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补录范文1
《谈艺录》是钱钟书先生的重要著作,先后有开明书店版、中华书局版、三联书店版。开明书店版《谈艺录》首次于1948年6月出版,并于次年再次印发。直至1984年9月,中华书局版《谈艺录(补订本)》出版。它由上、下编组成。上编对开明书店版作了若干润色,下编为钱钟书先生《补订》、《补遗》的内容。这是三联书店版《谈艺录》印发前最为通行的版本。2001年1月、2007年12月,三联书店先后两次出版《谈艺录》,并于2008年6月第3次印刷第2版《谈艺录》,笔者称为最新版《谈艺录》。三联书店初版《谈艺录》,分以上、下两册,其重要亮点是把中华书局版《谈艺录》中的《补订》、《补遗》、《增订》内容分别纳入原文,使读者读之成为一气。因此,在版本学上,无疑是对中华书局版的重大超越。三联书店第二版《谈艺录》,把两册本合而为一。照理而言,其最新版《谈艺录》是为精益求精,逼近完美。然而,就以版本比较,笔者发现该版本并非如是,得失互见。
所谓版本,是指同一本书在编辑、传抄、刻版、排版、装订乃至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论之版本,其最新版之得失具见如下:
首先,牌记变动之得失。牌记是书籍出版单位的标记,它一般包括书名、著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印刷者、发行者、出版时间、印次、印数、统一书号、定价等。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于牌记之变动,有以下数处:
一是“出版说明”部分。先看文字改动。如,易“等等”为“等”,易“著作”为“著述”,易“钱先生”为“作者”,易“《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为“《人生边上的边上》”,易“我们均据钱先生在自存本上的修改作了校订”为“我们均据作者的自存本做了校订”,易“将各次补订部分全部排入相应正文”为“将各次补订或据作者指示或依文意排入相关章节”。再看文字的删除。如,删“便于读者的研究和学习”,删“而作者的原序、原译名、原用字等,为了保持历史原貌,一般不作变动”。最后看文段的增加。如,增“另外,我们还订正了少量排印错讹”,增“此次再版,订正了初版中少量的文字和标点讹误;并对《谈艺录》、《管锥编》的补订插入位置稍做调整”。以上文字之变动,如,文段的增删,是为最新版《谈艺录》区别于旧版的重要标志,具有变动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文字的改动数例,除把“等等”改为“等”外,余下各处均无改动之必要,笔者甚至以为初版更佳。
二是“照片”及“手迹”。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均有钱先生的重要照片及手迹。但是,最新版《谈艺录》均删以照片的文字说明。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若合以文字说明,或许更能理解照片的重要性。如,原版之图一,附以“风华正茂的钱钟书先生,时二十四岁。五年后开始撰写《谈艺录》”的文字说明,最新版易之为“钱钟书(一九三四)”。如,原版之图二,附以“钱钟书、杨绛先生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门前(一九九0年八月)”的文字说明,最新版易之为“钱钟书与杨绛”。笔者难以理解编者删节文字说明的因由,同时,最新版二图之易,似有略欠尊重作者之意。
三是“重排后记”部分。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重排后记”部分,文字虽仅为一段,但最新版变动约有十处。如,易“钱钟书先生”为“作者”,易“《谈艺录补订》的篇幅”为“补订的篇幅”,易“原书”为“开明初版”,易“此次本书重排时”为“此次重排”,易“原书排宋体”为“开明版排宋体”,易“所作”为“所做”,增以“该书”二字及最新版之出版说明一小段,删以“颇不便于阅读”、“第一次”。以上十处文字变动,均有其变动的合理性,使读者读之更顺畅,无理解之误。更重要的是,最新版订正了十处排印之重要失误。三联书店初版把中华书局初版《谈艺录(补订本)》的出版时间误之为“一九八六年”,最新版订正为“一九八四年”。
第二,文献处理之得失。如果说,牌记的变动于一般读者的阅读影响不大,那么,文献的处理则严重地制约着读者的阅读。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的文献调整集中反映于最新版对原版中的某些《补订》、《补正》进行合并或分散处理,共约十四处。
先言合并“补订”。如,把初版上册第58―67页的“补订”与第67页的“补订”合,可承之以“新补第二十四、《次韵奉送公定》”条,继续言“杀”字之用。如,把初版上册第144―146页的“补订”与第146―147页的“补订”合,可承接言李义山的《锦瑟》诗。如,把初版上册第162―163页的两处“补订”合,可承之言“无花果泣泪”。如,把初版上册第284―285页的两处“补订”合,可继续言“语言”空白之妙处。如,把初版下册第721―724页的“补订”与第725页的“补订”合,可承之言“生计未谋千亩竹,浮生史办十年官”。此五处“补订”合并,是为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在文献处理方面之得。然而,把初版上册第356―358页的两处“补订”合,仅名为可承之言陆游之诗,但是,笔者以为还是把之独立为佳,因为第357―358页的“补订”均言陆游诗歌的名句,内容集中而独立。
再言合并“补正”。如,把初版上册第232―233页的“补正”合,可承之言《膺鹘图》之“膺”与“鹘”。如,把初版上册第298―299页的“补正”合,可续之言竟陵派之诗。如,把初版下册第530―531页的“补正”合,可承之言何谓文学创作上的“死”。可见,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合以三处“补正”,均是其文献处理之得。
最后言分散“补订”。如,把初版上册第74―77页的“补订”首句放于最新版第59―63页的“补订”的末句,使之直接指出李义山诗:“谢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炉更换香”的出处。如,把初版上册第173―176页的“补订”,以第175―176页的“苟以宋诗解唐诗”为界,分以最新版第146―147页与第147―148页的“补订”,前为“寄远之折柳也”,后为“以宋诗解唐诗”的内容,使诗者了然一目。如,把初版下册第441―442页的“补订”,分以最新版第375页与第376页的“补订”,前以言朝夜旦暮之感,后言江西派诗人袭韩愈之诗,亦可让读者有眉目清晰之感。如,把初版下册第584―588页的“补订”,分以最新版第500―501页的“补订”与第501―504页的“补订”,前言“赞势要”,即诗话的“盈帙”,后言若干诗话,分以不同的“补订”也可读之意义晓畅。以上四处,是为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文献处理之得。但是,把初版上册第233―234页的“补订”,分以最新版第197―202页的两处“补订”,不便于读者对诗句的理解,因为“此等破绽,……”是承接前述之诗句,是先举例后分析,笔者以为还是合为一处为佳。
第三,文献载体变动之得失。文字,即为文献的载体。但是,与文字并存的标点、格式亦为文献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就文字、标点及格式三方面,详论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文献载体变动之得失。
先言文字变动。一是脱字。如:最新版第510页,“即在篇终言外著眼也。……可谓掇皮见真矣。”属于“补遗”的内容,但脱“补遗”二字。如,最新版第574―575页,“理学家则不然,……更奇于白沙之好后山矣。”属于“附说”内容,但脱“附说”二字。二是文字订正。如:把初版《谈艺录》第728页的“史悟冈”改为“史梧冈”。按: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谈艺录》第254页即为“史梧冈”。如,把初版《谈艺录》第360页“补订”以“……后来如”作结,易为最新版第304页的“……后来如杳初白《敬业堂诗集》卷四十八《戏柬高要令王寅采同年》云:‘砚开Y鹆眼,香点鹧鸪斑’”。三是语义不清。如,最新版第304页以“清人屡连使之,如”作结。按,三联书店初版的第361页亦如是,笔者以为均误。
再言标点变动。误之有三。一是以逗号作为一段文字之结。如,最新版第96―97页,“附说五”。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14―115页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均以句号作结。如,最新版第99页,“附说七”。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17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页,均以逗号作结,笔者以为均误。
二是标点的脱及衍。如,最新版第89页,“古文人儒者”,脱一引号。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04页是为正。如,最新版第140页“,说尤精妙”,衍一逗号。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68页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页,均为正。
三是标点处理不符合学术规范。最新版《谈艺录》凡以引以若干诗句作结的段落,均以分号作结。此可见如下数处:第160页、275页、295页、304页(合三处)、307页、315页、350页、486页、564页、571页、580页等。读者可一一较以三联书店初版及中华书局版。
以上为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文献标点之误,然而,作为后出之书,是书亦纠正三联书店初版某些标点之误。如,三联书店初版第120页,以“……,用圆厥说,”作结。最新版第101页,易之为“……,用圆厥说,亦其伦比。”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页,是为“……,用圆厥说,[补订一]亦其伦比。”如,三联书店初版第128页,以“……、明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作结。最新版第108页,易之为“……、明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而说明之矣。”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是为“……、明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补订一],而说明之矣。”如,三联书店初版第156页,以“……,沙漠之疾移,”作结。最新版第132页,易之为“……,沙漠之疾移,势挟碎块细石而直前,虽固体而具流性也。”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页,是为“……,沙漠之疾移,[补订三]势挟碎块细石而直前,虽固体而具流性也。”
最后言格式处理欠统一。三联书店初版《谈艺录》引用钱钟书先生著作时,只列书名、册次、页码。最新版则易之为具体的篇名,且外加括号注明。这种处理比较科学,但是,编者却没有贯彻始终,力求格式的统一。如最新版第105页、108页、122页、171页、203页、392页、394页、442页、507页、518页、531页、546页、556页、561页、661页、691页、727页等,下面摘以若干说明之。如,最新版第105页,[补正]条,“参观《管锥编》论《左传正义》第一则末‘增订’。”应外加括号注明。如,最新版第108页,[补订]条,“参观《管锥编》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89‘韵由论画推而论诗’。”应外加括号注明。如,最新版第171页,[补订]条,“参观《管锥编》论《毛诗正义》第26‘诗文之词虚而非伪’。”应外加括号注明。
此外,最新版第666页“诗醇”二字,前空一格。按:三联书店初版下册第773页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8页,均无此误。当然,最新版《谈艺录》,亦订正了三联书店初版某些格式之误。如,初版第3页“诗自有初盛中晚,……”一段,前空两格。最新版第3页易之。如,初版第363页,“即《东园》颈联之‘穿透天心得句归’,……”一段,前空两格。最新版第306页易之。
文字、标点及格式,是文献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似为细节问题,但是,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因此,可以之窥视版本之优劣。
二本补录范文2
2019年广东韶关第三批中考录取分数线已公布
各县(市、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市属初中学校：
经研究，韶关市田家炳中学补录及第三批次第一志愿高中2019年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及录取基本条件如下：
一、韶关市田家炳中学补录最低控制分数线：546分
二、韶关市第五中学
(一)普通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12分。
(二)招收指标到校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82分。
(三)体育艺术特长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艺术生文化分：300分;术科：60分。
体育生文化分：200分;术科：60分。
三、韶关市九龄高级中学
(一)普通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84分。
(二)招收指标到校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54分。
(三)体育艺术特长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艺术类：300分
四、乳源高级中学
(一)普通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17分。
(二)招收指标到校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87分。
五、始兴中学
(一)普通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34分。
(二)招收指标到校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04分。
六、仁化中学
(一)普通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23分。
(二)招收指标到校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93分。
七、乐昌市第一中学
(一)普通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54分。
(二)招收指标到校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24分。
八、南雄中学
(一)普通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46分。
(二)招收指标到校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16分。
九、南雄一中
(一)普通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69分。
(二)招收指标到校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39分。
十、翁源中学
(一)普通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37分。
(二)招收指标到校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07分。
十一、新丰一中
(一)普通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76分。
(二)招收指标到校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46分。
十二、其他
(一)录取基本资格条件
韶关市田家炳中学录取新生的生物、地理科成绩均需达到C级及其以上等级;其他普通高中录取新生的生物、地理科成绩均需达到D级及其以上等级。
(二)县(市、区)属普通高中补录及体育艺术特长生录取
各县(市、区)属普通高中学校的补录工作由当地招考部门负责。请各地坚持招生计划、考生志愿和分数的原则进行补录，并将补录最低控制分数线报韶关市招生考试中心备案。
各县(市、区)属普通高中体育艺术特长生预录取名单由当地县(市、区)招考部门确定。
二本补录范文3
各区教育局、招考办（基教科），各有关学校：
为加强和规范我市高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招生录取工作，2019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继续使用广州市中招录取系统开展网上录取工作，实行统一录取平台、统一招生进程、统一组织管理。为确保录取顺利完成，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录取工作安排
（一）普通高中录取安排。
1.统一录取。
7月14日上午,独立招生学校录取。
7月15日上午,提前批指标计划和统一计划录取。
7月16日上午,第一批录取。
7月17日上午,第二批提前录取、第二批和第三批录取。
7月19日前，各普通高中学校必须完成新生报到注册网上登记，并须在20日16:00前通过广州市中招录取系统完成注销逾期不报到考生操作。
2.补录。
7月22日，通过广州招考网（gzzk.gz.gov.cn/）公布普通高中学校补录计划和补录办法。
7月23日，未被录取的考生通过中考服务平台（zhongkao.gzzk.cn/）填报普通高中学校补录志愿。
7月24日上午，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普通高中学校补录。
7月25日前，各普通高中学校必须完成补录新生报到注册网上登记，并在中招录取系统注销逾期不报到的考生。
（二）中职学校录取安排。
1.统一录取。
7月27日，省、市、区属中职学校（含职业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技工学校）录取。
8月4日前，新生报到注册，中职学校在中招录取系统注销本校逾期不报到考生。
2.补录（注册入学）。
8月5日，通过广州招考网公布有关中职学校的补录计划。
8月5日－31日，在广东省高中阶段招生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省中招平台”）以注册入学的方式进行补录，并继续做好注销工作。
8月22日前，在省中招平台完成新生入学注册登记工作。
8月30日前，在省中招平台录入三二分段中职段新生信息。
（三）新生备案。
1.普通高中学校在9月5日前最后确认新生报到情况，完成网上新生入学注册登记，省、市属学校和区属学校于9月12日后在网上下载电子签章的新生录取名册，再按学籍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高一新生学籍备案手续。
2.中职学校分两次办理录取备案，第一次备案时间：9月4日-6日；第二次备案时间：11月21日-22日，逾时不再办理备案手续。享受各类资助资格（含国家助学金、免学费、福彩助学）的新生必须在第一次办理备案。市招考办在每次备案结束后，即移交录取新生数据至中职学校主管部门，如考生信息有异动，按学籍管理规定办理。备案工作具体要求另文通知。
二、录取操作办法
（一）各招生学校须按学校所在录取批次，分批分阶段登录广州市中招录取系统完成录取、新生注册及不报到考生注销等操作。今年起，各招生学校须登录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后再链接访问中招录取系统。登录和使用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的具体要求详见《关于启用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和考试综合管理平台的通知》（穗招考办〔2019〕98号）。
（二）中招录取系统将根据录取工作进程，设置相应功能，供招生学校注销或新生注册登记。系统开通时间：每天9:00至17:00。
（三）使用中招录取系统的设备及环境要求:操作系统Win7或以上，内存2G以上，浏览器IE 11或Chrome 75以上版本并可接入互联网（拨号或专线连接）。各招生学校必须在网络能正常运行、有安全保障的场所进行录取，严禁在网络不安全的公众场所进行录取，防止木马、病毒对招生过程产生影响。
（四）各招生学校要提前做好中招录取系统的网络测试工作，测试时间为：普通高中7月12日9:00至17:00，中职学校7月26日9:00至17:00。测试内容主要为各学校负责录取的人员要成功登录我办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并能顺利链接进入“广州市中招录取系统”。授权进入中招录取系统的默认账号是当年在中考服务平台申报招生计划的账号，如需增、改相关录取操作人员信息的，需在录取开始前将录取操作人员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书面报给市招考办中考科处理。
（五）录取期间，招生学校须及时登录中招录取系统阅档和提交预录名单，具体操作详见登录界面的操作说明。
（六）录取结束后，各类招生学校可在中招录取系统下载录取数据（含考生电子档案的各种信息及考生照片）。
三、录取工作要求
（一）录取工作是招生考试工作中贯彻国家有关招生的方针政策，落实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重要环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部门必须加强领导和管理，成立录取工作机构。市招考办设立录取领导小组和职能工作组，负责组织管理全市的录取工作；各区教育局招考办（基教科）须相应成立录取工作的组织机构，负责本区的录取管理，确保招生录取工作顺利进行。
（二）各招生学校要安排专人负责录取系统的操作，提前做好录取系统测试，按照公布的各批次录取时间，严格按投档录取流程进行操作。各区招考办（基教科）要在录取期间密切注意本区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动态，督促学校按时完成阅档和提交预录名单，以及对本区高中预录名单进行结算等录取操作，保障全市录取工作统一、有序进行。
（三）各招生学校要认真做好新生注册报到工作。每批次录取结束后，招生学校要及时逐一通知本校录取新生到校注册报到，对已报到新生要在录取系统做好入学注册登记；对未报到新生，要主动与考生联系，确认其意向，对已明确放弃报到的，招生学校必须在录取系统注销其录取结果。对不如实注销的学校，如有考生和家长投诉，造成的后果和影响由招生学校自行负责。
（四）各区招考办（基教科）和初中学校要做好组织落选的考生参加普通高中补录工作，及时将补录信息通过多种方式告知本区落选考生。
（五）各区招考办（基教科）和各级学校要高度重视，做好信访工作。对录取结果有异议的考生和家长，各学校和招考部门要认真做好政策解释工作，妥善处理，切实维护考生的权益，实现平安中考、和谐中招。
二本补录范文4
然而，我国现行会计制度并没有对企业集团内部存货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亏损抵销作出相关规定。其主要原因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亏损的同时要将亏损销售资产的价值恢复到内部交易前的水平，这样就虚增了资产的价值，有违谨慎性原则。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按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当存货发生减值时，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而且，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还要进行有关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当对内部销售亏损和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进行抵销后，合并会计报表中反映的该存货的价值，就是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确定的价值。显然，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对内部存货交易中的内部销售亏损和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进行抵销，正是完全遵循了谨慎性原则。
企业集团发生内部存货交易时，由于内部销售价格（R）与内部销售成本（C）往往不一致，从而产生内部销售损益（内部销售损益P＝R－C）。每期期末，内部购入企业将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N）与其成本（该存货内部销售价格R）进行比较，确定存货跌价准备（以下简称“已提准备”）。而对企业集团而言，应将该存货可变现净值与其内部销售成本进行比较，确定该存货的跌价准备（以下简称“应有准备”）。显然，二者往往会因不一致而产生差异。因此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不仅要编制内部销售损益抵销分录以消除内部销售损益及其影响，还要编制存货跌价准备抵销分录来消除上述差异。以下如无特殊说明，内部存货交易抵销均包括内部销售损益抵销和存货跌价准备抵销两部分。
根据内部销售价格与内部销售成本的关系，内部存货交易有以下三种情况：①内部销售价格大于内部销售成本，产生内部销售利润（P＞0），销售利润率为正数；② 内部销售价格小于内部销售成本，产生内部销售亏损（P＜0），销售利润率为负数；③内部销售价格等于内部销售成本，内部销售损益为零（P＝0），销售利润率为零。本文将讨论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当内部销售价格小于内部销售成本产生内部销售亏损时，内部存货交易的两种抵销方法。
一、内部存货交易的分析抵销法
在论述分析抵销法之前，先要说明四个公式：
对本期期末内部存货而言：
已提准备＝该存货的内部销售价格－本期期末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A（A≥0；当A＜0时，取A＝0）
①
应有准备＝该存货的内部销售成本－本期期末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B（B≥0；当B＜0时，取B＝0）
②
对上期期末内部存货而言：
已提准备＝该存货的内部销售价格－上期期末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E（E≥0；当E＜0时，取E＝0）
③
应有准备＝该存货的内部销售成本－上期期末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F（F≥0；当F＜0时，取F＝0）
④
所谓分析抵销法，就是根据内部存货流转情况，将全部内部存货交易拆分为若干部分后，分别编制抵销分录的抵销方法。当内部销售价格小于内部销售成本时，分析抵销法的六种类型如下：
类型一：本期购进的内部存货，全部转为本期期末存货。内部销售损益抵销分录（以下简称“内部损益抵销分录”）为：借：主营业务收入R，存货｜P｜；贷：主营业务成本C.对本期期末该存货而言，根据公式①计算A，根据公式②计算B，应补提本期准备＝B－A＝G.存货跌价准备抵销分录（以下简称“跌价准备抵销分录”）为：借：管理费用G；贷：存货跌价准备G.
类型二：本期购进的内部存货，本期全部对外销售。内部损益抵销分录为：借：主营业务收入R；贷：主营业务成本R.不作跌价准备抵销分录。
类型三：本期购进的内部存货，本期部分对外销售。其中，对外销售的部分按第二种类型处理，转为本期期末存货的部分按第一种类型处理。
类型四：上期转入的内部存货，全部转为本期期末存货。内部损益抵销分录为：借：存货｜P｜；贷：期初未分配利润｜P｜。跌价准备抵销：对上期期末该存货而言，根据公式③计算E，根据公式④计算F，应补提的前期准备＝F－E＝H.跌价准备抵销分录为：借：期初未分配利润H；贷：存货跌价准备H.对本期期末该存货而言，根据公式①计算A，根据公式②计算B，应补提的全部准备＝B－A＝M.其中，应补提的前期准备＝H，应补提的本期准备＝M－H＝K.跌价准备抵销分录为：借：管理费用K；贷：存货跌价准备K.
类型五：上期转入的内部存货，本期全部对外销售。内部损益抵销分录为：借：主营业务成本｜P｜；贷：期初未分配利润｜P｜。跌价准备抵销：对上期期末该存货而言，根据公式③计算E，根据公式④计算F，应补提的前期准备＝F－E＝H.跌价准备抵销分录为：借：期初未分配利润H；贷：主营业务成本H.
类型六：上期转入的内部存货，本期部分对外销售。其中，对外销售的部分按第五种类型处理，转为本期期末存货的部分，按第四种类型处理。
从理论上而言，当内部销售价格小于内部销售成本时，企业集团内任何复杂的内部存货交易都可以拆分为上述六种类型的一种或多种，从而采用分析抵销法编制抵销分录。
二、内部存货交易的综合抵销法
编制内部存货交易抵销分录时，不仅可以采用分析抵销法，还可以采用综合抵销法。所谓综合抵销法，就是将所有内部存货交易综合在一起进行抵销的方法。当内部销售价格小于内部销售成本产生内部销售亏损时，综合抵销法的三个步骤如下：
第一步：假设期初内部存货（即上期转入的内部存货）本期全部对外销售。其抵销原理同第五种类型。按期初内部存货中的内部销售亏损额｜P｜，作内部损益抵销分录：借：主营业务成本｜P｜；贷：期初未分配利润｜P｜。跌价准备抵销：对上期期末该存货而言，根据公式③计算E，根据公式④计算F，应补提的前期准备＝F－E＝H.跌价准备抵销分录为：借：期初未分配利润H；贷：主营业务成本H.
第二步：假设本期购入的内部存货本期全部对外销售。其原理同第二种类型。内部损益抵销分录为：借：主营业务收入R；贷：主营业务成本R.不作跌价准备抵销分录。
二本补录范文5
巫山县2019年普通高中2022级新生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启动，相关事项经县招考领导小组审定，现公告如下。
一、录取批次
分3个录取批次。第一批次为巫山中学，第二批次为巫山第二中学，第三批次为大昌中学、官渡中学。每一批次录取并报名结束后，方可进入下一批次录取。
二、录取顺序
（一）统招计划录取
各批次首先录取统招计划（含指标到校和特长生计划）的学生，并立即组织报名；如首录（第一次）报名人数未达到统招计划数，则组织一次统招计划补录（仅补录1次）并报名。
（二）择校计划录取
统招计划录取并报名结束后，庚即组织择校计划录取及报名；如择校生首录报名人数未满额，则组织一次择校计划补录（仅补录1次）并报名。
三、录取时间
全县普通高中各批次录取及报名日程安排见下表，根据录取进度，日期如有调整将及时在“巫山教育”微信公众号上公布。请学生及家长注意关注“巫山教育”微信公众号。
四、第一批次（巫山中学）首次录取情况
（一）录取分数线
1.巫山中学统招计划首录分数线：632分，艺体特长生文化考试最低控制分数线：443分；
2.巫山中学统招计划补录分数线：2019年7月1日公布；
3.巫山中学择校计划首录分数线：2019年7月3日公布；
4.巫山中学择校计划补录分数线：2019年7月5日公布。
（二）报名安排
1.报名时间
巫山中学统招计划首录生报名时间为6月29—30日（上午8：00~12：00，下午2：00~6：00）。
2.报名地点
巫山中学（原巫山中学朝云校区、七校合一）广东楼行政大厅及多功能室。
（三）其他事项
1.新生需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中考准考证报名。中考准考证不慎遗失的，需到初中毕业学校开具证明并加盖学校公章，然后到县中招办审核验印（县JW505室）。
2.新生报名期间不在家的，可由其监护人或委托其他亲朋好友持考生相关证件原件到指定地点报名。
3.被统招计划正录的新生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下午6：00，逾期没有履行报名手续的，将视为自动弃权。若有空余名额，则纳入统招计划补录（仅补录1次）。
4.新生的录取及报名情况公示在巫山中学校园内，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四）咨询电话
二本补录范文6
关键词 傅增湘 《通典》 宋本 古籍整理
分类号 G256.22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06.017
Abstract The most famous two existing editions of "Tongdian" are the edition of 173 volumes， which was inscribed during the period of Southern Song and kept by Fu Zengxiang， and the edition of 197 volumes， which was inscribed during the period of Northern Song. The former is now kept in the Tenri Library of Japan， and the latter is also in Japan and kept by the Emperor Librar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about the two editions to be clarified. For the edition of Fu Zengxiang， the dating is divided into Northern Song and Southern Song.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hange of the academic methods of Fu applied to his conclusion about the edition and the reason why he wrote two different catalogues. What is more， the features of the two catalogues reveal deeper questions about the features of compiling processes of the Song Edition of books. For the edition kept by the Emperor Library of Japan，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number of its volume among many catalogues―from 100 volumes of block-printed books with 100 volumes of hand-written copies to 179 volumes of block-printed books with 18 volumes of hand-written copies throw light on the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volumes combine with each other or divide into smaller parts.
Keywords Fu Zengxiang. Tongdian. Edition of Song Dynasty. Collection of ancient books.
现存《通典》的宋代刻本，最著名的有二：其一为原藏傅增湘双鉴楼，今属日本天理图书馆一百七十三卷本（因其为傅氏旧藏，以下简称“傅宋本”）；另一为原藏日本帝室图书寮，今属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一百九十八卷本（依照傅氏习惯，以下简称“寮藏本”）。然而，围绕这两部宋本的具体信息，与相关记载的目录对读比照，可以发现一些疑窦至今尚未澄清。傅氏所藏一百七十三卷本在其所著的两种目录《藏园群书题记》和《藏园群书经眼录》（以下分别简称《题记》和《经眼录》）中均有题语，但在刊刻年代断定上差异明显：一定为北宋本而一定为南宋本。那么，精通版本的傅氏为何会有两种不同的年代断定？导致年代判断结果不同的原因又是什么？清晰梳理傅氏对于宋版《通典》认知的变化，不仅可以断定《通典》的版刻信息以及刊印时间，还可以借以洞悉《题记》和《经眼录》的各自差异所在，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两种目录的性质，进而实现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此外，关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一百九十七卷北宋本，诸多目录所记载的卷帙信息并不一致，而对于其中的卷帙差异，又该作如何解释？X藏本是否会有一个尚未被了解的卷帙分合的过程？以下分述这两个问题。
1 傅增湘藏宋本《通典》诸题记异同
傅增湘（1872-1949年）的双鉴楼庋藏宋金元刻百余种，明清精旧古抄更夥，总数达二十余万册。先生精目录、通版本、勤校勘，手校古籍超过一万六千卷，及其平生所见数十万古籍之经历，成《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L亭知见传本书目》等书。唯《题记》和《经眼录》为长篇，实即版本目录。二书虽各有侧重、多有不同，但在著录典籍上却时有重复。除细节差异外，某些理当不应有的抵牾之处则值得仔细深究，其中傅氏所藏一百七十三卷宋本《通典》即是典型一例。《题记》与《经眼录》对于此书记载的关键差异在于前者定为北宋本而后者为南宋本。又傅氏《双鉴楼善本书目》此本记录，然较为简略[1]；傅熹年整理《〈藏园日记钞〉摘录》为傅氏1920淮南访书及1929日本访书事迹，亦提及自藏《通典》，均认定为北宋刻本[2]。个中差异原因何在？为便讨论，先摘录题记要点。《藏园群书题记》卷五曰：
校宋本《通典》跋。庚申（1920）夏南游，获北宋本《通典》于宝应旧家，凡二十八册，为卷一百四十。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六字，蝶装古式，每叶纸背钤“进斋”白文鼎式小印。收藏有元人薛玄卿、明代晋府各印。嗣得宋翻残本，行款同前，凡七册，为卷三十三。先后得一百七十三卷，视海虞瞿氏、日本图书寮所庋卷帙为多，意世间《通典》宋刊本无过此者矣。爰取明刻大字本对读，自庚申岁（1920）展卷，至甲子（1924）只毕十卷而辍。丁卯（1927）入秋，人事稀简，乃发愤从事。自中秋以至岁暮，程功殆已过半。今夏猝遘凌夫人之戚，意绪摧伤，无以遣日，乃锐志复理丹铅。起自六月之杪，讫于冬月之初，于是全书一百七十五卷乃得竣功。溯庚申迄于兹，时阅九年。……戊辰（1928）冬至，西峰老农书潜氏识[3]254-255。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六曰：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存一百七十三卷。缺三十六至四十一、一百四十六至一百五十、一百八十四至二百，共缺二十七卷，宋绍兴刻本，配元元统三年重修本。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七八字，注双行三十三至三十七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记第几册，每五卷为一册，次卷数，次叶数，次刊工姓名。纸背每叶均钤有“进斋”白文式印。前有贞元十年进书表，半叶十行，每行十九字。宋刊本刻工可辨者有王政、周志、蔡通、洪等。其补板刊工可辨者有李良。元刊本十四行二十六字，注双行同，白口，左右双阑。补板黑口。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上鱼尾为记第几册，犹存宋本旧式。书衣内裱元至顺二年钱粮票。钤有“清乐轩”“姜氏图书”“姜氏家藏”各朱文印。元修本存目录一册，卷六至卷二十五，卷一百一至十，卷一百八十一至八十三，共三十三卷。……全书麻纸蝶装，蓝茧纸书衣，钤有“薛玄卿印”“洞玄冲靖崇教真人”“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按：此书余庚申（1920）夏游黄山雁荡，归途迂道维扬，获之于宝应刘翰臣（启瑞），后又得元统补修本三十三卷，审其版式，仍多南宋翻刻，元统所补只十之一二。……余尝取校明刊大字本，正误乃不可胜计，每卷多者或至二三百字，如卷一百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卷增订达六百六十余字。卷九十四补行间夹注三百一十一字[4]470-472。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两目录所载《通典》是否为同部。而卷数、行款、版式的龃龉和年代断定上的差异并不能作为二书非同部的绝对证据。二书确为同部的理由如下：其一，仅从可资比较的内容来看，同时同地同获两部宋版百卷大书《通典》，且其宋刻原版卷数、嗣后补版卷数和书中所钤印章均出奇一致，此种巧合断无可能；其二，获得百余卷本南宋版经典古籍，傅氏不可能不详录信息登记造册，但遍检藏园书目并未发现相近的两种版本；其三，两题记均明言傅氏曾以此宋本校明大字本，辛苦耗费九年之力才得校完此一两百卷本大书，很难想象还会再有时间进行二次校勘，况且这种猜想在材料上也无法得到支持。既然如此，那么《题记》与《经眼录》在某些版刻信息，诸如卷帙、行款上的不同，则实际上多半是由傅氏疏漏而致，并非实际存有诸多差异。另外，宋本行款本来就不如后世规整划一，观察统计时难免详尽所有行款信息。
其次，需要解决的是刊印年代的问题。关于杜佑《通典》版本方面的研究，多零碎而不成系统，详细完整梳理版本系统的第一人当推日本学者尾崎康。尾崎康在1980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北宋本《通典》的同时，发表长文《关于北宋版〈通典〉及各种版本》，韩N所译中文译本见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通典》前言。其中关于傅增湘所藏宋本，尾崎康通过行款、避讳、刻工、钤印、挖改等方面的全方位考察，认定傅氏初次所得一百四十卷为南宋前期覆北宋刊本，后续所得三十四卷为南宋前期、中期以及元代递修本。文章所列材料丰赡、逻辑严密、结论可信。如避讳，原刻缺笔避讳则直至“构”字（南宋高宗名讳）；而补刻页的避讳则降及孝宗时代。又如刻工，则多为南宋初期之人，细言之，“将它视为绍兴刊、乾道修订，大概无误。为慎重起见，兹作为南宋初期刊、南宋前期修订本”[5]18。
实际上，在尾崎康所列证据之外，还有字体风格及文字内容两方面可作旁证。在字体方面，虽然北宋刊本传世较少，又与南宋初期刊本时代相近，但这并不代表二者没有区别。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一百九十八卷本《通典》已经明确认定为北宋年间刊刻，两相对比，傅藏本在字体上与之差异明显：寮藏本是颜体的架构，又颇具柳体之风，细劲瘦长，隽秀英特，末笔常有波折，这与现存北宋刊本《范文正公集》《文选》字体颇近；傅藏本则属较为典型的欧体，严峻方正，古拙开阔，笔画质朴规整，是典型的南宋浙刻字体。而文字内容方面，根据傅增湘《〈通典〉校勘记》[6]，其所出校多同于寮藏本，两本的渊源关系不言自明。此外，寮藏本仍可订正傅校本不少错误。如卷一：“枚受米二斛三斗。”傅校本原讹“枚”为“收版”，误。卷七：“咸以为杀虫太多有伤和气。”傅校本“虫”作“蝗”，误。卷八十七：“其以币告之乎。”傅校本“其以”作“以其”，误。卷一百六十四：“议者谓值赦宜加徙送。”傅校本“徙”作“徒”，误。两相对比可知，傅藏本和寮藏本同属一个版本系统，而质量上略逊于寮藏本。这恰恰与尾崎康所认定的结论完全吻合。
2 关于年代断定的转变
在确定了傅藏本的刊印年代之后，需要解决的是傅氏对于刊刻时间认定的转变过程及原因。我们把目光转向题记中所提及的另外两种《通典》。其一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北宋本，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是书卷十二曰：“《通典》二百卷，宋刊本。题京兆杜佑字君卿纂，前有贞元十年进书表及李翰序、自序，序后接没门之目，目后即接本文。原本存一百廿卷，余钞补全。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八字，一百五十六、八、九卷末有“盐官县雕”四字。案：盐官属两浙路临安府，进为杭州府海宁州治。书中贞、征、敬、殷、恒、桓、完字有阙笔而构字不阙，尚刻于北宋时也。”）[7]，后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之中，已经无迹可寻。其二为另一尚存，即原藏于日本帝室图书寮，现在藏于宫内厅书陵部的北宋本。我们经过分析认为，傅增湘对于自藏本的断代，与寮藏本实有关联，而这一切和他赴日观书紧密相连。
1929年10月至11月，傅氏东游扶桑，遍览东瀛藏书。回国后，连续发表多篇日本访书见闻。其中刊登于1930年第4卷第1号《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的《日本帝室图书寮观书记》，详细记载了图书寮所见典籍，其中便有著名的北宋本《通典》。傅氏亲见此书，并作有“日本帝室图书寮藏书，己巳十一月十一日”识语的题跋，后被编入《经眼录》出版。傅氏在详述寮藏本版刻面貌之后感叹道：“是书敝藏亦有此宋刊本，凡缺佚二十有七卷，为明代晋府藏书。寮本卷一百以下咸属补钞，敝藏可补入者近八十卷，且纸系白麻，韧洁殊常，篇幅宽展，印本清朗，均似胜过一筹。……余本固推甲观，寮本亦当雁行。”[4]472
结合“戊辰冬至”（1928年12月22日）所作的《题记》识语内容，可以发现，傅氏在1928年曾将自己所藏与瞿氏藏本和寮藏本进行比较，认为此三种《通典》均刊于北宋。而其自藏因有一百七十三较大卷数，故发出《题记》所谓“视海虞瞿氏、日本图书寮所庋卷帙为多，意世间《通典》宋刊本无过此者矣”之叹，是以自藏之本冠绝于世。但瞿镛藏本已为灰烬，傅氏只得闻其名而未及亲见；而寮藏本为宫内厅珍藏秘籍，傅氏尚未赴日亲见寓目。直至一年后的1929年，傅氏才得以东渡日本以亲睹寮藏本之面貌。在仔细观摩、认真勘察之后，傅氏将自藏本与寮藏本再次比较，发出《经眼录》所谓“余本固推甲观，寮本亦当雁行”之感。而所谓“余本甲观”、“寮本雁行”之语，明显是将自藏本驾于寮藏本之上，这一点和《题记》所言并无不同。只是区别在于：此时傅氏已经改变了《题记》中关于年代上均为北宋本的认定，以两本均刊于南宋。《经眼录》的自藏本题跋虽未署具体日期，但我们仍可以推断，当成于日本访书之后。否则，必无产生对两宋本《通典》年代上重新划定的契机。
那么，傅氏为何会两种断代意见？这需要从版刻年代的断定说起。对于宋本刊刻年代的断定，尤其是涉及到区别南北宋刻本时，由于南北宋之交时间接近，而版刻又具有相当的连贯性和延续性，导致传世的诸多宋刻本难以精确区分年代。尤其是不少南宋初期的刊本，避讳不严，实则与北宋本并无二样。故而字体、版式、纸张、刻工、牌记、序跋和避讳等一般作为断代的证据，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和影响。而作为北宋本翻刻的傅宋本，其年代断定的依据，实际上只有刻工和避讳。刻工方面，已如尾崎康所言，均为南宋初期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并列出了刻工所刊刻的具体典籍及刊刻年代[5]14-16。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基本上已经断定了傅宋本的大致时间。避讳方面，傅宋本出现了较为混乱而复杂的现象。虽然避讳延及南宋高宗时代，且对于的北宋诸帝的名讳，包括赵氏始祖玄朗之、赵匡胤之祖敬及父弘殷，一般严格避让。但对于神宗之名“顼”，多处直书其字，既无缺笔，也无文字说明，这多少让人费解。
关于断定《通典》年代的具体方法和依据，傅氏并未明言，只提及所获为“蝴蝶古式”[3]254“蝶装”[4]470，又言：“纸背‘进斋’小印或是造纸人名，余藏北宋末刊本《广韵》每页有‘程氏’朱记，即其例也。”[4]471拥有五代至宋的主要装帧形式的蝴蝶装，并且同样钤有所谓造纸人名的北宋本的特征，大概都成为傅氏断定为北宋本的依据。但正如上文所述，区别南北宋之际的刊本，所可依据唯有刻工和避讳。关于刻工，虽然傅氏曾例举了部分刻工姓氏，但实际并没有成为断代的依据。这大概是由于材料所限，傅氏可能无法断定全部刻工的详细年代，以及刊刻的具体典籍所致。至于避讳，傅氏曾以九年之力通校全书以成《〈通典〉校勘记》，文字异同勘比审慎，足以体现傅氏校勘之细之精，因而很难想象傅氏会一次又一次地疏忽避讳缺笔，这一对刊刻年代断定具有重要意义的依据。避讳止于南宋高宗，傅氏自然明晰。但是神宗之名“顼”的不讳，又让傅氏本人充满疑惑举棋不定。巧合的是，卷四十二不讳“顼”字之页，避赵匡胤祖父名讳“敬”，赵敬在宋代建立伊始即追尊为帝并庙号翼祖，由此可知当刻于宋代无疑。同卷不讳神宗名“顼”字之页，亦不讳宋钦宗之名“桓”及赵氏始祖“玄朗”之偏讳“玄”，而赵玄朗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才被追尊为帝并庙号圣祖。加之宋代避讳极严，无五世七世之说而于先祖之名皆需讳之，而此本又避讳严谨，以漏讳解之并不合理。合而观之，类似此卷当刊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之前。这看似逻辑严密的说法，实则有着致命漏洞：卷四十二多处的其他“玄”字均缺笔避讳。如此一来，结论只有一个，即玄和顼的直书其字均为手民误植。此外，仅存一百四十卷又是不全的残本，这其中是否会有南北宋刊本混杂的情况，亦或是北宋刊与南宋初覆刻的情况，皆未可知。这一切或许都是傅氏两种不同的断代意见的产生的原因。
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数年间傅增湘关于宋本《通典》行踪和认识上的转变：傅氏于1920年夏访书淮南，收获颇丰。于刘翰臣启瑞处获得一百四十卷南宋初期刊本，寻又得三十三卷南宋及元代递修本，并在日记中记录此事。百卷宋本经典大书，自然十分珍视，当年即展开校书工作，然时断时续。九年后，至1928年12月，傅氏终于校毕全书，并作《题记》跋语，以其自藏本、寮藏本和瞿氏藏本三种均为北宋刊本，并以自藏卷帙最多而冠绝于世。1929年8月，傅氏为《双鉴楼善本书目》作序，不久即付梓刊行。在此之前，傅氏一直以为自藏为北宋刊本。1929年10至11月间，傅氏赴日本观书，亲见寮藏本。可能是经过对比，亦或是发现新的证据，傅氏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认为其自藏以及寮藏本均非北宋本，而是刊于南宋绍兴年间。故又作《经眼录》两条题记，体现了自己的新想法。
3 《题记》与《经眼录》
记载了宋本《通典》的两题记――《藏园群书题记》和《藏园群书经眼录》，在成书上颇有不同，这也导致了两书各自不同的特点。包括《通典》条在内的《题记初集》，先连载于天津《国闻周报》，后于1942年合《续集》雕行刊印出版。傅氏两次亲自订正，校勘不可谓不细。1944年傅氏虽在病中，但对包括《题记》在内的诸书“反复批阅，屡有增删”，并且“对所跋各宋、元刊本都反复考证他的序跋和著录，排比刻工姓名，验证雕版的字体风气……务在事实就是，以求信今传后”[8]9。又因《题记》“手稿尚存的约占十分之九”，故而其后人整理出版之时“也逐篇用手稿校勘一过”[8]10。由此可知，《题记》的撰写与订补贯穿了傅氏的一生，因而很大程度上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傅氏的真实想法；而文字和语言又经傅氏本人及其后人多次校勘，可信度与正确性自然有了较高的保证。关于《日记》，当是傅氏手书而无需赘言；至于1929年8月付梓的《双鉴楼善本书目》，则亦是由傅增湘手订。
《经眼录》则是傅氏访书时在所携《L亭知见传本书目》上所作的题跋序言摘要，前后历时三十余年，至1944年而止。南北游历之时，先生仅凭一眼之缘，过目即录，随手辄记。舟车劳顿，讹误脱漏在所难免。且所谓“经眼”之书，不少并非傅氏本人所藏。观览之后很难再次亲见原书，遑论检查核对信息，诸如寮藏本《通典》即是如此。此外，傅氏一直筹划的校勘编订之业，也因晚年并重而未能实现。傅氏在《藏园居士七十自述》不免感叹：“倘假我数年，当勒成巨制，第削繁正谬，县待亲裁，未知何日蒇功耳。”[9]其后人傅熹年曾述：“（《经眼录》）原稿前后三十年累计而成，先祖晚年曾准备手自裁定，统一体例，编成问世，因病未能实现。先祖病中，先父晋先生根据先祖指授，对全稿需要订正处做了记录或标志，可惜今年也已散佚。这次整理时，只能就记忆所及，参照日记、札记、题跋、识语和《补记L亭书目》等手稿，尽可能按先祖晚年的意见加以订正。无依据的一仍其旧，不敢妄改，所以在这个整理稿中已经不可能把先祖晚年的意见无遗地反映出来了。”[8]2可见，傅氏虽然毕生从事《经眼录》的撰写，但并不能保证早期看法难免与晚年意见完全一致。而未及亲自修订的遗憾，必然导致傅氏的某些最终意见无法完全在书中体现。况且原稿前后辗转，时有散佚脱漏，经傅氏后人增订整理，误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这毫无疑问导致了《经眼录》在可信度和正确性上的局限。
故整体而言，可以看作定稿的《题记》，相对于初稿的《经眼录》，在正确性和准确性方面确实更胜一筹，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关于《通典》三篇题记则恰恰与此相反。不仅如此，《题记》虽多次经傅氏亲自修订，直至晚年不曾停缀，但或因修订文字脱讹，或因疏漏而未及裁正，现在的《题记》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出傅氏晚年的全部新见，这同样也是无可置疑的。
关于这一点，先贤也是偶有失检。如尾崎康《关于北宋版〈通典〉及各种版本》虽精审缜密，然在论及傅宋本时，不顾《经眼录》之文，而仅以傅氏《题记》的《校宋本通典跋》之语，进而认为：“通过校勘，傅氏更加认识到宋本的价值，然而，他未曾注意到‘构、Y、慎、蜃’等字为避南宋二帝之讳而缺笔的情况，出人意料。傅氏遂不曾断言此为南宋本。而且，关于他特别珍藏的本子版式，在《双鉴楼善本书目》和《校宋本通典跋》均误作‘半页十四行’。”[5]19上文已经述及，傅氏并非不知其所藏本为南宋绍兴本，这已经体现在《经眼录》中。而《双鉴楼善本书目》所述《通典》版式明为“半页十五行”，更无须赘言。又严绍T《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通典》（残卷）一百六十九卷，首一卷，（唐）杜佑撰，北宋刊南宋初补刊本……是书全二百卷，此本今存一百七十三卷。卷三十六至卷四十，卷一百三十一至卷一百三十五，卷一百四十七至卷一百五十，卷一百八十四至卷二百，凡三十一卷缺。卷中避宋讳至宋高宗‘构’字。”[10]所言卷数前后抵牾，无需深辨。至于刊刻年代，亦是未能将原刊与补刊分别而论，且原刊时代亦非如《题记》所言为北宋。
4 北宋本《通典》的卷帙分合
傅氏在日本所观得的宋本《通典》，即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宋刊本。尾崎康在《关于北宋版〈通典〉及各种版本》中从版式、字体、避讳、刻工钤印等方面确定为北宋本。所钤“经/筵”和“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干统元年”两印，则证明其在北宋时已传入朝鲜。而后文禄庆长之役（1592-1598年），由宇喜多秀带回日本，而后流落民间，在文化四十年（1817年）进入枫山官库①[11]。明治六年（1873年），以枫山文库为基础，建立内阁文库②。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内阁文库将所藏三万多种珍本交付帝室图书寮，《通典》即在其中。1949年，图书寮移交宫内厅，并改名为“书陵部”。北宋本《通典》递藏源流大致如此③。此本已先后由日本汲古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缺卷四二、一一九、一二零，共存一百九十七卷。其中卷一一一至一一八、一七一至一七五和一九六至二百为钞本，共计十八卷；实存北宋刻本一百九十七卷。
作为传世的唯一北宋本《通典》，此本名声甚大，除傅增湘外，诸多学者亦曾慕名观览，并多留有观书题记。不过他们所见之本均与傅氏相同，即前百卷原刻、后百卷抄配之本（姑且称之为“寮藏甲本”）。以时间为序，举例如下：第一，涩江全善、森立之于日本永嘉五年（1853）所编的《经籍访古志》卷三曰：“《通典》二百卷北宋椠本，枫山官库藏。北宋椠本，字画楷正，卷百至卷二百阙逸，旧人补钞，纸墨奇古，每卷有经筵印，高丽国十四叶印。”④[12]第二，岛田翰在日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序的《古文旧书考》卷四曰：“《通典》二百卷高丽覆宋本《通典》二百卷，卷首至卷一百刻本，以下补钞本。……卷一百以下至卷末，钞手不经，字体l陋，粗行粗字，盖韩人所钞补。以其纸质字样相之，当不出于四五百年之上矣。”（按：此处岛田翰以为是高丽刊本，当误。）[13]第三，傅氏1929年11月于宫内厅亲观此书，《经眼录》有题跋曰：《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存卷一至一百，一百后抄配，宋绍兴刊本。……寮本卷一百以下咸属钞补，敝藏可补入者近八十卷[4]472。不仅如此，尾崎康所引《重订御书来历志》亦言：“卷百至卷二百散佚，书写。”[5]8
根据岛田翰、傅增湘等人对寮藏本版式、行款、钤印和纸张等细节的描述核对今本，完全吻合，可知他们所见的前百卷即是今本的前百卷。尤其是傅氏曾对寮藏本的版式有着极为细致的观察，《经眼录》中在述及行款的一般情况后，又指出一个极为特别的细节：“惟第二十六卷第八页十三行，每行二十四五字。”[4]472这与今本竟完全一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寮藏甲本的前百卷一直流传至今，是今本一百九十七卷本的一部分。那么，究竟从何时开始，寮藏本的卷数发生了变化？日本昭和五年（1930年）12月出版的《宫内厅汉籍善本书目》著录唯一宋本《通典》曰：“《通典》二百卷，首一卷，宋刊本，四十四册。卷首目录及卷百九至百十八、百七十一至百七十五、百九十六至二百，计二十卷，并系钞补。审其书法殆四五百年前朝鲜人所写。卷一、廿四至二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三、四十四，亦系后人钞补。”[14]前言钞补二十卷，与今本同①。后又言另外八卷“亦系后人钞补”，不知所指为何。揣其语气，或亦是钞补而与原刻重复，且非为朝鲜人所写，故与前者分列而论。然今本此八卷均为原刻，字体、版式、行款一同他卷，当是同版。
综上，可以梳理出寮藏本《通典》的卷帙分合：原寮藏甲本卷帙为前百卷北宋原刊，后百卷配补朝鲜钞本，在枫山官库和图书寮时期，直至1929年11月傅增湘赴日观书时，卷帙保持稳定而未曾丝毫改变。在之后的一年之内，即1930年12月之前，另一种北宋刊本进入图书寮，即寮藏乙本，与寮藏甲本合并，形成今本。至于之后是否还有其他卷帙分合离散的变动，材料不足征，已经无法详考，但至少可以确定寮藏甲本原有，而不见于今本的卷帙，即《宫内厅汉籍善本书目》所述卷一、二十四至二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三和四十四钞本，以及被寮藏乙本替换下来的卷一百至卷一百零八，卷一百十九至卷一百七十，一百七十六至一百九十五钞本，和今本缺失的卷四十二刻本，共计八十卷。由此可知，宫内厅北宋本绝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百余年的聚散分合，逐渐形成今本一百九十七卷本的今貌。
5 结语
从关于宋本《通典》的断代差异的研究，可以窥测傅增湘思想变化的原因和轨迹，进而探究《题记》和《经眼录》的成书过程对于古籍版刻信息及刊刻年代鉴定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把握两书的特点，使其得到更为合理利用。同时，对深入认知傅增湘版本目录学，进一步研究傅氏藏书状况和学术思想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此外，由各目录关于北宋本《通典》的卷次的差异，可以推测并梳理其卷帙分合的过程。古书卷帙由于主、客观因素常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而古籍目录在不同时间点上对于典籍的记载，客观上忠实记录了卷帙分合离散的过程。可以想见，包括《题记》和《经眼录》在内的其他目录之中，类似宋本《通典》的问题绝非少数。考论辨析这些矛盾之处，能够更加准确地断定典籍的刊刻时间，从而深入地了解典籍的真实面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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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尾崎康.关于北宋版通典及各种版本[M]//杜佑.通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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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傅熹年：《藏园群书题记》整理说明[M]//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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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M]//贾贵荣.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