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污染处理概念范文1
【关键词】 协同发展 水污染 生态补偿 核算 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下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日益密集及企业扩大再生产，环渤海区域水域作为黄河、海河、辽河三大水系汇聚的半封闭内海区域，环渤海水域在近60年中污染不断严重，环境质量愈加下降。如何在企业真实有效的环境信息的基础之上，对区域协同发展下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进行核算呢？本文主要基于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的概念及内涵，着力探讨京津冀区域跨界水污染现状，重点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核算机制进行研究。
一、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的概念及内涵
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首次提出了环境生态补偿的概念，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的调整方面。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遵循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通过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或者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从而提高生态行为的收益或成本，减少生态环境行为带来的外部性及负外部性影响，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的内涵体现在通过一定的正常或经济手段使得生态环境的外部不经济行为及外部经济行为内部化，如让生态环境行为中的受益者对受害者支付一定的费用，或者政府对生态环境行为中受害者进行一定的补偿，或对生态环境行为中的受益者进行一定的罚款，从而使得生态环境行为中的受益者与受损者实现双方受益与共赢的结果，从而在科学的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核算机制上实现生态资本增值、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者的目的。
二、京津冀区域跨界水污染现状
京津冀区域水域主要包括黄河水系及环渤海水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的日益密集及企业扩大再生产，京津冀区域跨界水域污染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国家政策不完善，行政区划难以统一，各地政府相互推诿责任
誉为“母亲河”的黄河自西向东经过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6大省份，最终流入渤海。黄河流域区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流域地段冰雹多、扬沙及沙暴多，且黄河干流劣五类水质占到39.5%，支流劣五类水质占到61.9%。渤海水域近60年污染不断严重，环境质量愈加下降。近年，黄河流域及渤海水域治理效果不理想，主要归结于国家政策不完善，行政划分下的权利分散、条块分割，各地政府难以共同治理跨界水污染问题，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体制不健全及不完善，各地政府难以配合、相互推诿。
2. 企业扩大再生产下的工业污染严重
我国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744127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一季度同比增长6.7%，二季度同比增长6.7%，三季度同比增长6.7%，四季度同比增长6.8%。基于2016年季度同比增长速度及全年同比增长速度6.7%的数据之上，可以看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工业企业的发展对用水的需要。工业发展对用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尤其钢铁行业、煤炭行业、金属冶炼、纺织印染及化工产业等重工业对工业用水需求大，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及偷排、漏排下的排污现象。重工业企业以经营利润为最终目的，在发展过程中不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处理污水不及时，忽视环保，造成了企业发展水污染下的负外部性影响。
3. “三农”经济发展下农业排污严重
京津冀区域河流流域的主要农作物是稻米。京津冀河流区域地势平坦，温带季风气候下气候温和湿润，适用于农作物的生产及发展。但是，随着“三农经济”的发展，农作物的发展使用了过多的化肥及农药。化肥及农药主要包括氮肥、钾肥、磷肥、微肥及复合肥料，化肥及农药营养成分含量高，肥劲猛、肥效快，对促进农作物生长、减少农作物受虫害影响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化肥及农药对农作物的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化肥及农药随着水域流动汇入沟渠、河道中，河流水域中有毒元素及重金属增加，微生物难以降解，最终导致了河流、海洋水污染。
4.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日益密集下的城市生活污染严重
社会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内区域人口密集程度日益增加，人口聚集下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也不断增加，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对河流水域产生了极大的污染。如社会居民不断使用洗涤剂、洗衣液等化学物质产品，这些产品中可能含有重金属、有毒元素，而城市居民污水处理系统的需求难以满足城镇居民排污居民及城镇化的角度，导致城镇居民生活污水仅仅通过简单的处理就排入至河流中，致使河流被生活垃圾、重金属及有毒元素等城市污水所污染。
三、协同发展下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核算机制研究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的日益密集及企业扩大再生产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跨界水域生态环境污染不断严重，压力愈加庞大。如何在企业真实有效的环境信息的基础之上，对区域协同发展下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进行核算呢？
1. 从政府角度出发，明确各地政府的权利及职能，建立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基金
完善国家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政策，统一行政区划，明确各地政府权力及责任。如黄河自西向东经过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6大省份，黄河生态环境的治理还需要多个省份政府的共同努力。在“谁污染、谁治理”及“受益者付费、受损者a偿”的原则基础之上，整合各种水污染补助资金，建立专门的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基金，用以解决限制传统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业发展，补偿跨界水资源使用权损失、限制高污染农业发展损失等生态环境发展下的外部性及负外部性问题，从而提高生态环境功能区域地方经济损失标准、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维护费用、提高生态环境工程管护费用及提高水源地方经济损失标准的目的，从而促进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基金逐渐完善并步入正轨。
2. 从政策角度出发，完善国家政策，不断明确与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建立跨界水域双向补偿机制
黄河支流与干流错综复杂，相互交叉分布。环渤海水域被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及天津市“三省一市”所环绕，涉及沿岸直排污口众多。因此，不断明确与完善国家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政策，对河道交界处设立水质检测站，通过水质在线检测的方法来对区域河流水域进行水质考核。如果出境水质优于入境水质，则该区域需接收上游的经济补偿；如果入境水质优于出境水质，则该区域需给予下游一定的经济补偿；如果出境水质高于生态环境保护下水质考核标准，则该区域应接收政府的生态补偿基金的补偿，或者接受下游的经济补偿；如果出境水质低于生态环境保护下水质考核标准，则该区域应接受政府的生态罚款，或者给与下游一定的经济补偿。
3. 从生态环境行为主体出发，明确相关生态环境行为的主体，健全与完善生态补偿标准
跨界水污染中涉及的主体众多，不仅涉及政府各个部门、排污企业、入境区域、出境区域以及沿河流区域居住的居民。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主要是国家出政策、政府买单的补偿方式，多数受益者以“搭便车”的行为来对待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及执行者，政策应大力倡导与推动生态补偿机制，在企业真实有效的环境信息的基础之上，共同建立生态环境行为提供者与购买者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
4. 健全与完善水质检测体系，在联合督查、联席会议及联合检测的基础之上不断建立与完善临界水域质量联合监测体制
联合督查主要通过由各地环境监督人员建立督查小组，对上游、下游河流水域进行定期督查以及联合督查，预防突发性、大面积水污染事件，避免大范围的损失。联席会议主要由各地政府牵头，各地环保人员作为工作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来交流水污染治理技术、污水处理技术、区域性水质监测及治理情况；联合检测，即是各地区政府在联合监测基础之上，将水质检测结构共同上报给上一级环保部门或者国家环保部门，从而解决水质监测数据不一致、生态补偿口径数据不科学的情形。
四、结束语
京津冀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核算机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是会遇到众多问题及障碍。因此，明确各地政府的权利及职能，建立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基金，完善国家政策，不断明确生态补偿制度，建立跨界水域双向补偿机制，明确相关生态环境行为的主体，健全生态补偿标准与水质监测体系，在联合督查、联席会议及联合检测的基础之上不断建立与完善临界水域质量联合监测体制，通过一定的正常或经济手段使得生态环境的外部不经济行为及外部经济行为内部化，使得生态环境行为中的受益者与受损者实现双方受益与共赢的结果，从而在科学的跨界水污染生态补偿核算机制上实现生态资本增值、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者的目的。
参考文献：
海水污染处理概念范文2
关键词：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山东省
1 引言
随着各个国家部门对环境影响重视程度的逐渐加深，环境绩效得到广泛使用。环境绩效（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就是组织对其环境进行管理所得到的可测结果，环境绩效评价就是通过比较现有的环境状况与已定的环境目标之间的差距进行对比来评价环境管理水平的方法，而在环境绩效的评价过程当中，构建环境绩效指标体系是基础，决定了绩效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现在，各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UNEP、OECD、ADB等先后开展了很多与环境绩效评价有关的环境评价研究，而且随着环境对经济作用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也开始开展了环境绩效评价。
2 环境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
进行环境绩效评价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选择适当的环境绩效指标（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PIs）。指标的正确选择是进行有效绩效评价的基础，因此在选择指标时，数据或信息应简单明了，反映出评价地区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的优劣及其潜在原因的具体表征，本文选取环境绩效评价指标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4年提出的P-S-R（压力-状态-响应）概念框架模型， 以人类活动、自然环境和政府部门以及三部分之间的信息传递、响应过程为模型，构建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这一模型将人类活动和环境状态，同时又包括政策响应都包含其中，而这三个环节正是制定决策和实施决策的全部过程。所以，依靠这一框架模型可以建立有效的环境绩效评价体系，以期恢复环境质量或防止环境退化，。
3 山东省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迅速，山东自2002年GDP过一万亿元后，经济一路稳步持续增长，山东2012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迈上5万亿元人民币台阶，在2014年全国31个省份GDP排名中，山东省更是位列第三，仅次于广东省和江苏省。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会伴随着资源的大量快速消耗和对环境的巨大影响：沿海地区水污染严重、大气污染严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地下水过度开采导致地表下陷、土地退化、废弃物随意排放、省内气候变化、机动车污染、渔业资源、湿地资源的破坏等都成为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
由此可见，这种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制约山东省环境社会朝着可持续方向、集约型方向发展的主要障碍，经济、环境、资源三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山东省经济向环境友好型发展的必要途径，能有效的促进山东省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运用德尔斐（ Delphi） 法即专家咨询法筛选出山东省最突出的六个环境问题，即水污染、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废弃物管理、土地退化问题和海洋渔业资源问题，山东省自然灾害较少，人为破坏生态环境成为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本文中山东省的环境绩效评价主要从这六个方面展开，按照P-S-R模型的因果逻辑关系，初步构建山东省的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3.1 水污染
压力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生活污水排放量，农业废水排放量；状态指标：河海流域检测断面水质等级，河流中主要污染物浓度；响应指标：工业废水处理率，生活污水处理率，农业废水处理率，水污染环境治理投资。
3.2 大气污染
压力指标：SO2排放量，PM2.5排放量，烟尘排放量；状态指标：空气中主要污染物负荷，主要城市空气质量；响应指标：大气污染源排放控制，空气质量优化投资。
3.3 水资源
压力指标：年平均降水量，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过境水量和可利用水量在总水量中的比例；状态指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水资源消耗量；响应指标：用水总量控制，地下水抽取量控制，地表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总量控制。
3.4 废弃物管理
压力指标：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产生量的比例，工业危险废物的排放量与产生量的比例，城市人口总数；状态指标：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危险废物的排放量，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响应指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危险废物贮存率，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3.5 土地退化
压力指标：人均耕地面积；状态指标：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比例；响应指标：水土流失治理投资。
3.6 海洋渔业资源
压力指标：渔业资源年捕获量，沿海污水、废弃物排放量；状态指标：海洋栖息生物数量，沿岸近海鱼群数量；响应指标：沿海污染治理投资，调整渔业结构，海产品捕捞量控制。
4 结语
环境绩效评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对最终的评估结果有直接的影响，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为环境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概念框架，依据此概念框架，研究山东省主要的环境问题，构建山东省的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山东省的环境管理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Ruzicka I Technical Paper SEF 11 No.1.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EPA）system for GMS countries 2003.
海水污染处理概念范文3
关键词：环保 产业市场 发展趋势
一、中国环保产业的市场背景
2001-2005年，是中国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十五计划”)的期间。在此期间，中国政府空前地加强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加大了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规模，从而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契机。
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我国将在“九五”工作的基础，紧密结合经济结构调整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解决重点区域的重点环境问题为突破口，整体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除了继续推进以三湖(太湖、巢湖、滇池)、三河(海河、辽河、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两控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一市(北京市)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及一海(渤海)海域水污染防治为内容的33211工程的实施并力争抓出实效外，还增加了长江三峡库区及其上游、黄河小浪底库区及其上游和松花江流域等三个重点区域的污染治理。以上13个重点区域的污染治理简称为“333211工程”。此外，重点环保城市山“九五”的47个增加为100个。上述重点区域的污染治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污染防治：
——实施污染物排放全面达标工程，各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下降10％：
——关停污染严重的工厂，淘汰落后的尘产设备与技术；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大力推行清洁尘产：
——严格控制新污染源；
——强化核安全和核辐射污染防治与监督管理；
——重点治理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业、化工工业、建材工业、轻工工业的行业污染。
2.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保护人体健康，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与布局的合理调整：
——大气污染防治，提倡清洁能源，控制机动车污染；
——水污染防治，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城市污水处理率平均达到45％：
——加强饮用水集中水源地的保护：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加快城市垃圾处理厂的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增加到75％：
——治理城市噪声污染，防治电磁辐射污染。
3.生态环境保护：
——建立一批部级生态保护区和自然资源开发重点监管区；
——加强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的建设；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安全管理。
4.农村环境保护：
——加快生态农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
——控制白色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养殖业污染：
——开展秸秆综合利用：
——改善农村饮用水质量；
——防止农作物污染。
5.海洋环境保护：
——实施《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控制陆源污染和近海养殖污染：
——保护海岸带和海洋的动物生态系统：
——加强近岸海域水质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
可以预见，“十五计划”期间，中国的环保产业将面临着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并将进入更为蓬勃发展的阶段。 二、中国环保产业的市场展望
“十五计划”期间，中国的环保产业市场将向更为广泛的范围扩展，市场的需求量也将大幅度地增长。除了环境污染的末端治理市场外，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农业、有机食品与绿色产品、低公害产品、环境服务业等领域，都蕴涵着极大的市场机遇。
“十五计‘划”期间，中国政府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使环境保护投入达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以上。估计总体投入将达到7000亿元水平，其投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水污染治理：
重点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并完善工业废水的治理。全国各重点城市将新增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能力4000万吨／日，估计治理总投资约需1000亿元(不含污水管网建设资金)：工业废水治理约需投入1500亿元。合计约为2500亿元。
2.大气污染治理：
治理二氧化硫大气污染约需投入1000亿元。其中，火电厂脱硫约550亿元，工业窑炉脱硫约150亿元，民用锅炉脱硫约300亿元。控制机动车尾气、控制烟尘排放等约需投入2000亿元。合计约为3000亿元。
3.固体废物污染治理：
建设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厂约需投入500亿元。其中，垃圾焚烧厂约需投入250亿元，垃圾填埋场约需投入200亿元，垃圾堆肥场约需投入50亿元。危险废物集中处理约需投入200亿元。废弃资源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约需投入200亿元。合计约为900亿元。
4. 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生态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生态农业县和治理水土流失及矿山复垦等，合计约需投入500亿元。
5.环境服务业：
环境监测、信息网络、科研开发、环境咨询等能力建设，约需投入100亿元。
6.有机食品、绿色产品和低公害产品：
这方面的投入，主要由企业依据市场进行。
“十五计划”期间，我国的环保产业可望保持15％的增长速度。环保产业的年生产总值将达到1500亿元，其中，环保产品制造业产值将达到600亿元，环境工程将达到500亿元，环境服务业将达到400亿元。
三、中国环保产业的技术需求
未来五到十年中，中国环保产业的技术需求主要体现在以方面。
1.工业废水治理技术：
在前述的重点工业行业内，工业废水治理的主要问题是高浓度、难降解废水的处理，因而需要：高效生物反应器技术、厌氧生物处理技术、化学催化氧化技术、高效除油技术、高效脱色技术、湿法焚烧技术、循环冷却水和冲洗水的回用处理技术等。
2.城市污水处理技术：
为了适应大规模地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需要，需要适宜中小型城市污水处理厂采用的城市污水处理技术。要求：投资少、占地少、运行费用低、电耗低、污泥处理简易、操作维护简单的实用技术。
根据我国水污染控制的环境要求，城市污水处理工艺技术应具备较高的脱氮除磷能力。为了适应北方地区水资源紧缺的需要，要求城市污水处理工艺技术能够达到较高的有机污染物去除水平，需要高效污水消毒技术和污水深度处理技术。
3.生活污水处理技术：
分散的生活污水处理，主要需要脱氮除磷技术和中水回用技术及高效过滤技术。
4.河流、湖泊的污染防治技术：
“十五计划”期间，中国要实行城镇化发展战略，要建设100个环保城市，要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因而，城市的河流、湖泊的污染治理将产生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方面的技术需求主要有：有效菌技术、净化船技术、水体人工净化技术、氧化塘技术和人工湿地技术等。
5.二氧化硫与烟尘治理技术：
燃煤电站脱硫技术，工业窑炉脱硫技术，可扑集细微粒子的高效除尘技术等。
6.清洁能源技术：
洁净煤生产技术、水煤浆制备技术、燃气锅炉、电加热锅炉、热水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技术。
7.机动车尾气控制技术：
三元催化净化器等技术。
8.城市垃圾处理技术：
垃圾焚烧及发电及尾气净化技术和设备 垃圾制复合肥技术和设备，垃圾卫生填埋技术和设备，垃圾分拣技术和成套设备等。
9.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理技术：
废液处理技术，废弃原材料处置与再利用技术等。
10.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
废建材、废塑料、废纸、废金属、废渣 废玻璃、废橡胶、废旧物资的再生利用和综合利用等技术与装备。
11.物理污染防治技术：
噪声治理技术与隔音、吸音材料，减震技术，防治电磁辐射材料，核材料处置技术等。
12.生态环境保护技术：
生态恢复技术，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制造技术，濒临物种繁育技术，基因工程等技术。
13.有机食品、生态农业技术：
无公害蔬菜、粮食工厂化生产技术与成套装备，天然食品的加工技术，天然食品、药材的有效成分提取技术和设备。
14.环境监测技术：
水(COD、BOD、TOC、pH、DO、ORP)、大气(SOx、NOx、COx)的各类在线监测仪器、仪表和自动化监控系统，检测数据的处理、传输的网络技术。
15.环境咨询技术：
ISO—14000，环境影响评价，绿色认证，环境规划，环境管理等技术。
16、环境工程咨询技术：
工程可行性研究，工程概念设计，工程咨询，技术咨询，招投标咨询等。
17.环境信息网络技术：
信息采集、分析和技术，因特网技术等。 四、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趋势
从国际环保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趋势主要是：
1.广泛地拓宽产业领域，向广义环保产业(也称：循环经济、静脉产业、泛环保产业等)方向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环保产业即将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使部分国家环境保护工作向产业化方向转化，以充分体现环境保护及其环保产业是拉动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尘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2.环境污染治理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任重道远。随着国家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环保产业中服务于环境污染末端治理的环保工业和环境工程业，发展强劲、增长迅速，如日中天，仍然是现阶段中国环保产业的主体。
现状下的环境污染治理业正在处于市场整合阶段，市场竞争和科技竞争的结果，将改变目前的产业格局，改变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产品和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企业规模小、生产力过于分散的不利发展的局面，并增强这一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整体技术水平。
3.资源综合利用与资源再生利用一旦更新概念，必将成长为产业巨人。资源综合利用与资源再生利用业起步较早，目前发展广泛，并构成中国环保产业的主体力量。但是，资源综合利用与资源再生利用业在我国的兴起，更多的成分是经济水平落后和资源市场的利益驱动。这与工业发达国家的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初衷不同。
概念的不同，将导致效果的差异，其实质就在于“环保意念”。陈旧、落后的观念，无法产生先进的生产力，也不能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以先进的思想，指导资源综合利用与资源再生利用业的发展，这将迅速形成新的生产力，并壮大中国的环境保护产业。
4.环境服务业将与环保产业中其他行业协调发展，并将迅速发展、形成巨大的产业力量。由于环境保护及其环保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进作用，环保产业也必，须做到结构合理，其各行各业也应协调发展。我国正处于新老体制交会阶段，改革的动力，必将支持第三方机构的涌现，促进环境服务业的发展，也将显示其极其巨大的市场发展前景。
(1)环境服务业中的环境监测业，必将朝着社会化、市场化和企业化的方向发展，其广阔的市场空间不可忽视，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2)环境服务业中的环境咨询业，发展前景极其光明。其覆盖范围包括：环境认证咨询、环境管理咨询、环境技术咨询和环境工程咨询等多个方面。
——绿色认证系统(1SO-14000、环境标志、绿色食品等)将以环保的理念规范全社会的生产、生活行为并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促使我国与发达国家实现“国际接轨”。
——环境管理咨询将冲破局限，渗透我国政府各个经济管理部门，更将支持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管理咨询主要影响政府的法规、政策、规划、计划和标准。
——环境技术咨询直接服务于政府和企业，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因而急待加强。
——环境工程咨询对于改革我国环境工程的设计、建设和管理体制，与国际接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提高环境工程建设水平，有根本作用。
(3)环境服务业中的环境信息业，是支持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生产经营、研发机构科研、服务机构开展业务，以及公众环境教育的基础，必须积极扶植发展。
5.生态环境保护业、环保产品营销业和低公害产品制造业不发展的现状，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保护及其环保产业的发展而形成较大的发展势头，并逐渐使环保产业的产业结构趋向完善与合理。 五、实行科技创新战略，促进中国环保产业实现大发展
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历史表明，市场是产业发展的推动力。构成市场推动力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政策及其政策实施的力度，资金的投入力度及其融资手段，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化的支持，环保企业的自身建设与市场化的自我完善。
中国的环保产业已经有了2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环保产业不甚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政策的实施力度不够。九十年代起，尤其是九十年代的中期开始，中国环保产业有了长足进展，究其原因，则是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政策的实施力度有了极大的加强。而这一段时间，中国环保产业没有充分发展，原因则是政府的资金投入的力度有限，及其融资存在政策和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展望本世纪初期，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政策的实施力度无疑必将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的投融资体制和机制也必然改革，涉及环保产业的领域也将进一步拓宽，这就为中国的环保产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和发展条件。
环保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我国加入WTO以后，环保产业的市场竞争，将转化为高科技的竞争，质量和技术的竞争，资本与实力的竞争和信息与服务的竞争。这些，将成为新时期环保产业发展的特点，我们必须自觉地适应未来的市场竞争需要，努力提高自身水平，使中国的环保产业朝着高新科技产业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我国的环保产业不具备从事这种市场竞争的能力，则不能取得这场市场竞争的胜利。那么，即将发展起来的我国环保产业市场就要丢失，大好的发展机会就会丧失。
如何形成现代市场竞争能力，如何确保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不败并具有活力，怎样把企业做大并实现永续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当前中国环保产业发展和各个环保企业发展所需要认真考虑的首要大事。环保产业及其环保企业必须实行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惟有实行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才能促使我国环保产业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才能使我们在严酷的环保产业市场国际竞争面前，保持地位，力争领先，处于不败之地。
环保产业及其环保企业如何实行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科技创新的标志是什么?概括起来，应达到以下能力：
1. 以“更新、更高和更强”作为中国环保产业及其环保企业的不懈追求；
2.拥有领先的技术或产品，且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3.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及产业化能力；
4.拥有必要的技术储备，掌握市场发展趋势并了解技术发展趋势，适时推出新产品；
5.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投资能力，保持持续发展的条件；
6.拥有较好的技术队伍、营销队伍和严格有效的内部管理；
7.与行业和政府以及国内外著名技术研发机构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海水污染处理概念范文4
【关键词】海绵城市 低影响开发 源头减控 综合治水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1.003
近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推进海绵城市的建设，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2015年和2016年，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组织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根据竞争性评审，迁安、白城、镇江、嘉兴、池州、厦门、萍乡、济南、鹤壁、武汉、常德、南宁、重庆、遂宁、贵安新区和西咸新区等城市入选第一批试点城市，福州、珠海、宁波、大连、玉溪、深圳、上海、庆阳、西宁、固原、三亚、青岛、天津、北京等城市入选第二批试点城市。目前，30个试点城市正有序地开展海绵城市建设，那么什么是海绵城市？建设海绵城市的意义又如何呢？
海绵城市是一种形象的比喻，简而言之，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我们现在所说的海绵城市特指雨水的综合管理，其本质是要科学地考虑城市生态需求并改善城市的水循环过程，就是要让水在城市的迁移、转化和转换等活动中更加“自然”，下雨时下垫面能够有效地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又可经适当的迁移和转化作用，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充分发挥原始地形地貌对降雨的积存作用，自然下垫面和生态本底对雨水的渗透作用，植被、土壤、湿地等对水质的自然净化作用，通过自然和人工相结合的手段，使城市对雨水具有吸收和释放的功能。
海绵城市提出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5年的56.1%。城镇化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我国的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要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
城镇过度开发造成了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内涝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年，城市建设中拦水造坝、毁林占田、开山断水、填湖造地、河道加盖版、明渠变阴沟等破坏生态的现象比比皆是。随着城镇化的日益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高耸林立的大楼使城市变成了水泥森林，增加了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建筑、道路、广场等高强度建设导致下垫面过度硬化，改变了城市原有的自然生态本底和水文特征，改变了雨水径流，水资源自然滞蓄能力锐减，使城市“大雨必涝、雨后即旱”。调查显示，城市地区70%以上的降雨形成径流被排放。雨水资源流失、径流污染增加、城市内涝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和城市有序运行。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海绵城市的理念和建设模式应运而生，合理控制城市开发强度、转变传统的粗狂的开发建设模式，走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道路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剂良药。
建设海绵城市的意义
海绵城市是一种城市发展的新理念、新方式和新模式。建设海绵城市就是要转变城市传统的开发模式，从粗放的建设模式向生态绿色文明的发展方式转变。正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2015]75号）指出的“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传统城市建设模式主要依靠管渠、泵站等“灰色基础设施”来组织排放径流雨水，以“快速排除”和“末端集中”控制为主要设计原则，而海绵城市则强调优先利用植草沟、雨水花园、生物滞留池、下沉式绿地等“绿色基础设施”来组织排放径流雨水，以“慢排缓释”和“源头分散”控制为主要设计理念，强调采用低影响开发理念，合理利用城市雨洪资源，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现雨水径流的有效控制，从而建立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海绵城市以建筑与小区、道路与广场、公园与绿地、湖泊水系等建设为载体，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生态化技术，实现对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功能。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融合绿色基础设施和灰色基础设施，实现雨水的有序排放。
海绵城市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海绵城市建设，就是要保护城市原有的河流、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生态敏感区，发挥其海绵功能；要结合绿色建筑、低影响开发以及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天然植被、土壤、微生物等净化水质，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行为对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并逐步恢复被破坏的城市生态。
海绵城市是城镇化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海绵城市建设强调保护自然、师法自然、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解城市小气候、减少热岛效应；尽可能保留城市生态空间，恢复生态多样性，营造优美的景观环境。
海绵城市体现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的新思路，是我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大政方针的重要内容。海绵城市涉及房地产、道路、园林绿化、水体、市政基础设施等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与新区建设、旧城改造以及棚户区改造密切相关，能够改善城市环境，还可带动环保、新材料、信息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海绵城市建设促进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包括调蓄、促渗技术的发展，水污染治理行业的发展，以及相关产业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的发展。
海绵城市建设鼓励各地采用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可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将公益性项目和收益性项目匹配整合，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城市建设，有助于拉动投资、助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总之，海绵城市即是健康城镇化的一种发展模式，也是促进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手段之一。
海绵城市的内涵
建设海绵城市就要有“海绵体”。城市“海绵体”既包括河、湖、池、塘等水系，又包括植被草沟、绿色屋顶、可渗透路面等。对海绵城市的理解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层面。
广义讲，海绵城市是指山、水、林、田、湖这一生命共同体，这些大海绵具有良好的生态机能，能够实现城市的自然循环、自然平衡和有序发展。这就要求城市开发建设要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前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城市生态格局。海绵城市建设首先要对城市原有的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尤其是河流、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水敏感地区的保护，最大限度地保护“山水林田湖”；其次对已经受到破坏的水体和其他自然环境进行生态恢复和修复，维持城市一定比例的生态空间；再有在对城市进行新的开发建设过程中要遵循低影响开发的原则，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在城市中保留足够的生态用地，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合，控制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原有水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水域面积，促进雨水的积存、渗透和净化。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雨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狭义讲，海绵城市是指分散的、小规模源头初期雨水控制机制与技术，又叫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雨水进入市政管网前先要通过植被草沟、雨水花园、透水铺装等雨水调蓄净化设施对雨水进行过滤和流量控制，有效降低雨水径流，达到对雨水径流总量、峰值流量和径流污染进行控制的目的，使城市开发建设后的自然水文状态尽量接近于开发前。
研究成果表明，屋顶绿化、雨水蓄渗、下凹式绿地、透水铺装地面、生物滞留池等低影响开发设施对雨水径流的大小有一定的影响，可以减少雨水径流量，减少进入分流制雨水管道和合流制管道的雨水量。大面积透水铺装及下凹式绿地等雨水控制和利用措施对小区综合径流的削减作用十分明显，尤其在低重现期时效果更明显；通过这些“小海绵”可以有效地控制水污染，削减雨水峰值流量，同时涵养水资源，补充城市地下水，促进水循环，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
图2～7显示了几种典型的常用的低影响开发（LID）设施。
这些都是源头控制的措施，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应用，对初期雨水可以起到控制污染、净化水质的作用，还可起到一定的削峰、错峰作用。
为实现保障水安全、治理水环境、涵养水资源、改善水生态的目标，我国提出了“渗、滞、蓄、净、用、排”的海绵城市建设六字方针，转变了过去雨水要快排、及时排、就近排、速排干的工程排水思路，使雨水管理迈向综合排水、生态排水的新阶段。
随着海绵城市理念的深入和试点城市示范的进展，海绵城市的概念和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向广度和深度延伸。“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已成为业内和全社会的广泛共识，以保障水安全、治理水环境、涵养水资源、改善水生态为目标的海绵城市建设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海绵城市建设已从雨水的源头减控发展为综合治水的国家战略。城市中水的问题非常复杂，既相互关联，又自成系统，海绵城市将这些子系统整合起来，综合考虑解决城市内涝、水环境污染、水资源利用和水生态保护的最佳方案。因此，海绵城市建设和目前政府大力推进的黑臭河整治、排水防涝、水资源利用和水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排入河道的出口、污水截留干管、市政及小区管网收集系统、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等等。由此可见，海绵城市建设内容涉及城市建设的很多方面，除了在建筑与小区、道路与广场、公园与绿地采取源头控制的措施外，还涉及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和优化。无论采取何种“渗透、滞流、蓄存、净化、利用、排放”手段和措施，目的都是缓解城市内涝、控制水体污染、提高雨水资源利用率，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海绵城市的国内外经验
我国的海绵城市源于美国的“最佳管理实践”“低影响开发”“绿色基础设施”、英国的“可持续排水系统”、澳大利亚的“水敏性城市设计”等理论和实践，但又不同于国外的概念，它的内涵更宽泛、更深入。可以说中国的海绵城市建设是国外经验的整合和集大成。
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也曾出现过水体严重污染、内涝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恶化等类似情况，这些国家通过实施雨水的综合管理，合理控制雨水径流，有效解决或缓解了上述问题。例如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低冲击开发的理念，又称低影响开发（简称LID），其基本原理是在人工系统的开发建设活动中，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冲击和破坏。LID的方法包括储存、下渗、蒸发、滞留，以削减地表径流，促进地下水补充，通过分散的、小规模的源头控制机制和设计技术，达到对暴雨所产生的径流和污染的控制，从而使开发区域尽量接近于开发前的自然水文循环状态。
英国提出可持续排水系统（Sustainable Drainage Systems， SUDS）的概念，其基本原理也是模仿自然过程，对雨水进行存蓄然后缓慢释放，促进雨水下渗，运用设计技术过滤污染物，控制流速，创造宜人的环境。
澳大利亚提出水敏感城市设计（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WSUD）的思想，也是体现了一种雨水源头控制的理念，其原则是在城市开发中保护自然系统、保护水质，将雨水处理与景观相结合，降低雨水径流量和峰值流量。实质是将雨水在源头上进行收集、控制，减少暴雨径流，同时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也是一种新型的节水技术。德国、新西兰等其他国家也都基于雨水管理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中国借鉴了上述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城镇化的特点，在城市建设和治水方面强调绿色、低影响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推广低影响开发、可持续排水系统、水敏感设计等技术，采用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处理的方法，降低雨水径流量和高峰流量，减少对下游受纳水体的冲击；保护利用自然水系，保证透水地面比例，使土地开发时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自然水文特征和生态系统，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达到防治内涝灾害、控制面源污染、合理利用雨水资源的目的。
海绵城市建设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环节，它提出的方向和目标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几十年来走过的水环境治理的道路是一致的。而且描述更形象，指向更有针对性，更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雨水从源头控制走向综合管理是水行业发展的趋势，海绵城市发展了雨水综合管理的理论，代表了这一发展方向，提升了我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水平。
海绵城市的作用
海绵城市对初期雨水的污染控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还大大加快了我国合流制溢流污染改造的治理进程。城市排水系统包括合流制排水系统和分流制排水系统。合流制排水系统是将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及雨水通过同一管渠进行收集、输送、处理和利用。目前国内外合流制排水系统的使用仍然非常广泛。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城市都有很多地区采用合流制排水系统。在我国，尤其是城市老城区依然沿用着合流制排水系统，例如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武汉、厦门等历史悠久的发达地区，基本都保留了很大比例的合流制排水系统。而合流制溢流污染是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性的难题。随着海绵城市的深入开展，很多城市结合老城区改造，排查排污口、修建截流管、雨水溢流污染调蓄池，进行合流制溢流污染的防治，从根本上改善水环境。
雨污管道的错接、混接也是造成污染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的排水系统中，由于污水污染负荷高、危害性强，因此污水会通过污水管道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到受纳水体，而雨水管道则是不经处理直接排放的。当雨污管道错接时，大量的污水会不经处理直接排放，造成严重的城市水环境污染。此外，降雨时大量雨水随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增加了构筑物的处理负荷，破坏了处理系统中微生物的生物活性，导致污水处理厂无法正常运行，进而难以达标排放，造成城市水环境的严重污染。海绵城市建设落实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黑臭河整治相结合，在管网收集系统的改造、优化上下功夫，推进了水污染防治这一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工作。
众所周知，我国排水设施建设标准低，年久失修，排水防涝能力严重不足，汛期城市“看海”已成为常态。因此内涝灾害防治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借助海绵城市建设，提高排水系统的建设标准，构建城市内涝防治工程体系，包括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留足调蓄空间和排涝通道，蓄排结合，疏通排放脉络、建设调蓄池、调蓄隧道、排水管渠等骨干工程，使城市能够有效应对暴雨、大暴雨、超大暴雨。
我国市政基础设施底子薄、欠账多，通过海绵城市建设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城市的各类问题，补短板、上台阶。当前，海绵城市试点工作正有序推动。30个试点城市，每个试点城市确定了不小于15平方公里的试点区域，试点区域总面积达920平方公里。各试点城市坚持问题导向，初步取得了成效。除了开展建筑与小区、道路与广场、公园与绿地的海绵体建设外，还开展了大量的涉水系统的综合整治建设工作。萍乡、遂宁等城市有计划地进行积水点改造，今年汛期试点区内均无明显内涝；厦门、南宁等城市开展了水污染防治和水系整治工作；池州在进行合流制溢流污染的改造；镇江、嘉兴、常德、鹤壁等城市在旧城改造中结合海绵要素建设，既改变了老旧小区的面貌，又给老旧小区注入了消纳雨水、净化雨水的功能；西咸新区在新区建设中融入了海绵城市的理念，与建筑、道路、广场、公园整体设计、整体施工，减少了城市硬化面积，景观效果明显，其它试点城市也各具特色，在此不一一列举。
通过海绵城市建设，将进一步完善管网收集系统，控制初期雨水污染和合流制溢流污染，助力黑臭河整治，加强管网系统升级改造，提升排水防涝能力，促进水资源涵养和雨水资源综合利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改善人居环境，使城市更美好。
对策和建议
海绵城市建设需要多专业配合。水的问题非常复杂，既要考虑汛期防洪排涝问题，又要考虑水资源合理利用问题；既要考虑水污染防治，又要考虑景观用水需求；既要考虑绿色基础设施，又要考虑灰色基础设施。这就要建立以多目标为导向的雨水综合管理体系，从而实现雨水的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建立雨水综合管理体系将涉及气象、水文、水利、市政、环境等多个学科和城建、水利、环保等多个城市管理部门，因此专业间的理解和部门间的支持十分重要。市政、环保、水利、景观、道路各专业的支持和配合是建设海绵城市的基础。
因地制宜，提高实效。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气候条件不同，降雨量及时空分布差异很大，地下水位、土壤渗透、植被类别也有很大差异。河流水体特征不同，污染源不同，治水治污的方法也不同。因此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是建设海绵城市的根本。两批海绵城市试点选取了全国不同降雨分区、不同自然条件的不同类型的城市，就是希望根据各自城市的特点，探索出适合不同地区的建设经验和途径，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实效。
正确认识海绵城市建设。建设海绵城市可以缓解城市内涝，但不能把建设海绵城市和“看海”划等号。不能认为一发生城市内涝，就是海绵城市试点失败了。可以肯定地说，即便建成了海绵城市，一遇极端天气，城市仍有发生内涝的风险。人类的历史就是适应自然、和自然共存的历史，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规律，气候周期的变化、旱涝的更迭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人类做好了准备，仍然会有极端气候的发生。我们倡导的是建设韧性城市，使城市能够有效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减少灾害损失，一旦发生灾害城市能尽快恢复各项功能。
任何工程措施都是在一定标准下的措施，而这个标准是技术经济的平衡点，是根据经济水平和社会可接受程度决定的，而不是一个无限高的标准。再高的标准，也会有超标的情况发生。超过设计标准，需要靠应急管理来应对。内涝防治要采取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做好应急预案和准备，例如在可能出现风险的地方设置标识标志，加强抢险培训，提高快速抢修和修复的能力；暴雨来袭前及时准确地进行预警预报，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减少出行、甚至停工停课，使暴雨不成灾。
加强管理。海绵城市需要精细化设计、精细化施工和精细化管理。这对城市建设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业人员要积极学习相关知识，提高专业技能，同时，海绵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需要大家共同维护。
我们国家城市建设长期存在着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试想一下，我们有多少工程，建设时轰轰烈烈，后来却不了了之？所以说海绵城市要真正见效，必须抓好管理这一环节，不仅要建好，更要管好，这才是管理城市的最高境界。
海绵城市建设任重道远。当前有些人对海绵城市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以为短期内就可以见效了。诸不知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当前海绵城市建设不仅仅是雨水源头减排的内容，而是要系统地考虑水问题，要和水污染治理、黑臭河整治、排水防涝相结合，这些更增加了海绵城市建设的复杂性。这里每一项工作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欧洲国家治水用了整整半个世纪，足以说明治水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若没有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方案，没有循序渐进、谨慎反思和充分总结，没有从小至大的摸索和再逐步推广的过程，没有几十年各方能力建设和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的提高，海绵城市是很难见效的。对这一点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和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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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理论体系的引进
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引进，对推动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洪大用是最早从学科发展角度系统地介绍西方(主要是美国)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学者［5］，对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整体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深受国外理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国外理论体系的引进，早期是以零星的观点翻译介绍的形式呈现到中国学者面前。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国外社会科学》等学术杂志翻译介绍了国外学者的观点和相关会议情况［6－7］，但这些观点并未引起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特别是到2010年前后，国内社会学界开始有针对性地翻译西方环境社会学著作，相关经典著作和教材由此得到推广。
2．制度化学术会议的召开
2006年前后，中国环境社会学家积极参与并组织了诸多重要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是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朝向具有学科意识方向发展的有力载体。2006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国内环境社会学学者首次聚集，当时由于研究力量十分薄弱，实际参会的环境社会学者很少。2007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推动了中国环境社会学朝着国际视野的方向发展。此时，国内参会学者数量增加不少，并有一些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研究生参加，这是本土培养的首批环境社会学研究生。此次会议的召开促成了东亚环境社会学联盟的成立，对于促进大陆环境社会学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相关环境社会学者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2008年，首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召开，中国环境社会学家应邀参会，并由此促成了东亚地区环境社会学的学术交流与学科对话。2009年4月，第二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此时，参会的环境社会学学者明显增多;同年11月，第二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台湾地区召开。2011年10月，第三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国召开。2012年6月，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见表2)。此外，在此前的相关学术会议上已经商讨确定，第四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3年在南京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将于2014年在青岛召开。由此，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已经步入制度化的轨道。2012年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期间，形成了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工作备忘录，进一步明确了学术会议的制度化安排。备忘录明确: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定期负责支持筹办两个学术会议，即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和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均为每两年召开一次，并形成了环境社会学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东亚)轮流交替进行的格局。可以预期，这两项重大会议的制度化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将发挥更为积极和重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
3．组织机构的建立
最近五年，有关环境社会学的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相继建立。2008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学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改组成立，标志着专业化的、全国性的环境社会学学会组织的建立。2009年7月，中国社会学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与此同时，国内率先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了相应的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组建了环境社会学研究所，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了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立了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此外，还有中国海洋大学牵头组建的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这个专业委员会不仅凝聚了国内海洋社会学的主体研究力量，而且将海洋环境研究的社会学者凝聚在一起，有助于将有海洋特色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推向深入。就学科发展而言，这些环境社会学研究机构对于培养专门的环境社会学人才、促进环境社会学研究的规模化具有重要作用。但毫无疑问，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还需要成立更多专业性的研究机构。
二、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特色
在当前社会转型加速期，传统、现代、后现代等各种错综复杂影响因素的交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共同作用，使中国正在跨入一个复合型环境风险频发的环境高风险时代［8］。在这样的环境高风险时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界积极开展对本土环境问题的审视与洞察，并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色的形成与主要研究者所在单位或者行业有很大关系。
1．水环境研究
水环境研究是中国环境社会学经验研究中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主要体现在对水污染形成的社会文化机理、水污染导致的社会后果及其社会学治理等方面。首先，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机理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陈阿江对太湖流域的水环境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东村个案”研究已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范本。他认为，农业社会形成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有利于维护圩田系统的生态平衡，同时，村落的社会规范及村民的道德意识有效地约束了村民行动。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落及其周围水域被迅速污染。他认为，水污染问题主要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经济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是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9］。与工业污染相对照，陈涛对淮河流域一个非工业社区的研究发现:社区在过去人口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下保持了生态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尤其是常住人口大大减少，而污染却日益加重。他认为，村落社会变迁、“公水悲剧”、差序格局、组织程度与社区归属感的弱化是污染产生的深层原因［10］。陈阿江的水污染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假设，即水环境恶化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逻辑，并通过三组研究假设予以解读。一是“外源污染”与“内生污染”。外源工业污染不仅污染了水域，而且导致了村落的内生污染。村民在水污染解决无望时，被动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由于水域高级功能的丧失，居民在无意识中开发了水体的低级功能———纳污功能，由传统的保护者变为现代的污染者［11］123－143。二是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水污染源于不遵守法律规范:不该降生的企业准生了，本该达标排放的却没有达标;个别污染事件虽作出赔偿，却又难于执行;对污染责任人的处理并不严格，污染事件的处理甚至是权宜之计，由此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不可避免［11］156－157。三是“次生焦虑”。中国在外界压力下选择了追赶式现代化道路，加之历史文化压力和中国人特殊的心理文化结构，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性焦虑，即次生焦虑(与韦伯意义上的清教徒的焦虑相对应)。次生焦虑是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11］187。此外，他还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11］7－85，批判了环保部门“脱贫致富”现象。陈涛等则指出，地方环保部门的“应然”功能与“实然”表现大相径庭，根源于它所处的“稻草人化”的尴尬境地。其中，主动层面的“稻草人化”是指污染企业通过向政府施压等方式，迫使地方环保部门在违法排污面前无能为力，使之“稻草人化”;被动层面的“稻草人化”是指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面对企业的违法排污现象，地方环保部门并不具有真正的“一票否决”权，相关的环境监督职权被架空，犹如花瓶，处于摆设地位［12］。“稻草人化”的分析框架并没有否定一些地方环保部门“不作为”的社会事实，而是从特定的社会结构视角出发探究其“不能作为”的深层原因。事实上，在特定的结构体系下，完全寄望于环保部门解决环境问题要么是一厢情愿，要么是徒劳。其次，水污染导致的社会后果研究，主要涉及水污染导致的社会不公与环境非正义问题。水污染中社会不公的表现形式是:上游企业、居民等排污，下游地区的居民与政府等承担水污染的后果;城市将河流当做排污通道导致农村环境致病社区化;严重的水污染导致水资源与环境“代际”分配不公［13］。水污染导致的不仅是某一水域的污染，还会通过食物链的原理影响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日本水俣病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14］。近年来，我国水污染问题同样导致了诸如癌症等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污染—疾病”/“环境—健康”关系成为学术界关心的热点。但是，水污染与疾病以及居民健康的关系非常复杂，确定清晰的因果关系并不容易。张玉林认为，由于缺少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尚不清楚那些污染严重的区域和流域的整体发病情况。但其推测分析，山西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命健康损害可能已经超过日本的“四大公害”引起的健康损害，在污染严重的涑水河沿岸，受害群众极可能高达数万人［15］。顾金士等在乡村居民的环境维权问题研究，张金俊在社会转型期安徽两村的农民环境维权问题研究对此提供了具体案例和深度解剖［16－17］。
“污染—疾病”关系不清及制度安排问题等因素致信息不全以及村民相关科学知识的缺乏，是村民环境健康风险认知的根本。但是，村民会利用“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把有限的信息无限利用，进而应对信息不全的困境［18］。陈阿江对孟营村的案例研究表明，“癌症村”研究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19］。显然，有关水污染与疾病的复杂关系还有很多亟待深入研究的地方。再次，水污染治理的社会学研究。周晓虹研究了秦淮河污染何以“问题化”的机制。他认为，秦淮河的污染和治理历史长达百年之久，但是，真正成为全民瞩目的“社会问题”则是近10年的事情。在媒介的积极报道和干预下，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秦淮河污染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开始凸显为“全民瞩目”的事件。受到环境保护与“十运会”召开的双重压力，媒介和民间社会的呼吁引起了地方政府或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视。同时，发展旅游业等市场机制的驱动也推动了秦淮河治理。而相比之下，尽管在问题的形成方面，社区或社会的力量已经逐步显现，但离真正影响污染治理的进程尚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只有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式的合作模式，才能最终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20］。江莹在秦淮河水污染治理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1］。在环境运动中，居民的参与体现的往往是浅层的公民性［22］。事实上，在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中，“社会”的力量都很渺小，“社会的缺席”具有一般性。由于水污染是一个“多因多果”问题，解决水污染需要多方入手、系统解决。治理水污染要从调节人的行动着手，结合考虑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陈阿江认为，水污染的解决需要系统性。首先，监管好污染者，中央和省级政府需要加强水污染技术监控网建设。其次，实施“河长制”，以解决“公水悲剧”问题。再次，要管好干部，地方干部能否执行以及执行的力度和效果是水污染治理的关键。最后，发展民间环保力量［23］。就“河长制”的实施而言，它具有应急的过渡性，需要通过它形成全社会参与环境管理的机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治理制度［24］。目前，发源于苏南地区的“河长制”已被很多地方所仿效，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剂良药，但各地方的成效差距较大，若作为一项制度设计加以实施的话，还必须经过完善，使之更加缜密。中国环境社会学界在水污染研究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观点与研究论断。诸如DDPM(“人水不谐”)与EESD(“人水和谐”)的分析框架［25］、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次生焦虑等论断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研究观点与论断的提出，体现了本土环境社会学家扎根乡土、凝练观点的学术追求。但是，水污染研究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谜，亟待学术共同体深入探讨。其中，水污染与环境健康的关系尤其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这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显得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一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治理，导致了诸如“癌症村”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环境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在此背景下，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水污染与疾病/健康的关系经由大众传媒的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普通公众对政府部门的调查信息有着某种本能的质疑或不信任，由此引起了很多社会性的恐慌。当下，我们不时地能听到或看到诸如“癌症村”的新闻报道，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污染—疾病”关系往往被简单地建构，甚至存在“被妖魔化”的倾向。受专业知识的限制，普通公众甚至环境社会学家都难以做到有效的辨析，面临着很多的困惑。因此，环境社会学家不能沿袭媒体工作者的思路，不能追求实效性，出现一起“癌症村”就“报道”一起，而要能够开展具有长期追踪性并且十分严谨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结论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目前，一些媒体所报道的“癌症村”等问题确实需要深入的研究，以便证实或证伪。因此，在环境问题纷繁复杂的背景下，环境社会学家如何理清思路，特别是建立相应的跨学科研究机制，将“环境—健康”研究引向深入。在美国，环境社会学家不仅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等开展深入合作，而且频繁地与气候科学家、地理学家、湖泊学家、城市规划师、生物学家一起开展跨学科研究，进而促进了学科发展［26］。在环境问题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建立跨学科的研究机制，将“环境—健康”这一议题中的基本社会事实澄清并将研究推向深入，既是社会的普遍期待，更是环境社会学这个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使命。
2．草原环境研究
草原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草原生态系统就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衰退。据统计，我国90%以上的草原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之中，并由此引起了生物多样性破坏等连锁的环境问题。草原退化既有自然原因，更有社会因素，与人类不合理的资源利用和草原开发方式紧密相关。由此，以民族问题研究专家为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开创了草原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成为环境社会学经验研究中富有民族特色的重要研究内容。首先，草原环境变迁中的民间习俗与地方文化研究。麻国庆认为，处于不同生态环境下的游牧民、山地民、农耕民所拥有的民间环境知识，对其生存与发展及社区的环境管理都有一定的功能［27］。游牧本土生态知识不仅是以“风险感知”为中心的“关系性”的知识分类系统和以“流动性”为中心的放牧技术，更是一套以牧民自主决策、互惠合作为基础的富于弹性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以“神圣自然”观念为基础的自觉保护自称的环境伦理［28］。传统知识是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所产生的知识体系，在当地人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尽管这些知识看起来可能有些混乱，却在数千年历史中保护了当地环境。在草原地区，游牧并非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是顺应了草原的变化，逐水草而居，从而保护了草原［29］。而草原环境问题的出现恰恰与牧区生产方式的变迁高度相关。游牧民轮牧的生产方式有利于草原环境的保护，但是，从游牧的生产方式转为农耕的生产方式后，对“水”的利用形式和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环境问题由此出现［30］。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的一套现代制度(草蓄承包制度和市场机制)和其中蕴涵的“私有地”观念与“自然资本化”态度改变了当地牧民原有的放牧模式、经济形态、合作精神以及自然观念，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草原沙化程度［31］。特别是，“外来者”的介入与市场机制的“嵌入”，更是加剧了传统生态智慧的瓦解与草原沙化程度［32］。鉴于传统民间习俗在草原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今天的环保实践同样需要注重民间习俗和相应的环境知识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33］。在很大程度上，草原沙化与现代性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环境问题的出现既源于我们打破了传统的生态平衡法则，也源于我们破坏了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理念与相关规则。因此，重拾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草原生态的“问题化机制”和生态移民研究。荀丽丽等研究发现，草原沙化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草原退化已经相当突出，但始终未成为国家政策与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在鼓励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话语体系下，“生态”只是个边缘词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21世纪后，肆虐京津及北方地区的沙尘暴使草原沙化问题迅速升级。特别是在申办北京奥运的背景下，沙尘暴灾难性的震慑使“生态议题”和作为风沙源区的草原地带成为国家政策和公众舆论的关注焦点［34］。由此，中央政府实施了包括生态移民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或为了生态而发生的搬迁行为或现象［35］。生态问题与贫困问题通常表现为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的关系，所以实施生态移民已经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消除区域性贫困和改善生态质量而采取的重要战略行动［36］。在我国，生态移民政策在西部生态脆弱区已经得到了广泛实践，它延续了中国长期形成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危机应对”和“政府直控”特点。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过程是一个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在内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34］，这种复杂而庞大的权利体系与利益网络也给生态治理带来了不确定性。再次，草原环境保护政策绩效研究。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规划”始终包含着对草原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病理化的诊断”。荀丽丽从产权边界的建构、自然观的转型、市场主义的扩张等维度分析了现代化发展背景下草原“密集型资源开发体制”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揭示了现代国家权力在边缘地方社区中的扎根机制［37］。由于超载放牧被认为是草原退化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政府实施了以控制牲畜放牧为主要手段的草原环境保护政策。但研究表明，将草地退化归结为人口压力的增加是过于简单化的结论，将人口简单地外迁也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草原畜牧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动态的管理理念［38］。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加强了草原环境保护，最初措施是通过草场承包试图解决“公地的悲剧”，但并没有实现初衷，因为承包打破了草原的整体性，破坏了草原牧区的地方规范。2000年以后，国家试图通过补贴和干预牧民的微观生产行为保护草原生态，但同样未达到预期效果。因为环保政策是强硬和具体的，在国家和牧民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将简单一致的环境政策转化为适合地方具体实际的操作。由于牧民利益得不到有效表达，他们常常采取普遍的违规来对抗生态政策。王晓毅指出，国家干预失败的根源在于决策的简单化和决策过程的“再集中”。“一刀切”的治理政策和村民被排除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之外是导致草原生态退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草原修复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原因［39］。因此，简单的“一刀切”政策无法适应草原环境的多样性，草原环境保护政策应以鼓励村民参与和发挥村民集体行动的能力为核心［40］。此外，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本身存在缺陷。在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草原生态治理的脉络里，作为草原生活者的牧民背负着草原破坏者的标签并处于边缘化的失语地位［28］。草场划分到户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不仅增加了牧民的风险暴露程度，而且使牧民原有低成本的灾害应对策略失效。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的一系列草场保护项目则给牧民的灾害应对施加了诸多限制，由此导致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弱和脆弱性增加［41］。目前，这种理念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草原环境治理以及其他区域的环境治理实践中，“简单化”和“一刀切”及政府主导模式依然常见。可见，去除“简单化”和“一刀切”的学术呼声还没有真正进入政策实施层面，或在政策实施阶段再次偏离轨道。草原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群体，既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学者，也有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者(主要集中在民族院校和科研机构)。近年来，一些汉族学者对草原沙化问题开展了“异文化研究”。可见，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欣欣向荣”的格局。在草原环境问题研究中，多数研究将之归为“公地的悲剧”范畴，但私有化的管理方式似乎并不能包医百病，甚至会加剧环境退化，出现了“私地的悲剧”。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根源，但现有的研究框架解释力还比较有限，有待更为深入的、更具解释力的概念工具和研究框架的形成与发展。
3．海洋环境研究
海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而为了获取海关生态系统的资源，渔民像农民耕作土地那样去耕作海洋［42］。在生态功能方面，海洋对于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但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加剧，海洋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43］，海洋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目前，我国沿海各省(市)均在大力实施海洋开发，并纷纷将之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与此同时，海洋生态压力空前增加、重化工产业不断积聚沿海也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社会学者开始着手研究海洋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影响及其治理路径。
第一，海洋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研究。崔凤认为，海洋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人类的开发利用活动促使海洋发生巨大变化，海洋再也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完全自然”的海洋，而是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另一方面，变化了的海洋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从海洋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我国海洋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主要表现是近海污染越来越严重、海洋资源枯竭、海洋生态失衡。而实现海洋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制定海洋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必须明确如何进行海洋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44］。王书明认为，在各种环境问题中，海洋环境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常常令各国束手无策。棘手的原因虽有技术层面原因，更多的还是社会层面的问题［4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变迁的最大特征是海洋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追根溯源，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高污染的、粗放的海洋开发活动是海洋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46］。
第二，具体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王书明在对沿海滩涂资源开发的研究中发现，沿海滩涂开发已经形成了新一轮的热潮，并带来了很多的环境危机，因此，必须及时加强有效的环保对策研究，以促进沿海地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而更好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47］。陈涛梳理了美国社会学界有关海洋溢油事件的研究，将之分为“根源论”、“影响论”和“博弈论”三个方面。他指出，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中国溢油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对社会运行产生着深刻影响。鉴于此，中国社会学界需要增加学术自觉意识，积极扭转海洋溢油事件中社会学话语体系缺失的局面［48］。而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分析表明，海洋开发中蕴藏着诸多环境风险，包括破坏海洋环境的风险、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次生风险等，这些风险主要由制度因素、组织因素以及技术因素等造成［49］。唐国建从资源开发与环境变迁等视角研究了海洋渔村何以终结等问题。他认为，“竭泽而渔”式捕捞方式的出现，是社会结构中的制度使然［50］。赵宗金则研究了海洋环境意识，认为它存在特定的结构，包括海洋环境经验、海洋环境感知、海洋环境情感、海洋环境意向等要素。此外，海洋环境意识表现为个体海洋环境意识、公众海洋环境意识和组织海洋环境意识三种主体形式［51］。
第三，海洋环境治理研究。有别于陆地上的环境治理，海洋环境治理更加复杂。由于海洋环境的急剧恶化，各国纷纷进行制度层面的设计，其中，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区成为一项制度举措。但是，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在选址、规划、建设与管理中存在很多漏洞，这不仅源于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缺陷，还源于保护区法律制度构建不足以及人们对海洋保护区重要性认识不足［52］。因此，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区并不能有效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唐国建认为，跨界海域环境治理涉及不同部门和不同区域，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采用的是科层制管理方式。条块分割、职责明确、文牍主义是科层制组织高效管理的最基本要素。但是，在环渤海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因为“条”、“块”不对称等原因，科层制管理中出现的作风、政府部门间的敷衍推诿、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和地方执行机关的形式主义等导致了政策失灵，从而导致环境治理难以达到预设的目标［53］。从整体上看，相比内陆区域的河流与湖泊污染问题，海洋环境问题更具系统性与复杂性，一旦污染，短期内不可能达到生态修复的目标。
在环境社会学领域，海洋环境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特色，但目前还十分薄弱。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学者们的“大陆思维”或“大陆情怀”有一定关系。由于我们生活于陆地之上，对陆地上的环境问题往往有着本能的敏感。而海洋污染形势尽管十分严峻，但还没有引起环境社会学家足够的重视。目前，虽然海洋环境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如果仔细探究其研究者的“身份”，不难发现，基本都是海洋/海事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学者，在非涉海单位，海洋环境问题似乎还难以“成为”一个显著问题。因此，海洋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需要重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需要走向深入，目前的研究还处于浅层次的“素描”层面，没有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观点;二是主流社会学家需要对海洋环境问题增强“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加强对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
三、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本土理论探索
一门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中国环境社会学要与国外环境社会学展开对话，在国际环境社会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就必须加强本土理论建设。近年来，这一呼声不断强化。洪大用主张，努力洞察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转型期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增强“理论自觉”意识［54］。林兵认为，中国环境社会学应当以中国环境问题的现实为基础，在“经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55］。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既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型，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些概念和理论假设，这些概念和理论假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具有奠基性的作用。社会转型范式为环境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洪大用认为，这主要是指将中国的环境问题纳入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中分析，探讨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机制、建构机制以及社会变革。他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进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转型社会的环境问题有其独自的特征。中国的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经由转型期的特定社会过程建构的，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策略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特点［56］。比如，要深入探究农村环境问题，必须要考虑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宏观因素［57－58］。事实上，社会转型范式主要是一种研究视角，是将环境问题放置在社会转型期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与成熟的理论体系尚有距离。此外，针对将“环境—社会”关系视为环境社会学研究主题的观点［1，2，59］，洪大用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所谓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只是这门学科的基础与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研究的中心问题。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社会影响”［56］59，这种论断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对于如何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一表述还可进一步拓展，即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社会过程及其社会影响”。所谓社会原因，即探究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次社会原因;所谓社会过程，即研究环境问题何以问题化、何以被建构以及何以被解决，并探究这一复杂过程背后的社会因素;所谓社会影响，即研究环境问题出现后，在社会层面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效应。“人水不谐”与“人水和谐”提供了水环境研究的理论框架。所谓“人水不谐”型，即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恶性循环:水污染导致疾病问题产生，影响经济发展甚至诱发贫困，而水污染形势的恶化会导致人口迁移，进而加剧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这样的社区可以概括为“环境衰退、疾病、贫困”的“人水不谐”类型，称DDPM型，简称D点。
而所谓的“人水和谐”型是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现出良性循环: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发展生产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增进了环境保护动力，进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这是一种生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类型，称之为EESD类型，简称E点［25］。就长时间段而言，环境问题的解决有一个“拐点”，陈阿江据此提出了“生态利益自觉”的概念，即自觉意识到生态或环境的“外部性”能给系统(企业或社区)造成经济损失(成本)或者带来经济收益。“生态利益自觉”包括“生态利益后觉”和“生态利益先觉”，其中，前者是在遇到挫折后进行转型，进而走上“生态—经济”互利共生的发展类型，而后者则是主动利用“生态”中隐含的技术效益和市场机遇，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类型［60］。景军在有关环境抗争中文化因素的个案研究中提出的“生态文化自觉”与陈阿江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环境抗争的持续性与地方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个案地区从生态环境极度恶化转变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认知革命和文化自觉均起到关键作用的过程［61］。这些研究概念是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根据中国环境问题及其治理实践而提出，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但很明显，这些概念尚显单薄，而且概念与理论尚有距离。因此，要建构成熟的理论体系，必须对概念和研究假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做深入的梳理与推演。“政经一体化体制”研究了体制/制度与环境污染之间的深层关系。张玉林认为，在“压力型体制”和自身生存压力之下，基层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企业型的政府”或“准企业”。与提供“公共产品”相比，它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以及由此滋生的“利润”。在此背景下，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公共权力逻辑已经被市场逻辑所替代。在“增长”与“污染”的关系方面，基层政府往往更加重视短期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环境恶化及其社会后果。由此，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更加密切，甚至超过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政企合一”、“政企不分”的格局，出现了“政经一体化”的倾向。因此，单就主要由制度压力和内在利益决定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而言，非常容易导致它与企业结成牢固的“政商联盟”。于是，双重的和带有递进意义的“政经一体化体制”由此形成，它似乎已成为推动和操纵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62］。环境污染事件爆发后，政府要么公开为企业辩护，要么否认肇事企业与污染事实之间的明确因果关系，要么对污染企业的“关停并转”态度“暧昧”乃至法外留情。而当污染者与受害者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这种包庇则会达到更加肆无忌惮的程度［63］。中国环境的恶化既源自制度缺陷，也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有关。“中国模式”整体上具有“自虐式发展”的特征［64］。“政经一体化体制”提供了体制/制度层面解释环境问题的分析框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诚如包智明等认为，制度/体制缺陷的因由何在是该理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更为深层的问题［65］。此外，就理论而言，现有内容也尚需丰富和拓展。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特别是网络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间的“利益同盟”或“利益共谋”形式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因此，“政经一体化体制”的解释框架也需对此进行回应。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环境治理中的困境与缺陷。荀丽丽等认为，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的双重角色给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走向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偏离了既定的生态保护目标［34］。童志锋等认为，当前中国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环境治理面临着双重困境，即环境侵权的模糊性困境与环境司法的体制性困境。走出“双重困境”的关键要从健全环境治理体制入手，不仅要完善政府治理机制，还要激活民间治理机制，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最大程度地克服“双重困境”［66］。陈涛认为，中国环境治理范式是“事件—应急”型，为“摆平”污染事件的社会压力、消除社会影响，环境治理凸显出“短、平、快”特征。这种治理范式具有严重弊病:一是严重的污染源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缺少初端预防或监管不力;二是一旦环境问题爆发，往往“关停并转”所有相关中小产业，其效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他据此提出了“预防—控制”型治理范式，主张通过初端预防和源头控制，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利共生［67］。随着“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形成，地方政府必然会在种种因素影响下，加大环境整治力度，但是，如何科学治理同样需要环境社会学界的深入介入。此外，环境治理和环保目标的达成，不仅依靠政府，而且需要公众形成环境意识自觉［68］。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已经促进了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69］。但是，公众的环境意识自觉如何形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环境治理尚需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整体而言，在理论探索方面，中国环境社会学取得了初步的成就，这种成就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改变了“一无所有”的格局，初步解决了中国环境社会学没有自身理论的问题，这是环境社会学发展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二是体现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学术品质，也提供了进一步的本土理论创新的可能。现有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假设主要源于本土实际和经验研究，体现了学术界从本土经验出发、解释中国社会的可贵品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必须坚持这一方向，通过对本土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提炼概念与理论框架，进而建构“中层理论”。正如林兵所言，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要立足于本土环境问题的社会性因素的理论思考［70］。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仍处于初步的探索期。现有成果以零散的概念和研究假设为主，尚不成体系，离成熟的学科理论还有很大距离，这也是中国环境社会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
四、结论与前瞻
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具有两个“滞后性”:一是在国内，相比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治学等环境社会科学而言，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要滞后得多;二是相对于国外环境社会学，中国的环境社会学发展要滞后很多。虽然如此，环境社会学近年来在中国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在经验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并在理论探索方面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特色集中在水环境、草原环境与海洋环境这三大领域。今后，中国环境社会学界需要在更多的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彰显区域特色，从而为形成中国特色和区域风味的环境社会学奠定扎实基础。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加强理论的凝练，与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对话，绝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要熟悉西方的理论，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与西方学者对话，而是要用中国的话语体系与之开展平等的对话，这才是学术对话应有之格局。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理论构建不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就理论构建而言，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在对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理论梳理中发现，他们早就对环境问题发表了见解，而且这种见解至今仍有启迪，他们甚至因此被看做是早期的环境社会学家［26］。中国历史悠久，先贤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早有论述，对这些文化思想的深入挖掘与系统梳理对本土理论的构建无疑颇有裨益。二是在本土环境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自觉”意识，注重理论提炼与构建。我们认为，这一路径对构建本土环境社会学理论更具现实意义。因此，深入的经验研究及其基础上的系统化理论构建是中国环境社会学今后发展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学派，才能增强在国际环境社会学界的话语权，才可能用中国的话语体系与西方展开平等的学术对话。
海水污染处理概念范文6
一、土壤污染概念及危害
（一）土壤污染概念。土壤不仅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支撑能力，还将水、肥、气等肥力要素提供给植物促使其生长发育。近些年来，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惊人，工作发展迅猛，土壤表面不断被堆放与倾倒固体废物，有害废水迅速渗透到土壤中，汽车废气、大气有害气体和飘尘利用雨水在土壤中降落。逐渐提高的农业化学水平，在环境中散落了大量的化学肥料与农药，造成土壤越来越多的受到非点源污染，在水土流失与风蚀的共同作用下，迅速扩大了污染面积。因此，只要是对污染正常功能进行了妨碍，减少了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利用粮食、蔬菜等对人体健康间接造成影响的物质都可以称为土壤污染物质。
当土壤中存在较多的有害物质，已经超越了土壤自净能力，造成土壤发生了结构与功能的变化，抑制了微生物活动，在土壤中有害物质及其分解产物不断累积，利用一定的方式被人体间接吸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即是土壤污染。
（二）土壤污染危害。1土壤受到病原体污染之后能够传播多种传染病，这些传染病的病原体通过人与带菌者的粪便以及洗涤他们衣物用品的污水对土壤造成污染。经过雨水的渗透，病原体又会进入地下水中，进一步产生暴发流行这些疾病的水型。2土壤受到有机废气物污染之后，出现了大量繁殖传染病的媒介蚊蝇与鼠类。有机废气物对土壤造成污染之后，具有很大的危险性。3有毒化学物质污染土壤之后，间接对人们造成影响，具体是利用农作物、地面水或者地下水对人体造成影响。在磷酸钙生产工厂附近，土壤迅速增加了砷与氟的含量。在土壤任意堆放的有毒废渣，经过雨水冲刷都会对水源造成污染，引起人、畜中毒。4土壤被放射性物质进行污染以后，利用发射性衰变形成射线。这些射线对人体组织进行穿透，导致机体出现组织细胞死亡。这些射线不但致使机体形成外照射损伤，还利用呼吸或者饮食进入人体，形成内照射损伤，使人头晕、乏力、增加或减少白细胞等。
二、土壤污染的特点
（一）隐蔽性与潜伏性。在土壤中污染物长时间积累的过程便是土壤污染，其后果主要是通过人体或者动物长时间摄入土壤污染生产的植物之后的健康情况体现出来。因此，土壤污染凸显出了隐蔽性与潜伏性，人们没有办法轻易感觉到。日本的痛痛病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60年代在神通川流域出现这一疾病，直到70年代才找到原因，是当地居民食用了铬废水所污染的土壤生产的硌米，这一过程大概20年。
（二）不可逆性与长期性。当土壤环境中出现污染物之后，其会自行发生迁移与转化，同时还会结合土壤形成物质产生相关的吸附、置换作用，这一过程大部分不可逆，最终污染物在土壤中产生难溶化合物。很多有机化学污染物的降解时间很长，因此，一旦污染了土壤，恢复工作十分困难。例如在沈阳发生的灌溉区污染，通过大概十年的努力，利用了很多方法，才实现了部分生产力的恢复。
（三）难治理性。假如大气与水体受到了污染，将污染源切断之后利用稀释与自净化也会造成污染问题持续逆转，难降解污染物在污染土壤中不断积累将很难利用稀释与自净化有效消除。一旦出现土壤污染，只是借助切断污染源的手段极难进行恢复，有时还需要采用换土、淋洗土壤才能对问题积极解决，其他治理技术收效很慢。因此，对污染土壤进行治理通常需要极高成本，治理时间很长。
三、土壤污染检测手段
（一）气相色谱法。气象色谱法是一种采用冲洗法的色谱分离技术，还可以称为气象层析法，它对于分离化工成品十分适合，工作主要原理是在色谱中气相和固定液之间不同的成分拥有不同的分配系数，当成分被气化之后会在整个色谱柱中运行，经过气化处理的组分会被反复多次进行分配，由于各个组分溶解程度不同，我们可以科学分析它们在色谱柱中的不同运行速度。所以该技术可以对各种农药残留物进行采集与扫描，在检测农残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高效液相色谱法。在典型液相色谱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高效液相色谱创新分离技术，高效液相色谱法在检测环境中逐渐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监测方法，具体是对大气、水体、土壤污染进行分析，可以对有害种类进行监测，包含了残留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等。
（三）原子荧光光谱法。原子荧光光谱法的技术优势综合了原子吸收与原子发射光谱的特点，是一种优秀的痕量分析技术。其优点是构造简单的仪器、较高的灵敏性、检出限低、对气相干扰很少以及可以快速分析多元素等，当前广泛应用在环境检测中。
（四）其他方法。在对土地生态系统积极处理的过程中，不同环境中的氧化还原也会影响各种污染物的存在情况、转化原理，进一步对处理效率带来直接影响、对氧化还原环境积极了解并且科学调控，能够有效提高去除污染物尤其是N及有机物的效率。热重分析法是通过热天平控制程序温度，对物质质量和温度关系有效测量的一种热分析技术，优点是操作简单、准确度高、迅速灵敏以及仅需微量样品等。研究环境关系到改善生态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意义。TG-MS联用技术利用在线监测化学转换，可以积极对形成污染性气体的原理进行分析，进一步为它们避免与可控转化提供宝贵经验。
结语
目前国内外已经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分析环境中土壤污染情况和检测手段，为我国环境检测提供重要参考，从检测开始，认真做好保护环境工作。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