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援助的理解范文1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根本宗旨，以“应援尽援、应援优援”为工作的总要求，健全服务体系、改进服务方式、创新服务举措、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把全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成党和政府为民办事实的“窗口”，把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关注民生的“品牌”。高起点定位、高标准组织、高要求落实、高效果检验，为推进“法治珠晖”、“和谐珠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二、目标任务
在全面贯彻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法律援助领域，提高法律援助覆盖面和办案质量。全区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数量力争达到150件，受惠困难群众3000人以上。
法律咨询：区法律援助中心接答各类咨询事项不低于500多件，参与或组织各种咨询活动不低于2场次，发放法律援助宣传资料1000份以上；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服务所全年参与和组织咨询活动不少于1场次。
案件受理：区法律援助中心直接受理指派法律援助案件不低于100件，各乡镇街道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不低于5件。各律师事务所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执业律师每人每年不低于2件。各法律服务所每名注册法律工作者必须完成1件以上。
各法律援助工作站，要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及时受理特定对象的法律援助事项，为其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三、工作重点
1、加大办案力度。认真贯彻国务院和省条例精神，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尽可能为那些因经济十分困难请不起律师而又确实需要法律服务的对象提供法律援助。对农民工等特殊群体采取更为便捷的措施，跟踪我区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建筑企业，努力帮助其及时有效维护合法权益。尤其要高质量地办好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集团诉讼案件，使法律援助更多地惠及百姓。
2、提高便民程度。将统一制作的法律援助申请表、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申报证明等发放到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工作站、社会法律援助组织，方便群众取阅填写。加强法律援助中心的接待工作，完善接待场所的便民设施，不断提高接待工作质量。
3、完善工作体系。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受理法律援助申请模式，方便群众就近申请法律援助。建立法律援助与大调解相对接的制度，互通信息、互相配合，对赡养、抚养、扶养及工伤赔偿等一般民事纠纷，由各级调解组织先行调解。对调解不成的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或仲裁途径解决矛盾。
4、广泛宣传造势。持续不断地利用媒体开展多层次宣传活动，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及时报道全区重大法律援助工作信息和典型案例。坚持法律援助业务分析制度，及时推广不同层次法律援助工作经验，畅通法律援助信息交流渠道，为相关部门开展工作提供决策依据。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法律援助工作，努力营造社会各层、各界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的浓烈氛围。
四、工作要求
1、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督查指导小组，负责全区法律援助有关活动的组织落实，协调处理法律援助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局长为组长，分管局长为副组长，成员有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司法局办公室主任。督查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法律援助中心，陈志平为办公室主任，联系电话：8167989。
2、法律援助工作站站长为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的负责人，负责法律援助活动的组织落实，监督法律服务人员办案质量，协调法律援助工作中有关问题。各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主任为本所法律援助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初步审查本所受理法律援助事项，协调办案力量，督促本所人员完成任务。法律援助指标列入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年度目标考核，凡没有完成任务的执业机构和执业人员视同没有尽到法律援助义务对待。
对法律援助的理解范文2
一、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法律援助工作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公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法律服务需求目益增长，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也随之大量增加。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推进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发展。
(二)全面把握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总的要求。当前和一今后一个时期法律援助工作总的要求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邓**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实施《法律援助条例》，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努力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大力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建设，大力加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能力建设，大力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推动法律援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总的目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律援助工作总的目标是：全县法律援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提供能力进一步增强，更好地满足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法律援助网络进一步健全，质量进一步提高，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经费投入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物质保障水平明显提高；法律援助队伍进（）一步壮大，法律援助工作者政治业务素质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显著提高。
二、着力提高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水平
(四)进一步做好为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积极为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提供诉讼和非诉讼，帮助他们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解决涉及基本生存、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当前要特别围绕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努力做好下岗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返乡农民工等法律援助工作。认真办理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做好盲聋哑人、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的刑事指定辩护工作，依法为经济困难的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辩护和，维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广泛开展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切实做好法律援助专线咨询工作，为群众解疑释惑。
(五)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要加大对《法律援助条例》和《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的宣传力度。全面、准确了解困难群众在民生问题方面的法律需求，扩大援助范围，降低援助门槛，经济困难标准由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放宽至低保的1.5倍，把因工伤、交通、医疗、产品质量事故等造成人身损害，以及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产生的民事权益纠纷等内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尽量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同时，要按照权利保护优先顺序和需求迫切程度，将就业、就医、就学、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推动政府建立法律援助“三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促进法律援助工作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六)健全完善法律援助便民措施。要以深入推广“盘龙经验”为重点，积极创造条件，在方便人员来往的地点设置专门接待场所,在醒目位置设立便民指示牌、公示栏，并按照《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列明法律援助的条件、申请程序、无偿服务原则、监督投诉电话等基本内容。扩大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网络覆盖范围，拓宽法律援助申请渠道。要立足服务群众的需求，整合基层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职能和资源，在全县135个村(居)委会依托人民调解组织，设置法律援助联络员，把网络向基层延伸。在偏远山区和困难群众集中的区域设立流动工作站，巡回受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对象试行电话申请，上门服务等方式进行法律援助。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程序，为符合条件的特定困难群体发放法律援助卡(证)，免除经济困难审查，对情况紧急的案件，可以先行受理，事后补办手续。建立完善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方便群众异地申请获得法律援助，降低群众维权成本。选择有利于受援人的服务方式，减轻讼累，提高服务效果。
(七)切实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和效率。依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完善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提高法律援助规范化水平。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规定》，指派具有刑事案件出庭辩护经验的律师担任死刑案件的辩护人，确保辩护质量。健全完善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服务质量检查公布制度、质量跟踪检查制度、投诉处理制度，探索建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评估体系，提高办案质量。按照省政府“四项制度”规定，推行限时办结制度，按照规定期限，及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加快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设，以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利用为重点，全面提高法律援助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八)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第一责任，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工作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中的积极作用，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做好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调解优先原则落实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根据案情需要，引导当事人采取调解、和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纷争，化解矛盾。在法律咨询、案件办理等工作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众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把服务“三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做好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土地征用、资源纠纷和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伤赔偿等的法律援助工作，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认真办理食品药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等社会敏感性、群体性案件，准确把握国家有关政策，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妥善处理，依法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积极参与处理涉法涉诉案件，有效疏导化解矛盾纠纷。做好舆情分析工作，及时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努力促进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三、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能力
(九)不断加大法律援助经费财政投入力度。按照新时期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要求，依据工作实际，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法律援助经费动态增长机制。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资金。不断拓宽法律援助经费筹措渠道，鼓励社会各界自愿捐资支持法律援助。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对贫困地区经费支持力度的政策，努力为我县法律援助工作发展提供支持。
(十)加强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的监督。要按照《云南省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不断加强对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监督，规范使用范围，提高使用效益。要建立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加大司法行政系统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力度，畅通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坚决防止并严肃查处侵占、截留和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行为，确保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四、全面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
(十一)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队伍中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法律援助人员的政治信念，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捍卫者。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广大法律援助人员进一步端正执业理念、规范执业行为，打牢服务为民的思想根基。引导广大法律援助人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属性，始终做到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法在心中、正义在心中，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十二)切实加强业务能力建设。认真学习法律政策知识和法律实务知识，更好地适应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依法执业能力。熟悉群众工作特点，把握群众工作规律，学会做群众工作，切实提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的本领，不断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准确把握处置突发事件的原则方法，依法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理，不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大法律援助队伍培训力度，落实各项培训制度，制定法律援助教育培训规划，加强培训教材、师资、经费等基础建设，提升培训效果，不断提高法律援助队伍服务水平。
(十三)切实加强作风和行风建设。教育引导法律援助人员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注重疏导群众情绪，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教育广大法律援助人员依法执业，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和法律意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依法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强化责任意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办理好每一个案件，处理好每一件事情。大力倡导无私奉献精神，立足本职，尽职尽责，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大力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强化执业纪律，把公正、廉洁作为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追求，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坚决防止和杜绝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或假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名从事有偿服务等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
五、切实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组织领导
(十四)把法律援助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各有关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把法律援助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法律援助工作情况，进一步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要深入研究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认真解决法律援助工作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建立和落实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抓落买的工作机制，确保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任务和措施落到实处。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精神，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扎实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改革的各项任务，坚持和冤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
(十五)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根据国务院2008年批准的司法部“三定”方案精神，结合实际，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进一步理顺法律援助工作管理体制，配齐配强管理人员，确保更好地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保证其严格按照《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为受援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援助；督促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自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鼓励引导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减免服务收费。加强法律援助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人才培养、竞争、考核、评价和奖励机制，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人才队伍。按照《司法部关于法律援助事业“十一五”时期发展规划》的要求，健全完善好法律援助各项管理规章，对办案程序、质量控制、经费使用、人员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不断提高法律援助规范化管理水平。
对法律援助的理解范文3
为准确把握新时期我区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和需求，进一步做好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推进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近期我们对我区近三年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现将调查情况综述如下：
一、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基本情况
（一）我区农业人口和外出务工人员基本数据
据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的数据统计,截止20*年底我区户籍总人口50096人，其中农业人口21793人，占全区总人口的43.5%。其中，农村低保人口为7*人，五保人口为75人。
（二）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情况
目前，我区设法律援助工作机构一个，即法律援助中心，直属区司法局管理。主要负责全区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批、分案及部分案件承办。下辖3个镇（街）也依托司法所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但无专门编制和人员，日常工作由司法所人员具体负责。
（三）近三年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
为把法律援助民心工程落到实处，从20*年开始，我区就向全区城市、农村低保人群发放了《法律援助服务卡》,累计已放发了《法律援助服务卡》16960人次。通过这种形式，不但宣传了法律援助，也将“可能请求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置于法律援助保护网内。同时，将全区2镇1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全部行政村都指定了法律援助联络员。20*年
8月，又在区门户网开设了“法律援助在线”网络平台，义务对法律援助咨询进行解答。形式的多样化，使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20*年至20*年，我区共受理并办结法律援助案件数174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共有40件，占法律援助案件总数的23%。其中：
20*年，我区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96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3件,工伤待遇争议8件,追索劳动报酬1件,离婚1件，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1件。受援人中农民工73人,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
70万元。
20*年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为30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人身损害赔偿3件,追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件,
追索赡养费1件，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1件。受援人中农民工6人,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1万元。
20*年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为48件,
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人身损害赔偿1件,工伤待遇争议10件,追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3件,离婚2件,追索抚养费2件，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有1起。受援人数中农民工15人次,其中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
22万元。
二、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和趋势
从我区近三年法律援助工作的数据来看，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呈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需求呈不断快速上升趋势
从绝对数量来看，除20*年数量相对较小外，我区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案件比例来看，我区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则呈直线上升趋势，其中，20*年涉农案件占办案总数的14.6%，20*年就占到了23.3%，20*年则上升到了39.6%，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2.5%。从咨询方式来看，148电话咨询减少，来访者居多。
（二）我区农村法律援助需求相对集中
从近三年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数据来看，我区农村农民的法律援助需求集中体现在工伤待遇争议、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损害赔偿、婚姻家庭纠纷等方面。其中，工伤待遇争议18件，占受援总数的37.5%；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或人身损害赔偿7件，占受援总数的14.6%；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件，占受援总数的12.5%；追索赡养费、抚养费和离婚等6件，占受援总数的12.5%。同时，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也开始凸显。
（三）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增多，且多为群体性案件
近三年来我区因劳动争议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逐年增加，并多以群众体案件的形式出现。主要是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案件。仅今年1-4月，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就受理了两件此类案件，涉及农民工人数67人。即周安礼等51名农民工诉××茂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张昌文等16名农民工诉××宏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三、当前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从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宣传不够，农民群众知晓率不高
从数量上来看，我区涉农的法律援助案件绝对数量很小，在整个法律援助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也不高，农村法律援助的需求还存在很大潜力有待挖掘。当然，涉农法律援助案件总量少，一方面与我区区小、人少，农业人口数据小有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对法律援助工作宣传的力度不够。因为宣传少，广大农民对法律援助工作了解得不多，导致部分农民在需要法律援助时不能得到应有的帮助。一是深度不够，尽管每年都在开展宣传，但是没有深入到基层镇、村、社，很少有与农民面对面的宣传活动。二是镇街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各镇街开展法律援助的宣传极少。三是宣传的形式单一，一般都是悬挂标语、散发传单、坐台咨询等，导致农民群众了解较少，不知道可以借助法律援助来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基层法律援助力量薄弱，供需矛盾突出
当前，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推进和外出务工农民的不断增多，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等纠纷将呈不断攀升趋势；同时，随着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农民寻求法律帮助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我区法律援助力量非常薄弱，目前，仅有编制1人，在编工作人员1名，光负责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批及日常的法律咨询、接待和各类调研、报表报送已不堪重负，更不要说办理具体的援助案件，进行调查取证了。随着法律援助案件的日益增长，这种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三）涉农法律援助范围过窄，经济审查要求过严
目前我区正处于加快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时期，农民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农村中各种利益关系也会发生大的调整变动，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也会不断出现。但根据《××市法律援助条例》和司法部的相关规定来看，农民可以享受的民事法律援助范围主要是追索赡养费、抚养费、劳动报酬、工伤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几类，范围比较窄。而且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申请法律援助，受援对象还要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无形中又设置了一道门槛，将一些确实需要援助的农民拒之门外。此外，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农村居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标准执行，但我区没有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经济困难的证明”在实际操作中难于统一，有很大的随意性。
四、加强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为确保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实现“应援尽援”的工作目标，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区新形势下农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手段，扩大法律援助的知晓率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法律援助宣传的广度。要结合“3·15”、“12·4”等维权日、法律宣传日等活动开展大型法律援助宣传，并在主要街道、社区悬挂过街横幅、标语及制作法律援助宣传栏，让全社会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关心支持法律援助事业，形成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创新宣传手段，增强法律援助宣传的深度。要采取与普法宣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送法下乡、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等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电视台、网络媒体等宣传载体，通过举办法制电视栏目、提供在线法律咨询以及现场解答法律咨询、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宣传，把法律援助的基本知识和法律法规宣传到基层农民群众心中，同时还要继续开展《法律服务援助卡》发放活动，以最直观的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法律援助，知道在何种情况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如何申请法律援助，让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二）加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力量
重点是增加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编制名额，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力量。建议编制部门改变过去根据本地人口确定机构人员编制的做法，根据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量来确定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编制，保证老百姓的维权资源、格局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同时，还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强化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此外，还要适当增加投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的基础建设，扩大法律援助办公室面积，设立专门的接待室，改善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设备及其他办公设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窗口作用。
（三）加强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扩大法律援助覆盖率
要在镇（街）司法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服务的网络建设是，将法律援助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村、居委会和村、居民小组。一方面，实行法律援助联络员制度，在各行政村甚至村民小组配备法律援助联络员，村民如有法律援助需求，可以向联络员进行咨询，在联络员的指导下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材料进行审批。另一方面，还可以依托工会、团委、妇联、民政、劳动等部门设立特殊群体维权工作站，将法律援助工作覆盖到社会各个群体。
（四）扩大农村法律援助范围，加大涉农援助案件办理力度
针对农村法律需求不断扩大的现实，把与农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法律纠纷纳入法律援助范畴，扩大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重点是严格按照《中共××市委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的要求，积极开展试点，将困难农民土地、林地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中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困难群众因交通事故和医疗事故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对农民因假冒伪劣生产资料(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事项，免予审查经济困难条件，直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对法律援助的理解范文4
为进一步做好年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中的法律援助工作，司法厅已经为农民工工资拖欠提供法律援助工作列为年全司法行政工作重点之一，决定采取以下工作措施：
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法律素质，扩大法律援助制度在广大农民工中的影响力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农民工进行法律知识和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把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普法依法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宣传落实，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使广大农民在进城务工前就对有关法律知识和法律援助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使广大农民工学会运用法律援助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出现一些过激的不良行为，从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二、建立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工作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紧紧围绕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这一重点工作，探索建立长效的工作机制，为农民工及时获得法律援助创造条件、提供有力保障。
一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服务网络。盛、县（、区）三级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同内外法律援助机构的协作联系，交流经验、互通信息、密切配合；推动法律援助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建设，在乡镇或重点厂矿企业内部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完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
二要落实便民利民措施，简化工作程序。各地在实施对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时要采取和落实以下有关措施：1、实行首问负责制和一次性告知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对农民工有问必答；2、公示农民工法律援助范围、条件及申请、获得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等制度，让农民工走进援助机构便对法律援助有关内容一目了然；3、公布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开通网上、电台服务，使农民工随时随地都能获得法律援助相关信息；4、公布监督电话，设立法律援助专职人员工作监督栏，建立规范的投诉处理程序和行之有效的处理手段，监督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过程；5、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尽可能放宽经济贫困条件，对拖欠工资时间长、数额大、人数多的案件不需审查申请人的经济条件，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开辟绿色通道；6、对群体性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援助事项要集中办理。
三要建立起法律援助机构同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机制。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年9月司法部联合劳动部等九部委制定的《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意见》，加强同劳动、建设、法院等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明确相关部门在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义务和责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协调沟通机制及反馈机制，做好法律援助同司法救助的衔接，共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的办理效率。
四要健全完善办案质量监控机制，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做好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对法律援助专职工作者、社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三类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监督管理，建立重大农民工工资拖欠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上报制度、投诉处理等在内的办案质量监控机制，促使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为解决农民工工资法律援助工作做好组织保障
（一）提高认识，精心部署。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领导同志要进一步提高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认真研究部署，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做好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工作。
（二）探索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维权新途径，整合法律援助资源。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探索法律援助资源配置的新路子，辖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统一受理本辖区范围内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根据各辖区专职队伍情况、律师资源情况及案情，统一指派或自办。要广泛利用社团组织、法学院校的资源优势和潜力，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开发社会人力资源，解决律师数量少、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多的地区法律援助资源不足的难题。:
（三）切实做好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工作。针对目前部分、县（、区）法律援助经费空白或预算数量很少的情况，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争取各地财政支持，推动法律援助经费及早列入财政预算；法律援助经费不足问题暂时不能解决的地方，要保证经费优先运用到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事项上，确保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法律援助的理解范文5
本文作者结合多年从事刑事检察工作来分析检察机关运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探讨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合理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依据和方法，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 化解社会矛盾
审查，是刑事诉讼承上启下的关键，承担着打击犯罪、保障权利、维护法治的重要职能。构建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离不开检察职能，在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意义重大。司法部于1994年正式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2005年下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了法律援助制度，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2013年2月4日新修订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均确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从提出到明确到正式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探索近二十年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审查阶段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不突出，这与之前缺乏法律规定和缺少推进该制度的方式、方法有关。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适用阶段进行了扩展，对适用对象进行了扩大。根据以上规定各级检察机关针对不同适用对象分别制定出适用的方式、方法，通过审查案件，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明显提高。
一、审查阶段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依据主要体现在新法对刑事法律援助适用阶段的扩展
笔者认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是因为有平等、人权和正义三个方面作为理论基础，从而确立和形成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理由和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1]而法律援助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刑事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将刑事法律援助适用时间进行了扩展。
在审查阶段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具有特殊意义。刑事诉讼中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符合规定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人，符合规定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二、审查阶段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和方法主要表现在适用对象扩大后适用事项的增多
目前，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不能够合理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产生多少社会矛盾的数据无从得知，但是，纵观现在的涉法、涉检上访的刑事案件逐年上升的数量就可见一二。笔者曾经通过为被害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成功的化解社会矛盾，将社会风险降为零。这是一起农民工讨要工资引发的故意伤害案，被害人是三名民工，讨要工资无望还被殴打，其中一人致死、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通过审查案件，笔者认为此案是农民工讨要工资案件，处理不及时、不得当会引发社会矛盾、给检察工作带来舆论压力。审查后，及时通知被害人及被害人近亲属可以聘请诉讼人，便于维护其合法权益。被致死的被害人近亲属聘请了诉讼人，另外两名被害人明确表示家里无钱聘请诉讼人，如果公检法处理不公，就要上访找有权机关说理做主。在此情况下，笔者想到为这两位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律师在接到案件后，根据案件情况撰写刑事附带民事诉状并及时递交。之后，被害人法律援助的律师积极与被告人的辩护人取得联系协调民事赔偿，该案一审已经生效。因为援助律师的努力和协调，两名被害人均得到民事赔偿，同时对案件的处理表示满意。这起案件是笔者所在市第一件为被害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本案的处理结果和处理方式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原来，案件承办人如果可以细心、耐心、真心的对待当事人，一些上访、缠访的案件完全可以化解。受到这起案件的启发，包头市检察院已经与包头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已经在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推开被害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由此可见，作为承办具体案件的检察官，要结合检察工作实践来分析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职能部门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关系，通过承办案件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矛盾；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适时转变思路，研究探索完善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可以适用以下方式和方法：
1.明确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援助的对象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当事人。新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将援助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人四类人群：未成年人；盲、聋、哑；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
2.扩大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申请的事项范围。除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的，可以申请获得刑事法律援助外，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也应当认为是符合申请条件：（1）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会引发社会矛盾或的；（2）家属反映强烈；（3）当事人要求提出聘请律师申请，家属不予支持或者无法通知到，当事人反映激烈的；（4）当事人为本市辖区以外的外来人员，当事人家属无法参加诉讼的。
3.明确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时限要求和工作流程。人民检察院在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内应告知当事人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将《法律援助告知书》交当事人。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在24小时内将申请转交或告知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并于3日内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协助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关证件、证明材料予以申请办理。
4.建议、协助法律援助机构组建专业的刑事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议在本辖区律师范围内招募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热心社会公益、具有三年以上刑事辩护经验、无执业违纪记录的骨干律师，组成本辖区的刑事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并建立健全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准入、评价和退出机制；对于为四类人群殊人群提供过服务的法援律师，建议法律援助机构将其设为专门服务该人群的专业律师 ；对承办过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检察院公诉部门做出公正评价，将对当事人负责、能够化解矛盾的律师推荐法律援助机构作特殊备案，具有专业知识、符合专业律师条件的推荐给法律援助机构作专业律师。
5.建议、协助法律援助机构设刑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在检察院公诉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联系点、设立服务电话，及时为刑事被告人、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申请初审、对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援助服务等事项。
6.特殊情况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先予提供法律援助的，申请事项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且因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或者涉及人数较多的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与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协商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7.简化申请手续，对以下规定：（1）由民政部门进行社会救济的；（2）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已获得司法救助的；（3）农村户籍务工人员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4）现役军人及其近亲属；（5）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申请法律援助的；（6）持有残疾人证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7）国家及省规定的无需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的其他情况的七类人员，告知申请援助时无需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并协调法律援助机构尽快办理。
总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在于让人人都能平等的站在法律面前，让司法的正义不能因为个体条件的差异而区别对待。作为打击刑事犯罪一线的公诉人来说，应针对当前社会矛盾出现的新变化，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适时转变思路，探索完善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职责，依法化解、减少、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正，理顺群众情绪，促进社会和谐。
注释：
[1] 基金项目：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重点调研课题
[2]（英）丹宁勋爵，著.刘庸安，张文镇，译.法律的未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7.
对法律援助的理解范文6
内容提要：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问题。 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 和谐社会 共同责任 困境 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 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9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 2009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9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 “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 ，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 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 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9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 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36]对发达地区律师尤其是其中客观上没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9年专职律师承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仅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所必需的交通费、差旅费、通讯费、文印费[37]以及调查取证费，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就丧失了承办其它有偿案件的机会。假定律师在可以从有偿案件中获利5000元，[38]即其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为5000元，远高于律师所获得的办案经费308.21元，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律师权衡利益之下难免内心不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也是社会律师缺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热情的重要原因。实践上，青岛、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39]既然已有的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重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按照通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正常的销售发行规模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依此计算，我国发行潜力可达1000亿元。发行法律援助福利是可行的。[40] （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41]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对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2009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要素。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2月19日讯：《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9年2月20日第一版，转引自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4期 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 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载《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年3月期 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 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 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2009年第6期 同前注 《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 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宫晓冰、高贞：《中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探索与前景（下）》，载《中国司法》1997年第6期 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10期。此数目相对于2009年已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西方各国仍有巨大差距：英国1996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开支高达1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10亿元），美国政府一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达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亿元），人口仅有1500万的荷兰1991年用于法律援助经费约为3.5亿荷兰盾（约2亿美元），加拿大1994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达6.3亿加币（折合人民币35亿元），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南非2000年中央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3.2亿南特（相当于同等数量人民币）。参见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347页 [1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10期 [13]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4期 [14]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347页 [15]章武生：《中国律师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期 [16]肖杨：《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期 [17]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2009年第8期 [18]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346页 [19]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20]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3月期 [21]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实行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同时也充分重视其社会责任性——1978年3月2日欧洲会议的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不应把法律援助的规定视为对贫民的施舍，而应视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参见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3月期 [22]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3]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10期 [24]蔡彦敏：《诊所法律教育》，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3期引言 [25]有调查表明，我国高校大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具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意愿和热情。参见张燕：《对缓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几点思考》，载《法治论丛》2009年7月期 [26]同前注[24] [27]数据来源：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2009年9月7日 [28]参见刘希贵：《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贡献》，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2008-12-28 [29]同前注[13] [30]同前注[13] [31]孙晔：《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载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中国法律援助的理论与实践——妇女法律援助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32]诚然，要长期维持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光靠传统道德维系还不够，还实施一些必要的政策鼓舞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如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就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税前扣除问题下发了通知，规定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并用于法律援助事业的，可按税法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参见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4期 [33]参见 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转引自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4期 [34]同时，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也对承办律师较为公平。据司法部的统计，2009年平均每件由专职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经费仅为308.21元（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4期），如此少的经费很明显不能支付办理一个普通案件的合理支出，而实际上，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要垫钱。律师有无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但律师没有再为办案自掏腰包的义务，因为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已经为之付出了时间、精力、智力劳动及机会成本。 [35]1973 年修订后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将援助费用的偿付期限规定为3年，在诉讼终结3年以后不需再偿付。即3年之内如果受援人没有能力偿付这笔款项，就可以免除其偿付义务。在日本，根据其法律规定，受援人胜诉的，由法律援助协会计算出律师费用的数目和受援助的当事人应偿还给协会的费用比例。当事人应当一次性或者分期偿还法律援助协会代其支付的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偿还期限为3年。西班牙法律规定，如果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可能从判决中获得的金额超过了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费用的3倍，他就有责任支付律师的费用。如果受援人在诉讼终结后3 年内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该偿付责任将持续3年。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4页， 转引自牟逍媛：《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36]之所以强调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是因为在我国的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因律师较多（通常也是收入较高的），有些律师并不一定能够每年都被指派办理一件法律援助义务案件，甚至有的律师几年都没有被指派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4期），这就极大浪费了律师资源。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的律师（通常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在没有任何办案补贴的情况下，一年办理十几件法律援助案件（高贞：《法律援助的中国经验》，载《中国司法》2005第6期），显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而言，如果在其每年无偿办理十多件案件的情况下还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基于自然感情就可以判断这是不合理的。 [37]律师去法院、检察院调查时所有资料复印被要求在其内部进行，复印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复印一页价格为1－5元不等，而所涉案件卷宗动辄几十或上百页，仅复印一项支出就已不菲 [38]这是极为保守的数字。实际上在广东律师收费标准就已经高达200－3000元每小时。参见《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载劳动法律专家网， 2009年9月22日 [39]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4期 [40]据广东司法部门介绍，以发行的方式为法律援助筹集资金的想法目前正在付诸实施。参见李长松：《法律援助——冬日里的阳光》，载中央电视台网，2002.3.28 [41]参见贺春云：《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改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9年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