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国的诗歌范文1
摘要：《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而其中的爱情诗更具有明显的特征，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中的爱情诗具有感情热切大胆，鲜明的民歌特色，强烈的抒情性，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等特点，这些特征对于中国的诗歌发展具有导向作用，自此我国抒情性文学便树立了其对于文学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诗经》 爱情诗特点 影响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04-0020-01
引言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的诞生。《诗经》中的作品大都关注现实，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丰富而深刻，题材多样，尤以表现婚姻和爱情的诗歌最能体现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情感活动，这类诗歌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从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同时对后世的文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产生长远的影响。
一、从内容方面谈《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
1 追求婚姻自由和对爱情的忠贞
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开端，《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在那个社会，青年人想要追求忠贞不渝的爱情就要冲破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束缚；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封建的婚姻制度更加剧了女性的苦难。因此，追求婚姻自由和对爱情的忠贞成为那时婚姻爱情诗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在表达对忠贞爱情的追求方面，大胆而又委婉，其中《氓》最具代表性，“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它通过一个妇女的不同寻常的悲惨遭遇，体现出了对整个男权社会的不满，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在最后的结尾处女子主动提出了与对方决裂，这很明显的就体现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
2 乐观热情的感情基调和浓厚的民歌特色
这些婚恋诗歌健康、乐观的感情基调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劳动生活上的。《周礼，春官，媒氏》中说：“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写出了二月天气渐暖，人们可以适当在户外活动，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寒冷过程，男女人们身心都得到了适当的舒展，世界万物花草萌发，勾起了人们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欲望。《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大都出现于十五国风当中。是由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作，大胆泼辣，体质短小，带有浓烈的民歌特色。例如《郑风》中收录的《将仲子》，着力刻画了女子的内心矛盾，表达压抑的青年渴望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恋爱的精神，这首诗歌属于郑地，可见其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
3 强烈的抒情性特征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诗经》不仅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同时也是我国抒情文学的源头。《诗经》中的叙事诗较少，主要以抒情诗为主。例如：怨妇诗大都体现了妇女遭受婚姻的不幸，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带有强烈的悲情色彩。《君子于役》是一首闺怨诗，抒发女子对其丈夫久久不归的深切思念之情；《子衿》抒发了主人公对恋人的眷恋之情。正是由于婚恋诗中这种强烈的抒情性特征，从而增添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令我们了解到了古代人民真挚深厚的感情以及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之情，为我国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抒情特征作了坚实的铺垫。
二、在表现手法上对于“赋”、“比”、“兴”的恰当运用
《诗经》开创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就是铺陈排比，如《伯兮》“焉得宣草，言树之背”由自己的忧愁无法排遣，联想到忘忧草，从而说明其想念丈夫是忧思之源。在后代的诗歌中这种表现手法也很常见，例如被誉为“乐府双壁”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都广泛的运用了这种手法。“比”一般指比喻，是修辞意义上的一种表现手法。如《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和“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用来比喻女子对于青春易逝、容颜衰老的感叹。“兴”是指借助他物来引起此物。例如：《桃夭》中“桃之天天，烁烁其华，”用桃花灿烂的样子来说明新娘的美丽漂亮。
三、婚姻爱情诗对于后世的影响
婚姻爱情诗无论从内容或艺术手法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婚姻爱情诗中强烈的抒情性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抒情传统，如屈原的《离骚》是一首抒情长诗，塑造了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古诗十九首》主要抒写游子思妇之情；而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李白的浪漫狂放和杜甫的沉郁顿挫更是将抒情发挥到了极致。
关于爱国的诗歌范文2
关键词：语言密码；散文诗；意象；关键句；情感；音韵；诗意
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共七篇文章，《雪》、《雷电颂》、《日》、《月》、《海燕》、《浪之歌》、《雨之歌》，内容涉及日月光华，风雨雷电，浪花海燕，这些美丽的形象传递了作者的丰富的情思。所有的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文体：散文诗。散文诗是既有散文之韵，又有诗歌之美的独特文体，小巧、凝韵、空灵、具有浓烈的感情。如何引领学生走进文本，感受文章之美？很多老师对这个单元的教学感觉为难。四月份上教学研讨课，我选择了纪伯伦的散文诗《浪之歌》。我以语言为突破口，作了一些探索。
（一）解析意象，领略意蕴之美
意象是理解诗歌的钥匙，也是理解散文诗的钥匙。袁行霈说：“语言是诗歌意象的物质外壳，由语言分析深入一步就是意象的分析。散文诗的艺术不能停留在语言的表层上，它的艺术奥妙，从它的意象上可以得到不少。”具体的形象与情感的融合就形成了散文诗的意象，由此看来，我们要领悟作者的情感，散文诗中意象的解读是不可少的。
在《浪之歌》中，海浪被诗人赋予了一个浪漫的浪花的形象，它首先作为“海岸”的情人出现，在前四节里，铺陈出的是一个热恋中的女性形象，在周而复始的潮汐的律动中与爱人难舍难分。接下来，这个女性化的形象融进了更深广的喻义，它成为一个人间世界的守护者。至此，我们领悟到诗中海浪的爱情的内涵，那不仅仅是对海岸的爱情，还是更广阔的对世间万物所怀的满腹的爱情。海浪对爱情的这种态度，也正是诗人对祖国深厚情爱的反映。为了理解海浪这一形象，我从“海浪”这一意象入手，设置了如下教学环节：
师：诗中的“我”是谁？
生：海浪
师：海浪是怎样的一个形象？你从哪些诗句看出来？
生：它是海岸的情人，从“我同海岸是一对情人”可以看出。
生：海浪很爱海岸，诗中说：“我拥抱着他”、“我扑到在他脚下”。
生：还可以从“合为一体”、“海誓山盟”、“把爱恋的祷词歌吟”等词语可以看出。
师：可见爱浪是深爱着海岸。但海岸仅仅是爱海岸吗？
生：它还深爱着世间万物。
师：哦？你有什么依据？
生：诗中“曾有多少次”那一组排比句就写到他陪美人鱼跳舞、他帮助有情人吐露衷肠、他陪礁石对饮打趣，还托起落水者、为美女丽人偷出海底的珍珠，可见世间万物都是他深爱的对象。
师：说得太好了，可见海浪是一个热恋者，也是一个守护者。你觉得这一形象符合浪的特点吗？
生：符合的，“海誓山盟”、“爱的祷词歌吟”写的是海浪的声音，“拥抱”是指涨潮海浪扑到岸边，“扑到在他脚下”是指退潮时海浪渐离渐远。
生：还有，“曾有多少次”排比句引出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海边，符合海浪这一身份，“跳舞”就是海浪的涌动，“长吁短叹”、“嘻嘻哈哈”就是海浪的声音，“托起……躯体”、“偷出……珍珠”更是海浪最常见的行为。
生：写海浪声音的还有“时而歌唱”、“时而叹息”。
师：同学们分析的很有道理，海浪这一形象首先是作为“浪”的形象，它身上具备了“浪”的各种特点，但同时，诗人还赋予它以“人”的形象，他是一个“热恋者”，也是一个“守护者”。正是兼具“浪”与“人”的特点，“海浪”这一形象才形象生动而又感人至深。
“诗歌是表现生命情感和人生体验的，意象是主体内在情感的感性化、客体化，所以诗人常以可以感知的客观事物来代表主体意识。有人认为诗歌是意象的创作，分析诗歌的意象，发掘它的深层语意，对于更好地领会诗的意境和欣赏诗歌的美是非常重要的。”①《浪之歌》中“海浪”的形象意蕴丰富，纪伯伦借“海浪”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炽热衷肠，表达自己对世间万物的热爱与为之终身守护的愿望。由意象入手，散文诗的情感、主旨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品析关键句，解读情感之美
叶圣陶先生说：“作者的努力是从旨趣到符号，读者的努力是从符号到旨趣，读者若不能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那就只看到徒有迹象的死板的符号，怎么能接近作者的旨趣呢？”从表面上看，《浪之歌》是一首爱情诗，但纪伯伦借海浪对海岸的爱情，倾述了他对祖国的炽热衷肠，也表达了他“守护万物”的博爱情怀。学生能否理解文字符号背后的旨趣？这是阅读本文的一个难点。
为了了让学生理解纪伯伦对祖国的炽热的爱，我补充了纪伯伦的生平简历：
纪伯伦生平简历：
1883年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的贝什里；
1895年（12岁）随母亲去美国波士顿某生；
1898年（15岁）被送回故国学习阿拉伯古典文学；
1901年（18岁）因思想激进，创办叛逆性刊物《真理》被驱逐出境，再度前往美国。后家中遭变故，母亲、长兄、小妹相继亡故；
1908年师从艺术大师罗丹学习雕塑；
1912年移居纽约；
1931年（48岁）去世。
一个文学作品的诞生，都有其特定背景，这个背景包括当时的时代特点、作者生活经历、情感历程以及触发作者写作的特定事件等等，联系这些背景能立体地理解作品。纪伯伦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寓居美国，有了这一份生平简历，学生很容易理解纪伯伦笔下“爱情”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流浪在异国的赤子的衷肠。
但是，若理解只停留在这样的层面，显然还是未能真正理解作者的“旨趣”。诗歌后半部分留下了太多需要琢磨的诗句。我做了如下的引导：
师：同学们，虽然我们对诗歌的情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理解，但是老师觉得诗歌的后半部分依然留有很多谜团，我们大家一起来琢磨琢磨。
生：文章后面“曾有多少次”这一组排比句也是写对祖国的爱吗？
师：是啊，这里写海浪陪美人鱼跳舞，写它帮助有情人吐露衷肠，同礁石对饮，救助落水的人，偷取珍珠馈赠丽人。这一系列的事情是“爱国”的行为吗？
生：我觉得是，但是这是升华了的爱国之情，诗人因为爱国而爱天下人，爱天下万物。
师：可以理解为是由“爱国”而升华为“博爱”，说得很有道理。
生：“我时而歌唱，时而叹息”，这里“歌唱”和“叹息”的内容是什么？
生：歌唱爱情呗。
师：那为什么还要“叹息”呢？
生：刚才背景里介绍纪伯伦曾经被驱逐出国，诗人是为自己的“爱情”得不到祖国的回应而叹息。
生：也可以理解为为上文提到的那些为爱情所苦、那些得不到爱情、那些在大海里死难的人叹息。
师：同学们对文章的理解能有所联系，做得很好。
生：为什么“爱情的真谛就是清醒”？
师：是啊，老师认为爱情的真谛是忠诚，诗人为什么认为是“清醒”呢？
生：“清醒”就是“理智”，都说“恋爱的人智商是最低”的，所以“爱”需要清醒。
师：爱需要清醒，有道理。能联系诗中的具体内容说说吗？
生：海浪是日夜流动的，是不用睡觉的，所以是“清醒”的。
生：诗人愿意像海浪一样不眠不休地守护着世间万物
生：海浪虽然对海岸有着炽热的爱情，但是海岸有时却不理不睬、无动于衷，但海浪依然一往情深，这就是理智的爱。
师：能联系作者的生平说说吗？
生：诗人被驱逐出祖国，但是诗人却没有背弃祖国，长期在国外做着爱国的事，这是炽热的爱，也是清醒的爱。
师：“清醒”中透着炽热，透着理智，透着执着，这就是诗人的“爱”。
耿林莽《散文诗的美学追求》一文中说：“对于散文诗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如实地、客观地反映现实，而在于抒情地、主观地、心灵化地折射现实。当然，散文诗也有叙事，有细节以至情节，但多是抒情地表达，即经我创造后的诗化产物，这便形成了她抒情与叙事融为一体的表现特色了。”通过对关键句段的分析，那些事件、那些情节、那些景物中所包含的诗人的情感内核才渐渐显现，诗句折射出来的诗人的内心旨趣才一点一点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分析句式与韵脚，感受音韵之美
“音乐性是诗歌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虽然散文诗语言向散文语言有所借鉴，但它仍然是诗歌语言的一种，因此，音乐性也是散文诗语言的重要特征。”②《浪之歌》在句式上多用对句，但又整散结合，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匀称而又灵动，它就是一首情歌，是从纪伯伦心坎里流泻出来的情歌。
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提出了诗歌的“三美”规律，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散文诗大多传承了诗歌的这一特点。句式之美是文章的节奏美，押韵是文章的音韵美，学生深入文本之后，发现蕴藏于文章之中的韵律之美，品出了散文诗这一独特体裁的别样风致。
（四）变换形式，呈现诗意之美
散文诗是诗，但又有别于诗，它的诗意往往蕴藏在铺排的文句后面，简单地以朗读来感悟诗意，学生的感受很可能被阻滞在景物、事件之外。我认为只有用诗歌的形式才可以呈现散文诗的诗意之美。因此，我在课堂了设置了这样一个环节：
“请你选用文中的词、句，重新加以组织，把这首散文诗改编成一首更加精炼的自由诗。题目依旧是《浪之歌》。”
这是一个有一定难度又有弹性的活动。学生在课本中接触过自由诗，如《天上的街市》、《华南虎》等，对自由诗的形式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而且活动要求选用文中的词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改编的难度，在意象的选取、情感的确定、甚至于句子的组织等方面，其实并不需要太化心思，学生主要考虑的是选哪些词语或句子最能表达诗歌的本意，应该如何组织才可以体现出诗歌的形式美。这又可以考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主题的理解，考察学生对自由诗的积淀，让不同学生的文学素养得以不同的呈现。十几分钟后，学生交流，精彩纷呈。教师也交流了自己改编的诗歌：
浪之歌（改编）
黎巴嫩.纪伯伦
（一）
我同海岸是一对情人
爱情让我们相亲相近
空气却使我们相离相分。
清晨
我在情人的耳边发出海誓山盟
傍晚
我把爱恋的祷词歌吟，
我生性执拗，急躁
我的情人却坚忍而有耐心。
潮来时我拥抱着他；
潮去时我扑倒在他脚下
这就是我的情意
这就是我炽热的衷肠
（二）
曾有多少次
我围绕美人鱼跳过舞
曾有多少次
我帮助有情人吐露衷情
曾有多少次
我与礁石同席对饮
夜阑人静
万物都在梦乡里沉睡
惟有我彻夜不眠
因为我满腹爱情
而爱情的真谛就是清醒。
这就是我的生活；
这就是我终身的工作。
改编的《浪之歌》基本选用原诗的语句，只是少数句子为了形式的匀称作了一些增减。两个诗节从两个层次表现海浪的“爱”，这也是原文的设定。简单的改变却呈现了另一种美。
这一依托文本的活动，让学生直接从“文”中看到了“诗”，无需任何言语的诠释，他们已经能够理解蕴含在文章字里行间的诗意。因而对散文诗的特点也有了深刻的印象。
总之，散文诗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从诗歌撷取了精魂，从散文借来了舒展轻松的衣衫，从绘画吸取了丰富的色彩，从音乐找到了轻柔或昂扬的和谐节奏。把握了散文诗的特点就找到了学习的方向；以语言为突破口，破解了语言的密码，散文诗别样的美也就呈现在学生面前了。
注释
关于爱国的诗歌范文3
关键词：爱情隐喻； 诗歌； 经验； 文化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01-154-001
一、引言
情感是人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人类的认知方式。情感概念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Lakoff & Kovecses（1987）、King（1989）和Kovecses （1986，1988，1990，1995，2000）等，而国内则有林书武（1998）、张辉（2000）、周红（2001）、王丽皓（2005）、陈家旭（2007）、陈林（2009）、周毅（2010，2011）等。对于爱情这一情感概念的研究，除了Kovecses（1986，1988）曾对英语中的爱情隐喻进行过系统分析，王丽皓（2005）对比研究过中英爱情诗中的隐喻之外，其他对爱情隐喻的研究并不多见，中英对比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本文将以中英爱情诗歌为语料，试图对其中的爱情隐喻进行对比分析。
二、中英诗歌中的概念隐喻
本文选取的语料为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期间的英国诗歌和唐诗各16首，主要来源于《唐诗三百首》《情诗三百首》以及《英国诗歌赏析》。在对这些诗歌进行对比分析之后，分别总结出了若干共有隐喻和各自特有的隐喻。
1.中英诗歌共有的爱情隐喻
经分析，本文总结出了四种中英共有的爱情隐喻，具体见下表
表1. 中英诗歌中共有的爱情隐喻
不管是使用哪种语言，人们都必然会共享一些身体体验和生活经验。以上这些隐喻都是基于人们的经验的，无论是“部分的统一体”、“植物”、“旅行”还是“美食”，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正是这些相似的经验才导致产生了共有的隐喻。
2.中英文诗歌中爱情隐喻的差异
汉语和英语属不同语系，且所对应的文化背景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两种语言中必然存在各自特有的爱情隐喻。通过分析中英诗歌，分别总结了三种特有的隐喻，具体分析见下表。
表2.中英诗歌中各自特有的爱情隐喻
3.不同爱情隐喻产生的原因
造成中英爱情隐喻差异的原因主要有：经验差异，包括地理环境、生活环境等；社会环境、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差异。
第一，不同的经验。英国是四周环海的岛屿国家，人们的生活必然与船和水紧密联系，而中国地处亚洲大陆，幅员辽阔，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也离不开水域。
第二，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英国，商业经济占据着重要地位，交换商品是英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其次，竞争性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核心特点，人们早期为获取食物、领土和其他必需品而进行斗争，后来为了财富、社会地位、名誉等而相互竞争。而在唐朝，人们的生活仍以农业为主，社会中也不存在竞争性。
第三，不同的文化。中国人具有内向型的特点，这正好与英国人的外向型特点形成鲜明对比。英国诗人倾向于直接表达爱的情感，而唐朝诗人情感表现上则要含蓄的多。
第四，不同的思想。西方文化主要受基督教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唐朝时期主要受佛教、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关于爱国的诗歌范文4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揭示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家园以及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相关的部编本教材中杜甫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供大家参考。
爱国主义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杜甫现存诗歌1400多首，诗歌体裁广泛，其中表现其爱国情怀的诗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杜甫诗歌的选文分析，探索杜甫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并针对新的教学理念和杜甫诗歌的特点给出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教学的策略。
从古至今，爱国都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它是我们拥有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团结的凝固剂，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在我国中小学乃至大学的各个阶段。随着新课改的推进，新的教材和教学理念的出现，传统文化选文在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一生的遭遇是曲折的，经历了仕途上的坎坷后又遇上改变国家命运的安史之乱。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有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渗透着爱国情怀。本文就以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杜甫的诗歌为例，探究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并给出部编本爱国主义教育教学的策略。
1.部编本教材中杜甫诗歌的选文编排
部编本自2016年推广使用到2019年，七年级到九年级整个初等教育学段已全面使用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纵观部编本初中语文的六本教材，不难发现古代诗歌占重要组成部分，杜甫诗歌更是灿若繁星。在六本教材的选文中，共有五首杜甫的诗歌，其中分七年级、八年级的上下册和九年级上册课文中各选入一首。《江南逢李龟年》和《月夜忆舍弟》分别被编排在七年级上册和九年级上册中第三单元的“课外古诗词诵读”部分，这一部分主要要求学生自己诵读诗歌，通过工具书和课下注释能自己把握诗歌语言、主题和思想。而《望岳》《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为主体课文，分别被编排在七年级下册的第五单元、八年级上册的第六单元和八年级下册的第六单元。部编本教材中選入的这五首杜诗，从时间上看，除了《望岳》作于作者青年时期，其余四首都作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多也体现在安史之乱以后所作的诗歌中。
2.爱国主义精神在杜甫诗歌中的反映
1)入仕报国的抱负。杜甫出生于官宦世家，在其早期的诗歌创作(安史之乱未爆发前)，其诗歌的创作风格，同样也较多的关注在山水田园、拜访送别以及歌舞宴乐等题材上，表达了对盛世太平的歌颂与赞美，诗风充满激情与浪漫。《望岳》就以慷慨激昂的笔调描写了泰山的雄伟壮丽，这首诗虽用大量篇幅写景，但杜甫并诗的最后写下的豪言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勇攀高峰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抒发自己的伟大抱负。杜甫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他的抱负和追求。即使后来仕途不顺，也想为国分忧。
2)忧国忧民的意识。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杜甫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创作的。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选取的两篇课外古诗词诵读《江南逢李龟年》和《月夜忆舍弟》就是创作于安史之乱下。这两首诗歌都反映出安史之乱给杜甫带来的不良心境，也从侧面反映出杜甫对国家动乱深深的无奈与忧愁。在动乱发生后期，杜甫的诗风发生了巨大改变，诗歌的创作更加关注战乱，直击时弊。杜甫用诗歌记录了战乱中叛军的蛮横掠夺抢杀行为，又无奈的痛恨统治阶层的无能，他用充满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表达了对人们遭遇战乱饱受摧残的深感同情，同时也表达了对国家危急存亡的深深忧虑。部编本语文教材中的《春望》就是此时杜甫爱国主义精神作直接的反应。《春望》的开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高度概括了被叛乱摧残后长安城一片凋敝的景象，都城被占领，昔日的山河如往常般存在，但江山易主，国家破碎，春天的到来，城中本是一派生机的景象，而看到的却是满目凄怆。全篇围绕“望”字展开，通过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以景衬情，表达了杜甫对国家破裂的极度忧思。在《春望》中，杜甫描绘了政局动乱、国家凋敝、烽火连连、书信不达等生动的场景，从侧面衬托出了由于时事动乱，人们背井离乡，离别亲人，团聚不得的复杂情感，诗歌中无不显露着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感，这更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显露。即便杜甫没有能力改变国家和百姓的命运，到了晚年，他依然心系国家，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由自己的遭遇联想到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多方灾难，在诗歌的最后杜甫直抒胸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美好祝愿。从这首诗中不难发现杜甫即使身处惨境，也并没有失去对国家和对人民的担忧，这也他能成为我国爱国主义诗人杰出代表的重要原因。
3.杜甫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策略
语文是一门集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的综合性学习课程，语文教材中所选作品对学生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是影响深远的。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指出应该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感情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1]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杜甫诗歌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部编本中的显现，那么如何利用部编本教材中的杜甫诗歌更好地进行初中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以采取多种方式。
1)反复吟咏，把握主题。从古至今就有“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学习方法，可以看出吟咏是诗歌学习的一种有效途径。杜甫的诗歌大都韵律整齐，读来朗朗上口，在学习杜诗时，学生可以自由诵读，通过反复的吟咏，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把握杜诗中深沉厚重的爱国情怀。部编本中选取的五首杜诗在文本理解上难度适中，普遍初中生在吟咏多遍后，都能读出杜甫诗歌的主旋律，感受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2)知人论世，体味情感。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大多基于所见所闻。早年，杜甫满怀抱负到长安城谋求官职，尽管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只求得了京兆府的一个八品官衔，但起码也能参与政场，述怀抱负。在长安拜官后，获皇上批假恩准，杜甫便动身返家看望妻儿，不幸的是，在省亲的路上，安史之乱爆发了。杜甫谋求官职之路本是艰辛，好不容易等拜官成功，却迎来了使唐朝走向没落的安史之乱，尽管安史之乱期间，杜甫身心俱疲，日夜思忧，但也正因为是安史之乱带来的灾害，使杜甫的乱离诗永垂不朽，奠定了其“诗圣”的地位。[3]后来，杜甫就开始了琉璃漂泊的生活，其反映爱国精神的诗歌也大多在此期间创作。在学习杜甫诗歌时必定要结合杜甫的生平才能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他的爱国情怀的伟大。
3)课外活动，拓展阅读。初中生的在中学阶段的学习中有许多课余时间，除了可以推荐学生有关杜甫的书籍外，还可以在校园里举办以杜甫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的主题班会或课外活动。让学生从课本中走出来，通过多方面的积累和拓展，对杜甫诗歌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有更为有效的认识和理解。无论是书本的阅读还是课外活动的拓展，学生从自己喜欢的方式中感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些活动中中学生不断受到熏陶和感染，爱国主义在学生心中也越发深刻。
爱国主义精神是杜甫诗歌的灵魂，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杜甫诗歌是进行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题材。我们要利用好课文资源，通过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学习，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学生具备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为祖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关于爱国的诗歌范文5
摘要：伊凡・博兰是爱尔兰著名女诗人。她不认可爱尔兰传统诗歌所塑造的被低估、失去了自我身份的爱尔兰女性形象，致力于在诗歌中重塑爱尔兰女性的新形象。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了博兰的《阿克尔妇女》一诗。在这首诗中，博兰描写了在爱尔兰历史，尤其是爱尔兰诗歌中被遗忘的女性角色，藉此展现了真实的爱尔兰女性形象。
关键词：伊凡・博兰 爱尔兰女性 女性形象 《阿克尔妇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03-0019-02
引言
伊凡・艾丝琳・博兰被认为是当代爱尔兰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已经出版了十多部诗集。她的诗歌“意识优美，感情丰富，对艺术本质感觉敏锐，运用具体的意象揭示了爱尔兰历史中被隐藏的故事”(Trudeau，2005)。
博兰以其在诗歌中对女性主义问题的探讨而闻名，反映了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困难，重塑爱尔兰妇女的形象。就像某些批评家评论的那样，博兰“将传统的爱尔兰神话和妇女身份的概念进行了转化，以便能够从更为准确的角度，表述女性在爱尔兰历史、政治和文化中所作的贡献和取得的威就。”(Trudeau，2005)。尽管博兰所描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女性最普通的经历，但是通过这些现实的记录，她成功地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女性世界，其中的女性形象和我们在所谓的爱尔兰“正统”文学中所看到的截然不同。
一 爱尔兰妇女的形象
1，1传统爱尔兰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妇女在《圣经》当中即被定义为“第二性”，很早以来，就被认为天生要弱于男性，难以从事需要体力和智力的工作。这样一来，妇女在体力、心理和思想上都要从属于男性。很多妇女都被局限于有限的社会圈子里。她们擐重要的工作就是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这已经成为了传统的妇女形象。爱尔兰妇女也不例外。
博兰的祖国爱尔兰是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男性统治着家庭中和社会上的所有领域。博兰自己就指出，这样一个父权制国家和妇女有着复杂的关系。曾几何时，妇女在文学中被过度渲染，在政治制度中被压制。在法律上受到约束(AllenRandolph，1999)。
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Gilbert和Gubar(1979)分析认为，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有两种妇女形象：天使和魔鬼。前者表明男性作者将妇女贬低为单纯的牺牲者，剥夺了妇女的生存意义。而后者，则显示了男性作者对这些不顺从她们的“自私”妇女的憎恶和恐惧。这两种类型反映出了在男权思想根深蒂固传统中，对女性的歧视和贬低(朱刚，2003)。
爱尔兰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也是这样的情况。历史上，爱尔兰的妇女往往是“民族性化身”或“堕落的女人”(转引自Johnson，2007年，第65页)。大部分爱尔兰男性诗人只是将妇女作为他们诗歌创作的动机。在他们的诗歌中，女性总是被动的、装饰性的形象。这样的情况在妇女和国家的概念混在一起的时候尤其突出：国家化身为一位妇女，而妇女变成了国家的形象(Boland，1995年)。
总的说来，传统的文学史是基于男性文本和经历的正统文学的历史。这些文学中，女性的形象大部分是被扭曲了的。
1，2博兰的女性概念
博兰作为一位爱尔兰女诗人，不相信也不赞成对爱尔兰妇女的传统认识。她的作品和她的生活都在质疑和重塑爱尔兰妇女形象(Battersby，1998)，因为她“知道过去的爱尔兰妇女是失败的。……爱尔兰的诗歌不应该再一次打击她们”(Boland，1995)。她必须要述说真实的历史，重塑妇女的形象。
博兰早期的诗歌在风格上比较传统，主要涉及的是家庭生活，例如婚姻和孩子，并且受到了叶芝等爱尔兰男性诗人的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诗集《按她自己的形象》的出版，博兰开始对男性文学传统和及其对女性的描述表示怀疑。在她其后的几部诗集中，博兰通过审视普通妇女以及在爱尔兰神话中被边缘化了的妇女形象，重新思考着妇女形象的问题，主要探讨了曾经被遗忘和忽略的爱尔兰女性的历史。
博兰认为，传统诗歌对这些女性珍视的经历的漠视，导致了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贬低。她要从一个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受到压迫的人的角度来创作诗歌。
二 《阿克尔妇女》中的女性形象
《阿克尔妇女》一诗收录在诗集《历史之外：诗歌选集，1980年至1990年》中。博兰在这部诗集中塑造了崭新的女性形象，努力展示着对历史和文化都做出了贡献，却被完全忽略的爱尔兰世代妇女的生活。
《阿克尔妇女》创作于博兰(这首诗的说话者)和一位老年妇女在阿克尔山相遇多年以后。那个时候，博兰是一位大学生，去阿克尔山度复活节。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位老年妇女。和她说起了爱尔兰大饥荒和人们在艰难时期努力生存的情况。博兰当时并没有从中想到什么。但这位妇女的确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其在多年以后，从这次相遇中找到了灵感，写下了《阿克尔妇女》一诗。
《阿克尔妇女》一诗的中心形象就是那位代表着所有爱尔兰的妇女阿克尔妇女。
诗的前四节都在集中描写阿克尔妇女。诗人用叙述性的语言描述了这位妇女的穿着(半扣着的羊毛开衫，腰上围着一条抹布)和动作(提水，拨弄头发，放下水桶，弯下腰。吹着手)。从这些直白的描述中，一个典型的爱尔兰劳动妇女的形象跃然呈现。她是如此的普通，但又是如此具有代表性，我们情不自禁地会将她当作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千千万万爱尔兰妇女中的一个。
这位妇女和“我”一直谈到夜幕降临。谈话的内容和那位老年妇女的故事在诗中都没有提及，就如同被历史遗忘了一般。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妇女所说的话对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人正是通过这次相遇交谈而完成了自身的发展。
从博兰(1995)自己在散文《历史之外》中的陈述可以知道。那位妇女告诉她的是给爱尔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的大饥荒――100万的爱尔兰男女老少死于饥饿和相关的流行疾病。诗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正是这位阿克尔妇女第一个告诉了她这一悲剧性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妇女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局限于家庭之中的爱尔兰妇女，而是爱尔兰历史的见证者和传承者，尽管像大多数爱尔兰妇女一样，因为被隔离在了爱尔兰诗歌之外，她的感受从来就没有通过诗歌被恰当地表述过(AlleaRandolph，1999)。
通过这位妇女，诗人想让人们知道，在爱尔兰的历史上，妇女和男性一样是奋斗不息的，尽管在诗歌中她们只是被简单地看作是虚构的女王或者国家的女巫。爱尔兰妇女再也不是被动地代表着国家。相反，她们是积极的参与者或明智的见证人。
在传统的爱尔兰诗歌中，女性代表的总不是她们自己，而是其它的意义：国家或国土。与之不同的是，在《阿克尔妇女》一诗中，通过对这位普通的老年妇女真实、真切的描写，博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让妇女生活中的实情在诗歌中得以吟唱，借此来颠覆传统的爱尔兰妇女形象，重塑了爱尔兰妇女在文学中的形象。
关于爱国的诗歌范文6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200503
【原刊页号】97～100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1
【作 者】刘忠
【作者简介】刘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浙江行政学院文化所副教授。（浙江 杭州 310012）
【内容提要】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三次高潮：《诗经》时期、汉魏六朝时期、唐代中晚期。进入20世纪，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走了一条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开放、自觉道路。
【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关 键 词】爱情诗/古典形态/现代分野/《诗经》/《湖畔》
【正 文】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三次高潮：《诗经》、汉魏六朝、唐代中晚期。长期以来，诗歌界之所以有“中国无情诗”这一说法，主要原因在于中西诗观的不同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进入20世纪，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爱情诗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存在进行梳理、评析，寻绎其诗学传统的衍变和爱情观念的差异。
一、爱情诗的古典形态分析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诗经》的开头篇《关雎》就是一首地道的爱情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从比翼双飞的鸟儿很自然地联想到人间的男女婚嫁，这种表面看来的比兴手法，显然是源于人类的生命本能，即异性之间的吸引与追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简单的生理联想上升为男子对女子复杂的心灵倾慕，淑女“窈窕”，不仅赞美女性体态，而且也是男子对女子“审美”的结果。以《关雎》为先导，《诗经》时代的民间诗人从各个方面表现爱情的人生体验：男女相恋、夫妇相思、婚姻破裂、妇女遭弃……。“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简单之极的叙述与描写，却表达了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一副夕阳近山羊牛归圈的晚照图，一幕天人合一的人生爱情剧。这种“情以物迁”、“感由时兴”的心灵效应被钱钟书先生非常精彩地概括为“暝色起愁”，所谓“日夕添相思”，“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1]。
《诗经》之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使得“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流布深远，“诗经体”的质朴率真不复存在，爱情在文学中的地盘日渐缩小。到了汉末，战乱频仍、朝代更迭的社会时局动摇了儒家思想正统地位，崇尚老庄的玄学在文人中开始流行，道教佛学在社会上的传播也极为迅速和普遍，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格局，大大促使了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爱情意识再次在文学中复苏，“诗缘情”观念逐渐为文人们接受。这一时间爱情诗的中兴主要表现在乐府民歌的创作上，即汉乐府、南北朝民歌。这些民歌中，爱情诗占了很大比重，南朝乐府干脆全是情歌。在继承《诗经》质朴、率真传统基础上，乐府民歌丰富扩大了爱情诗的表现领域。比如，同是表现爱情的忠贞不渝，《诗经·柏舟》“之死矢靡它”一句未免简单，而《上邪》却连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五种现象来表示自己的坚定态度，已让人觉察其热烈奔放。《有所思》中那位女子因恋人变心竟然把礼物焚烧成灰的行为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上山采蘼芜》中人物关系的复杂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位男子在“新人”与“旧人”的对比中颇为矛盾，那位女子在质问前夫时，既委屈又不甘心，这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在《诗经》弃妇诗中是难以见到的。与之相对应，从汉末到南北朝，爱情诗的写作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从赋比兴兼用到侧重比兴，从单纯的抒情到抒情与叙事的相互结合。《孔雀东南飞》采用叙事体讲述了一个至今仍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尖锐的矛盾冲突、错综的人际关系以及复杂的人物心理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既得益于长篇叙事诗这一体裁，同时也显示出文学作品表现爱情能力的增强，这些都是《诗经》时代不曾有的。抒情佳作《西洲曲》，更是调动谐音、双关、暗示、象征等修辞手法，将抒情、叙事融合起来，在时序的转换中，塑造了一个忧伤缠绵的女子形象。其衣着之艳丽（单衫杏子红）、容貌之娇美（双鬓鸦雏色）、柔情之痴迷（莲心彻底红）均有一种使人心醉神迷的魅力。当然，这些艺术手法在丰富爱情诗容量与内涵的同时，也导致爱情诗表现风格的变化——从质朴热烈转变为含蓄浮艳，并最终走上“诗缘情而绮靡”的道路。
“诗缘情而绮靡”，的确是陆机不小的发现。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不仅标示了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深化，而且也为爱情诗的存在正了名——感情是艺术的生命，爱情诗“缘情”但不“绮靡”，它是情之所系，爱之所结，是“婉转附物，惆怅切情”。《诗经》、《楚辞》中爱的对象多“既含睇兮又宜笑”、“美要渺兮宜修”，很难一睹女性芳容，但在南北朝民歌中，我们随处可见女性的情与爱，她们的爱热烈而大胆，“宿昔不梳头，丝发披双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南朝乐府《子夜歌》）“罗裳系红袖，玉钗明月夜。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这些诗歌既是爱的宣言书，又是时人审美趣味趋向丰富与爱情心理趋向细腻的形象注解。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也是爱情诗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抒尽人间相思离别之情，诗作一改齐梁华靡浮艳的宫体“情色”之风，赋予爱情诗深远的人生慨叹与哲思。“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之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在诗人笔下，宇宙、自然、人类、生命、青春、爱情，这一切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的美妙奇幻令诗人无限向往，它们的遗憾缺失让诗人感慨万千。诗歌摆脱了千百年来痴男怨女只会卿卿我我的“小家子气”，而具有了“大家风范”。它的似水柔情，它的逸怀浩气，它对自然美的赞叹，对宇宙奥秘的追寻，对青春爱情的渴求，……使得诗作在讴歌男女爱情的同时，也洗尽铅华，创造了一个景、情、理水乳交融的高远境界，在历代爱情诗中显得如此超凡脱俗，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是一点不为过的。
初唐到中唐，唐诗呈现万千景象。与其它题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爱情诗并不那么耀眼，诗人们对爱情创作偶有涉足，他们的兴趣在军旅、在边塞、在静谧的山水田园、在雄奇的大漠风光。只有到了中晚唐，爱情诗创作才赢来又一个高潮。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开始走向衰落，社会危机四伏，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出现许多裂隙，爱情意识再度泛起。以“唯歌生民病”为己任的白居易，不仅在许多诗中代妇人立言，写闺怨离情，而且对唐明皇、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有着特殊的兴趣，以至应朋友之邀写下千古名篇《长恨歌》。诗中尽管他对李杨爱情颇有微词，但当写到杨玉环赐死马嵬驿，唐明皇“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寻杨玉环时，自己也控制不住悲伤的眼泪，把李的思念描绘得绵长悠远，把杨的形象刻画得楚楚动人，把爱情的美丽与力量写得神奇无比。晚唐承盛唐遗风，城市经济大为繁荣，人们的交往空间增大：秦楼宴饮、楚馆密约、游春踏青、听歌观舞，男女交往频繁，文人更是置身其间与之唱和，加上社会动荡给人们心理造成巨大压力，许多文人到山林隐逸和酒色之乡中去寻求解脱，这一切均成为“爱情意识”的催化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这里，白居易所说的雕虫小技之作，正是以《长恨歌》为代表的爱情诗。万口传诵，如此庞大的读者群，空前激发的爱情意识，为爱情诗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接受环境。于是，我们看到晚唐诗坛爱情诗又闪现出耀眼的光芒，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人都有许多爱情杰作传世，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商隐。
李商隐不但创作了许多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而且在诗歌理论上公开为其张目：“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传统思想视为洪水猛兽的七情六欲，在李商隐看来却是极为正常的人类情感，应该在文学中去表现。不过，李商隐的爱情诗所写的几乎都是柏拉图式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些爱情心理抛弃“欲念”成分，完全是一种精神上交流与沟通。与元稹、白居易诗歌叙事成分多、情节性强、人物场景描写细腻的写法不同，李商隐的诗歌略去了许多具体的人事，生活的原料被提炼浓缩到只剩下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恐怕既与其身世感慨有关，也与他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有关。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个限度，否则便会走向极端。如果说李商隐感受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情，歌唱他那没有结果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到了唐末五代，诗人们便只能以放纵酒色来逃避王朝末日的来临，爱情诗重回宫体诗的老路——爱情褪色，色情上升。至此，爱情写作开始进入词曲、小说领域，成为它们歌咏不尽的母题，涌现了宋词、《西厢记》、《桃化扇》、《红楼梦》等多部经典篇章。
二、湖畔社：爱情诗的现代分野
20世纪20年代，中国爱情诗创作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五四”前后，在民主、科学观念的影响下，沉睡的国人开始醒来，追求个体解放、婚姻自由。《伤逝》主人公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吼声。《沉沦》主人公大胆宣称，“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以周作人《小河》、康白情的《窗外》为肇始，爱情诗的大幕徐徐拉开。1922年4月，湖畔社在杭州成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诗人，专事爱情诗写作，相继推出诗歌合集《湖畔诗集》、《春的歌集》，掀起了“五四”爱情诗创作的一个新高潮。
湖畔派诗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打破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写出了“五四”青年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与追求。汪静之写道：“梅花姊妹们呵，怎还不开放自由花？懦怯怕谁呢？”（《西湖小诗·七》）封建礼教讲“非礼勿视”，它无视这个“礼”，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一步一回头》）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大都具有此等挑战姿态，他们直接抒写对异性的渴求和陶醉，其大胆直率足以使封建道学家们瞠目结舌。《不能从命》中，汪静之这样写道：“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我把你当作神圣一样，求你允我向你归依。”对女性的爱慕达到如此顶礼膜拜的程度，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信条。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也具有同样的反叛精神，“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地整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不独年轻人渴望追逐爱情，就连和尚也按捺不住“生命的躁动”、“异性的爱情”，“娇艳的春色映进灵隐寺，/和尚们压死了的爱情，/于今压不住而沸腾了，/悔煞不该出家呵！”（汪静之《西湖杂诗·十一》）不只男性，女性也春心萌动，“姊妹都嫁了，/嫂嫂常怨我。/我已恨煞这凄清的家了。/攀——藤，披——荆，/你这样爱惜我，我要和你一起儿归去了！/这一颗紧锁的芳心呀，/要为你，要为你展开了。”（应修人《花蕾》）湖畔诗人的爱情觉醒和自我表现，堪与郁达夫小说的性爱描写比肩，“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骤雨似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2] 对于虚伪的封建礼教而言，他们浓墨重彩抒写情爱，不啻是一种有力的反叛，难怪他们的作品刚一发表，就引起保守派人们的一片骇然。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刚一问世，就受到传统势力的攻击，胡梦华首先发难，著文《读了〈蕙的风〉以后》，指责湖畔派的爱情诗“不道德”、“轻薄”、“堕落”，“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针对胡梦华的责难，鲁迅、周作人、章洪熙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声援湖畔诗人，肯定他们的爱情诗创作。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狠狠讽刺胡梦华等顽固保守派的假正经面孔：“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诗歌之敌》中，鲁迅斥责那些反对爱情诗的“老先生”、“小先生”们是“诗歌之敌”，要求青年诗人“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起惭愧。纵是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周作人专门做《情诗》，指出汪静之《蕙的风》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但有不道德的嫌疑，而且确实是不道德的了，但是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放情的唱’，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3]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创作得到了新文学阵营的支持，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刘延陵等人都曾正面肯定过爱情诗的社会价值与开创意义，但是，新文学的发展也给爱情诗创作带来不小的压力。文学研究会致力于“文学与革命”关系探讨，提倡“血与泪”的文学，而爱情诗就与此格格不入。应修人曾致信周作人说，“《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乱闹血与泪的文学，闹得我们胆子小了许多。”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的朱自清，在首肯“血与泪”文学乃“当务之急”的同时，也说“并非‘只此一家’”，“因为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爱与美，要求呼吁与诅咒，也要求赞叹与咏歌，二者原不可偏废”[4]3。从创作实绩来看，湖畔派没有囿于“血与泪”的框范，表现出题材选择的多样性和诗人创作的自主性，不仅突破了传统诗学礼教的束缚，而且也突破了早期新诗的题材范围，别创新格，为中国新诗领域的拓展做出了其他诗派不可替代的贡献。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是反对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解放；作为个性解放之一部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仅大受青年人的欢迎，而且也引起作家们的广泛关注。在封建社会里，“存天理，灭人欲”就像有形和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着人们的身心；爱以及对爱的歌唱，也被认为是有罪和可耻的。传统诗学强调“思无邪”，就是要求诗人写诗不萌生邪思，即不悖于封建礼教的规范。“五四”时期强调爱与美，即是针对封建礼教而发。《热风·随感录四十》中，鲁迅在照录一个不相识的少年写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后指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关于美和爱的讴歌，不管作者主观动机是多么不同，客观上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对于湖畔派诗人写于“五四”期间的爱情诗章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湖畔社”的爱情诗意义，龙泉明先生指出：“一方面要充分看到它在中国爱情诗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另一方面要看到它所表现的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感情，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反封建的历史意义”[5]。从《诗经》、汉乐府到后来的子夜歌、竹枝词，虽然爱情诗创作不绝如缕，但受封建思想束缚，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抒情方式含蓄、委婉，少有大胆直白袒露心曲之作。“五四”时期，写男女爱情的小说很多，据茅盾统计，占了全部小说的“百分之九十”[6]，而爱情诗却不多见，只有胡适的《应该》、郭沫若的《Venus》、鲁迅的《爱之神》、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康白情的《窗外》等零星之作点缀其间，不能形成规模。“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7]。如果说胡适、康白情们的爱情诗受传统诗风影响，尚心有疑虑，不能率性而为，那么湖畔诗派四个年轻人正是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挣脱了封建羁绊，“才敢坦率的告白恋爱，才敢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写情诗”[8]。他们歌唱自由爱情的诗作，不仅大大超越了传统情诗的审美尺度，而且突破了前辈诗人的心理障碍。他们正值青春时期，活泼开放，敢于破坏陈规，敢于标新立异，不像他们的师长，心灵还下意识受到束缚，他们“那时真是可爱，字里行间没有染一点习气，这是最难得的。他们的幼稚便是纯洁。”他们的诗是“没有沾染旧文章习气老老实实的少年白话新诗”[9]。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湖畔派诗人的崛起，新诗坛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诗。
湖畔诗人那真诚坦率的情爱描写与表现象吹来一股春风，立即唤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们跟随诗人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带着从世俗和封建思想规范中解放出来的直率和天真，汪静之在《蕙的风》自序中说：“被封建道德礼教压迫了几千年的青年的心，被五四运动唤醒了，我就象被捆绑的人初解放出来一样，毫无拘束地，自由放肆地唱起来了”，因而“没有顾忌，有话就瞎说。”鲁迅评价汪静之的诗时说：“情感自然流露，天真的清新，是天籁，不是硬作出来的。”[10] 他们以青春的敏锐、青春的真诚和青春的好奇心来理解人生，看待爱情，因而他们的创作充满了青春活力。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在拓宽了新诗的取材领域的同时，也触及了“文艺与人生”这一复杂问题。虽然在“血与泪”文学之外，“爱与美”亦为人生所需要。“文人创作，固受时代和周围的影响，他的年龄也不免为一个重要关系。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生活底核心；赞叹与咏叹，在他正是极自然而适当的事。他似乎不曾经历着那些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的作品。若教他勉强效颦，结果必是虚浮与矫饰，在他们是无所得，在他却已有所失，那又何取呢！[4]4 的确， 在他们还涉世未深，未曾经受时代的风雨锤打，硬要他们去创作“血与泪”的文学，必然是一种“苛求”。新文学阵营代表人物的辩解虽然卫护了湖畔诗人按照自己的心灵要求去创作的“自由”，但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与限制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迫使一些作家不得不向“现在需要的最切的”方面靠拢。这就注定湖畔诗人不可能长久的沉醉在“爱与美”的歌咏中。他们毕竟都是热血男儿，都期望在时代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做的并非是时代最需要的工作时，对自己过去的“美梦”就自然地产生根本的怀疑，他们不得不去面对现实的世界，寻求新的生活道路。于是，湖畔诗歌中的爱、美、梦的东西愈来愈少。汪静之在写作《寂寞的国》之后，“决定不再写爱情诗，不再歌唱个人的悲欢，准备写革命诗”（《蕙的风·自序》）。1927年冯雪峰参加共产党，真正投身血与火的斗争中去，潘漠华、应修人不久投身革命斗争，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中，为正义的革命事业先后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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