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1
[关键词]社区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小河直街历史街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6-0067-06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杭州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保护和重修历史街区，尤其是运河沿岸，政府投入巨资改造滨水历史街区，使之成为运河沿岸休闲产业发展的文化符号。杭州休闲产业取得了很多成就，并于2010年11月获得了“最美休闲城市”称号，然而，休闲产业的打造并非一日之功，休闲氛围的培育也需要长期的努力，以小河直街为例，应将休闲产业发展和原住民的休闲生活需求紧密联系起来。对居民休闲满意度的个案研究，旨在探讨居民社区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高居民休闲满意度，更好地营造社区的休闲氛围，促进杭州休闲旅游发展。
目前，已有学者做了前期的相关研究。首先是对相关概念的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有：马惠娣认为休闲是在具体环境中构造出来的，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休闲不等同于休息，有恢复体能的功能，其本质在于思想的纯洁与宁静。李九全、张中华对于社区休闲的定义是，社区居民在闲暇时间内，运用社区的景观及环境设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放松身心、追求精神上的愉悦与充实，从事具有娱乐性、健康性、自发性而不是竞技性、营利性目的的社区活动总称。关于休闲满意度的定义，伯德和瑞赫博(Beard&Ragheb)认为是个体在参与或选择休闲活动时所形成、引发、获得的一种正向感受结果，是个体对一般休闲经验或情境感觉到满足的程度。
除了进行概念探讨外，还有很多关于休闲满意度与其他因素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两类视角。一类视角是探讨休闲满意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休闲参与度等方面的影响。如基恩(Guinn)指出休闲满意是生活满意的重要相关变量，休闲参与积极性与高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瑞赫博认为，休闲满意对休闲参与的影响力要明显高于休闲态度、收入、年龄、就业模式、婚姻时长等变量。受教育年限和性别对休闲参与程度有特别影响力。休闲满意是影响休闲态度的唯一变量。瑞赫博和格里菲(Ragheb＆Griffith)指出休闲满意对生活满意起着重大影响。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休闲满意度的六大变量与生活满意度全部正相关。《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的第一章提出，休闲能够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且是预测社会满意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另一类视角是关于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探讨。如瑞赫博发现，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越高。影响休闲满意度的因素，按强弱分别为兴趣爱好、文化背景、体育行为、社交行为、大众媒体行为。弗兰肯和瑞吉(Francken＆Raaij)认为，低收入群体更多属于低满意度群体，中产阶层也有很低的休闲满意度，而高社会地位的人群有着最高的休闲满意度。本文将在调研中部分验证这些理论，并提出新的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变量。
此外，本文根据现实情况，有选择性地采用伯德和瑞赫博制订的“休闲满意度量表”，以分析居民休闲满意度的动机因素。此量表是目前休闲满意度研究者最常使用的量表，全表按因素分析法分为6个层面59个子问题，分别为：教育层面(educationalcomponent)，指心智的刺激及自我了解与成长；心理层面(psychological component)，指自由选择与体验；社交层面(social component)，指与人共享与发展友谊；放松层面(relaxation component)，指压力与紧张的松弛与解除；生理层面(physiological component)，指身体健康的获得与保持；美学层面(aestheticcomponent)，指美的欣赏、观感与提升。
2 研究对象介绍
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杭州市北部，地处小河、余杭塘河和京杭大运河三河交汇处，占地面积约12.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15万平方米，包括重点保护区、风貌协调区和商贸旅游区3个区域。调研范围是重点保护区，包括小河直街和小河东河下，由管委会管辖，但小河直街属于小河社区，小河东河下属于拱宸桥社区。
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程完成后，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原住民共回迁了113户。笔者随机走访了其中55户原住民，共77人，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访谈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居民的个人基本情况、休闲活动、休闲意愿、休闲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同时走访了社区所在的管委会和居委会，考察了社区周边的休闲场所。
笔者对小河直街历史街区进行过两次随机调研，分别是2010年1月和2010年11月，两次走访得到了类似的人口特征数据。首先，居民多为中老年人，且居住时间长。被调查的77位居民中，年龄在45岁以上的居民共有45位，占58.44％，24岁以下的居民占12.99％。这些原住民在当地的居住时间达20年以上的占79.22％。其次，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简单，收入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70.13％，大学以上学历者占11.69％。目前无工作者较多，离退休、下岗及家庭主妇占46.75％。工人和服务人员占27.27％。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75％。
3 小河直街社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分析
3.1居民休闲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社区居民对目前休闲生活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占56.36％；觉得一般的，占30.91％；认为比较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占12.73％。究其原因，有如下影响因素：
(1)分割的行政区划导致居民休闲满意度下降
调研显示：小河直街居民对休闲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小河东河下的居民。小河直街居民对休闲生活现状表示比较不满意的，占6.45％；认为一般的，占22.58％；感到比较满意或很满意的，占70.97％。但小河东河下的居民，表示很不满意的，占17.39％；认为一般的，占43.48％；感到比较满意或很满意的，只有39.13％。其原因与分割的行政区划有关。小河东河下属于拱宸桥社区，小河社区的活动并不通知他们，这使他们有较为强烈的被抛弃感，从而产生不满意情绪。
(2)休闲活动参与度高的居民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
调研显示：住在小河直街主街上的居民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居民。住在主街上的居民对休闲生活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比例高达90％，远高于普遍的满意度水平70.97％。这可能与他们对社区活动的信息捕捉更为灵敏、参与度更高有关。一般社区活动如果是小范围参加，多以电话通知，如果是大范围，多在小河直街上以公告栏的形式告知，所以，主街上的居民更容易获得这些信息。参与较多的居民，对小河直街社区会有更强的认同感，也会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也验证了瑞赫博和格里菲的观点，即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度越高。
(3)收入对居民休闲满意度有部分的正面影响
首先，低收入并不一定带来低休闲满意度，但是高收入可能带来高休闲满意度。弗兰肯和瑞吉认为，低收入群体更多属于低满意度群体，中产阶层也有很低的休闲满意度，而高社会地位的人群有着最高的休闲满意度。此次调研部分证实了该论点，略有分歧。本研究以月收入1000元和2000元为界，划分居民收入区间。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居民多为待业者，没有收入或靠低保生活。该区间没有休闲满意度很高的居民，休闲满意度较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为58.33％。这些居民较低的收入使他们的休闲生活相对单调，这导致他们没有很高的休闲满意度。但由于生活仍然较有保障，休闲满意度总体上偏高。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的居民，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1.72％。这个收入区间的居民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职工人，一部分是退休工人。大部分居民的退休工资为每月1800元左右，没有达到2000元。这两类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存在差异，下文有详细分析。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居民，休闲满意度比例为61.54％。总的来说，收入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是正面的。
其次，低收入者也可以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这取决于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如果将小河直街居民的收入放在杭州市社会大背景下考虑，由于大量退休职工及低学历劳动力的存在，当地居民的收入普遍不高，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75.00％，但低收入者也可以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这取决于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小河直街居民总体收入偏低，但休闲满意度相对较高，其重要原因是：居民的休闲支出在其收入承受范围内，因而，休闲消费金额对休闲满意度影响不大。以数据为证：每月休闲消费在50元以下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为56.25％；每月休闲消费在50～100元之间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3.33％；每月休闲消费在100～300元之间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60％；每月休闲消费在300元以上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7.14％。可见，居民的休闲支出水平不同，却有类似且偏高的休闲满意度。有如下几点原因：
原因一，居民偏好相对简单舒缓的休闲活动。由于居民多为中老年人，所以，他们日常休闲以在家看电视为主(占67.53％)，或者在家喝茶打牌(占68.83％)，或者串门聊天(占33.77％)，这些活动几乎不需要任何花费。
原因二，居民大多有节俭的习惯，倾向于不需要花费或者少花费的休闲活动。问卷显示，居民每月的休闲消费普遍较低。每月休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居民占51.95％，其中还有6.49％的居民每月的休闲消费为零。每月休闲消费在100～300元之间的居民占20.78％，超过500元的仅占9.09％。居民较常去的休闲消费场所为街道、商场、超市或夜市，占32.89％，尤其是去菜市场，这是相对廉价的日用购物场所。近在咫尺的商贸旅游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休闲消费群体，而当地居民的反应普遍一致，即基本不去茶馆和咖啡馆、接待客人时去餐饮场所。据调研，餐饮场所中最受欢迎的是新腾飞，人均消费约40元(据大众点评网，2011年1月)，其次是河上轩，人均消费31元(据杭州口碑网，2011年1月)，但总体上居民的消费频率不高。居民消费频率较高的是两家面馆：长爱面馆和老桥头面馆。这两家面馆都遵循价廉物美原则。长爱面馆早餐提供3元／份的面条，其他时间面条价位在5～22元间。老桥头面馆消费最低5元，最贵12元。
原因三，居民的生活环境优美，不需要任何花费就可以享受别人需要付费的休闲生活。居民在家里或家门口喝茶可以享受到同样优美的环境，这也是居民不愿意去商贸区茶馆喝茶的重要原因。当然，他们也希望居委会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非常便宜的喝茶、打牌、下棋、搓麻将的公共社交场所。政府提供的大量免费的公共休闲场所也减少了他们的休闲消费支出。调研显示，有40.79％的居民会去公园、广场绿地等，这些场所在杭州都是免费的。
(4)居民的职业会影响休闲满意度
小河直街历史街区的原住民中，比例最大的两个群体是工人和离退休职工。对两个群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受到职业的影响。
工人的休闲满意度相对较低。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仅为41.67％，比总体的比例水平少29.30％。这可能与这部分居民生活压力大、休闲时间少有关。这些居民处于中青年阶段，家庭负担重，但收入低(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居民占该群体的91.67％)。在这部分居民中，没有人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很多，只有16.67％的居民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较多，远低于总体的比例水平41.56％。66.67％的居民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一般。
离退休居民的休闲满意度相对较高。自认为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占所在群体的79.95％，略高于整体水平。休闲满意度较高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居民有退休工资，大多接近每月2000元，生活比较有保障，生活压力较小，休闲时间充裕。他们中认为自己休闲时间较多或很多的占73.3％。
职业影响居民休闲满意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职业状态会带来不同的休闲时间分配以及不同的生活压力。充裕的休闲时间有助于提升休闲满意度。适度的生活压力可以带来相对舒适的生活状态，以及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进而提升休闲满意度。
(5)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受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
基恩认为休闲满意是生活满意的重要相关变量，相应地，生活满意也是休闲满意的重要变量。调研显示，居民对自身生活状况比较满意的，休闲满意度较高；对自身生活不满的，休闲满意度较低。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根据访谈的内容，低生活满意度可能带来低休闲满意度的原因包括：①生活压力大，休闲时间少；②收入低，无力承担休闲消费支出，休闲活动单调；③家庭生活不和谐，影响到休闲的心情；④家里有病人，生活支出高，缺乏足够的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反之，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可能带来较高的休闲满意度的原因包括：①空闲时间多，生活轻松悠闲；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可以有较为丰富的休闲生活；③拥有良好的生活心态；④稳定和谐的家庭生活；⑤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没有严重的疾病。
休闲本身构成生活的一部分，两者密不可分，因而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休闲满意度。在政府的大量投入下，小河直街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非常大的改善，由杭州城北的贫民窟转变为杭州重要的历史街区。因而，很多居民对于目前的生活感到比较满意，这使他们对休闲满意度评价相对较高。也有部分居民提出，如果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设施，如装上管道煤气，他们的休闲生活满意度会更高。可见，解决原住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问题，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反之，则可能会随时引发矛盾，带来不和谐因素。
以上分析可见，居民生活的各方面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休闲满意度，而且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交织，或互相叠加，或互相抵消，最终影响到每位居民对休闲满意度的定性判断。
3.2居民休闲满意度及其动机因素分析
对社区居民休闲满意度评价的衡量，主要借鉴伯德和瑞赫博制订的“休闲满意度量表”进行分析，按满意度高低依次为：居民平均的放松满意度为4.40；美感满意度为3.69；社会满意度为3.51；教育满意度为3.42；身体满意度为3.37；心理满意度为3.27。当地居民的总体满意度为3.61，属于中等偏上程度，其中“放松满意度”层面的平均数远高于其他层面的平均数。具体的居民休闲满意度平均数、标准差及平均数排序如表1所示。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知，带来社区居民休闲满意度最主要的5个因素依次是：心情愉悦、放松自己、维持身心健康、休闲场所环境清新干净、和别人接触互动。从居民休闲满意度的标准差可以看出，居民对前4个因素有较大共识。以上结果与居民的特征有很大关联，尤其是他们的年龄特征。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多来自“放松”的需求，也比较看重“维持身心健康”。他们并不倾向于“挑战体能”这样相对剧烈的休闲活动，也不愿意在休闲活动中使用技巧与能力。居民多是中老年人，且是相对缺乏学习能力的简单劳动者，所以，他们的休闲也倾向于从简单、轻松的活动中获得快乐。
居民在休闲活动中，对于“更了解自己”的动机处于中等状态。原因在于，他们中多为中老年人，认为对自己已经比较了解，不是特别热衷于从休闲中了解自己。居民对于“了解别人”，总体上也不热衷，45.83％的居民对于了解别人没有太大兴趣，但内部存在一些差异。相应地，居民比较喜欢“和别人接触互动”，占69.44％，但是内部分歧相对较大。综合来看，50％的居民既希望和别人接触互动，又希望在接触中了解别人；19.44％的居民想和别人接触互动，但不愿意更了解别人，而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26.39％的居民相对封闭，更喜欢独处，也不想了解别人。原住民的这个特征可以为社区组织活动提供一些思路指导。
总体上，基于休闲满意度量表分析得出的居民休闲满意度与居民的主观评价比较吻合。
4 关于提升居民社区休闲满意度的建议
4.1为居民提供更多群体休闲的机会
居民的社区休闲满意度较高，且多倾向于群体休闲。群体休闲是相对于个体休闲而言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一起进行的休闲活动，并在休闲过程中产生行为、感情的互动，并获得身体上、心理上的满足。调研显示，希望多人一起进行休闲活动的，占46.75％；希望两人一起休闲的，占12.99％，一般指的是与老伴；持无所谓态度的，占24.68％；希望一个人进行休闲的占15.58％。走访得知，虽然有少部分居民表现出较为封闭的倾向，但是大部分居民喜欢热闹，喜欢社区活动。不少居民表示，只要社区通知的活动，他们都很愿意参加。也有部分居民表现出被社区遗忘的不满甚至愤怒。可见，大多数居民希望有较多的群体休闲机会。
4.2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
根据对小河直街社区周边的考察，小河直街的公共空间极少。露天的公共空间拓展余地较小，室内的公共空间尚未有效利用。据管委会介绍，目前小河直街上还有很多公建房，其中酱园、3号暂借管委会使用。酱园里面展示着一些旧式的生产工具，用于公共活动，如唱越剧等。酱园一年中大约有1／3的时间开放。鉴于其他公建房不能挪作公用，酱园是最有可能被有效利用的公共空间。作为小河直街不多的历史遗迹，酱园用于单位办公场所并不合适；仅仅用于文化展示，无法充分物尽其用；被动地为一些活动提供场所，也非长远之计。所以，建议将酱园长期开放，为小河直街社区的居民提供一个长期的传统文化交流平台，其他周边社区居民可以参与，具体活动由管委会来操作。①作为各种文化展示的舞台，如越剧角活动、其他文艺汇演活动等；②作为社区居民定期的活动场所，如定期举办邻居感情联络会等；③为各种节庆活动提供筹备场所；④成为小河直街历史街区居民的信息交流中心。总之，充分利用酱园这一平台，不仅把它作为历史遗迹展示，更要让它融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居民沟通的媒介。
4.3为社区居民提供必要的休闲娱乐设施
目前小河直街的公共休闲设施极少。为了维持小河直街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朴风貌，社区没有设置休闲运动设施。但77.92％的居民希望能够增加休闲设施，特别是健身方面的设施。考虑到普通的运动器械可能会影响小河直街社区的历史风貌，可以分散设置在相对偏僻的位置。由于居民多倾向于静态休闲方式，可以在运河沿岸增设一些公共休憩设施，如木椅等，供居民散步时休息。也可以在运河码头附近设置一些简便的不影响视觉效果的娱乐设施，如秋千椅等。
4.4较大范围较多次数地组织免费社区活动
居民缺乏自行组织的能力和动力，所以，需要依靠社区根据居民特色有计划地成立一些特色民间组织，并定期组织活动，且扩大活动的波及面。可将举办过的比较成功的社区活动固定下来，形成传统，并逐步改善细节，以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如纳凉晚会，很受欢迎，就可以保留下来，甚至根据居民需要增减举办次数。公布电影节目表，让居民选择电影内容。每次活动结束之后，向居民征询反馈意见，以利于下次改进。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2
关键词：旅游开发 居民满意度 差异 北海
一、引言
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是指，旅游地居民将其对本地旅游开发的期望与实际感受相比较所产生的愉悦或者失望的心理状态。[1]当前，研究旅游地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对我国旅游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一些旅游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了当地居民与开发商互相对峙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地居民作为旅游地旅游开发的影响者、参与者及受益者，是旅游开发的核心利益主要相关者之一，其对旅游地旅游开发的态度及满意度是旅游地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国内外已有的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研究主要集中在满意度测评，如吴忠军、唐晓云 （2006）对居民旅游满意度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模型构建，如陈晓艳 （2008）以南京江心洲为例，对农业旅游目的地居民满意度及其影响的研究；汪侠（2010）对阳朔旅游开发的居民满意度驱动因素的研究，以及满意度与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之间的关系（Allen，et al.，1988； Perdue，et al.，1990； Ko，Stewart，2002；刘静艳，等，2006）等方面，对旅游地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差异涉及较少，本文拟通过因子分析与方差分析探讨旅游目的地旅游开发的居民满意度的差异性，旨在为旅游地科学规划、开发与管理，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及数据采集
本文研究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法，采用5分制来定量测定（表1）。分别用1代表很低、很不同意，2代表低、不同意，3代表一般，4代表高、同意，5代表很高、很同意。调查区域主要是北海银滩附近的社区居民及周边的社区居民，一共发放了120份问卷，一共收回100份问卷，回收率是83.3%。采用SPSS 16. 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对缺失的数值采用列表删除法进行了处理。
表1 居民满意度问卷的量表设计
注：此量表是在汪侠、张洪等人设计的居民满意度问卷量表的基础上改动得到的。
三、实证数据分析与研究
1、总体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Alpha分析模型中的Cronbach一致性系数a值来进行信度分析。本文的可靠性系数是0.502，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调查居民样本的基本情况：性别方面：男性占51%，女性占49%；在年龄方面，18岁以下占3%，18-25岁占27%，26-35岁占32%，36-50岁占30%，大于50岁占8%；在教育程度方面，初中以下占22%，高中或中专占21%，大专占21%，本科占30%，硕士占6%。在出生地方面，本地出生人口占55%，非本地出生人口占45%；在居住时间方面，时间小于1年占1%，1-5年占16%，5-10年占17%，10-20年占17%，20年以上占49%；在家中是否有旅游从业人员方面，有从业人员占12%，无从业人员占88%；月收入方面，≤1000元占6%，1001-2000元占5%，2001-3000元占22%，3001-5000占40%，5001-10000元占21%，≥10000 元占6%；在是否旅游从业人员方面，是从业人员占16%，不是的占84%。
从满意度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北海旅游开发居民正面旅游影响感知的均值为2.8056；负面旅游影响感知的均值为3.3733，居民整体满意度的均值为2.6367，表明北海市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比较低。
2、居民满意度的显著性差异分析
根据变量的数据类型，本研究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得到12个指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促进文化交流、提高当地知名度、有利于历史遗迹的保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加快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期望、生活成本的增加、交通更加拥挤、犯罪率的提高、城市污染加重）是与居民满意度的关系大于0.6，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把这12项相关指标组成因子、采用主成分萃取法提取公因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新提取2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54% 。表明这两个公因子是影响北海市居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其中，第一个公因子中包含6个指标有：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促进文化交流、提高当地知名度、有利于历史遗迹的保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和加快城市建设，称为“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 特征值为7.519，方差贡献率为62.656% 。第二个公因子中包含5个指标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期望、生活成本的增加、交通更加拥挤、犯罪率的提高、城市污染加重，称为“满意度负面影响因子”，其特征值是1.546，方差贡献率为12.885%。对这两个公因子与被调查对象的8个人口学特征进行差异性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满意度正面因子在不同年龄群体间存在差异
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进行方差分析，满意度评价均值为3.33，属于基本满意。其结果显示，其显著性为0.04小于0.05，表明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满意度影响因子存在差异。从其均值来看，18 ～ 25岁年龄段的居民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的评价最高，其次依次是≤18、≥50、36 ～ 50 和26 ～ 35年龄段的居民。
（2）满意度正面因子在是否是旅游从业人员群体存在差异
根据被调查居民是否是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分组，对两组居民的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其显著性为0.05，表明是否是旅游从业的居民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是旅游从业人员和不是旅游从业人员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评价的均值分别是3.64和2.98。说明从事旅游业工作的当地居民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的评价高。
四、提高北海居民旅游开发满意度的建议及对策
1、社区居民利益的实现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要确保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存在及开发的优先受惠权，是协调自然资源存在及开发与当地居民权益关系的基础。旅游开发必须将当地居民纳入发展主体，使之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由配角发展到主角，拥有对旅游发展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提高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从而使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进行，保证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扩宽居民的参与途径
调查显示，在北海旅游开发中并没有给居民带来更多的收入，他们除了能共享旅游开发给居民带来一定便利之外，没有获得其他的收益，使得他们对旅游开发产生不满的情绪。要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积极性，旅游开发商应该设计更多的适合当地居民的工作岗位，招聘当地的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的工作人员，从而提高居民的参与度，提高当地的就业机会，减少当地的失业率，从而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是提高居民的满意度的有效方法。
3、提高当地中老年居民的出游率
调查数据显示，北海中老年居民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的评价低，因此，旅游业各部门可以通过开发一些对中老年居民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鼓励他们积极的参加旅游活动，使得他们对满意度正面影响因子的评价得到提高，从而提高他们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
4、减少居民满意度负面影响因子的影响
根据调查结果，负面旅游影响感知因素也是影响北海居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减少这些负面因子的影响：
（1）合理规划旅游景区景点
旅游开发商在进行旅游开发之前要做好实地调查，合理规划景区景点的开发，保证景区景点的可进入性，使得游客能顺利的进旅游活动，同时也不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交通的不便利，合理控制游客的数量，确保景区资源不被破坏。
（2）加强城市的基础建设
加强北海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共交通方面，需要有花大力气进行改进。另外，要按照景区总体规划的布置要求，进行招商引资，完善景区内旅游基础设施和提高旅游服务接待设施，以及景区环境保护和绿化工程建设。重点解决景区内的交通、通信、饮水、厕所及能源等问题，引导和培育群众的环保意识，积极创建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环境。
（3）做好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宣传工作
在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和文化保护的宣传。在各景区内明显的地方设计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的标语，时时刻刻提醒游客要保护环境和保护历史遗迹，提高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在社区内也要设计环境保护的标语，提高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5、要加强社会治安的管理
加强对法制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对于那些犯罪分子要严格处置，从而达到降低居民犯罪率，为居民提高一个安全可靠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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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晓艳.农业旅游目的地居民满意度及其影响研究———以南京江心洲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3
关键词：养老保险；生活满意度；新农保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本人的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是衡量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主观福利的一个主要体现。对生活满意度的探讨与研究，大多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社会指标”运动。随着时间的发展，生活满意度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渐成为了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且农村人口比例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研究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自2009年9月起，国务院开启了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引起了学者们对新农保实施效果的研究，主要涉及新农保对储蓄、消费、劳动供给和养老模式等的影响（岳爱等，2013；陈华帅、曾毅，2013；马光荣、周广肃，2014；张川川、陈斌开，2014；程杰，2014）。另一方面，在关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的诸多领域中，社会保险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我国实施的新农保试点恰好为此项研究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因此本文主要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数据来探究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情况讨论了参加新农保缴费以及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两种情形下的影响因素，并且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
一、 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针对生活满意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颇多。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生活满意度的概念、测度和范畴等方面。之后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逐渐成为重点，涉及到收入、就业、家庭、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本文所论及的社会保险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国内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则起步较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曾经有过较大规模的针对客观生活质量所进行的经验研究，之后开始逐渐转向明显具备主观特性的生活满意度上，并且主要是关于不同性质群体（青少年、老年人或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外关于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文献并不多见，已有文献当中，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是针对农民工、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吕斐宜，2006；叶继红，2007）。其次从研究范围来看，大部分是研究某一个或某几个地区的农民的生活满意度状态（袁庆等，2009；胡荣华、陈琰，2012）。最后从研究内容来看，另有部分文献研究了生计资本、收入差距等特定因素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赵雪雁，2011；彭代彦、吴宝新，2008）。因此，综上所述，关于养老保险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还尚未被关注，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所在。
二、 数据与实证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和2012年两轮调查形成的面板数据。根据新农保的相关规定，6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可以直接领取养老金，而60岁以下的则需要按年缴费。所以我们将样本限定为CFPS全国代表性样本中16岁以上的农村户籍居民，同时剔除了学生和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其中主要的被解释变量为生活满意度，对于60岁以下的样本，关键解释变量为两个：一个是代表是否参加新农保缴费的二值虚拟变量，另一个是新农保年缴费额的对数值。对于60岁以上的样本，关键解释变量为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二值虚拟变量。除此之外，控制变量还有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值、健康水平、年龄及平方项、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是否有儿子等相关变量。
CFPS的问卷中对生活满意度的打分是1分～5分五个档次，这种数据结构适合使用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新农保试点是在县级层面展开，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相关性问题，在检验时使用县（区）层面聚类标准误。此外，虽然国家制订了新农保试点县的名单并且规定了试点的时间，但是是否参加新农保以及缴费的级别均是由个人自主决定的。因此，作为家庭自愿做出的参保决定，可能与对生活满意程度一起，均是由某些遗漏变量来决定或影响的。同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参保行为，产生反向因果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关键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家庭所在县（区）是否在调查时点开展了新农保试点的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三、 实证分析
1. 参加新农保缴费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首先，我们考察了参加新农保缴费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所考察的对象为60岁及以下（2010年58岁及以下）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表1中（1）列～（2）列为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参加新农保以及新农保缴费数额均对生活满意度有着正向影响。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新农保是我国第一次在广大农村建立起的如此庞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数众多，覆盖面广，这意味着农民的养老问题可以在初级层面上得到解决和保障，所以相应提高了生活满意度。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人们的养老保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收入水平。因此表1的（3）列～（8）列按照样本2012年的人均家庭收入水平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分别考察新农保对这三类人群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我们对比研究发现，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主要来源于中等收入人群。这主要是由于，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还不高，未来能够领取的养老金也比较有限，这对于高收入居民来说数额极其微小，所以难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而对于低收入居民来说，生活中面临较大的经济困难，参保缴费难以改变当前现状，因此对其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也不大。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健康程度、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均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与生活满意度呈现U型关系，这一关系的底点大概在40岁左右。以上控制变量的结果，均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
2. 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考察了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考察对象为60岁以上（2010年58岁以上）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列为全样本的回归结果，（2）列～（4）列同样为低、中、高三类收入水平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也对生活满意度有着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中等收入的样本。通过表2第（3）列与表1第（5）列结果的对比不难发现，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远远大于参加新农保缴费的正向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新农保的缴费额和预期收益均比较低，根据张华初和吴钟键（2013）的计算，新农保的养老金替代率仅有10%左右，因此新农保对60岁以下样本的作用相对较小。而对于6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来说，可以直接领取660元的养老金，这占其收入的22.4%，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其消费水平，改善其养老状况和生活状态，从而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其生活满意程度。
就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而言，大部分与60岁及以下的样本一致，如仍能发现收入、健康和教育程度对生活满意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唯一不同的是，有儿子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方面在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儿子对于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有儿子意味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程度。
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正如前文所述，新农保参保变量可能会因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问题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对此我们利用一个县（区）是否实施新农保试点的二值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它所具有的两个特性决定了其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工具变量：一是相关性，即一个县是否开展新农保试点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二是外生性，即一个县是否开展新农保试点是由国家确定的，不会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生活满意程度。同时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控制个体和时间两个维度的固定效应，来进一步探究新农保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果性。回归的结果这里限于篇幅不予列出。我们发现，即使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参加新农保缴费和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仍然可以显著的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并且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仍然远远大于参加新农保缴费对60岁及以下人群的作用。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和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未满60周岁的居民参加新农保缴费，还是60周岁以上的居民领取新农保养老金，都会显著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这种正向作用主要来源于中等收入居民，并且领取养老金对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些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说明新农保不仅起到了解决农村居民养老后顾之忧的作用，还极大的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程度，这对于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和谐程度的改善均有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还较低，应该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和补贴力度，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从而提高新农保的参与程度。此外，由于新农保主要对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收入水平最低的阶层作用并不明显，所以在未来新农保政策改进实施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低收入弱势群体的倾斜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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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4
通过健康教育讲座等宣传教育方式，提高社区居民对农药残留、有毒物质、食物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的意识程度，定期对社区居民通报食品中毒信息。劳动卫生针对居民的职业进行劳动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职业病危害的认识，并加强劳动污染对居民生活环境影响的监测。心理卫生了解居民的心理、精神状态，对于存在心理不良问题的居民进行积极心理引导，树立居民积极向上、乐观、健康的心态，有助于帮助居民处理家庭、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避免疾病的发生。流行病学研究定期观察流行病发生、发展情况，在流行病高发季节提前进行预防，避免出现大流行的发生。
2统计学方法
数据结果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首先做正态检验，计量数据采用（χ±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配对均数t检验，以P<0.05，为具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项目调研方法居民对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的调研，由调研小组设计相关知识问答卷，调查该地区居民对有关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问答卷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越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满意度情况的调研，由调研小组设计满意度评价调查表，让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相关工作进行评价，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说明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越满意。
3结果
第一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67.32±12.23）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76.43±3.67）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78.87±3.54）分；第二阶段，该地区居民相关知识掌握为（89.32±16.21）分，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为（28.78±1.78）起，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为（92.34±7.76）分，可见第二阶段的居民相关知识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发生例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满意度明显优于第一阶段，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4讨论
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5
关键词：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中图分类号：F04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93-07
收稿日期：2013-07-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与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11YJA790174）；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提高山西省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的路径研究”（2012041059-02）。
作者简介：赵静，女，山西晋城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经济系助教，研究方向：统计学、数量经济学；靳共元，男，山西运城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经济系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理论；张晓林，女，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财政学。
一、引言
近年来，各大省会城市争先竞争“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殊荣，各大媒体网络也纷纷推出关于“幸福”话题的栏目。这些无疑都在告诉我们“幸福”已经逐渐成为民众心中的关键词。目前，我国所做的关于幸福测评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然而要建成小康社会，践行“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实现“中国梦”，中国七亿多的农村居民是不可忽视的群体，因此关注农村居民的幸福状况同样事关重大。
幸福，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范畴。即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幸福指数，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人们的主观感受。就是把人们对幸福的主观感受，通过指数这样一套测量体系进行数字化的比较和分析，得出相关数据和客观结果，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
郭宏福[1]指出：“幸福指数的推出标志着执政党全面践行民生政治的开始，幸福指数调查可以有效反映民生状况，为科学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幸福指数是社会问题的‘诊断器’，也是社会心理的‘指示器’。”曾鸿[2]认为：“使用幸福指数，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经济发展了，我们却感觉不那么幸福了……”。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开始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我国也开始吸取各国提高民众幸福感的经验，积极参与国际讨论。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的我国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3]2012年10月23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德里出席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知识和政策”第四届世界论坛统计局局长：只有GDP不一定幸福，没GDP一定不幸福。2012-10-23，中国新闻网。。在“测度幸福的国家经验”圆桌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开展幸福测度的情况》的发言，马建堂说：“中国国家统计局虽然没有正式开展幸福测度工作，但也开展了两项相似的评价测度工作。一是小康社会建设进程监测评价工作。二是发展与民生指数”。可见，我国也在积极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测度的发展方向以及建立反映我国民众幸福状况的指数体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高度发展的活力，创造了 GDP 年平均增速 9.8%的发展奇迹，同时农村经济也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带给民众物质上极大幸福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幸。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环境污染已经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进城务工人员儿童的上学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亚健康，农村居民激烈的生存竞争等等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面对新问题，中央国家各级领导不断推出新政策，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必须固本强基，始终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统筹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2013-02-01，新华网。”新农村建设的提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它们不仅说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闲置人员就业率、增加对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等是当前的头等大事，而且强调完善新农合医疗保险制度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可见，建立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该指标体系的设立和完善，为相关部门优化新农村建设政策和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提供有益借鉴。
二、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一）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我们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角度对指标进行综合筛选。依据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根据中央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意见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民主管理”，构建了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4]。见表1。
本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有两个：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公平；二级指标有六个：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村人文环境、农村自然环境、政府信用水平；三级指标有二十四个：家庭年均总收入的增长速度及满意度；用于教育消费的比例及满意度、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和医疗养老保险参保率及满意度、农村干净、整洁的状况及满意度、农村民主管理水平的满意度等。总体来说，该指标体系包含内容较广，涉及领域较多，便于在搜集数据时，参照区域的发展水平，适时调整指标，做出合理的取舍。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和面对面访谈的形式，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获取数据资料。调查问卷首先经过农村幸福指数调查小组和一些专家的初步设计并预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后展开正式调查。
本调查问卷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包括基本信息、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村人文环境、农村自然环境、政府信用水平相关问题的具体选项的回答，共计56个问题。并通过访谈进行详细的记录，便于对影响因素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例：您家庭收入来源于哪些方面？A农产品销售收入、B外出打工工资收入、C投资收入、D家庭经营收入、E政府补助；第二部分是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是对第一部分指标满意度的回答，共计25个问题。为了便于对幸福指数的测量，使用李克特量表的构造，包括五个层次满意度的回答，即：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例：您对您家庭收入的来源是否满意A非常满意、B比较满意、C一般、D不满意、E很不满意。
山东省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人口是我国的第二大省份，农村居民人数众多。2012年8月至9月，我们课题小组利用暑假时间，并由本校山东学生作为向导，对济南、青岛、菏泽3个地区展开了调查，共发放250份调查问卷，济南收回有效调查问卷70份，青岛收回69份，菏泽收回79份，共计218份。
三、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指数实证研究
（一）山东省农村居民分项满意度指数的测度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方法比较多，本文采用李克特量表将定性满意度的回答进行定量化。该量表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陈述有“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1，2，3，4，5。本文采用“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五级态度，分别附值10，8，6，4，2。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类整理，首先采用线性加权法[5]计算出24个指标的分项满意度指数。见表2。
（二）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的实证研究
1.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幸福指数的测量方法很多。本文采用模糊评价法进行幸福指数综合评价。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标方法。该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它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的特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适合各种非确定性问题的解决。
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模糊综合评价的基本建模步骤如下：
（1）建立评判对象的因素集U={u1，u2，…，un}。因素综合地反映出对象的质量，人们就是根据这些因素给对象评价。
（2）建立评判集V={v1，v2，…，vm}。对U中的每一个因素根据评判集中的等级指标进行模糊评价。
（3）建立单因素评判矩阵R。即：
（4）确定权重。由于U中各因素的重要性不同，需要对每个因素赋予不同的权重，它可表示为U上的一个模糊子集A={a1，a2，…，an}，并且规定∑ni=1ai=1。
（5）综合评判。在R与A求出之后，采用模型M（・，+）计算综合评判矩阵B=A・R，记B={b1，b2，…，bm}，它是V上的模糊子集。其中bj=∨ni=1（ai∧rij）（j=1，2，…，m）。
2.实证研究
（1）建立因素集
本文因素集U分为三层，相应符号代表的含义与表1一一对应：
（2）分层次做综合评价
首先，合理分配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同时结合对农村普通居民、村委会、乡镇县级领导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调查与咨询，构建两两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然后将其对应的特征向量经过归一化处理，就可以求得各个指标的权重。具体权重值见表3。
然后，分层次做综合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根据三级指标计算二级指标的评价矩阵。即：B11=A11・R11；
B12=A12・R12；
B13=A13・R13；
B21=A21・R22；
B22=A22・R22；
B23=A23・R23。计算结果见表3。
第二，根据二级指标计算一级指标的评价矩阵。即：B1=A1・R1；B2=A2・R2。计算结果见表3。
第三，综合比较三个地区的农村居民幸福指数。即：B=A・R。计算结果见表4。
四、 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现状比较结果与分析
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分析得出济南、青岛、菏泽三个地区的幸福指数分别为6.342、6.611、6.373（如表4所示），济南、青岛、菏泽三个地区农村居民处于一般幸福状态与比较幸福状态之间。其中，青岛地区的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最高，接近比较幸福的水平，其次菏泽农村居民幸福指数较济南地区略高些。总体上山东省农村居民处于一般幸福状态与比较幸福状态之间。
青岛地区地处山东省东部，具有中国品牌之都、国际帆船之都、世界啤酒之城的美誉，从图1和图2中可以看出，不论从经济因素来看，还是从社会因素来看都遥遥领先，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自然环境方面，作为国内知名的旅游景区以及山东省副省级城市（俗称“第二省会城市”），经济结构合理，农民收入水平就高了；优越的自然环境给当地农民幸福感增分不少。菏泽地处山东西南部，具有中国牡丹之都，武术之乡，戏曲之乡，书画之乡，民间艺术之乡的美誉，人文环境良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突破菏泽”战略的实施，菏泽经济总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三个地区中粮食自给率满意度最高（见表2），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要高于济南（见表3）。该地相对于济南地区，远离省会城市带来的各种不安，视野比较狭窄，安于现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优势[6]，人们相对幸福感高一些。但该地域毕竟地方小，农民在消费水平、政府信用水平两方面幸福感不及济南地区。
（二）政策建议
由于问卷调查本身存在的局限，以及抽样调查存在的非抽样误差，不免会影响研究结果。我们只希望通过调查过程与亲身体验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得出比较真实的结果，为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建议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实际调查以及实证结果我们不难看出，要想提高民众的幸福感，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同样重要。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对经济的要求有所降低，农村居民更加注重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建设，如食品安全、学校建设、交通建设、村镇建设、医改建设等，他们对近些年来的村镇建设、医改建设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对政府对三农的关注也感到很满意。因此，相关部门应该更加注重农村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建设，加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政府信用水平，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7]，提高其幸福感，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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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6
[关键词]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7-0112-03
2012年6月，武汉市市政府出台了《武汉市建设人民幸福城市规划》，这项全国首个幸福城市规划，从富足、保障、宜居、公平、文明五大方面，列出43项细化指标“计量”幸福。为反映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水平，调查组于2012年底在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等7个中心城区分别采用了分层随意抽样、多阶抽样的方法，对武汉常住居民的幸福状况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发放问卷460份，有效率为96.7%。问卷中设计了19个具体因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家庭月收入五个方面。第二部分是分项幸福指数，包括居民对目前住房条件、交通状况、人际关系、身体健康状况、基本权利行使、生活环境等方面满意度的问题，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因素的问题。第三部分是调查对象的总体幸福指数，包括武汉城市发展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
一、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结果
1.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更容易获得幸福体验
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规划，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发展机遇较多，对社会的发展充满信心。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读书“充电”来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从不断的学习中获得满足感，体验幸福。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获得工作或者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相对较少，一般感觉生活空虚、单调。调查结果显示，学历在资源分配中占有一定优势，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经济地位、就业机会和社会支持密切相关，较高的教育水平是影响个体体验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
2.幸福感高低与居民的职业、经济收入关联性很大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与职业、经济收入密切相关，收入较高的群体在选择个人理想生活上拥有更多的自由，可抵御经济和个人风险，因此也更容易获得幸福体验。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何种幸福指数群体，高收入人群的人数比低收入人群的人数少得多。表明武汉城市居民贫富差距依然很大，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呈现“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3.对住房条件的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对医疗、交通、环保、安全等外部环境状况的满意度普遍较低
23.8%的居民对自己目前的住房条件处于低满意度水平，22.7%的居民对自身居住的社区环境如绿化、净化等也处于低满意度水平。54.4%的居民对武汉目前的交通状况处于低满意度水平。 在医疗方面，35.3%的城市居民认为武汉的医疗条件和服务处于低满意度水平，41.1%的居民认为一般。尽管武汉市医疗技术条件比较好，部分居民认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市民就医舍近求远，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少有人问津。
2012年5月北京大学公布全国28个大中城市“烦恼指数”中武汉最末，平衡指数仅为46.69，排在第28位（如表1），反映出武汉城市居民普遍存在的心情状态。同时近年来频繁曝出的铬超标胶囊、三聚氰胺毒奶粉、地沟油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雾霾天及PM2.5使人们对社会生活环境产生担忧，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感。调查显示，48.8%的居民认为安全感不强，只有7.2%的居民表示很有安全感。
4.对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较高，对行使基本权利的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
人际关系也是反映人们身心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发现能够合理协调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三者关系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体验。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50%的居民反映可以处理好，23.4%的居民反映偶尔能够处理好，3%的居民反映完全处理不好。
武汉居民认知权利的意识普遍比较高，但27.6%的武汉城市居民对自身基本权利的行使处于低满意度水平，更有少部分居民表示他们从未行使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有关”，一个民主、公平、法制健全的政治环境是居民获得幸福感的重要保障，只有居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幸福感才会提高。
总的来说，武汉城市居民在对目前生活质量的高、中、低满意度群体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3.0%、34.8%和22.2%，有60.4%的居民认为未来将会比现在幸福。可见居民对武汉未来城市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人们一切主观活动的基础，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收入越高，幸福指数就越高。但经济收入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具有复杂性。著名“伊斯特林悖论”认为，当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美国1991年人均实际收入是1946年的2.5倍，而主观幸福程度基本上保持不变（Easterlin，2001；Frey and Stutzer，2002）；对英国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日本1987年的人均GDP比1958年高5倍，但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增加（Oswald，1997）。《2013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也指出，2012年武汉市居民收入增速首超GDP增速。但无论从总体还是从不同居民阶层等来看，武汉城市居民幸福度处于中等，这主要源于作为人的幸福感受的基础：武汉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物价、房价上涨影响居民的物质生活，而精神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居民的文化渴求及愿望仍有较大差距。
2.民生因素
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是有效提升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近年来，建设“幸福武汉”也成为武汉的热点议题，2012年“幸福武汉”写入武汉政协议案，2013年“坚持民生优先，增进人民福祉”、建设“美丽江城、幸福武汉”写入政府工作目标，都体现出政府正在努力建设让群众满意的幸福和谐城市。2013年武汉开通25条微循环公交线路；建设绿道200公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增加20%，文体惠民工程得到进一步推进，市民一年仅需花费200元可畅游21家收费景区等。可以说，目前武汉市居民幸福指数总体处于中上等指数范围与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有着密切联系。
3.人际关系因素
根据调查，收入、住房和婚姻家庭问题是位列前三的影响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婚姻问题日后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子女作为家庭单位的一份子，其教育问题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调查了解到，有受访者表示家中子女正在接受良好教育，子女在校的优良表现使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望，但过高的子女教育费用也给居民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
4.社会因素
生态环境、交通环境以及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进而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指数。武汉在全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中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为第26名，空气质量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居倒数第6位；在全市70个主要监测湖泊（水库）中，25个湖泊（水库）水质较差，均为劣Ⅴ类，占35.7%。从调查结果看，武汉市居民对社区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很低，分别为15.63%和14.06%。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看病就医等社会问题突出是导致武汉城市居民幸福度不高，也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
三、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升策略建议
1.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加快“软环境”建设
政府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高武汉市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积极改善外部“软环境”建设，摈弃以牺牲环境、过度竞争为代价，单纯追逐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的旧有模式，逐步建立起与人们幸福感高度融合的新模式。只有GDP与GNH同步协调发展的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不断进步的社会。
2.改善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交通、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关注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进一步把发展成果体现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上来，引导民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3.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多数人幸福为目标的和谐社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政府职能也在由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调整转变为以多数人幸福为核心的基础上来，将提升GNH纳入到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评体系中，不断完善武汉居民幸福指数考核的硬性指标，“幸福武汉”才不会成为一个空头口号。
4.加强居民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培养
城市居民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追求目标，幸福感表现为一种价值感，自己感觉到有存在的价值就会感觉到幸福，应为居民多创造出这样的条件或机会，使其在一步步的实现中感觉到满足与快乐，自然就会产生幸福感。
综上所述，通过因素分析和逻辑分析，上述武汉市居民幸福指数状况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武汉居民的现状和未来的诉求取向。虽然限于问卷范围和居民主观因素的影响，其结论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但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越来越关注武汉市的发展能给居民带来什么，越来越关心能否从城市的发展中获得更多幸福感。作为党政部门，积极提升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既是责任又是义务，既有困难，又有机遇，本文提到的几点策略建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希望能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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