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范文1
西周的音乐教育即“礼乐教育”，强调音乐教育必须以“礼为奉之”，“修礼以节之”，即强调音乐必须受制于礼及礼所规定的德。西周的统治者认为音乐能平人心，成政事，节制百事，使上下合同，政治和顺，故而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建立了完整的宫廷礼乐制度，以期达到“以乐教和”（《周礼・地官》）的目的。礼乐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核心是体现周代宗法制及分封制所形成的社会等级规范。
一、西周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
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中，乐被重新确定了其社会交往功能，以规范不同社会地位的贵族在天人交通中的宗法秩序以及社会交往中上下尊卑的行为准则。周礼对自周王至于士用乐的规定是：王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西周实施了礼乐制度，同时也发展了礼乐教育。西周的礼乐制，不仅仅只是让人们单纯接受一种行为规范和模式，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这种行为规范和模式最终达到礼乐意识的社会化。礼乐教育的出现正是适应和配和了这一社会需要，并部分地承担了这种社会职责。据《周礼・春宫》的记载，根据“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其中包括“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这说明当时音乐教育的目的是利用音乐来求得天地和、君臣和、上下和、人心和，最终保持与培养国家治国人才的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也正因为如此，西周的统治者设置了庞大的教育机构，分工明确。比如：“大司乐”教国子乐德、乐语、乐舞（即六代之乐），是最高领导者；“乐师”教国子小舞；“大师”掌六律六同，五声八音，教六诗；“小师”掌教鼓、埙、箫、管、弦歌等；“瞥朦”配合大师奏埙、箫、管，鼓琴瑟，弦歌，诵诗；“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组织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反映了处于鼎盛时期的西周雅乐在音乐教育方面的完善制度。
二、音乐教育机构和教育对象
商代提出的“以乐造土”（《文献通考・学校考》）的教育主张在西周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周代礼乐制的制定者及实施者周公旦认为音乐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手段，为了使制度化的雅乐体制得以充分实施，在宫廷中设置了相应的专门机构，并形成一套细致严密的礼仪规定，于是“制礼作乐”，兴办大型音乐教育机构。据《周礼》记载，在宫廷王室中，拥有专门担负雅乐管理、表演及其他相关的工作的专职人员，他们属于不同部门。从事雅乐活动的乐官、乐人等，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均有清楚的分工，其所属四个部门――地官（教官）、春官（礼官）、夏官（政官）、和冬官（事官）。其中主管雅乐的机构是春官，该机构的领导人是“大司乐”，还包括“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等等”，他们都是朝廷的各级官员，担负着教育的职责并自制了相当规模的音乐教育活动。当时的礼乐教育已具有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大致分为两类：国学与乡学。国学专为上层贵族子弟而设，即所谓的“国子”，国子们从幼年到成年都必须接受礼乐教育，学校根据学生的年龄施教。各级乡学皆由大司徒负责，分别由乡师、乡大夫、洲长、党正等行政官员兼管。而施教者则为父师与少师，都是退休乡里的大夫或士，教育对象则主要为地方贵族以及少数平民。由此可见，西周的音乐教育具有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特点。
三、音乐教育的内容
西周的宫廷礼乐教育是围绕着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栋梁之材的标准来训练和培养的，因此受教育者受到严格、系统的教育。教学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是乐德、乐语和乐舞之教。
1.乐德之教。西周乐教以“德”为重，是一种政治宗教和人伦道德的综合教育，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就是这个道理，内容包括中、和、祗、庸、孝、友，又称“六德”。乐德之教利用艺术的感染力，使学生从道德认识到道德情感都致于“中和”，起到化情移性、移风易俗的作用。可见西周教育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其教育内容的设置既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也体现了一种政治要求。
2.乐语之教。西周既是“礼乐之邦”，同时也是“诗乐之国”。当时诗乐之风十分发达，诗歌的酬唱应答是国人所必备的文化修养，贵族文化娱乐以及礼仪活动中，诗乐的演唱演奏无处不在。这在《诗经》、《三礼》中有较为完整的记载。它的内容包括兴、道、讽、诵、言、语，是培养诗乐的写作、阅读、背诵唱诗和应答酬对的能力。
3.乐舞之教。内容包括大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武》六乐，是西周雅乐实施的重要内容，是周人学习历史知识、培养共同文化意识的重要教育方式之一，相传为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武六代史诗性乐舞，多用于“事邦国之鬼神”的重大活动。此外还有小舞《舞》、《羽舞》、《皇舞》《旌舞》《干舞》《人舞》等。大舞与小舞由大司乐和乐师执教，为国学中的必修课。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教育功能可以说是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兼备。通过学习培养国子们了解社会沧桑巨变及各代创业的历程。以乐称德观念的出现赋予了这些乐舞以维新的宗法意识形态，从而使其成为礼乐中最高规格的学习内容之一。
西周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范文2
【关键词】西周 大学 文本研读 口传心授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06-02
一
从文献来看，西周时期的贵族教育，大抵可分大学和小学两种：
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aX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宫。[1]
作为贵族教育的两个不同阶段，小学与大学所教授的内容不尽相同。就大学教育而言，对古籍文本的研读，是这一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学者通过对孔子教育的考察指出，留存于世的“六经”，是西周时期大学教育运用的最主要文本：
孔子传授知识的范围主要限于人道方面，即专讲做人和从政的道理，而这些又都是通过教习典籍去完成的。从文献方面来说，就是传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或“六艺”的基本内容，在孔子以前时代早就有了，而且早就列为贵族教育的主要内容了，孔子不过是再一次加以选用和肯定而已。[2]
但是我们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孔子在当时已经将六经全部用作教育弟子的文本。可以确定被用作文本的，只有《诗》、《书》、《礼》、《乐》这四部文献。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就如是说：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3]
司马迁认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明确将《易》与《春秋》剔除出来。阎步克先生指出：“孔子自幼便精通了礼乐诗书，然而据《论语・述而》及《史纪・孔子世家》等书，孔子习《易》，却晚在年已五十的时候了。……孔子早年不仅不治《易》，且不以卜筮之事为然。”[4]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修《春秋》晚在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杨伯峻先生认为：“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5]
从传世文献的记载看，西周大学教育所教授的内容，仅仅限于《诗》、《书》、《礼》、《乐》而不及《易》与《春秋》。《礼记》中即记载：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6]
先秦多以“诗”、“书”、“礼”、“乐”连称，而不及“易”与“春秋”：
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7]
又：
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8]
章太炎先生指出：“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9]
我们可以判断，在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中，《诗》《书》《礼》《乐》这四部文献是师徒授受过程中最主要使用的文本，而对这些古典文献的研读，也成为了西周大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二
在西周大学教育中，仅靠文本研读显然不足以完全理解古典文化的精髓：古典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如礼、乐等，带有神圣的仪式性，单从文字上的研读，弟子们很难切身对其中内容加以体会。因此对这些仪式的演习和排练，也成为了西周时期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种教育方式，也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在孔子那里，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这种演习六艺的过程。
从《论语》中的记载来看，孔子对于弟子的教育，可以分为“学”与“习”两个部分。其中，“习”又可以作两个层面的解读：一是对所学文本的熟习、温习，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0]二则是指对所学技能的演习、操习，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1]
这两种习的含义，在《论语》中都各有所指：前者指的是对《诗》、《书》、《礼》、《乐》等古典文献的温习诵读；后者则指代的是对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的操演和排练。这六种技能，被统称为“六艺”。
“艺”，本义是种植，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指代那些为人所掌握的技艺，其中，尤以“六艺”最为人所熟知，如：
以乡三物教万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12]
又：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之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3]
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自古就是君子必须掌握的礼仪和技能，因此也需要君子不断通过实践，对这些技能进行操演和排练，这一操练的过程，亦即《论语》中的“习”。在传统的儒学典籍中，不乏这一类的记载：
1.礼为“习”。《礼记・檀弓》：“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左传・昭公四年》：“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
2.乐为“习”。《月令》：“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
3.“礼”、“乐”合称为“习”。《礼记・射义》：“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逸周书・月令解》：“乃命乐师习礼乐。”
4.舞为“习”。《礼记・月令》：“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逸周书・月令解》：“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
5.“射”、“御”为“习”。《礼记・王制》：“元日习射上功。”《礼记・射义》：“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
6.田狩、军事、巡狩训练为“习”。《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国语・周语上》：“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
7.“习容”即学并演练容貌举止。《礼记・玉藻》：“史进象笏，书思对命，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荀子・乐论》：“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
8.“威仪”为“习”。《 左传・隐公五年》：“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9.宴享为“习”。《仪礼・聘礼》：“介皆与北面西上，习享。”
对于先秦时期的儒者来说，对“六艺”的学习不仅需要对古典文献的充分熟识，同时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寻找机会进行演习和排练。因此，对弟子的教育过程中，孔子除了强调文本的重要性之外，也十分重视弟子们具体礼仪行为的实践：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14]
三
在孔子对弟子的教育中，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实践活动，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儒者身份的界定，也与掌握这些技能息息相关。钱穆先生就如是叙述儒者的起源：“《说文》：“儒，术士之称。《礼记・乡饮酒义》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术士犹谓艺士，由其娴习六艺。……其擅习此种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则称‘艺士’，或‘术士’，或‘儒’，即以后儒家来源也。”[15]
从《说文》“儒，术士之称”的论述看，最早时具有一技之长者皆可称为儒。而当孔子创立儒学之后，儒者掌握的技能被严格的限定下来。在与樊迟对话中，孔子就直接指出儒者所掌握技能的专门化，并将为稼、为圃等活动排除在儒者应负的职责之外：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6]
对于孔子来说，对古典文化的掌握，使儒者必须肩负起比为农、为圃更为重要的职责，即引领政治的向上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儒者必须从源于古代的诗、书、礼、乐中汲取营养，从而获得优秀的道德修养和为政知识。因此，在诗书礼乐方面对弟子进行教育，成为了孔子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安生就指出，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个‘六艺’决非‘六部儒家经典’，而是孔子教授弟子、后代儒家递相传习的六种技艺、六门课程。”[17]
虽然将六经统称为六艺要晚在汉初，但孔子时已开始用诗书礼乐对弟子进行教育。这种教育，一方面包括对相关文本的熟记和研读，另一方面，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脱离文本，直接对弟子进行知识传授，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口传心授”的教育方式，也直接来自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
从《论语》中的记载看，孔子对这些弟子的教育，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对话进行的。单从这些对话中，我们很难判断其间是否有文本使用的痕迹。事实上，先秦时期交流《诗》、《书》等古典文献的方式，更多的是口头上而非文本上的交流。荀子在其著作中就描述了这样一种君子之学：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行，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18]
荀子口中的君子之学，并非是文本层面的交流，而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教育。强调的并不是对文本的研读，而是希望通过师徒之间在语言上的交流，实现知识的传授。在这一过程中，诵读与思索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19]
从先秦典籍来看，虽然《诗》、《书》、《礼》、《乐》等古典文献已经成书，但在师徒授受的过程中，对这些文本学习的方法，主要并不是对既有文本的研读，而是以“颂”、“讽”、“赋”的方式用语言将其中内容表述出来，进而引起弟子对这些内容的思索，产生体悟，并获得相应的知识。在传世文献中，这一类记载比比皆是：
1.诵诗
《诗》在先秦典籍中，偶尔称“学”，如“不学诗，无以言”。《汉书・艺文志》：“《诗》三百五篇，……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诗是通过口“诵”而非书“读”的方法“学”的。
在《诗经》中多有“诵”诗的记载，如“听言则对，诵言如醉”（《桑柔》）、“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崧高》）。
《论语》的记载中，孔子就屡次要求弟子诵诗，如：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0]
又：
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21]
不独儒学，其余诸子也十分强调诵诗的重要性，如：
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22]
又：
臣少也诵《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3] 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诵诗显然要比文本研读更加重要。正因为如此，关于诵诗的记载，也多次出现于先秦时期的文献之中，如：
且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24]
又：
瞽掌播鼗、恰、埙、箫、管、弦、歌，讽诵诗。[25]
又：
学乐，诵诗，舞勺。[26]
又：
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27] 2.诵书
除了诵诗之外，对《书》中内容的学习，也较多的体现在语言层面，而非文本层面。在先秦典籍中，有着诸多关于“诵书”的记载，如：
颜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门，弦歌诵书，终身不辍。[28]
又：
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29]
又：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夹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30]
先秦时期的儒者很少对《诗》、《书》等传统文献进行文本层面的研读，反而更多的是通过语言的方式进行教学。对于继承于西周大学教育的儒学教育来说，这种“口传心授”的教育方式，无疑也来源于斯。
结语
仔细考察先秦时期的儒学教育，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传统的文本研读之外，师徒授受时也采用了“口传心授”的教育方式：一方面，以《诗》、《书》为代表的古典文献，它们在先秦时期的士阶层那里，更多的是被用来进行语言上的讽诵，而非被看作单纯的文本进行研究。因此，在师徒授受的具体过程中，老师也往往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将《诗》、《书》中的具体内容用语言传达给弟子。弟子在接受这些知识后，用“诵诗”、“诵书”的方式对这些知识进行消化和吸收，并从中加以体悟。而在另一方面，对于程序性的礼、乐行为，老师在教育弟子时也并不十分强调于对文本内容的研读，而是十分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模拟演练。在“习礼”、“习乐”的过程中，老师希望通过这种具体的演习和排练，一方面将其中具体的程序性内容传达给弟子，另一方面也让弟子亲自去理解这种程序性背后隐藏着的古代礼仪的神圣性实质。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先秦时期的儒学教育，正是西周时期大学教育的缩影。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文本研读，还是“口传心授”，这些教育方式在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那里已有端倪。但两相比较而言，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文本的重要性：抛开文本，师徒授受的过程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但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却很难将文本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先秦的教育中，相对于基于文本的研读和研究，“口传心授”才是师徒授受最频繁采用的教育方式。
参考文献：
[1]《礼记・王制》。
[2]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303页。
[3]《史记・孔子世家》。
[4]阎步克《乐师、史官文化传承之异同及意义》，《乐师与史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98页。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
[6]《礼记・王制》。
[7]《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8]《墨子・公孟》。
[9]章太炎《经学略说》。
[10]《论语・学而第一》。
[11]《论语・学而第一》。虽然有注者将这一段对话中的“习”解释为温习、复习，但杨伯峻先生却在其著作中指出：“一般人把习解为‘温习’，但在古书中，它还有‘实习’、‘演习’的意义，如《礼记・射义》的‘习礼乐’、‘习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这一‘习’字，更是演习的意思。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像礼（包括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这些，尤其非演习、实习不可。所以这‘习’字以讲为实习为好。”
[12]《周礼・地官・大司徒》。
[13]《周礼・地官・保氏》。
[14]《论语・先进》。
[15]钱穆《国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年，96页。
[16]《论语・子路》
[17]邓安生：《论“六艺”与“六经”》，《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
[18]《荀子・劝学》。
[19]《荀子・劝学》。
[20]《论语・子路》。
[21]《论语・子罕》。
[22]《墨子・公孟》。
[23]《韩非子・说林》。
[24]《国语・楚语上》。
[25]《周礼・春官》。
[26]《礼记・内则》。
[27]《礼记・礼器》。
[28]《列子・仲尼》。
[29]《韩非子・难言》。
[30]《韩非子・奸劫弑臣》。
西周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范文3
2017秋学期小学体育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新课程标准》为动力，以《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为体育工作的基本法规，以健康第一为宗旨，以科学的管理促进学校体育工作全面健康发展，贯彻《小学生体制健康标准》。秉承学校做润泽生命的教育，让每一个生命都精彩的办学理念，提高全体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为学生的终身体育打好基础,最终实现让每一个生命都精彩的教育理想。
二、重点工作和措施
(一)增大选修教材比重，培养学生专项运动技能
本学期在不同年级选定不同的体育项目，增大选修教材的比重，通过教学，让学生掌握专项运动技能，让学生有一技之能，提高运动兴趣，为学生的终生体育打好基础。
措施：
1、开学第一周召开体育教研组研讨会，确定不同年级的项目。
2、制定不同项目的考核检查标准，学期末对学生进行考核评价。
(二)克服困难，保证东、西校区大课间操活动质量。
学校课间操质量的高低，代表着一个学校学生的精神面貌，通过近一年的努力，学校的大课间活动与长跑活动质量有大幅度的提高，本学期因为学生人数激增，学校的操场人均活动面积小了，场地活动安排有了新的困难，西校区开学后操场要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改造，也就是说西区的近八百的学生本学期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操场进行体育活动，面对以上困难，我们就要根据目前的条件，想方设法的保证学生们的正常体育活动。充分有效利用体育馆、楼顶的平台合理的安排场地和设计教学内容，让学生们不因场地的问题而失去体育锻炼。
措施：
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主管主任：柳东红 负责大课间活动内容的制定，检查与管理
东 校 区：张杰伟 负责具体实施大课间活动安排，发现问题及时与主管领导进行勾通解决。
西 校 区：高 悦 负责具体实施大课间活动安排，发现问题及时与主管领导进行勾通解决。
2、保证体育大课间专时专用，提高实效性。
根据西校区的情况，体育教师开学后要抓紧时间进行商讨小场地上体育课的方法，合理利用好各个体育场馆和空地进行教学内容的调整安排。
3、上下操组织有序，严格检查。
(1)要求各班在体育大课间入退场方面严格执行学校要求，师生准时到位，提前准备好上操所用器材，打下课铃后马上组织学生在班级门口站队，听音乐快静齐的走到操场指定上操位置。(西区学生是听下课铃后听音乐拿好器材马上到指定位置集合整队)大课间活动后，要求学生同样安静、整齐有序的听音乐带入教学楼，回到本班，教师小结后再让学生出来休息。
(2)开学后在每一层都安排值周生进行检查，一日校长和主管领导协助各楼层进行巡视检查。
(3)行政领导课间操时间分工负责安排：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李校负责安排人员
李校负责安排人员
李校负责安排人员
赵洪燕
胡建丽
张常娥
负责人职责：负责检查课间操时，各年级的集合整队和入场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与年级组长或班主任进行勾通，提出改进意见。
4、体育大课间活动内容安排
(1)、九月开学后上午大课间操时间继续进行大课间活动，根据天气情况，大约11月下旬上午体育大课间改为冬季长跑活动;周二、周四和周五下午大课间为班级跑步，跑步方式延续上学期的方式。
(2)体育大课间活动具体安排：
上午大课间安排：
A、活动内容：广播操、乒乓球操、跳绳、迎面接力、仰卧起坐、各种跳跃练习、足球、篮球等。(东、西区每周活动内容按体育组下发的每周大课间活动项目安排表进行)
B、乒乓队、羽毛球队、健美操队和舞蹈队队可以到指定场馆进行训练。
下午大课间安排：周二和周四两节课后25分钟的长跑活动，周五下午第一节课后进行25分钟大课间活动。
(三)课余训练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人员安排：乒乓球队(柳东红、甄筱冉)、小足球(张杰伟、赵春晓)、小篮球(高悦，肖思阳)、羽毛球(司丙辉、谷春利)田径(司丙辉、高悦、李虎强)、健美操(刘忠堂、王媛媛)、棋类(路全水)、武术表演队(闫晓鹏)
(四)规范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严格执行课程计划，按表上足、上好体育课，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课余时间让学生真正动起来，确保学生每天有一小时的活动总量。认真进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的测试和上报工作，重过程，把此项重要工作完成好，以此来检验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
措施：1、加大宣传力度，让家长、教师和学生知道此项活动的重要性。
2、通过举行检测项目的比赛，来调动学生参与锻炼的积极性。
3、制定测试工作的方案，要求班主任和体育教师严格按方案进行实施，确保圆满顺利的完成此项工作。
(五)创新方式，改进冬季长跑比赛
随着实验二小快速的发展，班级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多年来，学校以做润泽生活的教育，让每一个生命都精彩的办学理念，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每一项活动中来，而传统的冬季长跑比赛办法不能充分满足更多的学生参与，因此，本学期的冬季长跑比赛，计划以定向跑的方式进行(开学商讨确定)。
措施：1、开学后与相关机构进行商讨可行性。
2、发动所有体育组的力量，进行商讨，拿出整体可行性方案。
三、具体日程安排：
九月份：
1、制定教学工作计划，备好课，认真进行体育教学工作。
2、抓好体育常规教学工作，规范体育课堂教学。
各运动队进行队员补充，制定一校两址的训练方案。
4、举行14年级的跳绳比赛，56年级的仰卧起坐比赛。
十月份:
1、组队参加区秋季运动会和其他体育系列比赛。
2、组织1-2年级篮球原地运球比赛;3-4年级仰卧起坐比赛;56年级篮球联赛。
十一月份：配合学校参与体育与科学活动。
十二月份：冬季长跑比赛(定向方式)。
一月份：
1、组队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冠军杯乒乓球联赛。
2、做好学生体育成绩考核评定工作
西周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范文4
摘 要： 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纷起争霸，传统礼乐制度遭到极大的践踏与破坏，西周的官学制度开始解体，学术渐呈下移之势。学术下移使社会私学教育兴起，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在当时影响较大，并称显学，但二者在教W对象、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却是同中有异。本文比较了孔墨教育思想的异同，并深入挖掘了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孔子 墨子 教育思想
先秦时期，我国的教育制度经历了由“学在官府”到“私学兴盛”的发展历程。西周时期，学术官守，教育是贵族阶级的特权，教育主要为政治服务，教育理念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春秋时期，官学失守，私学教育兴起，教育无须服务于政府意识形态，学术的自主性较强。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在当时影响较大，并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墨私学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
西周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国家的政治事务逐步细化，国家职官的种类和数量渐趋增多。西周的国家职官多由贵族子弟承担，因而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就显得迫切而必要。为了有效传播文化知识及培养优秀人才，西周建立了官学制度，其根本特征是“学术官守”，即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的文献典籍及学术资源等均掌握在官府手中，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接触，这种教育体制的等级性及知识垄断性都非常强，教育呈现出显著的“官师合一”与“政教一体”的特色。
春秋时期，王室式微，诸侯坐大，天下渐趋“无道”。“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已无法维持，“学术下移”局面开始出现。《论语・微子》中就有孔子关于周乐师流落民间的记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这些原先服务于中央政府的知识分子在流入各地的同时，也将其所学及所掌之典籍带到各地，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知识向下层的传播，伴随而起的就是私学教育的产生。
私学教育主要指私人聚徒讲学，由于“学”已经为“私”，因此私学所招收学生的身份地位已无明确的等级要求，私学教育使得广大平民阶层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私学教育不受政府控制，其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均无须服务于政府意识形态，学生的来源及学成后的归属无须政府统一安排，所以享有极大的学术自主性。这一时期私学教育的成功典范当首推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
二、孔墨教育思想的异同
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不但为社会培养了人才，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学风，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有“世之显学”的说法。二者在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各有异同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1.教育对象的异同。教学对象的问题是贯穿中国教育史始终的核心问题之一，它主要讨论的是受教者是否有资格接受教育或接受教育群体所具备的条件等问题。孔子与墨子的私学教育不再限制入学者的背景与年龄，不同于西周时期只为贵族提供教育机会的官设机构，广大平民阶层开始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使传统教育由贵族垄断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孔子招收的学生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三千弟子身份不尽相同，有孔子称之为贤，却独在陋室不改其乐的颜回；也有办事通达、善于经商之道的子贡；有像孟懿子一样的贵族，也有像仲弓父一样的“”。墨子虽未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口号，但同样把教育对象推及于社会各个阶层，主张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匹夫徒步之人”皆有受教育的权利。与孔子不同的是，墨子所选择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农与工肆之人”。墨子主要从底层人民的要求与根本利益出发，更多地教给劳动人民一些实用知识，在《墨子》一书中就有物理学、逻辑学、光学、力学、军事学等自然科学内容。
孔墨对于教育对象的泛化，其实是有着深刻人性论基础的。孔子主张“性相近，习相远”，认为人生而本性相近，后天学习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差距。墨子主张“士亦有染”，认为人如素丝，入什么染缸就会染什么样的色，后天教育和环境对于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虽然社会有高低等级的差别，但人性本同，缩短人与人差距的有效手段就是教育均等，因此，教育必须突破阶级限制。孔墨的私学教育扩大了教育对象范围，对当时文化教育事业及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孔墨的私学教育并未能突破周代宗法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局限，女性仍被排除在外。
2.教育目的的异同。古代教育系统多以为统治阶层培养或输送人才为根本目的，教育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孔墨的教学目的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把教育作为实现自己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孔墨教育延伸了教育的目的，不仅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派学风。孔子私学教育的明确目的就是培养能够从事国家政务的君子。“君子”一词在《论语》的20篇中都有出现，出现的次数达107次之多，可以说，“君子”是贯穿《论语》一书的核心概念。孔子所谓的君子是德才兼备的人才，既要有良好道德修养，又要有参与政事为国家出力报效的能力，“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思想一直是儒家所倡导的主流。墨子教育学生的目的是培养比君子更加实际的兼士，兼士要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能做到“饥则食，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孔子私学教育的目标指向是贤人政治，而墨子私学教育的目标指向则是“为义以救天下”。
3.教育内容的异同。孔子教学的内容，《论语・述而》载录为“文，行，忠，信”。“文”指用文献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孔子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经常要求弟子“博学于文”，这里的“文”即指历代文献；“行”指用社会生活实践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的社会生活能力，孔子的教育内容承续着西周官学以“六艺”为教的传统，注重对学生技能的培养，其中的“射”与“御”主要就是对学生射箭技能和驾车技能的培养；“忠、信”是指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子进行教育活动的总纲领。“仁”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最高标准，“仁”是要有“爱人”情怀的美好品质，其核心之义为“忠恕”，具体表现为《论语》中的“恭、宽、信、敏、惠、忠、恕”等优秀道德品质。因此，概括来说，孔子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技能教育、人文教育与道德教育三大方面。
墨子私学在教育内容上除了以“兼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之外，还非常注重科学技术教育。墨子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还是一位优秀的实践家。在长期生产劳动中，墨子掌握了许多高超技艺，并在实际教学中将其传输给弟子，指出“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墨子・辞过》）。《墨子》记载，墨子为了阻止楚王攻打宋国，只身前往游说楚王，楚王恼怒，想要扣押墨子，墨子给出的反击理由是“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可见，在墨子的弟子中，大部分人已掌握了实战之术。所以说，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是墨子私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他强调的是“学”与“用”的紧密结合。
4.教育方法的异同。孔子和墨子的门徒都比较多，而且来源复杂，他们的年龄、出身、性格特征不同，文化水平及道德修养也参差不齐，甚至学习要求及目的不同，因此，孔墨都主张“因材施教”，就是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个性化教学，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主张针对学生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有差别的教学，故而孔门十哲才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的区分；墨子经常按照学生能力的不同，对学生进行分类教育，所谓“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节”（《墨子・大取》），要求学生各扬其长，“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公孟》）。相较共性而言，孔墨在教学方法上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孔子强调启发式教学，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子路》），认为兴趣是学习的最好导师，所谓“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论语・雍也》）；墨子则强调要“强教于人”，主张送教上门，“遍从人而说之”（《墨子・辞过》），认为“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墨子・公孟》），同时鼓励学生要自主学习、自求自得，反对“击之则鸣，弗击则弗鸣”的学习方法。
三、孔墨私学教育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的进步，教育观念发生一系列转变，孔墨私学教育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为当代教育提供借鉴意义：
1.理论与实践要紧密结合。当今社会，教育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的问题。一些学生只是盲目地学习理论知识，忽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导致理论与实践无法正常对接。不管孔墨私学教育的目的为何，“学以致用”都是其教育的根本。因此，当代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根基，而且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言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全新的阐释，于学生而言，需要对专业有正确的定位，同时进行与专业有关的社会实践，积极适应社会需求，使得学有所用，于学校而言，需要在实践教学方面有所倾斜。
2.师生关系要重新定位。在以往教学中，教育系统过于强调教育者的主导地位，从而忽略受教育者是学习主体这一重要因素，当代教育要扭转这一局面。当务之急是提高教师团队的素质，在教学方法上以启发式教育取代填鸭式教育激发学生的兴趣，在教学途径上反对一言堂，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对象，也是构成教育的基本要素之一，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与师生间的互动有密切关系，师生的身份在无形中发生转变，老师要由过去传授者变成引导者，学生要由单纯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思考者与实践者。
3.品德教育要切实地施行。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都非常注重学生德育，孔子主张“仁爱”，墨子提倡“兼爱”，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而良好的道德观念。当今社会，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而一些学校的品德教育却没有很好地得到切实施行。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高校道德教育至橹匾，当今高校德育工作一定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指导。因此，突出道德教育，挽救社会道德沦丧之势，已成为当代教育必须面对与解决的迫切问题。
4.劳动与技能教育的不可偏废。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虽然在当时并称于世，但墨子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远不及孔子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孔子的教育思想遂被奉为圭臬。孔子重视文化道德教育而轻视劳动与技能教育的教育理念被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所承袭，甚而影响到现代教育。我们认为，成功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合格人才不应仅仅具有较高的文化和道德素养，还要掌握相应的科学技能及较高的实践动手能力。故而当代教育不应该将教育视野仅仅局限在书本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应加大实践教学比重，传授科学技能，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具有综合素养的全面人才。
除此之外，孔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教育与政治相融合的教育理念等都是当代教育必须要吸收借鉴与积极发扬的。因此，我们认为当代教育要充分借鉴孔墨私学成功的教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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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定光.高校德育的困境与提高德育效力的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2（3）.
西周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范文5
近年来，大多数高校对体育课程设进行了新的调整并试行，一年级第一学期（体育1）开设体育基础课，在帮助新入校学生认识和适应大学体育课程的目的和任务的基础上，发展学生的基本身体素质、提高协调性，为专项课程的顺利学习做好准备；一年级第二学期（体育2）及二年级（体育3、体育4）上专项课，其中专项课由一个项目学习一年半，修改为一学期学习一个项目，也就是两年的体育必修课可以选择3个不同的体育运动项目进行学习。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学生在由中小学向大学新的体育教学形式转换中有一个自然的衔接过程，便于更好的接受，在随后的选修上又可以更多的了解和学习不同体育项目，实践中的发掘自身的喜爱和运动类型；不足之处是，每个学期的教学时数与教学内容，很难科学实施，教学方法也很难把握。已经有大一学生进行了专项课程学习，并采用新大纲的教学安排，就实施的情况来看，存在课程时间紧、学生综合素质差、学习内容吃不透的问题。一年级新生为期三周的军训减少了教学时数，外加学生中小学体育课程的缺失，使得新生在对体育课程的学习和掌握上存在很大困难。这种学习氛围导致一些问题，首先，学生在短时间内的学习任务重，心里压力大，造成对体育课程和体育教师的抵触情绪；其次，违背了体育运动训练学的基本原理，使运动项目学习、复习、巩固和提高的不同阶段任务得不到保证；再次，在学校体质达标测试的实施上，学生体质逐年下滑已经是不争的实时，在测试的操作上形成了老师有心学生无力的尴尬局面；最后，近些年，学生在大三、大四的选修课上选择体育课已经少之又少，原因不言而喻，体育课程难学，自信心受到打击，体育教师在授课内容的要求下不得不填鸭式教学，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当，造成教与学的分离，其后果背离了大学体育“终身体育”的指导思想。大学生正处在思想活跃喜欢接触和学习新鲜事物，我们应着重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同时促进学生终身体育思想和习惯的形成。但体育教师专项结构比列不均衡，进而在课程的开设上势必出现项目开展不平衡的问题，很难满足大学生的体育兴趣及需求。
二、陕西省高校可行性体育课程改革模式及展望
“主修课十辅修课”模式是指：在大一、大二的体育必修课阶段，学生自主选择主修项目课程（这里例举为A项目），主修的A专项课程设置为两年，也就是说从学生入校开始到二年级结束的必修课阶段，学生将以A专项为主线进行学习，由A专项课教师组织教学及考核。同时，此阶段我们分四个学期，设置四种不同的辅修项目进行课程学习内容的丰富，辅修课程为考评可，由辅修课教师组织教学及考评。
1.学时分配。以18周为例，主修课程为12周即占总学时的2/3，辅修课程为6周即占总课时的1/3。
2.考核方式。主修课程为考试课，辅修为考查课。主修课教师主导期终考试的方法及实施，辅修课教师只是根据该学生在辅修课期间的表现给出考评加分。
3.项目设置。课程设置上考虑将体质测试项目设为体育基础课程，在大一第一学期进行集中教授，以此提高学生的基础身体素质并为大学生体质测试考核奠定基础。同时将我校体育课现所有项目以特点整体划分，A为大球类，篮球、排球、足球；B为小球类，乒乓球、羽毛球、踢毽；C为操化类，健美操、排舞、体育舞蹈；D为套路类，武术、跆拳道。根据项目特点进行大区划分目的是为了，在学生进行辅修课程选择时能更好更多的接触其他体育项目。
4.选课方法。大一新生在初步选择体育课程主修项目后，进入该项目类别在教师的带领下组班学习。其后进行辅修选项时，应在其他各大区进行小项目的选择。考虑到我校实际情况，在辅修选项时建议整班操作。
5.教师安排。学生在主修课教师的组织下进行日常教学，主修课教师负责学生的考试、分数评定、成绩登陆、以及病休或缓考等突发事件的处理。辅修教师负责在辅修课时，记学生考勤并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给予加减分的考评。
这样课程改革模式方案的优势：首先，学生在第一学期以专项基本练习和体质达标项目练习为主体，即降低了学习难度，使学生较容易掌握增强了学习兴趣，并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基本功，对下一步的提高教学提供可能。同时，针对体质测试的基础身体教学内容，为随后的考试做出铺垫，学生可以较好的真实反映自身水平。其次，学生体育课程学习中主项学习的教学时数较充分，贯穿四学期的必修课阶段，在教学内容安排和教学进度实施上游刃有余，能够根据运动训练学方法科学的进行学习和提高。从而真正提高了学生运动训练认识和水平，激发了他们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在学校的各项校园体育赛事中将会有更优表现，推动了校园体育文化活动的火热开展。最后，教师在教学中有了时间的保证，就不用赶进度，可以更好的因材施教，将体育课深入实施。被动的学习更是对兴趣的极大挫伤，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培养学生对运动项目的喜爱和认可，不流于形式，分层次的进行课堂训练内容的安排和实施。
三、建议
西周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范文6
论文摘要：周代教育伦理的主要特点有:明确教育的社会功能，坚持教育入世的价值取向;重视礼仪教育的作用，莫定中国礼仪之邦的基拙;注重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教育的持续发展。借鉴周代教育伦理就要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把教育作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加强学校礼仪教育，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适应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稳妥地调整教育结构。
一、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在政治上采取分封制，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井田制，以贡税的形式榨取奴隶的劳动成果;在思想意识上尊礼尚施推行礼制。与此相适应，西周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制度，为我国古代教育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本源。
我国的学校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夏代教育“以射造士”，注重培养武士;商代教育“以乐造士”，注重培养宗教人士;周代的统治者汲取夏、商两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教育的作用，把教育作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西周教育既敬鬼神又重人事;既重视道德教育又重视实用技能;既重视文化知识又重视武备训练;既重视礼仪规范也重视内心情感的培养。因此西周教育在我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重视教育作用，把教育作为化民成俗的切人点。周人对教育的重视超过了夏商。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其铭文日:“乌呼!尔有唯小子，识之。视于公氏，又尔于天。彻命。敬享哉!”这里周王所训，既有对宗族子弟缺乏知识才艺的优虑，也鼓励小辈们奋发学习，效法父辈为周王朝建立劳绩的训诫。《周礼》和《学记》中，特别强调教化人民，要从教育人手，可见重视教育已经成为周代统治阶级的共识。“发虑宪，求善良，足以搜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心由学呼!”化民成俗必赖于学，其法乃在于行事必致思虑，用人必求善良，如此一来可以小致声誉。然不足感动民众，训服众人。要想服众必须礼贤下士，体恤和自己关系疏远的人，即使如此，仍然无法教化人民，成其美俗。因此统治者欲教化人民，移风易俗，非从人民的学习着手不可。“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日:‘念始终典于学’其此谓乎!”古时候的君主建设国家，管理人民，都是以教育为优先、为最主要的工作。《尚书。兑命篇》说要自始至终常常想到学习，就是这个意思。
西周时期，教育是各级官员的主要责任。据《周礼》记载，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周代的教师都是由国家职官担任，因此当时的“师”，既是行政首领，是分管各部门工作的官，又是负责教育和教化的“师”，官师合一。《周礼》确定的官职共有348个，而带师的官职33个。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保证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周王朝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夏商，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周代教育的繁荣和教育制度的完善。
2.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教育体系，扩大了民众接受教育的范围。据旧籍所载，周代教育体制比较完备，不仅贵族子弟享有各级教育的权利，即使是平民也不乏受教育的机会。西周贵族子弟的教育场所，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大戴礼记·保傅》曰:“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学生人学时间与家庭政治地位有直接关系。王候太子入学年龄为8岁，公卿、大夫之子人学年龄为10-13岁，众子及平民子弟人学年龄为15岁。小学教育是以“德、行、艺、仪”为内容的德行教育，实际上是关于奴隶主贵族道德行为准则和社会生活知识技能的基本训练。西周的大学教育有一定的资格限制，只有少数符合资格的人才能享受大学教育。大学的学生一类来自按身份人学的贵族子弟。一类来自经过一定程序推荐和选拔的平民中的优秀分子。大学人学年龄王大子为15岁，其他人20岁。据《学记》记载大学学制9年。大学的教育内容服从于培养统治者的需要，“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需要礼乐军事需要射御，因此大学分科教学，以礼乐为主射御次之。
周代的平民教育，主要在称为“塾”、“库”、“序”的“乡校”进行。《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库、术有序，国有学。比年人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社论学取友，为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为之大成。”由此可见，周代已经有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一家设有私塾，一党设有岸(五百家为党)，一遂设有序(一万两千五百家为遂(术))，一国之中设有太学。每年都有新生人学，隔年考试一次。人学一年后，考经文读句，辨别志向所趋;三年考察学生是否尊重专注于学习，乐于与人群相处;五年考察学生是否博学笃行，亲近师长;七年考察学生在学术上是否有独到的见解及对朋友的选择，这时候可以称为小有成就。九年时知识通达，能够触类旁通遇事不惑而且不违背师训，就可称之为大成。
《周礼·大司徒》之职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则令教官正治而致事”。其下属官小司徒、乡大夫、乡师、州长、党正、族师诸人之职责，则是按大司徒之职分级落实，层层贯彻。由此看来，周代的教育网络是比较完备的。
3.把礼仪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放在治国施教的首要地位。周人强调礼仪教育的重要性。“礼，王之大经也。”“礼，国之纪也。”礼是区分人和动物以及衡量人格高低的标志。懂得父子之亲，男女之别，知孝梯，懂礼让，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礼是辨别是非的标准。“不学礼，无以立”，鉴于此认识，周代教育以礼仪为本，“六艺”之中，礼居其首。
周代负责礼教的主要是地官。《周礼》六官中地官司徒为总教官，所以礼教必然由大司徒及其副手小司徒总负责。大司徒掌握邦国的土地、人民等，“施十有二教，”前五教全为礼教。“一日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日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日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日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日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周礼·地官·司徒》祀礼指祭祀之礼，阳礼指乡饮酒之礼，阴礼指婚姻之礼，乐礼指奏乐舞蹈合于礼节，“仪”指尊卑贵贱之礼等。至于具体实施又由下属官员施行。如师氏教三德三行(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顺行)。保氏教“六艺”(礼、乐、射、驭、书、数)。舞师教四舞(兵舞、钱舞、羽舞、皇舞)等。西周这种内容具体充实，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规范为主，官员分工明确详细的道德教育为实现“化民成俗”建立了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
4.注重文武兼备的综合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周人把祭祀和射御作为人的素质的两个重要部分。为西周建立，周王征犬戎、灭崇国发动了多次战争;为扩大疆域，打通道路，武王会盟八百诸侯;为加强统治，周公东征三监，平定叛乱，这一切无不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了培养能文能武一专多能的人才，早在成王之世，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就已经形成。
“六艺”指礼(政治)、乐(音乐)、射(射箭)、御(驾驭战车)、书(认字书写)、数(算术)。《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驭、五日六书、六日九教。”礼、乐、书、数是习文方面的教育，其中又以礼为最重要。学射学驭，意在习武，以培养贵族军事骨干。射是一种武艺，它是培养人才的主要课程，即便是国王，在其少年时也要学习掌握。除了射以外，还要学习受、矛、戈、戟的使用，加之弓(射)，称为“五戎”。《礼记·月令》:“乃教于田野，以习五戎”。至于驭，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技艺，平时、战时都能用到。为适应形势需要周人把文武兼备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面，也是选拔人才的标准。
二、通过西周教育特点的粗浅分析，产生许多联想。虽然历史已经走过了三千多年，但西周教育所形成的伦理传统，仍然闪耀着不灭的光彩。
1.明确教育的社会功能，坚持教育入世的价值取向。自古以来，教育就有人世和出世两种倾向。所谓教育出世包括两类:一类是教育以宗教为板依，把其价值仅仅定位于论证宗教的合理性和坚定信徒的信仰方面;另一类强调教育的价值在于帮助个体追求精神生活的圆满适意，而对社会生活采取蔑视的态度。所谓教育人世，就是教育为国家政治经济服务，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周代教育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重视教育与社会需要的结合，开创了我国古代教育人世之先河。对周人来说，教育远远超出了功利性的范围。周人强调对于个人，教育能够便人安身立命，被社会容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于家庭而言，教育具有荫泽后人，荣耀门庭的意义;对社会而言，教育具有使社会保持一定秩序与发展的作用;对于国家而言，教育具有保江山稳民心的社会功能。所以周代教育非常重视德性培养，提倡发奋立志，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发扬不计个人得失，不问个人安危荣辱，以天为己任的精神。《学记》则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16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认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二是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和良美风俗。这是中国教育传统中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经典性概括和总结，至今仍不失其伟大意义。
2.重视礼仪教育的作用，奠定中国礼仪之邦之基础。原始社会是“风俗的统治”，作为风俗习惯的“礼”，是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工具。当人类社会跨人“文明”的门槛以后，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礼仪也就逐渐演变成为社会的行为规范体系。礼仪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它既为人们的行为设立了标准，又为人们的行为指明了方向。礼仪使人们学会约束自己，也使人们知道如何约束自己。周代十分重视礼仪的教育作用，在周人夺取政权以后，在沿袭过去礼仪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制礼作乐”。周公首创的礼制号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其内容包罗万象，从军制、丧祭、冠婚、朝聘、饮食、射御、辞让到日用起居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细而又严密的规定。这样，礼仪的内涵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仅是礼节、仪式，而且也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具有了法的效力。礼制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把人们的生活方式、伦理规范、社会制度等程式化、一体化了。周人礼仪教育的特点有:重视礼仪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把礼仪作为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尺度和调节人际关系的催化剂;把礼仪作为塑造完美人格的手段;运用礼仪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正因为如此，礼仪作为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历代当政者以及儒家学者的重视，也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华人社会的特质。
3.重视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坚持教育的持续发展。教育能否成功，其重要的检验标准是看其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出国家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并且通过教育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化为人民大众的思想。周代教育为建立和巩固周王朝做出了重大贡献。“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为适应国家政治和建设需要，周人特别重视对下一代的综合素质教育，通过文教和武教培养文武兼备的综合型人才，六艺教育运用而生。为适应国家需要，周人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在教育内容上，从宗教教育变化到六艺教育;在教育方法上，由打骂式教育变化为诱导式教育;从教育施教者来看，由神职人员变为各级官员;从教育对象上，由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周代教育适应形势发展，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也为周王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教育对社会的适应性，也是教育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和原动力，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在进行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认真分析周代教育伦理，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吸取周代教育伦理的精华，反思我国现代教育，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
首先，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把教育真正看成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看成政府的重要责任。周人用“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来概括教育的社会功能，其意为教育不仅具有育人功能，而且有促进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的功能。教育的育人功能是指教育具有促进个体自然之实体发展的功能与促进个体社会实体发展的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控制和调节人口、保持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也是“教育先行”的理论依据。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教育的社会功能更加明显，教育的地位更加重要。不能否认各级政府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推行素质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实际国情，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当前最为明显的是教育公平问题。这主要表现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区差别;由于城市和农村巨大的发展差异造成的城乡差别;由于贫富差距和家庭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所形成的阶层差异;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造成的男女性之间在教育上的性别差别;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民族差别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在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短缺的矛盾，而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落后导致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这一现实是历史形成的，并将会在我国长期存在，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加以解决。值得重视的是导致教育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制度性原因，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剧现实中的教育问题;同时，相对于缩小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言，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社会公平，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因而，认识和调整这一制度性因素，应当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继承我国古代教育的传统，提高对教育社会价值的认识，真正地把教育“放在心上，拿在手中”，明确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政府应该承担发展教育的主要职责。在教育发展战略的规划、结构的调整、教育基础建设、学生就业、经费投人、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发挥政府的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