为对传统科学观以及这种科学观的标准理念的反叛，在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被标准的科学观长期忽视或者被赋予非理性特性的各种科学的社会、历史性资源，视科学为一种社会建构，把社会历史性提升为描述科学的首要因素，并在此前提下展示了科学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特性。但是，表征主义科学框架的限制，最终削弱的是科学社会建构的批判锋芒，抑制了其潜在的丰富蕴含。
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不仅扩展和丰富了对科学研究的广大领域，而且在理论上给出了解决传统科学哲学中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证明逻辑与发现逻辑问题”、“不可通约性问题”等长期未决的争论的有效路径，并内在导引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取代作为知识和表征的科学的走向。
哈金极有代表性地指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无休止的纷争，是科学哲学的“基础危机”[7]25，林奇则更明确地断定：“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是其产生前提，即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蕴含的一种“没有答案的问题”[6]，后实证的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则认为，这个争论使对科学的研究陷入不能自拔的认识——是否真实或者能够真实地反映实在的“方法论恐惧”——之中。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表征性语言描述，给予“实在”以动态的、生成的、过程的解释，是消解这类“危机”、摆脱这类“恐惧”唯一有效的途径。
传统科学哲学中围绕“实在论和反实在论”问题的未决争论产生的所有混乱以及由“不可通约性”引发的对科学理性的挑战，都是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内在蕴含矛盾的必然显示，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得到转换和解决。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的基本点是：科学是人类以关注自然为中心的一种人类和生存世界之间的彼此塑造和建造过程，异质性要素在真实的时间中以突现耦合的方式参与这种过程，真理性知识仅仅作为异质性要素之一的科学表征链上的一个环节，科学理性、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仅仅作为异质性要素之一的人类动机性行为的能力体现参与过程性的科学实践，科学的目标渗入并体现在情境性的具体科学活动中，对世界的认识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塑造，人类在塑造世界中认识世界，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约束这种建造过程的是一种历史生成的、并且持续参与历史生成的过程客观性，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不可逆的时间中发生并历史性沉淀下来的一切，决定了过程客观性的特质。与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强调的对“永恒秩序”和“普遍本质”的追求和把握不同，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对“现时秩序”中科学活动中的“情境特质”[6]高度敏感。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突显的是作为科学的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时间、瞬时突现、后人类主义的去中心化的异质性耦合是组织和刻画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核心要素。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核心之点在于把时间性内在地嵌入科学实践，就是把实质意义上的过程性注入科学实践活动，这种彻底性表现为对任何形式的永恒性的实体性基质的彻底摆脱。这种摆脱突出强调的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时间上的对称性破缺，以及在这种对称性破缺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相互作用中吸纳丰富的偶然性和异质性耦合介入，介入和作用的结果则不可逆转地历史性沉淀下来。
在时间上，物质性力量总体较之同样作为自然的人类具有先在性；而人类力量由于其动机特性在时间上具有一种延伸特性，即：人类可以基于现在并不存在的未来状态构造自己的目标。在科学实践中，这种“先在性”与“延伸性”使得作为人类力量的科学家在无法预知其轮廓的物质力量的领域里周旋，通过构造各种物质仪器和设备对所周旋的力量“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2]7，新的仪器设备在建造，新的物质力量被捕获，而每一次的建造和捕获中又包含着既往的物质力量和人类力量的融合并为未来的建造和捕获提供生境，这个过程不断地实现着“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卡尔·马克思语)。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力量作为一种阻抗力量约束着人类的动机力量，人类的动机力量在面对阻抗中不断地调节自身，最终适应这种阻抗。在这种过程中，人类得到了远远超过自身体能和智能的结果，自然也不可逆转地带有人类力量的作用的构成。
对科学实践进行时间性的考察，以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作为基本的组织法则，分析在具体的科学活动情境中的特定的机器、设备、理性风格、概念体系、知识体、不同层面和范围的社会活动角色、实验室内外等各种要素的异质性组合，实际上开辟了理解知识的新路径。物质力量在时间上的先在性以及人类力量在时间上的延伸性在不可逆的时间中相互作用，使得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具有了客观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
在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科学的客观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使得真实的科学是一个“开放式终结”过程，其表现为：第一，科学实践过程对“现时秩序”的高度敏感：科学实践具有极强的“情境依赖”特征，科学实践吸纳相关历史情境中的所有丰富性。第二，科学实践过程具有异质性要素突现、耦合的特质：科学实践过程具有系统演化的特质，科学的“后继发展”、“后向驱动”、“与境选择”、“要素耦合”、“新质突现”等可以刻画这个过程。第三，科学实践过程具有“后人类主义”去中心化特征：作为过程的科学既不是自然中心的，也不是社会中心的，纳入科学实践过程的所有要素(物质的、仪器的、概念的、社会的)，在开放式终结的每一个节点上，都“与境选择地”可被称为“现时秩序”中的决定因素。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对峙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消解，其对峙的前提是：是否承认永恒不变的实体的存在，是否存在正确的认识以及把握这种实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
作为实践的科学承认的是一种伴随实践活动变动着过程实在，实在参与建造同时被过程所塑造。在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知识生产和转换中的不可通约性问题被转换为“生活在不同世界”的问题。一方面，每一种“生活世界”都有由其历史情境性的内部时间特性所刻画的特质，内部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着其客观性特质，决定了不同的“生活世界”的不可通约。另一方面，每一种“生活世界”都有多种维向，一种维向上的“断裂”恰恰是另一维向上的“连续”，一种维向上的“不可通约”恰恰是另一维向上的“一致性契合”，如果回到库恩，那就是：原有“范式”与“新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恰恰是常规科学中的“反常”与“新范式”的“一致性契合”。
作为实践的科学拒绝承认科学的发展是“怎么都行”，认为实证科学的发展是“怎么都行”无法解释科学文化何以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世界的强势文化。科学文化是人类关注自然问题的一种“认识论解决”，关注自然的这种活动特质历史性积累，不可逆地决定了科学的固有特性。科学的确仅仅是一种可能，但任何既成的发展都构成未来发展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文化的发展遵循的是与生物进化和宇宙演化类似的“强势积累”机制。科学远非“怎么都行”，科学因循其固有的历史轨迹和现时情境突现耦合式发展。
四、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导引作为实践的科学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强调科学实践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强调科学实践中的异质性要素融合而不是某种单一要素的持久作用，强调科学实践的历史性和开放性而不是科学实践的完全自主性和自洽性，强调科学实践中一切要素不可逆的历史生成，而不寻求任何永恒、稳定的要素对科学实践的基础性说明。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使得科学实践真正具有了过程的品格，导引出实质意义上的作为实践的科学，它可以用过程得到客观性的整体刻画。
作为实践的科学所内在蕴含的过程客观性具有主体间性、情境性与异质性要素的内部时间限定特性以及基于选择演化的生成特性。作为实践的科学寻求的是在历史中生成和突现情境中的现时秩序，这种现时秩序是科学实践活动要素的相对性、客观性与历史性的凝结，在“后人类主义的去中心化过程中瞬时突现出来”[2]228。这种客观性是基于历史性的客观性，是在不断发生着的稳定性摧毁和稳定性重建中存在的客观性，是先于任何方法论原则分析的客观性。
由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和过程客观性所刻画的作为实践的科学[1]，把意义问题推至前台。在这种关注中，真理形态的科学知识是知识表征链中的一段链条，这就意味着对真理形态的知识评价可以对应多种维度，这些维度远远超过仅仅用真理是否符合经验或者实在来进行的证明[2]9，把科学视为一种“认识论的联合”[8]。“认识论的联合”否定了存在明晰的认识论要素以及把这些要素统一起来的认识论法则，同时强调了科学的实践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文化实践的固有的认识论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科学是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认识论解决”。这种“认识论的联合”意味着：人与自然的问题依旧是科学实践、科学文化关注的核心，并且这种核心决定了科学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固有特性[3]，是对科学的历史性捍卫。这种历史性捍卫突显的是科学的不可逆的生成与强制累积性特性。这种特性是造成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巨大分野的原因。强势积累造就了作为实践的科学丰富性和方向性的统一：科学吸纳着整个世界的丰富性，却沿着其自身的轨迹演化[4]，是一个开放式终结的“筑模”过程。其突显的思想是：科学实践指向的未来状态是在筑模过程中从现存的文化状态中构造出来的，这意味着现存的文化预先制约着人类动机力量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和延伸。换言之，在实践的科学中不存在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本质上的分离和超越，存在的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并行和交织[5]，以“适应与阻抗”的辩证的操作性运作方式存在。这种操作性运作凝结着处在操作中的物质力量的轮廓、操作中的仪器和设备以及与这种操作相伴随的规律化的人类行为。在这种凝结中，一方面捕获、构建物质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系统化、常规化和标准化过程规训人类实践。科学正是在物质力量与人类实践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与发展。
在这种从表征到操作的转换中，开放性的、过程性的、异质性要素融合的、历史性的科学实践，成为刻画科学文化的主题。在这种描述中，只有科学的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的特征。因为它包容了人类存在的一切可能的维度，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在这种意义上，科学中的问题和危机，既是科学文化固有的也是人类文化只有的问题和危机。一方面，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自然的、人文的、政治的、经济的等)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成为科学文化的内在组成；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具有其专注于对自然的认识的固有属性，这种固有属性(包括科学文化中的科学信念、科学方法、科学的认识论原则等)本身也在与其他文化的共生中历史性的(不可逆地)扩展自身，从而具有任何其他的人类文化不可替代的特性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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