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税收筹划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 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主体理论 主体形式 主体特征
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任何负有纳税义务的法人和自然人）安排自己经济活动的一种理财行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国家。税收筹划传入我国二十余年，但其在我国的发展很快。我国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纷纷撰文对税收筹划进行理论研究。但从现有的部分文献资料看，笔者尚未发现有对税收筹划主体进行比较全面的系统研究成果。为此，笔者结合自己的所学与所思拟对税收筹划主体的研究进行如下探索。
一、税收筹划主体的身份认定
1.税收筹划主体的涵义
税收筹划主体是构成税收筹划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税收筹划主体的研究应该作为税收筹划理论体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税收筹划主体是税收筹划工作的参与者，纳税人是税收筹划的主体。
2.税收筹划、税收筹划主体的单主体理论及其多主体理论
(1)税收筹划的定义
其实业内并无统一的税收筹划的定义。为了论证我们命题，我们将不得不考察业内一些较权威的说法。“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以下简称“教材组”）在2008年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税务实务》一书中对税收筹划作了如下解释：“税收筹划目前尚无权威性的定义，但一般的理解是，税收筹划指的是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其要点在于‘三性’：合法性、筹划行和目的性。”教材组开门见山地指出了税收筹划的活动地带――“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简明扼要地指出了税收筹划的路径――“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税收筹划的终极目标――“尽可能地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教材组并没有直白地指明税收筹划主体的身份。
其实，研习业内一些老师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对税收筹划主体的身份认定，国内已经形成两种代表性的理论，即：税收筹划主体的单主体理论和税收筹划主体的多主体理论。
(2)税收筹划主体的单主体理论
税收筹划主体的单主体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盖地教授等。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盖地教授于2001年在《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一书中称：“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依据所涉及到的现行税收法规（不限一国一地），在遵守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运用纳税人的权利，根据税法中的允许与不允许、应该与不应该，以及非不允许与非不应该的项目、内容等，对经营、投资、筹资等活动进行旨在减轻税负的谋划和对策。”盖地教授于2006年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的《税务筹划的主体、目标及学科定位》一文中提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税境（tax boundary）和现行税法，遵循税收国际惯例，在遵守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根据税法中的‘允许’与‘不允许’及‘非不允许’的项目、内容等，对企业涉税事项进行的旨在减轻税负、有利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谋划、对策与安排”。盖地教授先后两次对税收筹划的概念进行了阐述，盖地教授认为税收筹划的主体是纳税人。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税务专家高金平等。
（3)税收筹划主体的多主体理论
税收筹划主体的多主体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艾华教授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艾华教授在《税收筹划研究》一书中称：“税收筹划的一般意义应按如下表述：税收筹划是指税收征纳主体双方运用税收这一特定的经济行为及其政策和法律规范，对其预期的目标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确定其最佳实施方案，为自身谋取最大的利益的活动过程。”艾华教授在这里给出了的纳税主体包括“税收征纳主体双方”。
著名税务专家贺志东在《税务总监》一书中称：“税务筹划是指税收事务参与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就税制设计、税收立法和税收征收管理事务及税收缴纳事务等进行的筹谋、策划。”“它包括征税筹划和纳税筹划两个方面。”可见，贺志东老师认为税务筹划主体为“税务事务参与主体”，其含义是指税务筹划主体至少包括“‘征税筹划’主体”和“‘纳税筹划’主体”。
同艾华教授、贺志东专家一样，持税收筹划主体多主体理论（认为税收筹划主体包括但不仅仅限于纳税人一方）的还有张中秀教授、谈多娇博士等。
3.纳税人是税收筹划的主体
笔者认为税收筹划主体是纳税人，换言之，税收筹划主体不可能是“税收征纳主体双方”或者除此双方以外的其他第三方。笔者这样讲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1)从税收筹划的渊源来看，纳税人是税收筹划的主体
国内学者尽管对税收筹划主体有着种种不同的观点，但在表述税收筹划的由来时，国内的专家们大多引用了如下经典案例：
“早在1935年，美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针对‘税务局温斯特大公’一案，作了有关税收筹划的声明：他认为‘任何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依据法律这样做可以少缴税，为了保证从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强迫他多缴税’。汤姆林爵士的观点赢得了当时法律界的广泛认同，如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在以后的税收判例中经常援引这一原则精神。”参见张彤、张继友、孙梅合编的《如何做税收筹划》（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3页～4页；高金平所著的《税收筹划谋略百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页；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编写的《个人税务与遗产筹划》（中信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99页；文桂江编著的《税收筹划理论与案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页等。
从此经典案例看，纳税人（即案例中所指的想“少缴税”的人）是税收筹划的主体，而税收征收人不存在想少缴税的问题。
(2)一些外国权威机构和税务专家认为纳税人是税收筹划的主体
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IBF），在其编著的《国际税收词汇》中对税收筹划下的定义是：“税收筹划是纳税人通过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该定义表述了税收筹划是“纳税人”为少缴税收而对经营活动的事务安排。
印度税务专家N・G・雅萨斯威在其《个人投资和税收筹划》一书中称：“税收筹划是纳税人通过财务活动的安排，以充分利用税收法规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从而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N・G・雅萨斯威认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安排。
(3)从法理上讲，纳税人是税收筹划的主体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征纳主体双方，即：一方为税收征收机关，主要指税务机关；另一方为“任何负有纳税义务的法人和自然人”即：纳税人。征纳主体双方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法律关系平等但不对等。我们不能因此就枉下结论：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就是纳税筹划的主体。这是因为，我们处在法治社会，凡事得讲究法治原则。
对公法而言，应遵循“法无授权不得为”、“凡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对税收征收机关来说，税务机关必须依法行政；体现在税收征管上，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征管、依法治税、依章计税、应收尽收。”如果像“税收筹划多主体理论”认为的那样：税务机关是税收筹划的“‘征税筹划’主体”，也可以进行所谓的征税筹划；税务机关完全可以凭借其拥有的税法解释权，造成滥用公法的恶果。而对纳税人来说，可以遵循“法无明文不为过”的原则，去放手planning（可译为“筹划”、“策划”、“规划”），因其符合“凡法律未禁止的，就是允许的”现代法治原则。因此，从法理上讲，纳税人是税务筹划的主体。
从教材组描述的税收筹划活动的终极目标看，教材组应该赞同税收筹划主体的单主体理论。
二、税收筹划主体的形式
笔者认为，税收筹划主体是纳税人，具体表现为替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工作的参与者，尤其是进行税收筹划工作的策划者。在税收筹划的实践活动中，笔者按税收筹划策划者的不同性质将税收筹划主体分为：税收筹划的外部主体形式和税收筹划的内部主体形式。
1.税收筹划的外部主体形式
所谓税收筹划的外部主体形式，通俗地讲就是从事税收筹划工作的是纳税人以外的人，是“外部人”，主要指社会中介机构及独立的税务策划人。换言之，纳税人可以通过与税务中介机构或独立税务策划人订立经济合同，将纳税人的税务筹划工作“外包”。
这些“外部人”包括：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财税咨询网站、企业管理咨询机构及独立提供税务筹划服务的国际注册特许财务策划师等。他们接受过专门的培训，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能提供有效的税收筹划方案，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他们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与税务机关的沟通可能比纳税人更快捷。外部人会或多或少得收取一定的费用。
如果纳税人追求税收筹划的专业性、又不介意付费，纳税人可以将税收筹划工作外包。
2.税收筹划的内部主体形式
所谓税收筹划的内部主体形式，是指从事税收筹划工作的是纳税人自己的常设职能机构（财务部、税务事务部）或者虽未常设专门机构、但指定了专门人员，是“内部人”，包括：企业的经理人（税务筹划工作的领导者）、企业的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或税务总监等（税务筹划工作的责任人）、税务筹划的其他参与者（主要指筹划方案涉及到的具体经济业务的执行者）。内部人对自己所处的业务环境比外部人更熟悉，又执行“自己”谋定的方案，这样可能会效率较高。内部人一般不会收取费用。
如果纳税人追求税收筹划的效率性、经济性，纳税人可以自己将税收筹划工作进行到底。
三、税收筹划主体的基本特征
笔者认为，税收筹划主体的基本特征是利已性和计划性。没有这两个特征，税收筹划主体将失去存在的经济意义。
1.税收筹划主体的利已性
笔者认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对涉税事宜所进行的种种事前安排，以期达到最小税收负担或迟延纳税之目的的一种理财活动。在企业，税收筹划应被纳入财务管理范畴统一组织。在个人，税收筹划应被纳入家庭预算、得到重视，毕竟在高物价年代，供房养车不容易。
税收筹划的最高目的是税收负担最小化，税收筹划的最低目标是迟延纳税。税收筹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想较少纳税以获得节减税务成本或迟延纳税以获得节减资金成本的好处。税收筹划活动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于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合理配置经济资源，以便为社会提供最大的福利。税收筹划是一种“合法”的利己行为。利己性是税收筹划主体的最主要特征。
2.税收筹划主体的计划性
税收筹划活动涉及纳税人的一切经济行为。税收筹划要求筹划者具备财务、统计、金融、数学、保险、贸易和税法及其与之相关的法律知识，具备严密的逻辑思维、统筹谋划的能力，要能做到避免或推迟税务事实的发生。为此，税收筹划主体必须事前对事事都作出缜密的安排。因而，计划性是税收筹划主体的又一基本特征。
探索、完善税收筹划主体理论的基础内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税收筹划主体，有助于我们协调税收筹划主体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提高税收筹划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教材组:税法(I)中国税务出版社,2007:33
[2]税务实务.中国税务出版社,200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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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艾 华:税务筹划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5
[6]贺志东:税务总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86
论述税收筹划的意义范文2
一、税收筹划的概念及内涵
对于税收筹划，国际上尚无统一，权威的定义。不过，以下几种解释颇具代表性：
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ibfd）。在其编著的《国际税收辞汇》中下的定义是“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1]
印度税务专家nj雅萨斯威在《个人投资和税收筹划》一书中称“税收筹划是纳税人通过财务活动的安排，以充分利用税收法规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从而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2]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wb梅格斯博土在与rf梅格斯合著的，已发行多版的《会计学》中写道“人们合理又合法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使之缴纳可能最低的税收，他们使用的方法可称之为税收筹划……少交税和递延交纳税收是税收筹划的目标所在”。另外他还说“在纳税发生之前，有系统地对企业经营或投资行为作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尽量地少缴所得税，这个过程就是税收筹划”。[3]
综合以上几种意见可以看出，尽管人们对税收筹划具体含义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都认可了税收筹划具有三个共同特性：第一，税收筹划的前提是遵守或者说至少不违反现行税收法律规范，如梅格斯博士在其定义中使用“合理而又合法”进行描述；第二，税收筹划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交纳最低的税收”，或者“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第三，税收筹划具有事前筹划性，它通过对公司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的事先规划和安排，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当然，对税收筹划仅做以上理解还远远不够。实际上，要把握税收筹划的内涵，就必须弄清楚税收筹划和与其具有同样目的性的偷税、避税、节税等几个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偷税，即逃税（tax evasion）或称税收欺诈（taxfraud），国际财政文献局《国际税收辞汇》上的解释为“偷税一词指的是以非法手段（unlawful means）逃避税收负担，即纳税人缴纳的税少于他按规定应纳的税收。偷税可能采取匿报应税所得或应税交易项目，不提供纳税申报，伪造交易事项，或者采取欺诈手段假报正确的数额”。[4]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偷税”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一是非法性，即偷税是一种违法行为；二是欺诈性，也就是说，偷税的手段往往是不正当的。这与税收筹划完全不同。税收筹划是通过事前安排避免应税行为的发生，其本身不具有欺诈性。而偷税却是在应税行为发生以后，纳税人未如实履行支付税款的义务，偷税属于欺诈行为。
避税（tax avoidance）与税收筹划关系密切。联合国税收专家小组对避税的解释是“避税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不明确的概念，很难利用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措辞对它作出定义。但是，一般地说，避税可以认为是纳税人采取利用某种法律上的漏洞或含糊之处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事务，以减少其本应承担的纳税数额，虽然避税行为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避税使用的方式是合法的，而且不具有欺诈性质”。[5]从这个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避税具有和税收筹划相似的特征；即合法性（避税的方式是合法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合法的，“而且不具有欺诈性质”）；事前筹划性（避税是在应税义务发生以前事先安排自己的事务）和目的性（减轻税收负担或延迟纳税）。
对避税和税收筹划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试图从是否符合立法精神来进行区分。他们认为税收筹划与政府立法意图一致，而避税则与政府立法意图相悖，二者之间是并列关系，不存在交叉。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原因有三：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税收筹划和避税具有共同的特征，虽然其表述形式有所差别，但经济实质相同，都是纳税人为减轻税负而进行的事前筹划行为，都没有违背现行税收法律法规。
其次，避税和税收筹划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避税指向的行为就是税收筹划行为。只不过税收筹划是从纳税人角度进行的界定；侧重点在于减轻税收负担，而避税则是从政府角度定义，侧重点在于回避纳税义务。由于征纳双方立场不同，纳税人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在降低税收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和违法造成的税收处罚）而进行筹划的过程中会尽量利用现行税法，当然不排斥钻法律漏洞；而税务当局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贯彻立法精神，必然反对纳税人避税筹划的行为。但这种反对仅限于道义上的谴责。只要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完善税法，就不能禁止纳税人在利益驱动下开展此类活动。因此可以说，对税收筹划和避税的严格区分，仅仅是体现了一方当事人即政府的意志。如果考虑另一方当事人，则这种区分不仅变得毫无意义，反而会限制税收筹划的开展。
再次，假使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将二者区分开来，在实际中也难以操作。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由于避税和税收筹划之间界限相当模糊，对于一项节约税收计划中是否有避税因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税务当局总是倾向于认定存在避税，而纳税人则极力反驳。结果常常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税收筹划应理解为纳税人在法律框架内开展的一切旨在节约税收的计划，而避税则应理解为政府对纳税人税收筹划的进一步划分。避税是税收筹划的一个子集，是其中不符合立法精神的行为，是政府下一步完善税法的重点。只不过由于避税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它所利用的税法漏洞可能在近期税法修订中得以修补，从而使其由合法行为变为违法行为。因此，避税不是税收筹划的首选。如果通过其他手段也可以达到目的的话，纳税人不应当选择避税。
节税（tax saving），亦称税收节减，是指以遵循税收法规和政策的合法方式少交纳税收的合理行为。所谓的合理行为是指符合法律精神的行为。[6]多数人认为，节税与避税的区别在于节税符合政府的法律意图和政策导向，是应当鼓励的一种税收行为，而避税相反。节税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其实现途径是利用税法中的优惠政策和减免税政策。由于节税与税收筹划特征相同，因此有些人就把税收筹划狭义地理解为节税。目前国内学者多持这种看法。鉴于上文对税收筹划与避税关系的分析，我们认为节税也只是税收筹划的一个子集。
通过对以上与税收筹划相关的概念阐述，我们认识到，税收筹划的内涵，实际上就是纳税人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通过对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的事前安排，实现减轻纳税义务目的的行为。如果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纳税人的税收筹划，可以将其分为节税与避税。
二、各国立法对税收筹划的评价
税收的存在给市场经济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扭曲。为减少这一影响，必须根据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确定其纳税地位。不同的纳税地位对应不同的纳税义务。因为税收筹划的本质是纳税人通过特定的安排使其纳税地位最低，所以对税收筹划行为法律界定的关键问题，在于明确可能的纳税义务人有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纳税地位。节税因其与政府立法精神一致而受到各国政府的一致赞同，因此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如何看待避税。
世界各国立法对避税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即肯定评价、否定评价和未作评价。
英国、美国、德国、阿根廷、巴西、日本、墨西哥、挪威等国认可纳税人拥有进行税收筹划（包括避税）的权利。1935年，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针对“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案”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依据法律这样做可以少缴税。为了保证从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强迫他多交税。”[7]汤姆林爵士的观点赢得了法律界的普遍认可。此后，许多国家在税收判例中都援引这一原则。正如1947年，美国著名法官汉德说的那样“法院一直认为，人们安排自己的活动以达到低税负的目的，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不论他是富翁，还是穷光蛋。而且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国家税收；税收是强制课征的，而不是靠自愿捐献的。以道德的名义要求税收，不过是奢谈空论而已。”[8]美国大法官gsuthorland也曾郑重宣告“纳税人以法律许可的手段减少应纳税额，甚至避免纳税，是他们的合法权利，这一点不容怀疑。”[9]不过，尽管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在这些国家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却并不意味着政府会对一切税收筹划行为听之任之。事实上，各国政府在承认税收筹划整体合法的前提下，往往针对一些频繁发生且危害严重的避税行为制定专门的反避税法规，如转让定价税制、避税港税制等等。通过反避税法规的不断完善，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大大缩小了利用避税方式来进行筹划的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家法律意图的实现。
少数国家认为避税行为是非法的。如澳大利亚，通常将避税和偷税等同。该国《所得税征收法》第231条规定“通过恶意的行为，通过不履行或疏忽纳税义务，通过欺诈或诡计”来避免纳税，均属违法行为。1980年颁布的《制止违反税法法案》又进一步规定，妨碍公司或受托人交纳所得税、销售税的行为，或唆使、协助、商议或介绍上述行为者，均属违法。[10]在这些国家，任何使法律意图落空的做法都被视为触犯法律。他们否认避税的具体理由是，如果避税合法，那么税收的公平原则将被破坏。澳大利亚政府对避税非法的认定，尤其是将其与偷税并列的作法，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
有些国家立法中并没有明确说明避税是否合法。如我国新颁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避税或税收筹划的概念在法律上未作任何表述。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编著的《2002中国税收实务手册》认为“对于逃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广义的逃税，指纳税人采用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一种是狭义的逃税，指纳税人采用非法手段少交税或不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通常认为，采用合法手段减轻税负或不履行纳税义务的为‘避税’，采用非法手段少交税或不履行纳税义务的为‘逃税’。”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税收基本法，而在宪法第56条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因此税收筹划（包括避税）在法律上处于空白地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税收筹划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税收筹划的法理分析
对税收筹划法律界定不明确，一直以来影响着税收筹划在国内的发展。在法律未作说明的情况下，税收筹划尤其是避税究竟应被视为合法还是违法呢？对此，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避税具有社会危害性，虽然没有直接违法，但却违背了税法的立法意图和立法精神，因此不能视为合法；另外一些学者则坚持避税合法，因为“法无明文不为罪”。对这个问题应如何看待，让我们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说起。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最早产生于英国。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任意征税是非法的，只有国会通过法律才能向人民征税。此后，这一原则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宪法或法律接受，成为保障人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法律依据。一般认为，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采取强制手段从企业和公民手中取得财政收入的活动。税收具有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三个特征。也就是说，从个体来看，税收是财富的转移，是一种负担。作为税法当事人的政府和纳税人地位不平等，征税是国家的权利而纳税是公民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纳税人的财产权免遭非法侵害，避免税务机关任意执法，必须要求税收严格依法课征，这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实质。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容包括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和课税程序合法。通俗地讲，就是一切税种的开征、停征、征税范围，包括征税的程序，都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表现，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许多国家将这一原则作为宪法原则予以确认。我国虽然未把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引入宪法，但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的决定。”这实际上是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承认与采用。另外，在近些年颁布实施的一系列实体法中，也都明确规定了各种课税要素，充分体现了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尊重。
以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为基本立足点，我们可以推出以下结论：
首先，为防止税法被滥用而导致人民财产权被侵害，对税法解释应作严格限制。原则上只能采用字面解释的方法，不得作任意扩张，也不得类推，以加重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也就是说，当出现“有利国库推定”和“有利纳税人推定”两种解释时，应采用“有利纳税人推定”。当税法有欠缺或存在法律漏洞时，不得采用补充解释的方法使纳税人发生新的纳税义务。税收立法的过失、欠缺与不足应由立法机关通过合法程序来解决，在法律未经修改之前，一切责任和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国家负责，不能转嫁到纳税人身上。
其次，国民只应根据税法的明确要求负担其法定的税收义务，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国民不应承担纳税义务。由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侧重点在于限制征税一方过度滥用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它要求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含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优惠规定也好，还是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也好，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所谓“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反映在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法律不禁止的一切行为均为合法行为。避税即属此列。
再次，虽然税收筹划行为，主要是避税行为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危害，但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以道德名义要求纳税人承担纳税义务。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应避免道德判断。因为道德标准不是法律标准。道德规范不能等同于法律。道德标准是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是立法机关的明文规定。虽然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与道德规范相脱离，不受道德规范左右。正因为如此，虽然违法行为通常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不能反过来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法的。纳税是一种法律行为，与道德无关。虽然避税从政府角度来看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却不能因此判断避税不合法。不仅如此，正如以色列法院断定的那样“在法律范围内，避税或许是应该受到鼓励的。”[11]
可见，在法律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税收筹划（包括避税）应被认定为合法行为。对税收筹划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界定十分重要。这实际上是对纳税人权利的确认。税法是一种不平等的法律规范，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国家享有决定性的权力，可以通过法律单方决定产生、变更、停止征纳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税法的不平等性，强调国家必须依法征税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核心内容。而在我国现阶段，强调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税务机关能够保障纳税人合法的筹划利益，同时加强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就会促使纳税人从偷逃税收转向税收筹划。其结果不但是纳税人税收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和违法造成的税收处罚）的降低，而且也是税收违法行为的减少和税法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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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税收筹划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企业税收筹划正当性税法学分析
税收筹划（TaxPlanning）一般被认为是与节税（TaxSaving）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并作为一种合法的节税行为而被各国政府所认同，进而为各国税收政策、法律所允许或鼓励。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税收筹划逐渐被国内接纳，并广为企业等纳税主体所采行。论文百事通时至今日，国内税收筹划的经济、社会、制度及其规制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税法规范的日益多元化、弹性化和复杂化，纳税主体权益保护理念的进一步强化，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加之专业机构的介入，企业税收筹划进一步走向隐蔽性、专业化和复杂化，对其合法性的判别愈加不易，以至以之为基础的法律规制出现失度；特别是企业竞争的加剧，致使税收筹划成为企业不可或缺又经常异化的行为。然而，税收筹划的专项立法、规制实践和学理研究又不能及时策应这些变化，故在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不少企业的税收筹划越发失去其正当性基础，进而异化为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使得税收筹划背离了税法规定和税法精神，已危及税法制度追求的公平、效率和秩序。
企业税收筹划及其环境因素的新变化，需要学界重新审视其合法性，以便更好地区分企业税收筹划行为和不正当税收违法行为，保护正当的税收筹划行为，防范和规制税收违法行为。以往关于税收筹划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已经不足以指导目前变化着的税收筹划实践。笔者认为，尽管现今各国都试图在立法或司法上严格区分节税与避税，但是由于节税与避税各自内含的技术性、隐蔽性和复杂性，两者的边界十分模糊。因此，判断不同类型税收行为要基于但不限于税法的具体规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不仅直接源于税法规范的明文规定，而且根植于法律特别是税法理念、原则、精神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正当性。因而，需要冲破先前基于具体技术和特定规范的研究模式，脱出经验主义的窠臼，代之以新的税法学视角，对特定形态的税收筹划行为进行考察，才能对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多维度识别，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和结论，进而为规制不当的税收筹划行为做出理性思考提供基础。
一、税收筹划应遵循税法规制的一般价值标准
效率、公平和秩序是诸多法律调整所共同追求的价值，[1]也是税法规范、制度和体系得以创制的基础，更是税法规制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中，一个主体的特定税收行为是否合法正当，除具体税法规范之外，可依法的一般价值标准加以评判。税收筹划的运行能够遵循法律追求的一般价值，这是税收筹划得以存在并得到法律、政府和社会认可的一般法理基础。
首先，企业通过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以降低税负，节约经营成本，提高自身经济效益，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为国家税收的实现提供经济基础，从企业和国家两个角度考虑，都有利于实现税法追求的效率价值，这是显而易见的。其次，税收筹划不属于税法禁止的范围，企业在依照公法性质的税法进行税收筹划的同时，也受到私法的保护，[2]企业可按意识自治的精神自由选择，任何企业都有选择和不选择税收筹划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筹划技术作为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权利和自由。尽管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事税收筹划的专业人员和机构的服务，也为企业的这种选择提供了现实基础。企业可通过税收筹划提高竞争能力，实现公平竞争。最后，也正是主要基于上述两点，企业的税收筹划得到税收征管部门的许可和鼓励，企业通过合法手段减少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有利于实现纳税主体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在长远意义上的动态平衡，同时也不伤及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由此可见，税收筹划符合公法和私法所共同追求的秩序原则。正是因为税收筹划的运行遵循着上述三方面的价值标准，使得它在税收行为范畴中与税收违法、税收非法以及其他非正当税收行为区别开来，这是识别和研究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理论基础。
二、税收筹划以税法学上的“两权分离”为理念基础
从一般意义上说，国家的税收涉及政府收入和国民负担，作为政府收入的税收收入，从另一个侧面看，实际上是国民的一项负担。税收问题实质上是特定的财产权在政府和国民之间的转移和分配。因此，税收立法的过程也是对国家和国民税收权利进行配置的过程。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两权分离”是历史上税收法律制度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现实中税收法律制度运行的前提。这一基于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二元结构”假设的理论，要求无论是国家财政权，还是国民财产权，都应当是“法定”的，都应当依法加以保护，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3]税法制度对“两权分离”主义的追求，体现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的不同权利主张和利益需求，有利于平抑不同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引导多主体有效博弈，实现税法制度对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保护。“两权分离”作为基本理论假设，正在成为税法研究的重要前提，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此外，在“两权分离”的前提下，税法的基本属性可以定位为：税收是企业及其他纳税主体向国家履行的公法之债，企业在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税收权利，其中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尽量少纳税是符合企业的经济属性和趋利需求的，符合各国税法关于公权利和私权利平衡保护的基本精神，这已为众多法学研究者认同和许多国家的司法实务界所认可。[4]
在“两权分离”主义视野中，企业的税收权益被纳入二元结构中“国民财产权”的范畴，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正当地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符合税法精神。成功的税收筹划能够帮助企业自身减轻对国家的税收负担，实现经济利益，其实质是通过抑制国家公权力来扩张企业私权利，体现了纳税主体财产权利和征税主体税收利益的冲突。企业在依照税法精神和税法规定减少税负以增加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可税性收入，在理论和形式上成为国家税收权力实现的物质基础，正是企业税收筹划以其手段的合法性和效果的增值性为基点，使得企业和国家在税收活动的动态博弈过程中促成了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平衡与协调。
三、税收筹划符合税法学上的税收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是公法领域的通用原则，其源于宪法保护国民权益的精神追求，主要着眼点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不当行使。税收法定原则是公法上通用的法定原则在税收规制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法律原则，其含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否则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有的专家将税收法定原则分解为：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依法稽征等三个子原则，[5]并将其概括为税收征管主体必须按照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规定，来确定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来课税。从税收筹划的操作层面看，其技术技巧的着力点就在于通过有计划的筹划和安排，以合法的方式改变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从而合法地少缴或不缴税款。其实质是利用国家税收法律制度的规定，来保护自己的税收权益，合法是税收筹划的根本前提。税收筹划的基础是基于多种原因而制订两种或多种合法的税收方案，这些方案可以是税法所明示的或为其所默示。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来源于被选择的方案所涉及行为的合法性。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企业及其税收筹划人在分析税收政策、法律规定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税收筹划方案，征求税收征管机关的意见，征管机关必须依据法定原则和内容，判定该方案和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得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任意否认其筹划方案。
判定企业税收筹划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标准就是法律的规定。然而，在中国，目前税收法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水平不高。考察中国关于税收筹划的立法资源，不难看出，现行宪法及其同类型文件至今尚没有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6]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地位。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这一规定应该被视为中国的税收法定主义的规范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税收立法的数量不够、质量不高，按照税收法定主义，许多应该由法律规定的税收问题，仅是由中央政府的条例、相关部委的规章、通知、办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关于税收问题的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无疑为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认定增添了复杂性，模糊了合法性税收筹划和不正当税收行为的边界，为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带来不小的难度。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来指导对税收筹划正当性的分析和判断。随着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税收法定主义在指导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来越彰显其应有的价值。
四、税收法律关系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正当性
税法学研究认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构成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税收主体。在这一关系中，尽管税收主体双方的地位和权利不完全对等，但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都是权利主体。国家通过制定税收法律制度和有关政策，税收征管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行使税收征管权，以国家强制力依法取得税收收入，维护国家的税收权利，增加财政收入；同时，通过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税种、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办法达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企业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另一方，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通过税收筹划方案的准备、制订和实施，可以促使国家各项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运用及操作的及时、准确和完整，同时，促进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以及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企业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家税收立法目的的实现，发挥税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有利于国家对企业行为实施税法规制；同时，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更好地了解国家税收法律制度，及时掌握税法和税收政策的调整，也使本企业的纳税更加具有计划性、经常性和自觉性。因此，税收筹划能够为纳税人及时、足额、自觉地向国家上缴税款打下良好基础，在客观上对税收征管机关的组织政府收入工作起到积极的协助作用。对纳税企业来说，在税款缴纳过程中，其权利和义务则一般是对等的，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义务，而采取合法的途径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维护自身经济权益，也是其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因此，通过税收筹划可以使企业在行使纳税义务的同时，利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企业的税收筹划才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具有广泛的正当性，从而在经济生活中有其存在的可能以及发展的空间。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无论是从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任何一方面来看，税收筹划的存在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这是征纳双方权利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
五、税收筹划在动态博弈中可推进税收法制建设
税收“两权分离”的思想，为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独立合法权利奠定了理论基调，企业能够以具有自己独特利益主体的身份和行为，为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而与征管主体及其规制进行博弈。再从税收的基本内涵看，它是加诸纳税主体的一种强制性负担，基于理性经济人之假设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属性，企业等纳税主体总是千方百计采取策应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以避免或减轻自己的税负。企业税收筹划的运行过程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管主体和纳税主体在博弈中协调利益冲突，在经济上体现为“国家税收的减少”与“企业实际税后利益的增加”的矛盾。两者按照税法规则进行博弈，追求均衡状态和各自利益的实现，以至“共赢”。同时，博弈规则在主体博弈实践中得以产生、修改和完善。合法的税收筹划不仅能促进税法精神的实现，而且能促进不同税收主体的利益平衡，同时，对于国家这一税收主体和博弈主体而言，这种动态博弈能够在反复的“税收政策—对策—修改政策”的循环周期中促进博弈规则的演变，推动着税收法制建设，提高税收征管主体的税收征管和国家的税法规制水平。
在税收立法方面，税收筹划有利于完善税制，促进税法质量的提高。企业税收筹划既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及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同时也是对国家税收政策导向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国家现行税法完善性的检验。国家可以利用税务筹划行为所反馈的信息，特别是通过税收筹划的方案发现并改良已有税法的不完备之处，对现行税法和税收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立法机关加强税收筹划的实践研究，有利于立法机关顺应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对税收和宏观财政政策的调整，及时检查税法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度性，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准确划定税收筹划的法律边界。因此，税收筹划的过程实质上是辅助国家税法完善的过程，做到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时、适度，从而使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在实践中螺旋上升。
在税法执行方面，鉴于税收筹划体现了不同税收主体之间动态博弈的复杂运动，税收筹划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税收筹划方案的复杂性，对征管机关的执法能力形成挑战。特别是大量的以合法税收筹划的名义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为税收征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供了鲜活的研究材料。对税收筹划的有效监管，有利于税收征管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识别具体的税收筹划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过程中，提高税务执法的职业水准，提升税收征管的实际能力，确保税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代表国家征税，行使税收权力，维护国家税收权利，同时实现国家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税法遵守方面，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初衷是为了少缴、缓缴税，通过税收筹划实现其税收利益，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符合税法的形式来完成。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在其经济业务发生前，要深入研究税法精神，熟悉税收法律制度和具体的规范，准确把握从事的业务有哪些环节，它们将涉及我国现行的哪些税种，这些税种有哪些优惠和鼓励政策，掌握以上情况后，纳税人才能充分运用税法，合理安排企业的经济活动，达到节税目的。因此，税收筹划在一定期程度上可以加快普及税法，强化纳税意识，提高企业的税法意识和遵从税法的自觉性，这在税收法治发展的初级阶段尤为重要。新晨
六、税收政策之变易与税收筹划正当性之承认
政策是法律制度赖以生成和施行的重要基础，税法学的研究十分关注税收政策的变易及其对税收法律和税收征管实践的影响。就税收筹划而言，它的正当性是一个相对的、具体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在特定国家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税收筹划的正当性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并在法律制度中得以体现，从而影响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水准。税收政策的变化、选择和实施主要受制于政府和税收行政机关的态度，而政府和税收行政机关对税收筹划正当性的认可程度，则源于对其经济性和合法性的肯定或否认。在中国，政府对企业税收筹划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进程。早些时候，尽管学界已经开始研究和著述税收筹划问题，但是政府和企业都尽量回避税收筹划这一话题，其原因是税收筹划的直接结果对政府聚集财政收入不利，而且由于税收筹划正当性问题的规定缺失，所谓合法与非合法难以界定，很容易形成避税，甚至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因而长期以来政府对待税收筹划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低调处理。2000年初，国家税务总局用以宣传税收政策，指导各地税收征管实务的机关报———《中国税务报》创办了《税收筹划》专刊，并配发了题为《为税收筹划堂而皇之叫好》的短评。几年来，该专刊发表大量文章，介绍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做法，分析税收政策，引导企业合法正当地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这是政府对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政策导向，体现了政府对税收筹划的概括性肯定、许可和鼓励，也标志着企业税收筹划在税法法理、税法制度和经济上的正当性得到了公开承认。还要看到，在税收筹划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随着税收政策的阶段性和区域性调整，政府对于税收筹划的认可态度、规制程度将会随之发生变化，并适时在税法制度中得以体现。
注释：
本文原标题为《企业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学简析》
[1]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2]税收筹划不同于税收逃避，后者往往利用私法和税法的冲突，或者利用税法的漏洞，滥用私法自治权利，规避国家税收。有的学者认为，节税是合理利用私法交易形式，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属于法律所鼓励或许可的行为。参见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3]参见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4]美国的汉德法官曾指出：人们通过安排自己的活动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英国议员汤姆林认为，任何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以依法获得少缴税款的待遇，不能强迫他多缴税。参见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唐腾翔、唐向：《税收筹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
论述税收筹划的意义范文4
税收筹划在我国历经了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在理论研究及实务操作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从当前的状况来看,税收筹划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迄今为止,对税收筹划的概念尚难以从词典和教科书中找出很权威或者很全面的解释,但可以从中外许多财税专家学者们的论述中加以概括。荷兰国际文献局《国际税收辞汇》中是这样定义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印度税务专家N?J?雅萨斯威在《个人投资和税收筹划》一书中说,税收筹划是“纳税人通过财务活动的安排,以充分利用税收法规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从而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通过以上的引文,我们可简单概括“税收筹划”指的是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减少企业应交税款的一种合法经济行为。其关键点在于“三性”:合法性、筹划性和目的性。税收筹划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以下主要的问题:
(一)对税收筹划的概念认识存在误区
很多人认为税收筹划就是曲解国家的立法意图,助长偷逃税的歪风,来减少国家的税收。其实,避税不同于偷税。偷税是在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已经发生并且能够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不合法的手段以逃 其纳税义务的行为,而避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充分了解现行税法的基础上,通过掌握相关会计知识在不触犯税法的前提下,对筹资、投资以及经营等经济活动做出巧妙的安排,这种安排手段有时处在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灰色地带,以此达到规避或减轻税负目的的行为。而避税与税收筹划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虽然不违法,但属于钻税法的空子,有悖于国家的税收政策导向;后者是完全合法的,甚至是税收政策予以引导和鼓励的。区分这两者就看是否顺应立法意图和立法主旨。
(二)纳税人在纳税人和税务当局的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
一方面,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宗法传统,不利于营造权力从属于法律的法治环境,而权大于法的现象却经常发生;另一方面,纳税人自身素质仍比较低,我国现行的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税收的存在,使得人们即使意识到自己纳了税,也无从知道自己究竟纳了多少税。久而久之,税收意识自然更加淡漠了。
(三)税收筹划人员素质整体不高,专业人才匮乏
税收筹划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要求高的工作,税收筹划人员应包括税务筹划顾问、注册会计师、税务律师等高层次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必须对税收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熟练掌握,又能结合企业自身的技术、资金等因素找到实施税收筹划的合理空间。但由于我国企业对税收筹划的认识尚不统一,企业中的税收筹划工作大部分也是由企业内部的财会人员来完成的,受自身知识、能力及自身利益等因素的制约,就使得很多企业的税收筹划只是简单套用税法中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不能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和生产经营管理等问题做出高瞻远瞩的筹划。
(四)“执法必严”流于形式,企业偷逃税成本过低
由于我国的法制环境不健全,对法律的执行过程缺少相应的制约和惩罚的措施,滋生了一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状况,所以“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流于形式。许多企业偷逃了税款,却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或仅缴纳象征意义的数额较小的罚款,由于偷逃税成本过低,企业就不愿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进行税收筹划。
二、税收筹划的对策分析
(一)尽快统一税收筹划概念的界定,澄清认识上的误区
当务之急是对税收筹划的概念进行规范和统一,只有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才可以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税收筹划的方法、策略及其他相关理论。再如,对税收筹划目标的表述:一种观点是纳税成本最低化,另一种是税负最低化与税后利润最大化,还有一种观点是税收筹划的目标要服从于企业的财务会计目标。税务筹划的各项目标不是截然分开的,不同企业可以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同一企业在同一时期也可能有几种具体目标,其不同时期的具体目标也可能有所不同,有所侧重。所以对税收筹划的目标也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和统一。
(二)为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营造越来越健全的税收法制环境
1.应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建立和健全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级次,使税法的表达更准确、具体,减少税法的漏洞,建立起完善的税收征管体系,以开拓纳税筹划业务的空间,尽快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税务违章处罚法》等相应法律规章,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依据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理各项税务活动,打破权治、人治的思想,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2.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权等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明确纳税人作为税收筹划方案的操作者、受益者,对其涉及的法律问题所负的法律责任加以明确界定,筹划人员的纳税筹划方案必须顺应国家的立法精神。
3.对税收筹划方案的基本原则、合法性的认定应加以规范。纳税人必须利用合法、合理的手段实现其税收筹划的目标,详细界定合法的税收筹划、避税筹划与偷逃税筹划的性质和构成要素,并明确规定税务部门要对税收筹划方案合法性的否定负举证责任。
(三)加强对税收筹划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税收筹划作为一种全面、复杂的理财行为,集税法、财务、会计、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融为一体,它要求税务筹划人员除了具备牢固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还应熟悉国家最新的税法政策及别的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能把这些专业知识跟企业的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总体上进行筹划分析,更多地顺应立法的宗旨,使企业能充分利用宏观的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指导,既能实现企业经营成本的减少和利润最大化,又能对企业的生产、发展做出长远规划。
论述税收筹划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合理避税 纳税筹划 新税法
一、前言
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税收作用的日益凸显，税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税收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宏观调控强有力的手段。但是税款征收与合理避税，历来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但是比较重的税收负担，有时又成为了制约企业向更大规模发展的桎梏，于是，合理避税成为了企业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合理避税概述
合理避税的定义。合理避税，也称为节税或税务筹划，指纳税人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结构和交易活动的安排，对纳税方案进行优化选择，以减轻纳税负担，取得正当的税收利益。通俗的讲，合理避税也可以认为纳税人利用某种法律上的漏洞或不明了来安排，以减少原本应承担的纳税数额。合理避税并不是逃税漏税，它是一种正常合法的活动，的前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展开的。
合理避税的作用。企业的合理避税一般分为顺法意识避税和逆法意识避税，顺法意识避税指企业的避税活动所产生的后果符合税法意识，而逆法意识产生的结果恰恰相反是违背了税法意图，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税收的规避行为。目前，两种避税行为都在企业中被广泛地采用，因此其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第一，有利于普及税法及从整体上提高全民税收法律意识；第二，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投资方向。第三，合理避税为企业节约了资金，增强了市场竞争力。第四，能增加国家的税收和完善税制。
合法性。税法是处理征纳关系的共同准绳，作为纳税义务人的企业要依法纳税。合理避税是不违反现行税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以国家政府制定的税法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的纳税方案进行比较后作出的纳税优化选择。
筹划性。表示事先的规划、设计、安排。在显示经济生活中，经营行为的发生是企业纳税义务产生的前提，纳税义务通常具有滞后性。
目的性。合理避税的目的是纳税人通过筹划活动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取得“节税”税收利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低税负；二是滞延纳税。
三、合理避税的运用方法
目前，企业合理避税的方法比较多，如固定资产折旧法避税，材料计算避税、投资方案避税、筹资方案避税等，这些方法各有优劣，而且这些方法下面还有一些具体的不同操作方式。企业可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来选择合理的避税方法。
（一）企业设立的税收筹划
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取最大利益，税收筹划必须围绕这一目的来进行。首先，从企业设立的组织形式来看。按照财产组织形式和法律责任权限，国际上通常把企业分成三类：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企业。由于我国税法规定对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公司企业，既要征收企业所得税又要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企业的选择，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税负水平。因此，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国家从政治、经济角度考虑，它们享受的优惠政策也是不一样的，这给企业设立性质的税收筹划提供了一定空间。
（二）企业重组的税务筹划
由于企业破产或者企业的设立目的已经达到等原因，企业就要进行清算。在合并、分立、清算等企业重组的各项活动中就存在着税务筹划空间，这时我们就应该加以充分的利用。
（三）企业筹资和投资的税收筹划方法
就企业筹资而言，目前常见的筹资方式有：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借款、集资和企业的自筹资金等。方式不同，税负不同，因此就存在很大税收筹划空间。一般地，单就企业的税负来说，自我的积累比贷款要重，而贷款又比企业之间的拆借重，并且拆借比企业内部的集资又重；除此之外，企业的融资以及联营也是纳税筹划比较常用的方法。融资和联营都能够实现企业资源配置的优势互补，前者主要包括设备、人力和场地等的全面配置，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后者特别指已经取得了固定资产等的使用权，可以在税前列支支付的租金，这样就能够使所得税税负得带降低。总而言之，每种筹资方式的选择并不固定，必须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的考虑资金成本、税收负担以及企业的收益等各项因素，以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就企业的投资来说，若有几个投资方案可供选择，那么必须在综合考虑了企业的税负、时间价值以及风险之后才能够做出最终的判断。
四、结论
企业进行合理避税利国利民，是国家所鼓励的，它对企业自身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也是积极的，而合理避税大狗应该是税前筹划的，同时也是利用我国的税法上的一些优惠政策和漏洞不足，来进行会计处理，达到避税目的。通过本文对企业合理避税相关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企业合理避税方面的欠缺，是制约我国企业规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该加强企业对合理避税的重视。企业合理避税不仅为企业减轻了沉重的税负，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企业的长远战略规划更为合理有效，更客观上促进了国家税收制度的减轻和完善。企业在进行合理避税时，也不能不顾企业的经营风险、经营的规模大小、管理模式以及筹资的金额等各种因素来谈税收的负担大小，而应该综合所有方面的因素来看，对各因素加以权衡，决定企业的避税措施，从而实现企业经营价值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魏周武.企业合理避税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J].财税金融，2012.
论述税收筹划的意义范文6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组成的多元化，使得大众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日益增多，而缴纳税金的多少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质量，在西方国家，纳税人对纳税筹划早已是耳熟能详，而在我国，纳税人对纳税筹划还处于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的阶段，再加上税务机关的依法治税水平距离发达国家尚有距离，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低造成的各种问题，导致征纳双方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都不够了解。寻求公平税负，寻求税负最小化，是纳税人的普遍需求，也是纳税人的一项权利。我国正处于税制变动频繁复杂的阶段，如何在保证个人消费水平的稳定和提高的同时又不增加纳税负担，成为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职责所在。
2纳税筹划的发展历程及意义
2.1纳税筹划发展历程
（1）纳税筹划在国外的发展。纳税筹划思想的提出最早是由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于20世纪30年代在“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中提出的，他说“任何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依据法律这样做可以少缴税。为了保证从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强迫他多缴税”。这是法律第一次对税收筹划做出认可；纳税筹划于20世纪50年代呈现出专业化发展态势，1959年成立的欧洲税务联合会明确提出纳税筹划的概念；与此同时，纳税筹划的研究也开始向纵深化发展；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纳税筹划在理论上有比较完整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纳税筹划已经进入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2）纳税筹划在国内的发展。我国纳税筹划的起步比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纳税筹划与偷税漏税进入分离阶段；90年代纳税筹划开始与避税节税相分离，在此阶段我国出现了第一部纳税筹划专著《税收筹划》，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唐翔编著，此书首次将避税与纳税筹划区分开来；2000年后纳税筹划进入公开化阶段，政府确立了纳税筹划的法律地位，国家税务总局在机关报《中国税务报》开辟了纳税筹划专栏，明确了纳税筹划的积极意义。以此为契机，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纷纷举办纳税筹划培训班，普及税务知识。由于个人所得税税负的轻重直接关系到纳税人及家庭的净收入，因此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成为纳税筹划的重点。
2.2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意义
（1）有助于纳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维护自身利益。纳税义务人在不违反国家税法的前提下，提出多个纳税方案，通过比对选择税负最少，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一方面可以减少个人所得税缴纳的税金，另一方面可以延迟现金流出的时间，从而获得货币的时间价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正是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2）有助于纳税人增强纳税意识。纳税人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纳税意识淡薄，纳税人通常采用偷税、漏税、抗税等非法手段来减少谁进的缴纳；第二阶段是依法纳税，接受监督，此时运用的手段为合理避税、节税；第三个层面是运用税法知识，采用合理的方法对个人所得进行筹划，减少税金的缴纳，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合理运用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是纳税人税收意识增强的表现。
（3）有助于国家不断完善税收政策。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是针对税法中尚未明确规定的行为及税法中优惠政策而进行的，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以及有关税收政策的反馈。充分利用纳税人纳税筹划行为反馈来的信息，可以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和改进有关税收政策，进而可以不断完善和健全我国的税法和税收制度。
3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实施及注意事项
3.1将个人获得的收益转化为对企业的再投资
为了鼓励企业与个人进行投资和再投资，国家规定对于企业的留存收益不再征收所得税。因此，个人可以将购买股票、企业债券获得的利息、分红等收益留存在企业作为对企业的再投资。企业将这些投资以债券或股权的形式记到个人名下，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对个人所得进行纳税筹划，既可以保护个人的利益，也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3.2均衡纳税人的收入
个人所得税通常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纳税人的应税所得越多，使用的税率就越高，因此纳税人的平均税率和实际有效税率都可能提高。所以在纳税人收入总额既定的情况下，将收入均衡分摊到各个纳税期间，以避免收入大起大落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3.3延迟纳税时间
为了方便纳税人缴纳税金，个人所得税规定了纳税期限，允许纳税人在规定时间内任意选择时间缴纳税金。延迟纳税时间，可以在不减少纳税总量的前提下获得货币的时间价值，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资金使用率。
3.4利用公积金、保险优惠政策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计提并向指定机构实际缴纳支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金等，不计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领取以上保险、公积金时也是免征个人所得税。单位可以充分利用上述政策，以当地政府规定的住房公积金、各类保险最高缴存比例为职工缴纳公积金和保险，为职工建立长期储备。
3.5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应以合法为前提
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是在对税法体系进行认真比较分析后做出的纳税最优化选择，它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合法的，是受到税法和税收政策保护的。
3.6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具有风险性
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税法与税收体制改革迅速，使得纳税筹划带有大量不确定性因素，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另外，税法中比较模糊的概念有可能使税务当局与纳税人的理解产生分歧。因此，在进行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时，不仅要掌握纳税筹划的基本方法，还要了解征税主体对纳税筹划的认定和判断。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