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君范文1
在讲这起经济纠纷之前，先解释一下东周的国家结构。公元前770年，西周王朝结束，东迁洛阳变成东周王朝，到公元前367年，东周王朝又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称东周国与西周国。
西周在上游，东周在下游。东周想种水稻，上游的西周却不放水，没水还种什么稻子？东周忧心忡忡。
有纠纷就有调停，有调停就有经济利益，有个想在这起纠纷中赚钱的人出现了，他叫苏子，有人说他叫苏代，也有人说他是苏秦，这个没法考据，反正就是调停人苏先生。他跟东周方面说：“我有点子让上游的西周国放水。”
苏先生拿了东周的雇佣金，来到上游的西周，游说西周政府：“你们的主意真是秀逗了。你们堵住水不放，反而也堵住了自己从东周赚钱的机会。现在下游索性种旱地粮食作物——麦子，他们种麦子，你们半文钱也赚不到。你们还不如先把水放下去，诱使他们先把稻子种上了，等收成时，就去抢收他们的成果。这样一来，东周就把你们当大爷了，在水源上严重依赖你们，在经济上也就听命于你们，你们趁机大把赚钱，多好的良性互动啊。”
西周这边明白过来了，觉得自己真是没必要和钱过不去，马上放水。东周终于种上水稻了，东西周两家大把的雇佣金，也落到调停人苏先生的荷包里。
西周与东周其实就是一条经济链的上下游，只是他们两家没有意识到而已，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明白人提醒他们一下而已，苏先生就是这个明白人。他提醒了把握着水资源的西周：可以从提供农业生产动力上面获取经济利益，让对手恨自己，不如让对手依赖自己；消灭对手，不如将对手培育成合作伙伴。
西周君范文2
三千年以前，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苦饿而死。
三千年来，人们对其价值取向的疑惑从未消解。到了近现代， 争论又有增多之势。为了仁义的信念，伯夷、叔齐做出了苦涩而坚定选择。伯夷、叔齐是商周时期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三子。据《史记? 伯夷列传》载，孤竹君晚年立诏，传位三子叔齐。而父亲死后，仁义的叔齐却不能接受废长立幼，他说“伯兄在先，我怎能立国为君？”伯夷也坚辞不受，说“尊父命应立三弟为君。”二人就这样相互推让，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伯夷率先偷偷离开了国都。叔齐也固守仁义，逃离孤竹，追逐伯夷而去。众臣只好拥立二子公望为君。
伯夷、叔齐离开孤竹国后，听说西伯周文王姬昌是仁义之君，就慕名投奔，不远千里跋涉到西岐。这时周文王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姬发（武王）正在振军备械，准备东伐商纣。兄弟俩无意间发现武王为讨伐商纣，做出许多不仁之事。
当武王用车载着文王灵牌，向东进发讨伐纣王的时候，伯夷、叔齐拉住武王战马的缰绳劝阻说：“父亲死了尚未安葬，竟然动起兵器来，能说得上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君王，能说得上是仁吗？”武王很气愤，士兵想杀死他们，被姜尚制止，说：“这两位是仁义之士啊！”让人把他们搀扶开了。
伯夷、叔齐认为杀戮只能带来更残酷的杀戮，以暴易暴称不上仁义，而只能是暴力循环，最终也将被杀戮，用仁德来感化才是根本。伯夷、叔齐感叹道：“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由于对周武王十分失望，伯夷、叔齐离开周地，沿渭河西上，到来今甘肃境内的首阳山隐居起来。
几年过去后，周武王的大军消灭了商纣王朝，取得了天下，建立了周朝。四方诸侯纷纷响应，归顺周朝。首阳山已归周朝所属，伯夷、叔齐获悉，以武王不义为耻，于是连周朝土地上长出的粮食也不吃了。
二人便上山采折薇菜充饥。由于每天吃野菜，两人的身体日渐消瘦，且出现浮肿。一天，有个村妇在山中遇到伯夷和叔齐，就劝他们别自找苦吃，对他们说：“二位先生不吃周朝的粮食，可是你们吃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啊！”二人听了以后十分难过，此后就连野菜也不吃了。
兄弟俩最后吟出千古绝唱《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意思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以暴易暴啊，竟不知错误。神农虞夏的仁德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哎呀，这样不幸啊，生命不能继续了。《史记? 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 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及饿且死。”
西周君范文3
创办山西《平民》周刊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青年学生反帝爱国的，这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浪潮冲破了娘子关，席卷了晋阳大地。5月7日，省城太原的山西大学、农专、商专、一中、一师、阳兴等11所大中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中山公园（今文瀛公园）集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王振翼在这场斗争中经历了战斗的洗礼。
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王振翼结识了在北京大学学习的高君宇，对他以后的成长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君宇和王振翼既是一中校友，又是山西老乡，而且在中又是两地学生中的代表和骨干，只要王振翼来到北京，在腊库胡同十六号院高君宇的简陋斗室里，总能见到他们彻夜长谈的身影。王振翼在高君宇的帮助下，大量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资本论入门》、《列宁传》、《俄国革命纪实》等书籍，他废寝忘食地学习，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在政治思想上逐步充实提高。
1919年夏季，在山西学联骨干碰头会上，大家又一次讨论了王振翼几天前提出的方案――创办一个刊物来扩大宣传。
自以来，爱国学生精神为之振奋，他们勇敢地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发表救国救民的主张，各抒己见。“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可是在山西，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刊物，王振翼意识到这一点后急在心里，他思考着作为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自己应该担负起这一责任。他这个思虑再三的方案一经提出，便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迅速达成共识，刊名叫做《平民》。
几天以来，他们就创办刊物之事又多次商讨，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很多主意。王振翼在给学长高君宇的信中写道：使沉寂多年的古城太原受到了很大震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已成为广大青年共同的呼声。为了继承的光荣传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推动山西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几个学生几经商讨，决定创办《平民》周刊，希望高君宇这位北京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同乡、校友能够给予大力帮助和指导。高君宇立即复信表示十分赞成，就办刊宗旨等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并鼓励他们把《平民》周刊办好就等于在三晋大地上开拓了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
有了高君宇的指导和支持，王振翼在贺昌等进步同学的协助之下准备就绪，1919年8月，《平民》周刊创刊号终于问世了。该刊以“为人民奋斗”为宗旨，以“不断地以山西实况报告世人，代人民呼号，且不断地将世界新思潮输入娘子关内，供给晋民以奋斗有效的径途”为旨归。创刊号诞生之日，王振翼将刊物给高君宇寄发了几份。高君宇深信，这份不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而且针砭时弊、抨击现实的进步刊物，必然会有力地推动山西革命运动的发展。高君宇将故乡的这一进步刊物分送给邓中夏、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同学，他还特意留下了一本，准备送给当时正逗留于昌黎五云峰上的先生。此后，高君宇经常寄一些《国民》、《新潮》等刊物给王振翼，以开拓他们的办报思路，而且还经常写信指导他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反对列强、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全国人民瞩目的山东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希望《平民》周刊能配合斗争的需要进行宣传。
王振翼经常在刊物上写文章揭露反动当局残酷剥削人民的黑暗统治，他在《模范督军统治下山西之概观》一文中写道：“吾人于北平知山西全省金融已为阎氏一人操纵，省银行发行纸币，吸收全城现金，供彼扩充军备实保持地盘外，肥了阎氏及他外戚（徐一清等）的腰包，而与山西工商业之发达无补也。山西平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境，将不堪其苦矣！”
《平民》周刊继续刊出，日臻深刻，日臻成熟。它一方面向社会披露各地人民群众的疾苦，一方面抨击阎锡山政府巧取豪夺的残酷统治。它的传播打破了省立一中固有的“论学科注重读经，论校规注重道德”的迂腐沉闷空气，备受山西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喜爱，当时读小学的薄一波就曾经是《平民》周刊的忠实读者。王振翼还利用《平民》周刊发动了一系列宣传攻势。他们用通俗的话语，宣传“好人”与“坏人”的阶级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这些老百姓，辛勤劳动，自食其力，都是好人，可就是没有饭吃；你阎锡山，你们这些官僚军阀都有饭吃。所以看起来是做好人就没有饭吃，做不好的人反而……”浅显的道理，犀利的笔锋，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共鸣，挫败了阎锡山等宣扬的反动哲学思想，团结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大批进步青年，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山西的传播。若干年后，薄一波同志仍然满怀深情地讲：“《平民》对山西早期革命思想的传播有很大影响”。
1920年冬，王振翼经高君宇介绍，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此，王振翼将自己全部的身心，献给了党的事业。
太原青年在激烈、尖锐的现实斗争中，深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把他们团结组织起来。这时高君宇在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已建立起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1921年春他由北京返晋后，多次和王振翼、贺昌等商谈，决定仿效北京、上海的青年，建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S.Y.”组织。王振翼经过一段秘密工作，联络了太原各校的几个进步学生，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1年5月1日，在高君宇的主持和指导下，在省立一中13班的教室内，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布成立。参加会议的有太原省立一中的王振翼、贺昌、李毓棠，太原省立一师的武灵初、高成哲，法政专科学校的梁震，商业专科学校的姚等。为了和北京、上海青年团的名称一致，会议决定团组织的名称定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规定团组织的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唤醒劳工、改造世界”为宗旨。继承五四光荣传统，提倡科学、民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帝国主义。会议规定：每个团员要学唱国际歌，按时过组织生活，服从组织纪律，保守秘密，并决定将山西《平民》周刊改为团组织的刊物，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揭露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为不断发展的斗争服务。会议一致推选贺昌为太原团组织的负责人。
复办山西《平民》周刊
《平民》周刊是惊蛰的春雷，紧随其后的各种进步报刊、书社和学会如雨后春笋，在三晋大地破土而出。面对山西革命形势的发展，阎锡山如坐针毡，他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一改往日“闭关锁国”的政策，先后邀请了一些名人到太原来“讲学”。首先是学者胡适行动在前，接着是江亢虎紧步其后。一时间，欧美资产阶级哲学和无政府主义在太原大地上沉渣泛起。
1920年9月，一向野心勃勃的江亢虎想重新混入政界，弄一份高官厚禄，可是段祺瑞、冯国璋、黎元洪等都对他缺乏兴趣，这令他大失所望。于是，善于投机的他开始以撰文、演讲的方式贩卖无政府主义，还被阎锡山礼请入晋。由于江亢虎长于诡辩，这令他的无政府主义听起来十分感人，因此在山西引起了热烈反响。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王振翼深知这其中的道理，他也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演讲。尤其是当江亢虎滔滔不绝之时，王振翼一脸讽刺的笑意，他心里在质问：“你江亢虎今天在这儿大放厥词，那你自己究竟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抑或是保皇主义者？你是以主义、信仰为追求的目的，还是只作为猎取名利的手段呢？”
听过演讲之后，王振翼遂领导太原团组织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平民》周刊连续发表文章，对胡适、江亢虎的论调严加驳斥。王振翼还发表了署名“虎啸”的文章，文章有理有据，犀利泼辣，令山西各界大为震惊。阎锡山看到该文，恼怒万分，当即下令查封了《平民》周刊编辑部，并追查“虎啸”为何人。《平民》周刊在太原刊出了78期以后，便不再有继续生存的土壤，当局很快查知“虎啸”实为王振翼，随即派人对他的革命活动进行秘密监视，还企图拉拢。
阎锡山先是指使省立一中校长张璞出面进行规劝，王振翼不为所动。碰了钉子后，校方又在阎锡山的授意之下，动员其家属进行围攻。校方请来了在省议会当议员的四叔王玉璇和在阎军中任团长的胞兄王振恩前来劝说王振翼。他们软硬兼施，双管齐下。但是，王振翼不但不听，反而据理力争。最后，王振恩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威胁道：“我给你钱让你读书，不是让你给我惹事，你不放弃《平民》周刊，我就断绝你的经济关系！”尽管家庭富庶，但王振翼一直比较俭省，在外读书期间，每月的费用就是大哥王振恩供给的5元钱，刚够膳食，多1元也不要，成婚之后仍是如此。面对家庭的经济钳制，王振翼十分坚决地回答：“就是断绝了经济关系，我也不会放弃《平民》周刊！”斩钉截铁的回答宣告了家人所有的策略均告破产，同时也道出了他百折不摧的革命意志。当局见王振翼毫无“收敛”之意，更无“悔改”之心，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便开始采取强硬手段，企图对他进行政治迫害。
尽管王振翼态度坚决，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但也改变不了《平民》周刊被扼杀的命运。这件事令他心急如焚，思量之后，他冒着危险，偷偷跑到北京，和高君宇商量对策。闻听此事，高君宇十分镇定，以坚定的口吻说：“对于这件事，我的态度是，第一，《平民》周刊一定要办，但办的方式要改变；第二，关于你的问题，我觉得你已经成了阎锡山的迫害对象了，若继续在山西待下去，于你、于革命都不利，所以你必须离开山西，最好能到北京来。这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待我向先生汇报后，再作最后决定。”
几天后，高君宇对王振翼说：“组织决定，要你离开太原来北京工作。至于《平民》周刊复刊的问题，以后再做商量。”
当然，高君宇并没有忘记《平民》周刊。该刊在山西出版了78期之后，在高君宇的努力下移至北京，他亲自编辑出版，并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山西发行，继续帮助青年进步，第79期头版上赫然刊发《本刊复活宣言》，以此宣布这一轮斗争的胜利。
复刊后的《平民》周刊“丝毫不变更从来之态度，仍抱定为我晋民利益奋斗之宗旨，为了拥护人民的利益，《平民》将是最勇敢的战士，凡为人民之利益，不论若何微末，若遭着侵害的时候，本刊必挺身而出卫护”。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作了一些调整，如刊名变为《山西平民》，并特别强调两个努力的方向：“第一，唤醒民众之工作不仅要在政治上做指导，在思想的革新上亦需要吾人之努力，故《平民》今后除批评政治之外，将注意于文化的宣传，扫荡一切不准科学的因袭观念，及弥漫社会的昏乱思想，使吾民再勿为旧的奴隶观念所桎梏。”“第二，本刊是注重在山西的，但同人不是‘区域主义’的信奉者，同人且深知山西问题是不能离开中国解决的……吾人民之间实有一种不以省为界的共同利害。为此之故，《平民》今后将努力于此奋斗势力间之沟通，使联合成一种人民的全国的不可侮的团结，惟有这种武器才能使我们除去在下的痛苦。”
西周君范文4
突然，两位老者分开人群，跪在了姬发的马前。姬发吃了一惊，急忙勒住马头。军队停止前进，人群也骚动着涌了过来。
两位老人白发苍苍，齐齐叩头，声泪俱下：“仁义礼孝，是人人应该遵守的，您的父亲就是以行仁政而名扬诸侯的。现在他尸骨未寒，您不先安排葬礼，让死者入土为安，却忙着发动战争，可谓不孝；作为臣子，却大举兴兵去讨伐君王，可谓不仁。请您慎重考虑，千万不能去啊！”
卫兵们准备赶走这两个不懂规矩的老人，被姬发阻止了。他客气地说：“两位前辈，你们一定也听说了，纣王的暴行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亲近奸佞，宠幸妲己，废了王后，杀了比干，对臣民施行炮烙之刑，还剖开孕妇的肚子，敲断平民的腿骨……所作所为，令人发指。我这是在拯救天下苍生啊！请前辈让路吧。”说完向身后的卫兵使眼色。卫兵们手执兵器，要上前赶走他们。这时姜子牙说：“这是两位讲究道义的人，不要伤害他们，放他们走吧。”于是卫兵上前把他们架到了路旁，军队继续前进了。
两位老者坐在路旁，面容憔悴，眼神失落，不顾旁人的议论和指点，喃喃自语：“臣子攻打君王，即使成功，也不过是暴虐的臣子取代了暴虐的君王，又好在哪里呢……”
这两位就是伯夷和叔齐。他们本来分别是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第三子，因为都不愿意继承王位，彼此谦让，所以逃离了故国，后来他们的第二个兄弟做了国君。听说西伯侯姬昌敬老爱民，礼贤下士，深受拥戴，四周诸侯多来归附，才来投奔。当听说姬发伐纣的消息之后，觉得不合礼法，决定拦路死谏。
姬发此次东征，大获全胜，纣王自焚而死。姬发占领了商都，灭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他就是历史上的周武王。
天下安定了，人们都称颂武王伐纣的功绩。但是伯夷和叔齐兄弟俩还是觉得臣子弑君是莫大的罪过，他们觉得生活在周朝的天下都是一种耻辱，所以拒绝食用周朝的食物，以表明自己的决心。但是周朝的天下这么大，到哪里才可以逃脱呢？最后他们决定逃往首阳山，在山中采一种叫薇的野菜食用以维持生命。年老体衰，心忧天下，最终，他们饿死在了首阳山。
博闻馆
周文王
周朝建立之前，周文王姬昌就已经死了，他的称号是他的儿子武王姬发追封的。
商朝时，姬昌为西伯侯，就是西方诸侯的首领。他建国于岐山之下，提倡敬老，施行仁政，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因此各方小国都来依附，他的实力也越来越强。他在位期间，已经在谋划灭商了，除了发展经济，还聘请了著名的姜子牙做参谋。正是他所做的这些准备工作，为他的儿子周武王后来伐纣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虽然是武王建立了周朝，但是一般都把文王看成是周朝的开创者，并把他作为贤明君主的代表来歌颂。
（选自《史记故事》，苏雪莲、张瑞利、吴永强编著，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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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①。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②，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③：“父死不葬，爰及干戈④，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⑤，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节选自《史记·伯夷列传》，中华书局）
〔注〕①盍：何不。
②木主：木制的牌位，上写死者姓名以供祭祀，又称“神主”“神位”。
③叩：通“扣”，拉住。
西周君范文5
本报特约记者 梁为发自成都
2011年7月，在“佩斯北京”展出新作“路”系列之后，岳敏君去了长沙，随后到成都参加成都“艺术双年展”。与同到“双年展”的张晓刚、方力钧与王广义（这四位被称作“中国当代艺术的F4” ）不同，岳敏君只带去了前年所画“迷宫”系列中的一幅。
仅仅四年前，2007年纽约苏富比春拍，岳敏君的《金鱼》以折合人民币约1080万元价格成交。半年后，他的大型油画作品《希阿岛的屠杀》在香港苏富比以3168万港元成交。同年10月，伦敦苏富比，岳敏君的《处决》拍出了3812万港元的天价。这是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家拍卖作品中的最高价。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不仅仅是物质，钱也不仅仅是钱，它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也正是由此，岳敏君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7年度风云人物”，与他一同入选的有希拉里、普京等人，他是唯一的艺术家，也是唯一的中国人。
2008年，岳敏君再次令人惊叹。当世界处于金融危机的沉沉阴影之下时，他绘于1993年的旧作《轰轰》在香港佳士得拍出了5408万港元的价格。
与外界常看到的影像资料相比，2011年秋天的岳敏君显得没那么冷肃、森然，相反的，这个人开始呈现出某种热度，一如他画中那些咧嘴大笑的形象―当然也许仅仅只是因为胖了。20年前，岳敏君开始以自身形象创造“大笑人”。也就在那一年，29岁的岳敏君辞去了大庆石油艺术学院的教职，漂至北京圆明园艺术家村。长发艺术青年立志成为职业艺术家，“哪怕穷困潦倒一生”。他没穷多久。1992年，岳敏君以150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第一张画，买主是个香港人；一星期后，某个美国银行家给他的两张画开价5000美元。这时岳敏君从圆明园艺术家村搬到了小堡村，头发越来越少，后在方力钧的竭力游说下干脆剃光了所有头发。
在岳敏君的画中，艳俗背景下一个个卡通化的男子咧着大嘴，露出整齐得让人害怕的牙齿，他们扭动着身体做出拧巴的姿势，使劲地笑着，松散、慵懒、无心无肺。这样的形象刚好衬合了这个时代下的个人，在物质狂欢下，自我满足却又带着深深的不安与失落。此后，这个混世泼皮带着自身的标签―“玩世现实主义”―周游列国，扮演着不同角色。他的笑里有讽刺有自嘲，有欢乐有失落，有拒绝有接受。他在船上笑，在祈祷的仪式中笑，也在枪杀游戏中大笑，他的笑是如此的歇斯底里，以致肢体不堪重负，动作变形。
今天的“大笑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艺术符号，以雕塑、明信片、杯身图案等各种形式被不断复制。在eBay上，岳敏君的油画复制品价格从5美元至200美元（200美元即免邮费）不等；至于价格不菲的原作，则当然是被私人或各家美术馆收藏―岳敏君官网上的拍卖作品列表长达十多页。
在2011新作“路”系列中，“大笑人”扮起了耶稣。“路”系列由六张作品组成，分别代表耶稣一生中的六个节点。这是岳敏君第一次在绘画中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六张作品同时延续了他改造名画的路线，他甚至让其与原作同名：《受胎告知》、《基督受洗》、《头戴荆棘的耶稣》、《下十字架》、《下葬》、《基督复活》。
在《头戴荆棘的耶稣》中，色彩艳俗，头戴荆棘的半裸男子使劲地笑着，像抽筋似的，其背景是一块巨大的波板糖。《受胎告知》原是15世纪画家安杰科利为佛罗伦萨教堂所绘的一幅壁画，岳敏君非常仔细地临摹了安杰科利所创设的场景，但是原作中的天使与玛丽亚都不见了。画中的罗马式建筑与科林斯式的细长立柱古老深邃，却无端使人有种担忧，担忧“大笑人”会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爆发响亮癫狂的笑声。《基督受洗》原为15世纪达芬奇的名作，描述圣约翰在约旦河的橄榄树下给耶稣施洗的场景，在岳敏君的同名画中，画中所有人无论是耶稣、圣约翰还是背后的天使，都被替换成了只穿着短裤的“大笑人”。
“大笑人”是岳敏君画中无处不在的幽灵：想与不想，他都在那里。通过“路”系列，岳敏君正式将“大笑人”与之前创作的“场景”系列结合，构成了其绘画艺术的中心与主题。
岳敏君创作的另一条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画的借用与模仿。他说自己并不待见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到今天，在不可避免地与世界融合后，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拿着毛笔绘山画水，并主张‘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觉得这种自我封闭的姿态特别可笑。
“模仿抄袭是我们的强项”
“艺术这个问题离我们太远”
时代周报：你画“大笑人”已经20年了，这20年中，“大笑人”有没有反映出时代的变化？
岳敏君：这20年让我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疑问，这些疑问是现实生活告诉我的。比如说，我今天获得的这个知识，明天却知道它是错误的，再过一天，对错误的认识又是错误的，我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
时代周报：一个人对什么都不相信多可怕。你没有尝试着去构建某种东西？
岳敏君：中国艺术家在艺术上没有构建出任何东西。有一些艺术家思考了一辈子，但是他真正地构建了什么？现在回头去看，大可以把这个艺术家从历史中拿掉，不写他也没事，比如齐白石、张大千，没有他们，我们这个社会好像也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吧？我们在中国讨论的艺术其实都不是艺术，都是另外的东西。艺术这个问题离我们太远。
时代周报：你这次在“佩斯北京”展出新作“路”系列，创作意图是什么？
岳敏君：我想的是或许能通过耶稣的一生，来回答关于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很多东西―那种期盼，那种希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不是从宗教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画的，所以将其取名为“路”，看到耶稣一生所走过的路，再来看我们这个民族所走过的路，从而看到这个民族与西方有着怎样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回头再来思考我们个人的路，我们民族的路，这对于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时代周报：在我的理解中，“路”系列透出艺术家很大的自信，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岳敏君：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都是把自身民族与世界割裂开来的观点，而没有把世界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东西也看作是自身的一部分，看作自己的营养。我们总爱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其他民族艺术创作的东西，这是一种过于自尊的有点狭窄的姿态。
时代周报：看到那幅《受胎告知》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画面那么平静，但却似乎随时会有一个“大笑人”跳出来。
岳敏君：去年我在长沙做“场景”系列的展览时，汪涵也对我说，当你的画是一个无人的场景的时候，相反会更强烈地感觉到那个笑的人就躲在画里面。
我要讽刺中国传统文化
时代周报：现在，通过“路”系列，你的“大笑人”与“场景”系列终于结合了，而这也成为你自身的一个重要的标识。
岳敏君：其实，我本来不想把“笑”的系列与“场景”系列放在一起展览的，因为我想观众他自己会在头脑里架构起对我这两个作品的一个总体理解。后来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割裂的，他们在欣赏东西的时候，是你给他什么，他就看什么，如果你不把这些之间的联系说清楚，他是不愿意主动地去理解的，所以这次展览才会把“场景”与“笑”放在一起，让大家感受到他们的联系。
时代周报：这样一比，你在“迷宫”系列中对传统文化里“笔墨山水”与“毛笔书法”的应用更像是另一个分支。
岳敏君：实际上，“场景”、“迷宫”之间都有相互的关系。很多人说，在“迷宫”系列中，我把传统国画的因素放在里面，是回归传统的表现。其实不是，我完全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创作“迷宫”的。我们的民族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探索，我们面对世界已经很久了，有人竟然还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之中。我想告诉观众，中国的笔墨纸砚可能是很不值得一提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也并不值得以独特的民族性去吹捧，那些东西那些效果用油画的方法轻而易举就能做到。我画这些东西，并不是在诠释传统文化，其实是在讽刺传统文化。
时代周报：可是，你正在创作的下一批作品却又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含有传统的笔墨元素。
岳敏君：我早期的作品对政治有比较直接的讨论，但政治只是文化的表象。我们这个民族的所有行为都是由我们的文化心理所造成的。我想，我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创作一些作品，这对于当代艺术可能更有价值。
毕加索不是吹出来的
时代周报：你曾将自己定位为“伟大的二流艺术家”，如何解释？
岳敏君：我之所以那样说，是我们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不创造什么，我们模仿抄袭，那是我们的强项。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缺乏真正的创造，我的艺术也处在那么一个局限里面，处在一个并不是那么靠谱的状态里面。当我们真正地触及到一个很新的事物的时候，或者我们的思想触及到某些边缘时，我们往往就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我们创造不出一个真正有价值观、方法论方向的作品。我们总跟在别人后面，这就是我的一个很痛苦的感觉。
时代周报：那你又怎么看待如今中国艺术市场的火爆现状？有相关分析说，西方资本先是发掘中国有价值的艺术家，然后通过媒介进行炒作，让作品升价，最后出手获利。
岳敏君：你知道，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钱，它渐渐地处在这个世界的中心。外国资本不可能错过这个机遇，他的眼睛是投向中国财富与当代艺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谁能知道哪个艺术家的作品在未来会值钱呢？那些西方人收藏很多很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很多中国艺术家曾在一段时间里办展览，媒体也评论，但到最后还是一文不名。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个淘洗的过程。当然，现在回头一看很清晰，谁谁多有眼光呀，当时肯定不是的。如果真是这样，我当时把那些值钱的画留下就好了。有很多人跟我说，当时如果我买一张你的画就好了。没有如果，但每个人都有机会。
时代周报：钱在艺术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岳敏君：艺术市场与艺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很多人说起一个艺术家，很容易就说他的作品值多少多少钱。这不是艺术家的问题。
时代周报：毕加索是一名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算计、功利的人。有研究说他今天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是他与拍卖行、艺术品经纪也就是与资本合谋的结果―是“一群人导演了现代艺术的发展”，这一点你的看法是？
岳敏君：那是胡说！毕加索在视觉领域、在艺术领域、在人类文化领域里创造了全新的东西，使我们看到了原来艺术有那么广阔的空间，可以变成那样一个形态。这肯定不是炒作出来的。我觉得艺术有了价格以后，就把艺术价值的东西屏蔽掉了，大家看到的都是钱，容易忽略艺术家在人类历史中的意义。没有毕加索的话，我们哪知道什么叫立体主义呀？！可能我们现在看问题还是再现的方法，可能还在画那个杯子。毕加索让我们知道，看一个杯子，可以将前后左右放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再比如说，达利的潜意识绘画，他要是不画，我们人类就缺乏了那么一个艺术的空间、文化的空间。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艺术家。我们要拜谢这样的大师，他们扩展了我们的视觉，我们的文化。所以不管它值一个亿还是两个亿，它都是有自身文化价值的。这能吹出来吗？
“大笑人”刺痛了中国人的心
时代周报：谈谈让你出名的“大笑人”吧。在加拿大英吉利湾的莫顿公园，有一群“大笑人”铜像，据说比真人要高大很多，那里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甚至有人在那儿举行婚礼。你去看过没有？
岳敏君：我没有看过，很多具体的东西我也不清楚。什么人收藏了这些作品放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原先在中国，我最早的计划大概是做2000个“大笑人”，第一批做完25个的时候，发现没有地方放。后来就做了200多个吧，是每一批25个这样做的。但他们流落到世界哪个角落去了，我还真不知道。
时代周报：为什么中国反而没有？
岳敏君：在公共场合放这种东西，很多人可能会从中看到自己，那么丑、那么疯癫、那么愚昧，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或者不愿意接受生活与文化中那种荒谬的因素。他们认为画个鸟啊画个树是艺术，真正表达痛苦与思考的不是艺术，那刺痛了他们的心，他们觉得很烦。
时代周报：我记起来了，在中国美术馆西侧入口处有你的一件雕塑作品《弯曲的维度》，这件作品还让国内一批青年艺术批评家给颁了“金酸莓”奖。
岳敏君：是呀，他们不喜欢，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觉得丑陋。
时代周报：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已经获得了成功，人们尊重你，你有很大的自由度。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你？
岳敏君：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觉得，我的成功是社会参与的结果。你创作的东西是所有人都可以指责的，是整个社会可以共同参与的。比如我一直在画这个“大笑人”，很多人就说这哥们一直在重复自己，没有什么创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整体社会和你在同时面对你的创作，你不是单单一个人，你得面对他们的批评、他们的赞美，而赞美或批评其实都是一样的，它的作用就是改变。所以，当艺术家变成一个公共性的人物，由此更能感受到生命的特质，你悲观乐观也好，人们会给你加进去很多东西。我只是担心，有一天人们在谈论岳敏君的时候，谈论的不是我，是另一个人。
时代书架
虚构类
新参者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岳远坤
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9月
《新参者》是东野圭吾“加贺恭一郎系列”的第8部，被公认为该系列迄今最高杰作，是日本两大推理榜年度冠军。在本作品中，高手加贺能解开谜团，凭借的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也不是严密逻辑的推理，而是“情”。
和风之心
作者：[日]小泉八云 译者：杨维新
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9月
被称为“最能理解大和之魂的外族人”的希腊裔作家小泉八云的代表作之一，共有十四个短篇故事，刻画了日本各个阶层的人，如武士、浪人、艺伎等。这些故事，“与其说是在讨论日本的外部生活，不如说是在探讨日本的精神世界”。
东海道徒步旅行记
作者：[日]十返舍一九 译者：鲍耀明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7月
十返舍一九（1765-1831）这本名作写了江户时代的两个小人物，自江户日本桥出发，沿东海道，经横滨、小田原、沼津、京都、大阪等地，往伊势参拜大神宫，一路上发生很多故事，出尽洋相。故事还穿插江户时代的狂歌川柳，介绍各地风俗、奇闻、方言、小笑话、风光景物等。
牡蛎男孩忧郁之死
作者：[美]蒂姆・伯顿 译者：李斯、李尼
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
好莱坞著名导演蒂姆・伯顿唯一手绘本，悲惨故事集。23个古怪角色联手上演惨绝人寰、痛彻心扉的故事，剪刀手爱德华、僵尸新娘……蒂姆・伯顿的电影原型都在本书中。
罗摩桥
作者：郑宸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0月
郑宸在《罗摩桥》里写出的，是一个让他着了魔的印度。本书以作者、陪同作者的“大吉岭小姐”和不在场的在场者阿真三位人物若即若离地糅合成叙述主体，带着读者在德里、加尔各答、瓦拉纳西、大吉岭、特努什戈迪等地游逛。木偶父子、景点检票员、停车场“狗人”、公立医院医生、海啸幸存者、警察拉古等路遇人物形象，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非虚构类
台北小吃札记
作者：舒国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舒国治首部谈吃之作。“小吃的佳美，透露出城市里人的佳良；事实上台北之好，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最密切，人对于别人的需要，亦最了解；甚至可以说，台北是人情最温热，最喜被照拂也最喜照拂别人的体贴之城。”
汉宝德亚洲建筑散步
作者：汉宝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建筑大师汉宝德醉心于古文物、古建筑，举凡美的事物，就用文字和图片为历史作见证。本书为汉宝德旅游亚洲时因景生情的感怀，足迹踏遍中国、韩国、日本、印度、高棉等地。
宦官史话
作者：[日]寺尾善雄 译者：王仲涛
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宦官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王朝的兴衰中演绎出一部神秘跌宕的宦官史。日本是一个没有宦官史的国度，日本学者寺尾善雄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审视中国宦官世界，将宦官的生活、宦官的历史和权势、清代宦官的终结、宦官中的名人、秘闻一一掘出。
缠足史话
作者：[日]冈本隆三 译者：马朝红
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在旧中国，缠足确是女子成家的重要条件，在民众思想中根深蒂固。连能够铲除持续愈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康有为，都对这种陋为力。本书试图探明缠足这种奇异风俗产生的社会因素。
黑色哈姆雷特
作者：[南非]沃夫・萨克斯 译者：蔡宜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8月
西周君范文6
论文提要：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其自成体系的政治思想。通观《论语》，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四者相联系，“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领导阶层的素质提高是“德治”、“仁”和“礼”具体实施的前提。
一 、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乱、军事上诸侯国互相征伐。自从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差不多。各国为了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得到一块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崛起，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犯上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时期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人们的道德也逐渐沦丧。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凡是讲实力的时代，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样混乱的社会，孔子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
二 、孔子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
为了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恢复文武时代的统一局面，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以下四点内容。
一、要建设优秀的领导阶层。
孔子很注重政治生活中领导阶层的作用，他要求领导者必须首先在道德和修养上作出一定的成绩，否则就无法领导下层的民众。同时，孔子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个阶层，即“君子”和“小人”，这里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孔子这里讲的“君子”和“小人”实际是分别有两层含意，第一层含意是指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君子”指领导者，“小人”指被领导者；第二层含意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例如：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②]这里的“君子”就是指领导者。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③]， 这里的“君子”也是指领导者，“小人”则指被领导者。而大部分时候“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而这两层含意也是有着联系的，孔子认为领导者就必须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应该被道德高尚的人即“君子”所领导，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④]。这些在《论语》中是没有明确表示的，需要我们在读《论语》的过程中细细斟酌。
那么，领导者应该怎样做呢？
首先是要道德高尚，必须“以德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共”通“拱”，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领导者如果实行德治，民众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自动围绕着你转。在这里孔子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⑥]孔子就是用道德来感染众人的，因此，孔子虽然没有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但在精神上却是一个领导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的领导者也能像他一样，通过高尚的道德来领导民众。
其次，领导者要带头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作用。鲁国贵族季康子曾经向孔子请教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⑦]领导者本人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另外，季康子担忧盗窃，问孔子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⑧] 领导者自己不贪图财利，即使奖励偷窃，也没有人偷盗。季康子还把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治国之道告诉孔子，他建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却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⑩]这里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领导者，而“小人”指被领导者，从这三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季康子是一个行为不端正，贪得无厌，并且政治头脑简单的人，他虽然居于君子之位，却没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过批评季康子提出了领导者应身先士卒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国家的道理。
二、孔子提出了领导者治国的正确方略——“以德治国”。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在这里，孔子举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以政令和刑罚为核心的“法治”与以道德和礼仪为核心的“德治”。孔子在比较这两种治国方针后认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优越性，因为德治能使民众有知耻之心，从而在心中树立一个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荣辱观，这样民众在做某件事之前就会先用自己的荣辱观去衡量这个行为，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符合礼法的决定。通过德治，民众不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会了解到领导者的用心良苦，从而达到“有耻且格”的目的，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取信于民。子贡曾经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2]孔子认为“信”是治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高于经济和军事的，他这番话说明了“取信于民”在以德治国中的重要性。二是要教化民众，孔子认为，如果人民在经济上得到富足，就会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所以为人，不仅要有物质上的欲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这也是领导者进行“德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必须对民众推行教化政策。冉有曾经陪着老师孔子到卫国去， 孔子说：“庶矣哉！”冉有问老师：“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13]古时候由于地广人稀，诸侯国君们大都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人口多了，那自然是首先让民众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之后，就要进行孔子所谓的“教”，即教化，使民众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提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从而达到“以德治国”政治理想。
三、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内涵是“仁”
孔子讲领导者要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的方法是贯彻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可见，“仁”是离我们不远的，而且，似乎一伸手就可以够得着，但他有同时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一会儿有“仁”，一会儿又没有“仁”，这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仔细品读《论语》后，方才恍然大悟，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中孔子说他只是“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也是一个“欲”的意思，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孔子的“仁”，这个“仁”不是一个头衔，说某某人是个仁人，而是一种心理欲望和实际行动，这也是孔子“仁学”中最关键的，正如公西华所言“正唯弟子不能学也”[17]。孔子对“仁”的解释，最精彩的莫过于对子贡、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和樊迟这六个学生的讲解。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8]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9]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0]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21]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22]子张又问孔子“五者”是什么，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3] 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24]樊迟还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5]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的核心是“爱”和“礼”，要以爱心对人，时常替别人着想，要以礼法克制自己，行为言语要谨慎，类似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为本”，孔子在这里看似是在教育自己的学生做人的方法，而实际是他的一种政治设想，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孔子讲的“君子”有两层意义，孔子教他的学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26]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孔子认为这种人就应该走上领导岗位，而由这些拥有“仁”的君子来行政，就必然会实行仁政。
四、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国工具是“礼”
孔子是一个十分懂得“礼”的人，据说他小时候就把礼器当玩具玩，《史记》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27]可谓天赋异秉。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28]孔子对于夏礼、殷礼都很精通，但他认为夏、商、周的礼仪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0]。可见，他认为周礼是最为完善的。
“礼”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31]。也就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在进入王政时代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进，到了周代，经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更加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之中。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种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位置，协调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32]。到了孔子时代，周公所作的“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时期，孔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站出来，用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力图改变社会现状，这种精神是我们后世子孙们所应该敬仰和学习的。
孔子要用“礼”来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经问老师：“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33]子路觉得老师有些可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要想“正名”确实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他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这“名”怎么正呢？孔子对子路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4]所以说，孔子认为“正名”是治国的首要工作。所谓“正名”，就是建立一个名实相符的社会，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不得僭越。齐景公曾经问孔子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个秩序合理严谨的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社会，季孙氏曾经用八佾的规模在庭院舞蹈，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发出一句响彻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见，当时礼制的破坏程度有多么厉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张。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还提出要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思想，即“齐之以礼”的思想。“礼”的实行有两条缺一不可的途径：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孔子在教导他的学生子贡时说为人要“富而好礼”[37]，在教导他的学生颜渊时说要“克己复礼”[38]，在教导他的儿子孔鲤时说“不学礼，无以立”[39]，这就是说民众自己本身要以“礼”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领导者要以“礼”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41]，“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42]。领导者以“礼”为行为规范，民众就会效法，国家就会稳定，从而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将孔子的政治思想概括为四大块：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要让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领导民众，而不是让像季康子那样的人居于领导岗位；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而不是一味地以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反对越礼的行为。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而且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
孔子虽然已经逝去两千多年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后世子孙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应当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并予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①]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②]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③] 《论语·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④]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⑤]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⑥]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⑦]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⑧]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⑨]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⑩]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11]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12]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13]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14]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15]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6]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17]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8] 《论语·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19]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20]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1]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2] 《论语·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23] 同上。
[24] 《论语·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25]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26]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27]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新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538页。
[28]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29]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30] 《论语·泰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31]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32]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33]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34]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35]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36]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37] 《论语·学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38]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39]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40]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