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沙刘禹锡范文1
关键词：刘禹锡；贬谪；魅力；影响；折射
刘禹锡(公元772年—842年)，汉族，字梦得，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阳。生于嘉兴(今属浙江)的诗人。世称刘宾客、刘尚书。有《刘宾客文集》。中唐时期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优秀散文作家和杰出诗人；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
刘禹锡不仅在文学史上成绩斐然，在哲学史上，刘禹锡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也是独树一帜。也为此做过评价。他在1959年3月1日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这篇哲学论着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其文章在中唐异彩纷呈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可与韩愈、柳宗元媲美(《陋室铭》)可为例证)。他的诗歌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刘白”；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他的诗现存。700余首，大致可分为讽喻诗、感遇诗、咏史诗和民歌体诗。二十三的贬谪经历是刘禹锡的人生低谷期，但乐观旷达的“诗豪”刘禹锡不仅以宽敞的胸怀直视生活，而且采取各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在他的笔下，别样的人生情怀也呈现出别样的流光溢彩，其人格魅力也是在其诗文中尽显，二者相互辉印。刘禹锡的诗词有一种恢宏的气度，骨力豪劲，抒发了他虽屡遭贬谪，但仍傲岸不屈、屡败屡战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以及奋发自励的乐观精神，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可谓“旷古烁今”。
一、桀骜不驯、屡败屡战
“永贞革新”在历史上可谓是一件不得不提的人文大事件，唐顺宗时期，永贞元年（公元508年）这批敢于迎新并挑战礼教的文人志士，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声势虽然浩大，主张不可说不新，可是自古以来整治革新便难免流血杀头，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也轰轰烈烈的失败了，失败的一方也有血的代价，主导者王?恫痪貌∷溃?跏逦拇文瓯淮退溃??ldquo;二王”离世让人不禁唏嘘，然而还没有结束，“二王”麾下八名得力干将（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俱被贬为州司马，故名他们又合称为“二王八司马”。这“八司马”当中最具才情的莫过于刘禹锡与柳宗元了。
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即今湖南常德）司马，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二月，诗人从朗州被召回长安，初回京师，借游玄都观观花之际，写了这首诗，在那里过了十年谪居生活后，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表现了他的傲岸不屈：“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题用了“戏赠”二字，极言讽刺，寓意深刻：“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京城的大道上，行人车马川流不息，扬起的尘土扑面而来，来来往往的人都说自己是刚从玄都观里赏花回来。“紫陌”，这里指京城的道路。东汉张衡《西京赋》言道：“木衣绨绵，土被朱紫”，兴荣街道繁华。“红尘”，尘埃。诗人用“紫陌红尘”，描绘离开长安城的道路和路上扬起的尘土，衬托出了街道上人喧马叫，熙熙攘攘的繁华景象。“无人不道”道出了人们看花后的愉快与满足。诗人虽没有直接写人们去时的情景和看花的细节，却通过人们看花古来津津乐道的情景展示了玄都观内桃花盛开、红雨弥漫的空前盛况。在行文上也为下了铺垫。“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玄都观里的桃树有近千株，全是在我刘禹锡被贬离开京城后道士们栽种的。“玄都观”，道教庙宇叫作“观”，玄都观在南崇业坊（今西安市南门外）。诗人由物及人，写到了自己，引发了自己无尽的感慨。“桃千树”，极言桃花之多，如此盛景是在诗人被贬离京的十年中所出现的，由此道出十年来京城的变化，也道出了人事的变迁。“桃千树”比喻朝中政治上投机取巧、新得势力的权贵，而那些熙熙攘攘的看花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奔走权门的阿谀奉承之徒。于戏谑之中，暗藏讽意。一句“尽是刘郎去后栽”更是令他的政敌难以忍受，句中之意很明显：满朝中红极一时的权贵们，你们哪一个不是我刘禹锡被排挤后才爬上去的！此诗传出，得罪权贵，执政者当即以“语涉讥讽”再贬刘禹锡等为远州刺史，实际是靠镇压永贞革新起家的宪宗不愿起用他们，因为启用他们则意味着自我否定。诗人对这些人的讽刺，体现了他不改初衷，一如既往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他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正是由于此诗“语涉讽刺，执政不悦”（《旧唐书》），刘禹锡以诗获罪，三月又远去更为荒僻的连州。如果说，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十年，初回京师，能写下这样富有战斗性的篇章，是很可贵的话，那么更为可贵的是，他因写《戏赠看花诸君子》被贬十四年后，大河二年重回长安，再有玄都观，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锋芒更胜当年：“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连垣百亩的庭院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半数的地面上长满了苔藓，庭中的桃花早已不知去向，满院的油菜花此时开得正旺。这时的玄都观，已是无人游赏，那百亩庭院已半是青苔，往日那灿若红霞的千树桃花已荡然无存，代替它的是不足以观赏的菜花，那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而上次因看花题诗被贬的刘禹锡却又重返长安，旧地重游！诗人刘禹锡在此还是以“桃花”喻指那些显赫一时的官僚权贵。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就连皇帝也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现在有的只是“菜花”。他们当年虽然红极一时，但其腐朽堕落的本质决定了他们最终还是被历史无情的淘汰。此时的诗人却恰恰相反，重新回京，豪情壮志不减当年，他戏谑地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种桃的道士你哪儿去了，从前来看过桃花的刘禹锡今天又回来了。短短两句，充分体现了诗人毫不妥协的精神，他以最后的胜利者的姿态告诉那些消逝了的权贵们，昔日的“刘郎”今天又回来了，又要施展自己的抱负了，可你们哪儿去了？正义终归是要战胜邪恶的，此时的诗人可谓心比天高，气贯长虹，毕竟时间证明了一切，他和当年的革新派人士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刘禹锡作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表示丝毫不为十四年前因诗得祸而悔恨，不会因屡遭贬谪而屈服，而为再题笔赋诗而欣喜，而且说题为《再游……》是为了“以俟后游”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傲岸不屈。但是，这个“再游”又引起执政者的“不悦”。他又被派出长安，到东都洛阳做“太子宾客”这一闲散的官，可谓“祸不单行”。但正是如此，精神才越加彰显。不可否认，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诗人面对政治上的逆境不屈不挠，但采用的态度和方式却不尽相同。陶渊明说自己误落尘网，一旦挣脱，便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表现的是一种傲岸；李白也曾遭受“赐金放还”和“流放夜郎”的打击，“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的是他豪迈不羁的个性，失意后的决绝，也是一种傲岸，而刘禹锡则与众不同，从游玄都观这两首诗来看，时间上贯联诗人二十四年的被贬生活，可谓时间之长，但从诗中看出，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进步的政治思想，从未在逆境中向当权者屈服，并且一直以笔作为战斗的武器，显示了他百折不回、傲岸不屈的杰出的品格，白居易说他“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实际上也是对他人品的评价。可见其“桀骜不驯，屡败屡战”不同凡响。二、追求执着、信念坚贞纵观刘禹锡的诗集，其中许多诗篇都表现了他执着追求的坚定意志。他的《浪淘沙》（五首）其一中这样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白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此词为诗人久历风波之后所作。黄河喻指当时黑暗现实，作者此处借用汉代张骞寻找河源的故事，驰骋想象，表示要迎着狂风暴雨，顶着万里黄沙，逆流而上，直到牵牛织女家，实是表现了诗人坚决不向来自保守、顽固势力的压力与阻挠低头，决心坚持斗争到底的豪迈气概。“银河”喻指政治清明的理想境界。全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体现了诗人博大的胸襟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另外在《浪淘沙》其五中作者还这样写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不要说小人的谗言，宛如江河一样深不可测，不要说被贬官的人，就好似流沙一样沉沦江河。这两句诗人表明了所所处时代官场的险恶，奸邪之人在皇帝面前妄进谗言，隐害忠良，导致正直清白的人被贬谪，这些谗言宛如江河的浪涛一样汹涌，致使许多被贬谪的人如同沙子一般沉入了水底。开首两句以坚定语气表明谗言如浪深，迁客似沙沉现象未必是必然发生的现象。或者说，谗言如浪深，迁客却未必是沙沉。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迁谪之客逆境中也不都会如沙沉江底。也有的还会努力奋争搏击不已，明白表露了他的坚强意志。联系刘禹锡的政治生涯看，诗人在永贞革新失败后，屡遭小人陷害，对此有着深切的体验，故而此两句的比喻运用显得非常生动贴切。“莫道”、“莫言”二词不仅表现了诗人对奸佞小人的忿恨之情，也体现了他坚定无畏的达观态度，谗言明显是指那些诋毁永贞党人的谰言，以及对他百般挑剔的流言。“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千淘万漉虽然辛苦，但去掉了散沙，就能得到闪光的金子。诗人在句中借点题之“淘”字，道出了前两句比喻的真意。用沙里淘金作比，把清白正直而遭受贬谪的人喻为金子，把进谗言的小人喻为“狂沙”。以沙里淘金这一具体事理联系到正义之身，坚信被诬枉的正直之士，不管遭受多大的痛苦，其不实之罪最终还是会被洗刷干净，体现自身真正价值的。历尽千辛万苦终归会经受住磨难而显出英雄本色，为天下所知。这种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豪迈信念是刘禹锡一贯思想品格的反映。从这两句中，我们看到了诗人身处逆境的远大抱负和坚定信念，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激励着他在逆境中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也成为历代志士藉以励志的千古名句。不可否认，很多诗人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比如李白，他“欲上青天揽明月”，也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但更多地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并且想的更多的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借此来逃避现实，摆脱苦闷。与刘禹锡相比，李白多了一些对社会的失望，而刘禹锡则比李白多了一份坚定与执着。刘禹锡可谓“真金”，而这“真金”也在烈火的频繁的煅烧中，越加的熠熠发光。三、奋发自励的乐观精神1、直面现实，勤取奋进刘禹锡虽备受打击，长期谪居，却坚强不屈，直面现实，勤奋进取。他在《昼居池上亭独吟》中写道：“日午树阴正，独吟池上亭。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法酒调神气，清琴人性灵。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这首诗形神兼备地写出了刘禹锡的高尚情操。“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作者通过看和想，很受教益。“蜜蜂”繁布金房，垒构玉室。咀嚼华滋，酿以为蜜，一生何尝偷闲？对于敌害，它们群起而攻，万死不辞，临战何尝退却？这就引起诗人深沉的思考。诗人积极参加政治革新，并写了大量讽刺权贵的诗篇，这一切都是问心无愧的。但历遭打击，也曾产生过消极退隐的念头。这里‘蜂教诲’三字，说明诗人从蜂的勤奋勇敢中受到启示。我国古代有‘圣人师蜂’的说法。师蜂自励，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诗人又崇尚“鹤仪形”，勤奋修德，心存社稷。虽然诗人的理想和现实有矛盾，作者也深感苦闷，但他仍借饮酒，清琴陶冶性灵，表现了诗人直面现实，不甘沉沦，在寂寞中力求振拔的精神。表面上写得恬淡闲雅，而感情的伏流并不平静。接受“蜂教诲”，应该勤奋工作，勇于为人；取法“鹤仪形”，应该进德修身，心存社稷。但诗人当时已被排挤出朝，无政可从。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使诗人深感苦闷。饮酒、抚琴，既表现了诗人不甘沉沦、在寂寞中力求振拔的精神，又是诗人娱情悦志、排遣愁绪的一种方式。渴望用世与琴酒自娱，从写形的角度来看，是相反的，矛盾的；而从写神的角度来看，又是相成的，统一的。颔联和颈联正是运用相反相成的艺术手法，形神兼备地写出了诗人的美好情操。2、心境新颖，翻陈推新对于秋天这个季节，给我们的不仅是收获的意味，更多的是凄凉伤怀，然而刘禹锡的《秋词》，却另辟蹊径，一反常调，它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得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世。悲秋，从来就是诗人的职业病，然而“诗豪”毕竟是诗豪，他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天高气爽的秋天使人心胸开阔，更有诗意。同时，他的自我表现欲也比较强，爱显示自己。晚年与白居易登上一座高塔时，还得意洋洋地唱着：“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同乐天登栖灵寺塔》）站在塔顶上大声说笑，他居然以此为乐。刘禹锡在被贬朗州时，写下了《秋词》两首：（其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自宋玉于《九辩》中留下“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即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我言”说出的是诗人的自信，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阔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诗人深深懂得古来悲秋的实质是志士失志，对现实失望，对前途悲观，因而在秋天只看到萧条，感到寂寥，死气沉沉。诗人同情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但不同意他们的悲观失望的情感。他针对这种寂寥之感，偏说秋天比那万物萌生、欣欣向荣的春天要好，强调秋天并不死气沉沉，而是很有生气。他指引人们看那振翅高举的鹤，在秋日晴空中，排云直上，矫健凌厉，奋发有为，大展鸿图。显然，这只鹤是独特的、孤单的。但正是这只鹤的顽强奋斗，冲破了秋天的肃杀氛围，为大自然别开生面，使志士们精神为之抖擞。这只鹤是不屈志士的化身，奋斗精神的体现。所以诗人说，“便引诗情到碧霄”。“诗言志”，“诗情”即志气。人果真有志气，便有奋斗精神，便不会感到寂寥。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表现出的高扬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3、逆境不衰、老境不颓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唐敬宗李湛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这位有“宰相之器”的诗人，被贬前后共达二十三年之多，调离和州，赶赴洛阳，途经扬州，遇到老友诗人白居易。两人在屡遭贬谪后终于重逢，心中感慨无限。在为重逢而庆贺的宴会上，白居易吟成《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吟叹梦得君“二十三年折太多”。身处逆境的他并没有意志衰退，却依然不屈。他在酬谢的作品《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写到：“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首诗是他逆境不衰的最好写照。“永贞革新”失败，打击沉重，且二十三年谪居“巴山楚水凄凉地”，诗人在首联中回顾了自己被贬二十三年的切肤之痛，这么漫长的岁月，这么凄凉的巴山楚水，既“寂寞”，又“蹉跎”，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令人精神颓废，万念俱灰。但刘禹锡以他坚韧的品格，不屈的意志没有“似沙沉”，纵然“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他始终不改初衷，逆境不衰。诗人以“沉舟”、“病树”白比，虽感惆怅，但又相当达观。因为作者明白，这仅仅是个人的沉滞，生活的新陈代谢规律却不会停滞，沉舟侧畔，有千帆竟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诗人满怀信心，以昂扬的精神，饱满的热情迎接属于他的春天。诗人以意味深长的“长精神”三字自勉作结，更是体现了乐观放达的情怀。古人常说：“人生不满百，常作千岁忧”。而刘禹锡面对衰老，却不象许多人那样消极悲观，他在《酬乐天咏老见示》中写道：“莫道桑榆晚，彩霞尚满天”，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概。他晚年写的一首《始闻秋声》，“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诗人面对衰老、多病，激情不改，抒发了老当益壮的情感，事实上晚年的刘禹锡也的确精华不衰，以其风骨更是赢得了“诗豪”的美誉。总之，刘禹锡诗词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不畏“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他的傲岸不屈、逆境不衰，令人肃然起敬，精神为之一振，而刘禹锡在诗中所表现出的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节操的自我?I卫，更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当今社会有些人自觉生不逢时，牢骚太盛，不思进取，平淡的日子、平凡的工作把胸中的远大抱负渐渐淡化，青年时代的指点江山、飒爽英姿不复存在。面对刘禹锡、我们应感到惭愧，应检讨自己，我们也应守住自己的意志，坚定信念，为理想奋斗拚搏，有志者应奋勇前行，重新扬起远航的风帆，也将会拥有满天彩霞，顶起一片属于自己的艳阳天。参考文献资料：[1]马永林石兴利．中国文学名着[M]．延安：延安大学出版社，2006[2]吕薇芬．张燕瑾．隋唐五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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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淘沙刘禹锡范文2
刘禹锡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
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赏析】
“浪淘沙”是唐代民间歌曲之一。刘禹锡被贬夔州期间，学习民歌体，写了《浪淘沙九首》，内容多是写蜀地的淘金劳动。这里选的是第六首，诗人着意描写淘金妇女的劳动，歌颂了劳动的创造力，立意高远。
诗的前两句“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描绘了一群淘金妇女劳动的情景：清晨，雾气笼罩大江，不一会儿，太阳出来了，朝晖轻缓地拨开了笼罩在江面上的晨雾，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澄澈江水中的小洲，小洲渐渐显露出明净秀美的轮廓。这时，三五成群的妇女捋起衣袖，赤着双脚，挤满在江湾辛勤地淘沙漉金。“江隈”，江边弯曲的地方。江中金沙往往夹杂在泥沙当中，江岸弯曲处水流缓慢，容易沉积，所以淘金的妇女便挤满在那些地方。诗人用晨光拨开江雾这优美如画的鲜丽景色，衬托淘金妇女劳动场面的壮美，表现了对她们的劳动的由衷赞美和热情讴歌。
浪淘沙刘禹锡范文3
2、“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李白《赠裴十四》。
3、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
4、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
6、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行路难》。
浪淘沙刘禹锡范文4
八月的涛声如万马奔腾惊天吼地而来，数丈高的浪头冲向岸边的山石又被撞回。片刻之间便退向江海汇合之处回归大海，它所卷起的座座沙堆在阳光照耀下像洁白的雪堆。
2、浪淘沙（其七）原文：
中唐刘禹锡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
浪淘沙刘禹锡范文5
2．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战国.屈原.《离骚》
3．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战国.屈原《渔夫》
4．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
5．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三国.魏.曹操《龟虽寿》
6．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北朝民歌.《折杨柳歌辞》
7．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晋.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
8．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南朝.宋.鲍照《代白头吟》
9．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唐.李世民《赐萧禹》
10．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唐.李白《赠韦侍御黄活裳二首》
11．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宋.文天祥《正气歌》
12．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宋.李清照《绝句》(《乌江》)
13．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唐.岑参《忆长安曲二章寄庞催》
14．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唐.刘禹锡《酬乐天咏志见示》
15．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唐.李白《行路难》
16．少年心事当拂云——唐.李贺《致酒行》
17．一片冰心在玉壶——唐.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18．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唐.李白《行路难》
19．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唐.李白《将进酒》
20．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21．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唐.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
22．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唐.刘禹锡《浪淘沙》
23．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不妨有卧龙——唐.窦庠《醉中赠符载》
24．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宋.郑思肖《画菊》
25．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宋.张孝祥《论治体札子.甲申二月九日》
26．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文天祥《过零丁洋》
27．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明.于谦《石灰吟》
28．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元.王冕《墨梅》
29．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清.郑燮《竹石》
浪淘沙刘禹锡范文6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注：或以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为起于《诗经·小雅·四月》，又或谓当从屈原始，严格意义上的迁谪文学当以后说为是。），但以屈原作为 中国 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恐、悲、伤、哀、怨、愤、忿，郁邑、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可以说忧思与怨愤是屈原迁谪之作围绕的核心与主题。他忧，忧楚国之倾危，“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忧年岁渐老，功业无成；“恐美人迟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忧小人占先，闭塞言路，“恐导言之不固”（《离骚》）；忧国势削弱，哀“民生多艰”（《离骚》）。他怨，怨怀王听信馋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馋而齑怒”（《离骚》）、背信弃义任性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不察实情亲奸远贤“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与余言而不信兮，益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风浇薄，善恶不分，嫉贤妒能，“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他愤，愤斥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贪得无厌，嫉妒成性“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怀沙》）、“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颠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谄谀献媚，伪装作态，“外承欢之＠①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哀郢》）。他甚至激愤地表示心底的绝望，要弃国而去，离都出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 内容 。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倚相生的辩证关系和逻辑联系。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离骚》，形成了屈赋，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迁谪诗文多不出此范围。
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长沙乃卑湿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谪住于此，自以为寿不得长，故引屈原自喻，追怀伤悼，写成了《吊屈原赋》、《fú＠②鸟赋》、《惜誓》、《旱云赋》诸篇，宣泄他深沉的忧惧与怨愤：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③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以上《吊屈原赋》）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fú＠②鸟赋》）
忧时忧国忧性命，怨君怨人怨命运，怒斥小人，悲愤难遏，一如屈原。不仅赋的抒情文体形式一致，而且许多语句词汇都相同。难怪从司马迁以来都并称“屈贾”。这说明，他的贬谪文学从情感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与屈原的怨愤传统一脉相承的。
魏晋六朝，世事纷乱，时局动荡，流离转徙，已成了士人的家常便饭。贬谪之苦，反而难得引起太多的关怀，因而迁谪诗文也相对显得沉寂。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加剧了诗人的恐慌心理，于是，迁谪诗文中忧惧之情加深，执着精神减弱，比之屈原，已是忧多愤少。历刘宋、南齐和萧梁三朝的诗人江淹，曾被贬官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三年，是个正宗的迁谪文人。他在谪中写下的《恨赋》、《别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幽怨凄楚，令人不忍卒读。如云“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烟沉。”（《恨赋》），其中颇有身世漂零、畏惧忧戚之感。虽然少了激愤，但忧怨的传统基调并没有改变。
如果说魏晋六朝因为时局动荡，迁播流徙与居官安位之间的反差并不很大，因而在贬谪文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相对乏力，而没有产生出典型的迁谪诗文的话，那么有唐一代就是迁谪诗文的极盛时期了。大体因为李唐开国以来，生产力 发展 迅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很快拉大，边鄙蛮荒还停留在刀耕火种、茹毛吮血的原始 时代 ，而中原的富庶，尤其是京都长安的 经济 文化却出现了高度的繁荣，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又由于唐代的文人们把仕宦当成人生的唯一追求，成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唯一取向（这一点与宋、元文人不同），因而相当畏怕遭贬流放的打击。史载当过宰相的韦执谊害怕南谪，连岭南的地图也不敢看。（注：《旧唐书·韦执谊传》载：“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令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韩愈《顺宗实录》卷八亦有同类记载。）着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可见，迁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这两个路数仍然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张九龄以名相罢为荆州长史，便有瘴疠之叹，拘因之思，所作《感遇》诗三十九首，“托讽离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古今评论家一般都承认“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施补华《岘yōng＠④说诗》见《清诗话》）。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
豪健：刘禹锡对“怨愤”传统的突破
迁谪文学历经千年之后，到刘禹锡手里，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因为他从小在皎然灵澈等名诗人“孺子可教”的赞扬声中长大。早年又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执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有所作为，以日复千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注：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永贞元年附录据《云仙杂记》卷五所引《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的时候，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谪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 自然 可以想见。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⑤，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湖光月色，一派明净，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这与张说贬在岳州时“日见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着显然的不同。禹锡还有更着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异乡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这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的张说，也是大异其趣的。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着欢乐愉快的气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而对这些蛮风俚曲，诗人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亲临其境。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贬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爱赏异乡风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 政治 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他献身的事业是正义可为的。刘禹锡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并不是指望当朝有替君换相的人事变动，而是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有利国民，是没有罪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贾谊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过其墓留题驿梁》）“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万里程。”（《次邓州界》）柳宗元亦屡云：“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罪恶显大”（《上江陵赵相公所着文启》），“罪大不可解”（《与杨京兆凭书》）。在《献平淮夷雅表》中开篇即云：“臣负罪窜伏，违尚书＠⑥奏十有四年。”虽然他们未必从内心真承认自己有罪过，但至少是口头上“检讨”了的。可刘禹锡的迁谪诗文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所以，尽管他一再上书，求人振淹，却总是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飞语一发，胪言四起”，“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他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说“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他绝没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
诗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无罪的心理基础上的。他相信 历史 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我真金的面貌。这种坚定信念倒是与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无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愤，才能心里坦荡，豪迈爽朗。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豪放又与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种疏狂，多带一种浪漫的乐观，刘禹锡则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有着严缜的 社会 生活逻辑，经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时考问。比如，刚遭贬谪，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 总结 了“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和“主张其时”（《何卜赋》）的历史 规律 ，对 政治 斗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有了这种 理论 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贬中“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自觉地坚持美好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刘禹锡诗论》），我以为此五子中与刘禹锡之风最为接近的是苏轼和辛弃疾。但他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又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和人格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禹锡能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呢？
个性：刘禹锡打破怨愤传统的原因
从战国至中唐，上下千余年，为什么刘禹锡独能以豪健之风打破以怨愤为核心的迁谪文学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唐 时代 的赋予，倒不如说是刘禹锡独特个性的产物。
首先，饱经磨难的少年生活锻炼了刘禹锡的意志和毅力。刘禹锡小时候身子虚弱，家里的人常常要抱着他四处求医问巫，服石吞药。而稍值年长，便能自读医书，琢磨处方、磨炼体质，并经过多年积累，编成《传信方》一书。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但没有养成他的娇气，相反成为了他战胜宿命和软弱的契机，培养了他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性格。作为匈奴族的后裔，他豪爽的性格也许还有着遗传基因的先天秉赋。他在诗中屡屡说自己：“我本山东人，生平多感慨”、“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在《上杜司徒书》中也说自己“少年气粗”。少年生活赋予的这种豪犷气质、刚强秉性，使他在以后的坎坷人生中不轻易屈服于困厄与穷愁。这样的生活经验，对于他后来在《天论》中表述的世界观都应是有着深刻 影响 的。
其次，他在南楚蛮乡有意地 学习 了屈原的精神传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刚强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刘禹锡贬来朗州，卜居招屈亭畔，与千年前在这里行吟的伟大诗人屈原成为近邻。同样的地理风物，同样的流贬遭遇，使得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屈原当成了仰慕、步武的对象。他后来在《刘氏集略说》里作了如此的自叙：“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着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高冠长剑”即指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诗句。他来到这“风巫气窳”，“华言罕闻”、沅澧横流、兰芷丛生的蛮乡瘴地，自不能不想起曾经在此仗长剑戴高冠披发行吟的屈原。在《竹枝词九首引》里他说得更为明了：“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实际上，屈原对他的影响远不只是民歌的采风与改写，如托物比兴的 方法 ，哀怨悲愤的情绪等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刘禹锡继承更多的是屈原坚持正道直行、满怀美好理想的执着精神。在学屈方面，他是有异于柳宗元的。虽然他们同用比兴、同喜寓言，但柳宗元的屈骚精神更多些牢骚与怨愤、更多些忧戚与消沉，因此，他的山水文章赠答诗篇总觉出幽冷孤峭，难得有刘禹锡一样的生活热望与生命激情。
第三是刘禹锡心理调节能力强，能主动地应付逆境适应新环境。美国学者Asher Milballer在《超越流亡》中 分析 说：流亡者“一方面，他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往日的生活日夜陪伴着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现实，适应新环境。他的生存取决于他解决这种两难处境的能力。”（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1994年《文学遗产》第4期53页）的确 中国 古代的谪臣都面临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 自然 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状态调整过来，不是忧郁生病就是愤懑而死。一般用来调节心理和生活的方法多是寄情山水，傲啸林泉；或流连诗酒，倚红偎翠；或折节读书，红袖添香；或吃斋念佛，访僧问道……这些方法，刘禹锡在遭贬乃至贬后的整个人生中都试用过，但他不偏执一端，溺于一法。而且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调节方法。他有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调节方法是，他能尽可能地把自己融进当地的百姓与民俗中去，努力地去感受当地人民的生活，去体验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朗州写《武陵观火诗》，在连州写《插田歌》，在朗、夔写《畲田行》等都表现出他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采菱行》、《竞渡曲》、《踏歌词》、《竹枝词》等尽管以描写异地风俗为主，但同样表现出作者对百姓生活的热爱与关注。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作者能以极高的热情、极好的兴致参与其中，尽管很多时候他只是“马上郎”的旁观者，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其中了。他感受了当地百姓的欢乐与苦楚，这样他内心的孤独感就被减弱或消释了。于是他在贬地尽管有屈原一样的坚贞，但很少有屈原一样“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所以没有去投江沉沙。他成功地调节了自己在异境与逆境中的心态与生活，所以他总比屈原、柳宗元等人显得开朗、豁达、豪健。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刘禹锡当时已具备了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觉悟。他的介入百姓的生活一是出于他为官的责任感，二是出于对当地风情的喜爱。在情感上的同乐同悲显然还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但是客观上他融进了百姓的喜怒哀乐，部分认同了异乡的生活环境，强化了从众的心理意识，减轻了自己的孤独忧伤。所以说这是刘禹锡能有豪气壮怀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刘禹锡能在贬谪中保持较为平衡的心理状态，还与韩愈的理解和鼓励有着密切的关系。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刘禹锡南下去连州贬所任州刺史，路经江陵，受到时在江陵担任曹掾的韩愈的热情款待。刘禹锡在长诗《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中生动描写了他们相会的情景：
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biàn＠⑦随伸纸。晔若观五色，欢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
他们曾是监察御史任上的老同事。尽管是在荆蛮谪地相逢，但仍很高兴，并抵掌畅谈饮酒诵诗。刘禹锡把这次受贬的故事原委都讲了出来，韩愈对刘禹锡的遭遇寄予了很大同情，认为他的被贬是“受诬”的结果。劝他不要消极沉沦，鼓励他“踣者思起”，不要“以箝口自绝为智，心甘受诬为贤”、“畏与怨，君子之所不处，子其处之哉？”（《上杜司徒书》）并用李斯被逐和邹阳被囚而后重用、大出政绩的史例来比拟开导，认为刘禹锡政治上还是有前途的。嘱他不要“畏”，也不要“怨”，当说的还得说，不能“qiǎn＠⑧然自咎，求知于默”。这些话给刘禹锡的印象是极深的。以致经年之后，他在写给杜佑的信中还能原原本本地转述这些话。
韩愈在文学家中素以正儒着称，他的心性修养算是正统而且深厚的。在当时已经文名籍籍，而且又先有遭贬的类似经历。所以他的话，刘禹锡已视为不易之论了。在初经贬谪，十分沮丧的时候，朋友的理解鼓励无疑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去正面以后的生活。而且这次谈话使他想通了许多人生穷达的道理。通达的思想和执着精神在后来的《秋词》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乃至在以后被贬的漫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一直占据着他思想感情的主导方面，成为他诗文的主旋律。
和韩愈的会面交谈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人生道路上关键时刻的某一偶然因素常常会改变一生的性格或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江陵见韩”于刘禹锡之成为“诗豪”或许就有如此的作用。
第五，“天与人交相胜”的 哲学 认知是刘禹锡思想个性的集中体现，是他豪壮诗风的思想基础。认识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根源，刘禹锡性格和诗风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在唐代的文学家中，刘禹锡是少有的思想深刻的诗人。唐代的诗人多，思想家少。而刘禹锡恰能二者得兼。且其理论水平之高，历代公认。他自己也曾在祭韩退之文中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祭韩吏部文》），他思想之深邃似有过于韩愈。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天论》三篇，洋洋洒洒，“理极纯正”，阐说圆融、议论精微，纵横捭阖，生动流畅，不愧精金粹玉之作。他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命题，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火花，达到了柳宗元《天说》所没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也超过了韩愈的思想高度。他在《因论》七篇中又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的方面探讨其相互关系和 发展 变化，更为系统地阐扬了事物因果相关、相反相成的辩证观点。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一是善于对纷纭复杂的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观察和冷静、周全的思考，不孤立静止和偏激地看 问题 。他在《天论》中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批评柳宗元文中有偏激情绪，所言道理不纯正，不能“尽天人之际”。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的指导下，他往往能从消极不利的现实中找到积极有利的因素来慰勉激励自己，以此淡化他对困厄穷愁的伤感，开阔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诗中表现出一种通脱达观的态度：“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人生不失意，焉能暴知己”等都是例证。能作如此辩证的思考，所以他不至于象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那样因贬谪迁播而惆怅叹息，也不至于象杜牧那样完全放纵自己、游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