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方文化差异总结范文1
（一）地域气候差异与地区建筑形式差异从建筑地域学角度分析，适应气候的建筑更能适应它的环境和文脉，更具有地域特性。我国各民族地区由于所处的气候环境各不相同，形成了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房屋的外形与结构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我国北方平原面积大，年降水量不大，冬季寒冷，保暖性是民居建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民居多为土墙、泥顶，垒砖筑墙，墙体厚实。房顶坡度很小，几乎为平顶，既可以节省建筑材料，又可以用来做晒场。房屋不高，空间紧凑，窗户小，而且只有前窗。北方民居的外观看起来端庄厚重。房屋内则设有火炕，炕与灶相连，炉灶一般建在房屋中间，便于保温取暖。例如，我国陕西地区流行房屋半边盖的民居建筑形式，即后墙高大密实而无窗，这与西北地区的严寒气候是相适应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干燥少雨，黄土厚积坚固，故其居室掘穴为窑，成排的窑洞与漫漫的黄土融为一体，苍茫而古朴。［6］8-11南方夏季气候炎热且多雨，民居建筑的墙多用较薄的砖砌成，屋顶则用茅草或瓦盖成，坡度大，房檐较宽，这样可以防止雨水渗漏，减轻太阳曝晒。房屋高度大，门窗大，而且多有后窗，有利于通风、散热。江南水乡地区，湖泊纵横，星罗棋布，故居室傍水而筑，小桥流水，恬静柔美。南方冬季没有北方寒冷，但较潮湿。民居室内用床不用炕，这样可以达到防潮的目的。
（二）地域日照差异与地区建筑布局差异我国南北日照差异较大，不同地区人们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形成了不同的建筑布局特征。南方一般日照充分，气候炎热多雨。为了通风，南方建筑总是选择最有利于通风的建筑布局形式。如我国西南彝族、傣族的民居多采用单元结构的民居组合形式。单元式结构的房屋就是住房、仓库、畜圈等连在一起的一栋房子。一层建筑通常是长条形，一端住人，另一端安置牲畜等。两层建筑一般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或储存谷物等。三层建筑一般底层用作厨房、畜圈，二层为储存室，三层住人。单元结构的民居多为独家居住，但也有多家居住的。我国福建地区的客家人，将许多单元式结构的房子建在一起形成圆形土楼，以达到增进团结，共同防卫的目的。我国北方日照较弱，为了充分吸收太阳的热能，总是尽可能选择将房屋平铺式的布置在平面上。北方的四合院就是这种建筑布局的典型。四合院采用院落式民居组合形式，其形式一般为住房、仓库、畜圈等彼此分离而相距不远，周围用围墙相接，形成独家独户的民居建筑。北方四合院一般正房朝南，东西两边为厢房，门向院内开，南面是墙。四合院的转角互不相连，厢房不遮正房，以便尽可能地获得太阳照射。四合院中的支隔窗、帘架门、天棚、火灶等都可适应我国北方夏热冬寒的气候。另外，受中国人含蓄内向的性格特征的影响，院落式民居建筑一般回廊相连，围墙环抱，围墙成为主要景观。如北方四合院，进门便是影壁，可挡住行人的视线，过了影壁还有二门，既垂花门。垂花门之后才是四合院的核心——内院。
二、南北差异视阀下的中国传统建筑类型
（一）地域地势差异与地区民居建筑差异特定地域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对民居建筑的影响相对明显，反映出不同地区的风土与文化。民居建筑结构简单、造价低廉，往往在建造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材取材，建造过程中总是尽量从本地条件出发，努力与本地的日照、气温、地势、物产乃至当地民风民俗相适应，因此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我国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对南北方民居建筑的影响深远，南北民居建筑具有显著差异。北方地势平坦开阔，但日照较弱，受这一地势影响，北方民居一般坐北朝南，以抵御风寒。如北京的四合院多为坐北朝南，且大门多处于东南角，有紫气东来、寿比南山之隐喻。宅院中轴线以倒座、垂花门、正房、后罩房组成南北主轴，正房以坐北向南为贵，长辈住上房，儿孙辈依辈分不同而住不同的房，形成明显的上下、长幼的伦常秩序，暗合北京作为的天地君亲师的宗法观念。我国南方山地丘陵起伏，地势不如北方平坦开阔，但日照充分。受这一地势影响，南方山地民居往往依山而建，山脉逶迤而房屋朝向亦变，不限于坐北朝南，方位观相对较弱。如云南大理地处由南向北的横断山脉，西靠苍山，东邻洱海，常年主导风向是西南风，因此居住在大理的白族人民，其房屋朝向一般为坐西向东。这样的住所有比较开阔的视野，但也能达到风不进门的目的。江南民居其平面尺度一般较纵向尺度小，顶部仅留小尺度的天井口，这样就可以在庭院及建筑内部留下较多阴凉。
（二）地域宏观背景差异与地区园林建筑差异我国园林建筑按区域可分为北方园林和南方园林，南、北园林在建筑形式、植被、要素、社会背景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与我国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社会背景、气候特征、植被特色有着密切关系。首先，从社会背景角度看，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凝固的历史”，特定时代的建筑总是在叙述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诠释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风俗民情等。我国古代王朝的都城多在北方，因此北方多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具有多重功能，可供皇帝和贵族居住、游玩，也可进行各种政务、宗教活动。园内多建有神仙岛和琼楼玉宇，以求国泰民安和长生不老。在南方，园林多为文人出身的士大夫所造的私家园林。造园的立意构思多出于诗文，再配以寓意高雅的楹联和匾额，透溢出浓厚的书卷气息和文人情趣。建筑物大都临水或迎面敞开，以供饮娱乐，以便潜读欣赏。其次，从气候特征上看，我国北方园林严实、封闭，少空透，多单元开窗，以保持室内温暖，抵御严寒。而南方园林建筑则层次分明，内外贯通，多敞口，可使空气流通顺畅。最后，从植被特征上看，由于北方全年获得的太阳辐射少于南方，树木花草的凋零时间长于南方，所以园林植被多选常青的松柏，再配以红柱、牡丹、海棠等花卉，色彩对比鲜明，显得绚丽夺目。而南方园林则草木种类丰富，四季繁花似锦，描绘出一片姹紫嫣红的缤纷景象。
（三）地域资源差异与地区佛教建筑差异佛教建筑是我国建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佛教建筑呈现出南方多佛寺，北方多石窟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是与我国南北地域资源差异相适应。我国南方土壤深厚，植被茂盛，不便开凿，因此多建佛寺于南方。另外，受佛教文化中“无我”和“超脱”的出世观的支配，佛寺大多建在山水幽美的风景胜地。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中的三座都在南方。除了因为我国唐宋以后文化重心南移外，还因为南方气候温暖湿润，风景胜于北方。“山行本无雨，空翠湿人衣”的感觉只有在四川盆地的峨眉山才能体验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的美景只有在九华山才能观赏到。古木参天，海天一体的玄奥氛围只有在普陀山才能感受到。我国北方多晴朗天气，山体风化层薄，植被稀疏，岩石，便于开凿，所以佛教建筑多为石窟寺。石窟寺工程浩大，需要巨额的建筑资金。北方地区靠近首都，易于获取皇室赞助，有利于石窟寺的建造和普及。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两大石窟的建造都直接受惠于北魏皇室的支持。北魏皇室的都城先在大同，后迁至洛阳。石窟寺的出现地区与我国佛教文化的传播路线是一致的，即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石窟寺的建造适应了佛教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的需要。我国南北佛教建筑的差异也适应了我国佛理的发展。北方佛学“重禅法，尚修行”，因此不惜工本，开窟造佛。南方佛学重视探究义理，所以构建木结构的佛寺，用以开坛讲经。
三、结语
南北方文化差异总结范文2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 要］ 文章选取新疆68个县为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南北疆两大区域，以2004－2013年为研究期限，通过采用基尼系数、差异系数和Theil熵系数法对新疆县域经济总体差距变化、新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3年新疆县域经济差异以2008年为界，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通过Theil系数分解后发现，南北疆区域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同时北疆区域内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呈逐渐缩小的趋势，而南疆区域内各县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则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
关键词 ］ 新疆；县域经济差异；Theil熵系数
［作者简介］程豹（1991－），男，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柴富成（1965－），男，陕西西安人，管理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和生态经济；王迪（1988－），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一、 引言
中国地域广阔，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受自然环境、人文因素等影响，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地域间发展差距突出，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州为代表的现代化都市和西部落后的局面。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壮大县域经济”战略的实施，党中央加大西部经济发展力度，努力促进东西部协调发展，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缩小区际差异。新疆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省份，具有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2013年新疆全区GDP产值达到8360．2亿元，同比增长11．4％。依据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域特点以及南北经济发展和人文特征，以新疆天山山脉为界，可把新疆划分为南北疆两大地区。新疆总体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南北疆县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2011年，新疆省内人均GDP最高的县与最低的县的比值为19．7倍，2012年，比值扩大为20．8倍。适当的区域经济差异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相应的区位优势，但区域差异过大也会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滋生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分割等。因此，有必要对新疆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研究，以充分了解新疆县域经济现状，为实现新疆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地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Rozelle对中国经济研究发现，由于农村工业化发展加快导致中国东部沿海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扩大 ［1 ］。Ying通过对1978－1994年度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1990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分水岭；在1990年以前，中国内陆和沿海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不明显，但1990年以后，二者间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 ［2 ］。同年，Kanbur对中国1983－1995年相关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城乡差异与沿海内陆差异之间的变化趋势 ［3 ］。Lyons通过对福建县域经济的研究发现，区域内县域经济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4 ］。Long通过对江苏县域经济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5 ］。
国内学者对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同样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研究范围上，既有从国家层面，也有以县市以及省域为研究单位，且逐步形成了以县域经济研究为主要切入点的趋势。张毅通过收集分析中国1980－2008年度县域经济相关指标，得出中国县域经济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6 ］。高兴雨通过泰勒系数分解的方法，研究甘肃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 ［7 ］。廖翼， 周发明等，通过对湖南县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发现：从产业结构分解来看，第二产业是导致县域经济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8 ］。
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方法、思路等差异，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结论，且各个区域的条件千差万别，研究成果的普适性也有待考究。因此，本文通过对新疆区域内县域经济发展差距进行研究，以期为新疆地区间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1． 指标选取。衡量地区经济差异的指标主要包括单一指标和综合指标。单一指标通常选取人均收入或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差异，而综合指标体系不仅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对地区教育状况、生活水平、社会福利、自然条件进行了测度比较。但是，多指标体系和单指标体系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通常一个地区的人均GDP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的生活水平、医疗状况、教育水平等绝大部分信息。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分析的主要目标，本文采用以GDP为主的单指标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进行测度。
2． 数据计算。考虑到数据特征以及验证性的需要，选取Theil熵系数、基尼系数以及变异系数来对新疆县域经济差异进行定量分析。
（1）Theil熵系数计算及其分解。Theil熵系数最早由Theil在1967年研究国家间收入差距时首先提出来，随后广泛地运用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的测量，其值的大小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大小。Theil熵系数的计算方法有两种，即Theil熵系数T（以GDP比重加权计算而得）和Theil熵系数L（以人口比重加权计算而得）。本文主要采用以GDP加权计算而得的Theil熵系数T来反应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差距。计算公式为：
其中，Yab表示第a类地区b县的产值，Y表示所有县域的总产值，Pab表示第a类地区b县的人口数目，P则表示全部人口总数。因此，可以通过计算求出a类地区的内部差异。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Ya表示a类地区的总产值，Pa表示a类地区的总人口数。因此，可以对Theil熵系数进行如下分解：
因此，Theil熵系数等于区域间的Theil熵系数加上区域内的Theil熵系数。
（2）基尼系数计算。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相对分析指标。本文采用洛伦兹曲线推出的一个直观实用的基尼系数测算公式进行新疆县域GDP基尼系数的计算 ［9 ］ ［10 ］。假定样本人口可以分成n组，设Wi、Mi、Pi分别代表第i组的人均GDP、平均GDP和人口总数（i＝1、2、3……n），对全部样本按平均GDP由小到大排序后，基尼系数计算公式为：
（3）差异系数的计算。差异系数计算方法较多，本文主要选择以人口加权计算而得的加权差异系数来度量县域经济差异。计算公式为：
其中，Yb表示b县的产值，Y表示总产值，Pb表示b县的人口，P则表示总的人口数目。差异系数的值越大则表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存在的差距越大。
（二）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以及可得性，本文利用2004－2013年间的各县的常住人口数目作为计算数；由于产值按当年价计算对于运算数据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按当年价计算的GDP值作为地区产值。本文全部数据均来自《新疆统计年鉴》、《新疆调查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三、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
（一）县域经济总体差距分析
以新疆各个县的对应指标为样本，通过计算，得出了2004－2013年度新疆县域经济总体差异的分布情况（表1）。
采用基尼系数、差异系数以及Theil熵系数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多方面的度量与验证，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从而从多方面认识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差距情况。由表1可知，基尼系数、差异系数以及Theil系数三者之间具有相似的发展趋势。2004－2008年间，三者均呈现上升趋势，2008－2013年三者呈现下降趋势，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2008年为峰值的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2004－2008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当时主要以北疆为经济建设中心，所以导致新疆县域经济差异逐步拉大。2008年以后，Theil系数的不断下降，表明整体上县域经济最近几年呈现均衡发展的趋势。事实上，在2009年的“7·5”事件以后，中央大力支持新疆的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并为解决新疆经济发展面对的困难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例如，积极建设经济开发区，大力引进外部投资，为新疆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二）新疆县域经济总体差异分解
以县为基本行政单位，通过计算Theil系数，对2004－2013年度区域间以及区域内的Theil系数进行分解，分解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新疆县域Theil系数分解结果中，区域间的差异更加显著。2004－2013年间，区域间的Theil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且贡献率都高于70％；2004－2013年间，区域内的Theil系数值较小且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且差异贡献度都低于26％。由此可以推断，在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差距中区域间的差距居于主要地位，即新疆县域总体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南北疆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其主要原因为：在资源上，北疆的石油气资源丰富、气候条件更加适宜，导致在经济发展初期南北疆就已存在差距；社会文化方面，南疆多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居民为主，其世代多以经营农牧业为主，收入低而且受教育年限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而在北疆地区，居民大多以内地迁入的河南，四川等地的居民为主，在思想、文化上较为开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南疆基础设施投入明显不足，而北疆由于早期资源型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通过区域Theil系数分解，得到南北疆区域内的Theil系数（见表3）。
从南北疆区域差距看，2004－2013年间，北疆区域内部差异性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而南疆刚好相反，南疆区域内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差距贡献率由2004年的35．45％逐步上升到2013年的52．24％。说明在2004－2013年之间，北疆县域间经济发展更加合理，县域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是南疆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根据增长极理论可知，经济增长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增长极形成与发展过程会产生两种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当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时，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在经济发展初期所形成的增长极产生的极化效应较强，且极化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强弱与地域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至2013年，总共有4个部级开发区和3个边境经济合作区，除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他都位于北疆。可以看出，北疆的增长极较多，且分布较广，各个极化中心之间可以相互联系形成网络状的经济增长区域，从而可以有效带动增长极周围的县域经济增长，促进各地区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对于南疆来说，可以充当经济增长极的区域相对较少。南疆较为发达的城市包括喀什、库尔勒等，而且相互之间联系并不是很紧密，仅可以充当部分经济增长中心的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2004－2013年新疆整体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以2008年为界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但是通过Theil系数分解后发现，南北疆区域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同时北疆区域内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呈逐渐缩小的趋势，而南疆区域内各县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则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二）政策建议
1． 加大政策资金投入。新疆南北疆发展相对孤立，县域经济实力差异较大，尤其是南疆地区县域经济差异巨大。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政策资金投入，加强县域间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南疆地区极化中心城市建设，以改变南疆落后的局面。
2． 大力发展县域主导产业。新疆南北疆虽然相对比较落后，但是天然的资源优势为新疆带来了潜在的竞争优势，如何将地区资源优势转变为核心竞争优势，将是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快速发展的关键。各个县应以资源依托为基础，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主导产业，不断将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发展成当地龙头企业，使特色经济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
3． 加快公路网和铁路网建设。密集的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能够打破地理位置限制，大幅缩短时间与空间距离，使城市密集度和经济密集度相对集中，从而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此外，发达的交通网络可以加强新疆县域之间联系，降低产品交易周期和成本，提高资金和信息使用效率，也为特色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Rozelle S．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 Emerging Patterns in China’s Reforming Economy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4，（3）：163－ 183．
［2］Ying L．G， China’s Chang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 Economic Geography，1999，（1）：59－70．
［3］Kanbur R， Zhang X B． Which regional inequality？ 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and Inland Coastal inequality in China from 1983 to 1995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9，（27）：686 － 701．
［4］Lyons T P． Intra—provincial Disparity in China： Fujian Province，1978－1995［J］．Economic Geography，1998，（3）：201－227．
［5］Long G．＆M． K． 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ra－provincial Disparities in Post Reform China：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J］．Geoforum，2001，（32）：215－234．
［6］张毅．中国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15－25．
［7］高新雨，丁绪辉．甘肃省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解析——基于1998－2011年变异系数和Theil系数的分析［J］．甘肃金融，2013，（08）：69－71．
［8］廖翼，周发明等．湖南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4，34（2）：35－41．
［9］芦惠，欧向军．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的时空分析［J］．经济地理，2013，33（6）：15－16．
南北方文化差异总结范文3
关键词：电力强度重心；区域差异；泰尔指数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的加速，城镇人口比重由1985年的23.71%上升至2014年的54.78%，预计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1]。为了满足大幅上涨的城镇人口基本需求，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及住房建设悄然崛起[2]。电力作为不可或缺的资源之一，消费总量以年均9.51%的增长率逐年攀升。然而，受限于技术水平及发展方式，中国电力强度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仍位于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城市化作为区域经济“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引擎，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2]。但是，全国各地区城市化程度存在巨大差异[3-4]，电力强度也因此表现出区域差异。虽然适当的差距有利于全面提升中国总体电力消费水平，但过大的差距则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明确中国目前电力强度布局及区域差异，认清区域电力消费特征，以此制定差异化的节能政策对于促进各地区电力强度趋同，全面提升电力资源利用水平，缓解资源及环境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重心概念最早起源于物理学，其含义是指空间重力场中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作用点。众多学者将重心概念应用于人口迁徙[5]、经济发展[6]、能源及碳排放[7-10]等领域的差异分析。关于能源问题的研究，王倩倩等人以一次能源消费产生的人均碳排放为研究对象，利用重心模型分析了中国能源碳排放区域差异问题[7]。任志远等人对中国能源生产、消费以及GDP重心位置进行了测定，并对各自变化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8]。刘佳骏等人结合重心模型，对中国经济总量、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重心转移轨迹进行研究，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了说明[9]。Zhang等对中国1997年～2009年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供需市场的空间分布格局和重心迁移路径进行了分析[10]。
电力强度问题，同样可以基于重心理论分析其重心迁移以及区域差异特征。然而，仅仅知道区域电力强度差异动态演变趋势，很难判断中国电力强度重心迁移牵引力来源。目前，分析重心迁移原因的方法较少[10-11]，泰尔指数最初用来评估区域之间收入水平的非均衡程度[12]，差异变化程度越大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重心迁移的频率越高及幅度越大。同时，由于该方法具有将区域间差异分解成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差异的优点，因而得到广泛应用。康晓娟等学者利用泰尔指数对中国能源消费分布非均衡程度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部，而区域内部非均衡度主要受东部地区省际之间的差异影响[13-15]。
总之，已有文献关于中国能源消费特征的差异研究，大多是基于大能源视角。考虑到电力资源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明确省域电力强度分布特征对于全面推进能源消费革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明确中国电力强度重心迁移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不同年间重心迁移驱动来源对于针对性地改善落后地区电力资源利用水平，调节区域之间电力强度分布非均衡现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而，本文引入重心理论，对中国电力强度重心迁移路径进行测算及分析，进而利用泰尔指数阐述电力强度分布的非均衡程度大小及来源。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重心模型及其分析方法
在地理学中，重心指空间存在某一点，使得此点各个方向的作用力保持相对平衡[16-17]。而电力强度重心是指在各区域板块中，能在各个方向上保持电力强度均衡的一个点。由于各地区电力强度大小和变化率迥异，故电力强度重心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电力强度重心变动反映了地区电力强度差异变化轨迹，可以用来研究国家或区域电力强度区间差异的动态演变以及评估电力强度政策的效果。
电力强度重心可以借助各区域的电力强度和地理坐标来表达。假设第i区域中心坐标为（xi，yi），mi为i区域电力强度的量值，则电力强度重心Q的地理坐标为[6-8]：
X=■ Y=■ （1）
式中：X、Y分别表示全国力强度重心的经度值和纬度值；xi、yi分别表示第i个次一级区域，即省级区域重心的经度值和纬度值；mi表示第i个次一级区域电力强度的量值。另外，区域重心空间区位年际移动距离的测度公式如下所示：
Ds-k=C・[（Ys-Yk）2+（Xs-Xk）2]1/2 （2）
式中：D表示两个不同年际间重心移动的距离；s、k分别表示两个不同年份；（Xs，Ys）、（Xk，Yk）分别表示第s年和第k年的区域重心所在空间的地理坐标（经度值和纬度值）；C为常数，取111.111，将地理坐标单位（经纬度）换算成平面距离（km）的系数。
1.2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在充分考虑地区电力强度非均衡性和差异性的同时，将总体差异性分解为区间差异性和区域内部差异性。为了准确反映中国总体层面、区域间及区域内部电力强度的差异，本文借鉴康晓娟等人的做法[13-15]，以各区域电力消费总量作为权重系数，对电力强度差异进行估算及分解，其公式如下：
R=■■ln〔■〕 （3） Ra=■■Rai （4）
Rai=■■ln〔■〕 （5） Rb=■■ln〔■〕 （6）
R=Ra+Rb Zj=■×■ （7） Za=■ Zb=■ （8）
式中，R代表电力强度的总体泰尔指数；Rai代表区域内各基本单元电力强度的泰尔指数；Ra代表区域内泰尔指数，反映区域内部差异；Rb代表区域间泰尔指数，反映区域间差异；E代表全国电力消费总量；Ei代表各省电力消费总量；Ej代表各区域电力消费总量；GDP代表全国经济生产产值总量；GDPi代表各省经济生产产值总量；GDPj代表各区域经济生产产值总量；Za代表区域内贡献率，反映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Zb代表区域间贡献率，反映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Zj代表各子区域的贡献率，反映各子区域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E/GDP为单位生产产值所消耗的电力资源，即电力强度。
1.3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85年～2014年中国内陆28个省域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由于数据缺失较多暂不考虑，并将重庆市并入到四川省，海南省并入广东省。电力消费总量以各省每年的电力消费总量来表示；GDP以各省域生产总值表示，并以GDP平减指数将各省名义GDP转化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所选数据均来自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地方统计年鉴。
2 实证分析
2.1 特征事实描述
图1反映了1985年～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电力消费总量的增长率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1985年～2014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为11.25%。同期，电力消费总量年均增速为9.51%。对比两者之间长期关系可以发现：电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速存在一定偏离。就其本质而言，电力强度是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以及体制创新的结果，即相对于经济总量和电力消费量而言，电力消费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生变量，电力消费强度实际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而逐渐下降。
另一方面，观察图2可以发现，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1985年～2014年中国电力强度总体保持下降的态势，2000年～2005年略有反弹。纠其原因：（1）21世纪初，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电力消费总量急剧上升。对比2000年前后经济数据可知，1994年～1999年间，电力消费年均增长率为4.95%，而2000年～2005年间则高达10.69%。与此同时，1994年～1999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96%，2000年～2005年为9.86%。体制创新的不足及电力资源的粗放型利用方式，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于要素的投入，是导致2000年～2005年中国电力强度逐年攀升的重要原因；（2）受限于资源禀赋条件，中国电力生产以煤电为主，大量的煤炭资源消耗引致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尤其是2003年重化工业重启的制度安排，根据环境部规划院公布的2004年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占当年GDP的3.05%，GDP的环境污染扣减指数为1.8%。巨额的环境退化成本严重制约着此阶段的经济发展，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了提高了电力强度。2006年开始，即“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将节能减排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该目标有效地形成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引资规模及质量的优化，对于降低电力强度都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考虑到电力强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地区经济结构及电力要素利用技术水平的差异直接导致各区域电力强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图2显示了中国七大区域电力强度演变特征①，具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华东及东北地区）电力强度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节能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增长对电能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随着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战略，中部地区电力强度水平基本持平；值的注意的是，西北地区电力强度在样本期间一直高于其它地区，且差距呈现出向上扩延的趋势。
2.2 电力强度重心迁移特征分析
基于前文中国电力强度特征事实的描述可知，由于电力强度受到了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及技术水平的影响，时间及空间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因此，本部分将结合重心理论，首先对中国电力强度重心演变的动态特征进行测算与分析（表1）。如图3所示：1985年～2014年，中国电力强度重心迁移在各个方向上呈现出波动的状态，迁移特点表现为：样本期间，电力强度重心区域总体落在河南省西北部以及陕西省中部地区。从全国范围看，重心位置处于中国中部偏东区域，自1985年至2014年，重心位置由河南省焦作市（112.72，34.89）移至陕西省铜川市（108.63，35.01），年平均移动直线距离为15.15公里。同时，电力强度的重心位置30年间向西移动了26次，移动频率高达86.7%。在经度方向上的绝对极差有4.09度，对应的累积实地距离为454.44公里，而在纬度方向的绝对极差为0.12度，对应的累积实地距离为13.33公里。其中，1985年～1993年及2003年～2014年两个时间段，中国电力强度迁移方向以西北方向为主，经度方向上的绝对极差分别为0.85度和2.01度，纬度方向上的绝对极差分别为0.25度和0.63度。然而，1993年～2003年间，中国电力强度迁移方向则以西南方向为主，经度和纬度方向上的绝对极差分别为1.23度和0.87度，所对应的移动距离为167.4公里。综上所述：1985年～2013年间，中国电力强度重心迁移方向整体上以自东向西为主，其中，1985年～1993、2003年～2013年主要体现为向西北方向移动，1993年～2003年则表现为向西南方向移动的特征。
2.3电力强度区间差异分析
从上述中国电力强度重心的分析结果来看，1985年～2014年，中国电力强度移动轨迹在各个方向上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1985年～1993年以及2003年～2014年，中国电力强度重心迁移主要以西北方向为主，1993年～2003年，以西南方向为主。结合前文电力强度重心的概念可知，省域之间电力强度的差异程度将直接影响中国电力强度重心位置的变化，倘若重心位置朝某一方向移动，则表明在这一方向上电力强度差异量值贡献较大。回顾图2中国1985年～2014年电力强度演化趋势图也可以发现，样本期间西北地区电力强度持续居于高位，1993年～2003年，西南地区电力强度则上升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述重心迁移结论。为进一步量化分析电力强度差异程度，本部分将利用泰尔指数进行定量测算，该值大小反映了考察范围内各个地区电力消费差异的大小。其次，通过泰尔指数分解，分析各方向上差异贡献度可对中国电力强度重心迁移的牵引力来源做进一步的说明。
（1）总体及区域间电力强度的差异性
按照式（3），对中国1985年～2014年总体电力强度的差异性进行计算，结果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2003年之前，中国区域电力强度总泰尔指数维持在同一水平，说明中国总体电力强度差异程度波动范围较小。2003年之后，总泰尔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对比图3重心演变趋势也不难发现，2003年～2014年中国电力强度重心移动速度较前几年较快；其次，比较区域内和区域间泰尔指数曲线（图4），2000年之前，区域内泰尔指数值与区域间泰尔指数值两者对于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大概各占50%左右，2000之后，区域内泰尔指数值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区域间泰尔指数值。即2000年之前，中国区域间及区域内部经济总量与电力要素投入两者之间差距维持在一个稳态水平。但是，2000年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明显增大，区域内部的不匹配程度增大速度明显高于区域之间，对于总泰尔指数的贡献率均值分别为54.49%和45.51%，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电力强度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对于电力强度重心迁移的贡献度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利用泰尔指数，本文将对中国大陆七大区域电力强度差异做进一步测算，并根据各区域泰尔指数贡献度对电力强度重心迁移趋势进行补充说明。
（2）区域内电力强度的差异性
利用前文式（5）及式（8）对中国1985年～2014年七大区域内部电力强度泰尔指数及各自对总体差异贡献度进行测算，结果如图5所示。七大区域内部电力强度差异贡献程度在1985年～2014年表现各异。总体而言，华东、华南、华中、东北地区对于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较小，西北部地区贡献最大，主要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相对落后，技术水平较为滞后。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大规模的投资以期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然而，由于自然地理因素，国家面向西部地区投资的主要目标为自然地理环境相对较好的四川、陕西等偏东省份，而青海、甘肃等地区受到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的制约，电力强度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改善。此外，西南地区在1993年之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1993年～2003年，其贡献度骤然剧升并于2003年达到20.48%，超过当期西北及华北地区对于总泰尔指数的贡献程度。2003年之后，西南地区的贡献率逐渐回归低水平值。这意味着1985年～1993年，中国电力强度总体差异主要受到了西北及华北地区的牵引，1993年～2003年，西南方向对于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上升，2003年～2013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回归于西北及华北地区，从而使得中国电力强度重心总体趋势表现以自东向西为主，其中1985年～1993、2003年～2014年主要体现为向西北方向移动，1993年～2003年则表现为向西南方向移动的特征。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引入重心概念，对中国1985-2014年电力强度重心迁移轨迹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中国电力强度重心总体分布于中部偏东区域，总体移动趋势为自东向西。样本期间，重心位置由河南省焦作市移至陕西省铜川市，年平均移动直线距离为15.15公里。其次，在明确中国电力强度重心移动趋势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泰尔指数计算并分解了中国电力强度分布非均衡程度，以此来探究引致中国电力强度重心移动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中国电力强度区域差异呈现扩大的趋势，区域内部电力强度的差异性对总体差异贡献度较大，区域内部西北、华北及西南地区贡献程度最大。因此，电力强度在各年间迁移路径及速度也表现出一定差异，2000年之后，重心迁移速度有了明显提升。同时，1985年～1993、2003年～2014年主要向西北方向移动，1993年～2003年则向西南方向移动为主。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为了全面、有效地降低中国电力强度，缓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约束，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在坚持以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同时，加大地区电力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污染防治问题关注度，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各个区域应该根据自身的优势，不断发展绿色产业，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程度以及先进发电技术的研发力度，逐步提高绿色电能效率，尽快实现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
（2）政府在制定和落实相关区域政策时应该适当偏向于中西部落后地区，优化落后地区经济结构，产业政策重心由倾斜式结构性政策橹鳎向以支持关键环节功能性政策为主、结构性政策为辅的协同方式转变。同时，随着能源革命的推进，地区之间应该积极发挥协同效应，实现技术有效外溢，降低落后地区电力强度，这不仅仅关乎到西北地区能源合作战略通道的顺利开展，也是进一步构建“一带一路”，实现中国各区域互利共赢的重要基础。
（3）城市化作为“调结构”的有效措施之一，城市建设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电力资源利用水平。为了更好地发挥城市化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政府部门应尽快着手推进城市循环经济以及低碳城市的建设，降低传统能源所占比重，推行可再生替代能源的规模化利用，逐步建立并完善城市能源生产、消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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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vement of power consumption intensity gravity center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difference in China
XIE Pin-jie1， PAN Xian-you1， LIN Mei-xiu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Shanghai 200082，China； 2. Zaozhuang Power Supply Company，State Grid Shandong Electric Power Company， Shandong 277100，China）
南北方文化差异总结范文4
【关键词】投资 人力资本 Solow模型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等领域的矛盾冲突频发，出现了两极共生现象。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发展方式任务艰巨。”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在安徽省体现得非常明显。长期以来，皖北地区发展处于落后状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皖北地区与皖南地区的差距明显拉大，总体表现为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产业发展弱、城镇化水平低。因此，研究造成皖南与皖北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和源泉，对于加快安徽省经济协调发展，把握中部崛起的大好机会，争取达到甚至超过全国平均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古典区域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力与技术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区域间初期的经济差异也因此而来。Solow（1956）和Swan（1956）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而现实表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新古典理论所设想的区域均衡发展并没有产生。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Romer（1987）、Lucas（1988）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从而形成了“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专业化人力资本和资本投资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和形成差异的主要因素。同时，该理论认为创新的形成和扩散也是区域间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蔡P和都阳（2000）通过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认为，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和市场机制是否充分利用是造成以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差异扩大的重要原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对外商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陆大道（2003）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和经济国际化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明显改变着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区域经济发展必须紧跟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科学技术、生态环境和文化因子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改革开放（政策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1}
二、模型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选择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Solow经济增长模型。
（二）数据说明
模型中所使用的变量如下：
产出y。Solow模型中的产出量y（t）为强度相对指标，而非总量指标。通常有两种计算方法：人均GDP和单位劳动力GDP。就Solow模型分析过程中所使用的指标，单位劳动产出是每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出，所以应该用GDP除以总劳动人口或从业人数。本文使用《安徽统计年鉴》（2000～2013）中给出的人均GDP数据，并且按照年鉴中所给出的人均GDP指数进行处理，得到各年实际人均GDP的值，作为产出y。
投资inv。根据Solow模型，实际应该测算的是物质资本投入，然而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代替物质资本投入。这里假设折旧率为一个固定值，在后文会提到。基础数据来自《安徽统计年鉴》（2000～2013）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人口增长n。各市各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来自各市的统计公报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统计年鉴和相关资料中没有提供技术进步率和折旧率的有关数据，因此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固定值作为考虑，如Mankiw、Romer和Weil（1992），假定技术进步率和折旧率在研究期内为常数0.05，本文同样使用该假定。用人口自然增长率与0.05之和表示（n+g+δ）。
人力资本school。目前对人力资本测算的主要方法是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本文也是用这一方法，由于年鉴中仅给出2010和2011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其他年份，仅给出了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用性和口径的一致性，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根据年鉴中给出的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原始数据计算得到的。具体计算方法为：各受教育程度人口乘以相应的受教育年限，其总和除以总人口。例如A城市2012年人均受教育年限：
三、实证结果与解释
根据安徽省各市2000～2012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计量软件，根据选定模型对影响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固定效应的stata实现，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扩展的solow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安徽省及皖南与皖北的经济发展水平，无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的拟合优度都在0.9以上。
第二，根据计量结果，对于皖南、皖北两地区，投资这一变量均表现出强显著性。而且投资在皖北的作用要超过皖南。根据回归结果，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皖南地区和皖北地区总产出将分别增加0.47和0.51个百分点。
皖南、皖北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可以部分地由投资来解释。比较相关数据，皖北地区的投资明显低于皖南地区，而一个地区的投资往往与该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相关。根据白重恩、张琼（2014），影响投资回报率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三类：技术效率、要素有效使用以及要素配置效率。主要包括“对外依存度”，“存货（相对）规模”，“劳动参与率”，“国有经济比重”，“产业结构”等指标。{2}皖北地区在技术效率、要素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上均落后于皖南地区，因此出现投资上的差别。
第三，人力资本对皖南与皖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均有着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对皖南地区更为显著。以固定效应模型为例，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皖南地区和皖北地区的产出将分别增加1.29和0.70个百分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主要与两地区的产业结构、教育资源分配等有关。相比皖北地区，皖南地区产业升级进程较为领先。尤其是近年来，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以及皖江城市带的建设，加速了这一过程。新兴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工业、制造业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人力资本的作用大大的凸显出来。其次，教育资源在皖南、皖北两地区分布不均。皖南地区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甚至会造成皖北地区人力资本大量流失的情况。
第四，根据计量结果，人口增长这一因素对两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均表现出较弱的显著性。但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人口增长这一因素对皖南的经济增长产生负影响，而对皖北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皖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以第一、二产业为主，且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此，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的增加，对皖北经济的发展作用更为突出。而皖南地区相对皖北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复杂，虽然第二产业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较多，而且皖北地区部分劳动力会流向皖南地区，因此人口增长对皖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与皖北存在差异。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认为，一个扩展的Solow模型可以很好的解释安徽省以及皖南、皖北的经济发展。从而可以根据模型，对今后皖南、皖北的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一）投资是拉动皖南、皖北经济增长首要因素
根据计量结果，投资对两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显著性，这印证了Solow模型关于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一观点。
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两地区尤其是皖北地区应继续加大一系列工程投资建设，改变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落后的局面，保持较高的物质资本投入。同时健全市场与金融体制，配合政府相关政策，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为吸引外部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从长远的角度看，两地区尤其是皖北地区在保持较高资本投入的同时，应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产业升级为主导，确保经济健康发展。
（二）人力资本对皖南和皖北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与皖北地区相比，人力资本对皖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更大。
从整体上来看，两地区均需继续重视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皖北地区更需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教育培训和研究开发，并且完善相关用人、留人机制，从而更好的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同时，结合本地区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特点，强化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针对性地弥补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的劣势。
（三）人口增长对皖南、皖北经济发展影响的显著性不强
根据计量结果，人口增长这一因素对两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均表现出较弱的显著性。并且对两地区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同的作用。
因此，结合本地特点，皖南地区应继续保持和完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倡导“优生、优育、健康发展”，借鉴苏南等地区经验，健全和完善人才培养计划，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
皖北地区应在政府相关主体的引导下，进一步提高“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水平。有序地控制和安排富余劳动力在外部地区的流动；健全和完善留人机制，在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同时，做好高素质人才的安置工作，努力让人口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
注释
{1}陆大道.《中国区域发展：新因素、新格局、新问题》[A].认识地理过程 关注人类家园――中国地理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文集[C].2003。
{2}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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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文化差异总结范文5
国际上代表性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主要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构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ISD)、威廉•里斯（William Rees)等人提出的生态足迹概念衡量自然的支持服务功能、世界经济论坛(WEF)开发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国内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的研究主要是在“十七大”之后出现的，如蒋小平用生态文明度来反映区域生态文明水平和发展能力、诸大建等用社会福利代表生态文明发展程度\[3\]、杨开忠用生态效率(EEI)评价生态文明成效、成金华等构建了矿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4\]、北京林业大学课题组评价了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以上研究均是从社会整体角度构建指标体系的，极少从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能源基础角度进行分析。此外，上述研究主要研究区域内生态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极少研究区域间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这使得现有研究无法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物质基础的变化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影响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鉴于此，文章在分析能源问题区域差异表现、影响和形成原因基础上来构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对反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促使生态文明总体水平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一、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的内涵和表现
（一）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的基本内涵
从广义上来说，能源问题是指能源开发、运输和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从狭义上来说，主要是指能源总量、结构和使用效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和代际之间公平问题参见周大地《中国能源问题》，wwwmacrochinacomcn/jjqy/15/。。本文所指的能源问题区域差异主要是指狭义上的能源问题。
（二）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的一般表现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能源生产总量、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强度三方面来表述体现我国能源问题的区域差异。
1蹦茉瓷产区域特征。受能源资源储量分布影响，我国能源生产具有极为明显的区域特征。华北、西北和华东三个地区在2008年和2009年的能源生产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均为71%，说明这三个地区是我国主要能源生产地；东北、西南和中南地区的比重则相对较小，且其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如图1所示）。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张意翔，等：基于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蹦茉聪费区域差异。华北、华东和中南三个地区在2010年和2011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之和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61%、919%，说明这三个地区是主要能源消费地；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比重相对较小，且不断下降（如图2所示）。
图12008―2009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区域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
图22010―2011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区域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2）》。
3蹦茉聪费强度的区域差异。在区域经济、技术等因素影响下，我国能源消费强度也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区域特征。具体来说，东部地区中能源强度最高的是山东省(山东省的能源强度是183标煤/万元)，中部地区的能源强度尽管高于东部地区,但远远低于以陕西、山西、青海、宁夏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和以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为代表的北方地区。中部地区能源强度最高的是湖北省（234标煤/万元），其能源强度不仅低于西部地区最低能源强度（陕西省的能源强度最低，为238标煤/万元）,还低于北方地区最低能源强度（黑龙江省的能源强度最低，为286标煤/万元）（如表1所示）。表12000―2010年间我国各省份平均能源消费强度平均值
序号能源消费强度地区平均值（标煤/万元）序号能源消费强度地区平均值（标煤/万元）序号能源消费强度地区平均值（标煤/万元）1海南09811北京20121河北 2992福建11612安徽21122吉林 3183广东11713云南21523新疆 3284浙江13914河南22624内蒙古 3585江苏15115湖北23425青海3886广西15316陕西23826甘肃4037上海16817天津24327贵州4658江西17418四川25528宁夏 4729山东18319黑龙江28629山西 48410湖南19920辽宁289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1―2011）》。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0-2010年间，我国能源使用效率也具有极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和中部的能源使用效率明显高于西部和北方地区。
二、能源差异对区域生态的影响
能源问题的区域差异使能源必须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以促使能源最大程度利用和能源贫乏地区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近年来，我国区域能源流动范围和规模均呈不断加大趋势（如表2所示）。
表21978―2006年我国能源资源流动的区域格局
变化（三大区）
年份东部中部西部全国资源流动规模/×108 t标煤19802611800785191990485219081786200057323710691620069383701831491占全国比重/%198050363458150710000199061722791103710000200062592586115510000200662892483122810000资料来源：参见张雷、黄园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供需格局演变》，《经济地理》2009年第2期。该表显示，在总量上，我国能源流动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是我国能源流动的主要区域，而西部的流动规模最小，仅占全国12%。同时，各能源品种之间的区域流动性也具有很大的区别。以煤炭为例，2010年，全国除广西、外，其他29个省（区、市）均需从其他省份调入煤炭资源；除天津、黑龙江、浙江、湖北、广东、海南、不向外调出煤炭，其余24个省（区、市）均向其他省份调出煤炭；从流动规模上看，全国煤炭总流量占全国2010年煤炭消费总量的928%。能源流动不可避免地会对区域生态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经济影响
尽管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发达程度要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但普遍存在能源短缺现象，所以，能源流动能有效缓解工业发达地区的能源需求，促使当地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能源主要产于欠发达地区，当能源输送到发达地区后，就会影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因此，能源流动对经济的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为合理分析能源流动对区域经济影响，我们通过比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能源生产效率，来分析能源流动对经济的净影响。表3是我国不同地区能源生产效率的比较。从表中不难看出，我国能源输入区的能源生产效率远远高于能源输出区的能源生产效率，再加上能源输入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本身就要高于能源输出区，所以能源在能源输入区对经济的作用要大于在能源输出区对经济的影响。这说明，能源流动尽管不利于能源输出地经济发展，但从总体上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促使国家经济发展。
表31995―2003年我国各省平均能源生产率情况
单位：元/ 吨标准煤
省份平均能源
生产率省份平均能源
生产率省份平均能源
生产率山西1 903陕西4 062上海6 500贵州1 936黑龙江4 305广西3 051宁夏2 483云南4 534江西3 240甘肃2 500北京4 593山东7 239青海2 527天津4 855浙江8 229新疆3 054湖北5 223江苏8 351内蒙古3 109河南5 111广东8 383辽宁3 550安徽5 650海南9 511吉林3 336四川5 846福建10 747河北3 953湖南6 187注：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和能源统计年鉴，并统一折算成
1991年价格，其中四川省数据中包含重庆市数据。需要说明的是能源运输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成本，例如输油或者输气的管道、运送电力的电网，以及运输煤炭等能源时所占用的汽车、轮船或者火车等运输资源。
（二）资源影响
资源影响主要是指能源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泄露、电力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线损等。能源结构区域差异使能源在运输过程中需要进行加工转化，在能源加工转化率较低情况下，不可避免会造成能源的损失。如表4所示，能源运输给国家带来的能源损失量不断增加：1988年全年损失量只有1 507万吨标煤，但到1997年就增长了一倍，到2007年增长了25倍；2010年运输过程中损失的能源总量高达亿吨标煤。能源区域差异带动下的能源流动使得我国本不富裕的能源被大量浪费。表41988―2011年我国能源加工转化的损失表单位：万吨标准煤
年份加工转换损失量年份加工转换损失量年份加工转换损失量年份加工转换损失量19881 94019892 04819902 26419912 34519922 55019933 21219943 20619953 63419962 90319973 91519982 62919992 33620002 46120012 01120022 61220033 09020043 68420053 72020064 05620074 06420084 21820094 39820104 45120114 568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2012）》。
表5不同能源排放的污染物量
污染物SO2NOXCOCO2灰分煤炭700102916718石油40051613314天然气11111注：这里的数值表示不同能源排放污染物数量之间的比较。以SO2为例，如果天然气的排放量是1个单位的话，则煤炭和石油的排放量分别是700个单位和400个单位。资料来源：陈赓良、王开岳《天然气综合利用》，石油
工业出版社2004版。（三）环境影响
能源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环境污染。能源的区域流动使那些本应在输出区形成的环境污染流向输入区。能源输入对能源输入区环境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不同能源排放的污染物(如表5所示)。
三、能源问题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
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变量\[5\](P74-75)。可从能源资源禀赋、市场有效性、社会开放程度、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来分析我国能源问题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已对经济发展、技术水平与能源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分析\[6\]，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资源禀赋特征、产业结构、社会开放程度、市场有效性等方面分析我国能源问题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
（一）能源禀赋区域特征
我国一次能源储量主要在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而消费则主要在中部和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具体来说，煤炭探明储量有近80%分布于西北地区，10%多在西南地区，而江南地区所占比重不足5%；石油探明储量90%以上的比例在北方地区；天然气资源则主要在四川和西北地区。储量的差异使得我国不同区域之间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均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差异。
（二）产业结构区域特征
产业结构是影响我国能源消费和利用的重要因素之一\[7\]。近年来的产业结构重型化使我国能源消费大幅增长\[8\]，而我国各区域产业结构重型化程度表现出失衡特征，这使得各区域的能源消费总量和利用效率有很大的差异\[9\]（如表6所示）。表62000―2010年我国各省份平均能源消费强度与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平均比重对比
序号能源消费强度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地区平均值（标煤/万元）地区平均值/%序号能源消费强度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地区平均值（标煤/万元）地区平均值/%1海南098海南044516陕西238天津06852福建116浙江046817天津243贵州06913广东117广东047718四川255内蒙古06964浙江139福建048219黑龙江286河北06985江苏151云南053220辽宁289陕西07226广西153山东056221河北 299北京07387上海168江苏059122吉林 318新疆07418江西174广西059623新疆 328吉林07499山东183安徽060824内蒙古 358黑龙江077210湖南199上海063725青海388宁夏082111北京201四川064626甘肃403辽宁082112安徽211湖北064827贵州465甘肃083213云南215湖南065728宁夏 472青海085514河南226江西066129山西 484山西088315湖北234河南0661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1―2011）》。
从表6可以看出，各省份平均能源消费强度与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平均比重之间在整体上存在极为明显的相关关系：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平均比重越低则平均能源消费强度就较低，而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平均比重越高则平均能源消费强度就较高。具体来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平均值最低的十个地区中有八个地区是能源消费强度平均值最低的地区，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重工业产值比重平均值最高的九个地区中有六个地区是能源消费强度平均值最高的地区，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三）对外开放程度区域特征
对外开放不仅可以通过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的流入提高地区的能源效率，还可以增强能源的区域流动，并通过强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能源效率\[10\]。一个地区的社会开放程度越大，其能源使用效率就会越高（如表7所示）。表72000―2010年我国各省份平均能源消费强度与社会开放度平均值对比
序号能源消费强度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平均值（标煤/万元）地区平均值/%序号能源消费强度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平均值（标煤/万元）地区平均值/%1海南098海南010916陕西238广西00222福建116福建009717天津243湖南00193广东117天津009518四川255宁夏00174浙江139广东008819黑龙江286河北00175江苏151上海007120辽宁289陕西00166广西153江苏006221河北 299青海00157上海168北京005122吉林 318安徽00138江西174辽宁004523新疆 328四川00119山东183山东003324内蒙古 358河南001010湖南199吉林003125青海388贵州000911北京201浙江002926甘肃403山西000812安徽211湖北002927贵州465云南000613云南215内蒙古002628宁夏 472甘肃000514河南226江西002529山西 484新疆000315湖北234黑龙江0023注：对外开放程度=FDI/ GDP，FDI是外商直接投资，GDP是国民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1―2011）》。
从表7我们不难发现：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则平均能源消费强度就较低，对外开放程度越低则平均能源消费强度就较高。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十个地区中有六个地区同时也是能源消费强度最低的地区，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对外开放程度最低的九个地区中有五个地区同时是能源消费强度最高的地区，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四）市场化程度的区域特征
市场不仅能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还会因为使能源要素流向投入产出高的地区而改善国家总体能源利用效率\[10\]。如果以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多少来表示市场化程度，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表明其市场化的程度越高。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1991年，东部地区国有工业产值占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7%左右，而到1994年下降为40%左右，下降了17%，而在同一时期的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国有工业产值占各自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6482%和6914%。这充分说明，我国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
四、能源问题区域差异化背景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尽管现有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并没有从能源问题的区域差异角度来开展过研究。而能源问题的区域差异已经使我国各区域之间的生态水平表现出极大的差异\[11\](P91-104)。可见，在生态文明评价指标选取时，有必要考虑不同区域间生态差异的表现及其形成原因，只有这样，构建的指标体系才有针对性。
（一）指标选择的基本原则
能源是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影响到社会、经济、环境等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所以基于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就要求要全面考虑指标的完整性。在设置指标体系时，应在遵循一般性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基于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的生态文明的内涵与特点，突出满足以下原则：
1逼帐市灾副暧胩厣性指标相结合原则。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能够全面反映区域生态文明发展的总体状态与基本特征，能够促进评价目标和评价指标之间的衔接，使指标体系形成一个层次分明且结构、功能与导向明晰的整体。因此，指标选择要基于揭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客观规律的需要，既要选择符合生态文明科学内涵的普适性指标，又要选择反映特定区域能源禀赋这一特定对象在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及人口发展等方面的特殊性指标。
2痹际性指标与选择性指标相结合原则。要既能反映区域生态文明发展的空间状态，又能在时间尺度上刻画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生态文明水平的高低。由此，指标选择应具有描述、监测、预警和评估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生态文明的功能，以实现对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选择和调控，引导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生态文明建设沿着预定的目标发展。基于此，对影响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能源资源禀赋差异、流动规模、大气污染和地质灾害等主要因素和问题，需要设置约束性指标对其进行反映与评价；对区域生态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性影响的指标，如经济、社会与人口发展类的指标，则可以结合设计一些概括性强、容易获取和所代表的信息量大的选择性指标进行评价。
3毕低承院颓域性相结合原则。能源影响的系统性使得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系统性；同时又由于能源流动对不同区域影响的差异性而使得能源差异情形下区域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具有区域性，区域性原则是系统性原则的延续。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受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水平以及资源环境区域性差异限制，不同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因此在设计生态文明指标参考值水平时，既要考虑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性问题，又要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个别指标的评价标准应有所区别。
4笨蒲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原则。数据来源要准确、处理方法要科学，具体指标要能反映出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生态文明建设主要目标的实现程度。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数据指标量化的难易程度，从方法学和人力、物力上要符合中国现有生产力水平，选用的指标要有可靠的来源，并确保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的指标体系简明清晰并易操作理解，尽可能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概念，保证指标在时间和空间上可比。
5倍态性原则。区域能源生产能力、流动规模和使用效率会随着技术水平、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使得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设立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具有渐进性和阶段性。因此，确定的指标体系应该充分考虑能源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阶段，适时修订指标体系，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协调近期与远期关系，保证指标的先导性。
（二）指标体系的形成
1蹦茉次侍馇域差异情形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殊性。能源资源的区域差异性、依存性和流动性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生态系统之间也具有依存性和环境污染的流动性，这种区域生态系统之间的依存性和环境污染的流动性要求基于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体现区域内生态文明建设程度，还要体现区域之间生态文明建设协调程度。现有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中主要是对区域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进行评价，而对区域之间尤其是由于能源流动产生的区际依存情形下的区际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研究并不多见。区域和谐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灵魂，要想真正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就必须促使区域间和谐。这就要求基于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必须既包含有反映区域内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又包含有区际之间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指标。这也正是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殊性所在。
2敝副晏逑档幕本内容。能源差异情形下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各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能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本指标体系在评价各区域内部生态文明的同时，也关注区域间生态协调性。区域内的生态文明成效主要是指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和谐程度，区域间的生态协调性主要是指能源输出地区和能源输入地区之间的生态协调程度。从理论上来看，能源输出区在把能源资源输送到能源输入区时应该得到能源输入区对于能源价值和生产能源对能源输出地区环境及影响的等值补偿，但指令性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使能源输入区得到能源时付出的成本远远低于能源价值和生产能源给能源输出地区环境及社会影响的损失。因此，要实现能源输出地区和能源输入地区之间的生态和谐，输入地区应该向输出地区进行生态补偿以弥补能源输出地区的损失尽管从能源流动范围看，能源输入地区包括省内输入地和省外输入地，由此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包括省内生态补偿和省际生态补偿，但为了分析的简便，本文仅分析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问题。。基于此，我们通过反映区域之间生态补偿来衡量区域间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程度。
表8能源差异情形下区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总体层目标层要素层指标层区域协调发展生态资源要素能源储采比能源回采率单位GDP能耗降低量能源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新能源比重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量土壤环境质量改善情况森林覆盖率植被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人均可用水增加量矿山恢复占总矿山个数比重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生态环境要素单位面积CO2排放量背景下区域生态单位面积NOX排放量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单位面积COD排放量单位面积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单位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地质灾害降低率水土流失降低率塌陷土地复垦面积生态社会经济要素能源补偿费能源开发押金能源交易量废弃矿山生态恢复治理基金能源效率提高比率高耗能产业转移数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量就业增加率吸收的FDI数量非国有经济比重能源开采税费生态补偿税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能源技术转移量注：全部指标均为直接指标，且均可以通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直接算出。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基于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由反映区域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之间和谐程度的区域内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和反映区域间生态和谐程度的指标体系构成，其中，区域之间的生态和谐通过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来体现。根据我国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结合生态文明内涵和生态补偿机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和各地实践经验，在总体结构上将生态文明评价系统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总体层，即评价对象，综合反映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总体水平；第二个层次为目标层，介绍各评价系统的评价所要达到的目标；第三层为要素层，介绍各评价子系统评价所涉及的基本要素；第四层为指标层，根据生态文明发展目标，把每个要素细分为若干评价要素，形成一系列单项指标(如表8所示)。
具体来说，在生态资源要素层，强调能源利用和回收率的提高、能源资源禀赋结构的完善、非矿产资源与能源资源配套能力的提高和输入区对输出区资源补偿效果，包括能源储采比、能源回采率、单位GDP能耗降低量、能源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新能源比重、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量、土壤环境质量改善情况、森林覆盖率、植被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人均可用水增加量和矿山恢复占总矿山个数比重等13个指标；在生态环境要素层，强调“三废”和地质灾害的减少以及生态系统的恢复，包括单位面积CO2排放量、单位面积NOX排放量、单位面积COD排放量、单位面积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单位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地质灾害降低率、水土流失降低率、塌陷土地复垦面积等8个指标；生态社会经济要素层有14个指标，强调能源市场和区域生态补偿作用的发挥、矿区和公众福利的保障、社会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的参与\[12\](P41-54)，其中，能源补偿费、能源开发押金、废弃矿山生态恢复治理基金、高耗能产业转移数量和能源效率提高比率体现区域生态补偿效果；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量和就业增加率表示矿区和公众福利的保障；社会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吸收的FDI数量来表示；选择非国有经济比重、能源开采税率、生态补偿税率、政府财政转换支付、能源技术转移量等指标对政府行为绩效进行评价。
五、结语
文章基于能源问题区域差异的内涵、区域差异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构建了我国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现有研究很少基于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来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这使得基于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来分析区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在实际中存在着诸多技术与方法的困难。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如何不断改进现有的指标体系和进一步提高指标选取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以便更加真正客观、准确、公正地评价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的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有效指导能源问题区域差异情形下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将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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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文化差异总结范文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Y043）；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项目（2012-ZY-111）
作者简介：朱金生（1964-），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劳动经济；王 鹤（1981-），女，辽宁抚顺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劳动经济；杨 丽（1989-），女，湖南常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摘要：依据1995～2010年的我国七大地区（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分解发现，考察期内，七大地区的就业和FDI的区间差异对各自总差异的贡献度分别为7317%和6687%，区域差异主要是区间差异造成的。基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的就业决定计量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实证研究了FDI流动与我国区域就业差异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间FDI的差异是导致区域就业差异的显著因素。除华北地区外，整体上FDI加大了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就业差异，缩小了中部地区的就业差异。就业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FDI在我国区域间的投资倾斜所带来的就业转移、就业替代和就业结构变迁。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区域差异；就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249；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127-05
我国的就业问题不仅表现为宏观上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而且也反映在区域就业分布的极度不平衡。这种区域就业的差异已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造成这种就业区域差异的原因很多，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1，2]。FDI在我国区域分布的差异较大，导致我国就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劳动力大量往东部沿海聚集和转移，造成东、中、西部就业的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常常引起“民工潮”和“用工荒”等社会问题。上述问题的严峻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把促进就业均衡和谐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3，4]。
鉴于就业在一国经济社会、政治中的特别意义，专门针对FDI与就业的研究成果日丰。国外学者和组织对FDI在东道国的就业效应主要从正负层面展开研究，并形成了积极贡献论[5，6]、就业差别论[7]、复合作用论[8]等。一些学者对FDI的就业结构效应进行研究，认为：FDI可以增加东道国的就业量并影响就业结构[9]，FDI与就业结构有显著相关性[10]。Chan K W和L Zhang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就业的正效应较大，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不明显[11]。
国内学者主要就FDI对就业的正负效应、数量和质量效应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有的认为，FDI的流入为我国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得我国就业总量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FDI对就业产生了正效应[12～14]，FDI与我国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15]。随着FDI流入在不同区域上的倾斜，其对就业产生的区域差异性影响越来越显著。郑月明、董登新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对东部地区而言， FDI对就业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其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效果不明显[16]。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弹性呈现出从东部往西部递增的趋势[17]。温怀德认为，FDI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其拉动作用在减弱，尤其是在入世后，东部地区FDI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再显著[18]。
综上所述，前人的研究分别通过不同的角度对FDI与就业关系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但从现有的相关研究来看，仍存在以下不足：未能全面考察FDI流动所引致的区域就业差异，未能从理论和实证上深入研究FDI区域差异与就业差异的关联，缺乏对就业区域差异的科学度量及成因的深刻揭示。本文依据我国1995～2010年的31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分解分析我国就业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推导出的就业理论模型，构建FDI与就业的相关计量模型，区别传统的3大区域划分，将全国细分成7大区域，实证研究FDI区域差异对就业区域差异的影响，揭示区域就业差异的成因和机理，最后提出如何合理利用外资促进我国就业均衡和谐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就业的地区分布差异及其因素分解
将全国细分成7大区域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华中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浙江、上海、江苏；华南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西北地区包括：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 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我国就业分布的空间差异，利用泰尔指数分析这种差异及其形成因素。泰尔指数（Theil Index）作为测度就业人数分布不平等的指标具有令人满意的几个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它可以很方便地将地区就业人数差距分解成地区之间的就业人数差距和地区内的就业人数差距，并由此进一步计算出地区就业人数的差距到底主要是由于区间还是区内差距造成的。泰尔指数定义为：
（1）
其中，Yi为i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比例，Xi为i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域面积占全国总国土面积的比例。可得：
（2）
泰尔指数用T区间来衡量7大地区间差异，用T区内来衡量地区内部的差异，Yg表示区域g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泰尔指数Tg用来衡量区域g内的省际差异。根据（2）式，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出1995～2010年我国7大地区就业及FDI的泰尔指数及分解结果此处省略了详细的计算结果，如有需要可以联系作者提供。 。1995～2010年我国7大地区的就业的T总平均为03876，这种总差异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地区间和地区内的差异，其中区间差异平均为02836，区内差异为01040，区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为7317%，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为2683%。因而，考察期内，就业区域总差异主要是区间差异造成的。1995～2010年中国7大地区FDI泰尔总差异指数T总平均为09856。这种总差异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地区的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平均差异分别为06591和03265，其中区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为6688%，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为3312%。由此可知：FDI区域总差异主要是由区间差异导致的。FDI区域差异与就业区域差异的具体数量关系将在下文讨论。
二、实证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理论框架
本文沿用Waldkirch和Nunnenkamp[19]的分析框架，采用CES生产函数推导出理论模型。因为传统分析采用的C-D生产函数假定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弹性为1，而在现实经济中，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弹性往往不等于1，因而使用C-D生产函数推导显得不妥。根据CES生产函数，假设一个国家的代表性厂商的弹性生产函数为：
（3）
其中：K为资本存量， L为劳动力总量， A为生产效率系数， 是广义技术进步水平的反映，有A>0；δ1、δ2是份额参数；ρ为替代参数，取值范围为-1
（4）
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利用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令L和K的一阶导数为零，可以解出：
（5）
将式（5）带入式（3）中，整理得：
（6）
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带来国内企业的相互竞争压力，也会对国内产业产生技术溢出或技术挤出效应，影响平均劳动生产率，从而会间接影响劳动的需求，即FDI流动会影响生产效率系数。因此，令：
（7）
将式（7）带入式（6）后两边取对数，解出劳动力需求的函数为：
（8）
因此，得到就业需求的方程为：
（9）
由于资产价格（C）难以准确度量，本文假设它为常数，没有考虑它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因而，式（9）可以变换为：
（10）
由此得到了就业的决定模型。该模型反映了FDI流动、经济发展、要素价格及时间趋势与就业的关联。下文将依据该模型，结合我国相关数据实证研究FDI流动对区域就业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本文对参数的估计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的方法。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11）
其中，i=1，2，…，n表示横截面单元，t=1，2，…，N表示时序期数，lnLit表示i截面t期的就业区域差异的自然对数，lnFDIit，lnGDPit，lnWit，Tit分别为i截面t期的FDI差异、GDP差异、工资差异的自然对数和时间因素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表示其他所有未能考虑在模型内的变量的综合影响，它独立地服从分布：E（μit）=0，var（μit）=σ2。
面板数据模型的系数和截距可能会随着时间点、截面的不同而变化，具体分为三种类型：
（1）无时间和截面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
（12）
（2）变截距模型：
（13）
（3）变系数模型：
（14）
分别对式（12）、式（13）、式（14）进行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见表1。
首先假设模型为变截距模型，计算可知F2大于置信度为95%下的同分布临界值，因而拒绝原假设（混合模型）；继续检验F1，其值大于置信度为95%下的同分布临界值，因而拒绝原假设（变截距模型），故应采用式（14），即变系数回归模型。在确定采取变系数模型后，还需要确定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可观测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即拒绝模型为随机效应的原假设，为固定效应模型。基于此，结合变系数模型的检验结果进行综合考虑，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见表2）。由此可知：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是本文检验FDI与就业区域差异的最终模型。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995～2010年我国31省市的数据。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和联合国贸发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数据库。对全国7个区域内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取标准差，以衡量差异。由于FDI流入流出额和进出口额均是以美元为单位，因此采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的金额进行计算。重庆市于1997年成为直辖市，为便于分析和保持数据的连贯性，将该数据纳入四川省一并进行计算。文中分析的国内地区未包含中国的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依据上述选定模型形式，利用计量统计分析软件Eviews60对其参数进行估计，为了修正序列相关，引入一阶自回归AR（1），面板估计结果见表3。
从整体上看：7大区域的回归方程的拟合判定系数较高，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模型基本通过了D-W检验，表明随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下面分别就各变量对不同地区就业差异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LnFDI的系数度量了FDI差异对就业差异的影响，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变量。由回归结果知：考察期内，区域间的FDI差异对东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地区就业差异的效应为正，对华北、华中就业差异的效应为负。由此可见，除华北地区外，整体上FDI加大了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就业差异，缩小了中部地区的就业差异。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FDI大量流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带来了新的产品和服务，加速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转移，而西部地区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第一产业，外资的进入带来技术和要素的升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明显，因而， FDI流入加大了上述地区的就业差异；对于中部地区来说，中部目前正面临承接产业转移的形势，FDI流入通过技术溢出促动内资企业技术提高，带动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良性竞争和互动，促进劳动就业市场繁荣，从而缩小该地区的就业差异，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相符。
LnGDP的系数表示经济发展差异与就业差异的关联。由回归结果可知，经济发展差异对东北、华中、华南、西北地区的就业差异影响为正，对华北、华东、西南地区的就业差异影响为负。从宏观上看，投资依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增加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带来就业水平的提高，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就业。不过，除东北和西南地区以外，该变量的估计结果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该变量的具体影响还有待于日后扩大样本容量后作更深入的检验。
注：* *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P值 lnW的系数表示工资差异对就业差异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工资差异对东北、华东、华南地区就业差异的影响为正，对华北、华中、西北、西南地区的就业差异的影响为负，其中，东北和华东地区的就业差异对工资的变化较敏感。这是因为，我国劳动力主要源于中西部，由于东部沿海省市生活成本较高，劳动力由于待遇差别，生活水平低和就业歧视等原因，从心理上说，大量劳动力不愿到东部就业，这导致在一段时间内沿海企业出现招工难，这与当前我国就业的现实情况相符。但毕竟，工资是就业的指挥棒，外资企业的进入带来相对较高水平的工资，较高的工资可以弥补东部地区生存劣势等客观条件，吸引劳动力向高收入地区转移，从而加大了东部地区的就业差异。同时，中西部地区国有制企业较多，由于外企与国企的工资形成机制上的差异，中西部地区工资差异对就业差异影响不显著。尽管如此，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参数的实证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最后，从表3 各变量的影响系数下括号内P值看，在影响各地区就业差异的众多因素中，唯有变量FDI的显示结果均通过1%、5%或10%的水平上的统计检验，表明区域间FDI的差异是导致区域就业差异的最显著因素。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国就业量总体增长缓慢，就业形势变化主要表现在就业结构的变化。本文从就业区域结构视角，运用泰尔指数分解、分析就业和FDI在我国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因素，通过CES生产函数推导的理论模型，构建计量模型，通过面板数据估计，实证研究FDI区域差异对就业区域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区域间FDI的差异是导致区域就业差异的显著因素。考察期内，区域间FDI差异对东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地区就业差异的影响为正，对华北、华中就业差异的影响为负，除华北地区外，整体上FDI加大了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就业差异，缩小了中部地区的就业差异。我国就业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FDI在我国区域间的投资倾斜所带来的就业转移和就业替代[20]，区域间就业转移和就业替代导致了就业结构的变迁。
2.从区域发展的趋势来看，FDI首先流入我国东部地区，进而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随着FDI流入的增加，东部地区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地区，并带动大量劳动力转移到此，但其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将严重下降。随着我国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政府应加强对外资企业投资流向的引导，使外商企业投资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有所提高，让中部地区成为利用FDI承接产业转移和吸纳就业的桥头堡。
3.收入差距因素也是影响区域就业差异的变量。地区间的工资差异缩小了华北、华中和整个西部地区的就业差异，加大了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就业差异，其中，东北和华东地区的就业差异对工资的变化较敏感。但由于变量的内生性，一部分参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工资收入会影响到就业，而反过来就业也会影响到工资，FDI可能通过工资对就业产生影响，而工资水平也是影响FDI进入的因素之一，这样看来，FDI、工资和就业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单纯的强调两个变量之间的单向关系难免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因而，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对FDI、工资和就业三者的动态关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4.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为了提高FDI对中国就业增长的正面效应，降低FDI流动引发的就业市场风险，中国应该保持适度谨慎的态度继续有序开放资本市场，尽可能减缓经济周期剧烈波动下FDI频繁流动对就业均衡、和谐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应继续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策略，充分发挥FDI就业的创造效应；采取适当措施限制FDI继续进入那些饱和的市场、非鼓励的产业和地区，尽可能减少和避免其对就业的替代和挤出效应；积极引导FDI流向，优化其就业的区域和产业转移效应，切实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引资措施来促进我国就业的结构升级及均衡和谐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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