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服务概述范文1
［关键词］“一站式”服务；行政服务中心；述评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7－0080－04
行政服务中心是我国地方政府在探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自2004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以来，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目前已基本形成覆盖各级地方政府的纵横交错的行政服务网络，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效载体。国内学界关于行政服务中心的研究思路，表现为由单纯的国外概念引介和研究视角模仿逐步转向本土现实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总结梳理近10年来国内研究的宏观逻辑和发展脉络，了解把握其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无疑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深化。
一、行政服务中心研究的兴起与理论渊源
行政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国外管制改革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催生的产物，其推广普及的理论动因则是“一站式”服务理论的萌生与发展。从本质上看，“一站式”服务理论既是对政府管制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又是对政府管制理论的扬弃和超越。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Hayek）、弗里德曼（Friedman）、布坎南（Buchanan）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开始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平衡问题，试图摆脱全能政府的惯性思维，主张应通过恢复“有限政府”以避免“政府失灵”。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共识的逐渐破裂和各国管制改革的陆续启动，反对政府干预的批判性研究渐趋理性，学术研究的主流转向放松政府管制、强化公共服务等更具建设性的议题。斯蒂格里兹（Stiglitz）从经济学角度对市场失灵进行的系统化分析，奠定了政府管制理论的研究基础。布雷耶尔（Breyer）、史普博（Spulber）、施蒂格勒（Stigler）等人围绕管制的范围领域、方法选择、政策措施等，相继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管制模式，分类管制、适度管制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80年代末期掀起的政府再造浪潮，又为政府管制改革注入了管理主义的价值内涵，顾客导向、无缝隙政府理念的提出以及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反映出人们追求善治的努力和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被大量引入到政府管理，“一站式”服务进入到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威玛（Wimmer）等人最早从一体化公共服务的角度对“一站式”服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一站式’服务是指为用户——所有的顾客提供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它允许公民、企业和其他机构能够拥有24小时的全方位公共服务，无论他们在家里，还是办公室或者是移动中”。［1］欧洲学者库彼克（Kubicek）和哈根（Hagen）在其合作完成的《欧洲一站式政府概述》一文中，通过全面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对欧洲各国“一站式”服务的国家战略、实施类型、服务渠道等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以“一站式”服务理论为操典，英国在政府机构改革中率先建立“一站式商店”的做法，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和模板，行政服务中心这种新型政府服务机构很快在各国普及开来。国外学界有关行政服务中心的研究，基本都纳入到“一站式”服务或“一站式”政府的研究范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一站式”服务理论体系的逐步确立，既与政府现代化的潮流交织在一起，也为相关后续研究搭建起一个开放式的逻辑框架。随着信息技术的全球化普及和纵深化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少提‘一站式’政府服务机构的概念，而大力提倡‘电子政府’的概念越来越多”，［2］国外学界对“一站式”服务的研究重点也顺势由“物理一站式”转向“虚拟一站式”，电子政务、“一站式”政府门户网站、电子治理等日益成为“一站式”服务研究的主题。
二、行政服务中心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家政服务概述范文2
关键词 儿童福利时代 制度框架 国家责任 社会福利共识 积极性儿童福利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45-10
一、中国儿童福利时代与儿童福利概念战略地位
2010年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儿童福利元年与家庭福利元年，标志中国总体社会福利、儿童福利、家庭福利时代来临，社会福利、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①中国社会福利时代战略目标是努力构建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福利化和谐社会，实质是构建中国“民生福利型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②与此同时，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儿童福利制度都是总体性社会福利制度框架战略重点与核心。在中国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时代早期阶段，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与福利服务体系建设应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儿童福利概念的界定。“儿童福利”概念是儿童福利事业、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与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概念。核心概念的内涵外延、界定取向、社会理解、学术研究、理论建构、社会认知和社会建构，是概念史、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政策研究和国家行动议程的核心内容和思想、理论前提。[英]梅尔文·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张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意味着核心概念的社会理解和界定取向反映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社会态度和认知状况，反映国家决策者、社会公众和社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专业化水平和达成“社会共识”的程度，反映制度框架设计与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阶段、定性定位、结构功能与制度质量状况，反映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政策研究、服务体系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行动研究水平。2011年8月，国务院妇儿工委正式公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是典型例证，《纲要》首次增加“儿童福利”专章，“儿童福利”成为“儿童发展”概念框架重要部分。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2011年7月30日，http：///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19：7200.htm，2011年8月8日。显而易见，这里“儿童福利”是小概念，“儿童发展”是大概念，二者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然而，综观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法律，极少国家将“儿童发展”作为国家发展规划的大概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国家通常将“儿童福利”作为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大概念，Fredericksen， H. & Mulligan， R. A.， The Child and His Welfare，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72.且已形成“国际惯例和国际通则”，凸现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框架与服务体系建设的初始阶段。《中国儿童发展纲要》案例说明，儿童福利一类核心概念的社会理解与社会界定绝不是简单和单纯的概念界定，而是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政策意义和制度化建设意义，直接影响制度框架设计与服务体系建设状况，直接影响国家责任承担和政府结构功能角色，直接影响国家行动议程与公众社会选择状况，直接影响亿万儿童和千家万户社会生活状况。简言之，中国儿童福利元年和儿童福利时代最重要、最基础和最紧迫议题是理解儿童福利。
家政服务概述范文3
摘要: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事务和学术研究中频繁使用的“中介组织”概念名实不符问题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论证。通过论述什么是与不是中介组织,作者指出:目前流行之中介组织概念涵盖下的实体,如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工程、技术、管理、财务、会计、律师、咨询公司及其行业协会应正名为专业服务组织和专业组织,并进而论述了正名的理由和原因。在此基础上,作者提请注意该类课题研究经费的合理配置,并指出:至少4个领域—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工业经济学、专业社会学—中存在之相应概念、原理、理论、方法、技术可用来分析和解决诸如这些组织的运作、行业的规范、政府对它们的规制等问题,而那些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或进而发展理论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研究。
自我国从70年代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的讲话中还是在各种红头文件中,甚至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工商管理等领域学术文章中,我们能频繁地听到或看到“社会中介组织”或“中介组织”这类词语①[1-2],并较为一致地将新出现之一大批提供社会化专业服务的组织,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各类咨询公司、工程、技术、管理服务公司、证券商,以及各种行业协会等囊括进“中介组织”的范畴。“中介组织”还成为一个研究领域,有关课题已经或正在得到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内的各种研究基金的资助并出现了一系列相关书籍和文章②[3-6]。笔者十分拥护对目前流行之中介组织概念涵盖下相关组织的关注和研究,该类组织在市场经济乃至服务经济或称知识P信息经济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因此对它们的关注和研究———正如大家现在正在做的———是完全应该的。然而,笔者认为,该概念目前约定俗成之内涵与其名称之间是相悖的。一个在公共事务中频繁应用的概念应该既严格又与国际接轨(应对中国已经入世之现实),至少应做到名实相符。而一个在科学领域使用的概念则具有更高的学理准确性要求,否则据此派生出的其他概念和演绎、归纳出的原理、理论、方法和技术极可能带有与生俱来的谬误。正是鉴于以上理由,笔者拟在本文中对目前流行之中介组织概念名实一致问题提出责疑并进行论证,以期纠正一个认识上的误解和还那些被中介组织名义涵盖之组织以本来面目。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以组织理论中复杂的组织分类学说③[7]作为论述的出发点,那样会耗费太多的笔墨,而是在一般常识范围内来讨论组织与中介组织的问题。
1什么是中介活动和中介组织?
主要履行中介活动的组织是提供介组织。因此,要明确什么是中介组织首先应理解中介活动。从一般意义上讲,中介活动系指中介人(自然人或法人)居间帮助甲、乙双方达成某项协议P契约P合同的活动,在中介过程中,牵涉到中介人与委托方(甲、乙方或双方)签约、和传递信息、寻找委托方合作者、协调甲、乙方签约、帮助完成签约和追索并获得报酬等活动。中介活动的要件是“居间”,中介人的任务是为委托方找到合作者,他P她P它扮演了传递信息和临时协调人的角色,而不是甲、乙任何一方渴望之实质性合作伙伴角色或买者和卖者角色。中介人也可称为“中间人”(middleman)或经纪人(broker),这一职业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古已有之,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发育壮大。由中间人或经纪人组成之主要(因为任何组织都可能不只履行某一单一活动)履行中介活动的组织则可称为中介组织。
2什么不是中介活动和中介组织?
笔者认为只有上述分析中的中介概念能给中介活动或中介组织带来与其他活动和组织具有显著区分的实质性分类意义。人们有时将某一产品或服务从原材料到成品过程中起中继流通环节作用的公司称为中介(intermediary)组织。例如,铁钉需经过矿石冶炼、切制锻造和加工成型的工艺过程才转化为成品。在1865年钢材工业尚未经卡内基整合前的美国,一些公司拥有把矿石熔为生铁的熔炉;另外一些公司拥有旋转粉碎机和将生铁加工成铁棍或铁板的锻造设备;还有一些公司则把铁棍或铁板加工成铁轨、铁片、铁钉、铁丝或其他东西,在这些独立公司之间,所谓的“中介组织”购买一家的产品,再卖给另一家生产商,并从中获利[8]。显然,这里的中介组织进行了实质性的商业购销本提供活动而非经纪或中介活动,对应于购买之产品的厂商他们是分销商,对应于销售与产品的厂商他们是供应商,而在政府或学者眼里他们与在商业流通领域里买卖其他商品的厂家毫无二致。
在另一种情况下,人们有时将某一产品或服务从成品出厂到到达最终用户手中这一过程中起中继流通环节作用的公司称为中介组织,包括商业商、经销商、批发商、零售商等。而这些所谓的中介组织履行着纯粹的商业购销行为。显然,将所有商业流通领域的公司包括一部分自营销售业务的生产厂商界定为中介组织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学理上都是荒谬的。
另一条思路将那些在国家与公众或国家与企业间起桥梁、纽带、媒介作用的组织称为社会中介组织。这一思路发端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原来的计划经济(确切地讲应该为命令经济)框架下,权力高度集中,经济中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国家几乎包揽了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而个人则被国家的化身“单位”所捆绑和束缚。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实施市场经济制度以来,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经济中各种所有制并存使得社会中出现了无数国家权力不能直达的经济实体;权力下放和政企分家使得即使公共部门中的企业也获得了较大或一定的独立行事权和决策权;市场化促使企业要为自己的生存和命运负责、从而个人与单位的依附关系转化为雇佣和被雇佣关系;总之,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健康弱化,在国家与公众或国家与企业间出现了一片缓冲地带。同时,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实际需要和政策的鼓励和许可刺激了专业服务行业(professionalservicesindustry)的出现、成长和发育。各级各类咨询服务组织、工程、技术、管理服务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提供智力服务产品的公司、实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或脱胎于原政府序列组织,或新建,并迅速进入社会化过程。在发达市场经济中,商务公司(businessfirm)既包括提供有形产品的组织,也包括提供无形服务商品的组织,而上述这些被视为服务行业(serviceindustry)中某一类提供智力密集型服务商品的公司则由于它们在中国最近50年中出现较晚、替代了部分原国家职能,并似乎出现在前述那片缓冲地带而被众口一词地定性为中介组织或社会中介组织。
用笔者在本文第一节中界定的中介活动和中介组织的概念来比照专业服务组织,固然,这些组织极有可能进行一些真正的中介活动,但是它们的主要活动并不存在居间要素,而是在与它们的客户(组织或个人)进行实质性的(服务)商品购销、且是零购零销活动。若是一定要说它们具有居间要素,那是指它们取代了部分原不该属于国家的职能而在国家与公众P企业间起了桥梁作用,照此类推,当今的中国企业也有类似的居间要素而在国家与公众间起了桥梁作用,岂非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应称为中介组织?而那些真正在起桥梁作用的组织,如传媒、派、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等岂非都应统统称为中介组织?
还有一种类似的观点将中介组织划分成公证性中介机构(指资产和资信评估公司)和性中介机构(指律师事务所、会计、审计事务所等)两类,并认为这些中介机构具有“公共政策裁判”功能[9]。且不论这样的分类并没有涵盖现时中介组织概念指认之全体,假如同意“服务贸易”(如WTO规章规制的那样)也是一种商品购销行为,则这儿的所谓中介机构的业务与提供有形商品公司所进行的活动本质上是一致的,且它们并不专司“公共政策裁判”功能。不能因为公共政策(法律和法规)规定专业服务组织在市场经济某些领域中可以发挥某些作用(如企业的年审、公司上市前的资产评估等)而将此视为裁判功能。④公共政策的裁判功能理论上属于全体公民,当然也属于所有社会组织(大家都可以提出意见),然而,实际履行中却被赋予代表了全体公民的国家立法(决定法律的出台,法律、法规的执行监督、评估和修改、废除等)、执法(决定法规的出台,法律、法规的执行,行政监督,法规的执行评估和修改、废除等)和司法(司法监督,违法审判、制裁等)部门而不属于专业服务组织。这里的道理正如不能因为法律规定餐馆经营场所必须建有合规的男女洗手间而将洗手间建设单位视为具有“公共政策裁判”功能、并进而成为中介机构一样。而同类型专业服务公司(如会计公司)的行业协会倒确实具有专业自律之自我裁判功能,但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说法也不将它们看成中介组织,而是称为专业组织(professionalorgani2zation)。
3为什么是专业服务组织?
从工业P行业经济学(industrialeconomics)角度看,服务工业P行业不仅包括餐饮、旅馆、娱乐、旅游等传统领域,以及诸如清洁、保姆、搬家、经纪、复印、商品售后服务等现代社会新兴领域,还包括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专业服务(professionalservices)领域(当然,也有人将服务经济P工业中这一专门领域另列为知识经济P工业)。而要理解什么是专业(profession)和专业服务则需从专业社会学(thesociologyoftheprofessions)领域寻找答案[10-11]。简言之,专业社会学将人类社会中365行(当然不止)职业划分成一般职业和专业性职业两类,专业即专业性职业的简称。专业是那一类知识含量极高的特殊职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和教师等),专业社会学专注于研究专业在社会整体中的作用、它们与其他社会单位(如客户、公众、大学和国家等)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自己作为社会有机体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专业、专业服务、专业人员(professionals)、专业组织(professionalorganizations)、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等词语是该领域典型概念和术语。
从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专业性职业的运作方式不断经历着结构性重组,这方面工程(师)专业的变迁最为典型。在较早阶段,工程师由建设商(builder)雇佣为内部(in-house)设计人员(design2er);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与工程师类别的扩展,他们成为公共和私人部门业主(owner)聘用的内部设计、技术、工艺人员;最后,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促使工程师们不再满足服务于固定和单一雇主,大量工程师从履行有限且较为固定任务之雇主的象牙塔内搬迁到社会上,开始了工程技术服务全面社会化过程。工程师们组建各种综合、多项或专项工程服务法律实体,宣传和推销他们的服务产品,为众多社会客户提供各种各样、一定时间段内的合同服务,这样,工程技术专业服务组织诞生,众多的工程技术专业服务组织集合在一起又从而构成工程技术分支专业服务行业。其他专业性职业(如律师、会计师、医师和顾问等)的运作方式经历着与工程专业类似的变迁而分别出现相应的专业服务组织和分支行业。所有专业服务分支行业的集合则从总体上构成专业服务行业。专业服务组织和行业在服务经济和知识P信息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
4结语
以上对国内现阶段约定俗成之中介组织概念与内涵相悖问题进行了分析,还这些所谓的中介组织以专业服务组织或专业组织(指协会)之本来面目。这样做的目的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澄清以便与国际上对该类组织约定俗成之称呼接轨外,尚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和意义。勿庸置疑,在我国当前实施的市场经济中,专业服务组织、行业及其行业协会的作用是重大的,因此相应的研究是必需的。然而,研究的出发点至少必须设定在对概念的正确界定与前人(中国和外国)已有成果基础之上,更应避免将研究经费投向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在学术界,可能我们有一种驼鸟式的不管不顾、生造术语、建立宏大体系以自我陶醉的癖好,然而,真正的学问必须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明确了本文提及组织系专业服务组织P专业组织及其行业为专业服务行业后,至少有4个领域。
———工商管理(business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publicadministration)、工业经济学(industrialeco2nomics)、专业社会学(thesociologyoftheprofes2sions)———中存在之相应概念、原理、理论、方法、技术可用来(或加以改造后用来)分析和解决诸如这些组织的运作、行业的规范、政府对它们的规制等问题,而那些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或进而发展理论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研究。
家政服务概述范文4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体育公共服务；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3-0034-07
Tracing and rethinking of the concept of sport public service in China
LIU Liang
（Graduate Department，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collat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sport public service”,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and time background of concept expression form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logical origin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 is to focus on the public’s sport needs and to be oriented by sport public interests, its value orientation is to realize fairness and justice, its intrinsic objective is to realize 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author compared academically controversial terms, considered that the use of “sport public service” is more suitable than the use of “public sport service”, and redefined the concept of “sport public service” based on sport public interest needs and value choices. Based on differential, homogenous and compensative sport public interests, the author divided sport public service into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type service, spiritual satisfaction type service as well as right and ethic type service, and thought that sport public service supply should realize diversification based on the government as the main body.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sport public service；China
“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1]。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是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判断、推理与论证的基础。同时，思维要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辩证运动，概念必须是辩证的，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2]。因此，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对“体育公共服务”进行科学的定义，把握与厘清“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内涵，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且对体育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寻源与发展
1.1“体育公共服务”的理论溯源
从概念位阶维度看，“体育公共服务”的上位概念是“公共服务”，而对“公共服务”的理解与认知，目前理论界尚存争议。根据国际上通行的看法，公共服务一般是指依托社会公共设施或公共部门、公共资源的服务，其对象是有着公共需求或者共同偏好的消费者群体。而分析“公共服务”的发展路径，可循着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管理学理论展开。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同时也是“公共服务”的理论支撑。萨缪尔森将公共产品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并指出公共产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3个特征[3]。在此基础上，又有学者提出准公共产品(M.布坎南)与俱乐部产品。而公共管理学理论则从政府职能与管理模式上建构“公共服务”的理论与价值体系。公共管理学围绕“公共部门如何实现和服务于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怎样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2大问题展开，力图从公共利益与公共权力层面来解析公共服务。
依据公共服务的主要性质和基本功能，有学者将公共服务分为维护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性公共服务[4]。根据联合国政府职能分类体系，政府公共服务包括普通公共服务与公共安全、社会服务、经济服务等。由此可见，“体育公共服务”应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下位概念，是附加“体育”特征的“社会公共服务”，而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管理理论是其理论的来源。
1.2“体育公共服务”的政策溯源
从时间发展维度看，“体育公共服务”有其自身的历史演生逻辑，它是伴随着我国体育发展战略调整、体育发展理念转变与体育政策转向而产生与发展的。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多次的体育发展战略重点的调整，而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体育发展理念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华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提出了“体育一定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随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的提出，“竞技体育适度超前发展战略”的形成以及“两个战略协调发展”方针的出台，无不体现了重视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服务思想。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坚持体育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200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国家把体育工作重心转移到关注公民的身体健康上来。《体育法》则明确地规定了体育方针：“国家坚持体育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促进以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为主要内容的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而《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则从“三纳入”上对政府履行体育公共服务职责做出进一步要求，让“公民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首次在国家法规中得以明确表述。
不难看出，我国的体育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政策调整，但蕴含在其中的“体育公共服务”理念成为贯穿这一历史过程的轴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清晰。
1.3“体育公共服务”的社会背景
廊清“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还应从社会背景入手。体育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总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发挥着特定的作用，并受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影响。“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提出，是我国体育自身发展实践中的一种“自适应”过程，是人们对体育的客观认识不断加深的反映，是体育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之中，这是一场深远、全面的社会变革，必然对体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伴随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政治、社会层面的持续变革为主线，社会发展模式与价值取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也包含了体育的发展。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4位，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2 360美元，人们的生活质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对体育的需求也呈现出越来越高、越多元化的趋势。面对新形势，我国《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采取直接提供、委托提供或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向公众提供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而国务院颁发的《全民健身条例》则是从法规层面上对公民的体育健身权益加以保障。
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党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将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上日程。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则强调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5]从过去人们耳熟能详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当前提出的4个“更加注重”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转身，预示着社会发展主流价值取向的转型。因此，“体育公共服务”的提出，其本身就是体育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响应，是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与价值取向下的重新定位。
1.4“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追溯“体育公共服务”的提法，查到的最早文献是出现在2002年10月[6]。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之一。在这种公共服务核心价值理念的推动下，拉开了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序幕，体育行政改革也不例外。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同志在《财富》全球论坛进行的主题演讲以及200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7]。但此时的“体育公共服务”尚是一个未被明晰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体育公共服务”开始为学术界所关注。随着北京2008奥运会的召开，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对重塑体育发展模式的呼声开始升高，而“体育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新的体育发展理念，倍受学者与社会的推崇，其研究成果也开始大量涌现。2008年9月，国家主席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要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服务”。
“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至此有了雏形，但其概念并非到此为止，因为“概念总是随着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8]。诚如哲学家所言，“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是在一系列概念的形成中，在概念的不断更替和运动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无数转化中实现的。”不难预见，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
2“体育公共服务”与“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的对比与分析
通过对体育公共服务研究文献的分析，学术界使用了2个术语：“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公共服务”，且有将2个术语混淆的倾向。赞成“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的学者认为，其应与教科文卫领域的术语同步：公共+公共事业名称+服务的形式[9]，同时也指出体育公共服务和城市公共服务、社区公共服务、农村公共服务等相似，而体育与诸如城市、社区、村等不属于同一类性质的概念。而使用“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学者却指出，从词性与构词结构上看，“体育公共服务”的表意更准确，而“公共体育服务”在使用中若不加特别说明就会出现歧义[10]。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概念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熟知，作为一个上位概念其词语结构是不能随意改动的，而作为下位概念，只能采用表明差异性的词语再加上位概念的方法。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当前2个概念有时被不加区分地使用的现状下，如果不及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势必对后期相关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造成困难。
从内涵上看，无论是“体育公共服务”，还是“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均是“服务”，而修饰语“公共”是核心，其实质是反映了体育需求与供给过程中的一种价值取向与利益选择。可见，“公共”应是此概念固有的和基本的特征。而公共性与私人性、公共需求与私人需求、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是相互对立的概念。因此，界定与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对比体育的“私人性”来理解。所谓体育的“私人性”，是体育现象仅与某个人或组织有关的，其影响范围也仅局限于某个人或组织。从需求角度来看，某个人或组织对体育的个性化期望即成为“体育私人需求”，满足这种个性需求的体育服务也就是“体育私人服务”。与之相对应，也就衍生出“体育公共需求”与“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沿着上述思路向下分析，“体育公共服务”与“公共体育服务”均是“公共服务”的下位概念，从汉语言的常规来讲，“限定词+上位概念”是构成下位概念的基本结构，显然，“体育公共服务”更符合常理。同时，从“公共体育服务”概念所包含的“公共体育”词组来看，其对立概念应是“私人体育”。“公共体育”与“私人体育”显然并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对立关系；相比之下，从“体育公共服务”包含的 “公共服务”词组所推理出的“私人服务”，两者之间比较符合逻辑对立关系。
从官方用语看，“体育公共服务”也已经被认可。2008年9月，国家主席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体育事业发展要“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服务”。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在2008年国家体育局长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发展体育事业、提供基本体育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在2009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要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于 2010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再次强调要“强化政府的体育公共服务职能”。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加强体育公共服务”。可见，“体育公共服务”在官方文件及正式场合频繁出现与使用。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倾向使用“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形式。
3“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评价与再认识
综观相关研究文献，无论是“公共体育服务”，还是“体育公共服务”，其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界定主要基于以下视角。
1)物品解释法：根据萨缪尔林的公共物品理论，从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出发，认为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并以此来界定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如樊炳有[11]指出，体育公共服务就是提供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总称；刘艳丽等[12]认为，体育公共服务是指满足社会共同需求，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服务。
2)利益解释法：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根据是对公共利益的判断，公共利益才是判定公共服务的内在依据，物品只有与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相联，才能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如肖林鹏等[13]认为，公共体育服务是公共组织为满足公共体育需要而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王景波[14]认为，所谓体育公共服务即满足公共需求的行为，是为公共利益提供的基本的和广泛的服务。
3)主体解释法：按照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要承担起满足公共利益的责任，且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供给者。简言之，政府通过公共财政生产公共产品，但其提供主体却是多元的。如李万来[15]指出，公共体育服务是指公共体育组织和公共体育服务人员，为社会公众的体育活动所提供的体育产品和体育劳务；范冬云[10]认为，体育公共服务是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等供给主体为满足社会成员体育需要而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过程。
4)职能解释法：有人认为，体育公共服务就是政府从事的体育公共性活动，是政府的职能之一。这是一种缺乏学理思辨的解释，将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理解囿于狭义的公共服务概念之中。
在上述观点中，笔者比较倾向的是利益解释法。但利益解释法最终的定义仍然没有摆脱“公共物品排他性假设”的限制。同时，关于利益解释法，对何谓“体育公共利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体育公共服务”产生于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其概念除反映事物与实践的本质外，还应传递出新的价值取向与特定历史阶段的利益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概念无疑尚存缺憾。
从推进政府改革角度来看，这一定义成立的一个前提是，政府愿意且有能力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政府是服务型的而不是统治型的；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应是为公众提供优质、差异化，但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保证公众的体育权益。为此，根据本文研究及实践发展的需要，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界定如下：为实现和维护社会公众或社会共同体的体育公共利益，保障其体育权益的目标实现，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依据法定职责，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方式与途径，以不同形态的体育公共物品为载体，所实施的公共行为的总称。
概念要件包括9个方面：第1，服务主体是多元的，以政府为核心的所有公共组织；第2，服务客体是社会公众或社会共同体；第3，外在依据是以体育公共利益为导向；第4，最终目的是保障公众的体育权利；第5，服务方式与途径具有多样性；第6，内在要求实现社会公平；第7，根本原则是依法服务；第8，其实质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第9，根本价值趋向是为民众提供优质、差异化，但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
4“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剖析
4.1“体育公共服务”的逻辑起点
诚如对公共服务型政府所要求的那样――“能不管的，尽量少管”、“不该管的，坚决退出”、“应该管的，必须管好”――服务型政府的真谛就在这种由“统治”向“善治”转变的价值向度。传统体育管理模式下形成的政府“错位”、“越位”、“缺位”以及所引起的价值失范，究其根本原因，是由忽视公众根本体育利益所引起。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未必就是好政府。漠视公众利益与需求，提供的所谓“服务”或许根本就不是公众所需求的。因此，以公众的体育利益为导向，重视公众的体育需求，是“体育公共服务”的逻辑起点。
4.2“体育公共服务”的理念与价值
体育发展依靠人民，体育发展为了人民。如何保证全体人民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无疑是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面临的新选择与新难题。发展难题的解决可以用改革的办法不断探索，而发展方向的选择、发展理念的定位与发展模式的转变，却需要高瞻远瞩的判断。2008年9月，总书记提出：“要继续发展群众体育事业……，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服务。”并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提出了“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目标[16]。2010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大力发展公共体育事业”，并以“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的观点阐释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深刻意义[17]。2011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显而易见，大力发展公共体育事业，实现体育的均衡发展，确保人民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成为体育公共服务的核心理念与价值选择。
4.3“体育公共服务”的内容与形式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基本需求划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交往)、当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尊)、自我价值实现需求(成就)。前2层次可以归为人的本能需求，反映了人的自然属性；后3层次可以归为人的精神需求，反映了人的社会属性。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人们有追求身心和谐与适应社会生存的原始需要，体育以其独特的强身、健心功能，将人们这一需要变为现实。因此，体育的塑身、健心与娱乐功能与人的自然属性里所蕴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相吻合。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人有着自我实现需要与自我满足的需要，有实现自我价值与尊严荣誉的需要，有成就感、自豪感与自信心的需要，而体育中更高、更快、更强的进取精神，公平、公正、公开的价值理念，顽强拼搏、进取向上的意志，都是迎合人的这种社会属性的良好载体。
从人的以上需要出发，首先，必然会存在或衍生出社会成员对体育的共同利益诉求，达成对体育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会让人们愿意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由一个专门的公共机构来代表自己保护或满足这种公共利益。这是一种同质性的体育公共利益，是公众对个体利益的叠加放大。如人们对竞技体育为国争光、创造辉煌的共同期望。其次，由于各具差异的个体为了更好适应社会以及提高生命、生活质量，也必然会存在着对体育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利益需求，这些独具个性的差异性需求在一定范围内却也呈现出共性特征。如人们对体育健身的需求。
除却上述2个层面，由于受经济、政治、地域、禀赋等影响，人们在生活中获取的体育利益份额是不同的，有时甚至会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因此，这就不得不从以下层面做出另一种考虑：体育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从社会伦理价值出发，为了实现公平正义，保障全体公民的体育权益，需要让渡出一部分体育利益来弥补特定的人群，以保持公众的体育得益的相对均衡。
基于以上考虑，从差异性、同质性与补偿性3种体育公共利益出发，将体育公共服务分为生存发展型服务、精神满足型服务以及权益伦理型的服务(见图1)。
4.4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与途径
中共中央关于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此明确提出“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标志着我们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思路进一步清晰，认识到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政府供给体育公共服务是“天然”的，具有不可替代的责任和不可推卸的义务[18]。但由于政府自身能力所限与体育公共产品作为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已被理论与实践所证明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可以分离的事实，我国体育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生产者也需要适当分离，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对此，我国《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已做出明确说明，指出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采取直接提供、委托提供或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向公众提供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同时，这一提法也表明，关于体育公共服务的新的共识已经形成，即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通过完善财政体制、提供财政保障，来安排与公民的基本体育权利有关的公共服务项目。
5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概念辨析
5.1体育公共服务与“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相对“管制型政府”而言的，是新时期公共行政环境下的一种必然价值选择。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的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质量，重新赢得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七届五中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将成为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价值定位上，构建服务型政府，就是要以社会公正作为公共服务活动的目标归宿和服务质量评判标准；在运行逻辑上，公共服务提供的内容应当基本依据多数公民的需要。
不言自明，体育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必然要依靠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前者作为后者实践和改革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后者在具体的服务提供过程中不断寻求行政理念、行政模式的创新。
5.2体育公共服务与“新公共服务”
美国学者登哈特夫妇[19]的《新公共服务》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行政学专著，其宽广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理论创新在学界和政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一度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7条崭新的理念：(1)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2)追求公共利益；(3)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4)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5)承认责任不简单；(6)服务，而不是掌舵；(7)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恰逢“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兴起，一时成为众学者追崇的对象，但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的见解。抛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是一个全新的公共行政替代范式的争议暂且不论，单纯站在“分析”的角度来审视这种源于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的体育行政特点，不断促进我国的体育公共服务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开创性的探索。
5.3体育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学者们称之为“新公共管理”，其核心特征是更加关心公共服务效率、效果和质量的结果。“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实践内容包括：(1)决策(掌舵)与执行(划桨)职能分开；(2)衡量业绩；(3)产出控制；(4)把公众视为“顾客”，公共服务坚持“顾客导向”；(5)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6)打破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垄断，引入竞争机制；(7)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20]。这场再造政府的改革运动赋予了“新公共管理”模式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性。当然，人们对其改革取向及模式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改革的总方向以及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等方面也提出了种种批评。但无可厚非的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的体育职能进行转变，形成体育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做到以顾客为导向，提供回应性的体育公共服务，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已是我国必需启动的一个系统工程。
5.4体育公共服务与体育公共产品
从当前体育公共服务的研究来看，大都根据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理论，认为《奥运争光计划》竞技体育由于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与使用的非排他性”应属于纯公共物品；而《全民健身计划》中大部分全民健身服务由于仅具有以上2个特征之一或弱化的2个特征而属于准公共产品。以上2种分类，是当前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但在现实中，部分体育健身服务(如某些体育健身设施、特殊领域、人群的体育服务)，却不直观地具备以上2个特征中任何一个，更别说2个同时具备了，但都是由政府提供，而且在《全民健身条例》以及有关政策中大力提倡的。基于“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理论对此并不能做合乎逻辑的解释。对某些公共体育设施一旦明确并承认是私人物品，它们就失去了由政府提供的理论基石。而此点，是与我国当前的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这不仅不利于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而且对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明晰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应该寻找一种全新的角度与思路。
5.5体育公共服务与体育公共利益
按本文对“体育公共服务”的定义，体育公共服务就是维护体育公共利益。其实如前文所言，“利益解释法”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如何不对“体育公共利益”的内涵进行正本清源的界定，势必影响到“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理论的把握。
我国学术界有关公共利益的理解至少存在如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公共利益是排斥商业利益的利益；二是认为公共利益就是一种公共需求；三是认为公共利益就是一种整体利益；四是认为公共利益就是一种价值；五是认为公共利益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六是认为公共利益是一种集团、社群或共同体利益。从以上观点出发，可以概括出体育公共利益的核心问题：体育公共利益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或者说更多地体现在价值层面还是物质层面？体育公共利益是一种个人需求的产物，还是公众需求的产物，抑或共同体需求的产物？体育公共利益是独享的还是共同分享的？循着以上问题，可以得出体育公共利益的概念，那就是和公众密切相关的，并为公众共同享用的，能够满足公众要求的一定性质的体育需要的价值性表达。
体育发展依靠人民，体育发展为了人民。我国体育将遵循什么发展理念与价值，采取何种发展模式，如何保证全体人民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怎样实现体育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是我国体育事业面临的新选择与新难题。而“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提出，将人民的体育公共利益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将政府体育职能转换推向了体育事业改革的最前沿，更将体育发展新理念融入体育实践的过程中。不难预见，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的完善必将引领我国体育强国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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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概述范文5
关键词:体育公共服务;公共体育服务;主体
1．引言
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是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发展的必经阶段，其发展程度的好坏也是判断一个国家体育发展的真正水平，近年来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有些问题，特别是关于其本身概念的界定需要我们进行重新的认识。
2．“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追溯
在体育公共服务的基本理论概念的探讨中，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应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1］。从这个最本质的层面上来说，概念是对一个事物的高度概括，是对事物属性的最本质的反应。同时，思维要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辩证运动，概念必须是辩证的，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2］。“体育公共服务”的提法，查到的最早文献是出现在2002年10月［3］。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之一。在这种公共服务核心价值理念的推动下，拉开了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序幕，体育行政改革也不例外。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同志在《财富》全球论坛进行的主题演讲以及200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4］。但此时的“体育公共服务”尚是一个未被明晰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体育公共服务”开始为学术界所关注。2008年9月，国家主席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要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服务”。“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至此有了雏形，但其概念并非到此为止，因为“概念总是随着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5］。但是随着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认识不断的加深，对公共服务的本身也有了自己的见解，在实践中有了新的认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对体育领域公共服务的概念的辨析，“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
3．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
体育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概念之间存有属种关系。明确了“公共服务”的内涵，“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也就显而易见了。3．1公共服务的几种观点公共服务概念在公共管理学和公共经济学中也是有着广泛的讨论，但一直以来也是未能形成共识，但对它的借鉴，可以对准确地把握公共服务概念提供有益的参考，以下就是比较为人们所接受的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同时也是“公共服务”的理论支撑。该观点依据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从消费角度对公共产品的经典表述，即“集体消费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不能减少任何他人也对于该产品的消费”［6］。萨缪尔森的观点整个是从物品与消费的角度来说的，但不是商品与消费，这种物品是大家可以共享的，而且是在均等的条件下，一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到他人对此物品的消费，但是从现阶段的社会发发展力来看，要实现萨缪尔森所提出的观点，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基于以上提出的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两个特征，他们把公共产品定义为，“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有效配置的产品”［7］，认为“公共服务不是商品，也绝不可以成为商品，因此也没有必要通过市场渠道来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8］，用相同的视角来看公共服务，亦是如此，“所谓公共服务，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不宜由市场提供的所有公共产品，如国防、教育、法律等，狭义上一般是指由政府直接出资兴建或直接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如城市公用基础设施、道路、电讯、邮政等”［9］。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具有相同的含义。但是，公共产品不一定都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这种观点依据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认为，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公共产品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少，因此，他不是从消费，而是从供给的角度对公共产品进行了定义。在此基础上，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对公共产品概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提出了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中间的第三种类型，可以称为非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从而弥补了萨缪尔森两极模型的中间部分，丰富了公共产品理论。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共产品不等于公共服务。这种观点是马摩洛提出的，他认为“所谓‘公共’和‘私人’只是指不同的供给方式，而与产品本身无关。这种将“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相分离的观点摆脱了以物品作为标准来决定产品服务性质的公共服务理论，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市场来分配公共产品成为了可能。综观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三种不同的观点之间具有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为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理论做出了贡献。最后，我们认为将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相区别的观点较为合理，目前我们正在探索的也正是这种形式的体育公共服务。理由如下:第一，公共产品的表现形式是客观化的物品，是静态的:公共服务的表现形式是人的活动，是动态的。第二，从逻辑学的视角来看，公共产品是一个实体概念，它可以脱离其他关系而独立存在，如衣物、饮料、桌椅、书、技术等。第三，这种观点可以从理论上说明公共服务实践中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以及私人产品的现实存在。
4．体育公共服务和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的比较分析
当前，学术界普遍使用的两个术语是公共体育服务和体育公共服务。针对体育公共服务，刘艳丽、苗大培认为它是指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物品的体育服务［10］。也有学者认为它是由公共部门共同提供的，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体育需求为目的，着眼于提供市民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11］。由此，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界定是出于产品属性视角。针对公共体育服务，闽健等在《公共体育管理概论》一书中认为它是指公共体育组织和人员为社会公众体育活动所提供的体育产品与劳务。肖林鹏等认为公共体育服务是公共组织为满足公共体育需要而提供的公共物品［12］。认为“公共体育服务”这一术语的学者认为，这与我国的科教文卫领域部门的术语要保持一致，都是以:公共+公共事业名称+服务形式，的形式来命名的，也就是“公共体育服务”，就像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等等，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体育公共服务”更加的合适，从词性和表达意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提法更加的准确，人家能够更加准确的表达出其意义。沿着这个思路来分析，“体育公共服务”与“公共体育服务”均是“公共服务”的下位概念，从汉语言的表达习惯来看，“限定词+上位概念”是构成下位概念的基本结构，从这个方面来看，“体育公共服务”的用法相对来说，也是更加的合适。
5．结论与建议
“体育公共服务”和“公共体育服务”两个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体育公共服务这一概念的提法更加的合理，指出了“体育公共服务”的立足点应该是大众对体育需求，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公共服务的利益为导向，兼顾公平，最终实现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分析比较，认为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应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基础上实现供给途径的多元化。
作者:张瑞国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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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概述范文6
「摘要 第三部门的兴起，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行政法的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以及行政诉讼等都会产生影响，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理论重构。但是，作为术语，“第三部门”引入行政法结构之中似乎没有必要，我们更应当关心的是其在公法上的作用、影响以及相应的规制问题。 「关键词 第三部门 行政法 意义 理论重构 一、引言 美国学者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用大量的数字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正处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并且预言“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 发生在其本国乃至世界的这一现象，也不约而同地引起了很多国家的行政法学者的关注。比如，英国学者克莱格（P. P. Craig）所说的quangos现象（“准非政府组织”的英文缩写，quasi-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日本学者关注到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团体）”，以及与英国的quangos有点类似、但又不完全是的特殊法人制度，和处于其边缘的认可法人、指定法人与特殊行政法人现象； 德国学者所谈的间接国家行政与公法人制度，等等。 同样的，第三部门在我国也得到蓬勃的发展。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71150个（按性质分，其中专业性社团50328个、行业性社团53004个、学术性社团39640个、联合性社团23961个），民办非企业组织147637个，基金会975个。 在体制之外，还有更多的没有登记注册的、半公开的、临时性的社会组织广泛存在。可以说，近年来在我国，很少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像第三部门（也称“第三域”，third sector）那样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共同眷顾与青睐，给予了深切的理论关怀。 相对而言，第三部门这个概念对于我国行政法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讨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中的组织形态划分也非常中国化，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等；也习惯了另外一种也同样得到官方认可的说法，即“民间组织”，包含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当第三部门这个新生事物向我们迎面走来，我们也满心欢喜地想要张开双臂热烈拥抱它时，我们还不得不停下脚步、冷静思考：到底要不要在行政法上引入第三部门的概念？我们现有理论是否已够健全而使得所谓的引入显得多余？引入这个概念或者进一步深入观察这种现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 二、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引入到行政法之中？ 据我所知，现有的行政法教科书中都几乎没有提及“第三部门”的概念。那我们要不要在行政法结构之中引入第三部门的概念，至少是在传统行政主体理论中要不要做这样的革新？ 循着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设计以下四个观测点去观察和思考。 1、概念边际 从直观上看，现在也没有多少领域像这个领域那样存在着多重的、多义的、犬牙交错的、甚至可以说是混乱不清的概念认识。有些是舶来品，如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NPO（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 公法人；有些是本土的特产，如事业单位、 准政府组织、 中介机构（组织）； 还有一些很难说是纯本土的，如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等。甚至还出现了“第四部门”的概念。 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彼是包容还是并列？此边际如何？等等，不尽清晰，真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 上述概念之间如乱麻般的交织、纠缠，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第三部门边际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抽象、原则的层面，对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具体表现形态等关键性要素并不十分“有数”、“心里有底”。 2、内涵以及与我国现实的契合度 对第三部门内涵的理解上似乎也很难说已经统一、一致。据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推荐的“结构－运作定义”是比较权威、被广为接受的，也就是说，第三部门一般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组织性、民间性等特征。[12] 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组织形态、文化传统和制度沿革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的差异，既便是在西方国家，对第三部门的理解还有些微的不同。比如，在日本，所谓“第三部门”是指“由国家或地方自治体和民间共同出资成 立、运营的事业体”或“公私混合组织（企业体）而言”；而在欧美，第三部门和非营利组织概念是一致的，可以混合使用。[13] 在我国，如果用上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标准去衡量，我们会发现，在我国却多呈中间形态，具有不纯粹性、不完全性。比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是集科技推广、技术服务、信息提供、农产品产供销服务为一体，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是我国民间组织在基层出现的新生事物”（民政部《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09年10月29日）），你很难说这种形态不具有营利性。[14] 对于我们来说，第三部门无疑是个舶来品。以此来甄别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类似组织形态，我们会发现也很难把现有的一些组织形态完全装入第三部门的“口袋”之中。比如事业单位，按其社会功能，就可以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的”、“从事公益服务的”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三个大类。第三类显然就不属于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三部门范畴，第一类今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转为行政机关。第二类的改革方向是，对于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不得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收取服务费用；可部分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所需经费由财政按照不同方式给予不同程度的投入，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可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行经费自理，财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给予相应的经费补助，具备条件的，应逐步转为企业，今后这类单位主要由社会力量举办。所以，第二类还不能完全算是第三部门范畴。[15] 这至少说明第三部门的概念与我国的实际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不契合，不能妥帖地反映我国的现实。 3、行政法上的观察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三部门的所有形态在行政法上也并非都具有关注的意义和价值，比如，人们出于兴趣爱好而自发结成的“草根”组织，像花鸟协会、书画协会，除了作为登记管理对象之外，与公法关注的行政主体有何干系？ 行政法为什么要关注第三部门现象？我以为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理由：一是政府在行政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过程中，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克服行政机关“科层制”运行的弊端，实现良好行政，不断地将一些公共管理的职能通过授权或者委托方式转移给第三部门。二是大部分第三部门组织从事着很多与私法活动迥然不同的、具有公法意义的公共治理活动，对其成员、第三人具有比较重大的权益影响，甚至直接涉及到后者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需要纳入行政法的研究范畴。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可能就脱离了公法的视线，跨入了私法的关注范围。 在我看来，有行政法上意义的第三部门形态，主要是： （1）行业协会、职业协会和综合性协会 （2）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其他社会团体 （3）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 （4）“官办”基金会，如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设立的社会救助基金 （5）委托执行行政任务的中介机构 但是，它们在行政主体意义、组织形态、自治机理与程度、政府规制模式与程度等方面差别是很大的，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理论研究模式，或许个案分类研究更加适宜。 4、西方行政法的态度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当我们翻看英国、德国和日本的一些重要行政法教科书时，会发现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作为一个概念术语并没有被吸收进去，而是更多地从公务、从行政权或者进一步推广至公共权力的角度去观察、归纳和总结有行政法意义的那些组织形态，比如quangos、特殊法人、公法人。这个现象本身就很耐人寻味；是不是我们关注问题的视角不同，需要认真甄别出行政法的独特视角、概念切入点与研究范围，进而形成行政法上的话语、概念与范畴？ 上述观测的结果是否在警醒我们：第三部门现象的确值得行政法关注，但由于其范畴本身的不甚清晰、认识的不尽一致，或许我们也无需匆忙地将这个还不算很成熟的概念术语引入到行政法学结构之中？更应该是采取“抛开概念术语，专注于具体组织形态”的研究策略。 三、对现有相关理论的反思 对于第三部门的现象（而非概念），或者类似现象，行政法学并非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从已有研究成果看，行政法教科书、文献一般都是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16]“其他非政府组织”、[17]“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等中介绍，专著与论文多是对其中部分类型 的研究。[18] 那么，这种研究现状是否充分？是否已经足以完成行政法的使命，而显得我以下的分析都是多余？这是我所关心的，也是我们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根本理由。 1、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 这是我国行政法比较传统经典的、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理论学说，[19] 试图缆括着行政机关之外的从事公共管理活动、行使行政权的诸多复杂组织形态，从实质意义上扩展着行政主体理论的外延。其对具体组织形态的分类也是极其中国本土化的，分为： （1）社会团体，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残疾人联合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律师协会等； （2）事业与企业组织； （3）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 （4）有关的技术检验、鉴定机构。 这种理论也为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所接受，有着较为坚实的制度法的支撑。[20]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尤其是第三部门逐渐为行政法学者所关注，上述理论也受到了实践的冲击，表现为：第一，因为法律规定或者表述得不（够）清晰、明确，是否属于法律法规授权，在有些情况下是很难判断的。第二，随着第三部门的逐渐形成与日趋成熟，由政府直接授权、委托的情形渐趋减少，更多地是基于团体成员的权利让渡而获得公共治理权。公共治理权的行使无疑也应当受到公法原则的约束，应当纳入行政法的理论关怀之中，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理论在这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了。 因此，我们可以预计，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理论已不能完全适应我国行政法实践发展的要求了，尽管其价值依然不可全盘否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该理论之外还必须寻求其他的理论来弥补。 2、对社会公行政的关注 对行政主体的关注做了进一步的扩大，突破了传统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认为还应当有非政府公共组织。非政府公共组织包括社区组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行业组织（行业协会和专业协会）和公共事业单位。它们依据组织章程、规约进行自治管理、行使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属于一种公共权力，这类管理属于社会公行政，是行政任务社会化、国家向社会分权的产物。[21] 但是，上述观点也受到了学者的批判，指出，将一些组织章程、规约看作是公权力的来源，这是有问题的，民间组织不可能纯粹依据其章程而行使公权力。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权力来源还是国家授权。[22] 在我看来，上述批判还是一种强行政的惯常思维，没有真正认识到“国家·社会·市场”的相对分离之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可能会造就我们还不很熟悉的公共治理形式和公共治理权。但是，上述批判也的确提醒我们，第三部门的公共治理是否都具有公权力性质？这还需要认真甄别。 3、对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的概念重构 概念重构是建立在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之上的，批判的要点有：第一，我国行政法学上对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的概念体系，比较简单粗糙，不能反映现实中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类型的多样性，也未能为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第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理论不能缆括现实生活所有的组织形态和权力来源，会导致国家监督特别是司法监督的缺位。第三，行政委托理论不能将公私合作等行政管理的新发展纳入进来，视野比较狭窄。第四，现有的概念体系，也缺乏对本土现象的深入把握。应当关注我国单位体制及其变革与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的关联。 因此，提出概念重构的设想，包括：（1）保持对公私法区分相对性认识的前提下，承认公私法的划分，引入公法人的概念。将公法人区分为公法社团、公务机构（公务法人）。（2）把一些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普通行政机关改造成独立署，以增强其独立性；把一些履行执行性、操作性、研究性事务的行政机构或者事业单位改造成执行署。（3）关注私法形式的行政组织。（4）对于行政委托，应加强对公共服务的外包、特许经营、基础设施领域的公私合作等问题的研究。[23] 上述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我还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是，上述的概念重构，在我看来，却有着浓厚的行政权与公法的强势色彩，而且，也过多地以西方第三部门的基本形态为思考、批判的标准。对由此开出“诊断”方案，我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在我看来，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与未来可能形成的模式，包括功能、与政府的关系、公法上的地位等，或许应该有着中国社会自身在特定情境下产生 的特殊需求，不见得一定要与西方“殊途同归”。 总之，从以上对我国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国家·社会·市场”初步形成之后，公共治理和公共权力渐现端倪，而我们却普遍关注不够。对第三部门涉及的公法问题也缺乏总体思考和系统梳理。 四、会给行政法带来什么？ 上述现有理论的这样或那样的缺失，至少说明现有理论框架已经不能恰当地容纳和反映丰富多彩、姿态万千、层出不穷的实践样式，需要我们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和胸怀去体悟、感触，去思考理论发展的方向。那么，第三部门的兴起对行政法（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会给行政法带来什么？ 1、行政手段的多样化，更加灵活、有效地达成行政目标 第三部门的兴起，填补了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上的很多缺失，同时也为行政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和路径。现在比较时髦的民营化（privatisation）、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及外包（contracting-out）等，都与第三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成为一种新型的实现行政目标手段，被政府越来越多地倚重。 民营化（privatisation）可界定为更多依靠民间机构，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公众的需要。[24] 它是公共服务职能从公共领域（public sector）转移到私人领域（private sector），发生的领域要比第三部门所在的社会领域为宽，跨向了经济领域。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行政组织的私法化，另外一种是通过委托、外包把行政任务交给民间组织去办理。外包（contracting out）则与行政契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将某些公共服务功能转移给相对人来承担。第三部门的出现与繁荣，为上述改革提供了承接的基础，成为政府执行行政政策的工具。 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第三部门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也日益习惯接受政府的委托或补助，使得政府资金成了许多非营利组织重要的收入来源，此时，原本相互独立的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已发展成相互依赖的新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公私协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关系，然而，公私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从而衍生出一些争议性议题。”[25] 主要是责任问题，也就是由第三部门执行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其与行政机关之间、相对人之间将形成怎样的责任关系呢？按照Koppell的说法，这涉及到透明度（transparency）、义务（liability）、控制能力（controllability）、责任感（responsibility）和回应性（responsiveness）。 2、对行政法的研究视角会产生冲击，进一步扩大行政法的研究疆域 随着第三部门的崛起，以及对公法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我们不禁要问：行政机关、行政权还会是行政法关注的惟一对象、惟一视角吗？我们通常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角度去归纳和认识第三部门，这种视角无疑是以行政权为探寻基准的。所以，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有时是包含在“行政机关”的概念里。[26] 也就是说，尽管其不是组织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却属于事实上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视角其实是有问题的。 从第三部门的发展趋势看，基于自治而实施的公共治理将越来越占有主导性地位。因此，用行政权来统和、解释第三部门的治理权（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一种来源），是不全面、不准确的。而且，这种“行政权”的狭隘视野也无法解决第三部门在行使治理权过程（非行政授权或委托）中产生的其他争议，反而引发更多认识上的混乱。 那么，对于第三部门涉及着类似于行政管理和行政权的公共治理和治理权，是否应当引入公法因素的规范？由此产生的纠纷是否应循行政救济途径解决？在我看来，公共行政恐怕不再仅仅是国家意志决定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取决于对相对人基本权利保障是否必需。对第三部门的公共治理活动，公法规范显然比私法更能够妥善地保护成员的利益。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行政法学自然会进一步调整姿态，将核心由“行政权”转向“公共权力”，真正从实质意义上去关注公共行政领域发生的法律问题。 3、在进一步拉张行政法视野的同时，会对行政法结构进行重构 如果我们 将第三部门行使公共权力的现象纳入行政法调整的范围，首先在微观上我们就必须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相应的改造，行政法关注的目光将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委托进一步延伸到具有公共治理性质的第三部门管理活动。其结果必然是，原先在行政主体理论中架构起来的“依法授权或者委托的组织”及其改进型“承担行政任务的其他主体”都将受到冲击，甚至被放弃。在我看来，构建行政机关、“承担公共管理任务的其他组织”的行政主体二元结构，恐怕从概念上比较周延、切合实际需要。行政主体理论的延展，促使行政组织更加开放，也必将对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一系列制度带来连锁反应。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公共职能由政府向第三部门的部分转移，公共治理现象日益被行政法学者所关注，以及人权保障观念深入人心，以行政为核心的行政法结构是不是也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英国行政法已经发生了移动。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行政法是以“行政为中心”，更加关注行政内的行为和决定的控制与促进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是以“司法审查为中心”，更多关注合法原则、自然正义和合理在法院与裁判所的发展问题。八十、九十年代公共领域的改革，走向了一个反向，权力和裁量不仅授予各种行政机关，而且还流向了私人机构（private bodies）。行政法的关注也将随之转向公共行政的新形式（new form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促进和控制公共行为的新技术（new techniques of control and facilitation of public activities）。[27] 我对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感触。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程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围绕着《行政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和行政审判实践，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化，在行政法结构之中，出现了行政诉讼与行政法之间的分道扬镳。九十年代后期，对行政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法关注的传统范畴之内，比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程序，并进一步延伸到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非权力行政，以及软法（soft law）现象等等。行政法理论体系也显现出稳健的进步和较为成熟、稳定的结构。这从诸多差别不大的行政法教科书当中可以一叶知秋。那么，随着我们的视野进一步向公共治理领域的延伸，是否也会促成一种新的变革呢？我们将怀着激动与期盼的心情拭目以待。 4、对第三部门的政府规制问题也变得十分重要 有关研究表明，[28] 民间组织在我国的迅猛发展与政府规制理念与制度滞后之间已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大量的“非法”、但不见得不具有正当性的民间组织游离在法律的边缘之外。如何在“国家·社会·市场”形成的格局之中对民间组织进行适度的规制，同时又积极回应公众对结社自由日益高涨的需求？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应如何互动？彼此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等等，所有这些的确是现代行政法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国的第三部门正处于不断改革和变化之中，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公共事务的介入方式、范围和程度都处在不断摸索、博弈之中，在不断因时因势而寻求新的平衡当中。所有这些预示着，对第三部门的行政法研究，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研究，今天的结论或许在明天就是谬论，其研究难度可想而知是很大的。 五、初步的结论 第三部门就其概念范畴来讲，是多义的、很难界定的。单从这点上看，引入第三部门似乎是不甚理智的。而且，就其组织形态和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说，也十分纷繁复杂、姿态万千，并不都值得行政法学去关注和研究。 但是，第三部门的现象却非常值得行政法去关注，它对行政法发展的实际意义至少能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了行政法中心由“行政权”向“公共权力”的实质移动，扩展了“行政法的疆域”（借用姜明安教授语）；二是能够对行政主体、行政规制、行政诉讼等理论引起“米多诺”连锁效应，促使我们去思考它们之间的整合与重构问题。 上述两点结论似乎是十分矛盾的，“现象值得研究，概念却不宜引入”，但这却是建立在对现有行政法相关理论存在很大缺失的批判之上，建立在第三部门这个舶来品与我国现实的契合程度的考察之上。那么，我们在理论上怎么找到一个更为恰当的概念范畴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建立“行政机关”和“承担公共管理任务的其 他组织”的行政主体二元结构，用“承担公共管理任务的其他组织”来容纳第三部门的公共治理现象，来实现由“行政权”向“公共权力”的转移，这或许是可以考虑的方案。当然，是否恰当，还可以再讨论。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打破“一个旧世界”的同时，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在本文的撰写中，洪延青、徐守京、马文正、赵匹灵、孔海见等同学帮助收集大量的资料，在此致谢。本文发表在《浙江学刊》2009年第2期。 参见，「美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何增科译，载于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246页。 Cf. P. 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Sweet & Maxwell， 2003， pp.91-122. 详见，刘宗德：“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之分析——兼论日本独立行政法人之现状及困境”，收于《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元照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414页。林淑磬：“日本规范非营利组织的法制改革之研究”，载于《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19期。 资料来源于中国民间组织网“统计资料”。http://www.chinanpo.gov.cn/web/index.do. 在我国，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 应松年教授主编的《行政法学》（研究生教材，即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中做了这方面的大胆创新，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一方”一编中设立“行政机关”、“公务员”、“第三部门”、“相对一方”和“公物、公物法、公营造物法”五章。 “非营利组织”一词据说源自美国国内税制（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第501条第C项第3款，它致力于公共利益，不以获取金钱财务上的利润为目的，其盈余不得分配给组织内成员或其他私人，可以享有免税待遇。但是，上述特征不完全适用日本的“非营利组织”。参见，杨坤锋：“非营利组织概念之检讨与澄清”，载于《逢甲合作经济》 2009年6月刊，第32～48页。林淑磬：“日本规范非营利组织的法制改革之研究”，载于《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19期。 在我国的法律中，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是并列的，是对社会生活中所有形态的组织的一种中国式的分类。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1项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可见，事业单位是指除机关、团体、企业之外的组织形态，是与团体有区别的组织形态。 “准政府组织”是由沈岿博士倡导的，参见，沈岿编：《谁还在行使权力——准政府组织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尤其是该页脚注。 我们在起草《安全技术防范报警服务业管理条例》过程中，与西方学者交流，查阅有关西方文献，发现我们所说的中介机构这个概念在西方很多国家，如日本，是不存在的，它们可能存在类似的组织形式，但是却没有类似的一般概括术语。 杨团认为，我们目前应该积极“探索第四域”。她将社会分为四个部门，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以志愿为基础，公益或是互益的组织）、第四部门（主要是新事业机构，就是公共服务机构）。这个第四部门实际上既包括政府已有的，比如科教文卫体，也包括现在新兴的民营的老人院、学校、医院。参见，祝乃娟：“中国民间组织从第三部门走向第四部门”，《21世纪经济报道》2005-10-10.http://free.21cn.com/forum/bbsMessageList.act？currentPage=1&bbsThreadId=1046196 [12] 参见，王建芹：《第三种力量——中国后 市场经济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13] 参见，林淑磬：“日本规范非营利组织的法制改革之研究”，载于《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19期。 [14] 民政部在《关于社会团体兴办经济实体有关问题的复函》（民办函「200221号）中更是作了非常明确的解释：“社会团体不同于机关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其经费仅靠会费、捐赠、政府资助等是远远不够的。兴办经济实体、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取得收入，是社会团体活动费用的重要补充渠道，目的是促使其更加健康发展。为此，民政部、国家工商局于1995年7月10日联合下发了《关于社会团体开发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民社发「199514号）。这个文件的精神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没有冲突。” 但在我看来，尽管第三部门和企业在营利问题上确实存在着程度和收益处理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但这不足以认为第三部门就不具有营利性。 [15] 孙荣飞、郭晋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酝酿试点初选浙江山西重庆”，载于《财经日报》2009年7月26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6/05099566577s.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6-7-26. [16]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7] 应松年主编：《中国行政法学观点综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8] 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黎军：《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沈岿编：《谁还在行使权力——准政府组织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余晖：“行业协会法律地位问题研究”，http://www.chinaxuexi.com/lunwen/jingjifa/2005/02/2014495741-2.html. [19]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7页。 [20] 例如，《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21] 参见，石佑启：《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以下。转引自，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李洪雷撰写的第九章“其他承担行政法任务的主体”，第429～430页。 [22] 参见，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李洪雷撰写的第九章“其他承担行政法任务的主体”，第431页。 [23] 参见，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李洪雷撰写的第九章“其他承担行政法任务的主体”，第431～432页。 [24] Cf. E. S. Savas， Privatization： 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87， p.3. 转引自，「美E. S. 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5] 参见，江明修、郑胜分：“公私协力关系中非营利组织公共课责与自主性之探讨”，台北2009年8月26日至27日“非营利组织之评估——绩效与责信”国际研讨会论文。 [26]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27] Cf. Colin Scott， “The ‘New Public Law’”， Collected in Chris Willett （ed）， Public Sector Reform and the Citizen‘s Charter， 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1996， pp.43-45. [28] 参见，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谢海定：“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载于《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