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范文1
[关键词] 货币一般均衡 微观基础 哈恩难题
在早期将货币纳入新古典体系的工作中,托宾的努力是影响深远的。Tobin将货币作为第二种资产引进到索洛增长模型中,建立了包含两种资本,即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储蓄决策和资产分配决策,同时进入到个体家庭的最优决策过程中。帕廷金将这种传统发挥到极致,该论著以价值理论为线索,对现代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许多重要观点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成为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的样本。但是,和托宾一样,研究并没有解释出货币效用的来源,而直接提出了个体对货币供求的平衡,因而受到了哈恩的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哈恩难题”――现代流通货币的效用究竟来自哪里?如何从个体的最优决策中解释货币需求这一经济行为?
面对“哈恩难题”,经济学界就如何将货币作用引入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其中有四类模型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1.世代交替模型
世代交替模型最早由萨缪尔森提出,它通过建立一个跨时期消费信贷模型,成功说明了货币需求的原因。Samuelson,针对货币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从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出发研究人们为什么持有货币,货币在何种条件下具有正价值。此后,Wallace和Mccallum等分别在更为具体的前提假设条件下对OG模型进行了完善。但是OG模型仍有一个致命缺点,由于货币的功能被仅仅定义在了价值储藏方面,而没有揭示任何作为交易媒介的特性,因此在描述现实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现实经济中的其他保值资产的存在也是对该模型研究思路的严峻挑战。可见货币的在OG模型中的存在仍然并非必要条件,关于货币功能的进一步描述还有待于其他研究的支持。
2.货币效用模型
货币效用模型最早由Sidrauski提出,模型通过直接将货币置入个体效用函数的方法求解短期一般均衡系统,实现了均衡状态下的正货币需求。Sidrauski假设个体效用是实际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的函数,根据欧拉方程求解系统的最大化条件,可以得到给定期初资本总量,各期通货膨胀率和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个体选择的货币需求函数,这也是较早通过微观分析,利用一般均衡理论对货币需求函数的动态路径进行定量研究的成果。随后该文讨论了在通货膨胀率满足自适应预期的情况下,货币市场的出清和系统的平衡增长路径,以及货币供给速度变化的带来的长短期效应和系统均衡增长的稳定性,并最终得出了货币超中性的结论。
3.现金约束模型
近期以来,在货币理论的研究方法中,现金先期约束模型是惟一考虑货币交易职能的模型。与标准理论中的所有商品完全对称地引入预算约束相比,现金先期条件则把货币商品突出来,它规定,要支付先期购买职能出售商品而不能用其他任何商品。该限定基于这样的背景,即买和卖的时间上不相重合,以及从当期出售中获得的货币只能在下一时期才能使用。从表面上看,现金先期约束条件大致近似于无信用市场的货币经济。然而,一旦信用市场被引入,经济主题就可以靠当期的销售接到货币,从而将预算约束条件放送到通常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所有的商品的现期销售均能用于支付现期购买。简言之,当期信用市场存在时,标准预算约束形式很近似于货币经济中经济主体的选择集的状况。
4.交易成本模型
购物时间模型最早由 Saving 提出,模型同样认为个体效用是消费和闲暇的函数,但是个体时间除了用于劳动和休闲外,还有一部分被用于交易。现金成本模型最早由 Brock提出,在形式上它十分类似于现金约束模型,只不过约束条件不是独立出现,而是融于个体的预算约束当中。该理论假设交易成本以消耗实际资源的形式存在,交易成本和交易规模成正相关,和实际货币余额成负相关,因此通过在个体预算约束中加入一个交易成本函数,将货币纳入一般均衡状态。Brock的研究条件中增加了资本品和货币的供给预期,并且为了验证货币中性问题,假设了劳动力供给决策在长期中是内生有弹性的,这些增加的假设条件使模型的描述更加接近于现实情况。但是由于这种“商品”被强行赋予了交易中介的功能,其产量就要高于其原始的需求水平,使得此时的经济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于是无生产成本的“法币”就应运而生开始充当交易中介的功能。
参考文献:
[1]Arrow,K., and Debreu,G.,1954.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 Econometrica , 22 :265,901
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范文2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 102-107)[7],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
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范文3
关键词：房价；政策评估；DSGE模型；货币政策； 限购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房价涨速过快，尤其是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初，房地产市场投机氛围炽热，房价飞速上涨，引发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一系列调控，“国八条”、“京十五条”、房产税等政策相继提出，2012年更是被称为“史上最严厉调控年”，但年底房地产市场依旧有回暖趋势，2013年政府将稳中求进，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持续限购、差别化信贷税收政策更加深化、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抑制投资投机需求等。房价问题一直备受瞩目，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房价的影响因素以及房地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影响房价的因素有很多，如何将政策变量从诸多影响因素中剥离开来是关键。现有文献在研究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时大多仅限于货币政策，对限购、房产税、保障性住房等政策进行系统科学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房地产政策评估体系。研究方法上，大多文献运用的是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描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且没有考虑预期对房价的影响以及房价波动，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尽管DSGE模型已经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但在房地产政策评估领域运用得还比较少，尤其是将该模型运用到限购政策的有效性评估问题的研究尚属缺失。本文主要聚焦于货币政策和限购政策，首先梳理了房地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机制，接着对政策评估的主流方法进行了阐述，指出DSGE模型应该被运用到房地产政策评估的实证研究中，然后进一步对货币政策和限购政策评估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指出房地产政策有效性评估问题应考虑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二、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机制研究
决定房价最主要的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房地产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由自住易需求、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三部分构成。房地产的供给不仅取决于开发商的开发能力，还取决于土地供应量。早在1977年，Burns和Grebler就出版的名著《国家住房论》中，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住房的供给和需求能达到完全平衡，因此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调控。近些年，房地产价格出现非理性上涨，为了抑制市场上不合理的需求，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紧缩货币、提高利率、限购令、房产税等宏观调控政策陆续出台。高健、冷安琪（2010）认为“政府在制定控制房价的政策时应供需调节相结合，不能单纯抑制供给。与加大土地开发成本相比，提高利率控制投资过热更为有效，同时辅以加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
除了供求关系，预期因素也会影响房价。房地产行业具有投资品的特性，而投资品的价格取决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况伟大（2010）从预期和投机角度研究了房价波动，研究发现预期及其投机对中国城市房价波动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房地产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公众预期从而影响微观个体行为，继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
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是房地产市场参与者共同博弈的必然结果。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市场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房地产价值构成、政策角色与作用、供求双方预期心理影响等因素共同造成的。消费者和房地产商根据政策调整各方策略，对房市产生影响。政府又以此为依据判断公众对政策的反应程度，决定下一步的政策调整策略，博弈如此循环往复。
在研究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机制时还需要考虑影响房价的其他因素，比如经济基本面、人均GDP、CPI等，如何将政策从诸多影响因素中剥离出来是关键。
综上所述，房地产政策的实施通过诱发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失衡，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总量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研究房地产政策有效性时应该考虑一般均衡，即研究在一个经济中，消费者、厂商、政府等每一个参与者，在根据其偏好及其对未来的预期下，所做出的最优选择。
三、政策评估现状研究
政策评估方法可分为微观评估和宏观评估。早期的学者构建了以Rubin因果模型为基础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评估项目或者政策的有效性。微观评估反映了个体受政策的影响但忽略了宏观层面的影响，并伴随着“自选择”问题；而宏观评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个体的最优选择考虑进去，Heckman（1998，1999）、Costas（2006）认为DSGE模型可以用来解决该问题。
Kydland，Prescott（1982）提出的DSGE模型逐渐发展成为近年来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分析方面的重要研究方向，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分析与货币政策决策中。由于房地产市场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和自选择，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对于不同的城市效果也不同，城市选择房地产政策是内生行为，因此在评估房地产政策是否有效时要考虑到个体差异性，做到微宏观评估相结合。而DSGE模型有着清晰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可以运用到房地产政策的评估当中。
刘斌（2008）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带有“金融加速器”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采用Bayes技术估计，并利用该模型进行了政策分析。仝冰（2010）基于DSGE模型讨论了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反应可以降低产出、通胀和资产价格的波动。
四、货币政策与房价波动
国内外已有大量有关货币政策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Sims（1980）提出的VAR模型，另一种是DSGE模型。Lastrapes（2002）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基于VAR模型估计了房价对货币冲击的动态响应，研究发现货币供应的正面冲击会导致房价和房屋销售量在短期出现增长。Iacovielb（2005）考察了经济波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互动问题。他在经济周期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产品市场、借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货币政策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VAR脉冲反应结果显示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住房价格会产生负的影响。周晖、王擎（2009）采用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各种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货币政策在不同城市之间对房价的调控效果也不同。李成、黎克俊、马文涛（2011）通过构建包含房价的DSGE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货币工具调控下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效果以及房价对实体经济（产出与通货膨胀） 的影响，研究发现数量型工具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要优于价格型工具。
针对国内的现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007年以来，中央银行实施了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上调存贷款利率的超紧缩货币政策，但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很容易被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管制——被管制关系带来的利益所干扰，即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合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央管制政策的成败（淮建军，2007）。
五、限购政策与房价波动
国内针对房地产限购政策评估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多是透过供求关系、效用、成本、博弈等经济学视角，如住房限购可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应作为长期政策（王克忠，2010；高辉清，2011；李火林，2011；刘秀茹，2011等）。房地产限购的一个本质是实行直接的、严格的资本管制；限购是常规调控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剂药；限购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需付成本，对消费性需求有误伤的可能（李稻葵，2011）。潘亚男（2011）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中央，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限购对我国房价调控作用有限的结论。王雪慧（2010）认为“限购令”是一种行政手段，与市场经济相悖，不可能持久下去，这类观点值得商榷。房林（2011）通过微观经济学视角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趋势进行判断，认为“限购”政策仅仅是暂时缓解住宅市场供求矛盾的应急举措，扩大有效供给才是关键。
国内关于房地产限购政策评估的实证分析比较少。王敏、黄滢（2011）利用我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数面板数据，应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方法分析了限购政策对房价的影响，结果表明，限购政策能降低房价，但影响有限，市场会呈现“价高量低”的局面。舒良峰、朱振宇（2012）以北京市和武汉市为例，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两市实施“限购令”的政策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限购令”对北京市的负面影响的权重更大，而对武汉市的正面影响权重更大，且当其他经济变量相同的情况下，“限购令”对北京市的影响大于其对武汉市的影响。
六、房地产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房地产行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有着显著影响。近几年，随着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房地产投资也确实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房地产政策的实施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因此在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时，不仅要盯住房地产价格，还要考虑其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水平、CPI等宏观经济衡量指标都应该被考察在内。意大利中央银行的Grande（2006）认为仅盯住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有很多缺点。首先获得资产的公允价值是比较困难的，此外以资产价格作为目标可能导致不希望的产出和通胀波动。韩国中央银行Park（2006）认为资产价格自身的稳定性并不能保证持续、平稳的经济增长，而且房产泡沫的破灭很可能产生诸如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等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导致很高的经济成本。周晖、王擎（2009）选取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量、房屋销售价格指数、GDP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了三者之间的波动相关性，结果表明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量的联动对GDP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会导致GDP增长率下降，货币供应量和GDP具有显著的时变方差特征和波动持久性。Efrem和Salvatore （2010） 关注家庭财富波动对消费需求的可能影响，运用DSGE模型探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以及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后果，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消费需求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周期，货币政策会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产生显著性影响。肖争艳、彭博（2011）构建了一个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四部门DSGE模型，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及房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将住房价格波动纳入货币政策规则对调控房价上涨有较好效果，但代价是调控过程中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上升，以及产出水平和家庭消费负向偏离稳态；家庭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能够有效降低稳态水平下的住房价格。
七、结 论
房价问题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居高不下的房价一直是人们热切关注的焦点，为了抑制房价上涨和投机行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国内外学者在房地产政策评估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但大多限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限购政策进行系统性、科学性的政策评估研究尚属缺失。大部分研究都是从理论的角度对限购政策进行描述性分析，定性地预测和评价其效果，实证方面的研究甚少。指标选取上，鉴于城市住房价格指数数据的易获得性，现有文献都是将房价指数作为测量指标，除了房价以外，诸如CPI、GDP等宏观指标也应该考虑在内。方法上，现有的研究方法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描述，没有考虑预期因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策与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且没有将政策的影响效果从房价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有效地剥离出来，相比较而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研究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问题时具有很大的优势，并且该模型在长期预测中表现优于向量自回归模型（仝冰，2010）。因此，该模型可以很好地用来研究房地产政策评估的问题，尤其是应该被广泛运用到除货币政策以外的其他房地产政策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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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范文4
关键词：新凯恩斯模型；货币政策；外在习惯形成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9-0008-02
前言
当解释可观测经济结果时，新凯恩斯模型的一个最主要缺点是没有一个生成的持续性机理，没有资本积累，通胀和消费产出震荡多变。因为模型中不包含内生变量且没有相关冲击，所以它不能解释通胀和产出数据中存在的持续性。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大量学者研究推广可以包含习惯形成、工资、价格粘性和价格指数等特征的模型，这些特征可以清晰描述数据持续性。但是，大量研究表明，新凯恩斯模型只使用一般的混合的数据后，最终只是简单地给参数赋值（Erceg，et al，2000；Amato and Laubach，2000）。从而，混合模型可以有比该权威模型更有说服力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一定充分描述可观测宏观经济结果，但可将问题停止在结论上再将政策惯例引出。
模型不再采用单方程估计法而是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FIML）建立一个体系估计。使用体系估计模型不仅易获得有效利润，而且能估计出单方程法无法识别的参数。应用FIML法必须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做出假定。我们可以简单地设定一个利率规则，假定货币当局可根据最优支配原则制定政策。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货币当局具有客观功能，可以解决货币规则的时续性，估计货币客观功能参数与优化约束的结构参数。
在Volcker-Greenspan 时期，我们为合理的通胀目标估计找到了利率平稳的证据，但是平稳性产出的证明并不可靠，我们也没有找到通胀偏差的证据。在内在消费习惯形成和外在消费习惯形成模型中，估计结果显示只有大概10%的公司在每个季度能优化他们的价格。总而言之，在新凯恩斯最优政策模型中利用消费数据比产出数据运行地更好，因为广泛应用和调整产出缺口范式其最终结果是显著的。
一、数据选取
在这里使用5个测算口径：3个产出口径和两个消费口径。第一个产出口径1
t其中实际GDP是国会预算局测算的潜在产出，同Rudebusch和Svensson（1999）在研究最优货币政策中使用的方法。利用对产出口径的测算可以提供一个从我们的结论到Rudebusch和Svensson的研究框架的一个桥接。用HP滤波法构造下一个产出口径2
t和消费口径1
t。为了与家庭最优问题的典型特征一致剩下的两个口径3
t和2
t用单位劳动生产力测算产出和消费。
我们最后用HP滤波分离log（产出/劳动力）和log（消费/劳动力）变量序列，使之平稳。
数据截取的是1965年第一季度到2013年第二季度时间序列。大体上讲，3个产出口径变量变动时是有规则的，早期1980年和1990年的金融危机中显而易见，但当用国会预算局测出的潜在产出1
t构造产出口径时，得出的结果明显不如其他两种稳定。2
t和3
t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97，1
t和2
t或3
t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0.77。依据时间和大量产业循环两个消费变量序列表述了与产出序列相似的特征。尽管2
t比1
t平稳性差，它们的相关系数为0.95，但这些变量序列说明了美国经济从1984年以来的稳定状态，正如早期讨论的那样，趋平稳化可能是由于需求波动变化的减弱导致的。
二、模型估计
习惯指数假定依据两个消费参数变化，表示为：
Ht=y1Ct-1+y2Ct-2，|y+y2|
方程（1）由程式化因素构成，是由两个产出口径的再生形式的方程（1991年King，Plosser，Stock和Watson；1992年Gali）。通过方程（1）描述的习惯形成比使y2=0的简单方程更能令数据立足。由于这个原因，如果这两个口径习惯形成范式没能反映出产出/消费的动态规则，则对新凯恩斯最优政策理论造成有力的反驳。
产出基础方程和消费基础方程估计y1和y2的是系统的，表明它们不止是对产出去趋势过程的结果。造成产出基础方程和消费基础方程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明显的因素应该是投资和资本形成过程。权威新凯恩斯模型和标准一般化权威模型将投资作为简化策略，同时遵循资本形成长期运转结果可用来研究宏观经济短期稳定性这一原则。依据资本积累测算资金股本进而估计模型是相当困难的，2001年Dupor的结论中强调满足泰勒原理的政策规则在模型中容易产生投资不确定性，说明忽略投资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影响。
观察其他参数，外生习惯形成方程跟内生习惯形成方程接近，隐形通胀目标值估计为2.29%～2.96%之间，客观因素值估计为0.93。从外生习惯形成方程中得来的只有在10%的置信度下或以消费数据估计时才显著。
在政策客观功能分析参数中，估计结果也与内生习惯形成相似。利率平稳性权重显著不为0，但产出/消费稳定性的权重不显著且没有任何通胀偏向的依据。一般来说，v的点估计在外生习惯形成模型的估计中较小，早期研究中利率平稳性的权重在3月期国库券的估计比联邦基金利率估计的要大。
三、脉冲响应
当根据3个信息准侧估计人均消费2
t和3月期国库券利率RT
t时模，型拟合的最好。为了更好地展现新凯恩斯最优政策的框架，模型估计了πc
t，2
t和RT
t，并比较它们的脉冲响应。根据VAR模型我们也可以构造置信度为95%的VAR脉冲响应。
通过比较新凯恩斯模型与一般模型的VAR脉冲响应，可以帮助判别那些新凯恩斯模型不能完全反映出的数据，反映VAR模型的脉冲响应产生于“供给”、“需求”和“政策”的冲击，并参照递归识别法。但是，新凯恩斯最优政策模型不是递归的，因此，为确保脉冲响应函数之间有效的对比，在VAR模型中我们要以同样的排列方式和同样的递归识别法来辨别对模型的冲击。特意地，我们采用新凯恩斯时间一致方程。
D0Pt=d+D1Pt-1+D2Pt-2+st （2）
观察VAR模型的脉冲响应，通胀和货币政策依需求消费标准差分别上升和紧缩，响应利率的上升，消费和通胀同事下降，最终返回到基础线上。而供应方面的冲击，VAR模型反映出通胀上升而利率随之上升，利率上升则导致消费下跌到基础线以下，进而通胀有所缓解。随后，利率下降，消费回升到基础线以上。
参考文献：
[1] 齐鹰飞.新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一个基本模型及其在货币政策中的应用[J].财经问题研究，2007，（6）.
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范文5
从股市创建至今，经济学家都已经肯定股市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股票市场促进宏观经济增长作用途径有以下三点：一是股票市场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市场，不断创造出来的流动性为经济注入活力。一般来说，企业产权资本流动性较差，企业可以通过上市降低其产权资本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使投资风险大大减小，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的投资者往往愿意持有这样的产权资本进行长期投资，这为企业的长期资本需求提供了保证。二是股票市场具有投资风险的功能，股票资产组合可以使投资者在充分分散风险的同时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促进经济的增长。三是股票市场的信息披露功能，股票市场是一个公开的市场，投资者会根据上市公司的状况进行操作，这督促上市公司努力改善经营状况以吸引投资者，最终使得资源得到优化，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股市从1990年上交所成立之后，股票价格经历大起大落，但2014年7月开始，我国股市一骑绝尘，11月之后更是一度出现超过45度角的“疯牛“阶段，成交额激增，两市活跃账户不断创近年来新高，截至2014年末，我国A股指数涨幅甚至领跑全球。2015年我国股市更是经历了激动人心的波动历程，截至2015年6月末，中国股民的数量伴随着跌宕起伏的市场行情中超越了1.2亿户的规模。深交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末，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户数达到了1.2036亿户，其中A股账户为1.19亿户，占比99.16%，B股100.94万户，占比0.84%。2015年上半年我国A股最高点达到5000点，最低点则跌到3000多点，股价波动带来的效应及央行采取实施干预消费者信息的举动牵动了我国全国人民的心。股市的繁荣是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良好的结果及体现，同时也促进宏观经济的发展。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国股市发展是否起到财富效应的作用，即真正疏通资金促进消费的良性运作？如果没有，货币政策是否应对股市价格的大起大落进行控制？
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干预股票等资产价格，国外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干预资产价格。Bernanke等(1999)认为，央行几乎不可能知道资产价格变动是由经济基本面因素引起的，还是由非基本面（如金融监管制度失策、投资者的不完全理性等）引起的，或者是由二者共同导致的，因此，货币政策无需对资产价格波动做出直接反应，除非资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或经济增长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另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关注资产价格波动。Cecchetti等(2000)认为关注资产价格波动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泡沫的可能性，而且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测也依赖于资产价格偏离基本面的程度，股价等资产价格应当以某种加权方式纳入到货币政策函数中，以便央行经常性积极地进行调整。近年来对我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及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波动应如何操作（是否应将股票价格纳入货币政策操作规则）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多，刘仁和等(2008)利用协整模型对我国居民消费、收入与股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结果发现股票市场不存在财富效应；余静等(2009)综合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VAR模型脉冲响应方法对我国股市财富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股市短期不存在财富效应但长期存在；薛永刚(2012)根据消费函数模型检验了我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发现我国股市存在弱财富效应，与消费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马亚明等(2013)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我国股票市场长期内具有稳定的微弱负向财富效应；曾繁华等(2014)采用VAR模型及协整检验认为我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在短期内较弱甚至为负，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渠道进行传导的有效性不足；刘慧等(2015)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检验方法结论认为我国股票资产财富效应表现微弱整体水平较低。对于货币政策规则是否应考虑股票价格波动，巩师恩(2011)基于考虑股票价格缺口的泰勒规则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认为货币政策应考虑资产价格波动；黄昌利、尚友芳(2013)[8]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纳入泰勒规则，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但以上文献实证分析未采用DSGE模型，从而无法对消费、投资、就业及股价之间关系进行完整全面建模。王晓芳等(2014)采用DSGE模型模拟考察了面对财富效应和股票价格波动幅度的变化，央行的货币政策该如何应对才能保持物价、产出和汇率稳定。本文基于Yaari(1965)和Blanchard(1985)的模型，创新性将股票价格作为内生变量嵌入DSGE模型，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不对股票价格波动做出反应、对股价做出反应及对股票收益率做出反应）进行模拟对比，本文旨在回答两个问题：（1）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财富效应，这个问题也是回答我国股市是否起到良好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作用；（2）我国最优货币政策应如何应对以维持宏观价格稳定和资本市场价格稳定，即如何制定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这个问题的回答为今后更好地调控金融市场提供科学框架。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模型构建，基于Yaari(1965)和Blanchard(1985)的模型构建包含股票价格的DSGE模型；第三部分利用模型对我国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应对股票价格冲击进行模拟对比及脉冲相应方差分解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DSGE模型，模型包含五类经济主体：居民、中间产品生产商、最终产品生产商、政府和央行。基于Yaari(1965)和Blanchard(1985)的离散随机模型，假设消费者进入资本市场下一期被市场淘汰的概率为γ，每个居民户都是柯布道格拉斯消费休闲函数，购买债券和股票，提供劳动力，政府会补贴失业，央行采用货币政策规则调控经济。
代表性居民户β为跨期替代率，Cjt为消费，Njt为劳动时间，购买债券B*j,t+1，相对应的贴现因子Ft,t+1，购买股票Zj,t+1(i)，股票价格为Qt(i)，γ、δ分别表示家庭消费与劳动供给的相对风险厌恶规避弹性，Vt为消费者效用函数，代表性居民消费为其带来正效用，劳动为负效用，居民通过消费和提供劳动进行选择最大化其当期效用，同时其消费与购买债券和股票的总支出必须在其预算限制内，其当期预算限制为工资收入减去应缴税收加上上期剩余。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本文采用中国经济数据库中我国1995—2014年上证A股股票收益率数据，关于股票市场收益率，刘仁和认为，国内许多学者计算市场收益率时，忽略了红利的回报，这样计算的股市收益率会有偏差(比实际值小)，按照国外学术界的惯例，应该将红利也包括进股市的回报中。本文计算收益率考虑了以流通股市值为权重加权平均，考虑了配股、送股、拆细的影响以及红利再投资。股票收益率的一般的计算方法通常有两种：一是采用对数收益率，二是采用百分比收益率。由于对数收益率具有很多良好的统计特征，因此在有关金融资产定价领域多采用对数收益率的形式，本文将上述收益率结果再换算成对数收益率形式。无风险利率采用的是选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代表无风险利率，如果在一年中该利率发生变化，则按时间对其进行加权，然后再减去通货膨胀率(CPI环比数据)，从而得到无风险实际利率。本文根据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方法，也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总消费的变量，由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呈现出很强的季节性，因此本文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进行了移动平均调整，根据中国经济数据库我国年度总人口数据，然后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除以年度总人口得到代表性投资者的年度消费额，再换算成真实的消费增长率，以上数据均为季度数据，做年度化处理。
（二）参数校准模型中参数的赋值采用校准的方法进行赋值，对于消费跨期替代率，国内学者顾六宝、肖红叶(2004)[11]测算的中国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为3.916，本文取4.0；对于价格调整概率，其反映黏性价格程度，陈昆亭、龚六堂(2006)[12]取值为0.6，这意味着厂商平均调价周期为2.5个季度，本文即取值0.6；关于我国消费与劳动供给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经验研究较少。其中，陈学彬等(2009)[13]在探讨中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时估算的消费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0.77，李春吉等(2006)[14]的估计值为0.9，黄赜琳(2005)[15]根据居民消费行为建立了相关计量模型，估算结果也在0.7-1.0之间，故本文采用前述两者的均值0.84。由于劳动供给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实证研究也较为有限，多数文献的取值均在1左右(Zhang(2009)[16]；王君斌和王文甫(2010)[17])，本文取值0.9；对于不包含股票价格的利率规则，根据国内研究梁斌、李庆云(2011)[18]，利率关于通货膨胀偏离稳态值的反应系数为0.75，利率关于产出波动偏离稳态值的反应系数为0.6；若央行对股票价格或股票收益率做出反应，参照Castelnuovo和Nistico(2010)[19]，反应系数设定为0.05和0.2。对于4个外生冲击自相关系数，根据国外学者通行做法(Smets和Wouters(2007)；Gerali(2010)[20]等；Khan和Tsoukalas(2011))，将其设定为0.05。以上参数均进行了年度化处理。
（三）模型拟合效果分别对不考虑股价的基准DSGE模型、考虑对股票价格变化反应的DSGE模型及对股票收益率反应的DSGE模型进行模拟，可以看出不考虑股价波动的DSGE模型对各变量拟合效果最差，而对股票收益率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操作模拟效果最好，尤其对于消费和股票收益率这两个变量。我国近年来消费者参与股票市场越来越积极，股票价格和收益率成为影响居民户消费和投资行为的主要经济变量，模型拟合效果说明不考虑股票价格货币政策操作会忽视股票市场对宏观市场的影响，从而无法对价格稳定和金融市场稳定起到有效调控，这也间接说明我国股票市场长期存在财富效应，货币政策应同时关注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
（四）模型脉冲响应为了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在不同货币政策操作下对经济影响的动态特征，我们分别给出了1%单位的正向货币政策冲击条件下，6个变量产出缺口、价格水平、消费、劳动供给、股票价格及利率的脉冲响应变化及方差分解。若货币政策不关注股票价格波动，则货币政策冲击下，短期利率会下降，股票价格迅速上升且需很长时间回复其稳态值，从而造成消费水平迅速下降；若货币政策考虑股票价格波动，则股票市场受到冲击在预期下会很快回复其稳态值，从而带动利率和消费小幅波动并回复稳态值。因而货币政策是否关注股票价格波动主要会影响利率、消费和股价未来波动。
脉冲响应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冲击对消费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出缺口、价格变动和劳动供给，不同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缺口、通货膨胀和劳动供给影响区别较小，但对消费、短期利率及股价波动影响区别较大，尤其是股价波动。给定1%正向货币政策冲击，产出缺口、价格波动及劳动供给偏离稳定状态在15期后重新回到稳态水平，但是不考虑股价的货币政策操作下三变量偏离稳态值较远，也就是说，由于货币政策没有考虑资本市场效应，因而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得不到体现，股票价格波动等同于一般价格波动，从而使价格波动调节变得困难，需要较长时间较大调节力度回复其稳态值。给定1%正向货币政策冲击，不考虑股价波动的货币政策操作下利率及消费偏离稳态状态较大直到20期后重新回到稳态值，而考虑股价波动货币政策操作下利率及消费偏离稳态状态较小直到10期后重新回到稳态值。不考虑股价波动货币政策操作下货币政策冲击使股票价格偏离稳态状态较大直到30期后重新回到稳态值，但考虑股价波动和考虑股票收益率的货币政策操作下冲击使股价偏离稳态10期重新回到稳态水平，对股价收益率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冲击对股价波动比对股价做出反应货币政策操作影响效应较大，说明其调控效果较好。
随着我国股票市场乘数发展，股票市场的价格渠道效应越来越强，脉冲响应结果也间接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具有长期财富效应，消费受到股价波动的影响。对产出缺口、价格水平、消费、劳动供给、股票价格及利率6个经济变量对不同货币政策规则操作下货币政策冲击在半年和1年上进行方差分解。方差分解结果与脉冲响应结果一致，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缺口、价格水平及消费影响最大，但货币政策冲击对股价和消费、利率三个变量长期波动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考虑股票收益率的货币政策冲击对股价波动的一年期解释能力达到11.22%，说明货币政策操作不应忽视股价波动单纯应对产出变化和价格变化，宏观市场与金融市场是息息相关的。
四、结论
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范文6
一、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法定存款准备金是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存放在中央银行的款项。这种货币政策工具在其他国家已经很少使用甚至废除,然而在中国,由于外汇管理制度造成央行无法完全决定基础货币的吐出,使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正在被频繁使用。
(一)优势
直接提供流动性。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和“惜贷”,市场普遍会缺乏流动性。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且这种注入行为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可逆的,同时可以有效的缓解市场的流动性不足。
增大货币乘数。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仅可以直接向商业银行注入可用的资金还可以增大货币乘数。同时央行投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是基础货币,加上货币乘数的效应可以成倍的增大货币供给特别是广义货币供给量(M2)。
(二)劣势
不能精确调控货币供给。从央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幅度可以看出,人民银行每次都降低0.5%或其倍数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样每次投放出的货币数量都大体相当即每0.5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相当于2000亿的基础货币。这样中央银行就不能够很精确的调控市场的货币供给,而只能是模糊的调控。
不可频繁使用。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一个重要指标,频繁的变动势必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管理。同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势必会大幅度的影响到货币供给,这样就会给经济造成频繁的震荡,不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
从上面的优劣就可以看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有着它独特的优势也有相当的劣势,一般的经济学教材都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视作一剂“猛药”,中央银行不可轻易使用。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只要是利大于弊,我们就可以考虑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二、 基准利率
利率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既包括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也包括存贷款基准利率,还包括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等。这里我们讨论的利率仅仅是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在中国这两个利率都没有市场化,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
(一)优势
降低融资成本。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营运资金基本都是借入负债,央行降低利率能够使得整个利率水平都下行,极大的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当处于危机之中而缺乏流动性的时候,同样需要从外界借入资金,低利率的环境能够降低借入资金的成本,使得金融机构不至于倒闭。
增加货币投放。央行降低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低成本的向中央银行借款,从而增加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增加货币供给。在中国,中央银行降低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誓效应”,表明中央银行会随时出手拯救市场,以增加市场的信心。
刺激消费。中央银行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主要目的是刺激居民消费从而拉动国内需求。众所周知,中国的储蓄存款的GDP占比是很大的,在当前的经济危机的环境下,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就是要居民用这些存款来消费,以达到拉动内需的作用。
(二)劣势
流动性陷阱。降低利率固然有很多好处,然而如果货币当局不顾一切的将利率降到极低的水平(如日本),则极有可能出现流动性陷阱的情况,即无论利率再如何降低,货币供给也不能增加。这样货币政策将完全失去作用,所以在降低利率的同时要谨防流动性陷阱的出现。
投资效率低下。我们都知道高利率是对企业的一个筛选,那么低利率则使得无论什么企业都能够以低成本得到银行的贷款,同时这些贷款就会被一些企业投资于低收益的项目或是资本密集型的项目之上,这样就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由于大量的投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使得其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就业问题。
增加银行坏账率。低利率的环境不能够很好的筛选出好的企业和好的项目,如果银行的贷款审批不严,那么那些不好的企业在以低利率借到款项之后很可能不还,这样就会增加银行的坏账率,使得银行风险增大。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应对经济危机利率是个不错的工具,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货币政策也主要集中在了降低利率。
三、 公开市场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货币供给的精确控制的一种工具。在中国,公开市场业务主要包括人民银行的正回购、逆回购操作和中央银行票据的发行。而中央银行票据是中国独创的一种用于应对2004年以来流动性过剩的工具。
(一)优势
精确控制货币供给。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达到精确控制货币供给的目的,央行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来确定公开市场的货币投放和回笼量,以达到控制货币供给的目的。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每周二和周四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每周二央行进行7天、28天、91天的正回购,每周四央行进行3个月的央行票据发行和适时进行正回购操作。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央行通过减小公开市场业务操作量的方法来投放货币,增加货币供给。
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表达中央银行意图。公开市场业务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以表达中央银行对当前利率的看法,示意中央银行的意图。特别是1年期和3个月期的中央银行票据利率可以直接影响货币市场利率,从而表达出央行对现行利率的看法。像去年几次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前央行都引导央行票据的利率大幅下行。
(二)劣势
调控成本高。当央行进行公开市场的正回购操作和发行央行票据时,中央银行都会对外支付正回购和票据的利息,大量的持续的正回购和发行央票会极大的增加央行的调控成本。
必须持续进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另一个劣势就在于必须持续的进行,如果央行不持续的进行正回购和央票的发行,那么以前发行的央行票据和正回购到期后会释放巨额流动性,将严重冲击本国货币市场和国民经济。所以公开市场业务必须持续进行,使它成为中央银行的一个日常货币政策工具。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公开市场业务有着它天生的优势,能够成为中央银行的日常性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同样可以通过减少公开市场的操作量来投放货币,增加货币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