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补录时间范文1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uthor of the book of buzhai kou shou yi shuo
abstract: when referring to the book of buzhai kou shou yi shuo (buzhai's commentaries on yi by his oral instruction), si ku quan shu told us that this book was compiled by one of buzhai's disciples, zhou zuo, but the collector did not know who was buzhai. basing on local gazetteer and related collected work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at, born at dantu (in jiangsu province) in 1457 and dead in 1503, buzhai's surname is ding, given name is ji, substitute name is yufu. he became the palace graduate in 1478 and had served as panguan (official assisting a local magistrate, esp., in trying cases), zhizhou (magistrate of a zhou, a magistrate division higher than county), vice provincial chief justice and so on, with zhou zuo, zhou jia, jin gui and tang kan etc. enrolled as his disciples. bu zhai also wrote the following books of hong fan zheng wu, da xue yi yi, si li yi zhu and bu zhai ji.
key words: buzhai kou shou yi shuo; bu zhai; ding ji; zhou zuo
《四库全书总目》［1］卷七经部易类存目一，著录《补斋口授易说》一书，曰：《补斋口授易说》，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题曰‘门人永丰周佐编次’。盖补斋乃其师之号，佐录所讲授以成书。朱彝尊《经义考》题曰‘周氏佐《补斋口授易说》’，盖如胡瑗《口义》题倪天隐之名，非佐所撰也。补斋不知何许人，佐亦不详其始末。《经义考》据《聚乐堂书目》定为正、嘉以前人，亦约度之词耳。所言皆科举之学，止乾、坤二卦及系辞上下传，似乎尚非完本也。
朱氏《经义考》［2］卷五十三录此书作三卷，曰：“爵里世次未详。载《聚乐堂艺文志》，其目迄嘉靖初年，则正、嘉以前人无疑。”《聚乐堂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作《聚乐堂书目》，今未见。《戊寅丛编·藏书题识》［3］卷一载录《聚乐堂艺文目录》四册，不著姓名，有朱彝尊跋：“此系西亭王孙著录。王孙尝刊李鼎祚《周易集解》，每翻列聚乐堂名。世所传《万卷堂目》都无卷数，不若此本之该备也。”《四库全书总目》及《经义考》所引应该就是此目。据朱氏引文，可知《聚乐堂艺文目录》未载补斋姓名及周佐事迹。杨家骆所著《四库大辞典》、李学勤主编《四库大辞典》及邵懿辰等《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錫《四库提要辩证》诸书，于补斋及周佐也未能考明。永丰置县于唐，清雍正十年改名广丰，明、清俱隶广信府，今属江西上饶市。除新编《广丰县志》外，历修县志俱有周佐传。嘉靖《永丰县志》［4］载周佐于《文苑》，曰：“周佐，字廷臣，号北涧。从丁补斋受《易》。耽嗜经史，议论典实。理刑松郡，上民弊二十事，多见采纳。比为祠部郎，草《祷雨仪注》，纂修《诸庙祀礼》。既而出佥湖宪，懋著业绩。所著有《四书说》、《北涧文稿》若干卷。”历修县志选举表都记载周氏为正德五年庚午科乡举，正德九年甲戌唐皋榜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三甲第二百三十八名）。只有《西江志》［5］记为正德八年癸酉科举人，九年连捷进士。同治《广丰县志》［6］选举表记周氏历任职官，任湖广司臬前曾任山西兵备佥事。大概因任期不久，无政绩可著，所以各志本传均略而不记。周佐大父祖泽，永乐六年戊子科乡举，同治《广丰县志》有传，入《宦业》：“号性成，从邑令王褒中美（卷六《职官》：王褒，福建举人，洪武间由教授升任永丰知县。）授《春秋》，通经史百子之学，由举人令海阳，以身率物，不事鞭扑。永乐间以平寇有功，大府上陈其事。寻以疾终。正统中邓忠毅公考论遗行，祀乡贤祠。”嘉靖《永丰县志》卷四《文苑》又有《周价传》，略曰：“周价，字廷藩，号西岩。笃学好古，师事京口丁补斋。为华亭司训，（乾隆《华亭县志》卷八《职官》：训导，周价，嘉靖年任。）克砥士行。弃官归，筑岩翁书院于里之桑园田，编摩注疏，至老不倦。有《读易私录》若干卷。”佐、价二人的关系，各志均无记载，但据其姓名、字号、年里、行实，可以推断二人为兄弟辈，当大致不误。〖kg2〗周佐、周价俱从补斋学《易》，有著述《读易私录》及《补斋口授易说》，于此已能略窥补斋消息。补斋姓丁氏，名玑，字玉夫，丹徒人。补斋为其号。历修丹徒县志、广信府志（名宦）及林俊《见素集》，皆为补斋立传。林俊为补斋同年进士，相知甚洽，所撰《丁补斋先生传》［7］（卷二四）（以下简称“林《传》”）旨意深切，兹择其于补斋事迹、学术相关者节录如下，以资考证。
先生润州人，宋参知政事、观文殿学士文简公之后。大府卿总辖华，七世祖也。祖宁弃，建宁右卫经历，隐于乡，自号友陶。是生先中书舍人元吉，学行高古，学者称易洞先生。先生服习庭训，十八岁领乡荐。又四年，成化戊戌第进士。明年授中书舍人。甲辰岁除星夜殒，乙巳元日星昼殒，先生应诏上封事，极论治道本末、时政得失，反覆数千言，大要以正心为根本，教东宫、振纲纪、正风俗、慎用人、重名器、苏民困、理财用、饬兵备为急务，末言方士释老宜加痛绝。疏入，留中。群奸切齿，伺之，无分毫失。久之，以同官公过连逮，出判普安。孝庙嗣位，起三原公介庵为上宰。介庵欲引吏部属，为忌者所沮，仅判广信。未三年，先生以易洞去位。服阕，即家授兴国知州。居八月，以钱孺人忧去位。服阕，倪文毅公当轴，即家起致仕佥事章公懋为南京国子祭酒，先生为南京仪制郎中。未四月，迁广东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校。岁余，入贺，道清远，山水暴涨，舟覆，一家十一人俱殁。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也。生天顺丁丑五月十九日。先生号补斋，所著有《补斋集》若干卷、《大学疑义》一卷、《洪范正误》一卷、《四礼仪注》若干卷，中庸、语、孟、易说未脱稿。又欲继朱子之志，以《仪礼》为经，《礼纪》及诸经有及于礼者为传，而补以注疏，未成书云。
传文所涉，还有数事，须对照其他材料，加以考辨。〗丁玑父元吉，字无咎，光绪《丹徒县志》［8］入《儒林》，略曰：“嗜学，弗事举业，年未弱冠即教授乡里。为诗古文，才思宏远而律度严正。太守林一鹗欲荐之，以不能仕辞。精研《易》理，匾所居曰‘易洞’，学者因称为易洞先生。修郡志，笔削有法。著书百四十卷。为人宽良仁爱，休休善教。卒年六十五。”传文称“著书百四十卷”，而同书卷四十六艺文书目仅录《陆丞相蹈海录》一卷（又见录于《明史·艺文志》［9］）、《丁元吉集》六十四卷。易洞卒年，大约为弘治三年（1490，说见下文），则其生年应在宣德元年（1426）。补斋生年。林《传》曰：“十八抗颜师席，同岁领乡荐。又四年，成化戊戌第进士。乞假归润，迎妇张氏。明年还，授中书舍人。”检光绪《丹徒县志》科目：乡举，成化十年甲午科；进士，成化十四年戊戌曾彦榜，三甲八名。由此推断其生年为天顺元年丁丑（1457），与传文所记合。成化二十年岁除、二十一年元日，星殒，《明史·宪宗本纪》、《宪宗实录》［10］俱有记载。《宪宗实录》卷二六零：“丙戌，敕谕文武百官，凡一应弊政及有利于国家生民之事，其各指实陈奏。”“己丑，大臣及科道等官应诏条陈时事”，包括吏部尚书尹旻等言二事，户部尚书余子俊等言八事，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言九事，兵部尚书张鹏等言五事，刑部尚书张蓥等言六事，工部尚书刘昭等言三事，等等。丁玑当时仅官中书舍人，《宪宗实录》中未列举其名氏，所疏数事，当尽在各高官名氏后诸“等”字中。《宪宗实录》又记载，六部尚书疏文后均有宪宗御批。而丁氏疏入，则留中不报，可见其所言有不慊圣意者。宪宗好方术，初即位，即以道士孙道玉为真人，又封西番僧剳巴坚参为“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其徒众皆为国师，僧道滥恩泽者数千，妖人李孜省、僧继晓、术士常恩、玉芝等皆以方术进用，又与中官梁芳、钱义、陈喜辈群奸中外蟠结，权倾一时，言官皆为之侧目。（《明史·佞倖传》）先是，刑部郎中林俊“上疏请斩妖僧继晓并罪中贵梁芳”，触帝大怒，下诏狱考讯，谪判姚安。（《明史·林俊传》）补斋上疏，复“言方士释老宜加痛绝”，令“群奸切齿”，这显然就是他后来谪判普安的真实原因。丁氏在普安的任期，未见有确切记载。林《传》曰：“予既复官，先生亦就谪所，龙关邂逅，因得拜易洞舟次，益信先生所得之深。”《明史》卷十四《宪宗本纪》：“（成化二十年）冬十月丁巳，杖刑部员外郎林俊、都督府经历张黻，并谪官。”《宪宗实录》记林俊复官，在成化二十一年正月，曰：“（春正月）丁亥，复云南姚安军民府判官林俊为员外郎，宗州知州张黻为都督府经历，俱改南京。俊、黻既以言被谪，至是星变，梁方、继晓谓二人祸由己作，恐言者及之，遽乞降复其官。吏部承旨，拟改俊南京刑部，黻南京左军都督府。从之。”丁氏谪判普安，也应当在成化二十一年初林氏复官之时。补斋任普安州判，直到“孝庙嗣位，起三原公介庵为上宰”，才改判广信。据《孝宗实录》［11］及《明史》《王恕传》、《七卿年表》，孝宗于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即位，十一月任王恕为吏部尚书。丁氏结束普安任期，改判广信，当在此后不久。由以上分析可以推定，丁氏改判广信，其时在弘治元年。光绪《丹徒县志》丁氏本传记作“弘治初”，与此吻合。历修广信府志或曰弘治，或曰弘治间，均不确。补斋在此任“未三年”，即以易洞故世而离任服丧。林《传》记补斋在广信府案讯“兄弟争讼”、“芗溪义勇诬邻为盗”、“永丰银冶群盗窃发”三事，以表其政绩。历修广信府志皆以丁氏入祀名宦，嘉靖《广信府志》［12］传曰：“以风节自持。其学严义利之辨，而诸余见于词章。其政以敦化善俗为务，而簿书在所不屑。莅官清贫，妻孥飦粥仅给，举无愠色。”林《传》又称赞丁氏，“教人必先心身，四方从学，覆恒满户外。先生必正容端坐，澄心定气，使燥虑消息，方与开讲。辨析疑义，细入毫芒。而文字正大，不涉荒怪。故门下之士成大名抡大魁青绯中外楚楚焉。岭南教法，以厚伦为本，格物穷理为务，修身而达天下为期。”周佐、周价从补斋学《易》，应当就在丁氏通判广信的这“未三年”期间。补斋既遭父忧，去位服丧。服阙，即家授兴国知州。才八月，复丁母钱孺人忧去位。服阕，起为南京仪制郎中；此时“倪文毅公当轴，收拾名士”［7］(卷二四)，与丁氏同时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的有致仕佥事章懋。据《明史·七卿年表》，倪岳于弘治六年六月任礼部尚书，九年四月改南京吏部，十三年六月还为吏部尚书，十四年十月卒。吏部尚书为七卿之首，林《传》所谓“倪文毅公当轴”，即指倪氏弘治十三年还任吏部。《孝宗实录》卷一七五：“弘治十四年六月，起福建按察司致仕佥事章懋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章懋《枫山集·枫山先生实记》卷二，有金华知府所上《乞遗孤恩荫疏》，吏部覆核云：“查得已故致仕南京礼部尚书章懋，由进士历仕编修、知县、评事、佥事，弘治十四年六月升南京国子祭酒。”［13］据此可知，补斋任仪制郎中，也应该在弘治十四年。这一年份的确定，对于推证补斋卒年至关重要。补斋任南京仪制郎中“未四月”，迁广东按察副使；又岁余，卒。由弘治十四年任南京仪制郎中推之，任广东按察副使为十五年，卒年为弘治十六年癸亥。万历《广东通志》［14］卷十秩官，记丁氏到任时间为弘治十一年，误。嘉靖《广东通志初稿》［15］卷七秩官，雍正《广东通志》［16］卷二十七职官，均记为弘治十五年，是。又林《传》记卒年为“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明人传记资料索引》［17］以正德八年癸酉（1513）当之，曰“卒年五十七”，殊误。按弘治无癸酉年。明人邵宝《容春堂前集》［18］卷二十，有《祭丁提学玉夫文》，曰“维弘治十有六年岁次癸亥十月某朔十七日某甲子，江西按察副使、友生无锡邵宝，谨遣南昌府学训导董遵以醴脯之奠，致祭于故广东按察副使吾友补斋丁先生玉夫之灵”云云，此为丁补斋不能卒于正德癸酉之明证。又《孝宗实录》卷一九九：“（弘治十六年五月）甲戌，升南京兵部员外郎潘府为广东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潘府即为丁氏继任，任职时间距丁氏之卒仅两月。由此可知，林《传》“弘治癸酉”确为癸亥之讹，补斋生于天顺元年丁丑（1457），卒于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享年四十有七。补斋原配张氏，成化十四年补斋第进士时所娶，卒年不详。继配陈氏及二女、长子咸、三子尚、季子启与补斋同舟，俱殁于水。惟仲子同乘他舟以免。补斋墓在丹徒县城西白龙冈，门弟子、大学士靳贵为之铭。［8］〗补斋弟子。林《传》曰：“四方从学，履恒满户外。”“门下之士成大名抡大魁青绯中外楚楚焉。”今见于记载者，周佐、周价、靳贵、唐侃四人而已。光绪《丹徒县志》本传又曰：“门下士多伟器，如靳贵、曹侃皆能确守师说，卓然为名臣。”此曹侃为唐侃之误，《明史·循吏》有《唐侃传》，曰：“初，侃少时从丁玑学。”靳贵事迹也见于《明史·循吏》。补斋的著述，《千顷堂书目》［19］著录四种：《洪范正误》一卷、《大学疑义》一卷、《四礼仪注》四卷、《补斋集》八卷。《明史·艺文志》仅录《大学疑义》一种。光绪《丹徒县志》卷四十六艺文书目所录与《千顷堂书目》略同，但《补斋集》作十卷。林《传》记其著作，多不详卷帙，又曰：“中庸、语、孟、易说未脱稿。”治《易》为补斋家学，但易洞、补斋父子都没有相关著述行世，岂非憾事？周佐从补斋受《易》，录先生所讲授以成书，丁氏家学赖此才得以传世。四库馆臣纂录时所见已非完帙，今此残本亦无由得见，不敢妄为置评。顾颉刚先生序《中国地方志综录》［20］曰：“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而其材料又直接取于档册函札碑碣之伦，顾亭林先生所谓采铜于山者。以较正史，则正史显其粗疏……如此缜密系统之记载，顾无人焉能充分应用之，岂非学术界一大憾事耶！”为考明《补斋口授易说》作者及其事迹，补诸史及书目之阙遗，本文较多地利用了方志中的材料，或可为顾先生添一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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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补录时间范文2
统招录取工作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省内专科院校可申请参加专科补录。那么江苏省专科补录时间安排是什么时候?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关于2021年江苏高考专科批次补录时间最新安排，欢迎大家来阅读。
2021年江苏普通高校招生专科补录具体日程安排8月8日11:00前，参加专科补录院校向省教育考试院提交书面申请。
8月10日前，省教育考试院专科补录院校专业组、专业及招生计划数等信息。
8月10日9:00-15:00，考生凭考籍号、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登录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填报专科补录志愿。
8月10日晚，省教育考试院投档。
8月11日-12日，院校录取。
2021年江苏高考专科补录通知一、招生院校和计划
统招录取工作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省内专科院校可申请参加专科补录。院校可根据人才培养实际，对报考本校考生提出高考文化分要求。补录计划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汇总，经省教育厅审定后公布。
二、考生报考要求
凡参加高考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专科补录志愿。如院校提出补录文化分要求，考生还须符合相应要求。体育类、艺术类考生可填报体育类、艺术类补录志愿，也可填报高考报名时确定的首选科目相对应的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或物理等科目类补录志愿，但只能在体育类、艺术类、普通类三类计划中选择其一填报。
三、志愿填报和录取方式
普通类 设置4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体育类和艺术类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的专业设置2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艺术类使用校考成绩录取的专业，设置1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4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艺术类考生只能在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或使用校考成绩录取院校专业中选择其一填报;使用省统考成绩(美术、声乐、器乐、编导)录取的艺术类专业，考生填报时只能在美术、声乐、器乐、编导中选择一类志愿填报。
专科补录的投档、录取方式与专科统招批次相同，院校依据本校招生章程进行录取。
2021高考征集志愿和补录的区别1.含义的区别
在每批次第一轮投档录取结束后，总会出现一些上线考生未被录取和一些在本批次招生的高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情况。于是，各省(区、市)级招生考试机构通过一定渠道向社会公布高校招生缺额计划，并组织该批次未被录取的考生按照缺额计划再次填报本批次院校的志愿就是征集志愿。
补录的含义则是指在高校开学后，已经被录取的学生没去学校报到，或报到后很快又放弃这个学校，致使在校生人数没有达到招生计划，高校再补充录取学生。
2.时间的区别
征集志愿是在每一批次平行志愿录取结束后进行，即在七、八月份进行。
补录是在新生入学以后进行，即在九、十月分进行。
征集志愿都是在下一批次开始投档之前进行，所以每一批次的征集志愿时间都很短，一般在一两天内，考生要密切关注当地招办公布的信息。
二本补录时间范文3
【导语】
2018年广州市普通高中补录计划现已。7月17日8:00-17:00考生可登录中考服务平台(http://zhongkao.gzzk.cn)填报补录志愿，18日上午补录学校进行补录。补录计划充足。全市共有102所学校8202个计划进行补录。其中面向全市范围补录的计划有7360个，包括市属公办高中计划52个，民办学校计划1466个，白云、黄埔、番禺、南沙区区属公办高中的全部计划3425个，以及天河、花都、从化和增城区区属公办高中的部分计划2417个;其他区属公办高中842个计划则面向本区补录。与统一录取不同的是，公办普通高中补录计划不再区分户籍生计划和符合公办普通高中报考条件的借读生计划，借读生的录取机会较统一录取时将有所增加。补录规则保持不变。今年我市普通高中补录规则与去年保持一致，继续遵循“分段投档”原则，补录规则简要如下：补录考生资格有限定。已报名参加我市今年中考和统一录取的、未曾被录取过的且成绩在480分以上的考生，可根据补录学校的计划、范围和补录最低分数要求填报志愿。报考美术中学的考生须已参加过该校专业测试且成绩不低于120分，报考广州外国语学校的考生须英语单科不低于125分。要注意的是，统一录取阶段被普通高中录取、但未注册报到、已被学校注销原录取结果的考生不能再参加补录。补录最低分数有限制。补录时，公办学校的录取最低分不低于学校原录取最低分数，如学校原来在多个批次招生的，则取各批次中的最低录取分数为补录的控制分数(独立招生和提前批指标计划的录取分数不含在内，除广州外国语学校和广州市美术中学外)。民办学校中，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广外附设外语学校、祈福英语实验学校、香江中学(普通高考班)、清远市广铁一中(万科城)外国语学校、东江广雅学校以学校原录取最低分数作为补录最低分数;北大附中为明广州实验学校(普通高中)、海珠中学、培才高级中学、广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华师附中番禺学校和华美英语实验学校(普通高中)在原录取最低分数基础上适当降分作为补录最低分数，投档时如生源不足不再降分;其他民办学校以480分作为最低控制分数实行分段投档。补录实行分段投档。今年补录继续实行分段投档的办法，分段间隔为30分，设定686分、656分、626分、596分、566分、536分、506分和480分共8条投档控制线。投档时，先对第一次投档控制线686分以上的考生，按照考生的志愿先后顺序、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投档，再对第二次投档控制线656分以上的考生继续投档……如此类推。采用分段投档的办法，目的是在遵循“志愿优先”的录取原则基础上，发挥分段投档控制线的保护作用，使高分、次高分的考生有更大的机会被录取。综合考虑填报补录志愿。我办在公布各学校的补录计划时，还同步公布各学校的补录范围、宿位数量以及各区各分段投档控制线上未录取的考生人数。建议考生在充分了解这些情况的基础上，掌握技巧，合理、审慎填报志愿。一是要确定可报考范围，根据自己的分数、所在区域筛选出可以报考的学校。志愿填报系统也会根据各个考生的实际情况限定可报考学校的范围，以防考生填报无效志愿。二是参考今年分数段的分布情况以及结合往年的补录分数情况对自己准确定位。往年补录结果显示，各学校的补录最低分数普遍高于其在统一录取的最低分数，相对来说，统一录取分数较高的学校分差较小，统一录取分数较低的学校分差较大。因此，建议考生根据自己所处的分数段，结合学校在统一录取时的最低分数，对可报考的学校进行评估。三是在充分理解、合理利用投档规则的基础上，理性填报志愿。分段投档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高分、次高分的考生的保护，但考生能否被录取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志愿填报是否合理。因此建议考生要提高风险意识，填妥第一志愿，并充分利用6个补录志愿的容量，合理拉开志愿梯度，提高被录取机率。四是要多方考虑，选择外区公办高中要考虑离家远近的因素，选择民办高中则要考虑家庭经济条件的因素，学校相关信息可从《二〇一八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考指南》获取。志愿填报完成后要及时确认。与统一录取阶段填报志愿相同，补录志愿须考生本人确认后才生效，逾时未确认的志愿信息无效。考生必须认真核对所填报的补录志愿信息并在17日下午5时前进行网上确认，切勿错过时间。补录结果将于7月18日通过免费手机短信、广州招考网(www.gzzk.gov.cn)以及“广州招考”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公布。请考生及时登录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考服务平台个人信箱查询和打印录取通知书，并于7月19日前到学校办理注册报到手续，逾期不报到的考生将被取消录取资格。
二本补录时间范文4
明代增益《玉台新咏》实际上是对原书的一种接受行为。增补本充分回应了原书的编辑旨趣。补选篇目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补原书之遗的作用。某些诗人的补入能够引发我们对梁代文坛的重新思考。增益行为也反映了中晚明士人的审美趣尚。这的确是《玉台新咏》接受史上值得关注与阐释的现象。
【关键词】 《玉台新咏》 明刻本 增补 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所编，成书于梁代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它专收言情之作并大量收录梁代宫体诗的性质，故而正统文人以“淫艳”目之，贬斥之声不绝于耳。清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序》云:“六朝总集之存于今者，《文选》及《玉台新咏》耳。《文选》盛行，《玉台新咏》则在若隐若显间，其不亡者幸也。” ① 道出了产生于同一 时代 的两部总集的不同命运。《玉台新咏》之不亡，很大程度上幸赖明代刊刻家不遗余力的刊印。现存《玉台新咏》传世版本，除一部唐写本残卷外，最早的就是明刻本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某些明刻本对原书进行了增补。对此，谨守朴学之风的清代学者已经作了订正。
对于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历来评价不高，清人谓之“窜乱臆改恶习” ② ，颇多贬义。然而，如果我们认真 分析 与思考明刻的增益行为，便会发现这种行为固然干扰了后人认识徐陵编本原貌的视线，但是增益实际上亦是对原书的一种接受。明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玉台新咏》内容体式风格的理解。本文的着眼点不在辨析版本的优劣，而是将明刻增益《玉台新咏》当作一种文学现象来认识，倚重文本分析，发现其价值，进而探讨明人在《玉台新咏》接受过程中表现出的审美眼光与情趣。
一
根据刘跃进先生《〈玉台新咏〉版本考异》一文的梳理 ③ ，《玉台新咏》的版本有两大系统，一是陈玉父刻本系统，一是郑玄抚刻本系统。陈本收诗654首，郑本收诗817首，郑本增收诗篇多达160余首。从收诗数量上来看，显然陈本更接近原貌。陈玉父刻本系统中，最着名的是崇祯六年赵均小宛堂覆宋本 （以下简称赵本） 。清吴兆宜笺注本一依赵本而将郑玄抚刻本中增补的部分悉附各卷之后，注明“以下宋刻不收”等字样，这就为我们统计、分析明刻增诗提供了方便，本文的分析即依据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本，篇目数量上与刘跃进先生的统计略有出入。
其实增补《玉台新咏》并非自明代始，宋代已露蛛丝马迹。例如赵本《玉台新咏》卷九沈约《八咏》诗题下即录有宋刻原注:“《八咏》，孝穆止收前二首。此皆后人附录，故在卷末。”只是明代增补规模之大，远非宋刻能比。
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的大致情形是:从卷三开始，共增诗179首，其中卷三2首，卷四12首，卷五11首，卷六9首，卷七29首，卷八46首，卷九40首，卷十30首。再从朝代分布来看，计汉代1首，晋代2首，宋10首，齐13首，梁150首左右（含江淹、沈约等人入梁前的诗作及庾信入北、徐陵入陈的个别诗作），北齐邢劭1首。其中梁诗约占所增补诗歌的83.8%。
枯燥的数字透露着生动的信息，它表明明刻本准确地把握了原书详近略远的选录原则。徐陵《玉台新咏序》云其编辑工作即是将“分诸麟阁，散在鸿都”的“往世名篇，当今巧制”收集起来，但所收“往世名篇”与“当今巧制”比例明显失衡，《玉台新咏》原书自卷五始至卷八共四卷专门收录梁诗，特别是卷七、卷八两卷收录当时在世诗人的作品，此前并无先例。卷九所收杂言诗、卷十所收古绝句中，梁诗都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正如许多学者认可的那样，《玉台新咏》编撰的表层目的是如其序言中所表白的，供后宫“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消闲解闷，深层用意则是以编选选本的方式参与当前追求新变的文坛变革。关于《玉台新咏》的成书背景，自唐刘肃《大唐新语·公直》即有奉命编撰一说:“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 ④ 但是这段话的矛盾及其与史实的出入使后人一方面姑以小说家言听之，另一方面又承认其有合理之处，因为“事涉后宫，没有皇帝或太子的命令、指示，一位文学侍从之臣决不可能去编这样性质的书” ⑤。其时萧纲入主东宫不久，对京师文风颇为不满，其《与湘东王书》云:“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竟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及，既殊比兴，正背风骚。” ⑥ 这种典雅、板滞文风，与萧纲、萧绎领衔的荆雍文学圈的文风迥然不同，所以萧纲一方面大声疾呼改革京师文体，一方面他的确需要一种配合新变追求的范本，因此《玉台新咏》之多选梁诗，更确切地讲，多选符合其审美情趣的梁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显然有积极配合萧纲新变主张之用意。赵本《玉台新咏》收萧纲诗多达76首，以此确立其新变领袖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反观明刻本增补的诗歌，也以萧纲诗最多，计33首，其中卷七27首，卷九2首，卷十4首，分布不可谓不广。位居其次的是萧衍，增补12首，也与在原书中所居名次相当。（赵本《玉台新咏》收萧衍诗41首，仅次于萧纲。）就增补数量而言，梁代诗人可谓占尽风流。除二萧以外，增补数量位居前排的尚有庾信（10首）、萧绎（7首）、谢朓、沈约、萧子显、庾肩吾（各6首）、汤惠休、王筠、阴铿、刘孝绰（各5首）、王融、萧统、江淹、萧纶、吴均、王台卿（各4首）等人，除汤惠休、谢朓、王融外均为梁代诗人。可见增补本充分回应了原书追溯 历史 的目的正在于关注当下的编辑旨趣。
二
从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的具体篇目来看，大多并非蛇足，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起到了补原书之遗漏的作用。诚如黄芸楣先生所言，“此本多于宋刻凡一百七十九章，虽非孝穆之旧，而颇具典型” ⑦ 。确定明刻本所增诗歌的经典性可以找到如下参照系统:一是为《文选》所收者;二是为古今公认的名篇;三是代表着某类诗歌特点的标志性作品。
首先，《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存在相重现象，据吴兆宜笺注本序言所云，“孝穆所选诗凡八百七十章，其入昭明选者六十有九”，可见吴氏的统计所依据的正是明郑玄抚系统刻本。以享有崇高声誉的选本《昭明文选》作为参照，无疑能够说明《玉台新咏》入选诗歌的经典性，虽然两书体现着不同的审美理想与情趣。
对于《玉台新咏》与《文选》两书选诗相重现象，当另文阐释，这里要注意的是，增补本《玉台新咏》补选了同时为《文选》所收的诗篇共五首，即卷三陆机《拟古》二首（其一“拟行行重行行”，其二“拟明月何皎皎”），入《文选》“杂拟”类;卷四鲍照《东门行》，入《文选》“乐府”类;谢朓《铜雀台妓》入《文选》“哀伤”类;江淹《潘黄门述哀》，入《文选》“杂拟”类。这五首诗有三首是系列组诗的组成部分，如陆机《拟古》二首系《文选》“杂拟”类所载陆机对《古诗十九首》的模拟之作十二首中的两首，十二首中赵本《玉台新咏》卷三选录七首，而“拟行行重行行”、“拟明月何皎皎”二首，吴兆宜笺注本注明“宋刻不收”，因此，明刻本的增益确有补遗的意义。又如江淹《潘黄门述哀》，为其《杂体诗三十首》中的一首，三十首诗《文选》悉数收录，赵本《玉台新咏》卷五共收录四首，即《古离别》、《班婕妤咏扇》、《张司空离情》、《休上人怨别》，均属表现闺情闺怨及宫怨之作，去取一依全书但取言情之作的旨趣。而《潘黄门述哀》一首，模拟潘岳《悼亡诗》，实亦属此题材，况且赵本《玉台新咏》卷二所选录的潘岳《悼亡诗》二首，亦均入《文选》“哀伤”类，因此增补江淹此篇愈加显得合乎情理。
至于鲍照《东门行》与谢朓《铜雀台妓》，前者抒发游子伤别之情，后者借凭吊古迹渲染迁逝之痛，都不以表现男女之情为指归，入选增补本显然由于诗中有与女性相关的某些词语，如鲍诗之“居人掩闺卧，行人夜中饭”，小谢诗之“芳襟染泪迹，婵娟空复情”。这种情形在赵本《玉台新咏》中也不稀奇。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卷九在考论张衡《四愁诗》按语中对这种现象有所分析:“盖此集所录，皆裙裾脂粉之词，可备艳体之用，其非艳体而见收者亦必篇中字句有涉闺帷。”纪氏又援引书中数例加以说明:“一卷《汉时童谣》以‘广眉’、‘半额’字而录。三卷陆机《缓声歌》以‘宓妃’等字而录，陶潜《拟古》以‘美人酣饮’字而录。五卷何逊《赠鱼司马诗》，以‘歌黛’、‘舞腰’字而录。……”徐陵采取“断章取义”的 方法 选录与艳体无关的诗歌，或许也是“张大宫体”的一个编辑策略。而《文选》录入上述鲍、谢二人的两首诗则更多因情感深沉与意蕴丰厚，符合其“沉思”、“翰藻”的选录标准，两书录诗的出发点有别。
其次，除了为《文选》所录的几首外，明刻本所增诗歌中不乏可堪讽诵的佳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书的遗珠之憾。例如卷五补入的范云《思归》:“春草醉春烟，春闺人独眠。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然。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细腻刻画了女性相思的心理。有比兴:相思如春草春烟般蔓延;有相思的状态:颜将老、心欲然;更借助梦境将相思之情推向高潮。短短六句小诗，写来洗练轻巧。钟嵘《诗品》评范云诗“清便婉转，如流风回雪”，于此诗可见一斑。另一首补入卷十的《别诗》:“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亦为后世所称诵。尤其是“雪如花”、“花似雪”两句，其巧处不让岑参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被陈祚明誉为“神到之笔，不期而得” ⑧ 。补入卷十的张融《别诗》亦值得一提:“白云山上尽，清风松下歇。欲识离人愁，孤台见明月。”以景色衬托别情，含蓄不尽。又如谢朓《春游》之“春草行已歇，何事久佳期”，正与其《王孙游》之“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相映成趣。其《别江水曹》云:“远山翠百重，回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垂藤散似网。”以画笔点染离别的环境，清幽淡雅。再如萧纲《春日》“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将颜色赋予感情;江淹《征怨》代思妇独白，“何日边尘静，庭前征马还”，直启李白《子夜四时歌》之“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再次，明刻《玉台新咏》增补了一些代表着某类诗歌特征的作品。它们或许最堪当黄芸楣先生之所谓“典型”。例如萧纲诗可谓宫体诗的典型，而后世论及萧纲宫体诗征引频率最高的几首诗，如《咏内人昼眠》、《美女篇》、《听夜妓》、《春夜看妓》等，都在明刻增补之列。可见明人对于宫体诗的特征的感受是颇为敏锐的。
南朝颇为流行的乐府诗题《三妇艳》，本于汉乐府相和歌辞《长安有狭邪行》，又名《相逢狭路间》，原作咏官宦人家的富贵生活，后半部分因有“大妇织罗绮，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作，挟瑟上高堂”几句涉及女性，固入《玉台新咏》。清人齐次风谓这几句为“《三妇艳》之根” ⑨ ，点明了承继关系。但赵本所收以《三妇艳》为题的诗作仅有卷五沈约的《拟三妇》一首，显然不能反映出这一题材在六朝的兴盛及承变情形。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谈及《三妇艳》题材的变迁时云:“古乐府歌词，先述三子，次及三妇……近代文士，颇作《三妇诗》，乃为匹嫡并耦己之群妻之意，又加郑、卫之辞，大雅君子，何其谬乎?” ⑩颇多指责之意。从《相逢狭路间》到《三妇艳》，涉及“三妇”部分最大的变化是，结尾两句由古乐府的“丈人且安坐，调丝未遽央”变为“良人且安卧，夜长方自私” （沈约《拟三妇》） ，一下子改变了诗中的人物关系，由大家庭的三子、三妇与“丈人”的关系，变为小家庭中的一妻二妾与“良人”的关系。这种变化在赵本《玉台新咏》中通过收录沈约之作有所反映，而明刻本又增补了吴均、王筠、刘孝绰的同题诗作各一首，一方面将这一题材的盛行情形烘染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一睹它们与古乐府的承变关系。王筠诗云:“大妇留芳褥，中妇对华烛。小妇独无事，当轩理清曲。丈人且安卧，艳歌方断续。”刘孝绰诗云:“大妇缝罗裙，中妇料绣文。惟余最小妇，窈窕舞昭君。丈人慎勿去，听我驻浮云。”吴均诗云:“大妇弦初切，中妇管方吹。小妇多姿态，含笑逼清卮。佳人勿余及，殷勤妾自知。”从中可以看出，王筠诗为承，吴均诗为变，刘孝绰诗则介于承变之间。吴均诗中不仅“小妇独无事”，大妇、中妇亦加入“无事”之列切弦、吹管，构成一幅颇具 艺术 氛围的家庭享乐图。
《西洲曲》堪称南朝乐府的绝唱。今人将其与北朝乐府《木兰诗》视为双璧。它在意境的回环婉转，构思的细密连贯，谐音双关的运用，音韵节奏的美妙等方面集中体现了南朝乐府的风格。从内容上看，它以一位江南少女的口吻抒发对江北情郎的思念之情，情调哀婉缠绵，与《玉台新咏》的编选宗旨颇为相合。但是赵本《玉台新咏》并未录入此诗，不知何故，终归是个遗憾。增补本补录入卷五，将其归入江淹的名下，或许是觉察到其为文人润色的痕迹。今人认为此诗归属江淹不妥，因为“从诗的内容到形式均和江淹现存诗作不类” 11。不管怎么说，明刻本将这样一首优秀之作补录进来，的确有查漏补缺之益。
三
与增补诗歌相联系，增补本比赵本《玉台新咏》多出了近二十位作者。某些诗人正史无传，如汤惠休、房篆、庾成师、朱超道等。因此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兼具存诗与存人的双重功能。
增补本补入的诗人依卷次出现先后为序计有:卷四虞羲，卷五范云，卷六徐勉、杨皦，卷七萧统，卷八萧子云、萧子晖、萧子范、萧悫、庾成师、阴铿、朱超道、裴子野、房篆、陆罩，卷九汤惠休，卷十刘义恭、张融、邢劭。再依朝代分布而言，除汤惠休、邢劭外，均为齐梁诗人，阴铿跨梁、陈两代。
在这串不算短的名单里，有两个名字最使我们感到意外:一是萧统，一是裴子野。当我们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判断他们的 理论 主张与创作倾向的时候，他们的名字断断不该出现在《玉台新咏》这部以收录言情甚或艳情诗歌为旨趣的总集中。徐陵的本意恐怕也是如此，故赵本《玉台新咏》未见萧统、裴子野二人诗作。
就一般意义上讲，昭明太子提倡雅正诗风，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12 为审美理想。体现着这种理想的范本《昭明文选》，虽不刻意排斥言情之作（例如“赋”类下专设“情”之子目，“诗”类中也有多目关涉“情”的抒发），但却言情而有度，轻艳之作罕有收录。而裴子野更是对宋大明以来“摈落六艺”，“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的“兴浮”“志弱”文风忧心忡忡，主张以“劝善惩恶” 13 的文学功利观矫治齐梁新变之风。所以周勋初先生将梁代文坛分为趋新、折衷、守旧三派，并进而划分了梁代文人的归属:“守旧派以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依附在梁武帝萧衍的周围。趋新派以徐摛父子和庾肩吾父子为代表，依附在简文帝萧纲的周围;萧子显为这一流派的理论家，提出了‘新变’说;他们的宗旨还具体体现在《玉台新咏》一书中。折衷派以王筠、陆倕等人为代表，依附在昭明太子萧统的周围，刘勰为这一流派的理论家，提出了‘通变’说，他们的宗旨还具体体现在《文选》一书中。” 14 周先生的三派说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后继论者不过间或以“新变”、“通变”、“保守”等近义词加以替换而已。然而三派之间真的如此壁垒森严吗?明刻本增补萧统、裴子野诗入《玉台新咏》似乎向我们透露了某种否定的信息。况且上引周先生文中提到的不属趋新派的萧衍、王筠等人都在赵本《玉台新咏》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萧衍之作入选达41首之多，王筠也有7首诗入选（明刻本又递增5首）。这是否都在说明新变思潮的强大呢?可以说正是在这股“变”的强劲潮流的冲击裹挟下，折衷派、守旧派中人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进来，尝试“新变”的创作。尽管新变派的强大以宫体诗潮的泛滥为标志，但走向新变的过程并不只是新变派与其他两派抗衡、对立的过程。
萧统的诗歌创作倾向以典正为主流，时人以“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 15 评之。然而《昭明太子集》中有艳体诗存在也是事实。除《林下作妓》、《美人晨妆》、《名士悦倾城》、《照流看落钗》等与《梁简文帝集》互见外，尚有《长相思》、《三妇艳》、《咏同心莲》、《相逢狭路间》、《饮马长城窟行》等诗格调与入选《玉台新咏》的诗歌并无二致。故增补本补录了萧统诗4首，即《长相思》、《江南曲》、《龙笛曲》、《采莲曲》等，尽管作者归属仍存在争议，但它们入选《玉台新咏》毕竟在有限的篇幅内为我们展示了昭明太子创作风格的另一面。
然而当初徐陵编撰《玉台新咏》为何不录昭明诗呢?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卷七推测曰:“盖昭明薨而简文立，新故之间，意有所避，不欲于武帝、简文之间更置一人，故屏而弗录耳。即此一端，断非后世作伪之人所能意及。”纪氏所言徐陵怀有隐衷，不无道理。朱彝尊则认为徐陵以异于《文选》的方式处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归属（指将其中八首归在枚乘名下），实际上是以此表示对昭明一派的“微意” 16 。朱氏所言，是从两派的矛盾着眼，也值得思考。《玉台新咏》既然是因萧纲授意而编，终归要与《文选》立异，所以尽管它收录了趋新派之外的萧衍、王筠、刘孝绰等诸多诗人之作，对萧统诗的入选却不能不谨慎从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刊刻《玉台新咏》却可以抛却此等顾虑，按照原书的体例与规则从容操作，因而也就拓展了我们从《玉台新咏》中认识梁代文坛状况的视野。
至于裴子野诗入选与否理由恐怕要简单得多。一方面裴子野倡导诗教，理论上与趋新派无共同语言。《梁书》本传谓其“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 17 ，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批评其作品“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 18，所以徐陵不收其诗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裴子野现存诗三首中有两首咏雪之作，虽说意象、辞藻都比不得趋新派诗人同一题材之作的华艳 19 ，但也褪却了传统咏物诗的比兴寄托色彩，而沿袭了永明以来的咏物路数，与他本人所倡导的诗教了无牵扯。“拂草如连蝶，落树似飞花”二句状飞雪之形，倒也生动。末二句“若赠离居者，折以代瑶华”，颇能启人联想折花赠离人者抑或为女性。所以明刻本将这首《咏雪》补入《玉台新咏》也谈不上牵强。
明刻本增补萧统、裴子野诗入《玉台新咏》，至少使我们认识到梁代文坛三派原本并不是冰炭不相容的， 理论 上的旗帜鲜明并不妨碍他们在创作上的“互通有无”。
事实上，梁代文坛三派之间并非有的论者推想的那样泾渭分明。从史料所载来看，萧统身边的不少人都与萧纲、萧绎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诗风亦出入两派之间。位列昭明太子东宫十学士的张缵、陆倕、张率、刘孝绰、王筠等人都有在萧纲、萧绎身边任职的经历，笔墨交往也不少。张率早年为东宫十学士之一，后追随萧纲，任云麾晋安王中记室等职，《梁书》本传谓“在府十年，恩礼甚笃” 20 。他去世后，昭明太子写信给萧纲，称“其人文笔弘雅……尤当伤怀也” 21 。除“弘雅”文风外，张率尚有4首诗入选《玉台新咏》，明刻又增补了3首。张缵亦名列东宫学士，与萧绎为“布衣之交” （《梁书·元帝纪》载） ，与萧纲的来往亦颇密切。萧纲有《答张缵谢示集书》与之讨论文学，激愤地批评视文章为雕虫小技的扬雄、曹植“罪在不赦” 22 ;《赠张缵诗》则称赞其“绮思暧霞飞，清文焕飙转” 23 ，正所谓英雄相惜。曾参与《文选》编辑工作深得昭明信任的刘孝绰与萧纲、萧绎的密切关系，詹福瑞先生《梁代宫体诗人略考》 24 一文已作了详细梳理，可 参考 。刘孝绰诗有“雍容”的一面，也有不少轻艳之作，入赵本《玉台新咏》8首，增补本又补录5首，数量还是可观的。裴子野及其同好与其他两派也多有瓜葛。《梁书·裴子野传》载，与子野“深相赏好”的除刘显、刘之遴等人外，还包括昭明太子门下的殷芸、张缵等。据《南史》卷八《梁本纪》，萧绎所结的“布衣之交”中也包括了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等流派归属各异的才秀。而梁武帝萧衍对各派文学思想的兼容并包态度及其创作上的不拘一端，则直接促成了梁代文学思想与创作的多元 发展 25 。总之增补萧统、裴子野入《玉台新咏》至少能够引发我们对其诗史价值的思考。
四
由于宋刻本的亡佚，明代刊刻对于《玉台新咏》的存世与传播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赵本历来被目以善本，增补本的价值却被忽略。前面通过文本 分析 初步认识了明刻增诗的价值，下面再从增补《玉台新咏》所反映的审美风尚这一角度作点探讨。
顾炎武《日知录》有“窃书”、“改书”等条目清算明代的空疏学风。在空疏的学术背景下，刊刻古籍，随意增删，使原书失去本来面目，是明代刻本的普遍缺点 26 。这也是人们对增补本《玉台新咏》一直评价不高的重要原因。钱谦益《有学集》卷四十六《跋玉台新咏》云:“今流俗本为俗子矫乱，又妄增诗二百首……凡古书一经庸人手，纰缪百出，便应付蜡覆瓿。” 27 可谓抨击甚烈。毋庸讳言，以保持原貌这一标准来衡量增补本《玉台新咏》，这的确是它不容回避的缺陷。增补本的不严谨处至少有两点:其一，补录作品有些与原书问世 时代 不符。例如补录了徐陵、阴铿入陈、庾信入北后的诗作，据考有卷九徐陵《杂曲》（倾城得意已无俦）、阴铿《侯司空宅咏妓》、庾信《怨诗》（家住金陵县前）等。而以北齐诗人邢劭诗阑入梁集，也显得不伦不类（尽管从中可窥北人对南朝诗风的模仿，不无史料价值）。其二，有些作家作品的补录未曾顾及原书编者的本意，如萧统、裴子野等人诗的入选。这些粗疏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有混淆视听之弊。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增益行为本身反映了一种文学现象，它实际上是对原作的一种接受方式。补编者是以自己的眼光和思路来把握原书的 内容 及总体格调进而补选的。基于此再来回视增补本的价值，未尝不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清人屡以“空疏”、“随意”批评有明学风，但这种“随意”也每每使论者能够“各抒心得” 28 ，不拘陈说，这尤其符合文学的接受与欣赏 规律 。
明代接受《玉台新咏》有两个鲜明的出发点，一是从尊情的理念出发肯定其内容，一是以趋新求异的眼光把握其性质。
诗缘情虽是老生常谈，但在明代，尊情却有着与 理学 相对抗的意义。情感与文学的关系是有明诗学所关注的中心议题，以情作为诗歌的命脉是论者的共识。《玉台新咏》这样一部专收言情之作的总集， 自然 进入他们的批评视野。对于《玉台新咏》言情性质的认识与肯定，集中于嘉靖以来刊刻本的序跋中，尤能见出中晚明士人对此书的青睐。明代评论《玉台新咏》不仅大胆背离了“陷于****” 29 、“雅人庄士见之废卷” 30 等传统偏见，而且在宋本陈玉父《跋》肯定《玉台新咏》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
南宋陈玉父《跋》云:“夫诗者，情之发也。征戍之劳苦，室家之怨思，动于中而形于言，先王不能禁也。岂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着之，《东山》、《杕杜》之诗是矣。……以此集揆之，语意未大异也。”陈玉父确认诗歌以抒情为本质，并且援引《诗经》证之，以攀附经典的 方法 来抬高《玉台新咏》的地位，不失为增强说服力的一件法宝。然而陈玉父所言终归未能超越《诗大序》对“情”的限定，故又谓《玉台新咏》较之《诗经》，“发乎情则同，止乎礼义盖鲜矣，然其间仅和者亦一二焉”，颇能识得《玉台新咏》对传统的突过之处。明刻本所附序跋亦多首先确定诗歌抒情的文体特征，并远溯诗骚，评判思路与陈玉父如出一辙。如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方弘静《序》云:“夫诗缘情而作也，情莫近乎妃匹之间，故三百篇首《关雎》‘寤寐’、‘窈窕’，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以知先王之泽，风化之本也。”与此相呼应，郑玄抚《跋》云:“诗本诸民情，始于风雅，大备于唐，自兹绮篇涛涌，奇迹星稠，夸古徇今，厥制琼矣。……若陵所录者，开踪汉魏，断锦梁尘，虽美韵未备夫《九歌》，清响尚遗乎《三百》。”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的序言对“情”的渲染至为浓烈:“盖闻诗本人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嗟呼!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遗此。此《三百篇》所为作也。……”沈氏评《玉台新咏》尊情的意识最为自觉，短短序文中两次征引晋王戎名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将情视为诗歌的命脉，并以此衡量诗歌的高下与选本的高下，指出“宋人以理学传之，而诗之脉遂绝”。又谓《文选》与《玉台新咏》选诗的区别即在“统之所选，大都以气格胜，窃狭其以选文之法选诗，而未竟乎诗之情也”。在沈氏看来，《玉台新咏》最可称赏的地方正在于“孝穆以情汇”，并认为情的介入是读懂《玉台新咏》的先决条件，“世有能解是集之不离乎情者，可以读是集矣”。
除了刻本序跋的竭力鼓吹，明代诗论家在对《玉台新咏》所收诗具体篇目的评点中，亦多贯彻尊情理念。如《古诗归》卷七钟惺对《玉台新咏》卷九所录曹植《妾薄命》的批语:“妮妮叙致，不尽情不已。”卷十四谭元春评《玉台新咏》卷八所录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云:“此情长留于天地之间，则人人有生趣，生趣不坠，则世界灵活。” 31 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评《古诗十九首》（其中十二首入《玉台新咏》）“深衷浅貌，短语长情” 32 。冯复京《说诗补遗》卷二评蔡邕《饮马长城窟行》:“此诗不出百言而兼该比兴，辗转入情。” 33 袁宏道以情语批注《玉台新咏》，圈点的名句下多见诸如“可怜”、“凄然”、“情痴” 34 等批语。要之，《玉台新咏》在中晚明受到关注，与尊情的批评氛围息息相关。
如前所述，《玉台新咏》作为文学新变理想的范本，求新自然是其所要标榜的重点所在，故名之曰“新咏”。对此明人亦能心领神会。赵本《玉台新咏》赵均《序》云:“昔昭明之撰《文选》，其所具录，采文而间一缘情。孝穆之撰《玉台新咏》，其所应令，咏新而专取精丽。”指出求新尚丽是《玉台新咏》有别于《文选》之处，堪为对《玉台新咏》性质的准确揣摩。徐陵原序即反复申明这一选本之新在于淡化文学的教化功能，而突出其娱乐消遣功能;强调读这本诗集，绝无“邓学春秋，儒者之功难习”般的沉重，只有如“娈彼诸姬，聊同弃日”的闲适。这对于论诗喜谈“性灵”的中晚明士人而言，极易从中找到精神上的某种契合之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对《玉台新咏》激赏不已。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所录其序，生动描绘了他初读《玉台新咏》的感受:“清新俊逸，妩媚艳冶，锦绮交错，色色逼真，使胜游携此，当不愧山灵矣。”竟至于“读复叫，叫复读，何能已已……肆笔批阅，遂尔达曙”。袁氏正是在一种“兴致萧疏”的心态下对此书随意展玩，或许最为契合徐陵所期待的阅读心态。故友人陶周望谓“孝穆有同调矣”。袁氏对《玉台新咏》颇多溢美之词，远未臻文学批评的至境，却率真地表达了自己的接受态度。
清人关注《玉台新咏》不免羞羞答答，精研细考之后，又检讨自己“耗日力于绮罗脂粉之词，殊为可惜” 35 。明人却能够率真地表达他们对《玉台新咏》的痴迷。除了袁宏道的大力褒扬，冯舒忆及崇祯二年得见赵本，“欣同传璧”，六人合力抄写的情形亦十分传神:“于时也，素雪覆阶，寒凌触研。合六人之功，抄之四日夜而毕。饥无暇咽，或资酒暖，寒忘堕指，唯忧烛灭。” 36 这与清人的冷静谨重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接受心态。因之明人能够以开放的眼光看待《玉台新咏》，按照自己的理解于意犹未尽处进行增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对原书的再度创作。这在《玉台新咏》的接受史上无疑是值得关注与阐释的现象。
注 释
①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四库全书本。
②叶启发跋崇祯六年赵均刻《王台新咏》，又见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后附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9页。
③刘跃进《玉台新咏 研究 》，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2—61页。
④《大唐新语》卷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第42页。
⑤沈玉成《宫体诗与〈玉台新咏〉》，《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关于《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本文同意沈玉成、兴膳宏等先生提出的中大通六年说。
⑥《全梁文》卷十一，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11页。
⑦黄芸楣《玉台新咏引言》，见吴兆宜注《玉台新咏》，世界书局印行，1935年版。
⑧⑨穆克宏点校本《玉台新咏笺注》，第11页。《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四，康熙刻本。
⑩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2页。
11曹道衡、沈玉成着《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12《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全梁文》卷二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64页。
13《雕虫论》，《全梁文》卷五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第3262页。
14《梁代文坛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15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全梁文》卷六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第3312页。
16《书〈玉台新咏〉后》，见吴兆宜注《玉台新咏》，世界书局印行，1935年版。
17《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本，第443页。
18《全梁文》卷十一。
19罗宗强先生对此有详细的比较分析，参《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80页。
20《梁书》卷三十三《张率传》，第478页。
21《与晋安王纲令》，《全梁文》卷十九，《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60页。
22《全梁文》卷十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10页。
2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3页。
24《梁代宫体诗人略考》，《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5详见罗宗强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383页有关论述。
26魏隐儒《 中国 古籍印刷史》，印刷 工业 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27《跋玉台新咏》，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3页。
2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29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2页。
30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6页。
31《古诗归》，万历四十五年刻本。
32转引自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
33转引自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94页。
34见《玉台新咏》天启二年袁宏道批注本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及繁钦《定情诗》圈点诗句的批语。
二本补录时间范文5
【导语】
第二批本科院校第2次补报志愿平行投档后，部分院校因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退档和生源不足，尚有缺额，现进行网上补报。具体要求如下： 一、高考成绩达到二本线(文史477分，理工379分)的未被录取考生可根据附表公布的缺额情况及时补报志愿。 二、考生补报时请仔细查阅《贵州省2018年高考高校招生专业目录》和院校招生章程了解各院校招生专业的特殊要求。 三、本次补报设置6个平行志愿，网上补报志愿时间为7月31日22:00至8月1日12:00，考生凭准考证号和密码登录“贵州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系统”(网址http://gkzy.gzszk.com)进行网上补报志愿。超过规定时间后，补报志愿系统将自动关闭。 四、投档时，根据院校缺额情况和考生志愿一次性平行投档。
二本补录时间范文6
各州、市、县、区招生考试机构，各中等职业学校，各初中学校：
云南省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补录取阶段征集志愿工作正在进行，因本次征集志愿为最后一次志愿填报，现全省仍有部分考生未填报志愿，为保证符合补录取条件的考生能够及时参加志愿填报。现就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工作时间
补录取征集志愿时间延长至10月16日（星期三）11：00。
二、工作要求
（一）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各初中学校要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认真组织符合补录取条件的考生参加志愿填报；
2.做好未录取建档立卡考生的动员工作；
3.及时打印、发放《录取通知书》，并督促已录取考生按时到录取学校报到确认。
4.各初中学校按照《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关于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补录取工作的通知》（云招考院〔2019〕116号）的有关工作要求，继续做好《已录取未报到确认考生情况报告单》和《未录取考生情况报告单》两份表格的填写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