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1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红兴隆人民法院机关党委组织开展“百年党史天天学”活动。的会员“1259002042”为你整理了这篇学习百年党史微心得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王晨晨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挫折，通过对党史的学习，让我更加了解过去，更加清楚未来前进的方向。作为青年党员，我将秉承光荣传统，不忘初心，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朱广宇：翻看历史，我们党的百年沧桑巨变。作为一名党员，我深知肩上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进一步强化理想信念，勇往直前、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砥砺前行。
徐晗：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通过认真学习党史，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提高思想站位，在百年党史中汲取前行动力，在平凡的岗位上贡献力量。
第二党支部
张慧：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十余天的党史学习，为我在今后工作生活中如何更加脚踏实地做人做事，提供了根本遵循方向。
范晓波：历史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知百年党史，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本分。在学习党史当中不断汲取到养分，锻造了人格；在数往知来的感受中砥砺激情斗志，牢记初心使命；在忆苦思甜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树立起正确的奋斗目标！
张明：通过党史学习，让我更深刻、更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在党史中汲取精神之钙，用于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白金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开展百年党史天天学活动，让我收益颇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深刻的学习、了解党史，才能对我们伟大的共产党产生敬畏。学习党史，牢记党的历史经验，让我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在展望未来。?
第三党支部
刘志华：在本次“学党史”活动中，我有机会再次深入学习我党的光辉历史以及伟大的思想，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提升，也是一次精神上的鼓励。遥想自己2018年入党时的一句句誓言，回首这几年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感慨良多。每当遇到困难、停滞不前;每当遇到挫折、倍受打击;每当遇到困惑、踌躇不定时，都是共产党员的信念激励着我，促使我明确目标、奋发向上、脚踏实地、一路前行。
王智：院机关党委开展了学习党史活动，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让我的心灵受到一次洗礼，明确了许多自己以前不曾知道或记忆模糊的东西，忘不了革命前辈在硝烟中前赴后继，忘不了无数英雄为祖国解放事业而奋不顾身，曾经的苦难，曾经的悲怆，让人难忘，今天的成就，今天的伟业，让人自豪。同时更深刻的了解党的使命和宗旨。
张琪琪：通过一段时间学习党的历史，让我受益匪浅。读完这饱含深刻意义的党的历史，知道党的思想是博大精深、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要更加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让我更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第四党支部
李连排：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学好党的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把握今天，把握今天才能创造明天。从革命前辈的手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这代人要做好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不断保持和发扬党的胜利成果，永远坚定跟党走的决心。
孙殿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百年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的历史。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的毕生所求。
毕：学党史明党之志，我们要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奋斗奉献精神。作为一名党员，要坚守初心使命，在困难面前勇挑重担，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2
[论文摘要]邓小平的时论，揭示了当今时代主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为人们科学地认识历史大时代的特征和走向，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且是今后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和平与发展时代是高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一个历史时代，是历史大时代的高级阶段。因此，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且是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崇高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的时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考察和研究时代问题。他们对时代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未来新社会的创造者提供认识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思想武器，并提供根据时代主题和特征确定历史使命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时代问题上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并揭示了历史时展的本质特征，即世界将进人共产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时代。列宁也非常重视对时代问题的研究。他说。“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
马克思主义的时论，着重从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的视角来研究时代，以哪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代表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为主要标准来阐述历史大时代。在世界历史发展长河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一些国家和民族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则落在后面。在同一历史时期，世界范围内往往有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存在，其中必有一种社会形态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这种社会形态就成为区分和界定历史大时代的主要标志。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指出：“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开始。”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大时代的理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创立，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代表着时代的前进方向。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和解体，并没有改变历史时代的本质和基本走向。马列主义关于历史“大时代”理论，并没有过时。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大时代”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运动形式、力量对比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大时代”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发展，从而使“大时代”在其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阶段性来。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帝国主义战争和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是当时世界的主要历史潮流，那么六、七十年代以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平与发展将成为主要的历史潮流。邓小平对时代本质和时代特征的深刻揭示，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历史大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理论基础，但在研究革命形势和战略时，列宁反复阐述的却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时代”。他反对泛泛地谈论时代，反对空洞地滥用“时代”这个概念。他在批评彼·基辅斯基滥用“时代”概念时说：“时代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斯大林把列宁所说的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概括为“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
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列宁，强调以哪个阶级居于中心地位来划分和界定时代。列宁认为，划分时代的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其一，弄清楚“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其二，确切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在1915年初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研究者经常引用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大的历史时代”的概念，但列宁在这里讲的“大的历史时代”同我们现在讨论的“历史大时代”不是一回事，它不是指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而是指比较长的历史阶段，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时代”。
列宁当时的论断和分析具有充分的理由并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他确实抓住了那个急剧变化时代的主要特征。但是以哪个阶级居于中心地位来划分和界定历史时代的观点，至少不能作为我们现在研究历史时代的理论依据。用经典作家讲“小时代”的理论和观点，来研究历史大时代，显然不符合老祖宗的原意，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现实。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尽管社会主义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但除特殊历史时期(例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外，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并没有居于世界历史的中心或主导地位。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所谓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已成为时代的中心，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的论断，并不适合现时代的状况。邓小平的时论，充分反映了时代变化的新特点，深刻揭示了现时展的客观规律。
要全面正确的认识当今历史大时代，必须既要将“时代本质”与“时代主题”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又要统一起来。时代本质反映了历史时代的基本走向，即大时代的发展趋势；时代主题是大时代中不同阶段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指的是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成“和平与发展”；邓小平还强调：“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指的是“时代本质”没有改变，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邓小平的时代观，体现了时代本质和时代主题的高度统一。
20世纪上半期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这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通常又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20世纪下半期以来，时代的主题和基本特征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20世纪这“两个时代”都从属于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那个历史大时代。而且，和平与发展时代又高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从时间上说，战争与革命时代不到100年，而和平与发展时代，至少几百年，上千年甚至还要长；从内容上看，战争与革命仅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手段，而和平与发展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因此，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历史大时代的高级阶段。
国内多数学者将和平与发展时代定位于“现时代”或“小时代”。这是有理由的，但又是不全面的。邓小平关于时代的论述主要描述的是现时代或“小时代”。这一点同列宁是一样的，他们都着眼于现实，分析现实，研究现实。但是通过学习我们又发现，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论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深远的意义。我们认为，不应该将和平与发展时代同战争与革命时代简单地相提并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不同于战争与革命这个“小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历史大时代中的高级阶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一个极为重要、十分漫长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与发展时代也是历史大时代。
在探讨未来的历史大时代时，我们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曾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是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的思想。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列宁的论断的正确性。但80多年以后的世界，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科学技术、民主政治、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条件下，似乎又进入了“共同胜利”的时代。根据现有条件来推断，这种“共同胜利”不会在战争与革命的条件下实现，最大的可能是通过和平与发展来实现。共产主义是和平与发展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战乱与贫穷扭曲了人性，严重阻碍和破坏了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和平与发展的宽阔道路上，才能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时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大时代的基本走向，而且注重研究时代主题的动态转换。当邓小平领导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时，他思考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也不仅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和曲折。他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世界。只有对世界的根本性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对时代主题有了科学的把握，中国的内外政策的制定才会有科学的依据。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理论的科学价值，不仅在于论断本身，更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比喻为“望远镜和显微镜”。如果我们用邓小平使用过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来探讨当今时代和未来时代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和平与发展的特征与趋势不仅是当今时代的客观存在，而且还会强劲地持续下去。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崇高目标，也是人类永恒的期望，将贯穿整个大时代。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抱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深入思考时代主题问题，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理论。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副这一论断正确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的新判断具有充分的理由：其一，科技革命的深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使得和平的经济基础更加巩固。其二推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因素增多了，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各国独立自主的要求日益强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全世界人民都强烈地反对战争。同时，国际行为主体增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使国际政治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新局面。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霸权主义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情况说明，和平的政治条件正在发展。其三，战争的军事制约因素正在增强。
在未来的历史大时代，尽管可能会出现我们现在难于预料的情况，但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无疑会强劲地发展下去，从而制约世界战争的爆发。当然，在未来历史大时代中，仍将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世界战争的内涵和表现形态也可能发生变化，可是，当今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是不会再发生了。这就是和平也是未来历史大时代主题的基本理由。
至于发展作为未来历史大时代的主题，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发展是指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中心的整个世界共同发展与繁荣。因此，促进共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核心问题，也是未来历史大时代的核心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发展问题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大问题。发展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政治问题。世界共同问题的根蒂在于发展。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共同问题，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失业问题都是在发展中产生，也只有依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论不仅具有世界的广度，而且具有“全人类的高度”。邓小平在会见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时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州正是这种深刻的立意，使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理论的意义和影响，超越了现时代，具有永恒的价值。
邓小平时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全面而深入地审视和研究。和平与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和平是前提，发展是核心。人类必须以和平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指出：“我看世界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个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1985年3月，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来华，邓小平会见他们时又谈了自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说，“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又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在邓小平看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的解决须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可能是几百年，也可能上千年。因此，和平与发展是未来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和永恒的主题。
当年，邓小平坦诚地表示：“我们希望至少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邓小平的时论科学地论证了在50年到70年内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邓小平所关注的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50年到70年，这并不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后时代主题就不再是和平与发展了。邓小平作为务实的政治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现在的发展与复兴，他不想给未来提供教条式的现成答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可预见的时期”和“较长时期“究竟是多长?可以是几十年，也可以是几百年。政治家作为战略研究往往预测几十年或一、两百年，但理论工作者作为理论研究可以设想几百年或上千年。基于这种设想，我们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今时代主题，而且是未来历史大时代主题的观点。江泽民提出，要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作为历史大时代永恒的期盼和主题，应当属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的成果之一。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理论判断和战略任务的统一。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早在1979年1月，邓小平在美国发表讲话时就指出：“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和平与发展对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这种情况，又成为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争取和平与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揭示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基础上，真正把握了当代中国和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机遇。他认为，在当今世界，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最主要的任务不是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准备革命，而是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促进经济发展。邓小平说，中国发展了，“国家总的力量扩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仅是从中国本身的利益来考虑，而且是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角度来考虑的。”他强调，“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建设国家，另一件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他又说：“中国争取和平的实际行动就是努力建设和发展，因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每发展一步，就是为世界和平增加一分力量。我们发展自己不仅是为了改善本国人民生活，同时也是对整个国际和平的贡献，也就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是在和平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论述，科学地揭示了时代主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要求，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人民崇高的历史使命。
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邓小平强调要塑造一个和平大国的新形象。他指出：“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中国树立和平大国形象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和平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世界上的大国都努力塑造和平的大国形象，那么世界和平就有保障了。邓小平表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邓小平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和前进的必由之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首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认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建立国际经济秩序，就是要解决南北问题，谋求各国共同发展与繁荣。这是时代主题的基本要求和现时代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时论和新世纪新阶段的国际形势，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表示要在和平崛起中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3
一、“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 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振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他受大命于上天，不以为意。〔[3]〕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民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4]〕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殷鉴”，是指殷朝应以夏为鉴。这自然会导出周以夏、殷为鉴的认识，《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精神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命转移的观念。周初统治者在《康诰》中，通过总结历史明确地提出“惟命不于常”，〔[5]〕这与《诗经·大雅·文王》中“天命靡常”一样，都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周初的许多诗歌、文诰皆在叙述历史时表达了这一思想。那么“天命”发生转移的条件是什么？《尚书》中《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篇记载周公多次详细总结夏、商、周政权变革的历史，认为统治者如果对天帝失敬、行为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都会被上天遗弃并降下惩罚，转移天命。上天密切地关注着人世，特别是监督人间统治者的举动。《多方》记载周公的话说：“天惟时求民主”，即上天时刻寻求着好的君主，这样，天命的转移是随时可能的，使周初统治者充满上帝可怕而不可依赖、保守天命很不容易等忧患意识。这种天命转移、上天时刻监督下界的观念，是殷商统治者所没有的，在思想上顺理成章地可引出两个重要的认识：其一是上天成了制约王权的力量，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其二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甚至从历史变动的现实出发来说明天命的归宿。这种历史观点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均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周初统治者的“天命转移”观念，形式上似乎强化了天命的权威，但却在描述天命转移原因时却注入了理性思维的因素，实际上探讨了天命与人事间的关系。人在“天命”面前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无能为力，统治者可以通过其符合“天意”的作为以“祈天永命”，巩固政权。这种“祈天永命”的作为包括较多的内容，诸如敬天敬祖、勤政恤民、谦逊俭朴、行教化、慎刑罚等等均在其内，大多属于修治人事的范围，这些内容被抽象地概括为“德”的概念，〔[6]〕因而提出“敬德”的政治原则。“敬”，就是以恭谨态度对待和执行，“敬德”的主张在《尚书·召诰》中再三申说，认为夏、殷的灭亡都是“不敬厥德”造成的。在周初历史文献中，《康诰》、《梓材》、《多士》、《多方》等篇均强调“明德”，“明德”与“敬德”的含义基本一致，〔[7]〕其他周初文献也普遍使用“德”的概念阐述政治、教化和个人修养的问题。“德”这个范畴的提出，来自对历史、对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是对人事行为的积极认识，是表达中国上古哲理性政治观念的主要标志之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8]〕“敬德”观念在思想上原本是要调和天命与人事，使之合一的，但天命掌握在神明的上帝手中，人只能在修治人事上下功夫，“敬德”实际是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事务，因此周初统治者甚至说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9]〕的话来。
第三，“保民”的观念。从殷末到周初的社会振荡，令统治者亲眼看到下层民众的力量。改朝换代的战争，需要许多下层民众为之冲锋陷阵，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向背就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周初统治者认真思考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产生了重视民众的思想。《酒诰》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意思是说：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应该把下民作镜子，我怎能不据此（殷商灭亡的史实）为重要鉴戒呢？以民为鉴，包含着重民和重视人心向背的认识，这必将导致对待民众政策上的调整，于是，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保民”政治观念。《康诰》中讲“用康保民”，是说要使民众安康；讲“裕民”，〔[10]〕是说要教化民众；讲“作新民”，是说要改造殷商遗民；《无逸》篇还讲到要体察民间疾苦，施惠于民，关爱鳏寡孤独等等。这一切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防止民怨，使之顺从。为此目的，谨慎而严明地使用刑罚当然极其重要，但鉴于殷纣王滥用酷刑之弊，因而更强调“慎罚”。民怨是可以反映人心向背的，周初统治者对此予以格外重视，认为“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都必须认真对待，听到民怨，应更加“敬德”，使不顺从的小民变得顺从。《康诰》中大声疾呼：“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意思是：要谨慎呀！可畏的上天是否诚心辅助你，可以从民情中表现出来。这又具有将天意与民情拉向合一的意味，成为后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思想的先声。〔[11]〕
第四，明确的以历史为鉴戒的思想。周初对政权兴亡问题的理性思考，没有停留于笼统的认识，而是深化到一些细节，注意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例如《康诰》中即已提出立身行政要“敷求于殷先哲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即向殷商以及更古的英明君王学习。《酒诰》则在关于戒酒这一具体问题上，叙述了商朝国王从成汤至帝乙时的君臣都勤于政务，不但不敢纵情饮酒，而且也没有纵饮的闲暇。商纣王君臣都大肆饮酒，政治败坏，终于亡国。周文王则早就教导说只有祭祀时才可用酒，我们遵守文王之教，所以代殷受命。在《无逸》篇，更细致地列举商代勤政君主绵长的执政年限，和贪图享乐君主短命的年限予以对比，要求以此引为鉴戒。在《召诰》、《多士》、《多方》等篇都谈论了夏、商改朝换代的历史，《君奭》、《立政》篇更较为详细地总结了夏商周（文王、武王）三代用人行政制度的发展与经验教训，从而提出治国“立政”的原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已经做到从多种角度总结历史，通贯地考察夏、商到周文王、武王的历史发展，从中概括出一些政治经验和教训。因此，周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是最早的理性思维，其“敬德”、保民观念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新见解，皆是从历史思考中得出的。至今诸多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强调西周产生怀疑天命的观念，却不知其来自“殷鉴”，即来自历史的思考，所以难免得出本末倒悬、因果错位的结论。
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产生于以“殷鉴”为标志的历史认识领域，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认识政治、认识天人关系，从而启沃心智，继而丰富逻辑思考能力，打开哲理的眼界。这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造成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殷鉴”的思考，还导致历史文献的保存与整编，今所存之上古典籍文献，都是西周及其后保存和整编的。所有这些，都是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历代官方的史学活动之绵延不废，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这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特点，皆可追溯至理性思维的源头，追溯到“殷鉴”给中国社会文化植入的思想根基。
二、官方记史体制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左传》中有《夏书》、《夏训》的记载，〔[12]〕然而那是否真实、是否真是夏代的历史记载，很难据信。《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商代已有正式记述的历史典籍，但典、册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历史记载。甲骨文中有“史”、“尹”、“作册”等官名的记录，后人将之称为史官，而其职责乃是起草和掌管官方文书而已，亦不足以证明记史制度的产生。殷商并未留下可靠的史籍文献，从今存甲骨卜辞来看，仅在记载贞卜活动及其结果的同时，无意间记载了当时的史事，由于未能摆脱凡事必卜、极端迷信的精神蒙昧，尚不可能具有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
一般而言，一个政权若非承袭民族传统或者接受外部文化影响，只能在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之后，才会形成自觉的记史制度。殷商时代可能会保存少部分重要的官方文书，但不会有系统的历史记述。西周初年具备了“殷鉴”的历史认识，那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尚无阅读历史载籍的例证。因此，周初提出的“殷鉴”是一种历史意识，由历史意识到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在我们看来不过一步之隔，但古人实现这一步的跨越，亦非易事。从现存的文献看来，周初由于具备了“殷鉴”的历史意识，不仅自觉地保存更多的官方文书，而且整编了殷商时代的历史文献。〔[13]〕从注意保存档案、文书到特意记述历史载籍，则又历年长久，白寿彝先生指出：《墨子·明鬼》篇引证了《周春秋》记载的周宣王时期史事，又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因而判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14]〕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保存与整编档案文献，只是初始和朦胧的史学意识，特意和自觉地记述历史，进而形成记史的制度，史学意识便得到了明确与巩固。
官方记史制度在春秋时期迅速发展，周王朝与诸侯国皆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史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官，形成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这些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一些史学上的基本原则，也陆续提了出来。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史官名目很多，《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西周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其职能中包涵着记录历史。〔[15]〕《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清人黄以周《礼书通故》经考订认为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名称与王室类似，如鲁、齐、晋、郑、卫皆有大史，鲁又有外史、齐有南史、晋与楚有左史等等，〔[16]〕齐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17]〕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18]〕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9]〕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从曹刿语意上看，这已经实行许久了。《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同书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史官不顾接连被杀，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的事迹，成为古代史官不惧强权、奋笔直书的典范。据称后来孔子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提出史家的“良史”标准及“书法不隐”的原则，在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关于历史和史学作用的观念大为丰富。周灵王时，太子晋畅谈往古胜败兴衰，提出“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20]〕这明确表达了应当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求兴亡成败教训的观念，不仅是讲历史的鉴戒作用，而且突出了史学记载的作用。鲁庄公时，夏父展因事进谏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21]〕这里的“顺”、“逆”是指符合、不符合礼制，史官纪事，是“顺”、“逆”皆如实记载，夏父展以历史记载流传后世来进谏，已试图利用历史记载对君主的行为予以制约。晋悼公时叔向“习于春秋”，被认为可以作到“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22]〕表达了当时对史学作用的认识。楚昭王时，其史官倚相被视为国宝，因为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3]〕这已经是史官直接利用历史记载诱导与辅助君主的事例。不仅如此，据倚相的叙述，早在200多年前的卫国卫武公时，已经“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24]〕。史册、史官和记史制度向君主提供鉴戒、行为制约和思想诱导，从而参与了深层的政治机制，其影响之一，就是使史学发展的动因深深地扎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肌体之内。
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方法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5]〕
“春秋”（编年记事之史）、“世”（世系之书）、“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以往治国之善语）、“故志”（记前世成败而总结出议论、格言之书）、“训典”（五帝之书），均为史籍。〔[26]〕这段言论，包含以史实施教育、教化，汲取鉴戒，从史学中学习政治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和学习治国政策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很明显，这些史学观念都是首先在官方记史制度、官方政治与史学相结合的机制上形成的。
总之，在西周“殷鉴”思想的基础上，春秋时期建立“君举必书”和讲究一定书法的记史制度；提出“良史”的概念，这涉及史家标准的评议，产生了史家的榜样性人物；形成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和从史学中学习治国之策的史学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运行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表述得还相当简约，有如格言成语，而唯其简约，更便于传播、更提供了后世展开、发挥与丰富化的空间。
三、孔子与《春秋》相联结的的史学意义
流传于世的《春秋》是否经过孔子的修订？这是学术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笔者是倾向于孔子修订《春秋》之说的。《孟子》的言论、《史记》的记载以及古代几乎所有经、史、子、集著述中的说法，多认定孔子作《春秋》。但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之中，却无片言只字提到修《春秋》之事，因此近代以来，否定孔子曾经修订《春秋》的学者亦不在少数。
孔子是先秦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至少作出以下三项破天荒的创举：第一，孔子是进行大规模私家讲学的活动的第一人，三十岁左右即开始收徒讲学，传说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学业甚好者也有七十余人，后来带领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这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将之引向民间。第二，首次创立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派，即不依附某个特定政治势力，以思想、学问的传承为纽带的学术集体。第三，最早地将政治、社会及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蒸发为非参政人士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且建立起系统的思想体系。从孔子生平事业看来，修订《春秋》与整理《尚书》等文献以备教学、治学之用，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考清这个史实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里还存在另一层面的史实，即在整个中国古代，孔子修《春秋》乃是久被认定的，这个无可争议的史实对于史学史研究来说，重要性并不亚于孔子是否真的修过《春秋》。孔子与《春秋》联结一起所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孔子为春秋后期人，而对《春秋》大力推崇并且将之与孔子联系起来，则在战国时期。《左传·君子曰》评论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7]〕这里提出的“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既是论史学的功用，也道出了修史的宗旨，比春秋时期的史学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孟子旗帜鲜明地将《春秋》说成是孔子的有为之作：“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他把孔子修《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平定天下等伟大功业相提并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天下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8]〕这样，《春秋》所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就不可估量，成为拨乱反正以安定天下秩序的法宝。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将修订《春秋》视为“知我”、“罪我”的最重要的事业，是以一般平民身分而行“天子之事”。尊崇《春秋》，也就同时提高了史学的地位。
春秋时期人们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辅政作用、教育作用等等，而是否真的以史为鉴，占主动地位的乃是君主、统治者，而不是史学和史家，前引夏父展以历史记载会传于后世来向鲁君进谏，就没有被接受。至此，《左传》提出《春秋》有“惩恶而劝善”的宗旨，特别是孟子鼓吹孔子鉴于“世衰道微”而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孔子为榜样，倡导出撰史者积极用世的主体意识，即史家以撰史方式主动干预世事。无论有权势的在位者是否愿意接受，史家都将使其历史记载流行当时、传扬后世，从而鼓舞善行，令恶人知惧。正是在这种信念之下，建立了历代优秀史家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成为传统史学的准则。史学的终极宗旨，已不是关注具体当权者的接受与采纳，而是关注在整个社会和未来的效果。
如上所述，不管孔子是否真的修订过《春秋》，古人基本上公认《春秋》为孔子所作，乃是另一层次的史实。随着孔子的不断圣化及《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其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主流思想意识中，已经不容怀疑和否认，这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铺垫了日趋繁荣的坦途，其影响之大者有以下几点：
（一）《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在汉代公羊学派的鼓吹中，尊崇到吓人的程度，此后经学的《春秋》学长盛不衰。但《春秋》毕竟是记事的史书，推重《春秋》之论其实即推重史学，《春秋》地位的高涨带动史学地位的提高。《春秋》经学不能完全脱离史学，经与史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9]〕《春秋》经学的论断，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纳入史学理论的范围；《春秋》（还有《尚书》）亦经亦史的现实，还为后世“六经皆史”的理论探讨准备了条件。总之，是孔子《春秋》促成史学的重要地位，带动了史学理论的探讨。
（二）认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则上认可私家修订国史，这是对私家史学最大程度的承认。历史上虽然有如隋朝等朝代曾短暂地禁止私修国史，但这仅限于当代史，而且根本难以真正施行。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修史行为，令历代君主找不到禁止私家史学的法理。于是私家撰史不断，史家无不推重孔子《春秋》，悬为楷模，历代以“春秋”为史著书名者即不可胜计。《春秋》在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筑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联系的发展轨道，而这史学的双轨，是古代中国史学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条件。
（三）据说孔子修《春秋》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30]〕对历史人物予以华袞斧钺之褒贬，“拨乱世反诸正”。圣人的榜样使后世史家具备这样的信念：不仅撰史，而且论史，不仅论史，而且联系时事。在绝大多数朝代，官方也只能承认或默认史家有撰史、论史的权力，这应当说是得自孔子与《春秋》精神的无形庇护。
《春秋》之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也有消极的影响，它规定了史学思想的主流方向，纳入封建伦理的规范而难以突破。然而若考究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不能不强调孔子与《春秋》联结于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四、史学观念上的新拓展
战国时期孟子等儒家学者对《春秋》的推重，将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的观念深化为史家和史学干预时事的主体意识，从理论和精神上将史学置于高屋建瓴的主动地位。除了这种在《春秋》问题上深化了的史学思想之外，史学观念还取得了多方位的拓展，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学者、士人的撰著意识空前强化，产生了大量的典籍。有私家一人之书，有一学派积累共纂之书，有杂取各派汇编之书等等，琳琅满目。其中，史书的撰著亦格外盛行，《竹书纪年》一书可说明战国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延续不废，我国第一部内容充实，记言、记事兼备的史籍《左氏春秋》（即《左传》）的产生，表明历史著述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学术界研究，今《尚书》内有写于战国时期的文献，晋代从战国古墓出土《周书》，今存篇目中亦有可认定为战国写成者，可见战国期间必然重新整编过《尚书》、《周书》。战国后期，楚国铎椒所撰《铎氏微》40篇，选编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事迹，〔[31]〕书名用“微”字，说明关于《春秋》“微而显，婉而辨”、“惩恶而劝善”的史学原则已广泛传播；赵国虞卿撰《虞氏春秋》8篇，分类记述春秋至战国中期史事，内容、宗旨为“刺讥国家得失”，〔[32]〕表明史学主动干预时政的精神亦得以发扬。其他如《国语》为分国记述政治言论，《世本》为分门类记述史事，《战国策》专载游说、进谏之词，说明撰述史籍已经采用较多种类的体裁，史学眼光有所放宽，撰史方法有所增加。总之多种类史籍的出现，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多样化拓展。
其次，孟子在评述《春秋》中概括了史学在内容、形式和观点上的内在结构，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3]〕这为后世撰述与评论史书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总则，即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生动的文笔，尤其要具备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相结合才是完整的史学著述。
其三，形成了对史事考信征实的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34]〕这段话是说认识历史必须取证于“文”（历史记载）和“献”（贤才），不能凭空捏造。而战国时的孟子觉得历史记载也不完全可靠，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35]〕这里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误，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原则是正确的。法家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他认为对历史记载、历史传说应当予以“参验”，“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36]〕若摈去其中的历史不可知论观念，这种不经“参验”就不能认定真实，未验证其真实就不能引作根据的思想，便很有史料学上的理论价值。
其四，以史学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观念。孔子曾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7]〕非但孔子，上文叙述到的晋叔向、楚倚相，也是由习史而著称于时。至战国成书的《周易·大畜·象传》，即提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言简意赅，深刻精辟。这里的“德”，包括见识、能力、品行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多识前言往行”就意味着学习历史。
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4
【关键词】和平观念恐怖主义法制社会身边小事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8－0120－01
2014年3月1日，在云南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恐怖事件，几名歹徒持刀砍死20余人，砍伤140余人，现场惨不忍睹。这起事件发生后，笔者作为历史教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深深地觉得，我有责任在历史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和平的观念。
一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的整体局势趋向缓和，但在局部地区还是动荡不安。造成这种动荡最主要的原因，是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尤其是恐怖主义，已成为全世界的公敌。前文提到的“3•1”事件，这样的恐怖事件，伤害了无辜百姓的生命。这些都使得局部处于动荡状态，人民的生活甚至是生命都受到威胁。
作为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着力培养学生的和平观念，坚决抵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决反对恐怖主义，与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积极的抵制。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 暴力革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通过暴力革命换来的。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无产阶级参与的“”，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一不是暴力革命。虽然有流血、有牺牲，但这些革命都是值得我们赞颂的，那是因为在当时列强环视、军阀割据、土匪横行、封建专制、民不聊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必须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否则无法完成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但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法制已不断健全，已经不存在暴力革命的历史条件。
作为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义务、有责任教育学生，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民主诉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社会，各国的民主制度有同有异，这是几千年来的经验教训换来的丰硕成果，不论是哪个国家，现在都意识到和平民主、走法制道路是正确的选择。使用暴力的后果已经通过事实证明是会造成社会剧烈的震荡，并且在很长时间难以得到缓和的。我们应坚决抵制不良的社会暴力。
三 法治社会是当今世界的共同追求
依法治国对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凡是法治做得好的国家，一般都是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凡是肆意践踏民主法治的国家，也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国家，比如法西斯时期的德日。千百年来人类的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要想强大起来，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维方法走向极端。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告诉我们，依法治国，坚持民主才是每个国家正确的选择。
作为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教会学生理解，在当今法制越来越完善的今天，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完全可以走正当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 从身边小事开始树立和平观念
今年的两会上，有位委员提议禁播电视剧《水浒传》，理由是宣传暴力，影响社会稳定。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在学生中打架斗殴偶有发生，很多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平时接触的暴力信息太多，不由自主地想通过暴力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悲剧。
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5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我们既可以从中外的古代史、近现代史中得出一些有益于党和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更能够从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精神力量，看清未来，坚定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学“四史”可以坚定信仰、明确方向。无论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都让我们知道：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尤其当我们真正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把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回过去看看来时的路，再看看取得的进步，再想想我们要实现的伟大目标。从党的一大的十三名代表到现在的九千万党员，从推翻三座大山到建立共和国，从救中国到增进民生福祉，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建设五个文明，从“一带一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会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更加明确自己的方向。
学“四史”可以顽强斗志、促进发展。在党和国家的初期发展历程中，涌现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信仰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心中“可爱的中国”顽强同艰难困苦作斗争;在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又有多少优秀建设者、改革家、干部群众，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殚精竭虑、尽心竭力，用一辈子做了两辈子的事。我们能够安心享受、不思进取吗?中华民族的复兴，民生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高峰还会有数不清的艰难险阻，狂风暴雪等着我们，让我们志同道合、顽强拼搏、以发展的自己促进发展的国家和民族，让国家既富且强。
学“四史”可以明晰形势、提升自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形势，对时局的认识和把握，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从国共合作到建立共和国;从一穷二白到改革开放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SARS到新冠肺炎的控制。每到形势突变时，总能认清形势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每一次的应对和成功会让我们更加相信党和国家的伟大，相信人民的伟大，也让每一个中国人更加自信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学习“四史”也一定会增强人们心中的“四个自信”
每一个党员要认真学习“四史”，自觉地在“四史”的学习中获得力量、明确方向、主动作为、勤学奋斗，积极同一切不良思想作斗争，始终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完成“两个一百年”阶段性的历史使命而奋勇前行。党员在自身学习的基础上通过言传身教，让更多的人了解“四史”，理解昨天、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做法和中国作为，自觉维护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成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
学习“四史”心得体会
存史、学史、治史是我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共产党继承文化传统，积极倡导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总书记曾鲜明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史鉴今，传承“四史”的力量，建设美好社区，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
一、“党史”彰显信仰力量
一部党史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从初创阶段、成熟阶段、曲折阶段到全面发展阶段的艰辛和不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以来，引领方向、凝聚力量，激励着无数共产党员们为之努力奋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从此就有了自己的信仰和坚强的后盾，这信仰力量指明了我们奋斗的方向，让我们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新中国史彰显榜样力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逐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让中国人民从被压制的“东亚病夫”到昂首挺胸做实实在在“龙的传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10月1日国庆庆典上共进行过71次阅兵。每一次的阅兵活动，都见证了新中国不断的成长和变化，彰显了榜样的力量、增强了国民信心和自豪感。
三、改革开放史彰显经济力量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改革是分阶段进行的，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温饱，这个已经实现了。第二步是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也实现了。第三步是：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成功之路。一部改革开放史充分彰显了经济力量!
四、社会主义发展史彰显制度力量
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历经政权巩固，经济恢复，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与实务，调整以及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来看，历经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整治民主化，以及以阶级都中为中心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历程;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道路来看，历经了照搬苏联模式到逐步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道路。如今中国人民终于开创了适合自己国情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也越来越展现了鲜明的制度优势力量。
总之，传承“四史”精神，将其力量转化为社区服务的实践中去，要将“四史”学习教育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好抓实，要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
学习“四史”心得体会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四史”学习教育要把握正确方向、创新内容形式，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灵活运用各种载体方法，做到有声有色、入脑入心。要把“四史”学习教育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汲取经验智慧、汲取坚守人民立场的定力，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好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更好增进人民群众福祉。
观察风云变幻的世界，需要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今年开年就不同寻常，放眼全球，乱象丛生。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相互交织，其复杂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难以预测，尤其对“逆全球化”思潮和意识形态逆主流化现象更需要高度警觉。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总书记的要求，站在新的时代制高点上，重温历史的经验，研究眼下的现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切实做到认清大势，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能够“验在近而求在远”，结合各自担负的领导职责，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大变局之中掌握主动，从容应对。
读“四史”保持领导干部应有的气节操守，也需要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反腐败的严峻斗争中，总书记多次用历史上卖官鬻爵、拉票贿选、拉帮结派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教育全党，同时列举“治绩大举、民称其德”的王安石，“明断讼案、革除弊习”的冯梦龙，“案无留牍、室无贿赂”的郑板桥启迪各级领导干部，用千古流传的爱民心声来滋养和净化我们的灵魂。实践告诉我们，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学点历史，一方面是为了不断丰富做好领导工作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以学益智，以史资政;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学修身，以史为鉴，把现实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看得更深更透。
以敬畏之心仰慕历史先贤哲人，以谦虚之心求教历史这本大书，以智慧之心吸取历史沉淀的精髓，以开拓之心借鉴历史之光照亮未来。总书记在这方面更是率先垂范，给全党做出了一个好榜样。我们反对那种把读史和守旧画等号的说法，也不赞成那种钻在故纸堆里与现实工作脱节的做法，了解历史是为现实和争取美好的将来服务的，学习古人是为今人增益的。对过去和今天都不太明白的人，自然很难干出有光明前景的事业。只要站在这个正确的立足点上，我们就能够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任意穿越而永不迷航。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学习四史是了解历史事实、理清历史脉络、把握历史规律、得出历史结论。要通过学习“四史”，在思想上弄清楚、理解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学习“四史”心得体会
近日，上海市召开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加强基层党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把“四史”学习教育落脚到解决问题、推动事业发展上来，推动全市党员干部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当好善作善成实干家，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汲取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大势。“四史”浩繁，印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艰辛探索。我们要用“大历史观”的视野去观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认识到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做到理论上清醒和政治上坚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疫情肆虐的今天，我们更要时常回头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不断从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中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在现实生活中自觉提高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传承历史精神，坚守历史使命。面对疫情的突发，共产党员们挺身在前，肩负责任和使命，涌现出了无数的逆行者。他们就像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英勇无畏奋战在第一线。他们是勇敢无私的逆行者，也是践行时代使命的奋斗者。总书记非常重视历史精神的学习传承。他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可以说，真正学好历史精神，用历史精神感召人、陶冶人、教育人，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历史担当、情怀、责任、信念，让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正是“四史”学习教育的精华所在。
树立历史观念，用好历史方法。历史是相通的，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的遗产。“四史”是记载、是沿革、是过去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走向成熟的实践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建设新中国的实践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实践史，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机遇，我们应当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历史担当。将“党员先行”落实到行动中，将国之重担抗在肩上。在历史中汲取勇气和力量，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学习“四史”心得体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修好这门必修课，不是无的放矢，而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要把“四史”学习教育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汲取经验智慧、汲取坚守人民立场的定力，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历史无不沉淀为精神，精神又无不是历史的。党的精神建设与党共同发展，融汇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并成为一种独特政治优势。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精神力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真正学好历史精神，用历史精神感召人、陶冶人、教育人，激发党员领导干部的历史担当、情怀、责任、信念，让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这正是“四史”学习教育的精髓所在。
“四史”学习教育要把握正确方向、创新内容形式，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灵活运用各种载体方法，做到有声有色、入脑入心。我们要把“四史”学习教育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汲取经验智慧、汲取坚守人民立场的定力，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好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更好增进人民群众福祉。
学习“四史”心得体会
党史、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领导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国梦的探索史、奋斗史、创业史和发展史，其中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政治灵魂和精神瑰宝，是先行者们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立国、兴国智慧。作为财政党员干部，我们要珍惜这份遗产，认真学习和传承党史、国史，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此，才能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总书记为此曾多次发表重要论述，为我们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指明了方向。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和部党组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我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要在学思践悟中，知史而爱党，知史而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
学习党史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必然。重温党史、新中国史，要深刻认识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走上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作为党员干部，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方面走在前、做表率，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提高政治站位，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态度，严守政治纪律，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学习党史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学习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之以恒地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学习党史就是要树牢宗旨意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论在什么年代、什么时期，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心中有民。群众利益无小事，学习共产党人的为民真心，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学习党史就是要积极履职尽责。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担当意识就深深烙在每一位党员心中，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内外环境如何变化，共产党人的担当意识始终未变。学党史、新中国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切实增强斗争意识，时刻保持斗争精神，困难面前不低头、挑战面前不退缩、失败面前不屈服，不断积累斗争经验，增强斗争本领。
党史和中国史是我们党建的指路灯，是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的力量源泉。我们要积极梳理起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做表率的目标，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自发、始终如一地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学习“四史”心得体会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四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向前的一门“必修课”，这门功课每个广大党员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学习四史是对宝贵初心的回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了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任务，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真正了解了这些，才能追根溯源，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才能坚守住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历尽沧桑而不曾改变的宝贵初心，才能更深地爱国爱党，更加明确新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所有的使命和担当。
学习四史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成为执政党之后，我们党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在这其中沉淀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发展的经验，也走过了不少的险滩和弯路。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这些都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史鉴今，以史资政，成为今后改革发展前进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学习四史是对精神力量的传承。**年的党史，70年的新中国史是一部精神上的史诗。像无数英雄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像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科学家心怀祖国，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像“铁人”王进喜，时传祥这样的劳动者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像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人民干部心系群众，造福一方的无私奉献精神。像黄文秀、王继才这样淡漠名利，爱岗敬业，牺牲自我的奋斗精神。这些英雄先烈和时代楷模用生命和汗水所谱写的精神史诗是注入心灵的一汪清泉，学好用好这笔“精神营养”，传承“红色基因”，传递精神力量，能够激励感召一代代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广大党员要把四史学习作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养料。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这门四史的“必修课”中修心、修德、修身，坚定地走好中国新时代改革发展的奋斗之路。
学习“四史”心得体会
作为健全不忘初心长效机制的重要部署，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是市委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具有十分紧迫而又深远的意义。
学习“四史”教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法宝。现在大多数的党员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没有经历过艰苦岁月，没有遇到过艰难险阻，为更好地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体会到革命奋斗的艰难历程，只有认真学习“四史”才能真正懂得其中蕴含的意义。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应当充分运用这些资源，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引导，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定力，在新时代担起新使命，实现新作为。
学习“四史”教育是提升党性修养的重要方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有着不计其数奋不顾身、鞠躬尽瘁，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南仁东、黄文秀、张富清……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也涌现了一大批战疫英雄，开展“四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习优秀人物的优秀事迹、高尚品格，在现实中自觉提升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
学习“四史”教育是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方式。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中，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过程。学习“四史”可以汲取智慧和力量，在研读学习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综合分析、科学判断、灵活运用，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以理论指导实践，最终提升自我的综合能力。
学习“四史”心得体会
近期，市委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今年全市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重要主题，深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有着十分紧迫而又深远的意义。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全面学习了解我党的发展历程，了解了创党之艰和发展之难，以及取得如今成就之不易。学习党史让我更加明白党的领导对于新中国的伟大意义，真正明晰自己的入党初心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时代使命。
学习党史，要学创党先辈敢为人先，敢于牺牲的勇气与胆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共产主义，也令我党的创党先辈明白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残酷的历史环境中，他们抱定革命的热忱，冒着牺牲的风险，在“红船”的低吟，惊醒了中国的黎明。
学习党史，要学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魄力与艺术。枪杆子里出政权，永远不要指望敌对分子的善心与怜悯。经历了“白色恐怖”的共产党人终于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南昌城中的枪炮，向世界宣告了人民军队的诞生，我党有了一支可以信赖的武装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我军“反围剿”、走长征、敌后抗战，直至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结果，真理总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学习党史，要学实事求是的作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共产党人就要说真话，办实事，这也是我们党兴盛繁荣的保障。我们更有“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的深刻教训，时刻警醒着每一代的共产党员都不能再走上错误的邪路。
学习党史，要学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胆气。“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共产党人顺应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主动作为的关键决策。改革开放是我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伟大革命是对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的根本变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学习党史，要学自我革新，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我党向来注重对党内纪律和风气的管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掀起了一场反腐倡廉的风暴。以对党的事业、国家发展、民族复兴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党内的任何腐败行为做出了坚决的打击。正是自我革命的勇气，才能获得生生不息的动力和人民对于党事业信心。
学习党史，让我更加了解党、更加拥护党，更加对党的事业和民族复兴充满信心。我更要以历代优秀的共产党人为榜样，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关键期，切实担负起一名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为党的事业、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学习“四史”心得体会
学习四史是对精神力量的传承，99年的党史，71年的新中国史是一部精神上的史诗。像无数英雄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像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科学家心怀祖国，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像“铁人”王进喜，时传祥这样的劳动者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像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人民干部心系群众，造福一方的无么奉献精神。像黄文秀、王继才这样淡漠名利，爱岗敬业，牺牲自我的奋斗精神。这些英雄先烈和时代楷模用生命和汗水所谱的精神史诗是注入心灵的一汪清泉，学好用好这笔“精神营养”，传承“红色期因”，传递精神力量，能够激励感召一代代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我要把四史学习作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养料。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这门四史的“必修谭”中修心、修德、修身，为上海寰宇的321发展战略和“卓越
共享”企业文化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了解“四史”，就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何能够不断走向成熟，就能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推进建设新中国，就能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四史”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我们通过原原本本的读、学、思、悟，更快的了解、更好的掌握，更深的认识、更强的运用，从而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做到理论上清醒和政治上坚定。
“不知过去，无以图将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学习“四史”，回望党的百年历史，回望共和国的70多年历程，回望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作为一名企业员工、一名基层党员，通过学习“四史”更好的记住祖国光辉历史，勿忘国耻，追溯过去，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让更多人一起展望未来、打造未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清醒、更坚定、更好的推动祖国繁荣富强发展。立足岗位，做好每一件事，履好职，为企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生活中，也要时刻以一名党员的要求来要求自身，尤其是网络运用方面，不信谣、不传谣，时刻坚守初心，保留好在学习“四史”过程中激发的热情，积极向上的工作生活。
一、回溯过往，感悟来之不易
历者过也，史者事也。“四史”学习最直接的就是对重大历史节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环境、历史思想、历史影响等重要信息的了解、掌握、认知、感悟。全方位、系统性地学习“四史”，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二、汲取经验，深刻把握规律
“四史”学习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在前进的道路上少犯错误或不犯同样的错误;能够更好把握历史进步规律与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经验、认识规律，不断前进。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适应时代变迁与社会变革，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现代国家治理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领导和执政规律。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成就。以史明志、以史为师、以史为鉴，有助于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四个自信”。
三、传承精神，坚定初心使命
国无精神不强、人无精神不立。精神力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总书记非常重视历史精神的学习传承。他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用历史精神感召人、陶冶人、教育人，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历史情怀、责任担当、理想信念，让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正是“四史”学习的精华所在。
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范文6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
【 正 文】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学科建设也必然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任务。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也必然面临着新历史条件下的新问题，面临着时代赋予学科建设的新使命。
一、回顾：从草创起步到初步繁荣
自梁启超1902年提出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设想开始，屈指算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至今已走过了约一个世纪的历程。大体说来，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经历了从草创起步到建立基业再到初步繁荣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近50年左右时间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草创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梁启超是先驱者，有首倡之功；甘乃光最先于1924年发表以中国经济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先秦经济思想史》，有开创之举；唐庆增于1936年出版其具有总结性和代表性的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先秦部分），有集大成之劳。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基业的阶段。这一阶段最为活跃的是60年代。胡寄窗先生的代表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分别出版于1962、1963年，下册完成于1965年。赵靖、易梦虹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于1964-1966年分三册出版。这两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总结了我国先秦以迄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经济思想，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基业得以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步入初步繁荣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不仅胡寄窗、巫宝三、赵靖、陈绍闻、侯厚吉、马伯煌、李守庸、叶世昌等一大批老专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大显身手，而且像吴申元、谈敏、王毅武、郑学益、叶坦、唐任伍、韦苇、赵晓雷、钟祥财等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也极为活跃。这一阶段，出版了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下册）、侯厚吉和吴其敬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一、二、三册）、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全六卷，已出4卷）等一大批颇有份量和水平的著作。不少人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断代、专题、比较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兴旺景象。
回顾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其学科建设的宏伟基业已经建立，正在朝着更加成熟、更为高远的目标向前迈进。
二、对象：从厚古薄今到融通古今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从过去的情况看，在本学科草创起步时，学者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主要局限在先秦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也仍然偏重于古代，即令近代的研究也只限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至今还没有一部通史性著作将研究的下限延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这表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厚古薄今”倾向。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当要以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为对象；但应该指出，远离今天的历史是“历史”，离今天很近的历史也是“历史”。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历史也在不断向后延伸，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时间范围理所当然也应不断向后推移，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跟踪”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如果说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重点在古代和近代的说，那么，新世纪研究的主要范围则将会转向现代、当代。这是因为古代和近代部分的研究经过前几辈人的艰辛努力，已有大量成果问世，后继者一时很难取得更多的突破性成果；而现代、当代部分的研究则因过去涉猎不多，故后继者们还大有用武之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现代、当代内容的研究将会因为它们对我国今后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意义而越来越显得重要与突出。同时，对历史事件的总结也决不允许拖得过久，属于当代人完成的任务理应由当代人来完成，把理应由当代人完成的任务作为历史悬案留给后人总不是学科研究者们所应持有的态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今”的研究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范围内的一大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尚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连惯性的，我们决不可割断历史，而应融会贯通加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只有融通古今进行系统研究才能真实、科学地揭示其历史演变过程，探讨其发展变化规律。因而，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要延续至“今”，而且要融通古今，这将是新世纪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者的一大新的历史使命。
三、任务：从偏重展示到经世致用
作为一门学科，它必须以揭示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为己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揭示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运动规律。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在挖掘、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展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与精神风貌方面做了大量艰辛的基础研究工作。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不仅应在整理、挖掘经济思想遗产内涵等基础研究方面继续下功夫，而且还应把传统与现实联结起来，追踪理论热点，将本学科发展任务的重点从展示遗产内容转向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增强其“经世致用”的时代感与使命感。结合当前情况，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从以下两大方面强化、拓展其经世致用的功能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