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范文1
一、古今异义意识
阅读文言文要有“符号意识”，即一个字往往就是一个认知符号――词，要一字一字地去认知。具体来说，文言文不同于现代文，学生一定要有古今异义意识。有很多实词的词义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已发生了变化，但学生却容易用现代汉语的意义来理解古代实词。例如，“后秦击赵者再”（《六国论》）的“再”，学生很容易理解为“再次”，其实在文言文中“再”是“两次”。又如，“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这里的“恨”学生按现代汉语容易理解为“仇恨”，但是在文言文中，“恨”字词义比现代汉语要弱化，是“遗憾”和“不满意”的意思。
如果在平时的文言文学习中有了这种古今异义的意识，那么在完成高考文言实词的理解题时会很有帮助。出题者常设四个选项，其中一个选项往往就是直接按学生的现代汉语思维习惯设计的。如2012年山东卷的文言实词考查，要求学生从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错误选项，其中A：躬履途泥，率先期门，把“躬”理解为“弯腰”，其实就是用现代汉语的“躬腰”来理解文言实词，是错的，应为“亲自”，联系《陈情表》“躬亲抚养”，这个意项的错误就不难判断了。2012年广东卷的文言实词考查，同样要求找出一个错误选项，A：陶澍就擢巡抚。擢：升迁；B：分别应劾、应偿、应豁。豁：免除；C：将以次举刘河、白茆、练湖、孟渎诸工。举：推举；D：后咸丰中乃卒行之。卒：最终。这四个选项中的“擢”字是古代官职升迁常用词，教材有“过蒙拔擢”，容易判断；“卒”字“最终”意在文言文中比较普遍，教材中有“卒与尸合”，“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例子；“豁”字学生会有陌生感，但结合上下文可以判断；“举”字在文言中虽有“推举”之意，但在这里却是命题者按学生现代汉语思维习惯特意设置的陷阱，应为“兴修”、“治理”之意。
当然，理解文言文实词的关键还是要培养学生的文言阅读能力，“词不离篇，字不离句”，结合上下文是基本原则，但考试中多点方法和技巧也更容易获得高分。
二、迁移意识
不管是文言实词的理解，还是文言句子的翻译，高考所设计的题目大都是高中生文言文阅读能力范围内所能解决的，有很多内容学生在理解时有“似曾相识”之感，平时的阅读中注重积累、有较好的“迁移意识”的学生，在文言文阅读时常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愉悦感。
如学习《陈情表》时，学生对于“生孩六月，慈父见背”中的“见”字常常理解不透，教师正好引导学生了解“见”的用法，让学生结合以前学习的内容进行迁移，联系《孔雀东南飞》中的“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和“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见”字的用法之一――用在动词前表示对自己怎么样，可以译为“我”、“自己”，就更清楚了。学习《归去来兮辞》中的“感吾生之行休”，学生对“行”字的理解也有困难，联系成语“行将就木”，学生就很容易认识到“行”就是“将要”的意思了。这样的迁移，使学生的认识得到强化，印象更加深刻。
学生迁移能力形成的关键是积累，这种积累要从学过的文言文，从成语的运用中生成。学生有了这种意识，逐渐形成迁移能力后，在完成高考文言实词理解题时，自然会更有信心，更有成就感。2012年江西卷文言实词理解选项D：即命帅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籍：登记，没收。学生稍有迁移能力就可以联系到《鸿门宴》中“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2012年山东卷文言实词理解题选项C：兴叩头流涕，固让曰。固：坚决。学生可以很容易联系《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再结合上下文意就很容易判断这里的“固”是“坚决”之意了。这种迁移能力的形成当非一日之功，对于教材，对于名篇越熟悉越好，平时多积累重点实词，多梳理句式知识，在此基础上向课外延伸，用已有的知识解决新问题，从而逐渐形成较强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完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三、积累意识
文章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高考文言文阅读题所选用的文章必然涉及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典章制度、礼仪习俗、地理政区等，掌握了解一些必要的古代文化常识，对于理解文言文是很有帮助的。
学习《逍遥游》，文中有”朝菌不知晦朔”的句子，若学生了解“晦朔”是古代阴历表示月末、月初的意思，也就容易理解了；学习《陈情表》，文中“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中的“拜”、“除”是古代表示官职变迁的词语，学生若对此熟悉，翻译起来就轻松了。平时学习可以运用分类法对古代文化常识进行总结，如按古代地理知识、古代官职名称、古代教育考试、古代衣食什物、古代称谓谦敬等来归类，强化学生的文化常识积累意识。
2012年浙江卷中，“修顿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来，屡辱见过”，“仆有罪之人”中的“顿首”、“足下”、“辱”、“仆”都和古代表示谦敬的称谓有关。同样，2012年天津卷中，“高年不禄，仆方思辑录其梗概以永其人”，“虽子之仇，无异词也”的“不禄”是死的委婉说法，“仆”、“子”也是古代表示谦敬的词语。高考文言文有很多是人物传记，涉及人物官职变迁的内容更多，如2012年全国大纲卷郭浩传记，2012年江西卷彻里传记，2012年山东卷阴兴传记等，若学生对古代官职及变迁的文化常识熟悉，理解起来就会更容易。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范文2
关键词：音乐艺术；古琴；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理论；现状；调查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
施咏教授的《弦外之音――当代古琴文化传承实录》就要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是他在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工作期间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也是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成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又一部有关古琴文化传承及现状的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专著。我认为这是近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建设方面一项重要收获。所以，不揣自己对古琴艺术的无知，不顾忌自己对当今古琴传承保护缺少调查研究，仍非常高兴给这部专著写几句感想。
本来古琴艺术申遗成功，已经大大推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对古琴的关注，推动了琴乐的表演、传播，也有力推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相关书籍的出版。例如，近年陆续出版了介绍古琴及其演奏的多种教材，出版了有关古琴历史、文化的多种研究成果，以及吴文光先生《神奇秘谱乐诠》这样的古琴曲打谱释读的专著，还有收有六朝后期至清末民初142种谱集所见载琴曲谱的30卷本的《琴曲集成》大型的古琴资料汇编，也终于由中华书局出齐了。又如，以涉及古琴艺术方方面面的申请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而言，仅我近年有幸审读或应邀参与相关答辩问题的，就有十几篇近20篇，可见青年一向古琴的学术目光之殷切，他们的成就也颇令人欣喜。可以说，我国古琴艺术的发展和保护、传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令人振奋的阶段。
施咏先生的研究，也许属于姗姗稍后来者，但在这百花竞放的场景中，却因别具风致，一定能够脱颖而出。
2010年11月下旬在江苏徐州中国中国矿业大学举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我初次听到施咏教授介绍他有关古琴艺术保护的部分研究成果，当即感到非常有价值。例如，他从传播学出发，探讨了古琴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代武侠小说中的文学传播，探讨了古琴在唱片、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中的传播及所产生的偏误现象，他既探讨了古琴的网络传播概况和特点、古琴网站的类别与功能，还总结了琴乐传播的“模糊性、反传播性与多层综合性”三大特点，还提出多种传播手段相互交织相融、多层综合、多元并存，成为当前琴乐传播的发展趋势，共同推动古琴文化在当代的传播和发展。
尽管只是简短的介绍，但让人立马感到他的研究视角非常新颖，体现出他研究意识的独特性。
不由得想起唐代大史学界刘知几有关史学研究者所必须具有的几项重要条件的阐述。按刘知几字子玄，著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代表作《史通》，他提出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必须具有“才”、“学”、“识”这三种基本条件，即所谓的史家“三长”。
据《旧唐书》刘知几本传记载：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才，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左木右便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①
这里所说的“才、学、识”应如何理解？今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认为：所谓“史才”，指修史的才能，主要指历史编纂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也包括其他的历史观点。②
也有的学者认为“才、学、识”，其实大体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文、史、哲学，是从事史学以及其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必备的基本素养。
“才、学、识”三者，虽各有作用，但相互联系非常紧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三才之中，识尤为最重要。例如，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便在《通志・总序》中强调：“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明袁子才《续诗品三十二首・尚识》也说：“学如弓弩，才如箭簇，识以领之，方能中鹄。”
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认为识不可无，认为识也是才、学并重或相辅，因为识力就是洞察力、鉴赏力、判断力的别名，是以“学力”为其根本的。但他在《谈艺录》五一《七律杜详》中，还是强调指出：“识”固为先，“识曲听真”，方得为“具眼”。认为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发覆破的”的洞察力、鉴别力。
当今盛行的史学理论中，也有类似的强调。学者们指出，虽然史料或史实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真实的史料当然是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前提，所以史料对历史学的重要，甚至有傅斯年先生“史学便是史料学”③的说法。但是，史料或事实本身，毕竟并不能自行给出一幅历史学家所悬之为鹄的历史构图，也不能自行给出任何理论来。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乃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幅历史构图，但这幅图画最后是由历史学家的思维和想象所构造出来的，任何理论也总归是人的思想的产品。如果同样的史料和史实就能自行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只要根据一致同意的史料，历史学家就不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了，也不会一代一代的学者们来重新认识、研究历史，重新写作新的历史著作。所以，何兆武先生指出：对历史学的形成（即根据史料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累。④
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中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观点，也正体现着对历史研究者“识”的强调。
我认为，才、学、识不仅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条件，也可以说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识”既是认识、辨识、识别、认知的能力，也是见识、理解、洞察、意识，是研究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识”包含着康德所说人类认知的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全过程，也贯穿在人类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再到实践无数往返的全过程。以历史研究为例子，从具体史料的选择、辨识，到史料确认后对它们做出的解释，对史料所反映的史实的认知，都离不开“识”。这些工作，有的是纯科学的，或“完全科学的”，或是技术性的，但有的则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贯彻始终。此外，如何兆武先生《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指出，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外，还有“第三个方面”即史家对人性的探微，这也是一种史家应该具备的见识和意识。⑤
由此看来，史家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识”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广泛和深邃的，一代人一代人不断进行的历史研究、学术研究，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一代一代人认识不断发展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一代一代人不断获得新的认知和新的体会的结晶。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才、学的重要。推动史学进步的力量来自四方八面，史学大师王国维就认为学术史上的新突破，往往来源于新的发现，新材料。但甲骨文等这些导致学术突破的新材料，其价值和意义的揭示，不也需要目光如炬的王国维先生那样的远见卓识，才能揭示出其所埋伏蕴涵的重要价值吗？
施咏教授在其古琴调查的课题研究中，反映了他尤为突出的“才”、“学”、“识”三者的良好结合。正是很好地结合了传播学和历史学方法，又迅速网罗捕捉了许多新的传媒，以及网络上出现新动向，为我们考察研究古琴艺术遗产的保护传承，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新视角。
全书分为“实践调查”与“理论思考”上下篇两大部分。上篇由七篇分调查报告组成，通过对梅庵、广陵、虞山、浙派、蜀派、金陵、中州等七个琴派下的近三十个琴社、琴馆的古琴保护传承现状的实地考查，逐一调查了各琴社的生态发展环境、运行机制、相关流派琴乐的保护现状；以及相关琴人的琴乐理念、保护实践措施等。下篇则从理论层面对当代古琴的传播（类别、功能、特点、偏误）、传承（方式、组织结构、对象、技巧）、保护（问题与对策）以及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这一研究不仅体现了他的学力、才华，也的确体现了施咏教授的敏锐观察力，体现了他独到的学术眼光新颖的学术见识，由此我们看到一个青年学者已经具备了今后不断取得学术进展和突破的各种有利条件。
“山僧未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虽然未及从容细读施咏先生的全部文稿，也没有那么广泛的学识来评述他的所有心得，但通过对他的研究课题的点滴了解，我已感到它所拥有的分量和价值，也多少能看到他在博士后工作站期间合作教师刘承华教授的身影。相信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认真阅读本书，一定大有收益，能够得到种种启示。同时，加深自己对古琴艺术这一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立体的了解认知。
著名学人费孝通先生晚年，曾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他认为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世纪，指出我们已经错过来自西方启蒙时期“人的自觉”，不能再错过当今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之下的各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文化自觉”。我们每一个中华文化的传人，有必要不断提升自己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参与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传承弘扬，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事业，多一分担负，多一份贡献。施咏教授的努力，也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好的范例。
施咏教授正“富于春秋”。作为一位“70后”的年青人，已经获得各级学位，并被南京艺术学院聘为正教授――他已经建筑起了继续前进的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衷心祝贺他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即将出版问世，同时也期待他今后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创造更新的业绩。（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新唐书》本传则简称刘知几云：“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②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页。
③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范文3
“汉代玉器”无疑是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艺术市场上的“明星”。
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市场形成以来，汉代玉器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备受关注，其知名度一时间盖过了所有与玉器相关的新闻，甚至于所有艺术品拍卖消息，什么亿元天价，什么大师作品，什么每克十万元的和田玉籽料，在这两条新闻前，什么都成了浮云。
用自己的方式感知艺术品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两条消息。
中新网北京3月6日消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故宫博物院有规章制度规定，院内专家不得以故宫博物院的公务身份在社会上从事非公务文物鉴定活动，以及与文物拍卖、文物市场等有关的藏品鉴定活动。”
限定也许会对故宫专家有所约束，然而，受名、利诱惑，特别是在电视媒体过分商业化、娱乐化的收藏投资类节目煽动下，难保无德“专家”偷换概念。实际上，国内很多文博机构都有规章制度，在名与利冲击下，很多人早已视这些规章为一纸空文。当然，这与本文无关，暂且不谈。
换个角度看，受众为甄别上述消息、物品的真伪，势必会追根溯源，广查资料一探两汉玉器面貌。这对于普及文物知识、历史常识，特别是平常情于翻书的人也不是坏事。
西汉刘氏政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为百家之首，提倡伦理孝悌，同时，神仙传说流行，导致厚葬之风盛行，再加上西汉统治了天山南北及昆仑山山脉，和田玉、昆仑玉得以进入中原，为玉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玉器制作达到了新高峰，被誉为“中国玉器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是后世玉器艺术无法达到的高峰”。
历年考古土玉器中，两汉玉器数量最多，种类丰富多彩，“主要分布于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南、广东、北京等地，精品多集中于诸侯王墓中”，“可分为礼仪、丧葬、装饰、陈设用玉及玉质容器几个大类”(见古方主编《中国古玉器图典》)。就出版的两汉玉器资料看，两汉的祭祀礼仪用玉数量大为减少，而在丧葬用玉、装饰用玉、玉器皿方面数量大增。
丧葬所用的玉衣，也称“玉匣”、“玉押”，是汉代统治者最高形制的丧葬用玉，发现有金缕、银缕、铜缕和丝缕玉衣几种，“目前全国发现的玉衣有数十件(套)”。由此也可判断社会上流传的私人收藏金缕玉衣的真伪，金缕玉衣的丧葬使用高规格性质，决定了现今存世品的真伪性。上述涉案的金缕玉衣只有两种来源：其一，如是真品，无疑来自盗墓，如此大量的玉衣片，属于私人传世收藏的几率有多大?《中国古玉图典》中明确指出，“还有许多墓葬因被盗而只剩下零散的玉衣片”，被盗的玉衣被重新加工、组装完成，再请专家评估，这是对文物保护及相关法律多么大胆的践踏；其二，若非真品，则属造假欺诈。
“汉代玉凳”案例亦如此，历年各地的出土玉器实物，并未见有与其相类者，一者龙纹虽属汉代玉器常见的纹饰，但多用于礼仪玉、装饰玉以及佩戴玉几类，未见用于椅、凳一类(出土玉器中亦无此类)；二是凳的形制在两汉各类出土文物中均未见，虽然不排除汉代有玉凳，也不论玉凳作何用途，龙纹用于玉凳与两汉玉器的整体制玉风格抵牾。文献记载，晋时已经出现了凳——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床凳之凳，晋已有此器”。
文物艺术品是祖先为子孙后代留下的历史遗产，无论出自哪个时代，都会或多或少留下一些历史文化的印迹，解读它们身上的文化密码和附载信息，对认识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及我们自己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每个时代的人都存在着认识的局限，不同个体的认识差距也巨大，但刻意歪曲解读它们的方法和技巧，无论是敝帚自珍，还是刻意糊弄，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众所周知，利诱之下，在所谓的“专家”、失范拍卖行、无良古玩商、文化掮客、投机者等等杂色人群的编织和炮制下，混乱不堪的艺术品市场已非普通百姓轻易涉足。如今艺术品鉴赏变得高深莫测，玄乎其玄，歪理胡说横行，某些“专家”故意歪曲事实，混淆视听，肆意宣染、扩大研究、鉴赏存在的模糊性，将其神秘化，言行背离了基本的历史文化常识，即便“走眼”，面对质疑仍然固执己见，丧失了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对历史知识应该事实求是的学术良知。
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机会见到上述私人收藏的“金缕玉衣”、“汉代玉凳”，但是通过对汉代出土玉器以及汉代文化的了解，有助于我们通过自己的知识积累做出判断。
拍卖成交的汉代玉器什么价
数量稀少的民间收藏传世玉器不乏汉代精品，这其中一部分不排除属于传世玉的可能，另外也不排除一些玉器最早源自盗墓，由于时间的流逝，掩盖了出土信息成为传世玉——中国内地盗墓活动自古猖厥，汉代厚葬之风不仅盛行于皇亲贵戚、诸侯士大夫，也深刻影响了平民百姓，汉代墓葬中陪葬器的数量非常可观。
历年高古玉拍卖，海外以新石器时代、商周、战汉时期的数量较多，内地则汉代玉器多些，各地市场皆以汉玉的价格最高。所谓多，是相对于高古玉中的其他时代玉器而言，民间收藏的高古玉整体数量较少，多也是非常有限。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范文4
今年是湖北省新课程高考的第一年，语文《考试说明》（俗称“考纲”）与2011年相比，具有实质性的调整，但《考试说明》渗透着渐变原则，总体保持稳定，新增内容和题型的命制遵循由易到难、由浅人深的要求，妥善处理新高考语文命题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试卷总体难度适当，过渡平稳。命题理念、考查能力、内容范围、试卷结构、纲后附录等均有较大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命题理念突出课改
今年《考试说明》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选考内容，突出了考试自主性和开放性。语文学科必考内容包括现代文阅读、古代诗文阅读、语文文字运用和写作；选考内容应为现代文阅读中文学类文本和实用类文本阅读，考生任选一类文本阅读答题。但湖北卷按《湖北省高考实施方案》意见，现代文阅读暂不设选考题，而是将文学类文本和实用类文本都纳入到考试的范围。每年根据命题实际确定当年考查的是文学类文本还是实用类文本。各类文本的考点阐述与能力要求依据课标版《考试说明》的规定。必考：语文必修（1－5），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外国小说欣赏。选考：语言文字运用，古诗文阅读中的名句名篇默写。
二、能力要求增加探究
去年的《考试说明》要求考查考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表达应用和鉴赏评价等五种能力，而今年新《考试说明》则要求考查考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六种能力。探究能力的考查，强调学生基于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对文本的内涵、写作意图等方面的个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特别强调个性化的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
从各类探究题所拟的题面来看，大部分探究题有着较为鲜明的标志。如，题干中出现“探究”二字、或要求谈谈“你的看法”、“你的观点”、“你的理解”、“你的认识”、“对你的启示”、“写作意图到底是什么”，而这些正与《考试说明》所规定的“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探讨作者写作意图”等探究能力的考查内容相对应。
文学类阅读本身具有很多“不定点”和“意义空白”，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视角必然带来文本解读的多义性和开放性，而这无疑给探究能力的考查提供了广阔空间。因此，湖北卷很可能在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古诗鉴赏两个板块中设置探究题。
三、考查范围有所增大
《考试说明》中的考试内容范围确定为语文基础知识(含语言文字运用和文学常识)，古代诗文阅读(含文言文阅读、古代诗歌鉴赏和名句名篇默写)，现代文阅读(含论述类文本阅读和文学类／实用类文本阅读)以及写作共四大板块。现将《考试说明》新增内容和变化简述如下：
1.语言文字运用。将“语言知识和语言表达”改为“语言文字运用”。对识记字音的要求增加了“常用字”的限制。对汉字字形的要求增加了“正确书写”，并且提法上用“规范汉字”。在“正确运用常见的修辞手法”考点中，增加了“反复”的修辞手法。将语言表达的要求“准确、鲜明、生动”与“简明、连贯、得体”的位置作了互换，以示强调语言表达首先要“简明、连贯、得体”。
2.文学常识。增加了“识记必修课程‘必修1’至‘必修5’五个模块和选修课程《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外国小说欣赏》两个模块中有关中外重要作家、作品的基本常识。识记‘附录三’中文学名著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等要求。课标版《考试大纲》已取消对文学常识的考查，而我省继续保留这方面的考查，主要是想引导考生重视教材所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的基本常识，重视经典文学名著的阅读。考查的范围可能是先少后多，逐年扩大；选用的题型今年是四选一单选题，逐步过渡到五选二的多选题、填空题以及简答题等；考查的要求会逐年提高，难度也会逐年增加。
3.古代诗文阅读。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指定篇目见附录）40篇，旧纲只有35篇。在语言文字运用和名句名篇默写部分设置选做题。会在名句名篇默写部分采用多量给题、学生少量选做的方式（如八选六或二组选一组的方式）设置选做题，主要是为了扩大名句名篇默写的覆盖面，给考生提供更多的选择，适当降低考生作答的难度。然后逐步扩大到语言文字运用部分。在考点中增加了“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要求。常见文言虚词有：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也、以、因、于、与、则、者、之。
4.现代文阅读。必考部分要求阅读一般论述类文章，其能力要求比旧考纲有所降低，选考部分分为文学类文本和实用类文本，要求更细致、更明确、更高，同时还增加了“探究”层级的能力要求。文学类文本阅读要求是：“阅读鉴赏中外文学作品。了解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注重审美体验。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内涵，分析艺术表现力；理解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探索作品蕴涵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
5.写作。只是表述上的变化，实质上没有变化。能写论述类、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作文考试的要求分为基础等级和发展等级。基础等级要求：符合题意；符合文体要求；感情真挚，思想健康；内容充实，中心明确；语言通顺，结构完整；标点正确，不写错别字（错3字扣1分，重复的不计）。发展等级要求：深刻（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观点具有启发作用）丰富（材料丰富，论据充实，形象丰满，意境深远）；有文采（用词贴切，句式灵活，善于运用修辞手法，文句有表现力）；有创新（见解新颖，材料新鲜，构思新巧，推理想象有独到之处，有个性色彩）。
四、试卷结构适当调整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范文5
人类历史在由野蛮时期进入到文明时代的过程中，是以文字的发明为其重要标志的。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与研究，对研究古史、校正古籍、研究汉字的发展演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文研究属于古文字学的范畴，因难度较大，以往自然也包括在“绝学”之内，现在则有所改变。这主要是因为科学考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科学考古依据的大量金文资料。前代学者也为后人研究金文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许多方法，留下了不少研究成果。
形、音、义是汉字的三要素，金文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样，如果要学习金文也必须抓住形、音、义这三个方面。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说：“甲骨文是客观存在的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的……对于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释，必须追寻其形、音、义的源流。”
研究古文字和金文的不少学者，特别强调辨识字的字体是最重要的。但也同时要注意与义、音的关系，否则就易产生孤立性与片面性，这是在学习和研究金文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六书是汉字构字的六种方法，最早是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内谈到的，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在六书中所列前四条是造字的基本方法，而转注与假借则属于用字方法。在造字方法中，以形声字最为重要，它用音符表音，可以造出大量的新字，这样就冲破了象形、会意造字方法的局限性，使表汉语语音的文字更为丰富。因而它是集中造字方法中最为进步的一种方法。金文用形声造字的数量更多，应该说它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
如何辨识金文的形体?在辨识金文中，一定要掌握金文的内涵和发展变化规律，也就是首先要掌握带有规律性的内容，例如：要注意部首的写法，偏旁位置常常不固定，有的形符常可相互通用，注意繁简字体的写法，因时间与空间不同而有不同的写法，等等。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范文6
一、鉴水：讲究“水轻”“茶淡”
陆羽《茶经》中曰：“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捡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即“泉水”、“江水”、“井水”，这三种水最为常见，曹雪芹在运用烹茶用水时不多言陆羽的“三水”。而唯独在雨雪上下工夫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雨雪水是“天泉”，是纯软水。而用软水泡茶其汤色清明。香气高雅，滋味鲜爽，自然可贵。况且古代的自然环境比现代好，食用雨雪水更是生活中的常识现象。《红楼梦》中写到了妙玉煎茶用水的情节，她煎茶时非常讲究水质，请看第41回：
——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特意突出妙玉烹茶是用“隔年蠲的雨水”和“梅花上的雪”，其意当然是为了让妙玉显示自己的高沽和不同流俗。同时也借妙玉表达自己在鉴水上的主张。刘姥姥认为雨水茶“淡”，宝玉则赞雪水烹茶“轻浮无比”。这里的“淡”和“轻”都是品茶中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这不但需要味觉上的细腻，而且也需要精神上的契合，否则就不能体会。曹雪芹对水的见解代表着清代文人鉴水的倾向。
二、论器：崇尚古道(以古为美)
受“美食不如美器”思想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无论是饮、还是食。都极看重器具之美。在传统茶文化里，器与道是相通的，因此，历代的茶人对茶具都有很高的要求。
在《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中。除了煎茶用水用了一番心思外，那就要算写茶具了。妙玉一口气拿出数种并不常见的珍贵茶具，有“成窑五彩小盖钟”、“官窑脱胎填白盖碗”、“绿玉斗”、“蟠虬整雕竹根的大海”，以及“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的“晋王恺珍玩”的“ban(左分右瓜)??小焙惋宰湃?龃怪樽?值摹暗阆?iao(上乔下皿)”。翻遍古今中外的茶具谱，我们还找不到一件茶具能与妙玉所用的茶具相媲美。贾府是国公爷的后代，宝钗是皇商的后代，见识广博，然而在妙玉面前论起茶具来，则显得知识贫乏得很。在《红楼梦》中。妙玉究竟给贾宝玉等三人泡了什么茶并没有说，可见作者的本意并不在茶而在器。在作者的审美世界里，古就是一种美，用古器就是行古道。这正代表了清代文人对茶具的审美倾向。同时，它也表示着陆羽所创立的“因茶择器”原则到了清代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了。
三、择境：注重美感
冯正卿在他的《芥茶笺·茶宜》提出了适宜品茶的十三项条件，如无事，俗务去身，悠闲自得；嘉客，志趣相投。主客两洽；幽坐，心地安逸，环境幽雅；吟诗，激发诗思等。
妙玉可以说是条条具备，四十一回中紧接着贾母饮茶后的着力描写：“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另泡一壶茶。宝玉便走进来，笑道，‘偏你们吃梯已茶呢……”’于是四人一并边说笑一边饮茶。因为是“知己”，妙玉不惜拿出了珍藏了五年的玄墓蟠香寺前，梅花上的雪水来招待。外边的贾母、刘姥姥等人均不在其列。而且因为刘姥姥的到来。妙玉甚至要打水洗地，还要叫提水的小斯将水放在门外。茶是至清至洁之灵物，当然讲究洁净。但妙玉的“洁”实际上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而这恰恰是清代文人茶文化的最为主要的特征。
四、品茗：追求幽趣(以茶示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