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时代概述范文1
《山西改革发展30年》大型丛书共14卷，分别为全省概述卷、综合卷、图文卷和11个市的市卷。
《山西改革发展30年・概述卷》，全面记述了山西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历程，揭示了山西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历史轨迹，展示了山西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全卷分为四篇，改革开放篇主要记述了山西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程和成就。经济建设篇主要记述了山西发展战略的形成、实施和演进的过程，山西农村经济、工业经济、商业贸易、个体私营与民营经济、财政金融、交通运输、信息产业、旅游经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改革发展的历程和成就。社会发展篇主要记述了山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和政治生活方面改革发展的历程和成就。大事日志篇从纵向扼要地记述了山西发展的历程和成就。全卷共110万字。
《山西改革发展30年・综合卷》，共分专述、口述历史、重点工程、重要企业、附录五部分。“专述”，分别由省直48个部、委、厅、局、办、行业撰稿，对各自领域30年来的制度变革和发展历程、成就经验作了叙述。“口述历史”，有曾任正省级领导职务的李立功、卢功勋、孙文盛、郭裕怀、郑社奎、刘泽民六位老同志对山西改革开放以来亲历亲见的历史进行的回顾与总结思考。“重点工程”，对改革开放以来兴建的省级以上重点工程进行了全面的介绍，集中反映了重点工程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重要企业”，对全省工业各个重要行业改革开放以来扩建新建的大型企业进行了介绍。“附录”，内容包括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机构主要领导人名录，改革开放30年山西行政区划沿革，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表以及荣获国家奖励名录。全卷共120万字。
《山西改革发展30年・图文卷》，共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人民生活和党的建设八个部分，选编了2600余幅图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反映改革开放30年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
《山西改革发展30年》丛书的全省11个市的市卷，大体上分为概述、专述、口述历史、领导文存（或改革文存）、重大事件、重点工程、重要企业、县（市、区）综述、小康村镇、时代先锋、附录等部分。11卷共计921万字。
这套丛书，除图文卷外共计1100余万字，可以说是一部反映山西改革开放历史的“鸿篇巨制”。这套丛书，既有全省改革发展的概述，又有部门、领域改革发展的专述，还有各市县区改革发展的概述和综述，并以文献资料、口述历史、大事记述、统计资料和典型介绍等具体充实，互补印证，可以说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山西改革开放历史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具体生动记录三晋发展腾飞轨迹的无韵史诗。
这套丛书，构架宏大，容量深厚，以丰富详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山西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奋进历程和鼓舞人心的辉煌成就，概括总结了山西改革开放艰辛探索的宝贵经验，这对于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夺取山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成就，创造山西人民美好新生活，有着重要的启迪、教育和激励意义。
记录历史就是用事实来说话。改革开放30年间，1978年至2007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88亿元增加到5733.4亿元，年均增长10.1%；财政总收入由19.6亿元增加到1200.5亿元，增长60.1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01.4元增加到1156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01.6元增加到3665.7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山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兴晋富民大业展现出美好前景。30年巨变发展树起了历史里程碑，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载入了史册。
回顾历史加深了对省情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套丛书的《概述卷》，重点记述了山西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实施“三基四重”战略，确立和实施“三个基本”目标，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走出“四条路子”、实现“三个跨越”，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在探索山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思想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省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走出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创新发展的路子、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欠发达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路子、内陆省份对外开放的路子，实现煤炭大省向新型能源和煤化工大省的跨越、老工业基地向新型工业基地和精品原材料基地的跨越、自然人文资源大省向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的跨越，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构建充满活力、富裕文明、和谐稳定、山川秀美的新山西。这一发展思路是科学发展观在山西的具体运用。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省委把实现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作为重要载体和战略重点，反映了山西走科学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通览山西改革发展30年历史，我们更加感到，山西走科学发展之路的途径越来越宽广，思路越来越清晰，建设新基地新山西的明天更加美好。
这套丛书紧紧把握和体现了山西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这条主线。在经济发展方面，重点记述了依托资源优势，把山西建成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改造提升煤炭、焦炭、冶金、电力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煤化工、新型材料、旅游文化、高新技术、特色农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针对山西省情特点，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蓝天碧水”工程、造林绿化工程，使节约、集约、绿色成为全省发展的主旋律；统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特色城镇化；加大水利、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社会发展方面，丛书也作了较充分的反映，体现了把共建共享和谐社会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山西发展进步的历史脚步、时代强音。
重温历史的一个功能是从中汲取智慧。浏览这套丛书，回顾山西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历史人文资源是山西的一大优势，把人文资源当作比自然资源更可珍贵的发展资源，把建设文化强省、增强文化实力作为建设新基地新山西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山西的发展前景广阔。山西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产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三晋文化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全省人民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明显增强。文化强省，从一个侧面表征着山西的未来
新经济时代概述范文2
[关键词]企业家；角色；角色的纯化
[作者简介]毕志民，河北工程大学，助教，江南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无锡214122；崔晨秋，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河北唐山063020
[中图分类号]F27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5―0060―03
企业家是现代社会中的强势力量，在他们身上闪耀着灿烂的光环。研究企业家对于我们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要真正理解企业家这一历史存在就要从它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而最早使用企业家概念的是经济学家，因此从经济学家的具体语境中分析企业家概念的含义和演化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社会角色。使用过企业家这一概念的经济学者很多，不过对企业家进行详细论述的则屈指可数。这也为本文能够采用历史方法和哲学分析方法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将采用哲学的分析方法从源流上对这一概念的演化特点进行系统的分析。
从企业家概念产生的历史源流来看，在使用这个概念的众多学者中，虽然存在着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等多种具体情况，不过这个概念在经济学理论中表现出一个连续的倾向，那就是角色的纯化。在概念产生之初，企业家包含许多角色，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企业家概念被赋予了多种不同内涵。不过非常明显的一点是企业家这一概念的指定内容越来越清晰，它所包含的角色也逐渐减少，直至发展到后来只代表一种或两种。对这个特点的明确也将有助于人们更为清晰地理解现代企业家的职责，下面本文将从几个阶段对这一特点进行具体分析。
一、角色纯化之初
在英文语境中，“Entrepreneur”一词的含义是：Person who organizes and manages a commercial un―dertaking，即从事组织和管理商业性事业或企业的人。而《新帕尔革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该词语解释作“某项事业的实施者”。从上述词典中的解释来看，企业家这个词语的指称范围相当宽泛，几乎大多数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家，而且企业家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甚至在远古时期就有了企业家的端倪。相对于具有稀缺性的企业家来说，这种意义上的企业家似乎又不好为人接受。所以我们要了解企业家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就需要把它放入具体的语境中去分析。
从既有的资料中来看，坎蒂隆是最早使用企业家这个概念的学者。他把许多角色都归于企业家这一概念之下。在他看来，企业家既可以是零售商也可是店主；既可以是租地农场主也可以是制造商；既可以是面包师也可以是屠户。“通过所有这些归纳，以及在一个有关一国全部居民的讨论中所能做出的其他许多归纳，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原理，即除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外，一国中的所有居民都不是独立的；他们可以被分成两个阶级：业主和受雇者。”而且“一国中的所有交换与流通都是以这些业主为中介而进行的”(此文中的业主就是企业家，译者翻译为业主)。坎蒂隆用一个全新的概念来概括多种社会角色时可能是为了论述的简化，也可能是为了逻辑的严谨。他对这些角色的概括有自己的逻辑，而且这些社会角色本身也存在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经济生活中他们的收入都处在不确定性中。根据这个概念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工资的不确定，甚至连乞丐和强盗也属于企业家之列。虽然这时的企业家是许多角色的集合，但是坎蒂隆在一开始使用时就可以说已经具有角色纯化的倾向了．因为以“不确定性”为标准对一些角色进行归纳就是对其他角色的排除。不过他对企业家这一角色的指定的范围太宽泛，以致给人一种企业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定内容的印象。
亚当・斯密属于企图把这个角色纯化之人。当时斯密并没有清晰地把企业家这个社会角色同其他的社会角色严格区分开来，而且企业家在他的文章中出现的次数很少并与许多其他角色混用。“第一种是国内商人和企业家像上面所说，有时因要仿效外国某种制造业，而勇往直前地，把资本投下来经营的。”“身兼企业家的地主，希望从改善耕作增加其收入，这种增加的收入，便是他们的利润。”但斯密已经注意到了企业家这一角色职能的特殊性，比如他曾经用“身兼企业家的地主”等来表述。这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企业家的独特之处，不过企业家在斯密的经济学中的地位还远不如其他经济主体。斯密的企业家观点影响很大，以致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把最早使用企业家这个概念的荣誉送给了他。
二、角色纯化之中
随着历史的发展，企业家这一角色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关键，他的角色定位也越来越明确。在这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者就是萨伊和马歇尔。萨伊对企业家做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情况是：一个人研究规律和自然趋势，这个人就是哲学家或科学家；另一个人把前者的知识应用于创造有用的产品，这个人就是农场主，或是工厂主或是商人；又一个人在前两人的指挥下提供执行的力量，这个人就是工人。”据此，萨伊对企业家作了这样的定义：“企业家是应用既得的知识去创造供人类消费的产品的人。”使企业家这个角色与其他社会角色之间的界限变得较为分明，这使得角色纯化的力度更为明显。这在企业家概念的发展史上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过还不能说是角色纯化的完成时期，因为侧重点不同，萨伊的企业家概念还属于多种角色的集合体，因为这时的企业家既可以是农场主也可以是工厂主，还可以是厂商或商人。萨伊的思路和坎蒂隆还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不过这时萨伊眼中的企业家所包含之角色较之坎蒂隆来说已经少很多了。
从角色纯化这个角度上来看，马歇尔的企业家概念也处于这个阶段之中。马歇尔在正文中对企业家这个概念的运用不免会给人以困惑。在《经济学原理》的附录中，马歇尔给了一个近乎定义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马歇尔对企业家的最明确的解释了：“这一名词来自亚当・斯密，而惯用于欧洲大陆，用它来指那些把企业的风险和管理看作自己在组织工业工作中应尽本分的人，似乎最适当不过了。”附录中的表述，基本上可以说是对以上论述的总结。这个结论基本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环境设定，这有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商业交往，二是在企业中(按照马歇尔的说法是在工业中)。企业家只有在企业中才能被称为企业家。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把企业家这个概念的指定范围限制在市场经济领域。其次是职能设定，企业家的职能在这个论述中也很明确，就是承担风险和负责企业的管理。最后是资格设定，前两个设
定是企业家的必要条件，但只具备了前两个条件还不是企业家，企业家应有一定的资格。也就是说，企业家应该是在活动中，能尽本分的人，而这个本分却又是有许多素质要求的。
马歇尔在使用概念之时，也意识到了企业家概念的特殊性，他将企业家定位为“角色”，且不是单一的纯角色，是多种角色的集合体。所以不同阶层的人、不同职业的人，都有可能是企业家。企业家这个概念还有一种独特之处，即它是一种历史的集结，不同历史时段的职能可能在同一历史阶段存在，一个人也有可能从一无所有变成成功的企业家。很难把某个人限定于一种角色，因为有可能他是一个商人，或者一个雇员，甚至一个小业主等。
马歇尔明确地提到了企业家的具体指定内容，并且以否定的形式对企业家所代表的角色进行了提纯。这时企业家的主要角色就是担当风险和管理企业，即企业家所扮演的角色是企业中风险的承担者和管理者。只要是行使这种职能或扮演这种角色的人就可以称为“企业家”。企业家不是劳动的直接雇主，也就是说，企业家和劳动的雇主所担当的是不同的职能，但是作为劳动的雇主的人不一定就不是企业家，因为作为一个实体的人可以担当多种角色，企业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由此看来，马歇尔意义上的企业家和其他许多同时使用的概念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以实体“人”为同一基础的。
三、角色纯化之末
角色纯化之末也即角色纯化的完成，这个成就应归属于经济学家熊彼特。他继续对企业家所包含的角色进行纯化，直至只剩一种角色――实现新组合。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要求极为严格：“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的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这自然是一条规则，因此，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就像一个工商业者很少能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是一个企业家一样，不管其程度是多么微小。”熊彼特对企业家概念界定的这样明确，内涵又是如此的狭窄，只有当人实际上真正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而在一个人一生中，创新又是极为难得的。企业家由此就获得了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性。但是从事工商事业的人由于巨大的竞争压力，会不遗余力地去发现新的利润生长点，去实现新的组合。在这种意义上，企业家就成了利润的“狡诈”的工具。
熊彼特从概念层面对企业家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且从归纳层面对创新种类进行了枚举，这样便把企业家这一概念收拾得极其干净。企业家就是一种从事创新职能的单一角色，从这个角度上讲，企业家的角色纯化过程已经完成。人的职能化变为职能的人格化，企业家也就成了创新的执行者，成了创新的代名词。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规定影响了许多人，把企业家定位为创新者也对我们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现在创新已成为世界的共识，只有快速和高频率的创新尤其是原发性的创新才能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角色纯化的过程也是人们对企业家认识的过程，它本身是一种历时性存在。正如熊彼特所说：“小穆勒时代以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未能把资本家和企业家分开，因为一百年以前的制造商是一身二任的；自是以后，事态的进程肯定了两者的区分……早期的企业家不仅照例是资本家，他还常常是――在小企业，他今天仍然是――他自己的技术专家，只要是即使在特殊的场合也并不邀请职业性的专家的话。同样，他过去和现在都常常是他自己的买办人，他的办公室的头目，他自己的人事经理。”
新经济时代概述范文3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引言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
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 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 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
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 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 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 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
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 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在科学理论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加深对基本方法的理解，综合运用并借鉴民族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不断丰富、创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将这些研究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从而为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新经济时代概述范文4
关键词：自主创新 创新 技术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
在金融危机袭卷全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热潮在全国上下奔涌之时，由于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文件对“自主创新”缺少本源意义上的完整表述，导致对这一概念的诠注与解读至今仍然处在“盲人摸象”、“各取所需”的状态。为了形成对此问题讨论的共同平台与基础，避免学术争论与政策研究中出现“鸡同鸭讲、各唱各调”的混乱现象，更好的推动“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贯彻与实施，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自主创新”这一概念的背景、内涵及外延进行重新讨论和界定。
一、“自主创新”的相关概念：创新、技术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
正确的理解“自主创新”，首先需要明确与之相关的三个概念，即“创新(Innovation)”、“技术创新(technology Innovation)”和“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NIS)”。
“创新”一词源于古拉丁语“Innovore”(即“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或改变”)。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赋予了“创新”以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内涵：即“创新”是指生产函数或者供给函数的变化，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的组合”，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和经济发展与变革的内在驱动力。熊彼特还曾反复强调：“创新”可以基于“发明”或“试验”，但只要“发明”或“试验”“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创新“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种的发明，”如果将创新等同于发明和实验，不仅“是不适当的，并且还可能引起莫大的误解”。
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研究，形成了两条相对独立的研究路线：一个是以曼斯菲尔德(EdwinMansfield)、卡米恩(Modon.I.Kanmlen)、施瓦茨(Nancy.L.Schwartz)、门斯(G.Mensch)和斯通曼(P.Stoneman)等为代表的，以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为主体研究内容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另一个是以戴维斯(Lance.EDavis)、诺思(Douglass.C.North)和拉坦(V.W.Ruttan)等为代表的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主体研究内容的“制度创新经济学”。2004年，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一个概念性框架》一文中，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部研究员奥博特(Jean.EricAubert)综合了上述二派学者的观点，明确的指出：“创新”这一概念不仅包括“技术创新”，即新技术产品或服务在经济领域的扩散；相应地，“创新”还包括“非技术形态的创新”，如“组织创新”。奥博特还对“技术创新”的全球化背景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和关注。他认为，“技术创新”在全球化的视角下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是“技术采用”，即创新的方式是针对全球或地方的技术改进及采用；二是“技术改进”，即创新的方式是在对现有技术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参与竞争；三是“技术创造”，即创新的方式是在全球的意义上进行技术的设计和生产。
“国家创新体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产生的一个新概念。1985年，丹麦学者郎德沃尔(Bent-AkeLundvall)在《产品创新：用户――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书中，融合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熊彼特的创新思想，首次提出了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随后，费里曼(C.Freeman，1987，1988)、艾德奎斯特(C.Edquist,1988)、郎德沃尔(1992)、麦凯尔维(M，McKelvy,1991)、纳尔逊(RlNelson.1993)、帕特尔和帕维特(Patel&Pavitt，1994)、波特(M.Porter，1995)等人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与学者们的研究相呼应，199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成员国内启动和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国家创新体系项目”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工作论文和国别以及综合性分析报告，使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进一步从理论研究走向政策实践。此后，世界银行(WB)、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欧盟(UN)等国际组织在也都相继采用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
尽管由于“国家创新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及国别特征(Nation-spe-cific Factors)，因而其至今尚未有明确和统一的定义，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内涵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国家创新体系是由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机构网络。其主要目标是启发、引进、发行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2)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取决于技术的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功能定位是否恰当，各主体之间的联系是否广泛与密切。因此，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有关科学技术植入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制度安排，其目标是形成科学技术知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循环流转和应用的良性机制。
(3)任何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都是政府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教育与培训，资源禀赋，制度框架，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国家专有因素(Nation-specific Factors)”的内生结果，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因而具有独特性和路径依赖性。这些特点及路径依赖将直接影响、制约着国家创新资源整合的方式、产生着国家创新资源整合中的特殊问题。国家不同，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与特点也各不相同，因而不存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最优模式。任何国家的经验，对其它国家只有借鉴意义，而无法直接照搬。
(4)国家创新体系在传统上仅由国内参与者构成，但是，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研发活动的全球化，开辟了一个可以进行资源流动和学习的新渠道，国家创新体系的界限、构成以及主要参与者的互动作用发生了变化。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跨国家关系中分析创新过程，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保持国家竞争力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
上述由“创新”到“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演进，标志着人们对“创新”的行为、过程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认识已经发生了质
的变化。“创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从新思想的产生到科研机构的开发、中试，再由生产部门生产、营销部门营销的线性过程；它是企业内的研究开发部门、生产部门和营销部门，以及企业与企业外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及其它企业互相作用的结果。不仅如此，政府、市场、金融、法律、文化等因素也都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变量。因而，对创新效率的考察，必须从系统整合的角度出发，寻求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及创新制度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二、“自主创新”的特殊涵义：重构“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
基于上述概念和认识，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讨论和界定“自主创新”的基本内涵和战略意义。
首先，“自主创新”中的“创新”二字表明，“自主创新”不仅仅是从发明创造到商业应用的经济过程，而且还是多种机构和组织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是一个既包含“技术创新”也包括“非技术创新”在内的经济学概念。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但又强调非技术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影响，“超越技术”(beyondtechnoIogy)是“自主创新”的重要特征。
其次，“自主创新”中的“自主”二字表明，技术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一个国家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才有政治独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且正在加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决不能依靠“他人”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要赶上世界先进的国家，增强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调整“知识分配力”，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力，建立振兴经济必备的技术基础，走独立自主，不依赖于“他人”的技术进步道路。
再次，在“新技术实际上把国际化的世界放在你的桌子上，不管你的桌子在哪里”的今天，中国不仅需要有意识的摆脱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体系”的制约，保持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体系”中“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且更需要主动的谋求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以最有效的方式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创新网络”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体系相连接，并在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创新网络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体系的重叠和互动中，使中国这一“迟到的工业化国家”迅速的接近世界范围内“海量的知识和技术”，并利用其“后发优势”缩短与先发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最后，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强调“自主创新”，也是国家通过政策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国家创新系统效率低下，激励科技发展，引导科技发展方向，使科学技术从经济过程的“外生变量”转变为经济过程的“内生变量”，促进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战略安排。
与上述内涵和意义形成较大反差的是，目前国内对“自主创新”影响力最大、流行最广的定义，是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一界定为“自主创新”。这一界定，虽然正确的指出了“技术创新”是“自主创新”的核心内容，且“自主创新”不是“关门创新”，也不是“自己创新”。但是，由于该定义不仅抽掉了“自主创新”中的“自主”二字，将具有特指含义的“自主创新”泛化为一般的“技术创新”，与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部研究员奥博特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一个概念性框架》一文中提出的“技术创新”的概念完全雷同；而且还将“非技术创新”排除在“自主创新”之外，使“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在“自主创新”中的有机联系和互动作用被人为的分解和割裂。其结果，不仅有可能会使“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在理论上产生诸多的歧义与纷争，而且还有可能会在政策实践中误导国民：或以为“自主创新”只是科技教育部门的事情，或者将“自主创新”仅作为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技术创新”的政治口号，甚至于还有可能将“自主创新”当成新一轮的“超英赶美”“”运动。事实上，目前国内轰轰烈烈开展的“自主创新”运动，已经或正在出现上述问题和征兆。正因为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自主创新”的定义进行限制，将其从泛指变为特指，以强调“自主创新”的中国含义和国家意志。即“自主创新”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有意识的调整“知识分配力”、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的技术路径(技术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将国家创新体系能力的提高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和政治独立的重要保障的长远筹划和谋略。
综上所述，“自主创新”虽然源于“创新”，但又不等同于“创新”。“创新”是一个西方经济学名词，滥觞于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而“自主创新”则肇始于2005年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是国家综合分析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和我国所处的不发达历史阶段，以及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或者说，“自主创新”是一个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转型挑战的特定背景下提出具有浓烈“发展”色彩的“中国概念”。对“自主创新”概念的理解，我们不仅要从这一概念的源起上正本清源，更最重要的是，要从国家战略上进行阐释，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它远远超过了学术概念本身。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自主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更是一个超越经济学概念之上，具有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也正因如此，在“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要始终如一的贯彻“自主创新”的国家意愿，坚持不懈的提升“自主创新”的国家学习能力，持之以恒的探索“自主创新”的“国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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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教材 教材特点 教学思考
在我国图书市场上，经济学教材可谓是供大于求了。现代经济学以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更多的读者和作者，经济学思维在我国广为流传并深入人心;同时，现代经济学对教师讲授经济学课程提出更高要求，为学生学懂、学好经济学，既提供了便利又设置了诸多障碍。
经济学教材版本繁多
有教育部推荐系列，有清华北大系列、有北方系列、南方系列、还有各高校自己的系列。质量参差不齐，特色各有千秋。而作为初学者，可能不会判断哪本适合自己，哪本不适合自己。教师应该为学生选择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教科书。因为权威的经济学家对理论的把握准确，能深入浅出地写出主流经济学的原理与政策和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而且因为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没有必要靠出一本新书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可能为了稿费而滥竽充数地出书，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代号，而且名字就是一种品牌。当然还有一种人编写的经济学教材不得不被重视，就是在教学第一线讲授经济学十几年的教师编写的教材，这种教材最有针对性，最懂怎样的编写体例适合学生的思维逻辑，这样的教材集各大家之所长最利于学生入门 ，利于启发年轻教师如何讲授经济学。
体系繁多纲目各异
有的书把“消费者行为理论”归为“需求理论”，有的书把“厂商理论”写成为“市场理论”前后顺序颠倒。作为教师要知道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首先做到博览群书清晰地掌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尤其是注意上好“经济学概论”这门课，这有两个目的:一是把经济学结构展现给学生，使学生认清经济学的“基础”、“结构”、“门道”和“高度”，为以后学生学习奠定了基础。二是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学生可能遇到的思维障碍交代给学生，使学生迅速克服思维定势，为后续顺利学习打下基础。
同一原理或定律表述方式繁多且内容不尽相同
奥肯定律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如果失业率保持不变，实际增长率3%左右。这种正常的增长率是由于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引起的。此外，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实际GDP减少2个百分点”;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当经济摆脱一次衰退时，产量增加的比例高于就业增加的比例，当经济进入一次衰退时，产量减少的比例高于就业减少的比例。……就业每增加1%，产量增加3%”;在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当增长高于2.25%的趋势增长率时，失业率是下降的。尤其是，对应实际GDP增长在一年内持续高于趋势增长率的每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会下降半个百分点”;在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里是这样表述的:“假如GNP*(潜在的)的增长率为X%，当一年的事实上的GNP的增长率超过GNP*的增长率2.5%，可以使失业率降低1%”;在梁小民的《西方经济学教程》里是这样表述的:“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收入减少2.5%;反之，失业率每减少1%，则实际国民收入增加2.5%”。
关于奥肯定律的条件，多数教材并未提及，有的教材只是间接论述一点，学生须在字里行间理解其中的含义。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课时把这种种说法都罗列出来，为以后学生看书指明方向。然后给学生总结:奥肯定律给出了失业率变化与增长率变化的反向关系，并且增长率变化比失业率变化的快。至于数字和条件的差异，教师应综合各种教材的叙述为学生答疑解惑:在理解这一规律时应该注意: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是1:2.5的关系是一个平均数，是根据经验统计资料得出来的。在不同的时期并不完全相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率是1:3;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率是1:2.5~2.7;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率是1:2.5~2.9;目前许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比率已降到1:2。奥肯定律，主要适用于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情况，即失业率是周期性失业的失业率。在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自然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这一关系就要弱的多，一般估算1:0.76左右。教师必须浏览各种版本的教材，从中归纳出前后一贯不失逻辑的综合论述交待给学生。同时还说明经济学教材原理、定律的阐述需要统一。
同一概念称谓繁多
同一个概念在同一本书里说法前后不一，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书里定义不同。看起来前后矛盾。使学生学习起来疑问很多。如学生经常问:为什么GNP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把它分解为国民净产值(NNP)、国民收入(NI)、私人收入(PI)、个人可支配收入(DI)，但在以后论述中本来应该是“国民收入”的地方却说成“总供给”呢?是“GNP”的地方却说成“国民收入”呢?是“国民收入”的地方怎么又说成是“总产出”呢?个别教科书对这些问题做了事先规定或说明，但绝大部分教科书尤其是翻译过来的教科书都未做出明确的解释，似乎认为学生本该知道这些。教师在讲国民收入分解时，就该强调只有在核算理论中才区分这些收入，在以后讲国民收入变动规律时，以上所说的概念都认为是同意语。因为一些常数的差别不影响变动规律，对这些宏观总量本质上的一致性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再如:“边际利润”的概念，有的书叫它“贡献利润”，有的书叫它“增量利润”;还有: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增长率”，有的书称做“有保证的增长率”，有的书称为“可靠的增长率”，有的书又叫“均衡增长率”，还有的书称做“合意的增长率”，上述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的书里叫它“趋势增长率”;还有关于恩格尔系数有的书定义为“食物总开支比上总开资”，有的书把他定义为“食物总开支比上总收入”等。那么这就要求教师，授课遇到类似问题时，要尽可能的穷尽所有书的各种论述，并加以诠释。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学生学习的“痛苦”指数，使学生顺利掌握经济学。
所涉及的数学知识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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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准则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由来及作用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由若干说明财务会计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西方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在此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会计职业团体及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因是：(1)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明显落后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给会计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企业兼并、融资租赁、物价变动影响和国际结算等。因此，迫切需要许多新的会计技术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2)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这样，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会计文献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于相互抵触，从而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的严厉批评。正是为了解决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给会计实务带来的新问题，纠正会计实务中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上的不一致或出现的分歧，为进一步发展会计准则提供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依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 70年代中期率先展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陆续以“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等文件形式予以。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会计职业团体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都先后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研究，并了一系列阐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实践证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可以保持会计准则相关文件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避免不同准则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保证会计准则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
2能减少准则制定过程中由于个人偏好或不同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以及“长官意志”等各种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科学性。
3可用来评估已的会计准则，既可据以对原准则做出修订和完善，给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指明方向，而且还弥补准则中的某些缺陷，对重大会计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4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所提供信息的目的、内容、性质和局限性，使其能据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经营决策。
5通过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既可充分肯定传统会计理论中仍然适用的合理部分，又能及时展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情况下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不断地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企业会计准则》
我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晚，会计准则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来看，它是由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1997年起陆续公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两部分构成。前者又称基本会计准则，是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所依据的基本会计规范，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后者即为国际会计惯例所指的会计准则。这种将会计准则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没有采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而是采取基本会计准则形式的做法的确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主要理由是：(1) 基本准则一般是粗线条、抽象化的，侧重于对一些基本会计概念的简要描述，有的条款不可避免让人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而概念框架则可以对这些概念所隐含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加以充分论述和详细说明，即使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也会变得易于理解。(2)我国的基本准则是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会计理论说明，虽然可以回避概念之争，但由于不可能有充分论证，容易让人误解为以“长官意志”代替学术争鸣；而概念框架只是制定和理解会计准则的理论指南，是独立于会计准则的理论体系，并不具有强制性，实际上，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过程，也就是对有关的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并指明主流观点的过程。(3)以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基本理论，也会使基本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之间的重复、矛盾难以避免，这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已的具体会计准则中已经屡见不鲜；而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代基本会计准则，既可以摆脱当前《企业会计准则》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又能解除会计实务界无所适从的困惑。(4)从国际会计惯例上看，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是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独立于会计准则予以，这种成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探索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上，有的同志主张将《企业会计准则》修改完善，不搞另起“炉灶”。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不能否认，《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对于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加快传统会计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的步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时代背景上来分析，当年以基本会计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要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效果好。毕竟当时国人中懂西方会计的较少，能理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涵义的更是寥若晨星，而一场疾风暴雨式的会计改革又势在必行，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用基本准则的形式进行会计理论的说明，才能收到? 掳牍Ρ兜男ЧH欢敝两袢眨孀盼夜酶母锏牟欢仙罨坏峒苹肪撤⑸颂旆馗驳谋浠?0年会计改革风雨洗礼的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素质更是今非昔比，加之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大部分亟需修改，此时，废止《企业会计准则》，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的时机，应该说已十分成熟。
三、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设想
1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内容
借鉴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会计本质。会计本质是会计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首先予以明确。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之所以没有会计本质的论述
，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信息系统论”已得到会计界的普遍认可。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关于会计本质的认识，会计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无论是“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都未得到普遍认可。(2)会计基本假设。对于会计基本假设，西方往往在公告的背景资料中结合会计环境进行简单的提及，未进一步深入地加以阐述。但实际上，会计假设是基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而提出的，是会计核算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又包括基本假设和技术假设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中，基本假设对财务会计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必须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之中。(3)会计对象。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只对会计要素进行详细论述，对会计对象不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会计对象一直是我国会计界争论的热点话题，将其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原因在于：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报表设置哪些要素，设置多少个要素，这都必须限制在会计对象的范围内，受到会计对象的制约，如果只? 峄峒埔夭惶富峒贫韵螅椿峒贫韵蟛幻魅罚氐纳柚镁突崾タ凸鄣囊谰荩蚰岩员Vて浜侠硇浴?4)会计目标。对于会计目标，西方各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都立足“决策有用观”。事实上，无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都各有其存在的特定经济环境。“决策有用观”适宜于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环境；而“受托责任观”则适合于委托方和受托方可以明确辨认，资源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不是通过资本市场而是直接往来形成的经济环境。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达，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主要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国家作为委托方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是比较恰当的。(5)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通向会计目标的桥梁。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决定了我国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应是可靠性而并非是相关性。此外，关于会计要素的定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财务报告等问题，均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加以阐明。2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机构及名称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应由同一机构来制定及，这一点似乎已为我国会计界所普遍认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制定任务大多由民间团体来承担，但按照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现实条件，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则应由政府部门即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及。原因是：(1)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且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国家是我国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由政府部门来制定会计准则，则是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需要最为直接的手段。(2)在我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协调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在我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民间团体都不具备协调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能力。废止《企业会计准则》，而由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还要涉及到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名称表达问题。西方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称谓不尽相同，如美国称之为“财务会计概念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称之为“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考虑到既要为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又能体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关系，还要反映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本质，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会计准则的理论框架”或“会计理论框架”的名称来表达。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