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诗集范文1
林徽因的文学代表作是什么
林徽因是中国的建筑师、诗人和作家，建筑学家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在文学上，林徽因著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代表作品有《你是人间四月天》、《莲灯》、《九十九度中》。
代表作介绍
1、《你是人间四月天》
《你是人间四月天》是林徽因的一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集，几乎收录了林徽因所有的经典文学作品。其散文成就颇大，虽然数量不多，但风格独特，知识性强。诗歌尤多，其诗作融人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唯美派的一些表现手法，每篇文章都是她灵动思绪和满腹才华的凝结。
2、《九十九度中》
林徽因诗集范文2
1921年，16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林徽因被徐志摩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而徐志摩也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对她评价甚高，为林徽因写过很多情诗。
在后来的《猛虎集序》中有提到，他在二十四岁以前，与诗“完全没有相干”，是与林徽因的相遇，激发了他的新诗创作。同年3月与发妻张幼仪提出离婚。之后，他们一起组织新月社活动，并常有书信来往。
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和林徽因共同
（来源：文章屋网 ）
林徽因诗集范文3
徐志摩是一个复杂的诗人，历来对其评价不一，徐重庆曾说“徐志摩是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因为他曾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胡适在《追忆志
摩》中说：“他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要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而他自己也曾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的
确，徐志摩是一个一直追求其“单纯信仰”的人，他的“单纯信仰”就是由爱、美和自由组合起来的理想主义人生观，而爱情观作为其人生理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
不可避免的打上了理想主义的烙印，可以说徐志摩追求的爱情是一种神圣的、绝对的、永恒的、完全的、圆满的理想爱情。从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的婚恋
以及其众多的爱情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爱情观具有以下特点：
一. 爱情是神圣至上的，对爱情的追求要不懈而执着。
众所周知，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求煞费苦心，当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年仅16岁的林徽因时，就彻头彻尾的喜欢上了她，当时他感觉到眼前出现的就是美神，是仙女下凡
，当然当时的林徽因也为这位多才的浪漫诗人倾心，因此后来，康桥边、叹息桥、芳草甸、伦敦的书屋……便处处留下了他们初恋的倩影，飞扬着浪漫的爱情，不幸的
是后来林徽因提出只有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她才会和他结成伉俪，而此时的张幼仪也在伦敦，徐志摩便将她送往德国，不久张幼仪便产下二儿子彼得，如果是一般人，是绝
不会在此时抛下张幼仪母子提出离婚的，即使他并不爱她，也要处于一种婚姻的责任和义务继续把这种关系维持下去，而徐志摩毕竟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为了他心中那完
美圣洁的爱 ，不惜顶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毅然在这时候提出了离婚，无耐造化弄人，当他与张幼仪离婚之后，林徽因却受其父之意回国并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达
成口头婚约，当徐志摩知道此事后痛苦万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苦苦追索的希望就这样被埋藏了：“希望，只如今……/ 如今只剩下遗骸；/ 可怜，我的心……/ 却教
我如何埋掩？”――《希望的埋藏》 后来，当徐志摩得知林徽因与梁思成并未正式订婚，仅是个口头婚约时，他死了的希望又开始重新开始冒烟，他想，爱情面前人人
平等，徽因若最终选择思成，我尊重她的选择，但她若是最后选择了我，我还是可以敞开怀还接受的，于是他便频繁的给林徽因打电话、写信、找她聊天、散步，还送
给林徽因许多诗篇，也许是徐志摩追求林徽因的决心过与坚定，梁启超才不得不将思成和徽因送往国外求学，这就使得徐志摩的希望彻底破灭，他和林徽因《在那山道
旁》做了最后的道别。
二. 爱是光明正大的，爱情是无罪的。
在徐志摩看来，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爱情是无罪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张幼仪的婚姻上，当徐志摩决定与张幼仪离婚后，首先写信告知了他的好
友们，尤其是其师梁启超，梁启超收到信后苦心相劝，希望能有挽回的余地，但他给梁启超的回信却振振有辞的说道：“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
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这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徐志摩是在柏林由吴经熊、金作霖作证同张幼仪正式解除婚姻关系的，此后，他便在《新浙江》
报副刊《新朋友》上正式发表《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向世人告知他离婚的消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这样的事情都是遮遮掩掩，生怕别人知道，所谓
“家丑不可外扬”，而徐志摩倒好，不但告知了其朋友、师父，还把消息发报公告天下，真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西式离婚的第一人。
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求也是光明正大的，虽然在外人看来，林徽因只是小徐志摩很多的他的一个“小朋友”，可徐志摩可不管这些，只把她当作心中的女神来追求，在
泰戈尔来华是，他还托泰戈尔为其说情，希望林徽因能回心转意，而此时的林徽因已与梁思成基本确立了关系，此事一方面可以说明他对林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也说
明了他的坦率与勇敢，从不怕外界的非议。徐志摩在8月21日和19日的《爱眉小札》中分别写到：“只要爱情是真的，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恋爱本事光明事。
”“真爱无罪”。因为坚定了相信了这一点，徐志摩才会在重重的社会和家庭压力下仍有着追求真爱的勇气和决心。
三. 爱情是情爱和的完美结合。
徐志摩认为，爱情不光是精神上的沟通与共眠，更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这集中体现在他与陆小曼的爱情中，徐志摩在1925年3月3日写给陆小曼的信中直接阐明了自己
的灵肉观：“灵魂是需要救度的，肉体也不能永久让人家侮辱蹂躏；因为就是肉体也含有灵性的。…… 因为灵与肉实在是不能分家的。”徐志摩当时说这些话的目的
是鼓励陆小曼彻底的与家庭决裂，既心已有所属，就不能维持身心分裂的局面，继续原来的夫妻生活。在同年6月26日从欧洲写回的一封信里，徐志摩说的更为直接：
“你身在那鬼世界的中心，也难怪你偶尔的气馁，我也不妨告诉你，这时候我想起你还得与他同住，同床共枕，我这心痛，心血都迸出来似的！”，徐志摩在这里希求
的，已经不是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心灵的默契，而是全身心的占有。
徐志摩的灵肉观在其诗中也有体现，先看比较含蓄的《雪花的快乐》与《翡冷翠的一夜》。《雪花的快乐》基本上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但那朵雪花最后“贴近她柔波
似的心胸”，“溶入她柔波似的心胸”，已经接触到身体了，在徐志摩后期的作品中，对的描写则更为直接，例如经常被别人拿来批评的《活该》和《别拧我，疼
》。特别是后一首，具体而细腻的描写了欢爱时女方的表情、声调和眼神。在另一首《春的投生》的诗中，诗人使用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暗语，如雷雨的猖狂、春投生于
残冬的尸体、潭水缠绵等，来展示男女双方欢爱时爱和欲的和谐、愉悦、欢畅和美妙，而较为露骨的，如脚下的松软、耳鬓的温驯、桃花开上脸，以及呼吸的投射，肢
体胸膜的异常跳动，敏锐的消受眉，手臂迫切地要求缠身，等等动作性很强的词语，则强化了男女欢爱时的灵与肉的律动感和亢奋感，正因为作者有这样的情感体验，
他才能将男女在一起的欢娱表达的如此酣畅淋漓。可见，追求灵与肉的完美结合也是其理想主义爱情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徐志摩的爱情理想中的大胆追求、执着热烈、积极向上的精神特质是值得肯定的，其爱情理想是对传统恋爱观的挑战，在新旧交替的20年代，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徐志摩所追求的爱情太过于理想，在错综复杂和物质化的现实社会中是很难有市场的，它只能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正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所
说的“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一样，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和完美的爱情的。
徐志摩为爱而生，为爱而死，而他与张、林、陆的情爱故事，连同他为爱而歌的情诗，必将愈久愈真，愈久愈新。
参考书目及文献
[1]顾永棣 《徐志摩诗全集》 学林出版社 1997年7月第2版
[2]高恒文/桑农 《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诗人徐志摩》 重庆出版社 1982年版
[4]杨新敏《徐志摩传》 团结出版社 1999年版
林徽因诗集范文4
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接待并侍奉左右，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的凌叔华也前去欢迎泰戈尔，由此认识了徐志摩和陈西滢，陈后来成了凌的丈夫。当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由时任新月社主编的徐志摩主持，林徽音、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是聚餐会的常客。徐志摩和凌、陆常有往来。他曾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诗》作序。凌叔华书法好，徐的诗集《志摩的诗》扉页题词“献给爸爸”即出自凌的手笔。徐申如也很喜欢凌叔华。徐志摩1925年赴欧洲讲学，临走前将藏有他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了凌叔华保管。徐讲学期间，再次来到英国剑桥，在剑河边徘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地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在此期间，徐志摩和陆小曼也经常书信往来。陆小曼是国民政府税赋司长陆宝曾的女儿，1903年生，比张幼仪小3岁，比林徽音大1岁。是一个肌肤白皙、眉清目秀、机灵聪敏的女孩。出生于上海，6岁随母亲来北京。她通音乐、绘画、擅长文学，发表过小说和剧本。1920年奉父母之命嫁给了曾留学美国西点军校、就职于北平警察局的王赓。王发现陆与徐的通信，与之离婚。1926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徐执意要请梁启超证婚，梁启超说必须让他在婚礼上行训斥礼，志摩应允。大庭广众之下，梁骂道：“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徐志摩离婚再娶，触怒父亲，断绝了经济后援。而陆小曼生活挥霍无度，使志摩入不敷出。应朋友胡适之邀，徐兼教于北大，赚些外快贴补家用。他托朋友搞到了一张邮政飞机的免票，1931年11月19日，已成了著名建筑学家的林徽音要在北京协和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乘飞机前去捧场，结果飞机失事，徐志摩遇难。
徐志摩的遇难敲醒了陆小曼的灵魂，她戒了烟瘾，青灯守节，并潜心编成了《徐志摩全集》，并写了跋《编就遗文答君心》。
1931年12月20日，在上海举行徐志摩的公祭，棺木运回老家，下葬时，徐父徐申如请凌叔华题写墓碑，凌和胡适商量，决定将《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冷月葬诗魂”改易一字“冷月照诗魂”刻于徐志摩墓上。
林徽因诗集范文5
摘要 明代徽州墨商方于鲁以精湛的制墨技艺为人所知，而其在明代徽州文学界的地位却少有人发掘。本文将其文学创作与身世、交游相互关联，加以探讨，以其兼具商人与作家两者身份的特殊性，揭示了明代中后期经济背景下徽州商贾与文人群体融合的事实。
关键词：徽州 方于鲁 商人 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徽州制墨有长久的历史，据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徽墨出于歙县、休宁。宋代徽州将大龙凤墨千斤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徽州制墨，经久不衰，历代墨苑多有名家涌现，明代徽州人士方于鲁便以制墨得名。方于鲁，初名大 ，万历间歙县布衣，善于制墨，因作《于鲁墨铭》闻于神宗，遂更名为于鲁，改字建元。他的父亲方时通曾在江陵经商，方于鲁便生于江陵。他天生有异质，仰慕古人，仿效历代文人游历之习，入蜀游李白所览之地，又寻宋玉故迹，行走于燕赵邯郸。起先他家道殷实，不过于鲁喜交宾客，与人交往动辄手挥数千金，家道逐渐随之中落。他的生平事迹略见《明人传记资料索引》、《静志居诗话》卷十八。
方于鲁非但制墨售墨，还将所得经验与墨样绘图汇集成刊，曰《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方瑞生墨海》、《潘氏墨谱》并称明万历间四大墨谱。由尹润生先生文，知今故宫博物院收藏方氏所作七十五锭墨。
而另一方面，方于鲁著有《方建元集十四卷佳日楼词一卷续集诗心草一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六著录《佳日楼诗集》、《明诗综》卷六十九录诗二首、《御选明诗》卷一一二录诗二首。概而言之，方于鲁亦是文苑中人，与汪道昆、李维桢、屠龙等文学名士所交甚笃，而以往其文学未能名者，盖因精于制墨，世人多所关切者亦为其墨。对此，屠隆在《方建元佳日楼诗集序》中也为其鸣不平，认为其制墨的才能遮盖了诗名，乃是因为当时未能有朗见卓识之人对其进行探究与评价。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
一 方于鲁之交游
方于鲁受知于汪道昆，曾被招入道昆倡立的丰干社，二人酬唱往来不息。于鲁参与丰干社的集会，与汪道昆、汪道贯、汪道会兄弟集同社之人泛舟丰水之上，吹箫觞咏，发为诗歌，并名之为“泛舟诗”。方于鲁与汪道昆二人密切的交往在汪氏《太函集》中有明确的记录。《太函集》卷一百一十有诗《方于鲁偕嗣宗过宿》、《秋日同于鲁仲淹过圣僧庵》，卷一百十一有《方建元再入燕赠五言近体》四首。《方于鲁偕嗣宗过宿》中诗句云“屣迎妨下走，匡坐拥高谈。把臂千秋上，抟风万里南”，足见二人志气相投、欢乐融融的情状。卷三十二《汪深源传》记载，汪道昆弟仲淹、仲嘉，结宾客组成诗社，方于鲁、潘之恒等人也是社中成员。仲淹乃汪道贯字，其号次公，汪道昆弟，博闻强识，气概英迈，工于词赋，又旁及书法，有《汪次公集》，汪道昆曾为其作《仲弟仲淹状》。汪道会，字仲嘉，诸生，汪道昆从弟，有《小山楼集》。
从另一角度来看，在方于鲁诗集中，记述与汪氏等交游的诗也颇多，如《伏日汪仲嘉集嗣宗溪上得侵字》、《夏日同虎臣诸子集仲淹斋中》、《春日寄景升山居》、《春日同郑子金集南山溪上草堂》、《赠汪仲淹》四首、《汪司马伯玉奉诏归省》四首、《将之燕留别汪司马伯玉》四首、《屠公长卿还越游天台赋此送之》等。
汪道昆是明代徽州文坛领军人物，他与王世贞被当时文坛誉为“南北两司马”，在文学界的影响可见一斑。汪道昆又出身商贾家庭，其家族祖辈、父辈中经商者便有多人。结合前述诗文集中汪道昆、方于鲁等人交游唱和的记录可知当时文人与商贾地位身份的交错，这也说明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转变使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 方于鲁与程君房
方于鲁拜当时的著名墨工程君房为师，详尽掌握了这位制墨大师的技法。待到技艺成熟以后，他就开始自立门户。他所制墨以“九玄三极”最佳，得到了诸多文人的赞赏，制造出“廖天一”、“青麟髓”等墨中上品，当时的文人雅士称其“妙入神品”、“不啻圭璧”。
而其制墨生涯中，与程君房的仇隙也成为一桩有名的公案。方于鲁虽师出程君房，二人日后师徒之关系却急剧恶化。关于此段恩怨，文献亦有记载，方于鲁得到程君房墨法之后，二人相互倾轧，世人在此方面对二人评价均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方氏墨谱六卷提要》说，“夫以松煤小技，而互相倾陷若此，方之倾险固不足道，程必百计以图报，是何所见之未广乎？”《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事的评论极为中肯。
方于鲁与程君房二人因制墨而起的竞争相当激烈，方于鲁请丁云鹏绘《方氏墨谱》，改谱刻画精细，入于毫发，程君房针锋相对地也请丁云鹏绘制《程氏墨苑》，以矫《方氏墨谱》，并且在《程氏墨苑》内绘有中山狼来暗喻方于鲁的负心。二人之书所载，虽情事稍异，而字里行间也显现出深刻的矛盾。
方、程二人的深刻矛盾同样也反映在方氏的诗文作品中，其诗集《师心草》中有一则寓言，名为《喻谤》，其中方氏以陷于危难之境的鱼自比，影射了他与同为明代徽州制墨名师的程君房之间的嫌隙。《喻谤》序云：“自余罹难以迄于今，与仇面绝十余年，何谤书层见叠出，余未尝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诗忌名，因墨妒利。谤从二者而生焉。夫墨以磨而知真赝，文以试而测底里，法眼有在，何用谤为？余既不能已谤，不能弥谤，不能有辩，不能无辩，于是作喻谤之篇，
为鱼登日至辩，游戏笔墨，将以解嘲。”方于鲁在序言中指出，作诗与制墨乃嫌隙所生之处，而因此也与程氏面绝十余年。二人孰是孰非固难定论，但从序中所言便不难看出二人仇隙之深，同时从其中也可以感受到方于鲁诗文中多所寄托的不平之气。
三 方于鲁的文学创作
诗乃发诸性情之作也，作诗必定与诗人的经世历练关联极为密切。方于鲁的诗作中所时常表现出的风格也是其人生经验的映射。方氏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重要风格便是前所提及的沉郁不平的慷慨之气。其作品《室南端赋》中说，自己少年时喜爱读屈宋马杨之书，“长以病废，云卧十年，乃舍诗而治墨……游有弋钓之乐，坐有谈谐之娱。傲然凌云，志在不朽”。根据记述，方于鲁极好游历，足迹及于巴蜀荆楚、吴越淮泗，北至于燕赵，所涉甚广。但因病而返乡，游历致使其眼界开阔，结交四方名士，而归家之后，虽说自适消闲，但身体疲累，精神不济，不能说不是其作品中沉郁风格之所在。另外，其子方嘉树于《师心草》序言中说，其父于鲁“触事兴歌，遭谗寄慨……晚年善病”，看来身体多病的确对方氏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再者，与同业的争端，对其心境有较大影响，其临流而居的生活，除了惬意，多少也反映出遁逸的逃世心态。另外，方于鲁由于擅结交，其先世所积累的黄金家产也被大量消耗，致使生活出现困窘的状态。这些都是其诗文风格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基于上述种种生活境遇，他的文学品格正如林兆珂《方建元诗集序》中所说：“多慷慨不平之气，沉郁无聊之思。”
方于鲁作诗以复古为宗，“追慕唐风”，在总体风格上于是形成了怨而不怒、风在声先、神以情发的特色，概而言之，即为风世的主旨。梅守箕《方建元诗集序》中说：“凡建元所为诗，余三见之矣，其先即司马所亟称，而仲淹所评品者。”其中所说的“司马”，就是汪道昆。由此可以看出，汪道昆对方于鲁甚为提携，而汪氏本身也是复古文风的实践者，再加上他在朝野的地位影响，对其周围文人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可以说方于鲁复古的文学风格也是由于受到汪道昆较大影响而形成的。
在复古的创作道路上，方于鲁作诗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特色，比如《经行野出摘草蔬》其一，具有陶渊明诗歌的风范，又沉痛高古，诗曰：
晨朝乏盘餐，粗粝莫充腹。经营原 间，颇异吾山谷。杂菜既甲，奈何盛 。采撷日既晡，逡巡动盈掬。顷筐弃众秽，下七快鲜馥。伊昔田南山，嘉蔬绕茅屋，今我舍兹方，舂粮不再宿。旅葵徙蓼虫，丰草游麋鹿。吾道胡为穷，乐土无投足。盈缩有前程，祸福昧倚伏。三叹强加餐，朱门厌粱肉。
这首诗叙述了经营原野之间的困窘生活，食不果腹，荒草生于田野。然而此诗在困境之中，也表现出对祸福的观念以及不愿屈就媚世的风骨。方于鲁毕竟没有像杜甫那样经历过深刻的时代痛苦与个人辛酸，他诗中身世飘零之感和生活困窘引起的寂寞心绪当然也没有杜诗来得刻骨铭心。若与杜甫悲慨满怀的诗风相比，方于鲁之诗则更显得冲淡清苦。
另外，在些许残酷的现实中，方于鲁试图摆脱诸物的困扰，而发现真我，因而又以简淡入诗，善于为自己的诗歌注入闲逸古朴的生活气息，如七言诗《璞石席上作》云：“十年不惯出家门，千里来逢故旧存。正值江干春未晚，蒌蒿荻笋煮河豚。”诗中笔意十分简淡，作者用不经锤炼的质朴语辞，不露痕迹地传达出一种远离尘嚣、物我相融的真淳境界。
方于鲁所作还有另一些诗，或记录民俗，或反映文人聚会宴饮中升歌作乐的场景，存于《方建元集》中，地方风俗、曲中乐伎都成为其诗中内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文学创作题材通俗化的趋势。如其《秋日城南同诸子携苏九郎、马小姬泛舟作》中以“飞燕凌波矜舞巧，长娥效月斗苏新”之句表现了身居下层的歌舞艺人的妩媚姿态，并反映了文人的社会生活方式。
方诗中此类诗大多格调清新欢愉，舒缓明亮。例如，其描写上巳日游春之作《上巳日同青山诸子泛春 溪》中云：“欲 兰亭禊，将期 水滨。盈盈荡舟女， 秉兰人。帆带华林雨，觞浮锦浪春。中流载歌舞，偷眼艳阳辰。”以“盈盈”、“ ”展现出上巳日出游的轻快心境。
在《七月二十五夜同诸子观里社赛荷灯戏作》中写道：“五夜迎神曲，千门乐未央。挑灯荷作炬，藉酒桂为浆。碧斗枝连巧，红分影合光。一时传里俗，箫鼓赛睢阳。”此诗乃描绘民俗“放荷灯”的场面。此俗本自佛教节日盂兰节，各地风俗不尽相同，但均以消灾祈福为盼。《道场即事》：“静习东林久，斋居伴作盟。花枝僧屡献，兰浴佛长生。世界无金布，毫光多宝呈。夕阳钟鼓远，云外散经声。”其中既有对佛教仪式的描写，又透露出诗人远离俗世的心境。
明代中期以后，皖江和徽州地区经济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种新形势的出现，也使安徽文学显露出新的发展趋势，作家群体与商人群体的融合成为这一时期以来日趋常见的现象。由于商人作家具有特殊的地位身份，他们目力所及的范围比前期文人更加宽阔，更加贴近常人的生活，以商人为代表的中下层群体的形象也越来越多地被文学作品所容纳。这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风尚转变在文学中的重要反映。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城市集镇的发展，戏曲、小说作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不可缺少的因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戏曲表演日益勃兴，戏曲创作也呈现出雨后春笋之状。汪道昆、汪廷讷、梅鼎祚都是当时著名的创作大家，潘之恒则根据多年的戏曲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戏曲表演理论。小说、笔记方面，有程时用的《风世类编》、潘士藻的《暗然堂类纂》、潘之恒的《亘史钞》、曹臣的《舌华录》、吴大震的《广艳异编》等作品。以上种种，无不显示了明代安徽文学走向平民化的发展倾向。方于鲁本作为墨商为人熟知，而其在明代徽州文学界的地位却少有人发掘，因此对其文学作品的探究，对研究明代徽州文学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意义。
注：本文系上海市教委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swm08016）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尹润生：《方于鲁与程君房两家墨店》，《紫禁城》，2010年第5期。
[2] （明）彭泽、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十二卷》，天一阁藏明弘治刻本。
[3] （明）方于鲁：《方建元集》（十四卷）、《佳日楼词》（一卷）、《师心草》（一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明万历刻本。
[4] （清）永 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林徽因诗集范文6
商贾经行，流连巨埠繁华；游子客居，梦约江南水乡。古称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是徽商的发源地，同时也造就了徽学的繁荣。这所融徽风皖韵于一身，饱受徽文化滋养的安徽名校，风雨兼程84载，学者云集，名师荟萃。刘文典、周建人、郁达夫、苏雪林、陈望道、朱湘、朱光潜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先后汇聚在菱湖之畔、镜湖之滨，著书立说，弘文励教。84年历史长河中，一代代安徽师大人潜心耕耘、励志践行、薪火相继，砥砺出“厚德、重教、博学、笃行”的精神品格，传承了徽文化的朴实、博大与坚韧，也孕育着长江水一样的开放、进取与活力，精神所向、心魂所系。
近水楼台先得月，踏着得天独厚的徽文化底蕴，以徽学为代表的文学研究领域在安徽师大这块灵秀之地兴盛开来。徽学研究所、徽州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在徽州商帮、徽州学术思想史、徽州教育史三个较为稳定且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方向上又逐步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
2011年9月，新华社播发的长篇人物通讯《读书人眼中的徽商大义》，讲述了安徽师大王世华教授几十年如一日苦心研究徽学的事迹。由中央文史馆牵头组织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大纲在全国率先获批通过，王世华教授撰写的样稿《徽商的兴衰》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赞扬，被当做范本向全国推广。王世华教授用徽商精神开辟治学道路，重教兴学。
传承徽文化的品格，语言学家张涤华，词学家宛敏灏，红学家朱彤，国画家王石岑，历史学教授光仁洪、万绳楠、张海鹏等名家之风范，在安徽师大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又有一批以古代文学研究为志向的知名教授刘学锴、余恕诚、胡传志等，在这里著书立说，言传身教。年逾古稀的余恕诚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条“板凳”上一坐就是半个世纪，其在唐宋文学系列研究上的造诣颇高，先生讲课风格极为低调，总是用朴素、平静、细致入微的叙述，营造诗的意境。曾有一位法国留学生，因为极度钦仰余老师，便转学至他的门下，后来甚至向学校要求再延长一年学习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