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诗选范文1
1.孙依我是普希金诗歌最早的译者。“我所查到的最早的一首译成汉文的普希金抒情诗是孙依我译的《致诗人》，发表在《文学周报》1927年第4卷第18期。从1837年普希金逝世，到他的抒情诗的第1首译文在我国发表，相隔整整90个年头。”（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第二卷）
2.李秉之是莱蒙托夫诗歌最早的译者。“1925年12月由李秉之选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俄罗斯名著》（第1章）中，收入‘列芒讫夫’的诗《歌士》，这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莱蒙托夫诗歌的中译……”（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以笔者之见，上述观点有待商榷。在此，笔者抛砖引玉，以就教于行家。
普希金诗歌的汉译
中国翻译界将普希金小说作为首译对象，但并不是说，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期普希金的诗歌没有任何中译文字。从笔者掌握的史料看，普希金诗歌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断片的诗歌至完整的一首诗歌翻译的过程。
1907年7月，吴梼翻译契诃夫的小说《黑衣教士》第一章有这样的文字：“他看着丹霞的面颜，嘴里吟着布希根诗句一节道：‘吾虽至于狂痫兮，不能禁爱怜恋人之思！’”这是源自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诗句，也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普希金诗歌最早的汉译文字。从这层意义上说，吴梼译出的普希金的诗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我国早期翻译的普希金诗歌文献中，陈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译者。我们知道，1915年至1916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刊登了他从英文转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和《初恋》。屠格涅夫为了塑造主人公的形象，小说多处的情节曾援引普希金的诗歌。遗憾的是，由于陈嘏不熟悉俄罗斯文学，再加上他在翻译过程中大量的删节，屠格涅夫小说《春潮》和《初恋》中出现的普希金诗句几乎荡然无存。目前我们所能看到有关普希金的诗句主要出自《初恋》，相应的陈嘏译本有这样的文字：“吾读香艳诗一首佳乎，余承命朗诵《乔嘉冈上行》一章以应之。至‘此心唯识爱’（That the heart cannotchoose but love）句，姑娘反复数诵。”
陈嘏的译文是文言文，采用译述手法。倘若我们对照从俄文译出的本子，则可见陈嘏译文中有的情节和文字内容与原作相差甚大。而且，由于屠格涅夫在该小说中没有说明主人公朗诵的诗歌来自哪个作家，因此，陈嘏也无法知道“普希金”。我们在《新青年》中读到陈嘏的译文，也很难立刻判断出它们出自普希金的诗句，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有的诗句已被他全删了。而“此心唯识爱”一句，实为普希金诗歌中难得的诗句。“此心唯识爱”一句，查良铮译为“它不可能不去爱恋”，而萧珊将之译为“它要不爱也不可能”。（智量：《屠格涅夫爱情小说》）
继陈嘏之后，茅盾是我国第三个翻译普希金诗歌的人。1922年，茅盾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九号上发表《自由创作与尊重个性》。文中摘译了魏列萨耶夫（B.B.Bepecaeb，1867-1945）的《甚么是作文艺家必须的条件》一段文字：
普希金却相反，他在诗里说：
不为着生活的惊扰，
不为着新欲，更不为着战斗，
我们生来为着灵化，
为着甜蜜的声音和词。（《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中国文论一集）茅盾在此不是为了翻译普希金的诗歌而翻译的，他想表达的是：“创造的自由该得尊重”；“尊重自己的创造自由，先得尊重别人的创造自由”。他将魏列萨耶夫的话，作为激励五四文学家们进行创作的箴言。
那么，魏列萨耶夫援引的普希金的诗句出自哪首诗歌呢？据笔者考证，它源自普希金1828年创作的《诗人和群众》。此诗是要求普希金写道德教诲的答复，表达了诗人为全人类讴歌自由，为“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讴歌”的美好理想，同时也反映出作家创作自由的一种思想。这一思想符合茅盾所提倡的新文学运动中作家创作自由的观点，因而被茅盾采用。应当说，思想的巧合是茅盾翻译的直接原因。
如果说茅盾仅仅译出了普希金的片段诗文，那么，陆士钰翻译普希金的《感叹》则是第一首完整的中译文诗歌。该诗刊登于1925年5月29日出版的《晨报副刊》，全诗如下：
我曾沿着人烟稠密的街道，
走向那市声嘈杂的寺院，
坐在倜傥的青年堆中，纵谈，——
往事一闪，我心颤抖了。
我泫然道：人生如飞行之矢，
聚会的我们，
终将踏进阴森的墓门，
人们呵！刹那间死神将临。
我羡慕橡树的长寿，
尊他为森林的鼻祖，
我身腐了，森森的他，
未损昔时一些的荣华。
我抚摸童稚的时候，
凄然地想：宽恕我吧！
不能和你争雄了：
时光急促地鞭策着我，——你正开着灿烂的花儿。
一阵恐怖的幻想，
引我整天整年地颤抖，
辗转地思索：
将来命运的终宿。
我的终宿到底在哪里？
战死沙场，客死远道，魂归碧浪？
或近邻的山坞，
即我葬身的坟墓？
声息全无的死尸，
任何地都可腐埋，
但心恋着故乡，
愿长眠在慈母的怀里。
阴沉沉的墓旁，
创造了新新的世界，
冷淡的生活的花儿，
亦将永远地灿烂地开着。
此篇写于1829年，查良铮译为《每当我在喧哗的市街漫步》（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选》），原为一首无名诗，现通常以该诗的第一句“врожули я вдоль улиц шумньгх”（A.C.лушкин《Cтихотворения》）作为诗名。显然，陆士钰将此诗改了名。另外，1925年10月17日《晨报副刊》登载了契诃夫的小说《天鹅哀歌》，其中也有普希金的如下一段诗文：
凶恶的伊凡的阴影，现在归回，
藉着我的嘴唇，煽起来反抗：
我是那死的低未提瑞！
在热陷中，我要布瑞司死于他的宝座之上。
够了！人将不能看见皇帝的后辈，
对着倨骄的波兰女王下跪！
这是契诃夫取自普希金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诗句。关于这段诗的翻译，焦菊隐在译文中写的“一断胡话”中如是说道：“文中普希金的一节诗又是烦张士隽这个也有些孤寂的人替我依原韵脚译的。”
莱蒙托夫的第一首汉译诗歌
陆士钰翻译的莱蒙托夫的诗是《高架索小曲》，刊登在《晨报副镌》1924年9月1日第3-4版，当时作者的译名为“烈尔蒙托夫”，译文如下：
睡哟，我的美丽的姣几，
巴亚士克——巴亚。
皎皎的月，悄悄地
照临着你的摇篮，
我滔滔地讲着故事，
唱着睡歌；
你微微地入睡，紧闭着双眸，
巴亚士克——巴亚。
岩石间的特莲河，潺潺地流着，
闪烁着汹涌的银波；
残酷的渔翁，踽踽在岩岸上，
磨他光芒的宝剑；
但你的父亲——年老勇士，
血战在沙场；
睡哟，宝贝，赐你安眠，
巴亚士克——巴亚。
这首诗译于1923年8月7日，原本取自1889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莱蒙托夫全集》。它描写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哥萨克妇女的形象，歌颂了母爱的伟大和崇高，也寄托了母亲对儿子的美好希望。译者看到的是这首诗歌中充盈着的一种反抗、奋斗的精神。他在“译后志”称莱蒙托夫“实是一个文学中的革命，造成了俄国的浪漫主义者，而其作品中具有奋斗反抗的精神，所以我们读他的作品，能激起我们反抗现实社会的阴暗”。他还写道：“关于他的传略及批评他的作品，郑振铎先生等在《小说月报》俄国文学研究号及郑振铎先生编的《俄国文学史略》上说的甚详，似用不着我来多嘴了。”“他作品译成中文者，寥寥无几。”陆士钰对那时我国翻译和研究莱蒙托夫情况的熟悉也由此可见一斑。
译者陆士钰，如今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从《鲁迅日记》中笔者了解到，陆士钰曾与鲁迅有过交往。1925年3月28日《鲁迅日记》写道：“夜刘弄潮来。有麟、崇轩、陆士钰来。”陆士钰还与项拙（亦愚）、胡也频（崇轩）、江震亚和荆有麟一起担任过（《民众文艺周刊》编辑。
普希金诗选范文2
摘要：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是俄国的大诗人，他的创作揭开了俄罗斯文学发展史新的一页，奠定了俄罗斯十九世纪古典文学的基础，他的童话诗是其丰富创作中的一个晶莹璀璨的组成部分。本文概括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及主要童话创作历程和内容，通过对《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主要情节的分析，揭示了普希金童话中孕育深刻的哲理――人类必须控制自己的欲望，否则一切将毁于一旦。
关键词：普希金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哲理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年6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1837年1月29日逝世于圣彼得堡，是俄国伟大的民族诗人、俄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者。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
1817至1820年间，普希金完成了他第一部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当时普希金才二十岁，在这部长篇童话叙事诗里普希金采用了许多民间故事材料，如魔法师、女水妖、隐身冒、巨头、与长矮人的战斗以及鲁斯兰死而复活等等，在这首诗中普希金讴歌了坚贞的爱情和坚毅的性格。这首诗引起了尖锐的斗争，尽管保守文人把普希金比作农民，但茹科夫斯基却怀着喜悦鼓励普希金，在送给普希金的一张画像背面写上“败北的老师”赠“胜利了的学生”。
1830年，普希金写出了一部具有讽刺性的童话诗《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在这首诗中，普希金讴歌了劳动人民的诚实正直、热爱劳动、聪明机智等优秀品质，而对于妄自尊大的神父，则揭露他的贪婪、自私和吝啬，全诗以长工对神父斗争的胜利，这是大快人心的。
1831年，普希金写了童话诗《关于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光荣而威武的勇士格维顿・萨尔坦诺维奇公爵及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在这首诗中，普希金讽刺了沙皇宫廷的腐败。他同情王子格维顿，谴责了两个姨母的阴险毒辣。
1833年，普希金写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两首童话诗。在《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普希金通过老太婆揭露了其贪婪的本性；在《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中，除了谴责皇后的阴险狠毒之外，还歌颂了自由生活在丛林间的七勇士，歌颂了他们的淳朴善良，同时体现了农民要自由的理想。
1834年，普希金创作了《金鸡的故事》。在诗中，诗人对沙皇作了尖锐辛辣的讽刺。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是普希金在1833年秋天写成的。这篇童话取材于民间故事，该故事在欧洲各民族广泛流行，叙述一个老太婆过分追求财富和权势而受罚的经过。
在《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这篇童话诗中，诗人通过老头六次从海边回来，六次老太婆不同表现，五次大海的变化，以及五次金鱼不同反应来表现老太婆贪婪之心是如何一步一步膨胀的。
第一次老头从海边回来，告诉老太婆今天捕到一条不同寻常的金鱼，会说话，老头没有要任何报酬就把金鱼放回了大海，结果老太婆指着老头就骂：“你这个蠢货，你这个傻瓜！”老头只好又回到大海边，这时大海微微泛起波澜，金鱼也满足了老太婆要一只木盆的愿望。
第二次老头从海边回来，看见老太婆有了一只新木盆，然而老太婆骂的更凶了，第一次，老太婆只骂了一句蠢货、笨蛋,而这次却连骂了三回“蠢货”。老头只好又回到了大海边，这次大海海水变浑，金鱼又满足了老太婆的要求。
第三次老头从海边回来，看见老太婆住进了新房子。结果老太婆一见老头便破口大骂，更加肆无忌惮，这次辱骂升级了，骂老头“十足的笨蛋”。老头只好又回大海边，这次海水变得汹涌起来，金鱼再次满足了老太婆的要求。
第四次老头从海边回来，看见老太婆摇身一变变成了贵妇人。然而老太太把老头训了一通，而且还罚他去马厩当差。过了一阵子，老太婆又提出新的无理的要求，这回老头实在看不下去了，稍事反抗，结果却挨了耳光子，只好又去求金鱼，满足老太婆进一步的欲望。这回大海开始变得阴暗起来，金鱼还是答应了老头的请求。
第五次老头从海边回来，老太婆变成了女皇，自由自在的女皇。结果老太婆连看都没看老头一眼，就吩咐左右把老头给赶走了，出宫时还差点被刀斧手砍死。过了一阵子，老太婆贪欲又升级了，这回要做海上女霸王，而且还要金鱼亲自为自己服务。这回老头学聪明了，没有反驳。老头再次来到大海边，这回大海掀起黑色大浪，波涛汹涌、奔腾怒吼。老头还是毕恭毕敬转达老太婆的心愿，然而这次金鱼一句话也没有说，鱼尾一摆，就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老头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回音。
第六次老头从海边回来，不过这次老头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回家的道路的，这次没有金鱼的承诺，老头不知道回家怎样面对自己发疯的老太婆，以往每次都满足了老太婆的要求，还少则爱骂，多则挨打被罚，老头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不料，眼前的光景确出乎老头的预料;老太婆又恢复了往日的本色，依旧坐在那座破房子的门槛上，摆在老太婆面前的还是那个破木盆。
在这篇童话诗中，诗人通过老太婆的贪婪之心从新木盆到新房子，从贵妇人到女皇直至海上女霸王。诗人还通过大海相应的不同反应即从微微泛起波澜到海水变浑浊，从海水变得汹涌到海水变得阴暗再到大海掀起黑色大浪，波涛汹涌、奔腾怒吼，来说明：哪怕大海的心胸是广阔的，但也是有限度的。诗人通过老太婆大起大落的戏剧性经历，向世人昭示：人，如果不懂控制自己的欲望，最终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参考文献：
［1］李兆林，徐玉琴.简明俄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普希金诗选范文3
关键词：普希金 自然 遁世情结 精神生态学
海德格尔曾这样解释人类的栖居：“如果我们把这多重之间称作世界，那么世界就是人居住的家……作为人居于世界之家这一尺度而言，人应该响应这种感召：为神建造一个家，为了自己建造一个栖居之所”。在他看来，只有诗的语言才能解读万物的神性。如果万物真的有灵，那么最先存在的、最具有灵气的世界，应该是自然;而对自然唯美而诗意的书写，在普希金的笔下，是向“存在”的探索，更是向精神世界的探求，是精神生态学意义上的回归。
一.自然意象与逃离情结
自然与优雅的完美合一，是普希金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很多具有诗性气质的人，往往在血液深处流淌着对乡村的向往和对自然的执着。
皇村中学、高加索、克里米亚、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三山村和波尔金诺村……纵观普希金的一生，除却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乡村世界亦在他的生命史上占据了绝大的篇幅。世事乱耳，案牍劳形，一旦脱离开宏大的命题与深远意义上的书写，普希金身上的回归自然的诗性气质立刻汹涌而出。他在许多诗篇中表达了对自然的渴念和追求，如《皇村记忆》：
沉郁的夜的帷幕
悬挂在轻睡的天穹;
山谷和丛林安息在无言的静穆里，远远的树丛堕入雾中。
隐隐听到溪水，潺潺地流进了林荫;
轻轻呼吸的，是叶子上沉睡的微风;
而幽寂的月亮，象是庄严的天鹅
在银白的云朵间游泳。”
普希金对自然事物的描绘，经常充满了神秘而天真的想象。他笔下的高山、泉水乃至寒风，总是以拟人化的姿态来呈现，拥有人的感官和情感;他以通感的手法来表现声音、色彩、味觉，又使这些本是普通的人间事物出人意料的在云端、天国登场，使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富有灵性。只有对自然有着狂热而深沉的眷恋的笔，才能将万物如此深刻而唯美地呈现。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普希金对自然的歌颂，不是一种单纯的向往和普遍意义上的赞美。在普希金的人生历程当中，关于“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斗争从未消弭。普希金的童年时期，他的乡下保姆为他讲述的童话故事，使年幼的普希金第一次感受到了城市与家庭之外的自然魅力;在皇村中学求学期间，诗歌与大自然是他逃离学校严格管制的工具;而在他成年，进入都市的政坛之后，他游离的自然情结和自由气质，毫无意外的使他受到了官场的倾轧和迫害;流放高加索，是他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一个重要契机。“对普希金来说， 南方的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刚好成为他释放和吐纳悲郁的天地， 让他疲惫的身心、焦躁的心情得到了久违的抚慰。”[1]
自然使他的情感得到憩息，但更是他对抗现实世界的一种工具，他对于自然的讴歌，是他反抗强权与质疑都市世界的方式。普希金天生就是一个追求自由的战士，他质疑都市社会，厌恶浮夸与虚伪，因此他不可能真正的隐匿自身，在自然的包围之下沉默不语，抛却文明社会的责任。但是，现实的黑暗又使他感到痛苦，于是对自由和自然的讴歌成为他精神的乌托邦，他描绘了一个个和谐的田园，以此作为精神休憩的园地与世人的灵魂居所。所以，只有在诗歌当中，他才能片刻逃离。“逃离情结”频频出现在他的抒情诗歌中，如《该走了，亲爱的》：
该走了，亲爱的，该走了，心儿要求宁静，
……
我这疲乏不堪的奴隶，早想远走高飞，
到远方隐居，在写作和安乐中憩息。
离别，告辞，飞走等是普希金的“分离情绪”和“逃离”的意念，并非是他对生命的失望和逃避，而是对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的回归。他厌恶都市世界的倾轧和暴力，于是在唯美的抒情诗中反复表达离开的情结。
二.向精神生态的回归
普希金在对俄罗斯城市文明和官场倾轧的失望之下，数度在抒情诗中表露了向乡村世界逃离的愿望，但这种逃离，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是对外部的自然世界的向往，而应该深入到精神层面上。
纵观世界思想史，对于人“精神”的含义的讨论从未停止。卢梭在《爱弥儿》当中，他明确指出了“自然人”与“文明人”的区别，盛赞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人：拥有的天真、质朴、纯洁的品质。中国先秦《庄子》中“精神，天只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将精神与肉体二元对立，却把精神看做承天而生的“道”一般自由而高贵的存在。西方狄尔泰等人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理性性质进行驳斥，指出生命哲学是对“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反思，逐渐将非理性的东西纳入到精神的研究范围当中。弗洛伊德和荣格将人的精神划归于原始欲望的萌动，再一次肯定了精神的原初性和自然性。
根据鲁枢元的论著，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生态学也可以进行三个层面的划分：”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2]
精神生态是对人的自然、自由、自足的原初的精神世界的一种阐释，在人类的灵魂层面构成一种自在自足的生态范围。精神生态学“研究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因此，精神生态指向的是人的精神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原始的自然环境对人的作用。“所以， 可以说现在的生态文艺学， 是一种从生态学的宏观视野出发， 研究文艺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所以，这里的精神生态，一个方面是指人的精神世界本身的自足，另一方面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一种文学领域的“复魅”。
生态文艺学是在工业文明冲击下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怀疑中产生的，但十九世纪初期的普希金，在对都市文明的怀疑与叛逆当中，已经表现出了向自然世界与精神生态回归的意向。它的精神缘由，与生态文艺与精神生态学的诞生，原本是异曲同工――对政治文明、都市文明的怀疑因此产生了向乡村文明的逃离意向，在对自然美的歌颂当中，得到心灵的释放和精神世界的完满。
三.回归的意义
由此看来，普希金诗歌的逃离情结和自然意象，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对外部自然世界的追求。它有着更加独特的审美意蕴和精神意义。
首先，在精神生态学意义上，它体现了十九世纪都市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回归，是人的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交流与共鸣的佐证。在高加索流放的过程中，广阔的自然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在城市所受的伤害，一场无妄之灾本应孤独，所幸他寻觅到了最佳的灵魂伴侣。他在与自己弟弟的信件当中明确表示，高加索“疗养了自己的身体，也抚慰了受伤的心灵”。于是在与自然的交流当中，他粉碎了束缚思想的锁链，在与自然的对话当中走向了灵魂的自由。
其次，向自然的转向使他保持了精神上的完整和纯洁。对于城市虚伪的人事的清醒自知，使普希金在诗歌中反复表达了向乡村的逃离，并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唯美的乌托邦。诗歌《小城》中，他从日常起居到周围的自然环境，都进行了全面的想象和描摹。
小窗对着开心的花园，那里有苍老的菩提
还有稠李花争艳;每到消闲的中午之时，浓郁繁茂的桦树枝投下阴凉，为我蔽日;
甜香温柔的紫罗兰间杂生着雪白清香的铃兰，一股欢跃的清泉托着漫游的花瓣，
避开了人的有安静，在篱笆下潺潺地流动……
这首诗与中国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同样在文字中为自己建构了一个洗尽铅华的、以读书与音乐为乐趣、充满了朴实而温暖的世俗之乐的小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处所，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想象的家园当中，他们因官场倾轧而受伤的灵魂得到了休憩和治疗，因而避免受到现实世界黑暗的冲击，也因此人格的独立和主体性由此得到了保持。
普希金向精神生态方向的诗歌转向，在艺术上也有着珍贵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剥夺了人对自然界的直接体验，使人们远离事物的原生态，而普希金向自然的寻找，意义在于重振了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文学与自然沟通，因而延续并创新了自然抒情诗的美感。
虽然，几乎每一位抒情诗人都有着执着的向自然回归的念头，但普希金的意义在于，他在看清了城市文明对于人性和高贵品质的戕害之后，在与强权斗争的过程中自觉的以自然来荡涤心灵。他不将自然作为人的最高救赎，而是将人在自然中的自我救赎作为人性的出路;他的目的不是遁世，而是借遁世来获得入世的力量。而他这种积极的自我救赎，在后世的文学遭遇的“生态灾难”当中，为“生态美学”的建立提供了某种参照。
参考文献
[1]【俄】普希金：《普希金诗选》，查良铮 译[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
[2]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 等译[M].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12.
[5]【俄】普希金.普希金全集12抒情诗，乌兰汗，丘琴等译，沈念驹，吴笛主编[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
[6]刘峰杰.“生态文艺学”的理论之路[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注 释
[1]宋德发《面对永恒矛盾的普希金――普希金的“都市世界”与“自然世界”》：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大 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普希金诗选范文4
1828年，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娜塔丽亚。她优雅的气质、迷人的容貌，让普希金着了迷。起初娜塔丽亚对普希金不感兴趣，几经周折，才答应了求婚。婚后，普希金很爱妻子，他的创作激情也如涌泉，写好一首诗，都要征求娜塔丽亚的意见，可常受到妻子的斥责。妻子只热衷于打扮自己和参与上流社会的交际。
事情开始变得糟糕。娜塔丽亚的花销越来越大，沉重的债务压得普希金喘不过气来。他只好靠多写作品来弥补。然而，娜塔丽亚天天要他陪同去跳舞，否则就大吵。宝贵的时光就这样耗费了，普希金感到非常痛苦。
同时，因普希金的诗作鞭挞沙皇暴政，沙皇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解到普希金的家庭后，沙皇就利用娜塔丽亚的虚荣，指使一名军官去纠缠她，同时安排人散布流言，诋毁普希金的名誉，迫使他与这名军官决斗。
1837年1月，年仅38岁的普希金倒在了决斗场上。沙皇是杀害普希金的刽子手，但娜塔丽亚被坏人利用，造成了这一悲剧，同时也与普希金择偶的失误紧密相连。
1839年，身为律师的林肯和玛丽陶德相识。两人无论是性格、爱好、修养等方面差距很大。林肯出生于贫困家庭，玛丽陶德系贵族世家；林肯为人谦和，而她孤傲自大。林肯感觉两人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几次提出了分手，然而玛丽陶德的哭闹，让他软了心。
普希金诗选范文5
关键词：阿赫玛托娃 祖国土 爱国主义 绝唱
基金项目：广东省2015年教学改革项目“大学语文教学与人文素质培养”
阿赫玛托娃的《祖国土》（1961）是一首十四行诗。十四行诗是欧洲的一种格律严谨的诗体。其发展有三个标志性的阶段。最初流行于意大利，彼特拉克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他使十四行诗臻于完美，其形式是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由两段四行组成，后一部分由两段三行诗组成，即按四、四、三、三编排；其押韵格式为ABBA，ABBA，CDE，CDE或ABBA，ABBA，CDC，CDC；每行诗句11个音节，通常用抑扬格。第二个阶段以莎士比亚为代表，他的十四行诗由三段四行和两行对句组成，即按四、四、四、二编排；其押韵格式为ABAB，CDCD，EFEF， GG；每行诗句10个音节，抑扬格。普希金是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他创立的“奥涅金诗节”可分为四组，用的也是抑扬格，韵脚分别采用交叉韵（ABAB）、叠韵（CCDD）、环抱韵（EFFE）和连韵（GG）形式。前三段陈述事实，后两行常用来做警句式或哲理式的结论，其押韵形式更为丰富。彼特拉克和莎士比亚的14行诗是抒情的，而普希金的“奥涅金诗节”则是叙事的。阿赫玛托娃的《祖国土》采用的基本上是莎士比亚体。这种体式结构巧妙、音乐性强、起承转合自如，常常在最后两行诗句中概括内容，点明主题。
《祖国土》有的译为《故乡的土》（见《阿赫玛托娃诗选》乌兰汗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也有译成《故土》的。原诗的标题下还有这样两句题词：“世上不流泪的人中间，没人比我们更高傲、更纯粹。1922年。”这两句诗出自诗人1922年创作的《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的最后两句。收入本集的作品，大多创作于192l年。老革命京尼・奥辛斯基谈到这本诗集时写道：“阿赫玛托娃歌颂了在战火中诞生的美好事物，她越来越接近了我们从饥荒和贫困的枷锁中争来的东西。”[1]P75《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写了诗人对那些在祖国命运危难之际而一走了之的人的鄙视，歌颂了包括诗人在内的不逃避危难而从容面对的人的高尚，流露了深厚的爱国情感。《祖国土》以这两句诗为题词，不难看出诗人在其中所要宣泄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下面我们按本诗“四四四二”的结构形式进行欣赏。
诗的前四句主要强调的是祖国土的平凡，不为人们所重视。诗人每一句都用了否定的词语说明祖国土平凡到人们无视的地步。“我们不用护身香囊把它带在胸口，/也不用激情的诗为它放声痛哭，/它不给我们苦味的梦增添苦楚，/ 它也不像是上帝许给的天国乐土。”[2]P139祖国土太过平常。它不仅值不得人们像宝贝那样“用护身香囊把它带在胸口”；更值不得诗人们用充满激情的诗篇“为它放声痛哭”（这里的“痛哭”实际上是歌唱）；因为它不会给我们本来就充满痛苦的生活再“增添苦楚”；它更不像是上帝许给人类的“天国乐土”，人们在这块土地上感受不到伊甸园般无忧无虑的幸福。
第二个四行主要写人们不理解这块平凡的土地的价值，以至于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心中不知它的价值何在，/我们也没想拿它来进行买卖，/我们在它上面默默受难、遭灾，/我们甚至从不记起它的存在。”[2]P139俄罗斯大地太辽阔了，太平常了，人们天天与它接触，谁会想到它的价值，更不曾想到拿它进行买卖。人们只是在充满灾难的土地上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忍受着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人们似乎已经麻木了，连天天接触的土地似乎也不存在了。这里，女诗人以沉痛的感情，写出了当时人们的麻木。土地，对于人来说，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平凡，同时也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人们离不开土地就像离不开空气和水一样。人与生俱来就与泥土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上帝造人，普罗米修斯造人，女娲造人，其原料都是泥土。而人类也靠土地上所生长出来的东西维系生命。没有土地就没有人类。而祖国土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它见证了国民生息与繁衍，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国民，是离不开生他养他的祖国土的，但这一切人们都没有意识到。面对这种情况，诗人是何等的痛心疾首。
第三个四行紧接上四行，写祖国的儿女们因不理解其土地的价值而对其进行无情的践踏。“是的，对我们，这是套鞋上的污泥，/是的，对我们，这是牙齿间的沙砾，/我们把它践踏蹂躏，磨成齑粉/这多余的，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 [2]P139祖国的儿女们竟然把祖国土视为套鞋上沾满的污泥和牙齿间的沙砾。污泥和沙砾两样东西是令人不快的，甚至是厌恶的。于是就连靠它维系生存的儿女们对它也是无情的蹂躏践踏，要把它磨成齑粉，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是“多余的，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这实际在表现一种真实的感受。人们往往对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东西，哪怕是最为宝贵的东西也熟视无睹，就连对生他养他的祖国土也失去了最起码的敬畏。对此，诗人是何等的心碎，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苦楚。
最后两行，表现诗人炽热的爱国之情。“但我们都躺进它怀里，和它化为一体，/因此才不拘礼节地称呼它：“自己的土地。” [2]P139祖国的土地不仅生了我们，也养育了我们，甚至我们死后也要投入它的怀抱，和它融为一体。祖国土成了我们最终的归宿地。可见，我们永远也无法和祖国土分开。这是诗人对祖国土的理性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诗人对祖国土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亲切而且不拘礼节地称祖国土为“自己的土地”。在这句质朴而亲切随意的称呼里，诗人那种对祖国土的深沉赞美之情不觉流溢于字里行间。这种真挚深沉的爱国情感是震撼人心的，它将使那些没有认识到祖国土价值而对其任意践踏的人们警醒，从而热爱那片与自己生息与共的祖国土。
以上是就诗歌字面的意思进行分析。如果我们了解诗人的经历，就更能理解阿赫玛托娃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女诗人，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她虽有此美誉，但命运多舛。1910年，她与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结婚，后因感情问题于1918年离异。十月革命前夕，俄国政局动荡，许多作家和诗人都跑到外国去，但阿赫玛托娃却毅然选择留下。她在《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1922）一诗中写道：“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我不能和那种人在一起，/我厌恶他那粗俗的奉承，/我不会为他们献出歌曲。”[3]P76诗中对那些祖国处于危难时选择离开的人表示了鄙视，并表明自己是不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的。1921年，古米廖夫因“参与反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活动”罪被枪毙（1991年）。虽然诗人早已与古米廖夫离婚，但她和儿子还是受到牵连。尤其儿子列夫・古米廖夫曾三次入狱，被判死刑、长期流放，直到1956年才获得自由。阿赫玛托娃创作于1935―1941年间的《安魂曲》就是关于自己的命运、自己儿子的命运的作品，当然“也是一部关于整个民族背负十字架的苦难的作品”。她为入狱的儿子而痛哭，这也是千万个因儿子受难的母亲而发出的悲鸣。儿子的命运如此，其第二任丈夫――艺术评论家尼・普宁命运似乎还要糟，他在肃反扩大化中两次入狱，并于1953年死于监牢。不仅如此，在那个没有自由的极权专制制度下，阿赫玛托娃本人更是受尽侮辱和摧残。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关于与两杂志的决议》。决议严厉批评两个杂志给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等作家提供发表文学作品的阵地，指责阿赫玛托娃“诗歌渗透着悲观和失望的情绪，表现了停滞着的资产阶级贵族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而不愿同本国人民一起前进的旧日沙龙诗歌的风格，她的诗歌给我国青年教育事业带来损害，因而在苏联文学中是绝不能容忍的……”。之后，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安・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进行了大肆的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说女诗人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是“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和尼姑”[4]P315。随之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她的作品也无法发表，生活陷于困窘。她只被允许做一些翻译和普希金研究工作，这就是当局对她示以的“宽容”。 “面对这些悲痛连群山也折腰，浩瀚的大海也不再流淌……”“天使齐唱这伟大的时刻，天空在烈焰中熔化。”[5]P245这是俄罗斯生活的悲剧。面对这些灾难、痛苦和当局对自己不公正的对待及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阿赫玛托娃坚强地承受住了。她没有沉沦，没有走上绝路，更没有因此而动摇她对祖国的爱，从早年没有离开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大地到斯大林时代受尽磨难，她对祖国的爱痴心不改，相反，这种爱更加深沉、凝重。阿赫玛托娃是普希金的崇拜者和继承者，她以自身的行动和创作实践了普希金“要把心灵的美丽和激情献给祖国”的宗旨。其1956年抒写的《祖国土》就是一首洋溢着深沉爱国主义情感的绝唱。
深入理解祖国的文化内涵，认识祖国对个体的意义及个体对祖国的责任，激发学生的爱国激情应是我们教授这首诗歌的主要目的。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祖国就是“自己的国家”[6]P1739，她是祖先为后人所开辟的生存之地。人们对这片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土地怀有深深的恋情，不仅崇敬，而且爱惜和誓死捍卫。自有国家以来，每个人都天然地和祖国连在一起。祖国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和独特的风俗人情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及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文化等。台湾作家余光中所谓“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欧风美雨都不能夺走我的汉魂唐魄”“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等充满爱国激情的语句，人们一看就明白他心目中的祖国就是“最美、最母亲的中国”。阿赫玛托娃把祖国称为“自己的土地”，这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天然地和生他养他的祖国连在一起，不管他走到哪里，他的性格、情感、命运和记忆永远和祖国相关。因此，对个人而言，祖国不仅生育他、养育他，而且给他提供了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同时也赋予他继承、延续和创造这种文化的使命。捍卫祖国尊严，促进祖国繁荣，也因此成了每一个国民的义务和责任。爱国是一种感情，大学语文教师要在自己的教学中充分挖掘课文的内容，激发这种感情，并付诸行动。今天，让我们把全部心力奉献给祖国伟大的事业――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这就是爱国。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参考文献：
[1]真理报，1922年7月4日.
[2]徐中玉.大学语文・第十版[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3.
[3]阿赫玛托娃诗选[M].乌兰汗，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
[4]辛守魁.20世纪文学泰斗――阿赫玛托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普希金诗选范文6
普希金走上俄罗斯文坛的时候，面临的几乎是一片荒漠。同时代的欧洲作家要比他幸运得多，他们有着丰富的文学传统可以继承：希腊人有荷马，意大利人有但丁，西班牙人有塞万提斯，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法国人有拉伯雷……然而普希金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基辅罗斯时期曾有一个好的开端，产生了几部编年史和一部俄国人最引以为荣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但在鞑靼统治时期，却只有《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顿河彼岸之战》等几部历史故事；莫斯科的俄罗斯时期，值得一提的只有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的通信集；彼得一世执政以后，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文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俄国人在文学的道路上急起直追。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仍然带有过渡性质，它主要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不是介绍欧洲认识俄国。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在普希金以前，却绝对没有俄国文学。”这样，建立民族文学的使命就历史性地落到了普希金的肩上。他没有荷马和莎士比亚那样的先辈，他必须自己成为俄国的“荷马”和“莎士比亚”。
阅读与研究
瓦西里・洛扎诺夫认为，听别人讲话要能听出“弦外之音”，因为这是“灵魂的言语”。而“阅读也需要听声音”，“只有谛听说话的普希金的声音，体会一个活着的人所有的语调，才能与普希金产生共鸣”。因此，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被堆积如山的注释所淹没的科学院版普希金全集和“加上了粗制滥造的插图和形形的学术集市”的温格洛夫主编的《普希金文集》，认为“他们无疑是把抽屉里的灰尘倒在了普希金身上：他全身是灰尘，全身是累赘。他形象和灵魂的主要特征――惊人的简洁和朴实消失在版本的形象和外表中。”他甚至挖苦说，注释者跟普希金没有共通之处，犹如狗熊跟达吉雅娜没有共通之处一样。
应该承认，洛扎诺夫提到的两种版本是最具权威性的普希金作品集，它们的编写班子都是由赫赫有名的普希金研究学家组成。科学院版全集的编辑委员会由马克西姆・高尔基挂帅，温格洛夫主编文集的编写者中有С．邦迪、Ю．奥克斯曼、Б．艾亨巴乌姆等人。这两部作品集对普希金研究是完全必要的，非常有益的，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集体研究的重要成果，并为普希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过，研究是一回事，阅读却是另一回事。供一般读者阅读的版本不宜有过多的注释，在这方面，刘湛秋译《普希金抒情诗选》就做得较好。他在《译者的话》中认为，注释破坏读诗的情绪，“注释所造成的停顿等于把完整的情绪割成了碎段，使人难以忍受。”这话不无道理。试想，如果给《致凯恩》或《给娜塔莎》加上一连串注释，那优美的韵律和节奏还能保存吗？诗还能读得下去吗？
普希金娜的回归
莫斯科阿尔巴特街53号是普希金的故居，1831年俄历2月18日，俄罗斯第一诗人普希金与莫斯科第一美女冈察罗娃结为夫妇（冈察罗娃婚后改姓普希金娜），在这幢房子里住了三个月。为了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人们在故居对面的马路边为普氏夫妇塑造了两尊全身铜像。台座上的普希金在右，他身穿燕尾服，昂首挺胸，眼睛注视着前方；普希金娜在左，身穿一件袒胸连衣裙，右手握着丈夫的左手，一双美丽的眸子也注视着前方。台座正面镌刻着“亚历山大・普希金娜塔丽娅・冈察罗娃”的字样。是的，他们曾经这样手牵手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也是最艰难的6年时光。
然而，在普希金生前和逝世之后，普希金娜却受到人们的种种误解，寡居7年后嫁给禁卫军骑兵团团长兰斯科伊一事，也遭到人们的指责。在她逝世后，她的墓碑上也只用了“兰斯卡娅”这个姓氏，仿佛她与普希金毫无关系似的。
直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普希金娜给她哥哥的6封书信被人发现，人们才认识到她对普希金的真挚、深厚的感情，她的名誉得以逐渐恢复。她的画像开始出现在出版物中和博物馆里，阿尔巴特街的“普希金故居博物馆”还专门辟有普希金娜的陈列室。人们多么希望她尽快地回到普希金的身边。故居对面的这两尊塑像表明，普希金娜回来了，她与丈夫仍然手牵着手，满怀信心地朝前走去。
特维尔大街上的两座建筑
特维尔大街是莫斯科最繁华的一条大街，普希金广场就位于这条街上。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巍峨的普希金纪念碑，它是俄罗斯文化的象征，而普希金本人便是人们心目中的俄罗斯文化英雄。
在广场对面的特维尔大街和特维尔林荫路的交汇处，座落着一幢有着“M”标志的建筑――麦当劳快餐店，它是西方文化的象征。
普希金纪念碑的长椅上总是坐满了人，男女老少都有。每逢普希金纪念日，人们常常在这里举行集会，朗诵诗歌。
麦当劳快餐店里也总是座无虚席，有时门前还排着长长的队伍，顾客则大多是年轻人。
普希金纪念碑和麦当劳快餐店隔街相望，和平共处。
在二战后的那些年代里，联共（布）中央把西方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就文艺问题作了4个决议，并批判了两个作家（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以抵制西方文化，结果弄得文艺界人人自危，鸦雀无声，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荒凉的日丹诺夫时代”。后来，当权者变得聪明一些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废除了40年代的4个决议，不再用批判本国作家的办法来抵制西方文化，而是一方面吸收西方优秀文化，一方面弘扬民族文化，树立本民族的文化英雄（如普希金），使之与西方文化相抗衡。
特维尔大街两边的景物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人们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波尔金诺的小枫树
波尔金诺曾是普希金的祖传领地，如今它已成了举世闻名的文物保护区。在一个夏日里，我们有幸来到这里参观。太阳火辣辣地当空照着，天气十分炎热。然而我们惊喜地发现，普希金故居附近有两棵小枫树，它们在万绿丛中发出红灿灿的光华，显得特别美丽。这两棵小枫树也许是秋的使者，它们听说我们要来，提前透露出秋的信息。小枫树啊小枫树，你们让我们亲身体验了“波尔金诺的秋天”！这个美丽的夏日里的秋日！
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实践
列宾画过一幅题为《托尔斯泰在犁地》的油画。据作者在《回忆托尔斯泰》一文中记述，1891年8月里的一天，63岁高龄的托尔斯泰想给一个贫苦寡妇犁地，他由列宾陪同，在马厩里挑了两匹役用马，套上马轭，便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新村。这位伯爵在地里耕了整整6个小时，一会儿走上高岗，一会儿下到低地。他是那样专心，那样熟练，混和着黑土的汗水顺着脸上的深窝淌下来。而列宾则拿着画册在地里不断跑动，于是就产生了《托尔斯泰在犁地》那幅著名的油画。画面上的“伟大的耕地者”头戴白色便帽，身穿淡青色麻布长衫，腰系深红色带子，前面的白马拉着一张铁犁，后面的白马套着一张铁铧，托尔斯泰走在两匹役马之间，双手扶着犁柄，浓密的长须飘向左颊，遮住了他的脖子。在他身后，有两个农夫正在耕地，背景是田野和森林。这是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身体力行地追求平民化的伯爵的又一次平民化实践。
寻访高尔基
下诺夫戈罗德市是高尔基的故乡。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度过童年时代，从这里走向“人间”。人们曾以高尔基这个老乡感到自豪，城市也曾一度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