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文化的关系范文1
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依靠经济、政治以及军事领域上的合作，也包含了旅游文化交流上的了解与合作。跨国民族风情与旅游文化的交流显然已经成为维系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其不但对国家间的相关领域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不同国家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的构建，经过跨国民族风情、旅游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有效传播各国的文化，推动国家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跨国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价值的交流在中越老等国全面合作关系中的作用
跨国旅游文化和民族风情的交流与展示，有利于中越老三国间在政治与民族方面的往来、合作。处于新时代背景下，中越老关系融洽，三国之间形成了众多的旅游文化交流活动，例如：电影周、相互派送文化艺术团进行表演、中越老三国联合晚会等活动。在诸多行业领域，以不同形式进行旅游文化的交流，凸显出三国的国家形象，在软实力方面获得强化，三国之间存在的部分误解和分歧得以弱化甚至消除，拉近彼此的政治关系，获得一定的认同和信任。
二、关于发挥中越老跨国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价值的思索
（一）注重旅游交流文化方面的合作
自中越老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后，旅游跨国民族风情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提高，以利于彼此国家的经济进步和文化价值的凸显。依靠旅游的途径，使民俗风情，文化得到交流互换，让彼此国家人民得到感知。事实上，旅游与文化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旅游活动的开展，让人们体会到不同国家的异域风情，文化魅力，吸引到旅游者的目光，起到对文化传播的作用。而国与国之间不同的文化和民族风情，则对各国游客产生致命的吸引力，众多的旅游景点，名胜古迹，凸显出中越老各自的传统特征，激发彼此国家的人民对跨国旅游之旅充满兴趣，使游客数量增加。
（三）尽快构建三国旅游文化价值交流办事部门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国际关系合作中，跨文化交流尤其重要，为了推广本国语言与文化，不同国家政府部门需要在海外设置旅游民族文化价值交流办事部门，便于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价值欣赏，增强彼此的友好关系，并凸显出民族风情与传统文化。通过在中越老三国当中设置各自的旅游文化价值交流办事部门，以文体比赛、文化展览、艺术节日演出等活动形式，促进中越老三国的文化交流，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为中越老三国未来在体育、教育、旅游，语言交流以及文化艺术价值方面的交流合作计划实施奠定基础。
（三）增加大型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数量
为了让中越老三国人民了解彼此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价值，增加大型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数量可谓一个有效的方法。可以举办一些较为大型的民族风情旅游文化活动，常见的比如跨国文艺晚会、文化价值交流展会以及旅游文化节等。经过上述旅游文化活动的开展，加强三国间的合作，便于文化的传播。并且文化产业的拓展也此过程获得发展。当然，外交与旅游文化间也存在关联，国家间的外交也常采用文化交流活动的形式进行。所以，开展中越老三国跨国大型旅游文化活动非常有益，可以增进中越老三国间的关系，促进各个领域的合作。
（四）推动三国旅游文化产业的持续化发展
旅游和文化在每个国家中均拥有重要的产业地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各种需要，进而通过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含有一定的旅游文化交流价值的相应产品。显然，这两个领域的产业有利于中国、越南及老挝三国在经济、民族风情、艺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国、越南及老挝等三国人民依靠旅游文化产业兴盛和进步，完成对彼此国家的民族风情和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深入了解，比如：通过名胜古迹，风景区、电影、图书等产品的传播、交流，展示三国的形象，进而产生极大的影响力。针对旅游文化市场的规范和拓展，提升服务品质和产品创新能力，从而让中国、越南及老挝三国人民可以进一步了解彼此的国家民族情感、生活状态以及文化价值等。所以，加大促进中国、越南及老挝三国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力度非常关键。
三、总结
交流与文化的关系范文2
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中，薛克翘先生洋洋40余万言，把自先秦至2000年两千多年的中印关系勾画出来，不仅方法科学可信，资料空前丰富，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薛克翘先生从经济、文化、政治三个层面及民间和政府两个渠道探讨了中印关系。该书说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印交流始终没有中断过，有时文化交流盛行，有时经济来往密切，有时民间交流多，有时政府来往密。相比起来，中印交流更多的时候是民间交流，民间人士如僧侣、商人等的来往占据整个中印交流的舞台。民间交流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旋律，民间交流谱写了中印两千多年的友谊史话。可以说，中印(实际上是中国与南亚诸国)两千多年的友谊史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是独一无二的和无与伦比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印度这样与中国保持了这么长久的友好关系。这正是笔者品读《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时悟到的。概而言之，中国与某些国家的所谓友好关系时而出现波折，起伏跌宕，与中印两千多年的以民间交往为主导的友好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以说，中印两千年的交往是中印两个民族的交往，是真正的心的交往。一句话，中印交流，质在人心。这使笔者进一步联想到，六七十年代中印关系最差的时候，印度也没有拿做文章，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与它在2008年的表现是一致的。除了以上启示之外，《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还促使笔者在更深层面思考中印关系的今天和明天。
上面说过，中印交流史在中外交流史中是独特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交流史所不可比拟的，一者因其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二者因其面广层深，民间、政府两条渠道，经济、文化、政治全面开花；三者因其涉及学科多，汉学、传统印度学、佛学、藏学、蒙古学、敦煌学、吐鲁番学、丝路学、现代南亚学等都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四者因其影响深远，抹去印度文化因素的中国文化(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和中国文化因素的印度文化都将是不完整和不完美的。所以，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中印学者面前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学术课题，在世界全球化、多极化的今天，这一课题尤为重要。做好这一课题，不仅能使我们厘清中印友好史的来龙去脉，明白中国文化中的印度因素和印度文化中的中国因素，理解两国文化的相似和相异之处，进而探究其影响，搞清双方文化交流的规律；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类似本文开头的现象，为中印关系在今天和明天的发展服务。
薛克翘先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师从刘国楞、季羡林、刘安武、金鼎汉等老一辈印度学前辈，具有印度语言文化的坚实基础，同时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功底，是我国研究这一课题的最为合适的人选之一。其实，薛克翘先生在撰写此书之前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除相关学术论文之外，他发表了四部著作：《佛教与中国文化》(1995)、《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1998)、《中印文化交流史话》(1998)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2003)。这四部著作是作者多年来的极为厚实的相关学术积累，是《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前期准备和必要基础，更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
正如薛克翘先生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中所表明的，这一研究在中印两国相关领域中一直是显学，关注者甚多，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者中的佼佼者有梁启超、向达、张星娘、许崇灏等前辈，有季羡林、金克木、常任侠等大家，也有改革开放后取得成就的刘安武、林承节、耿引曾等先生，还有更晚一些的王邦维、郁龙余等学者。薛克翘先生和王邦维、郁龙余等属于一批，是中国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当然，这里的“后起”是相较而言，实际上，他们现在都已届花甲之年，在今天的印度学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前辈，是国内当今印度学界的支柱和基石型人物。诸前辈在中国的印度学领域著述甚丰，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累累成果。同样，印度的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不俗表现(参见《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第555～567页)，在相关领域同样取得了可喜成绩。
凭借自己深厚的语言及文化功底(古汉语、印地语及佛学等)，薛克翘先生自然会收集研究相关成果，《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也自然受益于这些成果。但不止于此，前人没有论及的时代同样出现在该部著作中，其中的第七章和“后记”尤其值得提及，前者探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02年前后中印交流的内容，后者则把这一内容一直延续到2007年年中。为此，作者搜集了相关材料，并科学整理，合理使用，为中印交流史增添了全新的一页。《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资料之全不言而喻，难能可贵。
《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学术意义更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虽然拥有众多大家的研究成果，但薛克翘先生绝不人云亦云，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笔者感触最深的是作者在第三章中对中国僧人赴印求法的结论性总体观点：“从微观上讲，他们(中国僧人)不远万里、不畏艰辛，甚至不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体现了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对信仰的虔诚；从宏观上讲，这也是两种文化在撞击一吸收一改造一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只有通过深入的了解、反复的切磋才能达到深层次的沟通，才能达到完美和谐的融合，而撞击和改造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因此，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讲，西行求法运动的掀起就不仅仅是宗教信徒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民族进取意识的显现；求法者的使命就不仅仅在于取回几部‘真经’，而且还在于民族文化的改造和发扬。”(《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第75页)。由此出发，作者在充分掌握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赴印求法的事实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民族的进取意识以及中印文化的融合过程，指出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特点。与此相仿，作者在讨论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影响的时候，充分肯定了中国僧俗人等的贡献，认为他们有的在印度生活多年而后回国，有的干脆老死印度，对印度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只不过由于印度文化的包容性及复杂性今人尚未总结出来罢了。这实际上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即中印文化交流的单向性问题。许多人认为，在中印文化交流过程中，印度文化是单向流向中国的，中国文化是单纯的吸收者。其实，尼赫鲁、季羡林和阿马蒂亚・森等不少中印有识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通过研读《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读者应该可以明确发现所谓单向流动的观点的局限性。实际也如此，文化交流必定是双向的，在中印文化两千余年的交流过程中，印度文化影响了中国，反之中国文化也影响了印度，只不过有潜显之别罢了。《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以无可辩驳而又异常丰富的史料证明了这一点，应当说这是该书的一大学术贡献。
二、薛克翘先生的新著虽名为文化交流史，但读者不难发现，其中除了涉及上文提及的汉学、传统印度学、佛学、藏学、蒙古学、敦煌学、吐鲁番学、丝路学、现代南亚学等纯学术纯文化领域，还涉及政治、交通、经济等多方面，实际上是一部中印全面交流史，而非只局限于文化。从某种角度说，《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是撰写和考察中印政治关系史、中印经济贸易史、中印交通史等的必备材料，其对中印政治、经贸、交通的探讨和论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这部著作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内容是全新的，是他人目前还没有系统涉猎过的，因而是作者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突破性贡献。通常说来，我国的史类著作很少涉猎当代问题和事件，但薛克翘先生打破常规，因而使该书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不失为一大贡献。
四、通读薛克翘先生新著之后的最大感受是“以事实说话”，这甚至是该书最明显的特点。作者不厌其烦，每每以例证所言。书中人有古今之分，古人有张骞、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今人有谭云山、师觉月、季羡林、金克木等；物有大小之别，大者有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佛教，小者有棉花、海贝、糖，如此等等，给人以充实感和厚重感，令人感慨中印交流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从而使人能够更加正确地对待和把握当今的中印关系。
交流与文化的关系范文3
一般而言，高校统战文化由三个层次构成：首先，处于最外层的是高校统战文化的物质层，也称为“硬文化”，是文化要素或者文化景观的物质表现方面，如统战活动室等。其次，处于中间层的是高校统战文化的制度层，包括统战工作领导体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和纪律等。最后，处于核心层的是高校统战文化的精神层，也称为“软文化”，包括各种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群体意识、人员素质和优良传统等，是高校统战文化的核心。因此，高校统战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关注表层的器物完善，还要着眼于内在的精神塑造，这就需要高校统战工作在实践中虚实结合、层层推进，在拓展工作领域的同时，渗透和传播统战文化，使其成为高校统战工作的内在动力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海峡两岸高校交流与文化统战
近年来，两岸关系得到了和平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特别是随着《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两岸关系已形成大交流的局面，不仅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突破，而且还使两岸高校的往来更加活跃，表现在两岸高校校际互补、学生联合培养、教师交流与合作、科研交流与合作等诸多方面。这种彼此观摩与相互切磋，增进了两岸的了解，加强了各领域的合作。 从文化视角看，海峡两岸交流为新时期高校文化统战提供了新平台。历史证明，中华文化是海外中华儿女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海外华侨华人乃至新生代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感情和一种延绵不绝的文化情结，这也是海峡两岸高校交流的根基。因此，新时期高校统战工作，要开拓以文化作为引领和感召力量的统战工作模式，通过文化的作用，使统战工作更具亲和力、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通过高校统战文化的三个基本层次可以看出，海峡两岸高校交流有助于推进高校力量整合，可以在思想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其中，以通过文化认同途径达成的思想认同为最高境界，也触及到了高校统战文化的最核心层。同时，这种文化统战与高校科研、教学等各领域的统战形成整体、相互促进，开阔了统战工作思路，提升了统战工作层次。可以说，形式多样的两岸交流，丰富了高校统战文化的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
三、基于丹尼森文化模型的案例分析
虽然高校海峡两岸交流日益增多，对高校统战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表现形式还需要结合具体实际进行归纳总结。因此，本文借鉴经典的丹尼森文化模型，从文化四维度角度出发，整理中国高校具有代表性的海峡两岸交流活动，分析海峡两岸交流反映出的新时期高校统战文化的多元性。
1.高校统战文化使命维度。
文化的使命维度关注组织的目标和志向，体现在成员对未来的理想状况是否形成了共识，是否知道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是否制定了一系列与使命、愿景和战略密切相关的目标等。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是一些高校举办的海峡两岸校长论坛，如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厦门大学等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大学校长论坛，作为两岸高校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宗旨是促进两岸高等教育的互动交流，自2006年起，论坛先后在福州、厦门、台北成功举办，在两岸教育界引起较大反响。这类校长论坛成为两岸大学校长交流平台，也促进了两岸高等教育的互动，对扩展持续交流与合作管道、共同繁荣两岸高等教育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交流注重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共创双赢的局面，很好地体现了高校统战文化对愿景和宗旨的关注，突破了以往两岸教育界个人对个人民间小规模交流和非正式交流的局限性，形成了签订正式合约、日益频繁深入的双向、常态局面，并且构建了政策保障体系，激发了两岸高校共同为振兴中华发挥才智、贡献力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高校统战文化一致性维度。
文化的一致性维度关注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体现在是否存在着大家共同信奉的价值观，从而使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是否具有足够的领导力让大家达成高度的一致；团队是否能够密切合作等。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是针对中华传统开展的交流活动，如北京师范大学等在河南主办的“汉字之旅”交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陕西主办的“同根•同源”和“华夏农耕文化渊源体验”交流、西南财经大学在四川主办的“大熊猫文化之旅”交流等。如在2014年8月闭幕的“汉字之旅”交流中，来自台湾的师生表示，两岸在汉字书写上虽有繁简之别，但文字同根同源，一脉相承，这是两岸共有的宝贵财富，希望以此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种子，建立可持续的交流机制。活动负责人表示，两岸在大陆和台湾进行传统文化实地体验，以共同的文化之根为钥匙，可以打开两岸交流的“心窗”。这类活动立足具有当地特色和优势的文化主题，挖掘、开发、完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交流活动，培养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激发和沟通民族情感，从而使我国的优秀文化更好地融入到统战工作每个环节、每个成员和每个团体之中。
3.高校统战文化适应性维度。
适应性维度关注组织对外部环境适应能力，体现在是否根据外部环境设计相关流程并进行变化；是否能够从人员的需要角度出发，提高满意度；能否将外界信号视为鼓励创新和吸收新知识的良机等。具有代表意义的是高校结合时代需要和自身特色开展的两岸交流活动，如中国海洋大学主办的“海洋教育和文化”交流、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文化创意产业联盟”交流、北京林业大学主办的“绿色经济与生态文明”交流等。以北京科技大学为例，自2004年开始，该校将交流与学术和育人结合，每年的活动主题都根据当前社会的热点而定，历年的主题包括“科技文物管理”“经济与管理学术论坛”“高等教育管理”“创新与发明竞赛”等活动，紧扣当年国家发展的方针和需求，具有主题鲜明突出、与时俱进的特点，吸引了两岸数十所高校上千名师生参与，逐步打造成了学校的品牌交流活动。这类交流活动有助于体现统战文化的适应性，更好地满足人员的需要，增强统战工作的灵活性和动态性。
4.高校统战文化参与性维度。
参与性维度关注成员的工作能力、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的培养，体现在成员是否具有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如何；是否重视并鼓励相互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是否依靠团队力量等。具有代表意义的是高校成立相关组织，开展自主性活动，在活动中培养成员的能力和主体意识，如四川大学海峡两岸青年互助协会、清华大学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等。一些高校通过自己的统战部门或者群众组织，开展与台湾高校对接交流活动，加强与港澳台专业人士的合作和联系，增强互信了解，切实落实对台工作方针，充分发挥统战工作在对外交流联系中的桥梁作用。同时，由于高校也是留学人员的输出源和归国人员的汇聚地，所以一些高校统战部门也利用教学科研组织平台，注重海峡两岸科研工作者的交流，做好服务和协调工作，发挥他们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推进统战工作的国际化服务。这些组织能够调动参与者积极投身国家社会建设，通过自身的行动打开两岸青年交流的窗口，利用社团的非官方性质排除两岸政治关系变化带来的干扰，持续有效地推进两岸民间交流以及两岸四地优秀青年的友好对话。当前，社会个体化的强化势必导致统战对象对自身权利自主支配要求的更加强烈，全民的自我意识普遍增强。因此，为了兼顾各方，求同存异，协调关系，化解利益矛盾，统战工作通过这种参与性强的交流活动，无疑可以更有效地从思想层面上凝聚人心和提高主人翁意识。
四、结论与启示
交流与文化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文化外交；基本内涵；文化交流；作用
时任我国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认为，文化外交可以定义为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还有李智认为，文化外交就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
因此，我认为文化外交是国家通过政府或民间渠道，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或实现某种战略意图，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一种外交活动，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作为民族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一、文化外交可以谋求民族理解、促进国际合作
不同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自很早就存在了，先于国家正式交往关系确立之前，而且文化交流的平和性，使其可以超越某些国际关系中的敏感的，而成为改善国际关系、构建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乒乓外交被国际誉为“超级文化外交”，对解冻中美冷战关系起到了超乎寻常的作用，是国家关系史上的杰出例子。文化外交还是促成国际合作的纽带。文化交流可以是同源文化间的交流，也可以是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作为历史积淀的同源文化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和国家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并以其共同文化特质的历史认同功能和亲和功能成为加强国际合作，以至于构建国际联盟的纽带。全球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扩大，不断推动着不同文化体系的融通与认同，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交流、尊重则促成了文化作为整合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文化外交还是调和国际矛盾的良方。2003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欧会议的文化与文明会议上发表的主席声明指出：文化与文明的对话与合作是增进不同民族国家间相互了解、理解和包容，避免误解和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这种异质文化认同的不断扩大与矛盾的弱化对于消除国家间矛盾、深化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文化外交可以促进经贸的发展
文化外交还可以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图书、电影、音乐、艺术品、软件等文化产品的出口，体现了文化关系与贸易关系的密切联系。同时，文化关系的发展还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合作。英国一向注重通过文化外交来促进和加强自己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英国文化委员会总干事约翰・本格在纽卡斯尔大学演讲时，就文化关系对贸易关系的影响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他说：“几年前，印度的矿业工程师在英国东北部的贝茨和维尔茅斯煤矿学习开矿技术。后来不久印度引进了英国Long Wall公司的矿山设备，接着英国又接受了46名来自印度的人员，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而且还签订了一个进一步购买矿山设备、多达1亿英镑的合同。”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经济上的合作越来越依赖于文化上的合作。“无论贸易和投资如何牢固地把日本与东亚国家联系在一起，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与中华经济精英的差异，仍然妨碍了它创立一个日本领导的、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欧洲联盟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日本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加剧了它c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上的误解和对抗。假如，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性――情况看来正式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上可能也是孤独的”。
三、文化外交有助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
文化外交有助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由于缺乏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人们往往会对外来文化产生意见。在现代社会，它一般表现为两种极端：一是族群中心主义或民族优越感， 它会导致盲目排外情绪和文化霸权主义；二是民族自卑感，形成万事不如人的自卑心理。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全盘西化”主张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崇洋”现象，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想要克服和摆脱对外来文化的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不能简单化的看来自外来的文化。全面深入的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之间加强了解和相互认识的捷径，真实的了解和认识对方国的文化，还有助于对本国文化的认识。相互了解是文化外交的基本目标。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1日.
[2] 李智.试论文化外交[J].外交学院学报，2003，（1）.
[3] 孙红霞，李爱华：《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4]J.M.Mitchell，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London：Allen&Unwin Ltd，1986，P.20.
交流与文化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游客凝视；主客对话；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10―0072―05
研究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我者与他者的关系，游客凝视(tourist gaze)理论可以说是一集大成者。此论一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对这一理论的贡献最大。厄里实际上是以“凝视”为主题词，研究了游客在旅游地的所有心理动机和行为，以及游客对旅游地的符号性消费。还有不少学者通过对诸如明信片、旅游指南书、摄影、望远镜等这些新的凝视技术进行研究，桑泰戈(Sontag)根据游客照片的记录来研究凝视，但这些研究依然没有揭示出东道主与游客的真实关系和本质特征。
从凝视理论出发，会导致旅游的“符号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真正的旅游是符号化旅游，符号化旅游是“旅游主体对旅游地社区文化的文化本质、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是游客参与到社区、与社区共同创造旅游地文化的过程，而这种创造过程必须通过对话来实现。单边性的凝视很难在东道主与游客之间建立起信赖关系，更难以建立起新型的文化关系。游客无法通过凝视去了解甚至创造丰富的符号意义。因此，笔者认为，东道主与游客真正的关系应是对话，而非凝视。
一、对游客凝视理论的回顾
“凝视(gaze)”一词的本义很简单，就是“看”。作为一种具体的观看方式，凝视是一种专注的、长时间的、审视的“看”。这种“看”，在于对看者与被看者的个人身份及二者关系的探究，并引申为个体存在及其社会关系的哲学、宗教和伦理问题。在文艺学、美学以及视觉文化研究领域里，凝视暗含有凝视主体的强势与主动和被凝视客体的无力与被动。例如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凝视，西方游客对东方异国情调的凝视等等。
厄里认为现代游客的“凝视”是社会建构的行为，具有大众化、浪漫化、多元化的符号化特征。与此同时，厄里强调“凝视主体”和“凝视对象”之间的社会权利关系的操作与展演，具有社会性和不平等性的特点。厄里认为凝视是旅游体验的核心，视觉感受起着支配性作用，旅游就是一种收集照片、收集符号的过程，而摄影是旅游凝视的有形化和具体化。
刘丹萍指出：厄里的“游客凝视”其实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它不仅仅指“观看”这一动作，而是将旅游欲求、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融合并抽象化的结果，代表了游客对地方的一种作用力。在这种作用力下，旅游接待地会尽量迎合外来游客的欣赏口味，以获得经济效益。而游客在出发之前，也已经受到了旅游广告、旅行指南、杂志电视中一系列图像的指引，知道他们到旅游地去看什么、去拍什么。旅游地被暴露在游客凝视的目光之下，成为一种公众性的场景，当地人为了减少这种被观看的影响，往往会布置一个看上去很美但却并非真实的前台，让游客只能看到前台的演出，这种前台演出又和游客出发前在旅游影像中看到的是一致的，是符合他们想象的，因此，他们相信他们看到的前台的一切是真实的(这就是马康纳所称“舞台化真实”)，拍了照片保存记忆之后，旅游的过程也就结束了。这样的过程让旅游完全陷入一个由地方生产符号、中介传播符号、游客验证符号、收集符号的符号化过程，旅游之于人类交流交往的精神意义和文化意义消失殆尽。
从另一方面来看，凝视不仅仅属于游客，当地人也会凝视游客，他们并非是只能接受这种凝视的被注视者。因此，针对“游客凝视”表征游客对地方的权利，毛兹(Maoz)提出“地方凝视”(local gaze)用来讨论第三世界旅游目的地国家东道主的权利。她认为地方凝视是和游客凝视互补的一个词，地方凝视来源于一种更复杂的双向情景，在这种情景中，既有游客的凝视，也有地方的凝视，还有双方的交流和感受，这种地方凝视导致了“双向凝视”(mutual gaze)。
游客凝视往往是到旅游地之前被媒体所建构，对真实性的追寻并没有必然地让他们深入研究和理解当地人和当地的文化，结果自称前来寻找真实性的游客距离真实越来越远。东道主的凝视则是在和无数游客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被建构的，他们的凝视更接近于真实。大部分东道主清楚游客的凝视及其凝视的内容，并充分利用这种凝视来谋取利益。
双向凝视中没有“控制”和“被控制”，当地人在游客的凝视下行动，游客也在当地人的凝视下行动，但这种有距离感的双向凝视有可能导致双方的避让、疏远、消极的态度或行为，甚至是怀疑和敌对，这种感觉反过来加强了先前的成见，阻碍了信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使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一对来自成都的观光游客在游览完丽江后对笔者说，“这些当地人说我们游客来了把环境搞坏了，说老实话，没有我们，他们现在还不晓得在吃啥子喔!”随着游客在目的地停留时间的增加，他们也许会改变对当地人的印象，但当地人对游客的印象却不会改变，因为留给他们印象的游客已经离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游客和东道主之间需要真实的、更近的、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游客凝视诞生于学术界对游客最为重视与关注的一个时期，对游客凝视的大量研究，为目的地创造迎合游客凝视的舞台化真实提供了理论支持。从目的地东道主角度出发创造出来的“地方凝视”、“东道主凝视”、“双向凝视”等概念有助于描述一个游客和东道主都有凝视的双方面的场景。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游客凝视，还是东道主凝视、双向凝视，都将游客及东道主置于一种“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的场景中，对主客双方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文化关系是十分不利的障碍。主客之间如果仅仅只有远距离的凝视，那么他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对方、理解对方的文化。旅游对于跨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旅游的经历甚至只是强化了固有的偏见，验证了先前的想象，以至于加深了误解。因此，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认清游客凝视理论对于主客关系的消极影响，让主客双方从凝视走向对话，更有利于建立起主客之间新型的文化关系。
二、主客对话概念的提出
1 对话理论的导入
笔者提出的主客对话概念，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对话理论的启发。俄国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是对话理论的提出者和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认为，人们生活，意味着相互交往，进行对话和思想交流，人的一生都参与对话，人与人的这种关系，应当渗入生活的一切有价值的方面。”也就是说，对 话是人在社会中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和人的一种关系，这就是对话的哲学含义。从狭义上来说，巴赫金认为对话就是“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这种定义明确指向了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对话，语言是对话的基础。
与巴赫金同时代的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是一位德国宗教哲学家，他认为“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的特性，而是发生在“我”与“你”之间；“我”不应当把他者视为客体而形成“我一它”关系，而应当建构平等的“我一你”关系，使人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构成平等的相遇，这种“我一你”关系和敞开心怀便被称之为“对话”。在布伯眼里，真正的交流应该是人在找寻自我的途中，不间断地与他者发生对话式的交流关系。
英国的物理学家、思想家戴维・伯姆(David Bohm)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也就是说，对话是人类交流中意义的自然流动、汇集与分享，对话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将意见汇合起来，进行直接的交流，不断形成创造性的意义的交流过程。
从以上3位对话理论家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对话的内涵触及到人类的价值观、情感、思维的过程模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对话关系中，参与对话的话语互不融合，各自具有充分的独立的价值，对话的主体保持各自平等，因而对话的意义不在于评判话语的对错，而在于对话这一过程本身所带来的关系意义。由此可见，西方学者的对话思想在人类深入认识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主客对话的内涵
游客和东道主的交往，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旅游突出的社会文化作用，在游客彰显自我意识、东道主自我意识也逐渐觉醒的今天，将对话理论引入主客关系的研究中，对探讨游客和东道主的新型文化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在游客与东道主的交往中，对话关系一直都存在，只是由于这种关系长期处于内隐状态，研究者不易发现，也不被研究者所重视。主客对话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就是主客在旅游地相遇之后发生的语言往，交谈式主客对话是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对话方式。而广义的主客对话，是主客双方跨越时间、空间、方式的限制所进行的意义的交流和表达。主客对话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更是主客情感平等的交流和表达。
三、对话与凝视的本质区别
笔者总结了对话与凝视的本质区别，如表1所示。对话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伴随有目光注视、口头语言、肢体语言等多种信息传播媒介，是一种互动性的表达和交流过程。对话双方旨在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并倾听对方的意见，如果话不投机，对话会戛然而止，因此，对话的目的是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或在对话中激发出新的思想，这是一种相互欣赏的交流。同时，对话既是目的又是方式，它强调对话参与者的投入，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有效的办法和最便利的途径。
而凝视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的目光注视，是一种单方面的权力表达。对话的双方是平等的，对话的参与者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没有平等，就失去了对话的平台和基础。对话的目的不是拒绝差异，为差异而辩护，而是在于寻求某种使交流者面对差异并探讨差异的方式。实际上，差异是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凝视则是一种居高I临下地看，审视地看，凝视双方没有直接的语言交流、肢体交流，甚至不需要目光的交流；凝视者是主动而有意识的，被凝视者只是一个被观察的客体，是被动而无意识的。
对话的表达方式主要是语言，通过对语速、语调、语气及用语的感受，对话双方可以体验到对方的态度、情感、情绪和观点，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对话不仅是语言的对话，更是超越语言的心灵的对话，着力点在心灵，是一种心灵体验。正如巴赫金所言，“人是整个地以其全部生活参与到这一对话之中的，包括眼睛、嘴巴、双手、心灵、整个躯体、行为。他以整个身心投入话语之中，这个话语则进入到人类生活的对话网络里”；凝视是一种静观，着力点是在眼观，是一种视觉感受，当然，“我一你”双方有时也通过凝视而最后完成心灵对话过程。
四、从凝视走向对话――新型文化关系的建立
将对话引入到主客关系中，使游客从对旅游地的凝视走向与东道主的平等对话，使东道主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对话中产生，这对主客双方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目的地文化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阐述对话对主客关系的影响，并以丽江的案例来说明对话较之凝视，更有利于使东道主文化获得自信、自醒和自觉，并将外来文化对东道主文化的影响大大化解，从根本上保持东道主文化的可持续性。
1 对话使从主客关系由“我一它”变成“我一你”
“我一它”关系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主客体关系，在这种关系模式中，世界仅仅是主体作用的对象，是我征服和主宰的对象，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沦为主客体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而不是彼此交融的生存关系和本真的亲密关系。“我一它”关系来源于生存论哲学中的个体主义，张扬人之存在的个体性、独特性，认为人的存在就是基于人的主体性而形成的自我参与、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我一它”关系带来的是主体问的疏离、矛盾与冲突。
“我一你”关系是将我的存在视为因世界的存在而存在，我将世界视为你，这是一种相互交融、休戚与共的关系。马丁-布伯在《我与你》的论著中对“我一你”关系做了这样的解释：“当我放下预期和目的，而以我的全部本真与一个人或任一事物建立关系时，我就会与这个存在的全部本真相遇，这种没有掺杂着任何预期和目的的关系，即是我与你的关系。”当然，这是一种无比美好和纯净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虽然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瞬，但正是这永恒的一瞬，让生命拥有了意义。“我一你”关系带来的是主体问的真诚、爱心与交流。
旅游目的地的主客关系若是“我一你”关系，那么，通过和东道主的近距离接触和平等对话，游客将有可能触摸到东道主真实的文化，寻找到后台生活的真实，建立起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和谐关系。而凝视所反映的主客关系则是一种权利的表达，是一种“我一它”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我凝视他、观察他，他被当作“事物”来利用，被视为与己无关的外在“对象”而成为“它”。由此产生的关系是一种工具性的、利用性的关系，因为“它”是满足“我”之需要的某种角色，或实现某种欲求的工具。在这种关系中，游客最多只能看到舞台化的布景真实。无疑，“我一你”的相遇关系比“我一它”的工具性关系更有助于发展主客之间健康的文化关系。
“我一你”关系的建立需要通过真正的对话来实现，但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对话都称之为真正的对话。有一种对话虽然表现为对话形式，例如双方有语言交流，但却根本没有想到要从开放的相互关系中去了解对方，我在说话，但只是为表达自我，这样 的对话实际是装扮成对话的独自。真正的对话是“每一位参与者都真正心怀对方或他人当下和特殊的存在，并带着在他自己与他们之间建立一种活生生的相互关系的动机而转向他们”。也就是说，对话方要转向对方，在开放的相互关系中去领悟对方的存在，并对对方做出回应。对话是双方在思想、精神和情感上发生真实的沟通与交流，但仅仅停留于思想和言语层面的对话，而排除行动和心灵层面的对话，也达不到对话的真正目的。
真正的对话是全身心的活动，要投入全部的思想、情感与行动，“我一你”型主客关系正是通过主客间这种真正的对话来实现。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从一个专横自负的探险家变成了狂热的纳西文化的研究者，正是经历了从傲慢的凝视到虔诚的对话过程。他热情地置身于他生活和工作周围的人们――纳西人中，学习纳西文化、翻译纳西古文，完成了关于纳西历史地理文化的巨著，成就了自己“西方纳西学之父”的地位。通过这种深层次的主客对话，作为外来者的洛克已经完全融入了纳西文化，他讲纳西语，喝丽江窨酒、吃纳西火烧粑粑。晚年的洛克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是白沙人，我要死，要回丽江……，与其躺在医院凄凉的病床上，我宁愿死在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从对中国西南地区植物宝库的凝视，对雄奇险峻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凝视，到与生活其中的人们的对话，洛克寻找到自我，纳西文化也在洛克那里获得了自信，并在西方社会广为传播。
旅游是主客间我与你的相遇，在相遇中通过真正的对话实现游客和东道主真正的交流和理解，因此，游客在拿起照相机之前，是否该先静下心来体验与沟通?收集符号重要，还是用心体会重要?政府在搬迁原住民之前，是否该考虑为游客创造与东道主对话的机会?规划师在勾画蓝图时是否该考虑为游客与东道主创造对话的场所?创造符号重要，还是创造对话重要?从“我一你”关系的视角思考这些问题，答案不言自明。
2 对话延续文化
交流与文化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人文交流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4-0050-02
中国与中东欧自秦汉时期丝绸之路就开始建立外交关系，可见双方人文交流亦是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因双方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而率先建交，并逐步展开多方面的深层次交流。近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更是建立“16+1”平台，签署《布加勒斯特纲要》和《贝尔格莱德纲要》。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双方积极制定合作机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是我国制定的长远战略之一，双方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人文交流更是深层次、全面性、多样性。
一、“一带一路”与人文交流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是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出的。这一战略是基于古代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展开交流的古代背景；基于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当前世界格局变化多端，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后，各国均面临严峻的经济复苏问题；基于中国出口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而国内生产过剩的现实局面。综合背景下，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具有深远意义。即打开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政治信任等多方面的合作局面，实现合作共赢；逐步形成包容合作、和平共赢的丝路精神，迎接区域一体化的新时代。
人文交流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相互交流，加深彼此间理解，增进双方信任度，在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多领域开展的一种相互借鉴和学习的活动，是当前国家间相互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和主要组成部分。人文交流的特点是：交流主体的广泛性，因为人文交流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政府层面，还包括学术科研机构、民间组织、经济团体等；采取的方式多种多样，因为只要尊重彼此的文化、法律、风俗习惯，即可在人文领域开展各种交流活动；交流的效果持久，人文交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彼此的过程，在这种交流沟通中，彼此逐步了解到相互信任和接受。
“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一带一路”又为人文交流奠定了顶层合作机制。
二、中国与中东欧人文交流状况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人文交流已经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双方已经朝着全面、深层次、多领域的方向快速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订的《布加勒斯特纲要》中，中国就提出向中东欧国家提供5 000个提供奖学金的交换生名额和每年200万钻研二者关系的研究基金；《纲要》提出应加强双方教育沟通，如开办青年政治家论坛、互派进修学生。《贝尔格莱德纲要》中提出了具体的深化人文交流的措施，如支持双方在艺术方面搭建全方位合作的平台，切实合作；定期召开国家高级别智库研讨会；支持双方互译出版文学作品的合作项目。中国与中东欧人文交流状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从文化交流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文化交流主要依托的载体是孔子学院和文化合作论坛。文化合作论坛目的是推动双方人文交流，文化交流展是回顾双方文化交流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者。其中，孔子学院所起效用最佳，中国已在中东欧14个国家建立24所孔子学院。不仅借助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已经建立汉语教师培训中心。
第二，从人员交流看。中国已经制定对中东欧国家72小时免签过境的口岸名单，简化双方人员来往的通过手续；双方还举办旅游年和确定中国旅游日等活动，为双方游客往来大开方便之门；双方还积极建立记者互访机制，便于记者通过自己的观察向各自国家宣传所看所思；举办电影艺术节、合作开发具有双方文化底蕴的动漫片。这些措施，均增强了民间交往。
第三，从思想交流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积极举办领导人会晤、高级别智库研讨会等活动，增加彼此间的信任和便于解释双方间的疑惑。尤其是2013年达成“重庆倡议”，提倡双方在教育、艺术、体育等多领域开展交流，务实的合作促进了人民间的友谊。2014年，在捷克布拉格的地方领导人会议，更是推动双方在城市层面交流，积极开展城市间的结对沟通。双方更是把智炱教ㄑ刑只嶂贫然，便于彼此高技术人才间更好合作；双方尤其是中国加大对来我国读书的中东欧学生的资助力度。
三、“一带一路”下中国与中东欧人文交流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和实施后，中国与中东欧人文交流走到了新的发展时期。人文交流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大幅提升。
第一，中国丰富的优秀文化为“一带一路”下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文化渊博浑厚，拥有包含饮食、穿着、茶、功夫、书法、戏剧、篆刻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软实力内容。同时中国文化内蕴的道德境界，如礼义廉耻、忠信仁义等，可谓一种普遍价值观，极易受到中东欧人民群众的接受和认可。应积极挖掘中国深厚的文化，为中国与中东欧人文交流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提供原材料。
第二，“16+1”平台为双方人文交流提供了保障。“16+1”平台是一个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平台，能够为双方开展高等教育合作、智库研讨会、艺术合作等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扶持下的经贸合作为人文交流提供了资金。中东欧国家处于亚欧大陆链接的中转站，中间节点，在中国“走出去”和“引进来”政策支持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经济合作迎来了一个小高峰。中国帮助中东欧国家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如高铁、高架桥、电力等项目，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一带一路”节省物流成本和人文交流提供便利。
第四，中欧“文明伙伴关系”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提供了契机。当前，人文交流是中欧关系的支柱之一，为推动中欧和平合作、共赢共享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欧“文明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影响下，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构建人文交流的桥梁的建设，推动双方互鉴学习彼此的文明。
四、“一带一路”下中国与中东欧人文交流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下积极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商讨。双方就如何开展多边全面的合作展开积极探讨，但双方人文交流间的合作依然面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国情等的挑战。
第一，中东欧国家目前处于摸索“一带一路”阶段。当前，中东欧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政府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期望“一带一路”战略能够为本国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如塞尔维亚。二是，积极推进双方“一带一路”的探索，尝试构建合作机制，如波兰举办“一带一路”专题研讨会。三是，制定具体的实施政策，积极在“一带一路”下开展双方合作，如匈牙利率先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当前，不少中东欧国家仍处于观望状态，仅仅是表示支持和研讨，尚未对“一带一路”战略有正确认识，往往会把“一带一路”和国家的合作相混淆。
第二，前一阶段形成的合作机制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是中东欧16个国家间的国情不同，市场需求、人民期盼等不同，致使中东欧国家在与中国合作中，出现合作机制运行不平等的情况。二是中东欧国家的各自国家意志不同，拥有的“政治身份”不同。虽然中东欧国家是一个统称，但各个国家在加入“欧盟”及如何处于与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中的意愿不同。三是各国对“一带一路”参与积极性不同，中国由最初的“齐头合作，共同前进”转变为“多速发展”。即，一方面与中东欧国家签订整体的发展规划、合作纲要等，一方面又与各个国家分别开展基础设施合作、人文交流、贸易等。
第三，对“一带一路”等中国战略错误的评价。一是中东欧国家一直处于政治敏感地带，因此美国、欧盟等对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战略视为一种“霸权扩张”。美国和欧盟国家觉得中国是希望通过经济手段，降低美国和欧盟在中东欧的影响力，强化中国的话语权。二是一部分中东欧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存在质疑。中东欧国家受美国和欧盟的错误判断和阻碍“一带一路”发展举措的影响，警惕“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三是有些中东欧国家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升本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希望借助中国的影响力帮助本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
五、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的建议
人文交流功在当前，利在长远。应从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积极作为，增强双方人文交流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切实提升人文交流的水平。
第一，积极构建二者的合作机制。应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共同利益出发，构建合作机制。一是充分发挥“16+1”合作平台，积极促进双方走向利益共同体。在“16+1”平台合作过程中，应注重中国与中共欧国家合作时的互补和平衡性。二是加强合作机制的运行。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尚未达到高度组织化程度，仍旧处于松散的运行状态。积极借助民间交流、文化坛、智库平台、经济合作、签署共同纲要等举措，约束双方行为，选择最适合的政策，强化二者间的合作运行机制，促使双方在多领域开展合作。三是构建长效的人文交流机制。如旅游合作机制、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机制、文化交流机制。
第二，夯实人文交流基础。一是以经贸关系为纽带，不断夯实人文交流的基础。二是以社会多元参与为重要主题，加强人文交流的民间基础。
参考文献：
[1] 盛毅，余海燕，岳朝敏.关于 “一带一路”战略内涵、特性及战略重点综述[J].经济体制改革，2015，（1）：2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