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1
[关键词]制度变迁；市场化；经济增长；旅游经济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7-0013-09
1、引言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过程也是经济运行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就是制度变迁，其实质也是经济市场化，中国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制度变革的结果，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投入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以科斯（coase）和诺斯（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其理论清晰且合理地解释了正处于激烈体制转轨期中国的诸多问题，在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认为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样，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及对宏观环境敏感的中国旅游业，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明显地与制度变迁相联系，旅游管理体制的产生、发展、改革、创新是伴随着市场化制度变迁而逐步演变，制度变迁释放的能量是推进中国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增强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和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已有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客源市场、地理区位和政府政策等视角探讨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及其影响机制，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制度及其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日趋扩展和深化。国外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制度对旅游业的影响，并以前苏联、塞浦路斯和中国等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典型的国家为例，开展了制度变迁对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更关注我国宏观制度变迁与旅游发展、区域旅游管理体制变迁与地方旅游发展以及制度对旅游企业、遗产保护等领域的影响研究，分析显示，我国旅游产业属性和地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政策法规发生变化而诱致，并不断与市场化改革过程相适应的结果，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权利下放、企业激活、市场强化”的制度演变与旅游产业成长的模式。然而，制度意义的宽泛且其作用往往交织和内化于其他增长因素中，致使制度的表征形态和衡量指标体系存在争议，因而目前国内外关于制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绩效的研究成果存在多理论、少定量，多规范、少实证，零散研究多而系统研究不足等问题，表现如下：将制度作为影响旅游发展的宏观环境背景和外在变量进行探讨，间接探讨制度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虽然认识到制度因素是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但由于制度变量难以衡量，在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或旅游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productivity，TFP）的影响模型中，仍然忽略制度指标；也有部分学者用非国有经济比重等变量表征制度变迁，将其与旅游经济增长进行简单的相关或回归分析，测度制度变迁的旅游经济绩效，但这类指标无法涵盖制度变迁的全貌，且研究很少将制度因素全面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系统分析制度变量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机制，从而难以定量揭示制度对于旅游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基于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文利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以下简称市场化指数），以及各省市区的旅游企业面板数据，在传统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模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剖析以市场化指数表征的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考量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2、研究思路、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思路
经济增长研究表明，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带来的效率提高是生产率提高的两个最主要来源，抛开企业技术水平的差异，1992年以来，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开始了系统的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新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旅游产业发展历程看，旅游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是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转轨与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市场机制在旅游产业中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重视和强化，在旅游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考察体制改革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关键是如何定量测度体制改革的变迁过程，传统的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具有较好的可测性，且可以通过规范的统计资料查询，制度本身就难以衡量，而旅游产业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更使得旅游业的制度变迁内化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之中，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难以全面辨析和有效剥离。因而，基于中国仍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背景，制度变迁的实质也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市场化进程也体现了我国制度变迁的动态历程和本质内涵。虽然使用市场化进程表征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部分学者也质疑其合理性，然而，考虑到我国体制改革的历程、旅游产业的发展背景与旅游经济特点，在没有其他更好替代参数的情况下，市场化指数将不失为全面衡量制度变迁并分析其对旅游经济增长作用的一个变量，可以较为合理剖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
樊纲课题组借鉴了国际上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结合我国国情构造并计算了中国市场化指数，也是目前使用较为权威且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市场化指数，反映和衡量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而不是表示体制变迁的具体数值，这个指数使用基本相同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持续测度，因为其具有横向和纵向可比性，可以从较长的时间跨度考察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省际差异的影响。
2.2 研究方法
本文仍然采用了在经济增长实证文献中，经典而广泛应用的C-D生产函数，即：
式（1）中，Y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产出；Ait表示TFP，它是扣除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之后的其他因素；Kit、Lit分别表示各省份的资本和劳动投入；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TFP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提高，由于旅游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企业，本文主要揭示制度变量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因而不考虑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此外，基础设施的改善更能有效发挥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因此参考樊纲和王小鲁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
式（2）中，IN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市场化指数，TRit表示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水平，用标准道路里程与人口的比率来衡量。λi表示各省份的固定效应，表示不随时间变化影响生产率的因素，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将式（2）代入式（1），由于该模型包含参数非线性，对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2.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较性，并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中国及各省纳入全面统计报表的旅游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旅游企业营业收入作为产出衡量指标，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原值和从业人员分别作为资本与劳动投入，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迁衡量指标。由于到目前为止，市场化指数的时间跨度只涵盖了从1997年到2009年共13年，为了匹配这个时间序列，其他变量数据也仅选择1997～2009年的数据。由于市场化指数数据的不完整，以及其旅游发展的特殊性，研究对象是中国内地除之外的30个省市区。我国30个省份的旅游企业总收入从1997年的1305.3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520，82亿元，年均增长10.91%；旅游企业总固定资产从2140.42亿元增加到8275.89亿元，年均增长11.93%；旅游企业总从业人员从135.54万人增加到273.83万人，年均增长6.04%；平均市场化指数从4.01提高到7.57，年均提升5.45%。此外，基础设施涉及种类较多，部分类别缺乏数据以及类别之间难以直接加总，为使其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4，7的换算系数将铁路里程与各省份的高等级公路里程合并为标准道路里程，然后计算了其与人口的比率，13年间全国每万人的标准道路里程平均从19.2千米增加到37.99千米，年均增长5.85%。旅游企业数据全部取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正副本）》（1998～2010），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和人口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0）。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根据1997～2009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和旅游企业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探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图1显示，1997～2009年间，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各省市区的旅游产业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且旅游企业收入增长与市场化指数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正向关系，说明了市场化制度变革可能是旅游产业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不同省份之间的区域差异仍然比较明显，其中，13年间平均市场化指数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浙江（8.748）和青海（2.658），市场化进程最快和最慢的分别是宁夏（11.04%）和河北（3.2%）；平均旅游企业收入最多和最少的分别是广东（517.656亿元）和青海（4.306亿元）。为避免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所致的伪回归现象，需进行相关检验，其实证检验主要包括3个步骤，检验均运用Eviews 6.0计量软件进行分析。
（1）时间序列的稳定性检验。在时间序列分析中，数据的平稳性是决定回归是否可靠的重要指标，而本文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受到有效样本的制约，首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检验数据是旅游企业收入（Y）和市场化指数（IN），其中，收入变量取自然对数。选择增广的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法，采用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确定滞后阶数，检验结果显示（表1）变量1nY和IN在1%的显著水平上均不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序列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据此初步推断变量lnY和IN间可进行数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
（2）E-G协整检验。根据E-G两步法做协整检验，首先建立回归方程：1nYt=β0+β1INt+μt。因为变量1nYt和INt都是同阶平稳的，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对方程的回归系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然后对方程的回归残差序列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的ADF统计值是-3.083，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残差是平稳的，且方程拟合度较高，解释力较强，回归方程的设立比较合理，旅游企业收入与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模型不存在谬误回归，进而理论上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回归方程系数是市场化指数与旅游企业收入间的弹性，即当市场化指数（IN）每增加1%，旅游企业收入（1nY）将提高0.318%，反映了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明显的。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上述分析反映了市场化和旅游收入增长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验证。按照AIC和施瓦兹（Schwarz criterion，sc）最小准则，通过计量软件中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确定市场化指数与旅游收入两个变量之间的最佳滞后期为3，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市场化指数是旅游企业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旅游收入增长不是市场化进程的Granger原因，说明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
3.2 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利用Eviews 6.0软件对式（3）进行回归检验，由于本文的面板数据截面数远大于时期数，因此模型估计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模型，表2是回归结果。由表2第1列的估计系数可知，资本、劳动和市场化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547、0.17和0.089，说明了1997～2009年期间，固定资产投入对旅游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劳动投入次之，在保持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旅游收入将会增长8.91%。为了比较不同时期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将研究期间分为1997～2002年和2003～2009年两个较平均的时间段，第3列和第4列是两个时期的回归结果，显示资本的正面效应较大幅度减弱，而劳动和市场化的正面效应显著增强，其中，市场化的弹性系数由0.025提升到0.182，且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和市场化的弹性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作用并不明显。此外，基础设施的贡献度也较大幅度增强。通过对两个时段的市场化指数的统计分析，1997～2002年的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6年间市场化指数年均提高0.23，而2003～2009年7年间，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年均提升0.32。这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效应并没有减弱，反而还在加强。由于1997年和1998年的市场化指数与之后年份的市场化指数相比，缺少部分分项指标，而1999年之后的各分项指标一致，又对1999～2009年进行了回归检验，由第2列结果可知，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89，与第1列相比，变化微弱。
根据1997～2009年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用增长核算的方法对省际旅游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表3分解结果显示，资本、劳动和TFP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53、1.02和3.3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度达59.83%，说明资本对旅游经济增长仍然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旅游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赖资产投资拉动，这与学者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分析结论较为一致，相比而言，劳动投入的贡献度较小，为9.39%。在决定TFP的因素中，市场化、基础设施和不可观察因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0.49、0.09和2.78个百分点，其中，市场化分别贡献了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14.47%和4.45%，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需要说明的是，不可观察因素的贡献度达25.48%，说明还存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等因素对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3.3 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
在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与旅游企业收入进行回归，分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关系，并将回归系数与各省年均市场化指数、年均旅游企业收入、市场化变迁强度进行比较，表4是比较结果。
从传统三大地域和省域来看，虽然4个指标之间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但市场化进程对不同区域旅游收入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且表现为市场化水平与旅游企业收入之间、市场化变迁强度与回归系数之间呈现正方向变化，而市场化水平与回归系数呈现反方向变化，具体而言：市场化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7.227），其旅游企业收入也最高（177.864亿元），市场化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4.398），其收入也最低（35.506亿元），中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说明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旅游经济越发达；然而，市场化的边际贡献效应却与此不一致，即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低，但市场化变迁程度最强（6.54%），回归系数也最高（0.642），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高，但变迁程度最弱（5.13%），回归系数也最低（0.338），说明制度变迁程度越强，其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度越高。位于三大地域的不同省份与所在地域的变化规律基本类似，浙江的市场化水平最高（8.748），旅游收入也仅次于广东、北京，青海的市场化水平最低（2.658），收入也最低；反之，市场化变迁程度越强，刺激效应越强，虽然青海的市场化水平最低，但其市场化变迁强度（8%）在所有省份中仅次于宁夏，回归系数达到1.039，位居第一。但个别省份也呈现特殊的情况，如平均旅游收入水平不高的海南省（38.81亿元），市场化水平也不高（5.382），市场化变迁强度也处于最后（2.79%），但其弹性系数较高（0.605），这可能与海南省的地理环境、特区背景以及旅游发展政策有较大关系，相比较于其他省份，虽然市场化进程较慢，但其市场体制的每次变迁对旅游经济的刺激效应更强，旅游经济效果也更明显，这也注解了国家批准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的合理性。
不同地域和省份市场化水平、市场化变迁强度及其贡献度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反映了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省份的体制更处于激烈的转轨期，其体制的改进与完善对于旅游经济的增长效应更加明显，解读了中央提出的“东部转型”、“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合理性，以望通过制度变迁，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引导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但同时也说明了，虽然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旅游经济的发展初步获取并验证了改革的“红利”，但已有的体制改革对于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效应日趋减弱，我国目前远未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仍然有相当多的制度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必须加强各方面的包括旅游业在内的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变迁的红利，这也是我国尤其是中西部相对落后省份旅游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和潜力，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
4、结论与讨论
面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变迁是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1997年到2009年，中国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市场化是旅游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表明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显示，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0.49个百分点，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产权的多元化，改善了旅游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旅游企业绩效水平，这一时期TFP增长的14.47%和旅游经济增长的4.45%是由市场化改革贡献的；市场化进程对不同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市场化水平及其变迁强度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存在不同，表现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经济越发达，区域的市场化变迁程度越强，边际贡献度也越大。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2
关键词：金融管理；制度创新；机制
一、金融管理过程中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分析
我国金融系统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信贷管理体制，从多方进行自主经营，按照市场需求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制度创新，为金融多元化管理创造良好的平台。金融体制要和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完善的金融改革模式，为金融服务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国有专有银行的体制机制重建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决策，同时也是我国金融面向国际市场的改革之路，必须从体制机制出发，消除阻碍金融市场发展的各种障碍，积极稳妥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重建，为其形成良好的市场活力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经济学家文力在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金融体制改革需要以市场经济为目标，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金融机构能够在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主导性作用，积极稳妥地实现金融制度创新，为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平台。［1］我国金融系统需要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推进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建设，为金融商品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构建多元化金融管理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为了促使金融机构能够步入快速发展的快车道，必须要建立多元金融组织体系，实现对金融系统的多样化管理，不断提升金融系统的市场综合竞争力，为金融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以制度建设为前提，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管理制度，才能更好的提高金融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二、金融管理过程中体制创新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
从我国金融改革的总体情况看，金融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体制已经从一元金融结构向多元金融结构转变，但是从金融创新的管理模式看，还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总体发展要求。经济学家刘劲哲、郎咸平、吴敬琏、张维迎、田国强指出：我国金融制度改革还需要从信贷和货币发行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商业金融和政策金融之间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推动金融全方位管理，提高金融的总体发展水平。通过有效的金融制度创新，才能更好地利用准备金、利率、再贷款等方式对金融进行全面改革，在金融调控逐步市场化的今天，必须解决金融改革过程中制度创新问题。
（一）金融机构垄断程度高，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问题
我国金融管理过程中存在金融垄断程度高，很多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融资困难，因此，要通过金融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机构垄断程度高的问题。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必须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2］因此要通过金融制度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倾斜力度。逐步实现符合金融市场管理要求的体制机制，提高金融管理的创新水平。经济学家张五常、钱颖一、刘劲哲、林毅夫、邹恒甫、李稻葵、陈志武指出：金融市场化运行过程中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消除各种壁垒，才能更好的实现金融创新，通过对政策壁垒的分析和研究，可以有效的实现信用体制改革，解决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种问题，为金融多元化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改革开放的各项实践表明中小企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金融制度改革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势必会影响中小企业健康稳定发展，最终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金融管理过程中经营管理基础薄弱，不良贷款数额巨大
从金融管理的总体情况看存在经营管理基础薄弱等方面问题，因此在信贷管理过程中存在很多漏洞，导致金融信贷过程中各种不良贷款数额巨大，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健康稳定发展。经济学家刘劲哲充分研究了RoyRadner、StephenA．Ross（斯蒂芬•罗斯）、FisherBlack、MyronS．Scholes、RobertC．Merton（罗伯特•默顿）、OliverD．Hart、DavidM．Kreps、DarrellJ．Duffie、JohnCox、MarkRubinstein、Chi－FuHuang（黄奇辅）、JonathanE．Ingersoll的套利和均衡理论，指出：在金融机构和金融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进行市场化管理，解决金融机构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才能提高金融机构的市场综合竞争力，为金融创新营造良好的平台，实现金融机构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三）金融管理中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对金融调控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我国金融货币市场发展的情况看，当前仍然处于市场发育程度低的境地，必须要从金融调控角度出发，对货币市场进行有效的管理，才能更好提高货币市场的发展质量。经济学家刘彦海在产业中国高峰论坛上指出：必须对商业票据、国债回购、企业短期债券等进行有效的管理，才能科学合理的控制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的能力。［3］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需要解决不同市场之间金融兼容方面的问题，必须市场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对货币市场的规模进行量化，形成有效的市场管理机制，提高货币市场的管理水平，对加强金融监管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金融管理中资本市场体制不健全，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不规范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起步较晚，因此在资本市场管理过程中存在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当前必须要从金融管理出发，加强对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让每个市场参与主体在制度的规范下参与市场活动，才能形成健康公平的资本市场环境，对整个金融系统改革会产生重要的作用。［4］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银行自身行为不规范，直接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不良资产的堆积，对整个金融市场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金融管理中制度创新策略
（一）选择科学合理的金融体制
从我国金融管理的情况看，需要建立多元化金融管理体系，促使金融机构管理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积极稳妥的推进金融体制和管理模式创新，实现金融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总体目标要求。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要把融资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选择正确的金融体制模式，促进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让金融市场能够在金融战略改革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提高金融的组织管理和创新水平。
（二）全面加快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
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是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必须要从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国有银行高垄断的问题，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商业银行管理制度，为市场优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5］国有银行在商业化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对市场进行全面的分析，通过有效的管理降低不良贷款率，促使金融机构能够形成科学合理的金融管理体系，全面优化经营模式，实现商业银行多元合作经营，为其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金融管理中促使金融市场的健康协调发展
从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必须加强货币政策的管理，促使货币市场处于良性发展的道路。消除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参与和准入壁垒，逐步扩大市场的参与主体，形成合理的金融市场，为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提供重要的政策和制度保障。金融市场的管理过程中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协调好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让资金能够科学合理的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流动，逐步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提高金融机构总体创新管理水平。
（四）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制度
随着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农村金融管理的各项问题逐步凸显，必须要从金融管理的总体架构出发，优化农村金融管理制度，提高农村金融的综合管理水平，为农村金融创新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由于农村发展不平衡，农村的金融结构需要根据农村市场的具体需求建立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必须要从多方面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保证农村金融服务的政策能够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对农村金融市场环境的分析，积极稳妥的推进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全面提升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四、总结
金融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实现对金融全面创新，从而能够建立完善的金融政策和制度，提高金融制度的创新管理水平。我国金融系统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信贷管理体制，从多放进行自主经营，按照市场需求积极稳妥的推进金融制度创新，为金融多元化管理创造良好的平台。金融体制要和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完善的金融改革模式，为金融服务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从我国金融改革的总体情况看，金融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体制已经从一元金融结构向多元金融结构转变，但是从金融创新的管理模式看，还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从我国金融管理的情况看，需要建立多元化金融管理体系，促使金融机构管理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和管理模式创新，实现金融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总体目标要求。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是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必须从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国有银行高垄断的问题，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商业银行管理制度，为市场优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必须加强货币政策的管理，促使货币市场处于良性发展的道路。金融管理与金融制度创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需要形成二者的联动机制，从多方面提升金融创新管理水平，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经验，全面优化金融政策，实现金融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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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3
【关键词】二元结构；民营经济；制度创新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其中就提出了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应该逐步得到扭转。这使得我们对目前我国的二元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有其实际意义。
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其独特的特点，其特点是我国存在“双重二元结构”，即不仅存在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也存在着以城市社会为一元与以农村社会为一元的社会二元结构。鉴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独特特征以及其对我国经济的重大影响，本文着力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原因并对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原因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
主导我国的工业化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其就业弹性较低（重工业的就业弹性一般只及轻工业的1/3），满足的劳动吸收较少。同时根据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实现我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必须要加快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众所周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2005年我国人均1703美元，2004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仅为29%，从业人员比重也只有30.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7%和35%。以上两种因素同时发生作用，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使得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农业部门，延缓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进程。
（二）我国缺乏统一有形的市场体系，城乡市场差距大，生产要素流动性差
我国城市和农村市场体系和市场载体差异较大，全国统一的有形的市场体系没有完全形成。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城乡割裂，现有的消费品市场、农用生产资料市场规模小，基础设施落后，资金、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
从硬件设施来看，农村市场存在着的多种问题：（1）交通不便。在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通公路，而“要致富，先修路”也只落实在口号。（2）基本生活设施缺乏。除了少数特别发达地区外，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自来水。主要靠接雨水和打井取水维持日常生活。电力的供应不足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农村供电普遍不正常，且电价过高，使许多农民家庭对于家用电器处于买得起而又用不起的尴尬境地。
从软件方面看，农村市场缺乏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高效率的流通网络。商业网点规模小，商品品种少，农民选择商品余地不大，商品售后服务不完善，市场管理人员素质低，管理水平落后。缺乏规范的市场运行规则以及权威的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市场法制观念淡薄，市场法规不健全，市场流通秩序较混乱。
（三）就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
费景汉（JohnC.H.Fei）、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劳动吸收速度必须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在我国，虽然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但人口基数大，劳动吸收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同时，我国的户籍制度和城市农民工的管理制度等其他限制制度使得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
以第二次产业的比重近似地表示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是很接近的，当第二次产业的比重为20%时，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为12%以上；当第二次产业上升到40%以上时，城市化水平尚停留在不足20%，而此时国际标准模式的城市化水平已超过60%。差距就是这样拉开的。如果按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代表工业化水平，那么1952年的工业化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5.1个百分点；其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至1978年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26.4个百分点。而按国际标准模式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工业化水平，具体表现为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随工业化而加速推进，且城市化的速度会超过工业化的速度。与此比较，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要慢于工业化速度。这种情形一直到最近20年来才有所改变。改革以来城市化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1998年城市化比工业化落后11.8个百分点，差距比1978年减少了14.6个百分点。然而直到1999年我们尚有接近70%的人口滞留在农村，而按此时的工业化水平衡量城乡人口的比重应该颠倒过来才能达到国际水平。
（四）市场机制和经济体制作用弱化，行政干预严重
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较短，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尤其是在农村，初步形成的市场与家庭经营之间难以有效地联系起来，从而制约了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进程，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而影响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存在着两种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在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由于我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在一些领域，计划经济由于其的先占优势和我国行政管制的强制性而在经济中仍然发挥着作用，这就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农村的市镇建设上，采用的是计划方式和政府主导，任何设施的建设都需要政府的批准，因此，可以说在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上，市场机制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农村城市化才裹步不前，被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农村工业化远远抛在了后边。
（五）相关配套制度供给严重失衡
我国的二元经济不仅是历史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等制度下形成的。城乡制度的具体差异概括为14个方面：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就城乡的制度失衡来说，其核心制度失衡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4
对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然后对于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解决办法，对于促进道路运输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道路运输市场；发展现状；问题；解决办法
道路运输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道路运输构架了经济发展的桥梁，为促进长途运输，物流货运等经济主体的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道路运输市场也不断的完善，但是由于各个地方的管理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所以道路运输市场经营秩序还有待完善，需要加强管理力度。道路运输业是我国多种经济业务发展的重要载体，所以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体系的构建。随着道路运输市场的不断完善，各项体系都已经步入正轨，并且有效的推动了经济建设发展的步伐。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道路运输市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不断的调整和改进。为了提高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水平，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秩序，提升道路运输市场发展的水平。
1道路运输市场发展现状
任何一个行业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大潮中，各个经济主体的发展都互相牵连，构建成经济发展的大网。在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快了道路运输市场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公路里程不断延长，尤其是农村公路的修建密度不断加大，覆盖范围不断增加，有效的促进了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还促进了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首先打动了汽车制造业的生产需求，因为道路运输承载能力的提升，为汽车运营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所以从事运输的重型车辆生产规模不断上升，从而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链。从事营运的汽车数量逐步提升，道路运输能力进一步加强，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下形成良性循环，有利于道路运输业的健康发展。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以及运营能力的提升，为物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物流业随之兴盛起来。此外，道路运输市场的健康发展，在规模上不断的扩大，又有效的拉动了人口就业，为增加国民收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道路运输市场的规范发展，还需要健全的管理制度，而我国在道路运输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地方经济水平的限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够完善，并且在城乡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受到地方制度的制约，对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服务水平受到限制，无法构建完善的路网系统，从而影响到经济建设的发展步伐。我国行政区域管辖较大，所以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道路运输业还会受到区域行政许可的限制，在地方经济水平、政策以及发展潜力等方面的影响下，严重的制约道路运输市场的规范发展。在道路运输市场因为区域性而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导致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不统一，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
2道路运输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虽然道路运输业发展速度很快，成果也很明显，国内道路运输市场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发展的前景也很可观。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和困难，影响到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前景。
2.1参建企业规模小。
占主体地位的大型企业很少，国内道路运输市场的主体多为小型企业，规模小、分布多、聚集散、经济能力弱。市场中缺少大规模的具有市场力量的主导企业，导致企业之间竞争力的加大。在经济的驱动下经营数量不断增加，企业数量过多的现象就会导致道路基础设施的负荷。加大了国家对道路的支出。也可能出现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力增加，出现恶性循环现象进而无法解决。导致道路运输市场走下坡路线，国民经济下滑。
2.2安全隐患存在。
随着道路运输行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在交通工具上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大规模的交通建设需求也紧随而来。不仅在数量上明显的增长，对于道路安全设施方面要求不断提高。道路运输安全形势与构建和谐平安交通理念的要求不相适应，导致安全隐患的发生。除此之外，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加快了全球变暖的节奏。
2.3结构不合理。
道路运输在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结构性不合理安排的问题，如企业之间的组织结构、运输组织结构、经营模式结构、动力组成结构等一系列问题。具体内容突出表现为经营企业多、规模小、运输散、竞争强、运输秩序混乱。
3完善道路运输市场的解决办法
根据国内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现状来分析，国家管制部门需要针对道路运输市场进行调整完善，促进道路运输市场有序的良性竞争力，积极引导市场竞争有效的进行，促进道路运输市场竞争结构的完善升级。其次，要提高就业人员素质，以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为目标加强对运营人员的培训，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道德、技能、法律、安全方面的知识。加大对行业的整体体系的高度提升。提升运输工具的科技含量，加大对安全防护措施的提升。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维护好个人和国家安全。消除被地方行政的分割的体制现象，突破区域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规模效益的发展前景。有利于道路运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经济发展市场。还应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城乡差异减少。进而推动全国经济的稳步统一有序的发展前景。加大对全国道路设施基础体系的分布，使其构建贯穿的道路交通体系网，促使道路运输市场快速、稳健、安全、高效的发展。虽然国内道路运输市场存在一些问题，但从道路运输行业的规模大小和技术结构方面来看，国内的道路运输市场还是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和优势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段期间内，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受到国家和人们的高度重视和认可，道路运输市场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状况起到了全面的适应与改善。有效地引导道路运输市场向更健康和科学的方向发展，更加充分地发挥道路运输行业在综合运输体系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以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道路运输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道路运输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展，构建了强大的道路运输网，为各个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管理体系不够健全，规章制度不完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区域行政许可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严重阻碍到交通运输市场的发展进程，所以为了促进交通运输市场的健康发展，还需要重新构建管理体系，完善制度建设，根据地方发展实际状况有针对性的制定发展策略，从而促进道路运输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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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慧慧，张伟.交通运输部对道路运输市场干预分析[J].交通科技与经济，2011（4）：89-92.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5
【关键词】陕西，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低碳新型产业，在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沿海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据估算，每年大约以20%的速度快速增长，在北美、西欧、日本，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已经是国内十大支柱产业之一。陕西省地处西北，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随着关中——天水经济开发区和西咸一体化以及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等战略目标的推进，可以说，陕西省实现体育产业跨越发展正当时。
1陕西省体育产业发展的优势
近年来，陕西省落实国家《体育产业发展纲要》精神，体育产业发展迅速，其优势表现在：
1.1综合社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作为西部大开发桥头堡的陕西省，具有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之便。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到2011年底，陕西省城市人口达到1384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33%，城市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普查结果，2011年生产总值达到12391.3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514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4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028元。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结构优化的基础。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广大居民愈来愈注重精神生活的享受，用于自身发展和享受生活的支出比重增加较快。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陕西省的体育需求增加，体育消费形成一定的规模。
1.2发展体育产业的基础较好。据调查，2011年陕西体育产业年产值为40～45亿元人民币，年创利税近3亿元，体育产业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近年来，陕西省竞赛表演市场和健身娱乐市场的发展较快。特别是陕西国力足球队进军甲A之后，使陕西足球市场异常火爆，自1994年甲A联赛开办以来，全国平均每年每场的观众为2.115万人次，1996年高达2.43万人次，陕西国力主场观众人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中国的“金牌”球市，陕西省体育场也曾被誉为“超白金市场”。商业性比赛的不断增多，给人们提供了观赏高水平运动竞赛的机会，也刺激了大众在体育观赏方面的消费。
此外，更具现实和长远意义的是以民间足球联赛、民间围棋联赛、民间篮球联赛等为代表的民间业余联赛的蓬勃开展成为陕西竞赛表演市场的又一大亮点和潜在优势。社会各界参与举办体育竞赛表演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西安城墙国际马拉松，安康汉江龙舟节、环中国自行车赛等一系列经常赛事的成功举办，使陕西省形成了曾经十分活跃的足球、篮球顶级联赛，这为今后开展顶级赛事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它各种类型的竞赛表演市场，必将极大的丰富广大群众的文体生活和体育消费需求，将有力的推动陕西省体育市场的不断发展。
健身娱乐市场是体育产业中的另一个热点市场，在拉动内需、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陕西已初步形成多种所有制投资主体并存、高中低档体育服务产品并存的市场格局，省、市经营性的各类球馆、游泳、武术、健美中心等经营活动场所也越办越多，这些经营性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满足了人民群众健身娱乐的需求，同时大大促进了体育消费的增长。
1.3陕西体育产业集团的成立，加速我省体育产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11年5月24日，陕西省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这是省政府为加快我省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该公司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建设“西部体育强省”的战略目标，抓住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区”和“西安国际大都市”为历史机遇，全力推动陕西体育产业的大发展。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提高我省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促进陕西体育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努力把公司打造成为我省体育产业的旗舰性企业。公司立足体育，面向市场，盘活资源、突破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我省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实力，不断提升陕西体育的影响力，为实现建设西部体育强省的宏伟目标做出贡献。
2陕西省体育产业发展的瓶颈
陕西省体育产业总体还处于低水平和启动阶段，虽然发展水平居于西部地区前列，但与东部省份相比差距较大。
2.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体育产业法律政策的完善取决于体育产业的发展，而体育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是体育的基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从整体上决定了该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也是如此。因此，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其体育产业的发展，并进而影响到其政策的制定和法律的完善。
由于地区生产总值是从总量上反映一省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那么首先我们从陕西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来看其经济发展情况。一方面，近十年来（2001-2010）陕西省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0年达到10123.48亿元，比2001年增长了2.2倍，这样的水平说明陕西省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显著增强，其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另一方面，人均和区域发展水平来看，陕西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排在第17位，人均GDP2011年前三季度排在第17位，经济虽迈到了全国中游水平。但作为经济后发展地区，由于基础差、底子薄、社会财富的积累还很薄弱，但利用国家的重视和相关支持政策，陕西省的发展劲头和前景应该十分喜人。可以说，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且达到一定的规模，陕西省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创造出了推动这一产业快速启动所需要的基本供给和需求水平。
其次，居民的收入水平与体育产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也就是说，居民收入水平越高，体育产业发展水平也会越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过去10年，陕西城乡居民的收入一直保持着比较快的增长势头。2011年陕西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5028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524元。应该说，尽管目前陕西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较低，对推动体育市场发展的作用还有一定过程。但是其城镇居民现有的收入水平，已经使他们开始具备实际的体育消费能力。因此，可以这么说，随着陕西省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体育市场发展将获得越来越大的推动力。
再次，体育产业发展与一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直接相关。而消费水平对体育产业及体育市场发展的影响又分为总量的影响和结构的影响。总量的影响是指居民人均全年的消费性支出总额给他们提供体育消费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居民消费性支出总量越大，体育消费的可能性越大。2011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为13781元，居全国第18位。以渭南市为例， 资料显示，2010年，全市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908元，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472元。因此，从消费水平总量上看，目前陕西省城市居民已经从总体上开始具备体育消费能力，而农村居民从整体上讲还不具备体育消费的实际能力。
结构影响是指居民实际各类消费子项占支出总量的比重与体育产业发展所产生的互动关系。以城镇为例，2011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支出为1858元，占当年生活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为13.5%，因此，陕西省居民消费水平对体育市场发展的影响，既有总量约束外，又有结构性约束。换言之，培养和发展陕西省的体育市场既有赖于居民消费支出总量的增长，也取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转换与升级，其中做好政策性引导和激励居民体育消费尤为重要。
总之，目前，陕西省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全国中游水平，人民生活正向全面小康过渡，没有足够的资金用来发展体育产业。同时，由于陕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西安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关中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陕北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基础比较薄弱，而陕南则相对落后，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发达及不均衡严重制约了我省体育产业的发展。因此，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发展壮大在陕西省将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就目前的情况看，制约陕西省体育产业发展的因素很多，在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同时，也受社会文化背景、传统消费习惯、产业体制和政策等因素的制约。
2.2经济水平低，缺乏发展资金。陕西省的经济发展近年来势头较猛，GDP的增长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陕西省经济的底子比较薄，2011年GDP仅为12391.3亿元，占全国GDP（471564亿元）的2.62%，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5%，就总体而言，陕西省经济仍处于全国的较低水平。发展中的陕西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尤其是西部大开发的开始阶段，以大交通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战略，以高科技和农业为主体的产业政策，都需要政策投入大量资金。这就给政府投资体育带来一定困难。虽然陕西省以及各地市政府及部分单位都在积极想办法向体育事业投资，但对处于启动阶段的体育产业来说，政府前期投入仍显不足。
2.3产业布局不均衡，产业结构还有待完善。陕西省体育产业布局与省内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使得体育产业的布局也随之不平衡。具体表现为：以西安市为核心的关中发展最好，陕北前景广阔，陕南发展偏弱；城市好于农村；产业结构单一，较不合理。据调查，在东部广受欢迎的体育旅游、野营、训练、攀岩、摩托、汽车等极限运动在陕西省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经营单位寥寥无几，活动开展的也非常有限，一些自驾车越野活动也多为传统旅行社作为一项副业开展，体育部门少有涉足。作为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的体育中介服务，在全省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
2.4体育市场主体不成熟。市场主体包括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作为生产者而言，陕西省的生产厂家极少，企业规模小，组织形式不规范，经营方式落后，生产和经营商品数量和品种单一，营销手段、方式陈旧。据调查，陕西省销售的体育用品大多来自浙江、广东、福建、江苏及东南亚地区、韩国、美国、日本等。体育用品生产厂家极少，仅有的少数厂家规模较小，生产出来的产品缺乏品牌效应，竞争力较低，所占份额微乎其微。另外，陕西的体育器材生产厂家也缺乏远见，还停留在作坊式的生产状态，对新产品研制投入不力。
而经营者在投资之初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市场调研，同时又缺乏必要的专业开发知识和能力，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效益极差。例如，陕西省保龄球行业在90年代十分兴盛，仅西安市就出现了60-70家保龄球馆。由于盲目的重复投资，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残酷现实，不切实际的投资最终导致绝大多数的球馆倒闭，目前有不足十家球馆还在苦苦支撑，有的表示近期内尽快转产。
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观念还未完全转变，消费能力和水平还较低，消费结构不尽合理。从体育消费能力上看，我省城市人口的74%以上有体育消费，但人均体育消费额仅为56.8元/年。而全省农村却有68%以上的人从未有过体育消费，农村地区消费者体育消费额不足10元/年。省内消费市场的现状使体育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例如，2011年全省体育销售额为16亿元，而同期，山东体育销售额为95亿元以上。省内的消费能力不足以支撑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2.5体育市场不完善，管理不规范。体育法规不健全，法规建设滞后，由于全省没有统一的法规，各地无从参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在利益的驱动下，部分经营者无视市场法规，以不正当手段进入市场。各级管理部门对体育产业监管力度极弱，无力查处，导致部分体育市场失控。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多头管理和空头管理并存。部门分割、地区保护严重，尚未建立统一、高效的行业监察、预警、评价；缺少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明确政策；一些单位用行政手段和垄断项目市场，壁垒过高，进入成本过大，致使一些商家望而却步。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6
摘要：本文试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大体制下的效率和公平，生产力对于二者的影响，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效率；公平；生产力；市场经济；计划经济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效率与公平
从奴隶社会的奴隶贩卖到封建社会的土地交易，市场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市场的力量都被落后低下的生产力所牢牢束缚，无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来进行产品分配。直到英国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才正式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
1.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
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苏醒，因此具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较之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将一个人的独裁统治扩展成了一个集团的“民主”统治。无论这个统治集团隶属于哪个阶级，占有了哪种生产资料，保持思想和人身的自由以及彼此之间激烈的竞争都是统治集团全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定。市场将这种特征原封不动地遗传下来，即自由和竞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市场为分配手段来维持经济运行的。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也继承了市场自由和竞争的两大特点。
2.效率与公平的首度失衡
（1）重视效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劳动、土地和企业家才能都作为生产要素而被调动起来，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市场为要素所有者创造了一个可以充分发挥自我条件的广阔平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地出地”的游戏规则将原本支离破碎的社会阶层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由于市场的自由，任何一家厂商的资产和行为都不受管制；由于市场的竞争，厂商可以为了提高利润而尝试不同的生产方式来压低成本，进而提高商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工业革命之后，层出不穷的先进生产技术创造出了无数的生产奇迹。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曼，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试图挑战它的正确性。市场经济体制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以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配置着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
（2）忽视公平。资本主义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取得了人类社会无数璀璨的生产成果，但是也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经济危机。市场是以竞争为手段保持自我运行的。但是，在激烈的竞争之中总会有一部分人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而被淘汰下来，逐出市场。原来的厂商或者企业家沦为了雇佣工人，而原来的雇佣工人则被迫下岗。失业导致了普遍性的贫穷，因此这些失业者无力购买市场上的商品，从而带来了厂商的产品积压。厂商为了维持利润而裁员，进一步加剧了失业。社会的贫富分化将资源和产品逐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产品分配也从高效率转换为不公平。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成为了社会中的定时炸弹，终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看似最为繁荣的时候引爆，经济危机随之爆发。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它盲目地提高了效率，却牺牲了公平。在市场发育前期阶段会提高生产力。但是在效率和公平二者矛盾激化的时候，便成为了破坏生产力的罪魁祸首。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效率与公平
早在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以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来分配产品的朴素思想。然而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资产阶级都掌握着国家政权，计划经济体制的美丽愿景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直到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才第一次以官方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1.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计划经济体制是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而确立的，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产品分配的有力工具。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最大的差别就是将“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论断彻底推翻，用国家所有制抑或公有制来取代私有制，用硬性的政令来取代自由竞争的市场。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也完全取代了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国家指令的助推器。在计划经济体制那里，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社会上所有产品和资源统一由国家分配。因此，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就是国家所有和统一分配。
2.效率与公平的再度失衡
（1）重视公平。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核心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严重的贫富分化无法再推动生产力发展，需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伊始，消灭贫富差异和实施公平分配就成为了它存在的意义。社会主义社会将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消灭了私人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国家按照计划来分配产品和消费资料，公平性得到充分的实现。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人民公社，公平的产品分配方式大大推动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奄奄一息的时候，东方世界却出现了另一番“全民劳作，人人平等，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图景。计划经济体制终于战胜了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2）忽视效率。计划经济体制解放了社会，同时也束缚了社会。由于生产和分配完全通过国家的意志来执行，因此面对千千万万的不同消费群体，计划成为了“紧箍咒”。每一个消费者都具有不同的需求，无法通过国家的一纸正文就可以衡量。由于国家计划的盲目实施，出现了劳动者为了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进而导致供给和需求的断层。公平分配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接一个付出和获得不对等性生产矛盾。大锅饭的最终结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懈怠，以磨洋工的方式来获取国家的定额分配。苏联在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生产奇迹，可是国防和军工科技的领先并不会带来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计划经济体制所隐藏的效率和公平的矛盾逐渐凸显，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和倒退。在生产力日益萎缩的局面下，公平性也无法再得到保证。
综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一样，也是一个无法真正承担起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历史使命的畸形体系。按国家计划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平，但是它也同时牺牲无数个人的劳动工作效率。在一个没有效率的社会中，公平性无法维持下去，生产力依然会返回到原先的落后水平。
三、生产力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1.生产力决定效率和公平
效率和公平是国家经济体制中分配领域的两大指标。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发现，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衡量着分配方式的发展，进而决定了分配制度里的效率和公平。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产品剩余匮乏，人类依靠结成团体进行捕猎活动，产品的多寡完全取决于捕猎量和消耗量。每一个部落当中总会存在年迈的，或者因为捕猎而受伤的成员。这一部分成员无法再从事捕猎活动，但是依然要消耗捕猎的食物。为了满足部落全体的生存需求，他们只能把这部分老弱病残的成员杀死或者逐出部落，而将捕猎得到的食物重新分配给可以劳动的那一部分成员。
由此我们看出，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社会，社会为了保持效率只能去牺牲公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产品剩余逐渐增加，效率和公平的相互关系可以得到适当的兼顾。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之中第一个使用国家福利和税收政策来进行收入分配的社会。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压榨和剥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较之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唯一优势，就恰恰在收入再分配上面。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资本主义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试想，如果罗斯福生活在一个奴隶社会，没有发达的生产力作为支撑，没有丰腴的产品作为依靠，又如何落实福利救济政策呢？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配会兼顾效率和公平。
市场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复活，而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沉睡，其核心因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较之于后两者具有了革命性的飞跃。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刺激了市场的发育，市场再通过影响分配方式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和生产力相互促进，相互引导的过程中，效率和公平也在不断地运动，对立统一。
总之，生产力决定社会的发展程度，进而决定了社会分配的方式，决定了效率和公平。
2.效率和公平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经济学中一直存在一个疑问，这个问题从1825年以来就悬而未决。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更加先进，却首先爆发了经济危机？马克思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二者的矛盾激化了这场危机。那么为什么同样也存在私人占有制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危机呢？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分配方式的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无法再调和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分配方式不完善，效率和公平二者水平都很低，因此无法将其中的矛盾激发出来。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相对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生产力和分配水平都大大提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分配方式仅仅片面地局限在效率的保障上，公平被抛弃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效率越来越高，公平越来越低，二者的矛盾终于激化，以生产性过剩的经济危机形式表达出来。经济危机的爆发大大破坏了生产力，使得生产力水平倒退萎缩，进而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得以缓和，再一次进入“萧条—发展—高涨”的经济怪圈。如果效率和公平无法得到兼顾，就只能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破坏生产力，从而调和分配里的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效率和公平对于生产力有着能动的反作用。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与公平问题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争论不休。然而，事实却向世人证明，我国的经济体制真正地适应并满足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这其中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做到了效率和公平的兼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和了效率和公平这两大分配矛盾，弥补了原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从而培育了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环境。
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将人与社会放在了资本之上，强调以人为本。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几种社会形态，公有制成为了现实，进而消灭了生产资料对于劳动者的剥削。公有制是保证分配公平的重要条件，而公有制恰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因此，社会主义就是公平分配的代名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之处，就是它批判地继承了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摒弃了市场经济体制固有的“效率大于公平”的片面性。除此以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了公平分配，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全体社会成员就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存在剥削和压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绝对平均主义”，真正地调动了劳动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市场的特性融入社会主义制度，使得生产和消费得到了完美的契合，又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加速经济运行，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思想嵌入原本冰冷无情的市场竞争，保证了合理的收入差距。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将公平和效率有机结合，为实现社会的高效率公平分配创造了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因为它的分配方式以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力量来支配公平和效率。公平和效率不再以经济停滞和经济危机两种方式来彼此冲突，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我国目前经济中仍然存在许多弊病：过高的基尼系数、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协调、市场发育不完善等等。这仅仅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阶段的必然效应。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都是在各种经济问题相伴下进行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低下，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培育市场机制。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生产力得到提高，这些经济问题就会自然解决。相反，国外敌对势力总是对我国的青年学子进行蛊惑和诱骗，试图将他们的思想灌入我们的大脑来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它是真正能够带领我国通往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向祖国光辉的未来大步迈进。
参考文献
[1][美国）伊斯雷尔·柯兹纳，著.冯兴元,等，译.市场过程的含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