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1
关键词 核心价值；民族精神；传承命脉；精神家园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8)06－0021－05
文明复兴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一个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根本精神之所在，亦即这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在长期的繁衍和发展过程中。在无数成功与失败的经历和体验中，逐步积累和形成的群体意识，是整个民族共有的价值信念、思维模式、伦理观念、生活态度、审美情趣和理想追求的总和。
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其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民族大多数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壮大的精神原动力，对内可凝聚民族力量，对外可展示民族形象。
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在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激励下，中华民族开始由衰转盛，由弱转强，但同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相比，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指出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心所在，忽略了这个中心，文化建设就会失去正确导向和灵魂。
仔细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发现下述一些共同特征。
一是崇高性。核心价值观必须建立在至高无上的信仰之上，具备神圣感和庄严感，对人有一种折服力。
二是民族性。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在其特定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积累而成的，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和结晶。
三是普适性。优秀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的概括。优秀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总是把全人类的文明积淀吸收进去。因而能够召唤和吸引更多的人去遵循和坚守。
四是恒久性。核心价值观不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而是从深厚的民族精神中抽象出来的精神内核，经历了久远的历史检验，具有信仰上的长期存续性。
具备上述基本特征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表述上还必须简洁、清晰、深刻，每个概念、范畴的思想容量必须大，其内涵应该与时俱进，在阐释上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及核心价值体系，目的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育健全的人格，这常常不是实现现代化的结果。而是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健全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信仰和信念，它向人们提供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为什么活着”。它引导人们树立高远的社会理想和追求，远离庸俗和卑琐，使人坚守一种卓然独立于世俗之外的纯正人格。
健全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帮助人们树立优秀的道德品质，引导人们走向自信、自强、自尊、自律，自觉地承担道德责任，做到道德自觉。
健全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引导人们培育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性格，成为刚强有为、奋进不息、宠辱不惊的人。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与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但其实践却是一项宏伟而艰巨的文化工程，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努力探索。
民族精神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同时，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在新时期的发展和表现，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这个问题要从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说起。中国人原始思维的重要特点就是“天道本源阴阳化生的存在机制”。《易经・系辞》谓“太极生两仪”，即宇宙本源分化出两仪――阴阳(乾坤、天地)；阴阳交互作用再生出万事万物。因此“乾”、“坤”两卦最重要，居六十四封之首。《乾卦・象辞》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辞》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分别代表阴阳、乾坤、天地的根本特性。古人认为，人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应体现天地的特性，有道君子既要“自强不息”。又要“厚德载物”，所以先民一直以“自强”和“厚德”培育自己的品格。中华民族精神，细细分析，可列出几十条甚至更多，但归纳起来不出“自强”和“厚德”两大范畴。下面我们就从这两大方面对传统民族精神作些分析。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锐意进取精神
一是由忧患意识而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古人基于对天道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观察思考，认识到“天命无常”，自然灾害难以预测，社会动乱难以避免，表现出对人类苦难刻骨铭心的忧思。《易经・系辞》谓：“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告子下》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从先秦时代起，这种忧患意识就深深扎根于我们民族心理深处。从孔孟的“忧道”，到历代志士仁人的“忧国”、“忧民”、“忧天下”。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顾炎武在其《日知录》里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这话简化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从岳飞到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再到等无数革命烈士，都体现了这种坚定而深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二是从刚健自强而来的大丈夫精神。《易经》讲的“天行健”，是说天道永远刚健有为，生生不息，充满了蓬勃的创造力；人应该效法天道，自强不息，在社会上有一番作为，才不枉生于天地之间。这样，刚健自强就成了高尚人格的核心，它激励人们去追求高远的目标，为崇高的理想献身。儒家经典《左传》还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提示人们不要甘于平庸。孔子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品格。这种刚毅耿介的精神，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无数英雄人物走上大有作为的人生道路。
三是由“穷变通久”而来的变法图强精神。《易经・系辞》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说事物发展到极端，要往相反的方向转变，变化之后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古人把这种发展变化视为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必然法则，天地万物概莫能外。在历史上，由此发展出“变法图强”的优良传统，每当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时，一些贤明的当政者便力图通过变革弊政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鸦片战争以后，在国家民族的长期危机之中，“变革弊政以求自强”曾是全民族的基本心态。近代史上的改革，尽管步履维艰，道路曲折，终究还是缓慢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我们
今天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历史上变法图强精神的一种延续。
四是由注重伦理而来的崇德重义精神。和古代世界其他伟大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特点。希腊文明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希伯来文明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华文明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属于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崇德重义，把仁义道德置于一切价值之上。下面一些古训是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如孔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仁”比生命还重要，他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更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著名命题，把圣贤与常人拉近，激励人们的成德向善之心。中国人讲的“修齐治平”，是从“修身”开始的，所以《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兼容并蓄精神
一是由贵和尚中而来的追求和谐精神。“中”在儒家经典中是个重要的伦理学概念，指一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境界。过去孔庙大成殿里有“中和位育”或“位育经论”的匾额，是《中庸》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缩写和强调，可见儒家对“中和”思想的重视。中和就是把各种对立的、不同的因素适量配合。使之合于正确的法度和准则，天地间的事物才能各得其所，万物才能正常繁育发展。应该注意的是，中和并不是要取消差别和矛盾，而是在承认和正视矛盾的基础上，寻求平衡与协调。孔子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君子追求的是和谐一体，而不是要求绝对一致；小人徒然追求绝对一致。结果连和谐共存也做不到。朱熹认为，“中和”与“中庸”是一致的。孔孟之后。历代儒者都对中庸思想进行了反复阐释和发挥，中庸之道成了儒家认识世界、对待社会人生的基本态度和准则。
二是由整体至上而来的民族凝聚精神。“礼”或“礼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兼有生活方式、伦理风范、社会制度一体化的内容，成为绵延数千年的文化模式。和西方文化把人看作独立个体不同，“礼治”文化把人看作具有群体生存需要的群体中的一分子，具有伦理道德自觉，隶属于家庭、家族和国家。由此发展出整体至上的观念，认为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形成以民族大局为重的品格。中国人对待家庭、家族和国家，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把个人命运同家族和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情感，使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有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由有容乃大而来的兼容并蓄精神。在《尚书・君陈》里，儒家的圣君之一周成王训导其臣子时说“有容德乃大”，意思是只有具备博大宽容的胸襟才能成就高尚的品德。后来“有容乃大”成了一句代代相传的古训，同时演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曾经由衷地赞叹过“汉唐气魄”，即在汉、唐等最强盛时代，中华民族怀着无比的自信力吸收了可能吸收的一切有益外来文化，丰富发展了自己。从汉代起，中华民族毫无芥蒂地吸纳印度的佛教文化，极大地充实了自身文化，并且把佛教改造成中国化的佛教。从鸦片战争至今，我们又大力引进西学，发展自身文化，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兼容精神。中华民族由大小56个兄弟民族组成。各民族都保留着自身独特的文化习俗，千百年来友爱互助、和谐美好地共同生活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胸襟和美德。
四是由天人合一而来的尊重自然精神。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个经典性的命题。在儒家思想中“天”是人伦道德的本源，天人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带有一些神秘的意味；而在老庄思想中“天”几乎就是“自然”的同义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庄子》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强调有机地、整体地看待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主张人和自然平等与和谐。中国人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热爱自然，赞美自然，并溶入自然。中国的山水诗最动人，中国的山水画最发达，是中华文化独具的特色。《孟子》中有关善待自然的言论，几乎与今天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一致。中华民族这种亲近自然的姿态。与西方人对待自然的“戡天役物”式的态度大不相同。所以西方的有识之士曾经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这里提到的孔子的智慧，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概括。重点是指中国文化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而言的。
以上我们从两个大的方面对中华传统民族精神作了粗略的描述，虽然不够全面也不够充分，但足可说明其源远流长和历久弥新。
2003年。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中指出：“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这句话简洁明快地说明了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要义。“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这正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所要做的事情。
回溯源头，就是要求我们省视自身的文化传统，明白其精髓之所在，明确应传承的命脉是什么。上文提及的“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和“有容乃大的兼容精神”两大方面，就是我们的优秀传统，也是我们应世代传承的文化命脉。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实现“和平崛起”，“崛起”要求有进取精神，“和平”要求有兼容精神。把握住这个“命脉”，我们就有了立足之地，就有了自尊自信，就有了独立于世界的主体意识。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细密的研究，应是我国学术界的长期任务；对传统文化是否要传承的讨论，可以终止了。从19世纪以来经过100多年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已经明白了传统的文化精神不可丢，不能丢，也不该丢。丢掉了民族文化传统，就如同丢失了身份象征，将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回溯源头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要求我们检视传统文化之所短，发现其中存在的缺陷和弊端，以便在改变弊端和弥补缺陷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中华传统文化诞生和发展于自然经济时代，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必然带有小农经济的特点，如因循守旧的思维习惯、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唯书唯上的迷信习气、崇拜官位的等级观念、拉帮结派的宗派意识以及不重公德的生活陋习，等等。对此我们必须坦然承认，认真对待。这不仅是“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克服和改变上述状况，决不是一件轻松的历史任务，必须从人人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也许要经过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
立足传统面向世界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有人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我们这个世界已经由武力竞争的世界，转化为经济竞争的世界，到21世纪可能出现文化争胜的世界，亦即文化将在更
广泛的领域和更深刻的意义上影响人类生活及其走向。所以，从20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哲学研究的重心已逐渐转移到文明、文化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和发展的国际报告》提出：要探索和阐明文化与发展的某些关键问题，研究文化因素如何决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看待自己的未来和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一种新的以人为中心、重视文化发展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党适时地把文化问题提高到应有的战略高度来对待，并发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
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我们一方面要以自己的传统为基础，总结和继承文化传统中的一切优秀成分：同时要以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为目标，努力学习和吸收外域文化中我们缺乏的精华内容，构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里的“再建”。是说对传统文化应有所扬弃，纳入现代化的新内容，要以新的面貌出现，是“弘扬和培育”的同义语。而非推倒重来。冯友兰先生曾有“旧邦新命”的提法。就是尊重和弘扬传统而不简单因袭传统，适应时代前进的要求，吸收新思维、新概念，对传统进行新诠释，从而推陈出新，丰富中华文化的内容。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有漫长的路要走。究竟如何完成，现在不易完全说清；下面仅就当前最应着手的基本工作，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是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有别于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寻求事物客观性和因果关系的精确结论，亦即真善美中的“真”；而人文精神则关注人自身，关注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责任，寻求人生意义的表达。它寻求的是真善美中的“善”和“美”。当然人文精神也求真，但那不是数学式的真，而是人性的“真诚”。人文精神对真善美的追求。具有一种超越性，它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超越于实用理性和直接的功利目的之上，追求一种精神高度，追求构筑人类精神和文化自身的世界。人文精神是人类的一种自由的本真精神，关注的是人的需要，人的理想，也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其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就是其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如前所述，大体而言就是记载在“群经诸子”之内，体现于《二十四史》之中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从道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襟怀、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崇德重义的价值信念以及成贤成圣的人格追求，等等。这些都是超越时代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我们的民族精神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弘扬和培育。为了弘扬传统人文精神，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应当尽快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长期深入地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精神文化，把一切宝贵的文化资源都尽可能地发掘出来，以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继承和借鉴。
二是大力弘扬传统道德的合理内核。过去有“封建伦理道德”的习惯说法，人们往往习焉不察。其实这个说法模糊不清，似是而非。道德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有其时代性，也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中国传统道德存在了几千年，自然带有帝王专制时代的特点，需要扬弃，这是毫无疑问的。以“君为臣纲”为例，“君”已经永远被，“纲”自然也永远被废弃；“三纲”的其余两“纲”也同样如此，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还有“愚忠”、“愚孝”等内容不应该也不可能继承。至于像“礼义廉耻”一类的道德范畴，性质则完全不同。“礼”要求人的行为遵循一定的规范，“义”要求人的作为合乎正义的标准，“廉”要求人的品质纯洁清白，“耻”要求人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管子》里讲的这个“四维”，是中华民族极可宝贵的精神品质，具有历久不废的永恒生命力。孔子讲的“仁”是其学说的核心，而仁的中心思想就是“爱人”，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要有一种“仁爱”的情怀，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所以，孔子的仁爱学说也该大讲特讲。又如“五常”――“仁义礼智信”，也可以进行新的诠释，并可以成为宝贵的道德财富。千百年来这些道德信念已经融入中华民族成员的血液中，成为集体观念，任何人为的口号都无法取代。
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2
2016陕西高考政治自测题(3)一、选择题1.中华始祖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源文化和共同文化信仰，是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础。以伏羲为代表的中华人文始祖所表现出的开拓精神、奉献精神以及和合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质。这体现了()①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②始祖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并与时代精神相契合③弘扬始祖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④始祖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源泉与根本动力A.①② B.③④C.①③ D.②④解析：C 本题考查民族精神的相关知识。中华始祖文化是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础，①符合题意，②中“始祖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结晶”的说法错误。中华始祖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信仰，弘扬始祖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③符合题意。社会实践是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④说法错误。2.是否以“龙”作为中国形象标志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大多数网民认为，“中国龙”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其地位不能动摇。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①中华文化的力量集中表现为民族精神的力量 ②中华民族精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龙马精神” ③中华民族精神是以“龙图腾”为核心和灵魂的 ④龙图腾昭示了中华民族勇敢、顽强和奋进的精神A.①②③ B.①②C.①④ D.①②④解析：C 中华民族精神不等于我们平时所说的“龙马精神”，②错误;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③错误;①④正确且符合题意，应入选。3.[2014·山东师大附中模拟]回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这不仅在于我国拥有“中国道路”，也在于拥有“中国精神”。正是“中国精神”造就了这个国家遇难不惧的定力、化危为安的魄力。这说明中华民族精神()①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进性 ②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③作为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 ④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A.①② B.①④C.②③ D.②④解析：C 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进性表述错误，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不能说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进性，所以不选①。中华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表述是正确的，但与题干主旨不符，所以不选④。②③正确且符合题意，所以选C。4.[2013·北京朝阳区二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中国梦”。实现这一梦想，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因为“中国精神”是()A.展现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B.推动文化发展创新的根本途径C.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精神动力D.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解析：C 题中“实现中国梦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统建筑是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故A项不能入选;社会实践是推动文化发展创新的根本途径，故B项不能入选;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故D项亦不能入选;答案是C项。5.[2013·北京市西城区模拟]1936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在这里，他看到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毛泽东住在十分简陋的窑洞里，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做成的背心……从共产党人极其简朴的生活中，斯诺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他称之为“兴国之光”。今天，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更加需要我们()A.发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B.继承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C.传递团结统一的精神火炬D.用改革创新的精神照亮前进的道路解析：B 一种传统因为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历久弥新，一种精神因为不断传承而熠熠生辉。“兴国之光”作为一种“东方魔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形势怎样发展，中国共产党都会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作为“人类历史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传承和发扬。答案选B。6.[2014·成都摸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中国精神可以()①传播正确的价值观，为民族振兴提供动力源泉 ②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积聚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 ③发挥先进文化作用，规定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④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为国家富强提供重要保证A.②④ B.①④C.②③ D.①③解析：A 创新是民族振兴的动力源泉，①表述不准确;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规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③表述不准确，排除①③，故选A。7.[2013·三明一中期末]“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的选择，郑重的承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之路。文化学者认为，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之路，体现了对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因为()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民族友好地吸收一切外来文化 ②“以和为贵”的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 ③中华文化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④崇尚“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A.①③ B.①④C.②③ D.②④解析：C 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为我所用，但不是吸收一切外来文化，①说法错误;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之中，④颠倒了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错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华文化“以和为贵”的和谐文化有关，②③正确。该题选C。8.[2014·潍坊期中]潍坊青州人冯在亮因交通事故导致高位截瘫，他所经营的公司也陷入困境，但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克服重重困难使公司重获生机，并积极回报社会，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下列诗词名句与冯在亮的事迹体现的人文思想不一致的是()A.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陈汉卿)B.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C.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D.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解析：C 冯在亮的事迹体现的是自强不息，A项体现的是文化受所处环境的影响，B项强调的是人们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D项强调的是人们应该具有坚强的意志，所以这三项都与这种人文思想是一致的。C项强调的是勤劳节俭，与题目不符。9.[2014·赤峰统考]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下列诗句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的是()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③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④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A.①③ B.②④C.②③ D.①④解析：A 中华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①③两项体现了爱国主义，符合题意，可以入选;②④两项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合题意，不能入选。因此，答案是A项。
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名言警句，是古代中华文明的结晶，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下列观点与“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包含《文化生活》道理相一致的是( )①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③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A.②④ B.①③C.③④ D.②③解析：B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期盼国家统一，表达的是爱国主义情感;①“亡国恨”③“九州同”这些都体现了爱国主义;②表达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④表达的是尊老爱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该题选B。11.“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语出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以下最能体现这句话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是()A.自强为天下健，志刚为大君之道B.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C.天下兴亡，匹夫有责D.定于一、尚同一、一天下解析：A A符合题意，都包含了自强不息的精神。B、C、D不符合题意，此观点未包含自强不息的精神。12.邓小平说：“难道爱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这说明()A.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B.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C.在当代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D.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解析：C “难道爱祖国是抽象的吗”“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等信息，强调在当代中国，“爱祖国”与“拥护社会主义”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C正确，A、D不符合题意;B是对题干的重复，不选。13.“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下列观点蕴涵的文化道理与之不一致的是()A.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B.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C.苟利国家，不求富贵D.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作主人翁解析：B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彰显出范仲淹的满腔爱国情怀。A、C、D三项说明了爱国主义。B项强调自强不息，与题中诗句蕴涵的文化道理不一致，故选B项。14.[2014·玉溪一中月考]弘扬“北京精神”，是新时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之举。“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是城市共性与北京个性的相互兼容、历史底蕴与未来取向的相互统一、城市特色与市民气质的相互融合，反映了北京特有的文化品位和首善特质。可见，北京精神体现了( )A.文化创新可以推动社会实践发展B.传统文化是现代思想的主要源头C.兼收并蓄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D.文化反映经济，与经济发展同步解析：C 弘扬“北京精神”，是新时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之举，说明北京精神与时展相结合，具有时代特征;北京精神是城市共性与北京个性的相互兼容、历史底蕴与未来取向的相互统一、城市特色与市民气质的相互融合，体现了北京精神对中华文化传统做到了兼收并蓄，故C正确;A体现的是文化创新对社会实践的作用，与题意不符;社会实践是文化发展的源头，故B说法错误;文化反映经济，但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亦步亦趋的，D说法错误。15.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下列关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关系表述正确的是()①民族精神以时代精神为核心，时代精神以民族精神为基础 ②不断注入时代精神，才能让民族精神博采众长、日益丰富 ③坚持培育民族精神，才能让时代精神不移根基、不失本色 ④发展先进文化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A.①②③ B.①③④C.②③④ D.①②④解析：C ①不符合题意，时代精神以民族精神为核心，民族精神以时代精神为基础。②③④符合题意。二、非选择题16. 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光辉历程，历经时代考验，培育出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女排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一系列伟大民族精神，筑成了中华民族丰厚宏大的精神宝库，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无与伦比的先进性。(1)运用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共产党培育民族精神的原因。(2)结合材料，运用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共产党培育的伟大民族精神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无与伦比的先进性的理解。解析： 本题以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背景考查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的作用。 第(1)问考查培育民族精神的原因，可以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培育民族精神的必要性角度来组织答案。第(2)问实质是考查中国共产党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的作用。可以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表现来组织答案。答案： (1)①民族精神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②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要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必须要把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③培育民族精神是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是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2)①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形成和发展是长期历史沉淀的过程，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地进行丰富和发展，使其始终保持着先进性。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培育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③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新的时代内容，培育出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女排拼搏精神、抗洪精神、抗震精神等一系列伟大民族精神，把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地提升到新的水平，因此中国共产党培育的伟大民族精神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无与伦比的先进性。
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3
【作者简介】
郑 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早期思想史、道家哲学、道教心性学。
主要著作：《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道家心性论视野中的“神明”》、《“道德之意”要论》等。
摘要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未曾断裂的、活的传统。“德的精神气质”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内在动力，它孕育了中国哲学尤其重视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倾向。“德的精神气质”首先体现为一种政治理念，即德政意识。同时，“德”、“礼”体系还起到了促进政治空间拓展和民族血缘融合的历史作用。而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文明历久弥新的孤例，和“德的精神气质”建构的政治模式、文化认同和精神信仰有重要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 “德的精神气质” 政治理念 文化认同 内在动力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世界诸古代文明几乎都衰落了，曾经辉煌的诸古老文化亦几乎成了缺乏活力、奄奄一息、苟延残喘的代名词。然而，中国却是一个例外。古代中国文明领先世界长达两千余年，又在经历了近代约两百年的曲折屈辱的血泪史之后，呈现出不可阻遏的民族崛起、文化复兴之必然趋势与光明前景。这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孤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历史命运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这一谜团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并力图理解中国文化何以能够将“新命”寓于“旧邦”，即中国文化既古老深厚又年轻而富于活力的内在原因何在。特别是当以欧美为代表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已隐约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征兆之时，省思中国文化的独特路径和价值及其与日常新的内在动因，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叩问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谜底，有必要首先澄清：由来已久的中国文化并非凝固不变，中国的历史（即便是古代时期）亦非停滞不前。我们不妨从思想史上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冯友兰在其名作《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将中国哲学思想史划分为子学（先秦时期）与经学（两汉以后）两个阶段，试图以此理解并阐明中国思想史的解释传统。所谓“经学”就是通过传记注疏对经典文本进行解释，并以这种形式阐述思想。当然，这种经典解释的模式和思想展开的方式是与古代中国长期绵延的大一统体制相匹配的。换言之，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规律在于：她往往通过回溯早期思想文化的渊源而汲取进一步发展动力，也就是说，她往往是通过某种历史的张力寻找创造新文化的源泉活水。那么，我们由此可以明确两点：第一，雅斯贝斯由世界历史视野提出的“轴心时期”概念对我们理解和解释古代中国文化及其现代意义尤其如此，因为中国文化特征之一，就是总怀着某种乡愁的冲动返回自身的历史深处以重新激活创造的活力；第二，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古代文化，因为她仍是一种未曾断裂的、活的传统，或者说是“生成的传统”。①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而言，奠基性的早期文化尤其重要，同时，其现时代的创造性亦值得特别关注。我们或许应该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回顾与瞻望的恍然交错之间，把握“旧邦新命”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深刻命题。
应该说，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纵深（它是对古代历史的突破）和现代性建构视野，推动我们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深入分析探讨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独特规律。我们试图从思想史角度分析探讨早期（确切地说，就是西周春秋时期）文化的精神遗产之于中国文化的基础性作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强调的是探求历史表象背后的人文动机，而历史之不同于自然过程之处，正在于历史发展受到了人文动机的支配或左右。我们尝试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与内在动力，具体地说，就是围绕着殷周之际文化转折所形成的精神传统，进而探讨更广泛、更普遍的文化命运问题。
“德的精神气质”：人文理性的曙光
“德的精神气质”奠基于殷周之际、绵延至春秋战国之交，乃早期中国文化的最重要部分，也是中华文明黎明期的最重要标志，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的精神气质”之酝酿滋育是西周春秋时期，而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重要渊薮的五经六艺，其经典化也是在这一时期，这是巧合吗？实际上，倘若找出贯穿五经六艺的思想主题的话，它不是别的，正是“德”，可以说五经六艺就是“德的精神气质”之文化载体。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德的精神气质”出现于殷周之际并且成熟于春秋时期，它的发展经历了两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
第一条历史分界线是殷周之际。它不仅仅意味着“小邦周”代替“大邦殷”的政治意义上的革命，也意味着早期国家形成和思想文化的革命性转折，西周以来的“制礼作乐”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对此，王国维的名著《殷周制度论》予以深刻阐明。
第二条历史分界线是春秋、战国之交。春秋末年、战国初期也出现了一场极其深刻的政治社会变动，即所谓“礼崩乐坏”；同时，也酝酿了精神思想领域内新的发展契机，直接触发了诸子百家蜂起，引发了思想史上的“哲学突破”。②
总之，“德的精神气质”的酝酿和滋育恰好处于上述两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之间，岂不是表明了它的出现和发展并非出乎偶然？的确，这两条历史分界线极为深刻。一方面，它们表明了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深刻转型。另一方面，它们又将早期历史划分为两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一个是殷周之际到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的“前轴心时期”；一个是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到秦汉时期的“轴心时期”。③之所以用“前轴心时期”和“轴心时期”概念刻画“早期”历史进程，是因为它影响了整个古代乃至近、现代历史运动的轨迹。同时，我们还认为，中国早期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开展呈现出某种具有很强连续性的特点，因为从“前轴心时期”到“轴心时期”的发展，无论是文化整体还是思想传统，都具有显著的绵延不绝又与日常新的特点：绵延不绝是指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而不同于西方历史过程中习以为常的断裂式发展；与日常新意味着创新与转折，特别是思想方面的创造性转化。
轴心时期、前轴心时期的文化路径与思想遗产仿佛历史的河床，制约着流水的曲折走向。德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最充分体现了建构于其中的前轴心时期文化的特征。殷人和周人都有很强的天命信仰，但其间的区别亦不容忽视：殷人所谓“命”基本上是宿命性的，而周人的“天命”观念却经历了“德的精神”的洗礼，即西周以来的思想主流是借助“德的精神”改造“命的观念”，从而赋予了天命更多、更深广的人道因素。④“德的精神气质”其实就是早期人文理性、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那么，“德的精神气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郭沫若曾精辟指出，“从《周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还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模――后人所谓的‘礼’” 。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洞见，说明西周以来的“德”匹配着“礼”，而且“礼”的形成和推行，出于“德的精神上的推动”。陈来提出“德感文化”说明西周以来文化的特点。⑥拙著《德礼之间》尝试以“德礼体系”概括前轴心时期的思想文化之特征。⑦总之，如果说“礼是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⑧ “德”就是无所不在的精神气质（ethos）。⑨也就是说，德的精神气质和理论话语深刻改变并丰富滋育了西周以来的思想文化，人文理性的曙光第一次映现于思想文化世界中。⑩
古代中国 “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
“德的精神气质”最初的用武之地是政治领域，而以政治控驭为中心是中国早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以至于伦理意义上的美德观念亦不能不诉诸政治美德。 “早期文献中肯定的德及具体德目，大都体现于政治领域，或者说，早期的‘德’大都与政治道德有关。……中国文化早期价值理性的建立，首先是通过三代政治对政治道德的强调而开始实现的，是这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方式在政治文化领域里滋养起一种精神气质（Ethos），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德的精神气质”首先体现为一种政治理念，即德政意识。周初创设的礼乐制度就包含了这种政治理念，其根本特点就是大幅度节制野蛮杀戮和暴力征伐，以某种柔性方式处理政治问题，从而使政治原则更趋合理，显示出古代中国的政治理念早已摆脱了“丛林法则”的支配，这一点似乎可以从“德”这个语词所固有的“（施）恩”、“惠（及）”等语义中看出端倪。《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大雅・民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柔此万邦，闻于四国。”（《大雅・崧高》）“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大雅・民》）《尚书・洪范》所论述的治国大法中曾提到：“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郑玄注曰：“克，能也。刚而能柔，柔而能刚，宽猛相济，以成治立功。”可见，“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以及“柔远能迩”、“宽猛相济”的政治理念已经确立。孔子所向往的“德政”，孟子所推崇的“仁政”，两汉时期所艳称的“德教”或“礼教”，就是这种政治理念的流风余韵。
通过若干思想史的片段，我们来进一步透视“德政”之于古代社会的意义。西周建构起了较成熟的早期国家，其原因和周人推行的具有德政色彩的政治措施有很大关系。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空间里有许多称作“邦”、“方”、“国”的政治组织，它们大多数可以称为“氏族血缘团体”。《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当时“天下万国”的情形，即便是周初，至少还有八百诸侯。但是，由于周初封建的推行，方国数量迅速减少，这不能不说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周王朝的卓越成功。其中“怀柔远人”是周初政治势力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春秋以来，“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廿五年》）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原则，也是春秋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精神的主流，对影响后世极为深远。《左传》、《国语》经常提到：“以德绥戎”（《左传・襄公四年》），“以德绥诸侯”（《左传・僖公四年》），“乱在内为宄，在外为奸。御宄以德，御奸以刑。……德刑不立，奸宄并至”（《国语・晋语六》）。这些思想充分阐述了“以德治国”的政治理性，以及怀柔远人的政治道德主义，共同酝酿了深厚的西周迄至春秋时期的人文理性传统，亦滋育了儒家政治思想。春秋时期所谓“王道”，是诉诸“德”而不是单纯的“力”。如：“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不国怀其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逸周书・武成》）“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公四年》）总之，贬抑“以力服人”的“霸道”、推崇“以德服人”的“王道”乃西周春秋以来政治语境中的支配性话语。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尧舜的追想（忆），实际上包含了关切“王道”的人文动机，传说中的“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贾谊《新书・修政语上》），汤“德及禽兽”，都反映了这种意识。传世文献中都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如《诗・长发》、《书・禹贡》，郑玄解释说：“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周礼・春官・大司乐》注）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古称“禹迹”，禹能够扩大中国的政治版图，依赖的正是德的精神气质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从商周墓葬的考古发掘看，西周以后人殉的现象几乎绝迹，这是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西周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的进步呢？
总之，“以德治国”、“怀柔远人”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智慧源远流长。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饮水思源，回到历史深处，汲取进一步创造的动力。因为“德政”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施惠于他者，在秩序与和谐之间找到平衡，从而促进不同来源、不同层面的文化整合以及彼此差异的文明融合，这一点，在“文明冲突论”徜徉于世的今天仍颇有意义。
作为民族认同的“德的精神气质”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皆自称“炎黄子孙”，黄帝还被尊祀为“人文初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然而，司马迁却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史记・五帝本纪》）这就是说，黄帝传说丰富而且流传甚广，但却未必就是“信史”，不过是传说而已。实际上，“黄帝”不见于《诗》、《书》等早期经籍，祀典里的黄帝始见于秦灵公时“作吴阳上，祭黄帝；作下，祭炎帝”（《史记・封禅书》）。但无论如何，黄帝传说虽然扑朔迷离，仍有斑驳的史影隐约其间。有趣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传说特别丰富，《国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国语・晋语四》）
这里记叙的是黄帝的传说。据分析，它反映了春秋战国年间民族融合的现实诉求，中华民族的雏形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为凝聚诸氏族部落为一个整合民族就需要追溯一个各民族所共同的始祖――“种族的偶像”，“黄帝”及其传说由此而来。《管子・地数》说，“黄帝……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正反映这种思想趋势。由此观之，《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与蚩尤战于阪泉之野的记述很可能反映了历史叙述对于民族国家的整合作用。顾颉刚认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层累造成的”，而“战国、秦、汉四百余年中，为了阶级的破坏，种族的混合，地域的扩张，大一统制度的规划，阴阳五行原理的信仰，以及对于这大时代的扰乱的厌倦，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就生出了许多为证实这些学说而杜造的史事”。其结果就是把许多古代各族的帝王编排成了古史系统，种族的传承之系谱亦由于种族之融合，“原有遥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 。李亚农也认为：“春秋以前夏商周三代的民族，早被熔合在‘华’的概念之内，自不必说；战国以后，秦楚吴越甚至徐戎、姜戎、淮夷、蜀人、庸人等民族都被包括在‘华’的概念之内了。为了缓和民族间矛盾，为了把许许多多异族熔而为一，为了四分五裂的七国统一成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在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脑筋中出现了三代同源的传说，并不奇怪；出现了秦、楚、吴、越与北方中国民族同源的传说，也是很自然的事。司马迁就是根据这些传说来构成他的三代同源说的。”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概念，自古而然。换言之，“中华民族”是融合了不同种族、民族的混血民族，“中国”亦非一个画地为牢的概念。
上引《国语》叙述黄帝谱系时嵌入了“德的话语”，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时依据的材料之一是载于《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其中更不乏“德的话语”的隐约作用。可见，“德的话语”也用以表述民族凝聚与整合。《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什么是“离德”？简单地说，就是民族分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曰：“弃同即异，是谓离德。”更表明了“德的话语”出现于族群关系的语境之中。
春秋以来，华夏诸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深重危机，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之不绝如线”（《公羊・僖公四年》）、“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淮南子・要略》）。然而，春秋时期“中国”疆域范围更为扩张，恰好与周德衰微的政治态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这也表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更多地依赖于民族融合和文化凝聚，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扩张和军事征服。荆楚和吴越诸国都属于“蛮夷之邦”，春秋之后渐渐同化于华夏集团，故“中国”范围日益扩大。“中国”的政治地理版图日益扩大，华夏民族亦愈来愈“混血”，“中国之人”所能够想像的地理空间越来越辽远，而“四裔”的概念也随之推展到了更远的边缘。春秋时期的秩序维系，在政治层面仍然依赖“德”、“礼”的原则，而文化意义上的“德”亦于“看不见的战线”展现了它的深度与力度。因而，春秋时期尽管“礼崩乐坏”、“蛮夷猾夏”，周王室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中国”的疆域反而有增无减，诸夏民族又混合了新的血液，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更是空前。这种事实固然主要与诸夏民族开疆拓土的扩张政策有关，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与怀柔远人的文化内聚力有关。总之，作为文化精神和政治理念的基础，“德”、“礼”的体系还起到了促进政治空间拓展和民族血缘融合的历史作用，从思想史视野看，这一历史过程亦延续了“德”的生命力，拓展了它的精神空间，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规模，以及“中国”的政治版图和人文地理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德的精神气质”亦即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夏、商、周，“中国”周边的少数族裔，如东吴之太伯、朝鲜之箕子、粤南（庄乔）、楚（熊蛮，屈子所称高阳之苗裔）和蜀的先祖（高阳之苗裔），皆炎黄之苗裔。显然，古代时期的民族凝聚、建构与认同机制已经有力地被“德”的观念或制度塑造过了。有的论者在追究、探讨边裔民族华夏化过程时，反复强调说，华夏的形成，依赖共同的起源记忆来凝聚。然而，在我们看来，“历史记忆”无论如何重要，却也不能够脱离实际的历史过程本身，不能无视它的“客观建构”而归之于“主观建构”。
作为文化认同的“德的精神”
春秋时期严于夷夏之防，据章太炎先生说，《春秋》经传的意义也具有“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刚是”的重要意义。然而，即便是在春秋时期，判别夷夏的关键仍在于制度和文化――即礼，而不是狭隘的血缘关系或民族关系。顾颉刚曾说：“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因此，文化认同尤其具有深意。孟子说，虽然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却“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孟子・离娄下》）。董仲舒则说：“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春秋繁露・竹林》）韩愈也说：“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那么，古代中国的文化认同的核心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归结为“德”、“礼”两端。例如：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闻王图之也。（《史记・赵世家》）
古代哲人反复强调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种族差异，这无疑使得古代中国的文化认同意识深邃而开阔。《论语・颜渊》记载子夏语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记》说：“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里面何曾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认同感总是能够在民族危亡之际激起“救亡图存”、“抗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傅山说，《春秋》“礼”之一字而已。的确，春秋时期的“僭礼”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春秋》经传的批判意识也是空前的。这说明，礼及其背后的精神因素――德，作为政治社会秩序和文化体系的内外两方面，在春秋时期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考验。让人一唱三叹的是，早期的文化认同原则使得所谓的夷狄“进于中国”成为可能，根据古史传说和史籍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黄帝之孙）。虽然熊渠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他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中国”分庭抗礼，也许出乎“周德既衰，戎狄必昌”、“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国语・郑语》）的念想和野心。而楚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复杂而微妙，这种情况自西周以来就是如此。《春秋》、《国语》和《史记》记载的楚世系和传说，显示出楚与“中国”、“诸夏”的关系很深，也很复杂。史实表明，楚人虽自称“蛮夷”。（《史记・楚世家》）但楚国的“华夏化”和“中国认同”进行得很快，而且比较彻底。楚人熟习中国的经典，楚国的“文化名人”陈良、屈原都倾慕儒家所推崇的仁义之道，《孟子・滕文公上》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楚国鼎盛时期国力雄强，堪与当时中国的实际领袖晋国争霸。楚庄王时期以来，楚国的霸业达到了极盛，“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廿八年》）。所谓“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然而，楚庄王似乎更热衷于中国化，表现出强烈的认同中国、攀附华夏的倾向，孔子曾给予正面评价，称：“贤哉，楚庄王。”《淮南子・人间训》也说，楚庄王“罢陈之戍，立陈之后，诸侯闻之，皆朝于楚。此务崇君之德者也” 。最终的结果是，楚国进行了中国化和华夏化，由“夷狄进于中国”。它的文化遗产还曾深远地影响了两汉文化，特别是《楚辞》在文学方面的影响非常大。
由于这样一种超越了狭隘民族观念的文化认同原则和机制，奠定了“文化中国”的基础。而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和特征的“文化中国”正是通过反复回归到历史记忆深处，有力维系并有效重建了“文化中国”。华夏文化不止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国文化的抟聚力与包容力，使其活力与韧度均非任何政治力量可以用比拟。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国境内的民族矛盾往往由于“德的精神气质”的思想影响和付诸实践而消弭于无形。维系古代中国文化，唤起中国意识，依据的是道德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而不是国家机器的强制或者武力的胁迫。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正在于此。
总之，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之一就是“德的精神气质”，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从比较的眼光看，罗马帝国缺乏某种内在精神作为文化认同的基础，从而凝聚整个社会，并在（政治）危机时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所以罗马既没有希腊思想传统的光荣，又遭致基督教之侵蚀，仅依靠世俗的法律体系实际上难以维系古代帝国的长久；相反，古代中国却因“德的精神气质”建构了政治模式、文化认同和精神信仰的深厚基础，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历经风霜雪雨而绵延不绝，数千年文明一气呵成，成为古代文明没有中断并且与日常新的孤例。
旧邦新命：时代呼唤新的精神文化
在上文中，我们试图回溯到中国文化的“原点”――中国文化的黎明期，讨论了建构于早期历史的“德的精神气质”，并论证了“德的精神气质”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内在动力。这种“德的精神气质”同样孕育了中国哲学尤其重视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倾向。关于这一点，前人论述已详，兹不具论。
纵览殷周之际到近、现代逾三千年的宏阔历史，“德的精神气质”持续发展激发和滋养了中国人自觉而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这也是中国文化最令人瞩目的特征之一。实际上，那种自觉而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甚至比近代以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观念以及诸意识形态更强韧、深刻、有力。换言之，与“德的精神气质”紧密相关的政治理念、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能够超越诸近代观念（例如“自由、平等、博爱”或进化主义）甚至政治意识形态，而使得古老的中国文化继续绵延发展于民族―国家的近代体系之中。简单地说，倘若美国的立国基础是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中国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就是她强韧的历史文化意识，而“德的精神气质”正是这种历史文化意识的核心。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却提供了另外一个衡量古代遗产的尺度。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和基督教传教士的不期而至，自我餍足的古代中国被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政治上的丧权辱国、军事上的挫败以及文化上的激荡与冲突，是近代与古代的角斗，也是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抗衡的必然结果。简而言之，绵延已久的“天下之中”、“天朝”观念已趋崩溃，古代东亚社会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朝贡体系亦面临挑战。实际上，东亚国家（例如日本与朝鲜）自进入近代门槛以来，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或“中华”渐行渐远，“中国位于天下之中的华夏世界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所谓近代的尺度，其实也就是世界历史的尺度，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全球化”乃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不能不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即“世界之中国”。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可以说从一个基础的层面表明了上述“近代尺度”。李约瑟诘问说：古代中国长期领先世界而在近代以来落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显然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李约瑟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它从科学技术的层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曲折命运：近代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甚至支配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的近代挫折又与近代科学没有自发地产生于前近代的中国不无关系。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悲剧命运难道能仅仅归诸资本主义扩张、帝国主义欺凌的外部原因，而与内在精神的苍白失落了然无涉吗？贺麟先生以其哲学家独有的睿智指出，拯救沉沦的中国文化，摆脱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惟有思想上的新创造、精神上新创造。冯友兰先生念兹在兹的“旧邦新命”，同样呼唤精神文化的新创造。当然，我们致力于创造新的文化世界的时候，应该具有回到历史深处，重新激活（包括“德的精神气质”在内的）历史文化传统之自觉意识。这是历史的使命，也是时代的精神。虽然任重而道远，却是可以抵达彼岸的理想。
回顾近四百年左右的世界近代史，国强必霸似乎成了一个规律。但是，这个规律是从欧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提炼出来的思想逻辑，说到底它不过是野蛮时代的“强盗逻辑”、“丛林法则”的“蛮性遗留”，它不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必由辙迹。西方学者和政客往往对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和平崛起”充满猜忌与狐疑，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深邃精神和丰富遗产。然而，我们确信，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必要而且必须跨越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路径，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当然，它同时一定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复兴之路。
注释
张岱年先生曾著文《中国哲学中死的与活的》，提示我们需要辩证看待和继承古代思想遗产。参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张岱年先生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15页。李祥俊教授曾提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察角度，提出断裂的传统、解释的传统和生成的传统这三种重要视角，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所谓断裂的传统，是把中国传统哲学看做博物馆中的藏品，只是历史的陈迹；所谓解释的传统，是把中国传统哲学看做是图书馆中的资料；而第三种传统即生成的传统也许更重要，因为它仿佛是一个体育馆，乃我们当下创造的竞技场。（李祥俊：《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与现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上述说法当然可以移植到我们关于文化讨论的语境中。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291、225、296～298页。
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22、392、298页。
郭沫若曾指出：德的观念是西周以来新的思想因素，是西周天道（天人关系）中的“新意思”。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5～336、336页。
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比如说，西周春秋时期的哲人经常在讨论天人、民神等问题上折射出来理性主义倾向，往往通过“德的话语”进行表达，如《左传・僖公五年》所载：“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沈长云：《上古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4页。
如汉《杨著碑》曰：“德以柔民，刑以威奸。”（《汉代石刻集成・本文篇》九五）
如果说“德刑”、“德力”是政治设施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德”的原则之内就包含了“刑”与“力”。
语见《诗经》、《尚书》、《左传》以及《秦公簋》、《齐侯钟》等，释文参考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据顾颉刚推断，“祀炎黄之秦灵公，其要位当三家分晋之际，《六国表》录其事于三年，为公元前442年”。参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77页。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李亚农：《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6页。
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22页。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74页。
据说，西周时期的楚器（例如《楚公逆》）和徐器（例如《王孙遗者钟》），从形制的铭文内容上说，近于周器。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第44～47页。
许倬云：《西周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15～317页。
郑开：“论中国意识的思想史建构”，载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编《思想史研究》（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前诸子时期的德目考察，以及德性论的研究，敬请参看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及拙著《德礼之间》第6章。
参见茅海建著作《近代的尺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和《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诸书的论述。
参考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4页。
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4
茶艺馆概述
现代化的茶馆大多发展为及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场所。其功能划分模糊，空间既是品茶谈天之地又是休闲娱乐之席，并不能把茶独具的安静、典雅、朴素的精神得以发扬，茶文化的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就更加势微。很多茶馆的设计上还没有摆脱传统的设计观念，茶艺馆的设计一味的追求中式风格，中国元素，太多成不变元素的利用，会有视觉疲劳，审美过度之感。对于它我们应该极大的摒弃对传统元素的过度复制，在力求把握中华传统华夏文明，文化传承的基础上也也重视到现代主义的简约大气和日本独具特色的古风和禅意上，使得它的意境、气氛得以升华。
茶道精神及东方元素
茶道精神从踏人茶庭大门就开始注入人的内心。茶道从中国传来，吸收了儒家、道家思想，为茶道注入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古朴的茶道精神。茶庭的山石植栽，非仅是耳目所及之有形之物，它通过写意创造的意境氛围，让茶客用意象去把握“道”。茶艺馆正是建立在“天人合”的自然性基础上，通过巧妙地控制、创造人化的自然，使自身成为环境的起点，把追求一种无我、自然的精神境地作为目标的终点，以环境的古雅、幽静、玄和为媒介，发现闲寂、幽雅的美。茶艺馆注入“茶禅一味”茶道精神.生活出茶道本身的寂、清、淡、雅。
一个好的气氛环境除了功能性的完善还需要起风的烘托，为符合茶艺馆这一传统文化，设计中应加以中式风格的传统元素，但不是对传统元素一成不变的复制，更多的是加以日式风格简约、统一的风格，以及追求禅意、安静、古朴的设计元素。在设计别重视对木材的使用，木材具有和人最为贴近的特性――温情、和自然醒，希望能做到个有机的设计，使得它既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又具有人文关怀。同时确保“自然、人与环境”三者问的情感交流。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设计方法
如何使茶艺馆所代表的茶文化得以传承，使其空间赋予更多意境气氛运用多种元素想结合都是都是研究的问题所在。
1.功能布局
着力解决空间功能分区的合理性以及功能的设置等问题。设置许多小空间并加以开放空间，尽量避免采用硬质墙体进行空间划分，而是采用家具、屏风隔断，使得整个空间更为整体形成一个有机的设计。加入日本枯山水以及纵横结构的运用，避免采用曲线，尽量采用直线加以现代构成的手法，使得空间更具几何排列的韵律、线条的稳重流畅，以符合茶艺馆传统、内敛的气息。
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历史与摩登想撞击、寻求中式风格、现代风格和日式风格注重简约禅意的共同点。
2.装饰元素
为符合东方风韵，传统文明这一目的，采用极具中国古典自然、简约，富有禅意的东方装饰动机，中式雕花、屏风隔断、木制家具，以及大量的日本装饰动机，如浮世绘，枯山水，禅意等元素，营造一种茶艺馆独有平和、静谧的意境。通过对设计的艺术表现形式来传达人们内在艺术理念和向往。注重不同的环境来表达不同的内在，同时内在也可以通过环境的设计表现来得以抒发，注重环境同人的身心、向往、理想相结合，从较深层次去引导人们正常的审美心理和接受能力的活动，并将其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3.材料
强调大量采用天然材料，如木材、石材以寻求设计与自然的有机结合。木材作为最主要的装饰动机，因为它具有与人最为贴近的关系――自然性、亲和性，本身材质的简约、以及形式的可变形，在设计中大量运用木材的直线切割以及拼接组合，以及其对于吊顶上的装饰和对于家居的使用上都非常的广泛。
结语
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5
对“民族精神”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广义上的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中既有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成分，也包括一些中性的、落后的成分；狭义上的民族精神是指反映大众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粹思想、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多数学者认为“国民的劣根性”很难列入民族精神的范畴。因此，对于民族精神的内涵，一般应从狭义上理解。[1]民族精神是指用以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柱。民族精神具有稳定性和广泛性。民族精神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凝练而成的，沉浸在民族意识的深处，不会轻易改变。民族精神对本民族的文化有广泛的影响力，扩散到民族意志、心理、思维等各层面。民族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因素，可以激发民族的进取心，引领民族前进的方向，是克服消极颓废、腐朽落后文化的依托。民族精神也需要总结和挖掘，不会自然生成。不过，此处所指的民族精神不同于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的“民族精神”。其实在萨维尼的论著中，并没有采用民族精神的概念，而是表述为“民族性”或者“民族个性”。本文中所指的民族精神则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与灵魂。萨维尼的民族个性显然在外延上要广泛得多，包括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语言、心理、行为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WWW.133229.COM所以，民族精神虽然与萨维尼的民族个性有密切的关联，但它是对民族个性的高度的概括，是在民族个性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思想。
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往往与民族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当民族精神得到较为充分的张扬，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充分显现时，就会像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样，在思维范式的形成和完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司法改革实际是民族文化变迁的组成部分，其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用民族精神影响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克服司法改革中引进、吸收、创新等环节出现的困难，最终形成和完善司法的民族特色，这在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中不乏成功范例。
美国司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其民族精神的主导。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美利坚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坚持真理和理想信念的思维范式得到坚持。个人权利本位根植于美国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中，反对专制，主张分权制衡，时刻警惕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过度干预。在法律领域，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占据了思想的主流，分权制衡在司法制度内部结构上有鲜明的体现。在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形成兼收并蓄、避免盲从、不断创新的思维范式。美国没有完全受英美法系司法传统的束缚，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出发不断进行司法改革。例如，在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上，既积极借鉴大陆法系立法优势，投入到“法典化运动”之中，明确诉讼规则，保证司法的统一性。又不是简单的采取借鉴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态度。美国司法制度的构建和改革历程表明，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民族精神主导着其思维范式，以包容和持续创新的思路推进司法改革。既承认英国司法传统的知识主要来源地位，又不迷信权威和模式，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前提下拿来所有有用的司法理念和制度。
日本相对成功的司法改革，也得益于民族精神对思维范式的科学改造。强烈的危机意识、生存意识、进取精神，使日本民族逐渐形成善于学习、严谨精细、团结合作的民族精神。在严谨精细的民族精神影响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增添了精细化的特征，精心设置和完善自己的司法制度，非常讲究司法的精确性和效率，“精密司法”渐至成型。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偏重发现实体真实的诉讼目标，制定严格的起诉标准，注重周密侦查、慎重起诉、细致审判，致使刑事案件的有罪判决高达99%以上，并且错案率极低。[3]
综合美国、日本的司法制度构建和改革过程，能够清晰地看到民族精神在司法改革中的主导作用，民族精神不但主导司法理念和制度的改革，更在思维范式的形成和完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司法改革的思维范式成为锤炼司法理念、设计司法制度的良好基础，为司法改革提供合理的思路。
在中国司法改革中发挥支配作用的应当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步挖掘和总结出来的，它对我国社会变革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影响力，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尽管很多专家对民族精神内涵的范围理解不太一致，但几乎都将“合和”精神列为最重要、最核心的民族精神。“合和”精神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系统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世界观具有整体统一的特点，从来不是孤立地、分割地看待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注重思维内容的统一性，不轻易将研究的对象排除在系统之外，更容易从宏观的、全局的角度审视问题。其次是协调性。《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反映对世界相互依存、协调共生的认识。在司法活动中追求国法、天理、人情的统一。可见，即使是在矛盾冲突中，追求协调，消解对立，也是处理问题的出发点。
“合和”的民族精神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坚持系统性和协调性，追求和谐共生，以包容的态度看待不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范式，即使在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最剧烈的时期，也仍然深受这种思维范式的影响。以往人们在谈到我国近代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时，多强调对西方文化排斥性的一面。事实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对西方文化虽然表现出较强的排斥性，但对其包容性的一面并没有完全被抹杀。清末司法的变革，使中国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宣告寿终正寝，向宪政之路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司法独立这一原则尽管更多地流于制度和形式，但毕竟一举奠定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基础，拉开了司法现代化的序幕。[4]可见，系统性、协调性、包容性的思维尽管有时可能被对立性的思维范式所压制，但在民族精神的支撑下而得以延续。当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合”精神的科学性、进步性被人们所认识时，对立性的思维范式就逐渐丧失精神层面的基础，思维的理性精神就取得优势。
因此，通过对中华民族“和合”精神的挖掘与弘扬，推动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改造，消除司法改革中的不合理“信念”，构建科学的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完全是可行的。当下，将中西司法文化截然对立的思维范式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而改造这种不良思维范式的方向，就是在中华民族精神主导下构建“对话型”思维范式。
“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承认不同司法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但更强调不同司法文化的协调共生，注重不同司法文化在各自民族文化中的适宜性。从世界性的角度上看，当不同司法文化作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存在时，维持系统完整性就是各个司法文化的一项重要功能。当这些司法文化之间出现差异和冲突时，不是一种司法文化对另一种司法文化简单地排斥、吞并，而是在确认司法文化之间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商讨性的交流。“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所具有的这些特质，正是中华民族“合和”精神的充分反映，是东方思想和智慧在社会转型中的合理运用。“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应是在“世界司法文化”的宏观视角下平等看待所有民族司法文化，即抛弃现在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反对以民族主义简单排斥西方文化。其实，将对话和交流作为一种基本思维模式，在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也有表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该理论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就是指交往、对话、理解、共识，生活世界就是交往主体共同拥有的世界，是主体交往的基础、前提和背景。[5]“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既立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根基，也是反思以往的对立性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结果，与当下影响越来越大的“世界主义”的潮流不能不说是一种契合。
“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不会自动产生，需要经过复杂的建构过程。要使其上升到人们信念的层面，成为社会主流的思维范式，并嵌入到社会个体的意识深层，必须在文化建设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既然与中华民族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其范式的形成与民族精神的挖掘、建构、弘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人们认识到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动力，用民族精神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为自己生活方向的主导时，民族精神就可以在形成和改造自己的思维范式中发挥主导作用，反思与民族精神不相容的现有思维范式，“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才有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俞祖华，赵慧峰，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3，12
[2]刘晴，段明学，日本精密司法述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5
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6
关键词：职业教育；中国传统文化；语文教学
教育部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指出：职业教育教学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要“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比重”，职业院校“要开设经典诵读、中华礼仪、传统技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
如何将传统文化有效地融入课堂？笔者认为，语文课有其独特的优势。汉字自它产生以来，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汉语是世界上最具独特民族性、文化性的一种语言。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教育，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继承的载体。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自然就有其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与可行性。
一、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汉语言是大多数中国人终生使用的交际工具和思维的工具，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中国人塑造、完善人格，构建文化平台，实施文化养成的重要载体，而其他任何一种外来语言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在职业院校，如何让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优秀文化呢？最方便、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通过语文课堂教学来实现。语文教学可系统、生动、直观、深入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髓。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进行语文教学，不但可以改变语文教学中“少、慢、差、废”的现状，培养学生较强的语文能力，还可以起到以下两个作用：一是向学生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激发他们学习母语的兴趣和自主性。二让学生挖掘和提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思考其当代的启示意义，使学生自觉地将学习、生活、自身发展同社会、国家密切联系起来，产生归依感和社会认同感。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在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的功用就在于精神、文化的传承。“文”的范畴十分宽泛，包括哲学、历史、美学甚至一些专业著作。在语文课堂上，通过学习、领悟“古文”，可以使学生达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语文课本的“古文”选文众多，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反映了中国优秀文化精神。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课本选文和相关文章进行学习，帮助学生挖掘文化精神、揭示文化意义、吸取文化精髓。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中国传统的很多优秀文化，早已通过语言的传递，在日常生活中将学生包围。而且经过数十年系统的语文学习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学生已经具备接受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能力和基础。同时，职业学校的语文教师大多都系统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有较强的古文功底和文论、美学、哲学基础，具备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的能力和可行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初探
1.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时应遵循两个原则
（1）紧扣课文，选择性补充材料。既方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把握课本内容，同时又增强文化积淀。如在讲解《逍遥游》时，可向学生简单讲述老庄的“无为”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在解读王维等人的诗歌时，可以适当引入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儒、道、释三家的合流与融汇情况对中国文化形成的作用。
（2）补充材料量的大小，应以学生接受能力为度。在授课时，力求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着力寻找文化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如将儒家所讲的“仁爱”“和谐”“诚信”与现代社会契合。
2.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糟粕并存，教师在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时，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教育观，充分领会现代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将实现学生个人发展作为教学的目的，让学生学会批判地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和精神。
（2）教师在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过程中，首先要帮助学生克服畏难情绪。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智慧激励、方法激励、情感激励、目标激励，使学生大胆地评说，积极地参与，自觉地思考特定文化内容对现实的影响和意义。让学生学会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去其糟粕、吸取精华，并将精华内化成为自己的文化积淀。
（3）教师在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讲授过程中，要灵活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虚拟技术，恰当采用参与性教学方法和非语言沟通技巧，帮助学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4）教师要实时关注学生对课堂信息的反馈，通过调整授课内容的知识容量和补充纵横知识联系，降低学生的认知难度，建立起一个轻松、愉快而和谐的学习环境。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要选得精、学得透、悟得深，帮助学生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营养，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全面提升人文素养，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