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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1
关键词：动迁；安置社区；管理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提高，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各个城市快速的扩张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0%，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郊区土地农村土地被城市化，大量的农民居住的房屋，生存的土地被征用。于是动迁安置社区也成为农村村民城市化后的居住场所。动迁安置社区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是一种新式社区，也是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必然历史产物。动迁安置社区作为一种过渡型的社区，既存在着城市社区的一些特征，同时也兼有农村社区的一些特征。
上海市嘉定新城（马陆镇）是众多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处。近年来，按照嘉定新城规划建设的要求，自2008年起马陆镇进入大动迁时代。与以往城乡异地动迁模式不同，此次嘉定新城采用的动迁政策安置的房源是高层楼房。目前，嘉定新城（马陆镇）一共有4个大型高层动迁安置社区，即远香舫、枫树林、金沙湾、唐家苑。其中远香舫动迁安置基地于2012年交房入住，安置房源3595套，共安置石冈村，众芳村、马陆村1200多户动迁户；枫树林动迁安置基地于2015年6月建成，共有安置房源2233套，目前已安置石冈村、彭赵村、马陆村440户动迁户；金沙湾一期于2016年3月竣工交房，将安置陆家村、马陆村448户1251套房源入户；唐家苑动迁安置基地于2014年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17年竣工，用于安置新联村380户动迁户。该四个基地都是高层商品房社区，享受嘉定新城区域内的动迁政策，是嘉定新城建设造就的新型社区，是嘉定新城最新一代的动迁安置小区。
目前嘉定新城（马陆镇）动迁社区管理形式与其他城市社区的管理形式相类似，成立社区居委会，按照现在城市社区的管理方式进行，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共同管理社区。由于缺乏经验借鉴，在动迁安置社区管理上发现不少问题，现对目前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简要分析如下：
一是政府对于动迁安置社区居民的市场化引导不够。动迁安置社区内居住的大部分是农村宅基地拆迁安置过来的“农村人”，受固有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大部分动迁居民无法一下子从“农村模式”转变成“社区模式”。动迁安置社区在硬件上虽然已经基本同步于城市商品房小区，但居住者的思想意识却与商品房小区业主相差甚远。很多动迁居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农村自给自足模式和村委会管理模式，对于物业公司和居委会联合管理的“社区管理模式”很难适应，甚至可以说，很多居民认为社区管理模式就是物业费、维修基金、垃圾清运费、停车费等各种费用的累加，巨大的消费差距给动迁居民内心形成了巨大的阴影和心理恐慌，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很多不满情绪和抵触心理。
二是农村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较难改变。城市化运动过程把农民城市化为居民，户口簿上的“农转非”代表的只是表面身份的转变，但是千百年来骨子里的农村生活习惯却并没有改变，这需要两代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实现改变。随地扔垃圾、在公共绿地晾晒衣物、小区绿地变菜地等现象屡禁不止，对社区环境造成破坏，为社区管理增加难度。
三是社区管理参与性的积极性较低。由于动迁安置社区的生活环境和之前农村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不仅从居住环境，宏观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动迁安置社区的居民在经济和生活的各方各面也都受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双重辐射。对于突然而至的城市化社区管理，一大部分的村民还处于抵触、适应的阶段，因此在参与社区管理方面，有很大的消极因素。另外，动迁安置社区的居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很多居民虽然最近几年十几年受到城市化运动的影响，了解了新事物，但是本身受教育水平较低。尤其是家庭管理角色的中老年人，很多都是法盲、文盲，习惯了以道德、风俗习惯等为行为标准依据去生活。他们没有参与小区治理的意识，也没有参与小区治理的能力。
四是小区居民缺失社区管理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马陆镇动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工作中，政府组织基本处于主导的地位，很多居民对于社区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处于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例如小区的公共设施被破坏，窨井盖被撬走等等，都处于冷漠的状态。对于动迁社区缺乏城市小区居民应有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动迁安置社区没有居民热情的参与，就少了最基本的生气与活力，没有治理与被治理者的沟通互动，最终造成动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结果十分不理想。
五是外来流动人口引起的管理难问题。截止到2014年，马陆镇共有人口12.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7万，非农业人口有2.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共有6.3万。从数据中可以发现，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本地人口数量，占了马陆镇总人口的一半还稍多。伴随着大动迁的全面铺开，动迁安置社区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在少数，且不难发现群租现象。外来人口来自祖国各地，文化差异、生活习惯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加上不同的生活方式、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使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存在很多问题，也给社区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
一个成功的社区管理应该是由政府作为主导，居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的过程，目前嘉定新城（马陆镇）的动迁社区管理还存在很多问题，还处在探寻摸索阶段，相信通过不断分析总结，积累经验，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完善健全的管理模式。（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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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栋.上海大型居住社区治理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4.
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2
关键字：社区治理；多样化；公民参与；网络；开放式；意义
社区是城市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服务，经济组织运行、不同阶层居民生活等多方面交织的区域性共同体。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上的社会单元社区，而社区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加强社区治理，是提高居民文化素质、生活素质，维护城市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日益表露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迅速增长，社会的高风险度增加。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以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为前提，只有采取社区治理的多样化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和谐目标。
一、社区治理多样化问题的界定
就社区自身方面来说，社区在意义上是多样化的。这是由于居民的流动性，经济结构的调整，郊区的兴起，一个全新的多元文化社会已经摒弃了集体密度的社区。因此，社区已经成社区在意义上是多样化和多方面的。社区已经成为支离破碎的地方，也就是说人们共享相同的领土几乎消失了。如果人们的社交网络还存在的话，那它们可能成为一种结合的类型：其延伸出的领域未必涉及邻里之间了。其他的人则更为分散，则社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区。公共治理理论家博克斯的核心观点是：“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我们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一个地方，我们期望发现自己成为能够连续、自主决定和控制我们自己地方公共生活的主体。” 这一观点强调了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的权利。
此外，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地方政府模式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我国就是采用这种多样性的地方政府模式使单一制完成了西方的联邦制的使命，同时，也维护了一个大国的统一和稳定。我国地方政府的多样性的具体表现为三种模式：普通集权模式、民族自治模式及特区复合模式，这三种模式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模式的特色。社区在地方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就能力和传统而言，每个地方的社区在解决问题和组织以及实施措施的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地方政府模式的多样性使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不同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区治理，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社区治理的多样化进行前瞻性的探讨。
二、社区治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地方政府的不同模式要求社区治理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其原因为：
一是期望通过社区治理来抑制某些能够用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资源。
另一个是希望通过社区治理来提高民主发展中的民主参与能力。社区在这两个方面可能扮演一个更为中心的角色：
第一，社区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可以填补，尤其是在公共预算缩水的情况下；
第二，社区不仅仅是简单的提供服务而且也能够提供更好的政策。我国社区治理的最大特点就是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行政化”是“城市政府力寻求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实现社会再组织的过程。政府制定统一规划，依靠行政力量，由外向内，由上而下，重构”纵向到底、横向到变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社区的各项活动不能在孤独和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它们必须联接成为有机的整体，并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之得以在公众展现。
因此，基于这些原因，社区治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网络式的社区治理以及开放式的社区治理。
1.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与社区两个治理主体之间的不同选择。我国的社区虽然是法定的群众基层自治组织，却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居民在治理中相对弱势。美国社区内的具体事务完全实行自主自治，与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政府通过提供资金援助和制度权利来提高美国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程度。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缺乏社区自治的“根基”：成熟的市场经济，长期酝酿的公民社会，以及由此衍生的民主法治精神。而国外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表明提高社区自治水平、实现社区自治才是完善社区治理的必经之路。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的社区治理主要可总结为三种模式，即美国的社区自治模式、新加波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及日本的混合管理模式。这三种不同的模式都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内容。因此，公民参与主要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 我们倡导采取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加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需增强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增强主要表现在对自身道德素养的培养、社会责任感的增强、自身权利的维护、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等方面。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事务也相对复杂起来，居民与社区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对社区的各项需要也最为了解，而且只有公民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了公民的参与，邻里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就更易于调节，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此外，提高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还需加强公民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助。
为了保证公民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遵循一些有效性的原则：首先，公民必须了解其所在社区的治理原则。就如公共治理论论家博格斯指出的观点：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在一个地方，我们期望发现自己成为能够连续、自主决定和控制我们自己的公共生活的共同体。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我们应遵循的规模是自下而上的选择过程；其次，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原则。这意味着公民拥有更多选择和决定社区未来的机会；再次，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责任原则。由于公民是社区的所有者，所以社区代议机构只能是公民的服务者而不是上级；最后，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表达清晰性。这个原则直接影响着社区决策。
总之，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是基于公民的政府功能的提高，而且是公民社会质量的改善。现阶段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几乎全部是政府启动，政府主导的，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完全由社区主体组织或其他非政府组织主导的社区建设个案。 因此，通过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社区治理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网络式的社区治理
目前，我国社区的软件建设发展滞后，突出表现为社区自治能力弱，社区非政府组织发育不全，社区公共设施居民使用率不高、居民生活满意度上升缓慢等。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社区建设模式产生的垂直结构制约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严重影响了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然而，随着全球网络化的发展，人们之间面对面的沟通减少了，而社区网络化发展逐渐成为当代社区治理的手段之一。采用网络式的社区治理有利于缩小社区空间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好更快地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具有灵活性。因为其是通过网络和市场原则来自建的由网络来治理。此外，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网络通常能灵活的与公共组织，私人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安排。
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对地方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们要摒弃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观念，逐步放权，引入多方主体参与到提供公共服务中。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改善公共服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公共服务效能。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协同性、整体性，优化政府结构，实施组织整合，纵向减少层级，横向加强协同。此外，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可以增强政府工作的灵活性和迅捷性，并建立在数字化网络技术支持下的地方或社区的工作协同机制。
总之，网络式的社区治理虽然在降低政府工作成本获得了理想成效，但是其只能反映社区的一个较小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网络是虚拟的，其中可能存在不稳定或者不肯定的影响社区治理的因素。因而，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治理难以避免走向其反面而达不到治理的理想目标。网络式的社区治理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优点，其缺点我们也不可忽视。我们相信，网络式的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能为今后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3.开放式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是基于社区自治来吸纳社区各类组织的参与过程。这种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实施的治理是一种“封闭式治理”。大多数的治理，不论是国家治理、城市治理、乡镇治理，基本上都是“封闭式治理”的模式。但是，在社区实施封闭式的治理是不妥的。我国城市的封闭小区可能在围墙内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公民治理”形态。但是小区的“经济准入制”，围墙和保安就如同公民身价的间隔一般，这将是影响我国城市发展、社区发展的重大障碍。
社区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其和所有的组织一样，都不可能是与环境绝对割裂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社区治理必须依赖于外部资源的输入，而外部资源的输入过程则是外部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制度的演化，在开放式社区治理模式下，外部主体的参与不是为了控制社区，而是致力于社区发展和提供社区治理水平。因此，外部治理主体对社区实施的是一种新的复合治理机制，也就是谋求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更加强调了治理主体的参与性。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所要强调的是社区治理主体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范围，这也就意味着社区外的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创新来参与社区治理。开放式的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首先，明确社区、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从“二元对立”演化为“伙伴关系”，解决了社区治理的主体问题；其次，通过实施复合治理，解决了社区治理创新机制问题；最后，通过帮助社区获得资源信息和合法性，解决了社区发展的动力问题。
总之，在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成为一个开放系统，这既为社区发展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也为社区发展带来了系统性和制度性的风险。开放式的社区治理始终需要关注的是防止内部主体过度依赖和外部主体过度控制的两个问题。伴随着社区治理的发展，开放式的社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的社区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治理方式。
三、社区治理多样化问题的研究意义
社会发展应该从社区治理开始，社区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是社会的细胞。社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微观基础，没有基层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一个健康、成熟的社区，应该是社区与政府，社区与企业、社区与社会、社区与居民的互相合作的社区。社区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通过自主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社区民合作所依赖的社会资本。
社区治理的方式需要采取相应地多样化来对应地方政府的模式的多样性，因此，社区治理的公民参与式、社区治理的网络式以及社区治理的开放式对目前或者未来的社区治理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有助于社区治理的民主性。社区治理的主体有政府主导变为公民主导，这样有助于社区治理的“本土化”发展，同时，也相应地加强了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网路式的社区治理有利于社区治理的局限性。网络现在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交流方式，网络是虚拟和多功能的，它可以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难题，同时也打破了社区因地理局限使治理难以达到有效的目标的局限；
第三，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有助于社区治理的优化性。社区治理需要外部主体的参与，只用通过外部主体的参与，社区治理则可以依赖外部资源来优化治理的条件。
总而言之，社区治理多样化的问题研究对社区治理的发展具有可靠的参考依据和为未来社区治理的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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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杜锦（1988.11-），女，湖南泸溪人，苗族，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行政管理专业。
陈伟东，李雪萍. 社区行政化：不经济的社会重组机制[J].中州学刊，2005（02）.
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3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自治；居民参与；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社区治理内涵与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内涵
社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治理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首先应当从社区治理开始。
“治理”与“统治”相对而言，社会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对我国的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是一个社会层面上所有行动者参与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或私人机构都不是独自解决复杂、动态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各自拥有解决问题的所有资源。因此，只要在这个社会层面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第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有一定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界限的模糊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参与结构往往具有多样性，可以是一种契约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让渡部分管理权限给其他的社会组织，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排他性和专属性，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第三，强调参与的主动性。按照治理理论进行社会管理时，强调参与者的自愿主动，而不是强制的被动行为。治理理论期望达到的最佳状态是在整个治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囿于传统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束缚，主张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术，以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
单位体制、单位人作为中国的重要政治社会遗产，上世纪40年代开始萌芽，50年代逐渐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巩固，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中的街道职能慢慢的被强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动态化的资源配置结构。根据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治理观点和我国目前的城市治理实际，我们可以把社区治理定义为：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管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不用的治理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目标，其治理模式也是随着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变化。目前看来，我国社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
1.行政型社区。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实际上处于社区治理的核心地位。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操作当中，都是把居委会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当中，与街道办一样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作为最底层的一级，直接听命于其所在辖区的街道办，平时办公经费来源以及工作内容的决定都要根据街道办的安排，因此，时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事务的困扰，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不仅仅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功能发挥受到限制，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的积极性无疑都会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区是目前社会管理格局中最活跃的一种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人治思想的影响深厚。究其根源，单位制作为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当时环境下，对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时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发挥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街道职能的不断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单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断弱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2.合作型社区。政府通过授权，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权限转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实际上是政府放权，通过找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资源，达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社区的资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同步进行。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非单位制”型的社会格局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微观基础，政府无法再通过对其直接控制的单位将社会成员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调动社会组织，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社区治理。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过程。至此，我国的社区治理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必然会遇到其发展瓶颈期，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和街道，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博弈势必会影响到社区治理的长期效果。
3.自治型社区。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政府从法律上、制度上为这些组织提供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进行监督。根据目前学术界围绕社区自治的各种观点来看，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论哪一种取向，对社区自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简单割裂，也不能理解为社区完全自组织的自我治理，而是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社区内的决策中心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尽管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还有很长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缺位
进行社区治理并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对居委会的地位、性质、任务、工作制度等作了规定，但是明显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像对社区的界定，社区自治的性质，管理运行方式等都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给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也为各级政府把居委会当做一些行政事务的落实层和最终操作层留下了空间。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居民自治依据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其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比如，第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 而在许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汉等地，一些住宅小区规模明显扩大，这项规定明显已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
居民参与度不高
首先，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从观念层面上分析，旧有的“单位参与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阻碍了社区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其次，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还大量存在，社区居民某种程度上也习惯并认同了政府行为，被动接受安排的多，主动参与管理的少。即便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参与具体实施过程，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参与则普遍不多。另外，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够成熟，没有形成全社会都来参与社区建设的氛围和环境，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深入展开。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上，如在上海，主要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少儿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家务劳动、文体活动等便民利民服务，服务对象相对固定，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另外，从总体上看，发展社区服务，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缺乏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职能异位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而这些街道承担的行政事务，其中大部分又摊派给了下面的居委会来承担。目前，居委会的成员组成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每天疲于应付街道交派的各项任务，本应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居委会，在大多数时间却为政府和社区其他职能部门做许多份外的或与社区居民联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异位，居委会服务基层群众自治的功能难以发挥。
三、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的几点建议
实现社区治理形态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的变革，其实质就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尽管目前，实现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讨。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修订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区治理有法可依。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问题新情况，流动人口的迁移、人口老龄化、动拆迁的转移安置等问题，使居委会在管理上力不从心。因此要通过立法或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廓清居委会的职能，权限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社区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区居民自治参与意识，完善参与机制
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参与、自治、共享。通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居民能否有效参与社区事务，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区理念；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因此，一是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活动，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场所，塑造共同的社区价值。二是以人为本，坚持社区需求，用共同需求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居民参与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相关规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参与机制，以保证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增强服务意识
在社区建设的同时，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一是通过搭建自治平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作用。发展志愿者队伍，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服务与管理。二是优化社区软环境，打造特色服务，开展特色活动。三是利用电商打造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服务。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区服务的商业潜力，在我国亦大有可为。
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定位，拓展社区自治空间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各自职责，政府职责有专门的部门来履行，不随意向居委会摊派。确需居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要有明确的经费和人员，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创造必要的自治条件，使居委会真正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
参考文献:
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4
维稳工作
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
情况报告
市督查组：
一、全县开展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主要做法及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主要做法：（一）加强领导，建立机构。一是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XX同志为组长，常务副县长XX、县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XX和县公安局长XX同志为副组长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二是县委办和政府下发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实施意见》，提出了我县治安防范工作的目标与措施。三是各乡镇、各部门相应成立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落实了办事机构和人员。
（二）统筹规划，典型引路。根据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实施意见》，整体联动防范工程采取“集小胜为大胜，集大胜为全胜”和“典型引路，全面铺开”的措施，实行县、乡（镇）、村（社区）分级开展的方法，逐级抓落实。按宣传教育、试点工作、全面铺开的步骤逐项实施。为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县委政法委在试点工作期间，先后多次到勐勐镇和沙河乡召开专题研究会，专门研究新村等3个试点社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抽调了政法办、综治办工作人员深入社区指导工作，还分别组织召开了动员大会。三个社区也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迅速制定方案，启动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通过层层动员、逐级部署，提高了各内部单位的治安防范意识。试点的成功运作，为全县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的有序推进奠定了基础。
（三）强化措施，夯实基础。一是各级各部门调整充实了综治领导机构，许多内部单位配备专职保卫人员。二是把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工作推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由县综治办和城区公安分局统一制定了《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运行机制》、《社区警务室工作职责》等7项制度，保障了各项工作的规范运转。四是将警务充分充实进社区。在县公安分局专门设立了社区中队，每个社区设置一名社区民警，每个居民小组设立一个整体联动防范工作小组；在214公路沿线、城区设立了便民报警服务点，每个报警服务点设一名兼职人员负责报警服务工作，并担负维护治安秩序、处置突发事件的职责。
（四）抓好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一是认真加强以110指挥中心龙头的快速反应机制建设，按照“加强街面，分段巡逻”的要求，以巡警为骨干，专群结合，建立覆盖县城的巡逻体系，首先将辖区分为3个巡逻区，巡警队下设3个组。其次，在方法上，采取徒步巡逻、摩托车巡逻和专车巡逻相结合，分析治安动态、发案规律，在区域上实行重点防控，加强对县城相对偏僻街道的巡逻力量，确保警力投入案件高发时段的防范工作，遏制现行案件发案上升的势头。二是强化重点部位的治安防范。在交通沿线有电话的村寨和相关场所设立了32个报警服务点，方便群众及时报警；社区民警上门服务，发放了1200份“警民联系卡”，让群众知道社区民警，了解工作职责和服务内容，增强联系；重点开展对出租房和暂住人口的清查整治工作，对辖区的出租房屋全部登记建档，并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三是实现警力下沉、阵地前移。首先与社区建设同步进行社区警务建设，成立了新村、公很、允甸三个社区警务室，南郊、北郊、允俸、忙开、帮木、营盘6个农村警务区。四是抓好农村“四级”治安防范体系建设。乡镇间在交合部位、复杂地段成立了1支专职社区联防队，3支社区义务联防队，吸纳了5名低保人员加入其中，保证了每个社区均有专、兼职联防人员开展巡逻，并能做到相互联动国，整体配合；每村设一名专职治安员，每月召开一次联动会议互通情况，协作配合；行政村以村为单位，根据不同时期治安情况，开展小组间的联防。
成功经验：我县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一是勐勐镇千蚌村以基地的创收来解决护村队的报酬；二是沙河乡从财政挤出部分资金专用于治安联防队
；三是新村社区把低保人员吸收入专职的治安队伍，不仅充实了治安力量，还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四是各乡镇在“学教”活动中把群防群治队伍建设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部分切实抓好；各内部单位充分发挥党团员、青年志愿者、离退休干部的作用，组织他们开展各种形势的治安联防活动。
存在的问题：一是经费保障不力。由于财政困难，硬件建设滞后，制约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的进度。二是个别部门和地方的认识不到位，认为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是政法部门的事，工作消极，有等待观望的态度。三是组织协调力度不够，不能有效的把治安防范资源整合统一。
二、落实临组联〔20__〕4号、云综治〔20__〕15号文件的情况
（一）贯彻落实情况：一是召开政法委员会。接到文件后，我县及时召开政法委员会，认真贯彻学习文件精神，并提出贯彻意见。二是组织部、政法委、人事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抓好综治基层组织建设的5个方面的意见。三是县编委落实了县综治办人员的编制为3人，常委会通过县综治办主任可高配为正科。五乡两镇配备了7名专抓政法、综治工作的乡镇长助理，78个内部单位也都成立了综治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共有人员356人。四是我县乡（镇）综治办的办事机构统一设在乡（镇）政府内，各乡（镇）综治办人员编制为2人（含县上下派1人），目前乡（镇）还没有专职的综治干部。六是组建义务治安巡逻队及人员数情况。目前，我县已建有群防群治组织620个3929人、专业巡逻队13个33人。
（二）在贯彻落实文件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一是各乡（镇）配备的专职综治干部难以落实。二是部分内部单位由于存在经费问题，专职的保卫干部难以落实。三是综治干部队伍的培训问题难以落实。
（三）进一步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建设的工作建议：一是各级各部门要加大综治经费的投入。二是增加综治办公室的人员编制。三是加强村委会、社区的综治组织建设。四是加强专（兼）职综治干部的培训工作。
三、在创安活动中的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经验：一是抓好基层组织，发挥以基层党支部为核心、基层政法组织为骨干、基层自治组织为基础、基层群防群治队伍为依靠的整体协调效应。二是抓好发动群众工作，发挥群众积极性，形成人人参与的第一道防线。三是抓好基本制度建设，责任落实到户，发挥家庭的社会细胞作用，促家风、寨容转变。四是抓好各项基础防范设施、软件硬件并重，人防物防结合。五是抓好考核奖惩，加强督促指导，不断提高创安水平。
存在的问题：一是经费困难，专职治安协管员难以落实；二是创安小区比较分散，难以做到统一开展工作；三是基层群防群治组织比较薄弱，很难适应当前的治安形势。
四、对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开展整治工作的
突出的治安问题：盗窃案件较为突出，并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从今年1－3月份的情况来看，全县共发盗窃案件27件，占全部案件的75，涉案金额达7万余元。与去年同期发12件相比，增加15件，上升幅度为1.25倍。从所发盗窃案件来看，涉及面主要是农村和县城商业区，作案时间多数为夜间作案，犯罪嫌疑人多数是农村青年。
针对治安突出问题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是县公安局专门从各内部科所队抽调人员组员专案小组，开展“破案会战”，加大破案力度，打击犯罪分子嚣张气焰。二是加大夜间巡逻工作，各乡镇派出所和城区公安分局制定完整的巡逻方案，专门组成巡逻队伍，进行全天候的巡逻机制，对214国道、偏僻地区进行重点巡逻，并对易发案的单位、地段进行蹲点守候。三是组织三个社区抽调内部单位的保卫人员，在一些偏僻地段和重点地区开展义务巡逻。四是县综治办和城区公安分局联合组成工作组，对各乡镇、各内部单位的安全防范措施进行调查，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向各单位发出整改通知，要求限期整改。五是加强普法教育工作，针对暴露出的治安突出问题，县司法局与各乡镇各单位联合组成普法小分队，深入山区农村进行形式丰富多样的普法宣传工作，让广大农村青少年做到知法、用法、守法。
五、我县见义勇为工作的开展情况
20__年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成立后，地区综治委对全区八个县成立见义勇为基金协会作了具体的部署，我县综治委积极开展筹建见义勇为基金协会的工作。目前，经县委、政府研究决定，正式成立县见义勇为基金管理委员会，并通过报刊、电视等宣传媒体向社会发出倡议，共筹集见义勇为资金102878元，制定了见义勇为基金管理办法，成立领导小组，明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职责。
六、对督办的矛盾纠纷工作情况
地区维稳办进行督办的我县20__年第二季度山林、土地纠纷中勐库镇护东村部分农户承包国有荒山期限未满，政府要求退耕还林，引发矛盾纠纷一案，已妥善调处。在接到督办通知后，我们对此纠纷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拟订调处方案，并上报县委、政府，县委、政府高度重视这一矛盾纠纷，专门召开相关部门会议和现场办公会，对农户提出的合理要求进行解决，最终于20__年7月26日与农户达成共识，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目前，根据跟踪调查，此件纠纷已不存在返复。
七、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建议
一是加强普法工作是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基石。矛盾纠纷的产生根源多数属对法律、政策的无知，我县针对广大农村法律意识淡薄这一环节，加大对农村的普法工作，不断加强农村普法工作的力度。
二是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前沿一线是调处矛盾纠纷的
最佳手段。当矛盾纠纷产生后，当事人最希望见到的是对纠纷负责或管辖的主要领导，不论是否能够当面解决，在主要领导表态后，能够化小矛盾纠纷，避免事态的扩大。
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5
关键词：政府参与；市场参与；草根参与；第三方参与；多元参与
城市社区治理是指在城市社区这一地域范围内，由政府、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NGO）、赢利组织、非赢利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通过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从而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目前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研究空白。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本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政府参与型治理模式研究
政府参与型治理模式，即积极发挥政府多重角色的扮演、多样职能的行使，由政府主导、居民参与、自上而下推行的社区发展模式。赵晓芳等（2009）分析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基本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是社区建设的强力推动者，强调了社区治理要求社区与政府共同承担起社区建设的责任。[1]陈蕾，高芳（2010）提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弱化街道和居委会的行政特色，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增强社区参与程度等治理手段，完善社区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形成政府与社区组织合作的城市社区建设模式。[2]田阡（2012）提出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是城市社区管理的最重要主体，其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直接关系到城市社区管理整体水平的提升。[3]王永红（2011）提出“即使将来社区和社区自治组织发展成熟了，政府依然不能完全退出对社区和社区自治组织的扶持，政府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中依然是社区建设的指导者，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是社区公民社会的培育者，是社区自治组织的监督者。”[4]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基本都认同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但是究竟如何参与，却不得而知。
二、市场参与型治理模式研究
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论”、“政府失灵论”的认知和差异对比中，选择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在成本-收益分析法的选择比较中，市场参与社区治理模式在某些职能里可以带来更快的社会总产值增长，市场参与社区治理模式在一段时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青睐。宋梅（2009）提出物业管理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利用市场自身的力量以及社区民主参与的形式开启了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市场、政府、社区居民三方有效合作的新时代。物业管理作为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所采取的市场手段和政府治理所采取的行政手段都是为了更加有效率得配置资源，政府和市场依托社区这个基础平台，把自身的管理触角伸向基层，使社会矛盾在基层得到有效的调节和控制。[5]政府在此模式中扮演催化剂、规划者、监控者或购买者的角色，市场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通过充分竞争为社区的和谐发展提供发展模式。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也仅仅是提出可以通过市场这种模式来进行社区治理，却少有具体的实施机制。对于物业管理这种社区治理、市场参与治理的主要形式，也少有研究。
三、草根型治理模式研究
草根型治理模式是政府用法律规范社区的运行方向，对社区建设进行宏观控制，社区居民自发合作治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90）创建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自发的合作治理是可能的，也是可以实现持续发展的。[6]戴维·奥斯本与特德·盖布勒（1996）指出，通过参与式民主给公民授权，社区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社区内部的问题。[7]吴志军（2003）认为，社区治理模式是以社会中介组织为主导，以街道办事处为主，以社区为辅助的基本管理模式，他的理念是基于自治和服务的视角[8]。李秀琴、王金华（1995）指出：自治性是指居民委员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拥有一定的自和自决权。[9]实行社区居民自治也就是说居民有权依法管理自己在社区内的事情。[10]从以上研究也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都认同社区居民可以自己管理相关的社区问题，但是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是管理的关键，而这个方面的研究却甚少。
四、第三方参与型治理模式研究
第三方组织为介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非营利组织扮演着社区发展提供者的角色，协调政府与社会力量。[11]瓦思（VasS，1999）认为社区工作机构或者组织常常处于政府和居民的中间位置，着力于解决居民的困难和保护居民的利益，不断为居民争取福利。学者Levitt（1973）将从事政府与私营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统称为“第三方组织”。[12]徐晞（2012）认为如何发挥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社区治理乃至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作用，应当引起国内的高度重视。[13]从以上研究也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都认为第三方参与有助于社区治理，但是第三方如何参与，其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却很少研究。
五、多元治理模式研究
从这个领域来看，王英伟（2003）提出了多元型治理模式，她认为城市社区治理应该“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理事会为载体，以社区成员参与为核心”。[14]孙肖远（2012）提出了复合治理概念，他认为进入风险社会，社区治理单纯依靠任何的单个治理主体都无法实现良性运作，应通过“共建共享”从协调社区利益关系入手，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以利益和情感为纽带连接成一个社区治理主体群，从而构建了一个由多个、多层、多界和多域等行为主体结合或联合而成的社区复合治理体系。[15]胡祥（2009）认为社区治理需要通过合作关系将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团结起来，整合各自的资源，形成社区内部的共同合力，来有效的解决社区公共事务问题。[16]王筱桢（2011）就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社区治理应通过构建主体之间合理、互动的关系，在有效的社区资源整合和良好的制度设计中，真正走向“善治”，实现构建和谐社区的目标。[17]蔡小慎、卢鹏展运用合作博弈理论构建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网络的动态模型，把多元治理作为城市社区自治的基础和前提，要实现合作共治必须建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模式。[18]
六、总结与展望
从以上研究来看，当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区治理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可以发现，城市社区治理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亟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1.治理机制研究。无论是政府参与模式、市场模式、第三方治理模式、草根型治理模式，还是多元治理模式，大部分研究阐述了这种治理模式的合理性，但是很少有研究回答了具体如何运行，即政府、市场、第三方、社区居民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参与或者主导治理。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发展与实践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6
按照我县召的政法综治工作会议精神和要求，镇党委、政府切实履行“党政领导负总责”，把联动防范工作始终放在首位，研究布置工作，做到年初有计划方案，年内、年末有检查考评。年初成立了调防一体化服务中心，使农村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得到了充实。拟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实施方案》、《平安创建实施方案》、《普法依法治理实施方案》、《对刑释解教人员帮教领导小组》、《禁毒工作领导组》、《开展反警示教育活动实施方案》。我辖区的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作基础扎实，领导重视，管理到位，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工作的积极性，取得显著成效。
各镇始终坚持从强化基层领导入手，不断增强基层组织“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力度，并落到实处。一是强化队伍建设，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增强了基层组织的职能作用，对19个村的调解员进行了考查，分别作了调整充实，同时加强督促完善了村规民约等规章制度，激发了各调解组织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二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得到加强，镇政府按照“四五”普法的要求，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法、懂法、用法，将计划生育法，治安管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等十三个法律法规，分别发到镇机关领导干部职工、村支书、主任、各村调解组及调解小组人手一册，同时对调整充实人员进行二次培训，让他们在基层工干作中，懂法、用法、掌握法律武器，充当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带头人，对联动防范维护社会稳定尽心尽责，将本辖区的民间纠纷和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针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村无专人干、村无专人管、街道没有专人抓，网络不健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了三个问题。
1、是推行“平安协作组”。根据农村实行“一免两补”政策以后存在的农民参与治安防范难组织的实际，我们在总结“十户联防”经验的基础上，普遍推行了“平安协作组”的防范模式，根据各自然村户数，按照每组户数控制在20户以内的标准，各小组推选一名中心户长，承担组织、监督小组成员治安防范出勤情况，调解组内的矛盾纠纷，大事小情的组织互助，治安信息的传递，技防设施的管理等职责。每个小组每天由1户参与全村的治安防范巡逻工作。同时，按照每个自然村设1名治安员的标准，在各自然村配备了专兼职治安员58人。具体承担平安协作组的组织管理、出勤考核和落实村防范措施的职责。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农民参加值班巡逻的周期延长了，看护范围扩大了，负担减轻了，解决了十户联防轮流频繁、难于组织的问题，提高了整体的防范效果。
2、是成立村级治保会。我们将治安防范的责任做为村干部的一项主要工作职责来落实，成立了以村干部、治安员组成的治保会，有效解决了村级组织治安防范责任不清、任务不明、措施不实、效果不好的问题。采取了村干部包村的办法，把治安防范的责任落实到人头。目前，我辖区已经重新完善了19个治保会，对不能较好履行职责4个村的治保会成员进行了调整。今年，我辖区治保组织共处理涉及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老人赡养等方面的问题180余个。
3、是组建业余巡逻队。2012年，适应警务体制改革的需要，对原有的治安巡控队伍进行了规范，重组改制为护村队。目前，我辖区各镇都组建了护村队伍，总人数达到120人。今年又在____社区成立了一只20人的“红袖章”义务巡逻队，护村队、“红袖章”义务巡逻队采用社区警务责任区民警管理考核的模式，由社区队长、村长任队长，具体由民警负责监督、指导和培训。通过实践看，这支队伍不仅对村、社区的防范组织和治安员起到了监督的作用，而且能够较好地将三级联防组织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有效地提高了整体的防范效果。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一个村有“平安协作组”，村有治保会，乡有
保安队三位一体、互为补充的群防群治网络初步形成，农村治安防范能力显著提高。 （一）存在问题
1、 对基层基础工作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2、 辖区内的住镇机关配合不是很到位，有待于加强。
3、 上下联动上的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二） 对下步工作建议
根据创建“平安____”的总体目标要求，2012年我们在抓好常规性基础工作的同时，主要做好五件事：
1、要“扩面”。在巩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创建“平安____”的工作范围，努力实现三个100%。一是要扩大创建面。不但要开展平安单位、平安社区、平安校园的创建工作，还要延伸到平安街道、平安家庭、平安村组等各个层面，创安覆盖面要达到100%。二是要扩大普及面。在有线广播开辟“平安____”，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增强全民创安意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广泛开展送平安下乡村、进社区、入学校、入村组等活动，创安的知晓面要达到100%。三是要扩大参与面。充分调动综治成员单位和驻区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各司其职，履行创安义务，创安参与面达到100%。
2、要“补短”。针对以往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主要做好三项具体工作。一是在提高农村治安防范效果上下功夫。2012年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村防范队伍建设和三级联防机制的建立上。把社区警务队、乡镇护村队、农村联防员三支力量更加科学的整合在一起，建立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尽最大可能发挥好几支队伍的作用，提高防范效果。二是要加快技防措施进学校、村组、入农户的推进步伐。目前看，已经采取技防的村的发案数量和过去比明显下降，村民之间协作防范意识明显增强。
3、要“治乱”。对问题突出的区域或部位进行集中治理，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活动，发挥好综治成员单位作用，把行业治理和集中整治有效结合起来。同时，要行使综治工作“一票否决权”，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