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论文范文1
进入2009年,在中欧关系回暖的大气候下,欧洲对华舆论的负面论调有所减少,但其基调和主旨未变。
欧洲涉华舆论的逻辑、视角和话题
全球化的汹涌之势和中国的迅速发展,正进一步塑造着欧洲涉华舆论的逻辑并牵引着相关话题。近期欧洲涉华舆论的主要逻辑包括:
(一)全球化中日益强烈的挫折感与零和逻辑。由于自身经济不振,欧洲国家政府和民众在全球化中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发展迅速的中国则被视为全球化的“赢家”,全球化是一场“零和规则主导的游戏”。欧洲损失则中国获利,因此中欧之间合作是表象,竞争是实质。
(二)中国“搭便车论”和“承担责任论”。中国的迅速发展被认为是分享了西方缔造的“后冷战和平”秩序、投资和技术转让的种种“红利”的结果。同时,作为一个实力迅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大国,中国仍然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中“吃劳保”,并未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国际社会应该提高对中国的要求,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其身份和利益平衡的问题。
(三)“聚焦说”和“代价论”。中国已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必须适应一个充满挑剔、批评和指责的舆论环境,这也是中国崛起后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四)“虚心”论和民族主义“抑制”论。作为大国,中国应有“虚心”对待批评的胸怀,在舆论和民众中树立起正确的批评文化。同时,民族主义作为中国迅速崛起的“主要思想动力”,有必要在国际舆论中受到约束,否则可能重蹈历史上“强权崛起”的覆辙,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以下几个方面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欧洲涉华舆论的主要关切:
(一)中国的身份确认和国际责任。欧方舆论将继续鼓吹,由于金融危机的“水落石出”效应,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能继续躲在“发展中国家”集团中“享受”利益和好处了,应当明确自己的发达国家身份,并在伊核、朝核、气候变化、阿富汗和非洲等问题上承担相应责任或顺应欧洲的模式和要求。
(二)中国的国际行为方式。中国崛起后的利益疆界和表达方式始终是引发欧洲舆论“焦虑”的关注点。由于宣扬自身的“软实力”特性和“规制性”的外交政策,欧洲希望中国模仿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多边事务中保持“谦恭”与合作。因此,凡涉及中国军力增长、利,技进步和经济扩张等的新闻都是其兴奋点;中国外交行为的“傲慢”和“冷漠”更是撩拨民众神经的卖点。
(三)人权和其他政治问题。由于在政治领域的分歧,涉藏、涉疆问题和国内等仍将是欧洲涉华舆论的兴奋点和炒作方向。
(四)双边经贸问题。目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从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复苏最陕,而欧洲受危机影响最大且至今仍在蔓延,今后两年的经济形势堪忧,其政策可能趋于内向,其舆论炒作双边经贸问题的调门和频率极有可能升高。有关人民币升值问题、中欧贸易摩擦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问题、中国产品质量问题和中国对欧投资的性质和目的等问题,都将是欧洲涉华舆论的焦点。
应对之道
(一)从稳固和发展中欧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欧洲涉华舆论的性质和表现进行冷静分析,保持清醒认识。
在经历近年的曲折之后,中欧关系正逐渐调整到位,务实合作、有序竞争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欧洲在市场、技术和政治影响上仍是我重要的来源地和借重对象,在经济相互依存深化的格局中,中欧之间未必一荣俱荣,但必定一损俱损。在坚持推进合作的同时,我们也应对欧洲推行价值观外交、通过种种“软实力”手段来博取现实利益、影响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政治立场保持清醒认识。对外舆论是欧洲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们要认清欧洲涉华舆论背后意识形态主导、经济利益驱动的两面性,同时对支撑其舆论的逻辑和政策因素进行冷静分析,构筑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和逻辑链条,为舆论攻防提供支持。
(二)在解读和应对涉华舆论的过程中历练心智,加快自身软实力的建设进程。中国正在经历的迅速发展史无前例,中国采取的发展模式前无古人,难免招来外界的种种揣测。如何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课题。我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这样势必引来外部世界的剧烈反弹;二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是自私自利的发展道路,偏离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不可持续;三是走共同却有个性的路,让别人心服,即便口不服。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对外战略和舆论策略。
(三)在应对欧洲涉华舆论时加强主动性并讲求策略。首先,欧盟及主要欧洲国家政府对华政策与舆论在表达方式、调门高低上有区别,应加以区分。其次,欧洲涉华舆论主要由涉华新闻报道、学者专论或分析、民意调查等组成,构成多元、分层的复合体系。我们应针对性地对其加以分析,进行前瞻性的议题设置和采集。第三,要敢于和善于在价值观问题上做出回应。最后,在舆论回应和对外传播工作中注入人文因素,注重细节,变大张旗鼓的工程式外宣为“润物细无声”式的持续渗透。
责编:吴奇志
[短讯]
欧洲华文媒体共商“后危机”发展
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4月10日,欧洲华文传媒协会第九届研讨会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开。此次研讨会研讨的核心定为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海外华文媒体所承受的压力、所面对的行业危机以及在新形势下海外华文媒体的经营和发展之路。
葡萄牙当地时间上午10点,欧洲时报社执行社长张晓贝首先致辞并宣布会议开幕。随后,本次会议承办单位葡华报、欧洲联合周报葡萄牙版社长詹亮,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政务参赞金红军,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文宣司司长刘辉等分别致辞。此后,包括来自欧洲各地的华文传媒负责人以及葡萄牙当地的政府部门、民间协会的官员等参会人员围绕研讨会的主题发言。此外,受邀来研讨会演讲的中国知名专家学者有
中国人民大学高钢教授、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
在召开会议的同时,主办方还举办了关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图片展览。60多幅世博会图片使众多华文媒体和葡国嘉宾第一次正面领略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风采。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2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 《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 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 ），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 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 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 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 《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
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也因这一点而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为了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西藏、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研究部分的历史容易，研究总体的历史难。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 《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
三、 《大分流》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加州学派" 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书是彭慕兰对世界经济史重估的最新著述之一。获2000年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第一，《大分流》的全球发展理论
彭慕兰认为，三十年前，中西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 彭慕兰对此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彭慕兰强调，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 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地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第二，《大分流》的东亚发展理论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还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说，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第三，《大分流》的基本学术取向
《大分岔》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从全球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经济的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学术取向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彭慕兰认为，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所谓"标新立异"，也不是仅仅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具有经验（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不轻易地套用历史的必然性预设，从而遮蔽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规范（符合比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较原则）的双重意义，譬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样的提问蕴涵的预设是英格兰是"标准答案"，即英格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则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而以江南的发展为常态。《大分流》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构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史，彭慕兰在中国和欧洲都看到了动力和危机的存在，而不是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和危机。中国和欧洲具有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有发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滞。
第四，《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
关于《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全球联系性的视角；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联系性的视角出发，《大分流》对欧洲的工业化启动的研究不是从欧洲内部的特殊性回溯，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从全球比较和全球互动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探险之旅"。由于他审慎地选取了比较单位与比较目标，因而，他的"探险"有独特的"收获"——18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大分流"之说被构建出来。
其次就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里谈得很透彻。我在前文研究转述过了，此处再概括一下。彭慕兰对比较方法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 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推翻。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 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的，甚至数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特殊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特殊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诚如王家范所言：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
其二，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彭慕兰强调历史研究（无论什么历史研
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比较单位"（如何选取"比较单位"？）和"交互比较"（如何选取"比较坐标"？）。他说他与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承认王国斌在比较方法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都主张"所用的比较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互为比较的参照物）"。
（1）从单位的可比性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2）从选取比较坐标来看，"交互式比较"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国斌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 史建云强调，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 《大分流》倡导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权衡中国历史，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触摸那一扇扇曾经打开或者未曾打开的门，体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众多可能性和偶然性。尽可能避免决定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确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兰倡导现代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而反对以现代经济分析取代历史分析的经济学取向。他说，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总之，《大分流》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传统，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传统，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我们重构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分流》在理论、视野、方法方面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益的启示。
第二，《大分流》的内在缺陷。
文献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云所言：彭慕兰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 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逻辑方面的缺陷：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九、比较
弗兰克和彭慕兰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诸方面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不少的差异。这两位坚决拒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看作是同一思潮 或流派（加州学派）下的极有个性的两大学术领军人物（加上王国斌是三位）。
第一，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方面，都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提倡从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视角去重构世界历史。尽管他们都树起反西欧中心主义的旗帜，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特色。贡德·弗兰是个激烈派，他的确如张芝联所言："以典型的反偶像战士的姿态从古反到今，一反到底"。 弗兰克企图建立一套"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横向一体化宏观历史"。由此，他以"全球学"的视野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5000年世界体系论，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他不主张把欧洲从全球孤立开来，去寻找纯粹的"现代性"，他也不认为由于欧洲的"特殊性"而成为现代化的策源地。他并没有取消"现代性"，但却取消了"现代性"由欧洲独霸的局面（强调"历史的横向联系性"），也取消了认为"现代性"完全由传统断裂而来的思维（强调"历史的纵向连续性"）。他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体系决不是1500年以后才由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它的根基可追溯到5000年前，其中心是亚洲——非洲，然后逐渐扩大，欧洲到1500年以新世界的白银为资本加入进来。把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又转到了亚洲。彭慕兰则着重研究了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从全球比较视野出发，锁定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为"交互比较"的核心区域和有效的比较单位，认为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对于弗兰克和彭慕兰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的评估，诚如王家范所言，他们的主张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第二，虽然都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但《白银资本》偏重的是商业，尤其贸易和货币，而《大分流》却是侧重对农业的探讨。正如张家炎所认为的，它们的总基调都是认为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 ，而《大分流》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更有说服力的是《大分流》。当然，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白银资本》的挑战最为彻底。
第三，《白银资本》和《大分流》都结合了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够相对熟练地运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学者指出弗兰克没有经过历史学方法的艰苦训练，大量使用的是二手的参考文献，在这方面，甚至身为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彭慕兰也受到相当指责，但正如刘北成和刘禾所言，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甚至是不着边际的。其实弗兰克和彭慕兰尽可能地运用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从而避免了进行更多的简单的重复劳动，也避免了走向研究的岔道）。弗兰克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又在各大学进行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方面有较深刻的方法论体验。彭慕兰则长期从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从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开始），在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弗兰克倡导"全球学"（普遍联系史观或全球史观）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主张对历史部分和片段的分析不能取代对历史的整体分析，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或综合。部分也不是整体的分割。正如中国各省的历史相加并不就是中国的历史。整体就是整体，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不能相互取代。他主张研究"世界体系"。彭慕兰则偏爱全球比较史观和比较研究方法（强调对"比较单位"和"比较参照物"的审慎选择，提倡"交互比较"）。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反对拘泥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单位。诚然，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结论
《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对人文社会科学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欧洲特殊论"与"欧洲普世论"的一体）都进行了解构。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经济）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或者说，针对）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与空间上的地域性（"现代性"仅仅起源于欧洲），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只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中心"转移）和空间上的联系性（所谓"欧洲的崛起"是与""的亚洲、美洲、非洲等世界的其它地方分不开的）。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整体史观和"交互比较"（或者说，"换位思考"）。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3
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关注。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以后，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更成为了人们舆论的焦点。
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种种考虑，英国国内各阶层对是否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简称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成为决定英国能否加入欧洲硕士论文货币联盟并最终投向欧元区怀抱的关键。英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欧元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不仅对英国国内经济、欧盟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08年1月1日，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时加入欧元区，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从13个增至15个，区内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在不断提升。与欧元区良好的发展态势相比，英国近年来经济却一改往年“运行良好”之态势，渐呈疲软迹象。
本文首先简略的介绍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OCAT）。然后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并简要的介绍了英国与EMU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入手，综合分析英国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对英国、欧元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关键词：英国欧洲货币联盟；最佳货币区
引言
一直以来，英国何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问题，近年来严重困扰着英国的内政与外交。前梅杰保守党政府，曾在谈判制定《马约》的过程中为英国争得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布莱尔上台后，对欧洲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货币联盟问题上，坚持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重申英国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单一货币。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关货币联盟问题的讨论，为英国最终加入单一货币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面对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欧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硕士论文虽然屡屡试图推动本国加入欧元区，但每次总是无果而终。对欧元态度冷淡并以“五项经济测试”标准使英国置身于单一货币之外的前财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莱尔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国短期内加入欧元区变得更为渺茫。英国政府至今对何时加入欧元区仍然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英国对欧元消极观望态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及其创建、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英国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货币一体化相关理论概述
（一）最佳货币区理论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但有趣的是，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主要依据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开创的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章将着重介绍最佳货币区理论并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是指一种“最佳”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是根据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权衡点，就算达到了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国际收支均衡，也包括与区域外的国际收支均衡。
蒙代尔在论文中将最佳货币区域定义为：受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他指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将区域内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从而组成最佳货币区。需求转移是引起硕士论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后者只能通3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浮动汇率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均衡机制，而生产要素流动则是货币区内的均衡机制。
蒙代尔之后，不少学者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最佳货币区理论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程起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二）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最佳货币区理论除了说明有关国家应组成货币联盟的一些特征外，还力图阐明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域的代价与收益。欧洲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理论的重要实践，本节将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1．欧元启动的成本分析
从成本角度看，欧元启动可能会给各成员国带来以下损失：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4
2008年以来，中国和西方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一一展现。尽管以往双方不时出现纠纷，但都没有表现得如此全面和充分。中西互动导致新一波强大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一些人因此把这次中西冲突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
其实冲突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有利益之争也有价值观之争。但无论利益还是价值观，都有一个认知问题。不同的利益因素和价值观永远不会消失，但这并不表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傲慢与偏见的背后，是西方社会对中国认知的变化，以及这种认知背后对中国的担忧甚至恐惧。笔者试从欧洲人的中国认知变化来讨论这个问题。
欧洲人眼中的“三个中国”
从总体看，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到目前为止经历了3个阶段，或者说中国在欧洲人眼中前后有3种不同的图像，即从早期的文化中国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中国，再到近年来的政治中国。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实际上在深化，但在深化的同时，担忧程度也在强化。简单地说，欧洲人担忧的并不是中国不变化，而是中国的巨变和巨变所包含的不确定性。
在讨论欧洲人的中国认知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和欧洲并无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当任何两个国家具有这种冲突时，两国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来互相了解。中国和欧洲地缘政治利益的缺失是双方互不了解的重要原因（很难说中国对欧洲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从历史上看，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文化中国阶段（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从经典来理解中国是欧洲的知识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研究在欧洲基本上还是一种人文历史研究），但这样的理解有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很容易把中国乌托邦化。在很长时间里，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乌托邦国度。这一点在马可波罗和欧洲启蒙运动学者的笔下表现得很清楚（实际上，欧洲对的了解也是这样，最典型的表现是欧洲人的“香格里拉”梦幻）。
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始于单纯的经济贸易关系。在贸易关系的早期，欧洲人看到的是一个富足的中国。自从中国被欧洲列强打败之后，欧洲人惊奇地发现，这个神秘的国家并非像欧洲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国家那样强大，而是不堪一击。诚如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所总结的，中国只是一个文明（体），但假装成一个近代国家。欧洲自此再也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当然，也有关心中国的欧洲人希望中国能够转型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像欧洲国家那样），很多人因此开始扮演中国的“老师”，期望中国向欧洲学习。这造成了欧洲人一种特殊的心理，那就是道德优越感（美国人也一样）。
改革开放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开始从文化中国跨越到经济中国。经济中国先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早期，欧洲人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走向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实现欧洲的价值观，应当说，这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期待。
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的高速发展使欧洲人感受到了经济中国的能量。在短短时间里，中国经济崛起从概念变成了现实。与文化中国不同，经济中国和欧洲人的生活变得相关起来。中国经济和欧洲经济有了相当高的相互依赖性。当中国生产什么，什么都变得很便宜；而当中国消费什么，什么都变得昂贵。这时，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欧洲人觉得，既然中国国内的变化能够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有了评论中国的合理性（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中国目前还只是发展中国家，就已经对欧洲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如果中国成了发达国家，对欧洲的影响又将如何呢？尽管欧洲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好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担忧。欧洲那些受中国经济关系负面影响的社会力量因此产生了恐惧感，一些人也热衷于“中国经济”。
政治公关：如何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
当欧洲人还远远没有消化一个经济中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政治中国，那就是近年来一些欧洲政治人物和政策圈谈论的“中国模式”问题。应当强调的是，如上所述，欧洲（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期望中国的发展会实现西方价值。但现实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使西方价值在中国开花结果，反而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对西方的价值构成了挑战。这是欧洲人难以接受的。
当前些年西方有人提出用“北京共识”来取代“华盛顿共识”的时候，尽管中国国内有人表示认同，但中国领导人非常慎重，并不认同所谓的“北京共识”，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之中。但不管怎样，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经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已产生很大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从前接受西方模式，它们的发展（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影响，甚至就是西方人设计的。但很显然，西方模式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发展和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开始反思西方模式并学习中国经验。
中国和欧洲开始产生另类“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即双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利益冲突。利益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价值方面的。非洲国家传统上属于欧洲的影响范围。在欧洲看来，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对欧洲的物质利益和价值观都产生了严重的挑战。一旦非洲国家放弃欧洲转向中国，会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人对政治中国的担忧和恐惧甚于经济中国，并且这种担忧和恐惧相当普遍，短时期内难以消除，很可能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外在影响力的提高而强化。这也使得西方那些对华不友好的力量可以随时动员其支持者反对中国。因此，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反华力量曾在过去数月内形成对峙局面。政府对西方势力的反应更为重要。尽管中国政府没有像愤青那样情绪化，但每逢西方的不友好行为和小动作必有回应。当然，对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政府必须作出反应。但如果对西方的每一种观点都回应，不仅显得中国没有包容性，客观上也将导致负面效果――如果这么大一个国家对西方少数人的诋毁每每做出反应，会在西方造成什么效果？一是成就了“敌人”，二是为西方媒体进一步诋毁中国提供了新素材。
针对西方的批评和攻击，前段时间中国有关方面试图邀请西方的公关公司为中国做形象设计。政治公关在西方一直很重要，中国有关部门想到这一点也无可非议。在媒体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形象包装非常重要；但必须意识到，形象的包装只是技术问题，对一个国家没有本质性的意义。正如在经济领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品的包装，而在于产品本身的质量。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不是再次呈现给外部世界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而是要呈现真实的中国。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涉及国人心态的调整：要意识到世界是多元的。无论西方还是整个外在世界，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多元的利益。西方世界作为整体，既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敌人。中国要看清这个现实。因此，重要的不是对西方的反对作民族主义式的强烈反应，而是要理性地寻求改变西方认知中国的途径和方法。
中国领导层开始考量应尽的国际义务
当西方世界感觉到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质变时，一方面感到担忧，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中能够承担责任的重要一员。责任何在，各国看法不同，从环境保护到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人权与民主、反对霸权等一应俱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西方不怎么友好的国家，则希望中国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即期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调整。在邓小平时代，强调“韬光养晦”，主要是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集中发展国内经济。他一再强调，中国不在国际社会“当头”和“称霸”。“韬光养晦”政策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内部的发展对外界构成不了实质性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开始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步其他大国崛起的后尘，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冲击。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这一方面表明中国领导层要以和平方式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因为全球化等新因素的出现，中国已找到了和平崛起的途径。后来因为国际社会对“崛起”一词的不同理解，中国改用较为低调的“和平发展”。应当说，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强调的都是中国本身的发展不会对世界既存权力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个概念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涉及中国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本世纪初以来，“和谐世界”已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尽管“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外部延伸，但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领导层开始考量中国要在世界上尽什么样的责任。同时，这一概念也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不同期望――既回应西方国家，也回应发展中国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大国在履行所谓国际责任时，往往用冲突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和谐世界”概念显然表明中国想寻求一条不同的道路。
责任承担：中国是否具备外界期待的能力
从聚焦于内部建设到有意识地履行国际责任，这表明中国的外交话语正在转型。但是，“中国要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中国的实际能力应当是相协调的。实际上，较之老牌西方国家，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还相当低。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数个世纪，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国际经验。尽管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结束后，这些国家不能像从前那样主宰世界，但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世界影响力了；相反，从“国家”话语到后时代的“人道干预”话语，西方主要国家在用更为巧妙的方式主导着今天的世界。
相比之下，中国没有能力也不想重复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在履行国际责任问题上，中国刚刚起步，但特殊情形在于，刚刚起步就面临很大的国际压力。从外部原因看，如上所述，一方面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的疑虑，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高度期待。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5
欧洲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以往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思考，似乎多集中于它在国际关系、世界战略格局方面的意义。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倒觉得特别有必要思考一下它在历史哲学方面的蕴涵――也就是说，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欧洲一体化进程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之间的关联。如果说，当前的欧洲各民族正在通过一体化进程走向一个“统一的欧洲”，那么，未来的世界各民族是否也会通过某种一体化进程走向一个“统一的世界”？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也正在经历着某种“一体化进程”，只是我们还不敢肯定这种进程最终能否达到“万国一统”的结局。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欧洲发生的一体化进程是与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首先，这两个一体化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即都始自公元1500年前后。欧洲一体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就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化过程。中世纪那种一盘散沙状的、由无数封建领地构成的欧洲，随着这一时期开始的英、法、西、葡等等大型民族国家的形成，呈现出“团块化”的发展趋势，最初的国际社会即由此产生（现在的国际社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恰恰是后来欧洲联合进程的首要前提之一。至于世界的一体化，应该说是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因为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世界各区域文明之间原先分散的、互不连接的状态结束的标志，用马克思的说法，这是真正的“世界史”的开端。所以欧洲一体化和世界一体化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这也许不是一种纯粹的巧合。
其次，欧洲一体化运动又很像是世界一体化运动的试验场或发祥地。它给欧洲地区各民族带来的种种好处，以及它的成功经验，很可能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域性联合产生示范效应，从而推动世界范围内以区域为单位的团块化发展，而这一态势在逻辑上又将构成未来世界大联合的基础。
可能有人会说，世界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即使欧洲的一体化能够成功，世界的一体化也只能是个虚幻的理念，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世界上只有矛盾和利益的纠纷。但我想说的是，以“世界统一”或“世界大同”为取向的世界一体化，虽然可能只是一个梦，但却是一个很值得做的梦，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包括但丁、卢梭、康德，包括中国的康有为，都做过这个梦。这其实就是全人类的和平之梦、自由之梦、平等之梦。但愿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这个梦，因为这个梦做的人越多，其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两次世界大战：欧洲被“置之死地而后生”
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源地，欧洲曾在几个世纪中处于主宰世界的中心地位。而两次世界大战却根本改变了19世纪以来欧洲支配全球的格局。
1914年秋，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厮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沮丧地说：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此生不会见到它们重放光明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当时的那种心情。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欧洲人甚至直接了当地认为：欧洲已经死亡。
两次大战使欧洲彻底衰落，但欧洲却像是被"置之死地而后生"。正是在雅尔塔体系下，欧洲在衰落中走向复兴。
二战后，欧洲在地缘政治上、政治制度上、经济制度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被一分为二。但恰恰是西欧保持了它的民主制度，而且使原来的法西斯国家德国（西德）和意大利被改造成民主国家。这就使西欧的联合在政治制度上有了一个基础。
战后的西欧，处于美苏两极之间，依靠与美国的结盟和援助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一个西欧国家可以担当欧洲复兴的重任，只有走联合之路。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战后的德国(西德)和法国才决心消除长期困扰它们的纷争，摆脱束缚它们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宿怨，彻底和解。于是，他们从经济上的煤钢联营入手，启动了西欧的联合进程。
西欧的联合，既是战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要求，更是西欧的一种历史觉悟。如果没有西欧各国对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必要尊重与支持，就不会有欧洲的真正联合。同样，如果没有对各民族国家绝对的适度限制，也不会有今日的欧洲联合。西欧的联合是一场通过经济合作和平实现的革命。
另外，在欧洲的联合的起步上，我特别要提到马歇尔计划。二战以后，在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马歇尔计划起了很大作用，对促进欧洲联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要求西欧国家集体制定复兴计划并相互协调生产与流通作为美国提供援助的条件和指导原则；它使西欧经济复兴，使欧洲人恢复了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制度的信心；它改组了西欧的经济结构，使欧洲经济与美国经济逐渐形成统一的北大西洋自由市场区域，同时使欧洲自己的经济实现了协调，使欧洲有了经济一体化的形状；特别重要的是，它把西德纳入进来，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将一个复兴的西德融入欧洲，不但彻底解决困扰欧洲和世界多年的"德国问题"，而且为整个西欧经济一体化奠定了一个基础。这就是欧盟最开始的基础。
要认识欧洲的“合”，就必须深刻认识它的“分”
在欧洲的“分”与“合”这两方面，现在人们对“合”这方面谈得较多。其实这两方面都是欧洲的特色。欧洲历史上分裂的深度和广度，曾达到几乎使欧洲文明毁灭的程度。两次大战就表明了这个问题。
所以，在谈论欧洲联合的时候，人们不能忘记欧洲历史上的分裂。也许这更有助于我们认识欧洲的联合。以下这几方面是需要考虑的。
第一，欧洲文明的起源是多元性的。欧洲文明来源于亚洲，在希腊站稳脚跟，扩展到罗马，再翻起阿尔卑斯山扩展开来，在不同的地区，都形成了不同的个性。
第二，欧洲在宗教上是分裂的。基督教在横向上分为天主教、东正教两个大的板块；在纵向上，从天主教分裂出新教以及新教和各个派别。派别。宗教的分裂还体现在宗教和世俗君主长期的争夺上。这加深了宗教存在的个性，也加深宗教的分裂和欧洲的分裂。
第三，欧洲民族是多元的。大的方面分为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其下又细分为不同的民族，近代民族主义和现代意识形态又加深了这种区别。此外，在一定时期，西亚民族与欧洲民族的互动，也增加了欧洲分裂的可能性。
第四，近代王权国家和国家有很大的影响。王权国家是由一些大的家族(王族)建立的，权力和利益的冲突使它们战争不断。国家的兴起在历史上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欧洲的历史走到绝境，也与此有关，最终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出来。国家在欧洲的密集程度以及规模上的大致相似，在西欧构成一个冲突的条件。
第五，殖民地也加深了欧洲的冲突。欧洲在世界上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这反过来对欧洲又产生了影响。欧洲的很多冲突就和争夺殖民地有关，世界的分裂加深欧洲的分裂。
第六，欧洲在经济上也是分裂的。工业文明是一种整合力量，同时也是一种分裂力量。工业文明把农业文明远远抛在后面，这使东西欧一下拉开很大的距离，而西欧与世界的距离拉得更大。
第七，在社会层面，欧洲社会的纵向和横向都分裂较深。在这里，等级和个体的形成都特别复杂，分化深刻，重组频繁。再加上民族国家和思想的切割，各国社会分化的程度和冲突都非常严重。
最后，两次世界大战把欧洲的分裂推到一个极点。但这同时又是对欧洲联合的催生，无数欧洲人的鲜血浇灌了和平的大树，让联合的梦想，从思想家头脑中走向民间。
所以，欧洲的联合是在付出长期而巨大的分裂代价后取得的。欧洲的和平主义和为世界大同而奋斗的理想，就是基于欧洲战乱和分裂的历史有感而发的，它是非常宝贵和值得尊重的。我们既要看到联合的果实，又要知道培育的艰辛。
是欧洲的自救，还是民族的自救
从分裂的角度理解欧洲的一体化，是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欧洲统一的起步是从民族出发的。人们都说欧洲搞一体化是为了自救，但我有一个疑问：说到底究竟是是欧洲自救呢，还是民族自救?那些欧洲联合的推动者们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如戴高乐，"法兰西的伟大"是他终身的奋斗目标，但他同时也是欧洲联合的推动者。因此我觉得在欧洲联合起步时，民族自救既是他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出发点。当时民族国家走到了极致，他们自救的方式，用莫内的话说，就是把彼此争夺的东西变为共同拥有的东西，从而建立起根植于欧洲的共同利益。所以，最初的经济联合意义非常重大，它所建立的共同利益是此后欧洲共同发展的基础。
现在的情况也同样。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还是民族的：对欧洲联合进程的每一个步骤，是赞同还是反对，取决于我的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实际上，虽然是政治精英们在推动，但同时也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欧洲建设的每个关键一步都是经过欧洲民众的公民投票通过的。实际上在欧洲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个政治精英和民众的互动过程，至少民众考虑欧洲联合的出发点是个人的和民族的。我曾经接触过北欧一个小国的学者，那地方的人对欧洲大国意见特大，但作为小国又不能脱离欧洲，因为毕竟得大于失。这也是推动欧洲联合的重要因素。
欧洲的联合，一个虚假的命题？
我在想的问题是，"欧洲一体化"这个命题能不能成立？我老觉得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现在我们讨论欧洲一体化，都有一个假设，即欧洲一体化已经成为现实。也就是说，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欧洲一体化的前提，而是其后果以及我们怎样应对欧洲一体化。但如果反过来看，欧洲一体化是不是已经成为现实？或者说，欧洲一体化的前提是不是成立呢?
欧洲历史上，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讲的，是分大于合，这就说明欧洲内部的关系是很紧张的。撇开战争不谈，从各个角度上讲都存在着很大的张力，例如法律上、文化上、语言上等等。我们通常说欧洲一体化基本上都是指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其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货币一体化，但必须注意，但货币一体化并不等于经济一体化，因为到目前为止欧洲还没有统一的价格机制、就业机制、税收机制、外贸机制、社会保障机制。这些都应是在经济层面上解决的问题，但都因实现了货币一体化而被人们忽略掉了。再说政治，以欧盟国家为例，它们虽然都是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它们的基础是很不相同的，有的是在王朝基础上建立的，有的是通过极端的暴力革命建立的，有的是通过文化革命加上经济改革建立的，尽管都是国家和民族国家，但差异很大。所以我始终觉得，欧洲一体化是不是值得疑问，是不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如果认为真的已经实现了一体化，我们又怎么解释它内部的紧张关系？
把欧洲一体化等同于全球一体化，这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因为它假设欧洲就是一个世界体系。但有许多学者都指出，世界上不光只有欧洲一个世界体系，而是曾经存在过若干个世界体系。因此，我们怎么能简单地把欧洲一体化等同于世界一体化呢？在我看来，欧洲一体化与其说是对全球一体化的推动，不如说是一种反动，因为它明显是一种地域化。它太强调自身的地域性利益了。
我总觉得，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欧洲一体化都好像是德国人的一个梦。德国人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冲动，它的极致表现有两种，一种是康德那样建立在纯粹理性批判基础上的"世界大同主义"，另一种是希特勒非理性的"世界帝国主义"。那么，德国人这次极力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还有待时间验证。
多元化和个性化：欧洲的动力
曹老师，我很高兴，在现在对欧洲一体化的一片赞同声中听到了这样一种不同的声音，我本人也很赞同这样的观点。
欧洲一体化从政治家、思想家们的理想逐渐变为现实，欧元的流通也是新纪元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这本身就是使人乐观和振奋的。所以，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持乐观态度，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为它寻找原因和基础。然而，我担心这样的研究过程中，可能忽视了欧洲的多元化因素及欧洲的个性因素，而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欧洲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恰恰是因为欧洲内部存在着个性化的东西，这才是它发展的动力。
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看，蛮族的入侵打破了罗马帝国大一统的局面，以后，欧洲重建帝国的尝试屡遭失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欧洲才崛起，资本主义才发展了起来。所以有学者说，欧洲的发展其实是在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为多元化赋予了欧洲社会以开放性和推动力。我现在担心，过于强调欧洲的一体化会不会削弱欧洲内部发展的力量，抑制欧洲发展的内部潜力。
终极目标与文化全球化的疑点
我们与西方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就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能有一种特殊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或许可以帮助欧洲人看到他们自己永远也看不到的自己的后背。此外，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欧洲一体化会对我们构成一种怎样的挑战和造成怎样的影响。
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2000年中，德国外长菲舍尔向欧盟提交了一份法案，要求完成对欧盟的制宪。最近德法已经完成了欧盟制宪的计划，并委托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担任欧洲制宪会议主席，正式进入操作层面。所以，很清楚，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就是不仅要完成欧洲自身的化，最终还要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使联合国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是一个问题。怎样实现，又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即便欧洲内部能够实现化，这种模式能不能转嫁到全世界?
在世界范围，如何推动政治层面的全球化?欧洲可以培养起统一的政治文化，然而，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差异却是十分严重的，简单的一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不可以作为基础的。因此，假设全球范围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它是否能带动政治一体化呢?即使实现了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是否就能实现文化一体化?总之，且不论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冲突是否存在，文化的差异确实是实现全球一体化不可逾越的障碍。
很多人乐观地认为，经济一体化了，文化也就一体化了：我们能吃到麦当劳，穿上洋西装。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涉及到对所谓“文明”和“文化”的理解。文明是器物层面上的概念，是与经济粘合在一起的，是生产和消费层面上的概念。而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东西，是不可以出让的。文明是可以全球化的，而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是不可以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是绝对虚伪和虚假的。因此，我们现在更多要思考的是，欧洲一体化假如成为现实，将对中国构成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文化上的冲击。这应当是我们思考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当时学者们为什么报名上前线
我的看法是，文化实现认同是非常困难的。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很容易，政治一体化也正在进行，但文化要达到一体化难度却相当大。在国际会议上，谈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往往很多，但很少有人会触及文化一体化的问题。欧洲文化界的学者虽然关注欧洲一体化进程，但与政治家的关心程度和角度是不同的，他们把自己视为“欧洲人”，但阐述他们的思想和表明其行为态度时却明显受民族心态的影响。举一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德国教授，在中国呆了一个月之后，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感到一些担忧，他问：中国的文化呢?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有几千年积淀的文化呢?是不是在全球一体化，或者说是美国化的过程中就消失了呢?从他对中国文化的特殊关切中，可以窥视到他对本国文化的担忧。其实，这是德国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不妨看看德国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很多德国学者对战争表示由衷地欢迎，他们渴望着这样一场战争，甚至亲身投入到战场上去，从很多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试图捍卫德国文化。他们担心美国文化的侵入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会慢慢吞噬掉优秀的德国民族文化，所以他们报名上前线。今天的世界形势和一个世纪前有许多相同之处，我不知道，当年他们曾经有过的这种担心，是否真的会随着当今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而逐渐消失?
一体化的基础是现代文明
我想最后再说几句。
首先，我承认我刚才谈的观点有西欧中心论的味道，但实际上却并非西欧中心论。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即从1500年以来，至少从19世纪起，西欧就一直是世界潮流的领导者，或者说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就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东方文明的确辉煌过，但从19世纪后半期起，东方就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欧洲学习了，原因就是那里产生了值得人们学习的现代文明。人们习惯于把产生于西欧的现代文明称做西方文明，这在我看来是个极大的误解，因为现代文明当中有大量东方文明的精华，实际上是东西文明精华荟萃的产物，也正是这种世界性使现代文明具有某种能够一统天下的气势和能量。而且现代文明具有一种开放性，它一直在不停地吸纳各种非西方文明的精华，同时不断地修正着自身。因此，承认现代文明在当今世界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什么西方中心论。
其次，有人说欧洲的一体化将依次经历经济--政治--文化这样几个步骤，我看似乎未必。在我看来，一体化首先应该是文化的一体化，然后才有经济的一体化和最后的政治一体化，这一点似乎已被历史反复证明过了。如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也是一种一体化，它首先需要有一个具有同一文化的民族，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实现经济的一体化），最后才会实现政治一体化（建立民族国家）。欧洲一体化进程事实上也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个"三段式"。正因为最终在战后实现了现代文明（其中对欧洲的政治联合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一致性，西欧后来才得以稳步地走上先发展经济一体化再谋求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世界一体化看来也必须遵循这样的过程，首先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
但我们这个世界究竟能否形成这种统一的文化？在我看来是可能的。我们的世界被人称做"地球村"，意思是说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大大缩短甚至取消了人类相互间的距离感，地球已经变得很"小"了。这就意味着当今的人类已经有了或可能会有某种共同的文化（尽管它并不排斥各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这种共同的世界文化究竟是什么？很可能也还是包含有民主政治文化的现代文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最后成功，很可能将有赖于这种现代文明的普及和完善的程度。而在成功地实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后，世界"政治"一体化的前景就有可能显现出来了--这里的"政治"是打引号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政治"这个词早已不再是今天这个含义了。
一体化的基础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世界性的
我想最后再说几句。
首先，我承认我刚才谈的观点有西欧中心论的味道，但实际上却并非西欧中心论。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即从1500年以来，至少从19世纪起，西欧就一直是世界潮流的领导者，或者说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就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东方文明的确辉煌过，但从19世纪后半期起，东方就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欧洲学习了，原因就是那里产生了值得人们学习的现代文明。人们习惯于把产生于西欧的现代文明称做西方文明，这在我看来是个极大的误解，因为现代文明当中有大量东方文明的精华，实际上是东西文明精华荟萃的产物，也正是这种世界性使现代文明具有某种能够一统天下的气势和能量。而且现代文明具有一种开放性，它一直在不停地吸纳各种非西方文明的精华，同时不断地修正着自身。因此，承认现代文明在当今世界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什么西方中心论。
欧洲经济论文范文6
自2000年《大分流》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围绕它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仅在美国的中国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对中国的史学界的震动不小。该书被公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新颠覆”。“中国经济史论坛”曾专门邀请国内史学界的专家讨论如何评价彭慕兰及其加州学派。学界虽说好评如潮，针锋相对者却也不乏其人。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评论说，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他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发表长篇书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回应彭著观点并阐述自己观点，彭亦予长篇回应。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James Lee）、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发表的文章与下述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相同）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研究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与会者达百余人。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Arth Wolf）、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讨论会激起剧烈论战。黄宗智的发言有《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 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译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有《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中译文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黄宗智又有《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有《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彭慕兰又有《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杰克·戈德斯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黄宗智还有《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武雅士有《晚期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李中清、康文林、王丰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张家炎先生现场观察，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i]
一、学术界关于《大分流》的整体研究状况
虽然有《白银资本》在前，《大分流》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这一前一后解构“欧洲中心论”的著作，在欧美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则刮起了学术飓风。或许，正如周武所言：“围绕《大分岔》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ii]。尤其是在彭慕兰和黄宗智之间关于“大分流”与“内卷化”的论战使得有关《大分流》的讨论进入白炽化的程度。在中国大陆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iii]主要有：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信息沙龙上的演讲 》（《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6月17日）；《〈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7月2日）；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iv]（《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对于围绕〈大分流〉之争论的补正》（《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王家范《〈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文汇报•学林》2003年2月9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年5月16日），《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子余《〈大分流〉与“分水岭”》（《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7期）；仲伟民《“大分流”与“内卷化”：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9月30日）；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莱斯利•豪纳《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东省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论文）；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2月14日）；郭慧英《评〈大分岔〉》（《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1月28日）；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2月18日）；陈君静《全球范式与欧洲中心范式——评彭慕兰〈大分流〉及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会议（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年1月12日）。与《白银资本》一样，关于《大分流》的研究和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本文从缺陷和贡献两方面来介绍学术界对《大分流》的主要观点。
二、主要从缺陷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从“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没有认真对待西方主要学术成就”、“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等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美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v]
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文章《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主要从理解经济体的结构方面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英格兰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而同期江南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流。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同时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观 点。[vi]
葛以嘉从研究框架（“中心——边缘框架”）方面提出批评。他认为，彭慕兰关于中心及边缘关系的简明、精妙的论述，虽然对倾向于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中心论是个很有价值的矫正，但它并非无可挑剔。中心——边缘框架，从总体上来说，低估了国家、军队、以及由经济和政治精英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彭慕兰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着重论述这些论题的第四章，他经常提及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差异存在。例如，，当时非常热衷于发展海外及远程贸易，但绝不会支持，至少不会推动殖民地的建立。那些愿意选择永远定居在远离国土的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方的帝国子民，被视为不忠与背叛，而不是对帝国的延伸与扩张。在中国很难找到例如欧洲海盗商人、东印度公司这样受国家允可，混合了军事及商业活动的组织团体。总的来说，在李鸿章之前，中国军队一直不能实现经济上的充分自足，更不用说获取利润了。因此，彭慕兰虽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欧洲的海外贸易商永远不可能预测到他们所霸占的这些地区在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同时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没有特定的国家制度及政策，这个所谓的“大分流”则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vii]
张家炎主要从学风（“标新立异”）和史料（“依赖二手文献”）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激发学者们去寻找其根源，而东亚研究又与其经济发展有微妙的关系，上世纪中后期当日本经济已走向世界前列时，有学者开始认为日本19世纪甚至更早就与西方一样了，所以它能成为非西方社会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国家。现在中国经济地位日益强大，也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与西方原来其实也没有大差别。而标新立异、以提出新的理论为胜更是典型的美国学风，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至少在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面）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说到内卷化到分岔论代表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越来越偏向理论的趋势却未能与重视生产条件更好地结合，所以引发大量对基本史实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释的质疑。就学术发展而言，质疑、争论是好事。这也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前提。彭慕兰对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因而出现被黄宗智认为属于无稽的硬伤，这些错误本不该出现。不过，彭慕兰其实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这种欧亚大陆的大跨度比较也许只能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或者因为研究者的某些个人原因而难以进行必要的一手调查而不得不选择依赖二手文献。[viii]
史建云主要从论证方式方面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尽管我没有看到能全面驳倒彭慕兰观点的批评，但并不等于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彭慕兰的逻辑，在我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他论证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颇有道理。他把西欧中心论的种种因素拿出来进行比较，凡是其他地方也有的，就不能算是西欧独有的内生优势，因而不是西欧能够独自优先现代化的原因。他的逻辑是，如果你具备的条件我也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是你独有，你成功了我失败了，这个条件就不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假如英格兰的所有优势，江南也都具备，这种逻辑自然可以成立。但问题在于，他的比较并不限于英格兰和江南。他的比较方法是，首先拿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假如英格兰的某个先进因素江南不具备，就与日本比较，日本也不具备，就去看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拿英格兰与全世界这样比较的结果，英格兰就一项内生优势也没有了。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具备了最多的优势、最多的促进现代化的条件，江南略次于英国，日本更少，印度，非洲等只具备一两项。即使英国一个自己独有的内生的因素都没有，它的现代化仍然是顺理成章的。江南所不具备的那些优势很可能并不重要，单独看没有什么决定性可言，但与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英格兰的真正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英国具备了最多的条件这件事本身，视为英国独有的内生优势。当然，煤矿和新大陆的确是江南不具备的因素，把它们当作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原因）也有道理，就这一点来说，彭慕兰的观点目前尚不能动摇。但它们能够起重大作用，是与其他因素（包括江南同样具备的那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分不开的。最后要说一点，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史著作，彭慕兰的比较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里面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文化背景、社会观念等。[ix]
王家范主要从缺乏制度分析进行批评，他认为，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此其一。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亚当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该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由此，我对同行忽视这一点特别感到不解。[x]假若“反欧洲中心主义”变成了否定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就是矫枉过正。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以谁为“中心”这话本来就不妥，但相对的强弱优劣，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是随时而变。我对《大分流》不满意的地方，也在这里。[xi]
陈昆亭分析了在英国和中国的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十分类似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英国爆发。在建立的农业和工业两部门模型中，将文化制度的影响体现在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上，从而改变了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通过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文化制度是导致“大分流”的原因之一。[xii]
三、主要从贡献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主要从增进不同领域学术对话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一定的认可。他认为，彭慕兰做出了有用的贡献。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颇为艰巨的目标，要与两大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对话，不把英国——欧洲或中国化约为一个理论抽象。他这样做有助于提出迄今为止尚被忽视的问题，而且也促使了欧洲专家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研究学者关注欧洲经验。此外，中国研究学者绝不会否定他“去中心化”欧洲、“中心化”中国的努力。我们都会认可这些很好的目标，也能体会到充分掌握两个领域的困难。他的书中的许多错误和弱点都可以因此谅解。至于将来的研究，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跨领域的合作，并同时要严谨地对待经验研究。[xiii]
葛以嘉从学术旨趣、学术视野、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肯定。他认为，在一本只有300页的薄薄的小册子里，彭慕兰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简直是属于赫拉克勒斯[xiv]的任务。彭慕兰努力阐释了——大约是正确的——欧洲及亚洲的（主要是中国的）两条经济发展道路什么时候及怎样开始分道扬镳的。如此艰巨的任务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彭慕兰似乎早已做好充足的准备，先饱飨了一顿大餐，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史都成了他餐桌上量大惊人的大菜，而印度与日本经济史则是两道份量也相当大的小菜。毫无疑问，彭慕兰对这个领域的一个巨大贡献是用视野广阔的知识将欧洲与亚洲的经济史联系到了一起，使那些典型的持欧洲中心论的经济史家也开始关注于此。《大分流》一书充满了对比，其中许多都相当精巧，它们都得自对略微细小的数据的处理。但是这些特定的对比本身的严谨性可能不如把它们组织起来的大框架那样恰当、充分。这是彭慕兰的最大贡献，可能也正是他的某种缺点。当绝大多历史学家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攻击工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为什么英国成功了而丹麦或中国失败了？）或是在总体上讨论各洲及区域之间区别时（为什么欧洲式的制度会胜过亚洲的？），彭慕兰却把分析集中于差异，进而比较各中心地带及其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引导他得出了他的核心假设：即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美洲所提供的额外土地资源，以及此区域由于疾病所带来的人口减少和通过奴隶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再生都为英国的中心地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地带。通常来说，“旧世界”地带经济的发展经常会夹杂着一个逐渐从土地集约型生产向类似中心地带的、增值生产的行业（譬如手工业）转变的过程。这种劳动集约型的道路意味着随着边缘地区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用一些他们自己的原材料进行增值生产并且减少从中心地区进口加工好的成品。但这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那种或是有利可图或是可能带来发展的情况。工业资本主义总是依靠一个具备如下条件的地带：1、能提供充足的土地集约型投资(如美国南部的棉花为英国兰开夏地区的工厂提供原料)；2、一个规模庞大、依赖性强的能消费中心地带生产成品的市场（如种植园制统治下的美国南部及十九世纪中晚期的印度）。美洲，或多或少有点偶然性的，结束了给欧洲中心地区充当这种标准的区域时，反而推动了这种体制从土地的限制中摆脱出来。这转而使英国中心地带能充分利用它的第二个具有偶然性的优势条件，不易自燃但易富含水份并且位置临近的煤矿的存在，推动了对打破能源限制起着关键作用的蒸汽机的发明。当然，以上的这种论述可能对彭慕兰的关于煤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作了非常蹩脚的、过分简单化的浓缩。彭慕兰在恰如其分地评价他所处理的一系列历史学家的著作时也是非常出色的。此外，他还充分地意识到了在亚洲与欧洲经济之间的一种历史性的互动作用，指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通过提供大量的奢侈商品及刺激白银需求的市场，在许多方面深深地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轨道。[xv]
马开伦主要从反对“目的论”式的思考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肯定。他认为，任何人如果目睹某些西方学者的傲慢无知，或者对上个世纪东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有所了解，他就会同情那些对旧的“欧洲奇迹”理论的攻击。为什么中国和日本没有、而欧洲的知识系统却能够在1200到1800年这段时期发生革命，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很容易导致各种令人不愉快的解释。它会鼓励“目的论”式的思考，似乎西方是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命中注定要高人一等。它也会鼓励某种准种族主义，好像西方人更能发明、更富独创精神、更加有天份、更具创造性等等。从消极方面，往往又导致人们把中国、日本这么伟大的文明视作是停滞不前、向后看的、压抑型的等等。随着对这些文明了解的增多，我们觉得以上观点都站不住脚。中国和日本几百上千年以来也都是趋于多元、有创造力、向前进的，但却没有发生知识革命。所以，我们怎么能想出一种理论方法论，它既离弃了目的论，又不将我们置于纯然的偶然和机遇的领地；它既承认达·芬奇、伽利略、牛顿是改变了世界，又不将根本原因归为他们比中国或日本的同行更有天赋。如果我们不赞成目的论的解释，看不出有什么设计或目的，那么，是什么情况促成如此重要的事件呢?而且，我们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物质原因，说是世界的某一部分地区具有特殊的经济或生态资源，我们也同样也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某种更高的合理性或者某种更加丰富的文化。[xvi]
杰克·戈德斯通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同意加州学派的观点。认为，在18世纪，至迟到1750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所论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戈德斯通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xvii]
莱斯利•豪纳（Leislie Horner）认为，《大分流》对历史领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但是，总体而言，彭慕兰的论证确实是有缺陷的，而这些批评也确实对彭慕兰的论据和结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xviii]
吴承明主要从方法论创新的角度对《大分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彭慕兰的最大贡献是在方法论的创新上。他对方法论的贡献有两个：一是对中西研究中比较目标的创新，二是比较方法的创新。通常我们是以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作为比较的目标。由于中西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不同，这种比较难得共同的标准。麦迪森统一用GDP的增速来衡量，而十八世纪的GDP，他自己也说只是guestimate(俚语“瞎猜”)。又，这种比较是一个时间点的静态比较，不能反映某个经济体系的实力和前景，并会因双方所处景气周期的相位不同而失衡。对此，彭慕兰提出了另一种目标。既然十八世纪以前双方都是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他以极大的力量考察了双方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他认为江南略有优势的判断就是从这种比较中得来的。斯密型增长有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将会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生产的劳动密集化或内卷化，终致陷入马尔萨斯危机。因而彭慕兰十分重视生态问题。他强调美洲殖民地供给棉、木材、食品等土地生产品的作用，即因这等于是欧洲把劳动密集化生产转移到海外，解除自己的生态瓶颈。而中国江南须从遥远地方取得能源，实际是加重了自身的生态失衡。彭慕兰估计，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和江南都面临着大体相等的生态制约和走向内卷化的危险。于此，他提出又一个比较的目标，即看哪一方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原则。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更接近于这个原则，就意味着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这主要是在欧洲十七世纪的原始工业化地区和清代江南农民家内纺织业之间进行比较的，彭慕兰还为此作出成本和收益估算。他指出，江南小农并不是在边际收益递减下劳动，江南妇女的纺织劳动也并非是零机会成本。他的结论是：英国和江南都远未达到新古典主义劳动原则，但江南比较更接近一些。以上是方法论中关于比较目标的创新，再看关于比较方法方面。这里，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王国斌在比较中西政治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彭慕兰将它们用于经济史，并有实质性的发展。历史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发展过程中的“异”，又要找出“同”，对之作出评价。由于没有一个独立于双方的客观标准，一般是以西欧经济发展的道路为标准。这样，凡是偏离于西欧道路的即属异端，而不管双方的同。这样做出的评价必有偏颇。新的双向比较方法则要求：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另方面用中国的经验评价欧洲发生的事情，从“交互偏离”中做出比较(不是绝对)客观的评价。彭慕兰用这种方法评价十九世纪欧洲的巨大发展即工业化，认为它并不是根本性的变革，而是历史的一种断裂，因为它并没有解除生态制约，反而加重了生态失衡，产生了日趋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反观迟到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式的工业化，或许能够。至少是期望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人们对于历史的解释，通常是就已出现的重大事件回溯其所以发生的条件和动力，展现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回溯分析是必需的，例如工业革命，只能在它出现以后才能进行研究。但回溯分析是从结果推论原因，很容易陷入决定论或目的论。例如欧洲传统文化优越论，就是在回溯分析欧洲工业化这个巨大成就中形成的。彭慕兰还指出，所谓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革命”，实际是从十九世纪的农业大发展成果中推论出来的。为弥补这个缺点，应当将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前瞻分析是指在重大事件开始的时间点上，设想几种可能发展的情况，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承认历史上常有的偶然性。例如十七世纪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就当时的条件分析，它可能是城市大工业的先驱，而更有可能的是使本地区走向内卷化。这样，在对十九世纪西欧巨大的工业化成果作回溯分析时，就有理由相信它主要是由两个非历史必然的原因造成的，即新大陆的发现和煤与蒸汽机的利用。[xix]
张芝联从重视生态环境和地理因素的学术取向和利用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史料敏感性方面对《大分流》作了认同。他认为，《大分流》在对比中国和欧洲（主要指西北欧）经济发展道路时，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以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不大注意到的。另外，彭慕兰相当重视地理因素，譬如英国的工业发展地区恰好与煤矿所在地邻近，而中国的煤矿则远离核心地区，运输困难，因而造成严重的生态不平衡。另一个例子是殖民地的金银，如果西欧国家没有从拉美获得这两种宝藏，它们能拿什么与东方贸易，来购买中国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呢？因此，棉花、木料、蔗糖、煤、金银等等促进了西欧工业商业的发展，于是出现了金融垄断机构和贸易公司（各国东印度公司），加上民族国家的支持（虽然彭氏对这方面写得不多），使西欧，特别是英国、荷兰，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起，大踏步向前迈进。所谓“大分流”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西方逐渐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把东方甩在后面。在彭氏看来，殖民地对西欧来说是关键因素，其他（如煤矿的地理位置）则带有偶然性。彭著所列参考书目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没有多少第一手史料，但确实利用了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无力判断他所举的关于中国人民衣食住行及生活消费的数字的准确性，只能感叹当代经济史研究的巨大发展。但无论如何，这些数字用来说明直至1750年或更晚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西欧最发达地区，则是绰绰有余的。[xx]
王家范虽然并不认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打破了欧洲中心论，但还是肯定了他们在解构欧洲中心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认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认为，世界史学一直被一种叫做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占据着。我也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是从欧洲历史的归纳中抽象出来的。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欧洲历史的因果关系变成了一切国家都必须这样而不那样发展的普遍公式。这种多少有点霸权主义色彩的理论，致命的弱点便是舍弃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多元发展的复杂性。现在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历史，有许多就是跟那些教条不符合的。历史上，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从来不缺乏经济理性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成见；但这种经济发展在制度环境方面受到的制约也是明显的，因此虽不断有发展，但发展是有限度，而且充满隐患的。[xxi]
史建云主要从比较研究方法和创新性思维方面进行肯定。她认为，在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最经常的一种感觉就是震惊：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研究的，原来东西方是可以这样比较的，原来问题是可以这样提出的，原来事物是可以这样解释的……从来没有一本书如此刺激我的评论欲望，借用吴承明先生的话：《大分流》是“近代史上中西比较研究的新贡献”，是“研究中西比较史最值得通读的一本书”。[xxii]《大分流》的结论固然惊世骇俗，但最有价值的却是对东西方的各种比较，在一系列因素的比较过程中，作者对中国和西欧历史上很多经济及政治现象提出了与学术界(不仅是中国学术界，也包括国际学术界)传统观念不同的看法，极具启发性，一些比较方法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xxiii]
崔之元主要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对《大分流》坚持的“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理论作了充分的肯定，对《大分流》的研究方法也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大分流》一书是西方史学界继弗兰克《白银资本》之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部力作。针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学说的困境，肯尼斯·波梅兰兹（即彭慕兰）别辟新径，指出“生态缓解”而非原始积累，才是英国从海外奴隶贸易中获得的最大收益。英国从海外殖民地中得到的“生态缓解”，要比“原始积累”更为重要。因此，“原始积累”对英国工业化的资本形式的数量贡献不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海外殖民地对英国工业化的关键作用。为了更充分地讨论这一点，波梅兰兹考察了技术革新对于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化的作用，发现在没有“生态缓解”的情况下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美洲新大陆提供的“生态缓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波梅兰茨进一步考察了“生态缓解”的制度基础－－奴隶制。他注意到，中国江南也从东北等地输入粗棉，大豆等有“生态缓解”作用的产品，并对它们输出纺织品。但由于中国劳动制度不是奴隶制，东北等地在自身人口压力下可以进行进口替代，发展本地的纺织业。徐光启已经注意到江南纺织品对直隶的输出因后者的进口替代而减少。而美洲新大陆的棉花和糖的生产完全以奴隶制为基础，进口替代无从谈起，因而“核心”（英国）和“边缘”（美洲殖民地）的分工得以固定。一方面，英国需要棉花和糖的进口以缓解生态压力，另一方面，奴隶没有自给自足的生产，必需依靠进口英国的制成品。这也些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奴隶制（而不是农奴制）才成为美洲殖民地的制度形式——因为在东欧农奴制下，农奴仍有一部分自给自足的生产，不完全依靠进口制成品。至此，我们看到，波梅兰茨关于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内在联系的论述，比弗兰克深入、有趣的多。在今日史学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波梅兰茨发挥了综合文献的作用，提出大胆新设想，是难能可贵的。[xxiv]
周武主要从《大分流》对“欧洲中心史观”的强烈批判性（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方面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彭慕兰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他对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西方流行思路很不以为然，在他的书中以大量的史实批驳了琼斯所谓的欧洲在政治制度、生产力、生态等方面全面优于亚洲的看法，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内卷的趋向。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论证也并不都十分有力，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有启发性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xxv]
乔新华主要深化历史研究的角度进行肯定。他认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所展开的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争论，无疑也会深化中国史的研究。该书不是把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而是把所有的比较对象（英国、西欧、日本、印度）都进行互相对照。[xxvi]
仲伟民主要从“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和“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两方面作了肯定。他认为，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大分流》一书中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比较笼统，尤其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更是如此，学者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方式，仔细推敲，这样的比较都是很成问题的。《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尽管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的比较是本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与中国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之所以大异其趣，是由于各自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xxvii]
综上所述，学术界主要从“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反对‘目的论’式的思考”、“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创造性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目标和比较方法的创新”）、深化历史研究（“重视生态环境和地理因素”、“增进不同领域学术对话”）等方面对《大分流》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对它“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忽视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的基本看法是：《大分流》是实证的经济史著作，更应该看作经济发展理论著作。因此，既要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研究它，更应该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认识它。伴随着西方现代化向更高一层次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进展，尤其是东亚地区现代化的提速，发展理论将会向更复杂更深刻的方向迈进。《大分流》（《白银资本》也一样）可以视为其中的一个尝试。
注释：
[i] 参考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6月17日；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2月14日；《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年1月12日。
[ii] 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iii] 关于《大分流》，有较集中讨论的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有《中国学术》、《清史译丛》（第一辑）、《近代中国研究》网、《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等。
[iv] 该文最早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年5月号，是对二十年来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的评述。
[v]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vi]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vii] 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徐兰君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viii] 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ix]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 王家范：《“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年5月16日。
[xi] 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ii] 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东省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论文。
[xiii]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xiv]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据说神勇无敌。然而，鉴于他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分析，所以这里恰当的神话人物可能应是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巨神——原编者注。
[xv] 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徐兰君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xvi] 参考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王湘云译，《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xvii]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viii] [美]莱斯利•豪纳《关于〈大分流〉的争论》，田嵩燕译，《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ix] 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x] 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
[xxi] 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xii] 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xxiii] 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史建云：《〈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7月2日。
[xxiv] 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
[xxv] 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