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责合同范文1
【关键词】保险合同 信息不对称 解释
一、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概述
（一）保险合同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的规定其目的在于能更好地发挥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使其能够在交易之前预先分配或者转移风险，免除或者减轻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日后可能会承担的某项责任。
（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功能
保险是分散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但能够使保险标的受到损失或者损害的灾难和事故则不胜枚举，没有任何一位保险人会对此予以全部承保。因此，保险合同中最基本的条款就是规定哪些风险该由保险人承担，而哪些风险不在其承保范围内。这些基本条款即指保险责任条款和保险免责条款。
合同允诺的范围既可以用积极的条款来声明，也可以混合使用积极条款与否定条款，后者如例外，在保险法中使用得更为长久。保险责任条款与保险免责条款正是如此的两类条款，二者相辅相成，分别从正面和反面意义上规定着保险责任的范围。
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与相关问题分析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除了与民事基本法中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等有紧密联系外，其还与保险领域中的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息息相关。例如保险法中所贯穿始终的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条款的特殊解释原则等。这些都是在研究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时所需要加以考量的问题。
（一）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与最大诚信原则
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保险合同的始终，合同的每一条款均应受此约束与检视。而与保险合同当事人利益息息相关的免责条款更应遵守最大诚信原则，所以在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中强调最大诚信原则更多地是强调保险人的责任。
首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多是保险人事先拟定的格式条款，该条款未经与投保人共同协商，投保人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性未必能深刻领会其中的意思。这就需要保险人不但在免责条款的拟定过程中克尽"善良"之义务，不得于条文中订立恶意使被保险人陷入圈套或有意剥夺被保险人应得权利之内容，而且在履行条款之整个过程中要做到全面的、没有一点瑕疵的诚实守信，不得有丝毫的虚假，不得以欺诈、隐瞒或故意以不应有的疏忽来对待投保人或保险人。
其次，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在信息、势力极不平衡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为了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诚信原则要求保险人对于其所订立的免责条款有详尽的说明义务，未尽此义务的，该免责条款对于被保险人无效。
（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与保险人说明义务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8条的规定，保险人必须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这是因为，保险条款是格式条款，是由保险人制订的。这在我国《合同法》第39条有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三、免责条款无效的判断
修订后的《保险法》第19条借鉴《合同法》的规定，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此条规定对于有效制衡保险人作为格式条款的主要提供者滥用权利无疑会起到良好的作用。但是，司法实践中如果把握不当，则同样会被滥用。
（一）何谓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主要义务
我国《保险法》规定了保险人的许多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有：（1）保险合同成立后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保险凭证； （2）按照约定的时间承担保险责任；（3）行使合同解除权应符合法律的限制性规定；（4）对保险合同的说明义务及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等。
（二）何谓加重了被保险人、投保人的责任、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情形。
被保险人、投保人责任的加重与其依法享有的权利被排除这二者之间通常具备一定的关联性。如何判断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或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判断依据有二个：一是法律（主要是《保险法》）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作了明确的规定，并明确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则保险人在制定免责条款时，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一是法律（主要是《保险法》）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责任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保险人设置的免责条款明显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索赔时设置过高的义务，且做出了对其不利的后果（主要是免责）的约定。
四、适应新保险法要求，完善相关合规制度
首先，格式条款的语言表达应当符合人性化要求。条款的结构设计和语言表达方式应当符合普通人的阅读习惯，力求简单化和通俗化。一方面对有关责任免除等对投保人有实质性影响的条款用比较醒目的方式加以提示，条款的结构安排合理，以及条款阅读量的简约；另一方面则是要使用贴近生活、普通人容易理解的语言，尽量避免过多的专业术语、不必要的专业表述和复杂的语句。
其次，格式条款的结构设计应当充分满足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证明力要求。保险实践中在投保单等保险凭证的页面部分一般有关于对保险条款尤其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内容，确认已知悉其内容的文字，以及投保人声明保险公司已做明确说明的文字，由投保人签字确认。
参考文献：
[1]奚晓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免责合同范文2
一、免责条款订入商品房预售合同条件
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民法的一项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法律对当事人之间协商议定的条款并不加以过多干涉。但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及对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影响，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制定免责条款的一方负有提请对方注意的义务，且提请注意应达到充分、合理的程度，以避免相对一方在不知情或不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如果制订免责条款的一方未尽到提请注意的义务，则该免责条款视为未订入合同，不得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因而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那么，怎样才是充分、合理的提请注意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文件的外型。“文件外型须予人以该文件载有足以影响当事人权益之约款之印象，否则相对人收到该文件根本不予阅读，使用人之提请注意即不充分。”（见刘荣宗著《定型化契约论文专辑》第8页，三民书局1988年版。）也就是说，订立免责条款的文件应足以使当事人明白其性质，认识到它是合同的一部分。如果文件的外型未作到这一点，则其中的条款不能被视为订入合同。如：销售商在广告中登载"房一售出，概不退换"，在房屋图纸上标注"本公司对因施工单位责任造成的质量问题不承担任何责任"，在办公地点张贴的写有"对非因本公司原因造成的延期交房，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内容的告示等。由于这些广告、房屋图纸、告示的外型不足以使购房者明了其性质，因此如果双方在书面合同中并没有特别说明其为合同的一部分，则这些广告、房屋图纸、告示中的免责内容不得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二）提请注意的方法。提请注意可以采取个别提请注意和张贴公告的方式。在商品房预售中，应以个别提请注意为原则，除非特别情况，售房方不得采取张贴公告方式制定免责条款，否则，视为未尽到提请注意义务。
（三）清晰明白的程度。即提请注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必须清晰，明白，不得使用含糊不清的语言文字，否则，不得作出对相对一方不利的解释。如果在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所使用的字体过小、打印不清，或位于合同书中不易被注意的位置，也不能认为是清晰明白。
（四）提请注意的时间。免责条款必须在合同订立之前出示，提请注意也必须于合同订立之前完成，如果是在合同订立之后出示，除非相对人予以认可，否则不能认为订入合同。如商品房销售商在预售合同订立后作出的有关免责事项的规定，即属此类情况，除非购房者予以认可，否则，不能成为合同组成部分。
（五）提请注意的程度。提请注意应达到一般人能理解的程度。如果免责条款中有常人不知晓的术语，订立者应作出解释。在商品房预售中，一般房地产销售商均采用定式合同，或称标准合同，合同内容固定，适用于所有购房者。购房者对合同内容只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没有更多的协商余地。如订立合同，对其中的免责条款也只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销售商负有比在非定式合同中更为严格的提请注意义务。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对其中的免责条款做更为严格的审查。
二、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
免责条款订入合同中并不等于当然有效，对免责条款的效力法律上有种种限制。它除应符合法律关于合同效力的一般规定外，还应符合一些特殊规定。对免责条款的法律限制体现了国家对经济民事活动的干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审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时，法院应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效力进行审查。在审查时，应掌握以下几个标准：
（一）免责条款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是对免责条款进行限制的法律依据。因此，在预售商品房中，有上述内容的免责条款无效。应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违反法律，是指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范，只有违反强行性规范的免责条款才为无效。
（二）免责条款不得免除故意和重大过失责任。如果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订立免除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的条款，则无异于鼓励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不负责任地履行合同，这就与民法通则规定的诚实信用的原则相违背，且不符合合同订立的目的。目前国外的立法对免除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的免责条款均持否定态度，如《德国民法典》第276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因故意行为而应负的责任，不得预先免除。”《希腊民法典》第332条规定：“旨在预先免除或限制对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负责任的协议无效。”我国合同法亦规定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目前有些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因售房方的过失行为导致的损害，购房方不得要求赔偿”，这一免责条款中的“过失行为”应视为不包括重大过失行为在内。
（三）免责条款不得免除合同当事人的基本义务。也就是说，免责条款的免责以合同的基本义务得到履行为前提。如果允许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基本义务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就背弃了合同的本来目的，且与法律的原则相违背。例如：商品房销售商有将质量合格的、权属明确合法的房屋交付给购房者的义务，如果在合同中订立“销售方不对房屋质量承担责任”或“与出售房屋有关的所有权纠纷、土地使用权纠纷，本公司不负责解决”等条款，即属免除基本义务，当然无效。此外，如果违约行为严重到使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落空，即严重违约或根本性违约的情况下，也不得援用免责条款，因为这种情况同属于不履行合同的基本义务。
（四）免责条款不得违反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要求之一就是民事主体在承担民事责任上要合理。如果商品房销售商凭借自己的优势，订立对购房人显失公平的免责条款，购房人就可以向法院或仲裁机关申请撤销或变更。例如在合同中订立“对由于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的过错造成的损失，售房方不承担责任”，即属显失公平的条款。因为在施工单位或设计单位等第三人过错造成售房方违约的情况下，售房方可以依据与第三人的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获得赔偿。而买房人与第三人无直接法律关系。不能向第三人索赔，如果再免除了售房者的违约责任，则购房人的损失得不到任何补偿，不公平性显而易见。
（五）免责条款不得免除人身伤害责任。免责条款一般是对违约责任的限制或免除，目前随着合同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情况的增多，一般认为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被严格禁止的。如英国1977年《不公平合同条款法》规定免除或限制过失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责任的条款无效。我国合同法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与法律基本原则及社会公共道德标准相违背。因此，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售房方不得订立免除给购房人造成人身伤害所应承担的责任的免责条款。
三、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解释
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条款皆协商一致，但在发生纠纷时，却由于各自对有关条款理解不一而各执一词。因此，就需要对合同的条款进行解释。在解释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时，有以下几个原则可供掌握：
（一）统一解释原则。对免责条款的解释应客观合理，在销售商使用了特殊的术语制定人定式合同，适用于所有购房人时，应以购房人的平均的、合理的理解作为解释的依据，而不允许以销售商单方面、不公平的理解为依据。对相同的情况不允许有不同的解释出现。法院在审理一个开发项目中多个购房人与销售商的预售纠纷时，应注意运用同一标准对免责条款进行解释。
（二）符合合同目的的解释原则。“依符合合同目的的解释，要求在某一合同用语表达的意思与合同目的相反时，应当通过解释更正合同用语；当合同内容暖昧不明或互相矛盾时，应当在确认每一合同用语或条款都有效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解释的方式予以统一和协调，使之符合合同的目的；当合同文句有不同意思时，应按照符合合同目的的含义解释，摒弃有背于合同目的的含义。”对预售商品房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解释，应符合合同的目的。如果将免除迟延交房责任条款理解为销售商可以无限期地推迟交房日期，就违背了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本意。法院不应支持销售商这样的解释。
（三）不利于制定者原则。对免责条款有疑义时，应对制定者作不利之解释，以避免制定免责条款者利用免责条款损害对方利益。（见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第49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罗马法即有“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各国立法也多加以继承。
（四）限制解释原则。指对合同未规定或规定不完备的事项，不得推定适用免责条款。一旦扩张适用就会侵犯购房者的利益。例如：在一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对销售商的免责事项一一进行了列举，在最后一项规定了"其他事件"，这是个概括性的规定，不能扩大解释为任何事件，而应解释为与先前所列举的事项同一种类的事件。
（五）非定式条款优先的原则。在销售商与购房者订立于定式预售合同，而后又别协商订立了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如其中的免责条款发生冲突，应以补充协议为据。这是因为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
四、对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规制
针对目前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免责条款较多，消费者权益受到重重限制的情况，应从社会各方面对免责条款进行规制。从各国的做法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制。
（一）立法规制。即从法律上规定免责条款订入合同的条件、有效无效的要件、解释规则、无效或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等。世界许多国家在民法典中对此问题加以规定，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1、1342条。还有的国家针对定式合同及免责条款制订专门法律，如《英国不公平合同条款法》、《以色列标准合同法》等。我国以往的民事法律没有对此问题的专门规定。新颁布的合同法增加了相关内容，如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五十三条等，填补了立法上的空白。
（二）司法规制。司法规制是指人民法院对免责条款有司法审查权。法院可以根据受理的案件之具体情况，对免责条款是否已订入商品房预售合同、免责条款有无违反国家强行性法律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是否有效等进行确认。法院还可以通过对免责条款进行解释，保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于显失公平的免责条款，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确认其为可撤销的条款，使它对当事人不生效。司法规制对于保证购房者免受不公平免责条款的侵害起着重要作用。
（三）行政规制。限制免责条款的消极作用还可以通过行政规制进行。行政机关可以建立事先审核制度，销售商制订的定式免责条款需先向主管行政机关——房地产管理机关申报核准后才可以使用。这样，行政机关就可以在审核时发现不公平的免责条款。目前德国及日本即采用这种方式。此外，行政机关还可以采取事后监督的方法，如在法国，政府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查不公平合同条款，依据委员会的建议命令，禁止使用特定类型的合同条款。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房地产管理机关要求辖区内的房地产预售使用规定的合同文本，防范不公平免责条款的出现，这也属行政规制的一种。房地产管理机关还可以对使用不公平免责条款的销售商进行处罚。
免责合同范文3
一、保险格式条款简介
保险合同，我国《保险法》第十条 第1款把保险合同界定为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权利义务的协议。保险合同属于有名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法律层面上就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免责事项所达成的合意。说到保险合同，不得不提的就是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保险合同的格式化。
什么是格式条款，我国1999年制定的《合同法》第39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合同兴 起于19世纪初期，当时的商人对于同一种类的合同以及合同中不断重复的内容以书面形式予以定型化，出现了格式条款的雏形。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进入20世纪后，格式条款广泛的应用于各行各业，尤其是保险、公共事业单位。例如，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出现一种趋势，保险公司、银行、大公司以及联合企业等，一反过去根据个别客户的需求分别签订合同的一贯做法，改而采用标准统一并事先规定好合同条款的格式。①格式条款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合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是保险业，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大部分合同中都包含格式条款。
保险格式条款之所以能够发展迅猛，是因为保险格式条款适用了时代经济的发展，节约了社会成本。以大量生产消费为内容之现代生活使得企业界与顾客都希望能够简化订约程序，②而在保险业，这种特征尤为明显，保险本身就具有团体性，如果每一个保险合同的订立都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要约和承诺程序来完成，那么庞大的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合意形成的保险合同条款很难在保险费率、保险承保的风险范围等方面达成合意，即使达成协议也会浪费很大的交易成本。而格式合同适应了这一时代的潮流，使用预先制定好的，内容一样的格式条款，无需双方对合同内容作进一步的切磋商讨，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
二、免责条款介绍
免责条款的产生，原本是为了保护、促进某一产业的发展，使制定合同的一方可以有效的控制在未来履行合同时产生的风险。但是由于垄断的出现，处于垄断地位的商业主门往往在合同中使用免责条款，借此减少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而合同相对人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由此免责条款成为了法律上极具争议的一个方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免责条款的特征。
免责条款，就是当事人以协议排除或限制其未来责任的合同条款。我国法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合同法》第 39 条第 1 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免责条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免责条款是合同的一部分，是一种合同条款。因此，免责条款必须经合同当事人达成一致，具有约定性。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法律有关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时不负责任的规定，因其是法定的，不属于免责条款，应当属于法定免责事由或者法定免责条件。
（2）免责条款的提出必须是明示的，不允许以默示方式作出，也不允许司法推定。免责条款排斥以默示的方式作出，即在书面合同中，免责条款需明文载入合同，在口头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提供者必须采取合理的方式提醒对方留意该条款。
（3）在免责条款生效的情形下，具有排除或限制未来的民事责任的作用。免责功能是免责条款的核心，也是免责条款区别于其他合同条款的明显特征。
免责条款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我国《保险法》将其表述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但并未对其定义进行明确界定，有人认为是"当事人协议排除和限制其未来保险责任的合同条款，具有约定性，是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的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有人则认为是"保险人在保单中规定的保险人无须对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或承担某项责任范围的条款"。也有人认为是"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人在何种条件下不负赔偿或给付责任的规定"。不难看出，上述第一种解释不适用于格式免责条款，因为格式免责条款是由保险人单方提供，并未经双方协商一致。第二种解释将保险合同的形式仅限于保单，似有不妥，因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合同的书面形式除了保单之外，尚有投保单、保险凭证、暂保单和其他书面协议。第三种解释显然将限制责任条款排除在外。本文认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作为一种常见的免责条款，其定义应当与免责条款的概念相协调。因此可以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作如下定义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协议排除或限制保险人未来保险责任的保险合同条款。"
三、保险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
2009 年修订《保险法》简称《保险法》17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即在原《保险法》"说明义务"的基础上增加了保险人的"提供义务"。第 2 款规定，对免责条款保险人应在单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作出明确说明，否则无效。相比原《保险法》增加了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的方式、程度及违反义务的后果，具体规定了"明确说明"的方式。上述"提供格式条款"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的新规定具有实质意义。
我国保险格式合同中免责条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学理基础，我国学者已在很多方面进行了解释说明。今天，我们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产权将被分配到最珍视他的一方。通俗的来说也就是为了实现最少的投入而获得最大的收益，降低总的社会成本。在保险合同这个产权分配的过程中，社会总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与交涉说明的成本。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通过相互博弈，最终将确定责任的分配。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这场博弈中，保险合同是由保险人未与投保人协商而自己单独制定的格式合同。因而保险人掌握了合同内容的多有信息，其信息成本可以认定为零。在博弈中，保险方需要投入的只是说明交涉的交易成本。对于投保人而言，在接触保险合同时，对其内容一无所知，需要大量的信息对保险合同进行理解，尤其是其中涉及到专业术语等内容，需要付出很大的信息成本。而保险人交涉说明的交易成本与投保人了解合同内容所需的信息成本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学追求的目标是总成本的最小化。因此，仅仅无限降低任何一方的成本都是不合理的。只有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各方成本相加的函数中边际成本为零时，才会达到交易总成本的最低。保险合同中的部分内容是投保人利用自己的生活常识可以理解的，保险人可以不必对合同的全部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略去明确的解释说明投保人可以理解的内容，而对专业的术语及重要的条款进行明确说明，这样才使得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社会总成本达到最低。由此观之，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规定了明确说明义务是完全符合法经济学要求的。
从格式合同的产生，到其中免责条款的出现，对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但是由于格式免责条款的滥用，也使得格式免责条款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议，我们应该正确使用免责条款，对其加以规范与约束，这样才会让它发挥出最大的效力。
注释：
免责合同范文4
我们知道，在保证合同法律关系中，保证合同为单方无偿合同，保证人不享有任何法律权利和经济利益，但却必须承担保证范围内的法律义务和经济责任；债权人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被保证人则既无权利也无义务。从近年来我院审理的涉及保证合同经济纠纷案件来看，如何保护保证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在实体处理上存在着不被重视的现象，只考虑到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存在保证法律关系，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债权人的起诉请求，当主合同债务人不能履行义务时，在保证人身上“打主意”，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从而把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寻求该保证人承担责任的结果，较少考虑到保证人的免责条件。本文之所以要从保证人的免责规范说开去，意在从另一角度为审理涉及保证合同经济纠纷案件拓搌思路，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保证合同的免责规范
如何根据案件事实，分析认定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是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对于保证合同的免责规范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认定。
（一）保证不成立的认定
保证作为一种民事行为，保证如不成立，保证人理所当然的应免于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不成立的情形有：1、主合同不具有依法成立的形式要件。主合同不成立，保证合同作为主合同的从合同，也不成立。谈不上承担民事责任问题；2、从合同不具有依法成立的形式要件。一般形式要件有三种类型（1）由债权人和保证人订立的独立的书面保证合同。（2）由保证人单方出具的交给债权人的独立的保证书。（3）在经济合同书面附设保证条款，保证人签字盖章同意担保。需要说明的是，在审判实践中也会遇到保证人以口头方式为被保证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对于以口头方式进行保证的，必须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证明或保证人事后承认，以及口头保证责任已开始履行，否则，凡未采用书面形式的保证，视为保证合同未成立。我国《担保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从逻辑原理分析，应当即为必须。3、主从合同之间没有保证的关联性。从合同存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与主合同存在直接的依附关系，即以主合同为保证对象。以主合同的内容为保证内容，以主合同的义务为保证责任。有的保证人在主合同尾部加盖公章，但在盖章处无担保人或未明确说明同意担保的字样，也不设证明人栏目，这种情况如查证无任何关联性，则不能视为保证合同成立。
（二）法律禁止保证的认定
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保证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了禁止担保的条款。如对保证人资格及保证条件作了一些禁止性的规定，保证如违反禁止性规定，则保证责任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1、法律禁止充当保证人订立保证合同。《担保法》规定可以充当保证人的必须是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公民。不能作为保证人的主体有两类，一是国家机关（特殊条件除外）、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二是未经企业法人书面授权的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和职能部门。2、主合同由于双方故意签订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保证人明知者外，免予承担保证责任。如主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骗取保证人提供担保的等等其它符合《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所列行为的。
（三）非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
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行为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保证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保证责任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表现形式主要有：1、单位或个人以享有特权，强令银行等金融机构或企业法人为他人提供保证；2、人超越权限，明知自己无权采取欺骗手段以被人名义提供担保的；3、被保证人偷盖或骗盖保证人公章的；4、保证人有重大误解实施担保的。
（四）保证方式的认定
《担保法》明确规定了保证的方式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两种形式，对于不同的保证形式，《担保法》相应规定了保证人在不同情况下具体的免责规范，主要集中在《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在此不作叙述。
（五）时效的认定
时间是法律行为的重要组成部份之一，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稳定，必须规定时效，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双方可以约定时效的界限，对于无正当理由超过时效的债权人，应当由他自己承担责任。
二、保证合同免责规范的具体适用
从上面的规范中，可知保证合同免责的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归纳起来，保证人在保证合同法律关系中得以免责的情形有以下几点：
（一）主债消灭，保证责任消灭，主要指债务人如期向债权人履行义务。
（二）主债变更，保证责任是否免除，应视具体情况分析。
第一种情况，债的主体变更，包括债权人变更和债务人变更两种：1、当债权人变更，原债的标的和内容不变，且保证人的保证范围和期限均未改变，债的担保应随债权的转移而转移，保证人不得以事先不知而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责任不应当免除，但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这部分内容由《担保法》第二十二条加以规范；2、当债务人变更时，原债务人退出了债的关系，作为对原债担保的保证人是基于对原债务人的信任而实施担保，保证人是否信任新的债务人并为之担保由其自行决定，并向债权人重新作出明确表示，订立新的保证合同。债权人未经保证人同意而让第三人承担债务的，原保证合同失效，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这部分内容由《担保法》第二十三条加以规范。
第二种情况，债的标的和内容的变更，《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那么是否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变更，保证人概不承担保证责任呢？如在保证范围内，协议减少了债务人的义务等。根据我国立法原则，笔者倾向于凡对债务人作有利更改的，如前所述，减少债务的数额，对保证人仍有效，保证人应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反之，对债务人作不利更改的，对保证人无效，如增加债务数额的，延长偿债期限等。
（三）依保证合同，债权人有过错，保证人可免责。如果由于债权人的故意或过失使保证期限，保证范围或保证前提条件发生改变，保证责任应予免除。主要有：主债务设定有担保物权（如抵押权）内容，债权人予以抛弃，在抛弃的担保物权范围内，保证人免责；债权人未依法定情形和时间向债务人或保证人催告清偿债务或提出履行请求，保证人可免责；在保证人不知或不同意的情况下同意债务人延期清偿债务的，保证免责。这些方面的内容，《担保法》都有相应的规定。
免责合同范文5
随着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国际货物买卖中当事人所面临的风险也随即增强。所以，在合同不履行后的免责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合同缔约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就是规避风险和减少损失。因此，研究免责条款作为当事人预先分配合同风险的工具，对于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摩擦和争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与研究《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针对免责条款的条约以及我国对免责条款的相关规定，提出一些新的立法建议，为我国更好地适用免责条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一、《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相关规定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货物贸易交往日益频繁，由此产生的争议也日益繁多。由于各国法律规定的差异性，迫切需要统一的国际货物贸易立法来进行规制，因此，《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CISG)应运而生。作为国际法律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CISG对调整国际货物贸易往来起到了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4个国家成为其缔约国，具有广泛适用性。CISG在调整我国涉外经济关系不可或缺，全面掌握，深刻理解CISG的精神和规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正是针对合同免责问题做出规范的条款。第79条作为合同不履行后免责问题的重要条款，通过其独特性的规定，不仅较好地协调了不同法系之间在免责问题的差异，也对当事人因遭遇障碍而不能履行合同的免责问题进行了具体规范。
CISG第79条第1款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免责规则作了概括性的规定: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所引起的，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的后果。从其规定可以看出，公约在表述违约方的免责事由时，创造了一个新的用语即障碍。
根据第79条第1款及公约秘书处评议，构成免责的障碍须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前提条件为不可控性。确定何为障碍的不可控制性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且，以事件是否超出控制范围为立足点，以事件与行为相关性作为判断标准，才能得到最终的精确判断。
第二个前提条件即不可预测性。对该条件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可预见性必须是在签约时能察觉，但对当事人是否应该合理地预见到影响合同履行的可能性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相应地，法官或仲裁员既不参考可预见到所有灾难的悲观主义者的观点，也不参考从不预见灾难的绝对乐观主义观点。
第三个条件是不可避免性。不可预测的障碍只有在非履约方能够证明他既不能避免，也不能采取合理措施克服的情况下，才能够免除其责任。从经济学观点来看，避免应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如签订保险合同(如果可以签订)或在合同中订入特别条款，或采取价格条款的形式等来反映买卖双方所假定存在的风险。同样，参考应找合适的对象和类似的案例。例如:虽然地震所造成的影响比通常情况要严重，但在地震地区通过特别的建筑技术可以克服地震所产生的后果。而且对于绝对不能和经济不能(导致履行非常困难)是非常难以区分的。
二、我国对CISG第79条第1款的适用
在我国加入CISG时，对公约第1条b项及第11条相关规定做了保留。因此当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达成协议，选择CISG作为调整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时，审理具体合同纠纷的我国法院，法官及仲裁庭也会面临如何解释和适用CISG各项条款，包括第79条免责条款的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将不可抗力作为合同当事人免责的条件，但并没有对不可抗力加以法律定义或是进一步详细地规定。因此，在处理国内合同的免责纠纷时，我国法院具体确定不可抗力通常因为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无法适从，从而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量裁空间。而当我国法官适用CISG第79条第1款来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的免责纠纷时，由于CISG对第79条第1款对障碍一词的定义和构成要件规定不够详细，只能依靠我国国内法对不可抗力的规定加以运用。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使第79条能够在我国得到很好的适用，应从国内法对不可抗力相关规定进行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完善开始着手，以免在实践中出现对不可抗力事件的定性标准不一的局面。
首先，应该从不可抗力的适用条件入手，明确不可抗力事件的判断标准，以免在事件中出现对不可抗力事件的定性标准不一的局面。其次，虽然《民法通则》对不可抗力事件进行了高度概括，但我国法律并未对不可抗力从制度层面做出规范的定义。因此，对不可抗力制度可定义为:如果未履行债务的当事人能够证明其不能履行合同是由于不能预见，不能控制的某种客观情况导致，且没有理由认为该当事人理应能够避免并克服该客观情况或其后果，则应适当免除当事人责任的制度。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后，并不必然导致不可抗力制度的适用，除了要满足不可抗力事件的必备条件外，还应规定不可抗力事件发生的时问，造成的后果，当事人行为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义务，及应该免责的何种法律责任。正确设定不可抗力制度有利于保证相关人员在适用法律中有章可循。再次，应当尽快通过法律明确不可抗力证明的出证资格机关。
三、我国对免责条款的相关规定及立法建议
我国对免责条款的研究较晚且不深入，法律规定还存在不少的疏漏和缺憾。因此，下文将对我国对免责条款的相关规定进行粗浅的探讨，并对相关立法提出一些建议。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将主要从两个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即瑕疵给付免责问题和情事变更问题进行探讨。
1、我国对瑕疵给付能否免责的相关规定及立法建议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卖方所负有的一项重要义务就是向买方给付与合同相符的货物，卖方向买方交付与合同不符的货物，即称为瑕疵给付或瑕疵交付。瑕疵给付是在国际贸易交往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之一，理应在符合我国国内法立法基础的层面，不断与国际对相关问题的规定相接轨，以便符合国际形势，在国际贸易交往中得到更好的适用，同时也为双方当事人在我国发生卖方瑕疵给付的情况下适用第79条解决相关问题提供有效指引。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借鉴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对不可抗力的相关问题进行规制。允许在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时免除不履行方的损害赔偿责任，包括不可抗力导致的瑕疵给付情形，从而赋予瑕疵给付的卖方免责的可能性。
其次，明确及缩小《合同法》第121条规定的第三人范围。可借鉴公约相关评述，特别排除合同违约人毫不相关第三人对合同履行的破坏而使违约方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强调其行为与合同的相关性，并明确供货商的地位，将第三人改成履行辅助人。
2、我国对情势变更原则的相关规定及立法建议
免责合同范文6
【案情】
XX年4月12日，高某在河南省邓州市鸿发农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发公司)购买豫洛红--200p轮式拖拉机一台。XX年4月15日下午6时，高某驾驶该车辆行至河南省内乡县师岗镇郭营村时家组时，方向盘突然脱落，导致高某被甩离驾座着地致死。
事故发生后，死者家属要求鸿发公司及拖拉机生产厂家洛阳豫洛红拖拉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红公司)予以赔偿，两家公司均以产品质量没有问题为由拒绝赔偿，只同意从爱心角度施以救助。XX年4月23日，洛红公司委托张某、李某与死者家属达成一份“救助协议”，协议载明：“XX年4月15日下午6时，高某驾驶购买的豫洛红牌拖拉机拉砖行至内乡县师岗镇郭营村时家组时，由于路面高低不平，加上高某驾驶技术不熟练，违规操作，突然车头与拖车折叠，导致高某甩离驾座着地致死。该事故的发生与拖拉机产品质量无关。救助方为了感谢高某使用其产品，从爱心角度给高某家属施以经济救助。救助金额为肆万贰仟捌佰元整。若该事实刊登在报刊杂志上，受助方必须予以准允，否则受助方按违约退回救助方的救助款。”后洛红公司支付死者家属35000元。在处理事故期间，死者家属委托河南省南阳市农机试验鉴定站对事故现场和拖拉机脱落的方向盘进行了勘验和技术鉴定，经鉴定认为：方向盘的脱落原因是转向轴与辐轴的连接点焊接强度不够导致断裂，引起方向盘脱落。为此，死者家属于XX年3月9日诉至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要求鸿发公司赔偿死者家属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97637.62元。
本案在审理中，鸿发公司申请追加洛红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辩称事故发生与死者驾驶不当有关。洛红公司应诉认为，1.追加其为第三人是错误的。因为该方向盘系河南省新乡获嘉县金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公司)制造，应通知金星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其已与死者家属已达成书面协议，协议确定该事故系道路原因和驾驶技术造成，与产品质量无关，自己无过错，所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
河南省内乡县人民经审理认为，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生产、销售合格的产品，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造成公民人身伤亡的，应当承担责任。本案受害者购买的拖拉机因质量存在问题发生事故，并造成死亡，作为产品销售者的鸿发公司和生产者的洛红公司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鸿发公司提出事故原因是原告驾驶不当的辩称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洛红公司提出应追加金星公司为第三人的请求，本院认为，因洛红公司作为产品生产者与其零部件供应者之间的供货合同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对其该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洛红公司提出其已与死者家属达成的书面协议，协议确定该事故系道路原因和驾驶技术不熟练造成的，与质量无关，洛红公司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在协议中认为该事故的发生与产品质量无关，但经专业部门鉴定，该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且洛红公司对自己的该主张也无证据支持，故不能因双方订立的协议来否认拖拉机存在质量问题的客观事实。但洛红公司支付给死者家属的35000元，可视为已支付的部分赔偿款。遂判决：一、洛红公司赔偿死者家属各项经济损失共计99617.03元(含已支付的35000元);二、鸿发公司对上述款项负连带赔偿责任。
本判决书送达后，三方诉讼参与人均没有上诉，本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在审理中，对于洛红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的“救助协议”的效力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该协议属于无偿赠与合同，合法有效;第二种认为，该协议不属于赠与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一、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赠与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即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从而使受赠人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2.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这是赠与合同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即受赠人在取得赠与物所有权的同时，不需要向赠与人给付任何对价，受赠人纯获利益;而赠与人向受赠人给付财产，也不从受赠人那里获得任何补偿或者回报。3.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即在一般情况下，赠与人负有给付的义务而不享有权利。4.赠与合同既有诺成合同的特点，又有实践合同的特点。
本案洛红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的“救助协议”中，虽然双方约定了由洛红公司将其42800元的财产所有权转移给死者家属，洛红公司并且已支付了35000元，但从该协议的内容明显可以看出，洛红公司的该“经济救助”是建立在死者家属认可“该事故的发生与拖拉机产品质量无关”的条件之上，也即，死者家属取得洛红公司的财产所有权转移是以承认死者“驾驶技术不熟练，违规操作”为对价的非无偿性给予基础之上。由此又可以看出，洛红公司在履行“给付义务”的背后，享有着自己设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因此，该“救助协议”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不属于无偿赠与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