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海潮翻译范文1
关键词：明末清初；科学翻译；翻译方式
中图分类号：I046？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148-02
明末清初，欧洲各国家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产生，近代科学体系逐步建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以“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为手段，在中国传播宣传天主教教义，并和具有深厚科学知识基础的中国士大夫一起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促进了中国科学翻译第一次高潮的产生。明末清初，科学翻译高潮提高了中国科学水平，为中国科学翻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使国人首次接触欧洲的数学、历法、地理、水利、军火制造等科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尤其是近代世界观，打开了部分中国人的眼界。翻译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被喻为“引来了西方的活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导致了翻译方式的变化。翻译方式是对翻译活动全局性、整体性的思考，是翻译范式的另一种表达。翻译方式有较稳定、易传承的特点，其变化影响着翻译活动。本文通过分析明末清初第一次科学翻译高潮翻译方式的特点，探究其对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影响。
一、译者与译述
16世纪和17世纪是欧洲的科学革命时期。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上半叶，即明朝万历到崇祯的60年间，随着基督教教士的入华传教，西方科学技术开始传入我国。[6]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几乎都是来华传教的耶酥会士和中国封建士大夫合作进行的。耶稣会士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中国士大夫们则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本身就是科学家或某领域的专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是第一个“科学传教”与“儒教合一”的手段，为后继的西方传教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许多传教士后来在华传教过程中，纷纷承袭了这些手段。[2]期间第一部科学著作的译述就是利马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6卷。1612年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athin de Ursis）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的水利工程和各种水利机械。该书不仅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著，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著作。李之藻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将之前与利玛窦研习并翻译的算学书编辑为《同文算指》。在瑞士传教士邓玉涵（Jean Terrenz）口传下，王征笔述成图文并茂的《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等先后著述和绘制《海外舆图全说》和《万国全图》，对地理学作了介绍。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著有《地震解》，叙述地震的原因、等级、范围、大小、时间和预兆等近代地震学说。由日耳曼传教士汤若望（Jean Adam S. Von Bell）口授，焦勖笔述所译的《火攻略要》，记载了火炮的铸造、安装和使用的方法，以及子弹和地雷的制造法等。明末清初合作译书成为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一种策略。与其合作的中国学者多为天主教徒，欲以合作译书，系统引入西方科学，以改变性理空谈，达经世致用之目的。在此背景下，合译基本是中西合作，耶稣会士口授，中国学者笔述，编译为主。在各类译书中，从当时国人署名分别为“述”、“订”、“阅”、“铨订”、“校阅”等不同情况来看，虽总的采取“译述”方式，可除传教士口“译”外，参与译述同一本书籍的不同中国人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同。不少书籍在翻译过程中，是许多国人集体劳动的结果。这种由传教士口译，国人笔述，乃至另一部分传教士与国人反复校对、订正、润色，以至最后定稿的翻译方式，一直延续到清初。[3]明末清初正是通过这种中西合译的方式把西方各个领域的科学文献首次介绍到中国，对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译文与译笔
明末清初译文原本的文种多为拉丁文、意大利文与法文，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欧洲通用文字的重心。英文尚未流行，英文书籍不多。译书的目标文种以汉文为主，康熙帝学习几何、算学、医学时，产生过少量满文译本，但刻印和流传的不多。翻译成功与否与译者的思想修养、文字功底紧密相依。《几何原本》一书的翻译，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受到世人的肯定。徐光启“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4]梁启超誉之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5]译本中的许多名词，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都是由徐光启首次定下来，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而且对日本、朝鲜等国的翻译也有很大的影响。西士著作，种类甚多，文字亦深浅不同，深者非常奥雅，非翰曹不能读，浅者通俗易晓，几妇孺皆知。[7]P.10古奥雅丽之作形成明末清初译笔中精彩的一族，多为中国学者笔述。译笔倍受世人推崇的当为李之藻与传教士共同译述的哲学书籍《名理探》、《寰有铨》。《名理探》“译笔非常简净，有信、达、雅三长”。[7]P.193《（寰有诠》“文理古奥、雅达，不愧翰曹文章”。[7]P.197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所译《灵言蠡勺》，译笔非常成功，“徐子竟能以其玄妙之笔，清晰之思，将种种非常抽象之理，达之于书；而文字又雅、又达、又信，诚非有哲学明悟者，不能译一字，著一语，至术语选择之切确，用字之的当，犹其余事”。7]P.201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中，中国学者执笔润色之功，由此可窥一斑。随着中西方人士交流的日夜加深，翻译呈日趋完善之势。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家在译著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中国科学翻译先驱徐光启阐述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理与数”和“言与笔”相互结合的翻译思想，都极具价值。李之藻在翻译时虽强调“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但他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足见其中充满了创造性劳动。[5]P.164李之藻针对译者的修养提出祛除“浅学自”、“怠惰废学”、“党所锢习”和“恶闻胜己”四病。杨廷筠强调翻译须“循序渐进，融会两境，厚积薄发”。官员王征在《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提到，该书采取质朴易晓的译法，不需要追求译文的华丽。他还在与传教士合译过程中创译了许多专业名词，如螺丝、柱、梁、架、杠杆、齿轮、曲柄等，至今仍长期沿用。魏象乾的“正”译标准意义深远，对后来的翻译家严复、林纾等的翻译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译著与译场
在1584―1790年间，来华传教士共有译著300余种，相关自然科学的有120种左右，其中利马窦、汤若望、罗雅各（Jacques Rho）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四人的译著就达七十五部之多。传教士们为投帝王与官吏之所好，将天文学、历法和数学作为明末清初西方科学传入的核心。首先，天文、历法知识使一部分中国士大夫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徐光启等翻译学习西书，参与编译《崇祯历书》，并制作了浑天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至清初西方新历法取代中国传统历算方法而成为中国历法计算的基础，影响十分深远。其次，数学之所以成为西方科学传入的核心，归因于中国人重视数学的传统。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也因此拉开了我国第一次科学翻译高潮的序幕。这一时期天文学译著89种，占到了科学译述总数近■，数学译著20种。[1]其他如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军事技术、采矿冶金和舆地学等，经常是应国人之所求而译。由于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没有选择所译书籍的机会和能力，翻译选材的决定权因而都掌握在传教士手中。加之传教士在翻译选材上无法摆脱自身身份的影响，他们所代表的阶层是教会，其极端保守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因此当时译书的知识体系，几乎都属于欧洲的古典科学体系，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基本上都没有传入我国。历局修历在我国科学翻译史中是一件大事。传教士汤若望于1622年来华，精通天文历算，抵华后与徐光启等人筹建了我国早期科学翻译机构――明末历局，参加编译《崇祯历书》，并制作了浑天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乃至大炮等物。《崇祯历书》于崇祯八年（1635年）完成。书中介绍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刻卜勒等人的天文数据和科学成果。如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译用了哥白尼发表的27项观测纪录中的17项；介绍了伽利略关于太阳黑子在日面上运行的现象；译出了刻卜勒《论火星的运动》一书中的部分材料等。《崇祯历书》的完成，为清朝前期中国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养料。徐光启通过创设历局，举荐耶稣会士，共同翻译了西方大量天文学历书、图表，总算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历算书籍。他企图借修历之机，把历局办成一个广译西书的翻译机构。历局人员编译了许多书籍，这些书籍不管对我国科学事业，还是翻译事业，其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徐光启在创设历局时更为高瞻远瞩，吸收了许多年轻学者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天文事业的继承人。西方近代科学译著的流入，不仅向中国文化输入了近代科学的异质成分，而且为鸦片战争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作了重要准备。历局的创建开启了科学翻译机构的建设，不论对中国人提高翻译速度和质量，还对了解和借鉴西方科学传播模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次科学翻译高潮就翻译方式而言，其译著主要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士大夫合作完成，从严格意义上说属于合译或合著。期间，译著涉及天文、地理、历算、数学、农业水利、医学、冶金、火器等方面，译出自然科学书籍达120种左右。这一时期译书原本文种多为拉丁文、意大利文与法文，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欧洲通用文字的重心。译笔古奥雅丽翻译，反映出译者极高的思想修养和文字功底。徐光启、李之藻等科学翻译家也在译著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明末历局开启了中国科学翻译机构建设的历史篇章。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引进了西方先进器械，促进了中国旧器械的改造，在中国掀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浪潮。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不仅催生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萌芽，也推动了我国学术界的发展。此次科学翻译活动把西方科学意识、科学成就、价值观念等带到了中国，对中国文化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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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潮翻译范文2
“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取火莫若取燧,汲水莫若凿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09年3月13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从容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声情并茂,文采飞扬。此时,温总理左边一位青年在纸上快速地记录着,每当总理话音甫落,他的英文翻译声便从话筒传出,语音流畅,表述准确。
这名青年名叫费胜潮,曾先后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过50多个国家,在一些国际重大事件中,常常能在中国领导人身边发现他的身影。他是怎样一步步走进国家中枢机关、成为外交部的高级翻译的?在给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的岁月中,他又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经历呢?
一心为圆幼时梦,
“黑马”闯进外交部
今年36岁的费胜潮出生于江城武汉,在家排行老二。父亲费蒲生是一名大学教师,十分注重对子女的塑造。费胜潮从小就是个积极分子,热衷于校内外举办的各项活动,有“小外交家”之称。
费胜潮的中学生涯是在武汉外国语学校度过的,那时他对航空、船舶、兵器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结果不到一年便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的中文版图书,于是不过瘾的他又找来相关的英文版图书阅读,这在无意中激发了他学英语的热情。很快,费胜潮成为了学校里的英语佼佼者,常常参加校园里举办的英文辩论赛。
高中毕业时,发展全面、英语出众的费胜潮有望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理科出身的父亲,自然主张儿子选择这样一所专业性很强的大学,将来成为一个实用的专业人才。但费胜潮却一心想报读学科体系更为齐全的武汉大学,他认为,每个人面前其实一直存在着多条发展轨道,比如自己非常崇拜的主席,既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无比豪迈的诗人,还是自创一派的书法家……就自己而言,在其他大学同样可以学好外语。费胜潮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父亲,开明的父亲觉得儿子说得有理,遂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一进大学,费胜潮便选修了经济学的双学位,并先后加入学校多个社团。足球场上,肤色较深的他常常在对方的严密防守中找到空当,给对方制造危险,同伴们都叫他“黑马”。
1996年初夏,当同学们正忙着看招聘广告时,出类拔萃的费胜潮已经拿到了某世界顶尖级外企的录用通知。但就在这时,外交部来到武汉大学招收翻译人才,费胜潮得知这一消息后,儿时的外交梦再次躁动起来:既然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干吗不去试一试?
凭着极富磁性的嗓音、出色的口语、扎实的学科基础赢得考官的好感,费胜潮顺利通过海选、初试。复试时,考官让费胜潮用英文谈谈对国企改革的看法。这时,平时对时事的关注发挥了作用,他滔滔不绝地道出了自己的一番见解。面对这位谈吐不凡、镇定自若的年轻人,几位考官面带微笑,彼此会心地点了点头。
本以为大学期间的优异成绩能使自己在外交部大展宏图,谁知艰苦的军训结束后费胜潮才得知:每年像自己这样被招进外交部的名校尖子生有200多人,通过半年的“魔鬼训练”及层层考试,最终只有4―6人能进入翻译室英文处。
一天,一位前辈把大家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一台小电视,滚动播出英国BBC和美国CNN两个频道的新闻。就在大家疑惑不解为什么一个电视机要不断地换台时,前辈发话了:“你们先听着吧。”几分钟后,前辈再一次发话:“现在你们把原话记下来。”他们一愣,原来是变着法儿考试,当底气十足的新人们拿起笔时,立马傻了,刚才听到的一句也记不住,两个台的新闻在脑海里不断地滚动,根本分不清哪是哪。大家这才理解外交翻译的要求:不仅要翻译功底好,而且还要有超强的记忆力,能在第一时间把过去几分钟内听到的话一字不漏地翻译出来。而这些,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就。
经过近半年的训练,瘦了一圈的费胜潮从众人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外交部英语翻译。
与领袖零距离接触,
外交翻译风光并辛苦着
在工作初期,费胜潮曾随财政部代表团访美,并被派往欧盟翻译总司学习同声传译。学成归国后,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并担任国际会议的翻译。因为工作优秀,他多次在外交部年度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等次。
在别人看来,无论是费胜潮所从事的工作还是他所处的位置,无疑都是风光十足。有一次,一位老同学从电视里认出了他,兴奋地给费胜潮打来电话:“‘黑马’,你小子行啊,我在央视频道中都看到了你!”电话这头,费胜潮脸上写满了淡定,他知道,风光背后的付出与辛苦,只有自己清楚。
由于现任国家领导人大多有极强的工科背景,熟悉工业领域,言谈非常专业,而外交部翻译们又多为纯语言或者文科出身,所以每次提前几天接到任务后,费胜潮便要立即展开准备工作。有一次,他得知温总理在行程中有可能会参观某光纤厂,便立即上网查看那家企业的概况,并且将所有专业词汇牢记于心。尽管费胜潮苦下工夫,结果在翻译时还是遇到了“拦路虎”,不知道一个新出现的词怎么翻译。情急之下,他只好询问身边的陪同人员,了解清楚后才根据意思翻译出来。事后,温总理并没责备费胜潮,而是温和地告诉他:“不会翻译不要紧,翻译错了可不行。”总理的严谨、宽容让费胜潮深为折服。
经历了这件事,费胜潮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在涉及可能被参观的企业时,费胜潮不仅要求自己清楚该企业的运营情况、主要产品,还要了解产品的工艺流程、机器的工作原理,甚至向团队、教授请教。有时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的专业程度,让教授都难以相信他是文科出身。
随着经验的丰富,费胜潮的表现愈加出众,并逐渐有了在记者招待会现场翻译的机会。如果说陪同翻译遇到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询问身边的人,那么,记者招待会上同声传译则要求准确、高效、高质。记者招待会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直播,关乎着国家形象,容不得半点差错,对翻译人员的挑战难度可想而知。
费胜潮力求不打无准备之仗,但因为事先不知道刁钻的记者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知道领导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所以日常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辛苦――为了熟知政策,必须阅读中央有关会议文件、人民日报社论;为了补充信息,要关注媒体报道、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阅读外电、外报,上网浏览信息等等,一切可能在记者会上被涉及的内容都要做到未雨绸缪。
2006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前夕,费胜潮从《人民日报》上了解到,温总理在一周前参加人大甘肃团组讨论的时候,讲了“知难不难,迎难而上”这么一句话。记者会那天,温总理在回答提问时再次提到了这句话,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延伸。温总理一段话讲完,胸有成竹的费胜潮脱口而出:“When you know it is difficult,it may be less diffi-cult.We need to face up to the difficulties……”
虽为高级翻译,但费胜潮也出过差错。有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凤凰卫视的记者用中文提了一个问题,翻译起来并不难,费胜潮脱口而出,但全场大笑,领导人也笑了,顿时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用中文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下来后,他自嘲道:“脑子里的扳道工扳错了道。”
因工作属性,费胜潮有幸零距离接触着领导人,欣赏着领导人,也揣摩着领导人。他说,“日积月累中,我增长的不仅仅是翻译水平。”
2005年4月,温总理在访问印度的时候,应邀在德里理工大学发表演讲。德里理工大学在排名和水平上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演讲之后是台下学生提问环节,有一位印度大学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温总理,相信您也了解,德里理工大学在印度乃至世界的地位很高。我知道现在中国发展很快,那么究竟还要多少年时间,中国才能有像德里理工大学这么好的大学?”这个提问或许在我们中国人听来有些可笑,但从他热切的表情上看,并不存在故意挑衅或者轻视,只是反映出印度大学生对中国大学情况的不了解。
温总理并没有正面反驳那名印度学生的提问,而是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地简单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中国大学现在有1000多所,在校学生有1900多万。”这两个数据刚一出口,在座的印度大学生都发出惊呼声,显然,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大学教育是这么一个水平。然后,温总理才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定位。最后,温总理还不忘说:“我们中国大学生也非常希望加强与印度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当时现场的气氛非常好,提问的印度大学生可能会为自己的提问而感到懊悔,可是他不会觉得受到了嘲笑,也不会带有负面的情绪离开会场。费胜潮不无感慨地说:“作为一名身处现场的翻译,我从总理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当别人向我提问的时候,甚至别人提出让我难堪的问题,我也不一定要跟人争论一番。争论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和缓、迂回的方式达到更好的效果。”
绝对挑战,连续四年
担任总理的“两会”翻译
由于工作繁忙,结婚三年来,费胜潮一直没有机会带妻子和女儿回过武汉老家,直到2007年5月一家人才如愿以偿,得以大团聚。虽然在老家只待了三四天,但费胜潮仍时不时看新闻、上人民网关注温总理的活动,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他来说,工作几乎贯穿着生活中的每一天,但他从不把工作中的紧张情绪和压力带回家。每次进屋前,他一定是以满脸的笑容等待妻子的开门。
随着2009年春节的临近,费胜潮早早向妻子许下心愿:这个春节,一定抽空陪她跟女儿出去度一次假。然而就在春节前一周,曾在2006、2007、2008年连续三年担任温总理“两会”记者会现场翻译的费胜潮再次接到任务: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中担任总理的翻译。每年“两会”中的总理答记者问都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之一,也是最受海内外媒体关注的记者招待会之一,全球有十多亿观众收看现场直播。在这个舞台上担任翻译,可是翻译人员毕生的追求啊!
为了全心投入准备工作,费胜潮放弃了度假的打算,他心疼地对妻子说:“佳佳,你看……”没等他把话说完,妻子俞佳抢道:“你就放心准备去吧,一定不能让总理的话打了折扣。至于度假,等你这次忙过了,我们再另作安排……”费胜潮搂着妻子,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费胜潮与俞佳是中学同学,两人直到大学才确立恋爱关系。虽然工作地点都在北京,费胜潮却不像其他人那样常常陪在女友身边,有的时候他一年当中有140多天都在世界各地飞。刚开始,俞佳对费胜潮有些小小的怨言,但后来两人的婚礼,让俞佳对丈夫理解了许多。
那一天,外交部有27对新人结婚。当天早晨,新人、嘉宾还有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聚集在外交部驻通州的基地,等待主婚人唐家璇部长到来。可是左等右等,唐部长始终没有出现,等来的是王国章书记,还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国刚刚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不过婚礼没有取消,照常进行,王书记主持了婚礼。当天下午,王书记作为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乘专机飞往南斯拉夫,而费胜潮也积极投入到对美交涉索赔的谈判翻译工作中。
这次特殊而带有几分遗憾的婚礼,让小两口生平第一次意识到小家的幸福和国家的安全之间的联系竟是如此紧密,也因为亲身经历了这次不寻常的婚礼,俞佳对丈夫再也没有怨言。
得到妻子的体谅后,费胜潮马不停蹄地开始为记者招待会做准备。费胜潮说,虽然现场翻译只是他一人,但背后却是整个翻译室的人集体在支持。在他接到任务的同时,翻译室的其他40多人也都进入了高度紧张状态,帮他到处收集材料。此外,翻译室还为费胜潮召开了一次“模拟记者招待会”,让同事们扮演发言人和各国媒体记者,从刁钻的角度来设想问题,费胜潮现场翻译,大家再从专业的角度来挑翻译中的不足,商量什么情况用什么词可能会更好。那段时间,费胜潮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节省车程时间,好几个晚上,他直接趴在办公桌上小睡一会,然后洗个脸继续“战斗”。
望海潮翻译范文3
【关键词】陈望道 共产主义 信仰
1920年早春，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将墨汁当糖蘸着粽子吃，反而觉得味道够甜，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翻译时的投入，更是一种由于深深信仰才能达到的入迷忘我的境界。2012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信仰的味道》这篇文章，开篇回忆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墨汁吃的故事，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2012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考察广东珠海后，陈望道“信仰的味道是甜的”一事进一步引起广大党员的关注。陈望道一生也始终坚守着吃墨汁时的信仰，执着地追求这份信仰。
一、积极寻求救国真理
陈望道于1891年出生于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从小就勤奋务实，边读私塾边干农活。在目睹和了解近代中国所受一系列屈辱后，陈望道在少年时就树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向，他最初的想法是实业救国，并努力学习数学和博物等应用性强的科学文化知识。1909年，陈望道到金华中学求学，进一步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1913年，陈望道学完中学相应课程，认为要实现实业救国、富国强民，就必须借用欧美的科学技术，因而决定赴欧美留学。随后他用一年时间补习英语，之后又到浙江文江大学进修一年英语和数学，为留学做准备。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陈望道没能去成欧洲，于1915年去了日本留学。
陈望道的救国思想在日本留学期间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和中央大学学习，学完了数学、物理和经济等他早先认为有益于实业救国的课程。另一方面，陈望道还学完了法律、哲学和文学等人文类课程，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学习中逐步认为在实业救国外，社会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学习之余，陈望道时刻关心国家命运和国内政治，在日本参加了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和反袁称帝运动。恰巧在这期间，传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好消息，给陈望道思考救国路线带来了新的借鉴。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此时也在留学生中传播开来，陈望道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这方面的书籍，思想随之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抛弃之前的兴办实业想法。这也加快了陈望道将学习注意力向人文社科类转移的速度，不久陈望道就认为学好语言文学对于国内思想启蒙及解放运动更为重要，且很快在这方面形成了深厚功底，为他日后成为教育家、修辞学家和语言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国内发生了，陈望道急切盼望投身国内爱国运动，于是他很快回国了。回国后，陈望道带着爱国抱负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担任语文老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当时是新文化和新思潮的前沿阵地，陈望道充分利用学校的进步环境，立即着手实施自己的改革主张，与同校教师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四人，在学校组织、教学和管理上推行顺应世界大潮流的改革，提倡学生自治和横排书写文字，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反对封建主义，提倡自由平等思想。陈望道还积极向教员和学生提供进步刊物，使他们能及时看到《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浙江新潮》等国内前沿进步刊物，推动第一师范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而第一师范的新文化运动又有力带动了杭州其他学校的新文化运动，当局为此十分恐慌，视陈望道为洪水猛兽，欲除之而后快，并立即采取措施。12月份，教育厅官员和省议员先后到学校督办撤职查办陈望道等四人，并更换第一师范校长。此举激起全校师生的极力抵制，大家誓与反动当局斗争到底。当局立即出动军警，用刺刀和步枪将学生包围在操场，妄图以武力实现对学校的改组。陈望道不顾个人安危，始终站在学生前面保护学生安全，并斥责反动军警的行为，迫使军警后退，双方出现对峙。第一师范风潮很快得到了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全国各地师生的声援，很多报刊也发表评论警告浙江教育局不要一意孤行，制造悲剧。陈望道和学生的斗争最终迫使浙江当局撤销了原先的决定，学生平安了，但陈望道等教员由于旧势力过于强大而不得不离开第一师范，杭州的新文化运动也陷入低潮，陈望道倡导的一系列改革全部被取消。
在这次风潮中，陈望道与反动势力直面斗争，接受了革命烈火的磨炼，受到深刻的教育，从而彻底否定了早先实业救国思想。痛定思痛，他深刻认识到旧势力强大，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革命。陈望道还清醒意识到旧势力、进行根本性的革命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当时各种思潮良莠不齐的时期，首先必须从加大宣传马克思主义入手。陈望道在后来回忆时指出，他当时觉得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判别新旧事物，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判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①。
而在此前后，国内报刊上已经发表了大量零散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出现了《共产党宣言》片断文字和部分章节的翻译，但没有全译本，这已无法满足人们系统阅读需求与理论学习渴望。、陈独秀和戴季陶之前分别读到英文版和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深知此书的分量，均有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的想法，但要把这本思想名著译成中文决非易事，难度太大，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外语和中文修养，最终他们都未能翻译这本书。《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后，首先想到了陈望道，陈独秀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新青年》，也极力赞同。于是，陈独秀请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戴季陶提供了日译本，一并交给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
陈望道受“一师风潮”的促动，欣然接受翻译的重任，在拿到英文版和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后，只带上必要的工具书就起身了，于1920年2月下旬回故乡分水塘村。陈望道回家后，独自住进老家的一间柴屋，避开了反动当局的干扰，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和速度，陈望道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吃住都在柴屋。柴屋里没有电，陈望道在晚间就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挑灯翻译《共产党宣言》。义乌山区农村的早春天气还相当寒冷，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陈望道就将柴屋里的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
在翻译过程中，陈望道的母亲一日三餐都给儿子送饭吃。陈母见儿子关起门来不分昼夜地翻译，人都累瘦了，心痛之下便给儿子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吃粽子时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本，在继续琢磨翻译句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道：“红糖不够，我再给你添一些。”陈望道赶快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前来收拾碗筷时，看到儿子满嘴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陈望道是蘸了墨汁吃了粽子，于是母子相对大笑一场。此时，陈望道完全沉浸在翻译工作中，整个注意力都被《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吸引，母亲问他粽子够不够甜时，他对《共产党宣言》的感觉完全替代了味觉，从而也就有了他那经典而意味深长的回答。
的确，对于陈望道来讲，信仰的味道就是甜的，也正是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陈望道找到了甜蜜的信仰。在此后的一生中，陈望道也从未放弃自己的甜蜜信仰。
二、努力践行共产主义信仰
1920年4月，陈望道译完了《共产党宣言》，应《星期评论》编辑部的邀请，离开义乌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陈望道到上海后，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李汉俊校完后，又请陈独秀再校，由陈望道作最后修定。陈独秀对译稿非常满意，经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提供经费，在上海成裕里12号的小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于6月份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出版的中译本，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的反响，成为促进民族觉悟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及发展壮大的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初版印了1000册，上市即被抢购一空，一个月后又重印1000册，也很快销售一空。陈望道曾将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寄赠鲁迅。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这个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①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早期成员正是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才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不乏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提到“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的回忆是对陈望道传播马克思主义功绩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高度评价了陈望道的贡献，他当着陈望道的面对代表们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指的就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功劳和影响。
在译完《共产党宣言》后，陈望道于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吸收的一批会员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陈望道还参与把《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形成了党早期理论宣传的有力阵地。
陈望道在拿起笔与旧势力进行斗争的同时，还经常深入到工厂区间向工人群众做宣传工作，先后帮助组建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和邮电工会。由于陈望道工作出色，他被组织委以工会部长的重任。陈望道在组织工会过程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阶级觉悟，支持工人进行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斗争。在陈望道的发动和支持下，上海工人运动发展迅速，1920年上海的罢工达40次之多，而且规模很大，仅五一节这次，就有五千工人游行纪念，并成功冲破了军警的阻碍。
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初的社会主义论战期间，陈望道撰写了大量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革命的进展及现状，抨击中国旧社会、旧制度，提倡妇女解放，提出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的一些具体设想。这些文章有力捍卫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影响。
从1921年1月起，陈望道接替陈独秀担任《新青年》主编。陈望道在担任主编期间，强化《新青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的宗旨，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宣传需要，在选稿用稿上特别突出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探究。至1922年7月，陈望道前后主编《新青年》8期，所刊发文章多从理论上分析探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正本清源，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期间，法国巡捕房在1921年2月以《新青年》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陈望道不惧风险，组织《新青年》杂志社转入地下状态，继续办刊，坚持斗争，并在军警高压状态下紧密团结众多北京进步人士以及有关作家，鼓励他们踊跃投稿，保证了刊物宗旨的的落实、刊物质量和出版的连续性，陈望道以巨大勇气和艰辛的劳动，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宣传作出重要贡献。
此外，陈望道积极开办外国语学校、平民学校以及职工补习夜校，向人民群众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
三、在党外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正当陈望道积极筹备中共一大时，发生了审批组织活动经费的风波。事件起因是李汉俊写信让陈独秀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此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费严重不足，陈望道和李汉俊等几人通过翻译赚取稿酬来贴补组织活动经费，但还是不够。陈独秀回信没有答应，李汉俊和陈独秀为此闹起意见。陈独秀在争执中又将陈望道牵扯进经费一事，还四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并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大骂李汉俊和陈望道。在陈独秀接连攻击下，陈望道十分生气，觉得个人名誉和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公开道歉。陈独秀却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不能忍受这样的不公和陈独秀的态度，表示今后不愿意再接收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请求，为此也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召开后，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被确定为第一任书记。在担任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期间，陈望道重点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并集中主要力量从事工人运动，使上海党员总数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从15人发展到50人，增加了两倍多。由于陈独秀始终不肯公开澄清之前对陈望道的污蔑，陈望道在1922年6月正式提出辞呈，辞掉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职，并提出退党。中央并未立即同意陈望道退党。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代表中央出席指导。在会上，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党组织还指定沈雁冰去对三人劝说。沈雁冰回忆说：“他（陈望道）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①这里，陈望道很明确地表明退党只是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的不满，丝毫不损他对共产主义和党的事业的信仰，并表示在退党后要更好地继续为党效劳。
从这以后，陈望道虽然暂时离开党的组织，但对党组织所交予的任务，仍一如既往、不折不扣地努力完成，思想永远忠于党，自觉履行党的宗旨。陈望道于1923年秋天接受组织委派，到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校务主任等职。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学校，在党的领导下，陈望道率领全校师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使上海大学成为共产党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全校师生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而且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组织了行动委员会，与工人并肩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陈望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各界爱国人士，为抗日救国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32年1月17日，陈望道与其他进步作家发起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团结作家展开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斗争。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陈望道与茅盾、鲁迅、叶圣陶等4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宣告上海文化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中国政府对日妥协。这次集会还组建“中国著作家抗日会”，陈望道被选为秘书长。1934年，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陈望道出面邀请胡愈之、夏丐尊、叶绍钧、陈子展等十多位知名人士发起针锋相对的“大众语”运动，成功挫败了当局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抗日战争时期，陈望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7月，陈望道落实的指示，发起成立“上海新文字研究会”，首先争取到公开的合法阵地，以此展开大量统战工作。8月，为了有效反击汉奸言论，陈望道踊跃为《申报》“专论”栏目撰稿，有力遏制了日本军部在上海出版的《新申报》汉奸言论的影响。10月，陈望道参与发起上海文艺工作者座谈会，陈望道为临时执行委员，组织与会者联名要求民国政府即日宣布对日绝交，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8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开办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陈望道多次到讲习所讲课，培养抗日救亡团体的负责人。1940年秋季起，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屡遭汪伪特务迫害，陈望道不得不离开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回到当时迁校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自1943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为民族新闻事业的创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解放战争时期，陈望道于1946年秋随复旦大学师生返回上海，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和保护进步学生。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斗争中，陈望道被选为“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领导上海高校参与民主斗争。1948年秋后，教育部策划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学校成立了应变委员会，陈望道担任副主席，努力做好护校工作，迎接解放。1949年4月，大肆逮捕屠杀爱国人士，陈望道被列入黑名单。在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陈望道被安全转移到叶波澄家中，住至5月25日，迎来了上海解放。
四、为了信仰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和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四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在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间，陈望道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在政协和民盟的活动中，为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之外，陈望道利用自己的专长优势，继续钻研马列主义、思想，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服从党的各项决议，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完成党交给他的所有任务。1952年秋，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此后，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全校广大师生员工，为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新型大学而鞠躬尽瘁。在高校教育工作中，陈望道特别重视加强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领导，他认为学校不发展科学研究，教学就上不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就会成为空话。
鉴于陈望道对于中国共产党事业的贡献特别巨大，他本人对党的信仰始终未变、在党内的威望和个人的先进性，中共上海市委于1957年5月31日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申请报告。看到报告后说：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用写自传，也不用写报告。1957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收到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签署的“同意接收陈望道入党的意见”。就这样，中共中央直接将陈望道吸收为中共党员，自此陈望道重新回到党内。陈望道回到党内后，党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需要，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党的十大召开时才予以公开，并被选为党的十大代表。
回到党内后，陈望道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在自己专长领域勤奋工作。1957年，中国语文杂志社重印了他编辑的《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出版时他为该书写了《重印后记》。又曾于1958年与1962年两次重印了陈望道1932年的开山之作《修辞学发凡》。1960年冬，陈望道继任《辞海》主编，他以高度负责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团结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完成重新编写任务，1962年初出版了《辞海·试行本》十六分册；进一步修改后，于1965年出版，他还亲自为该辞典题写了书名，为中国文字语言基础工作作出了不朽贡献。在此期间，陈望道主张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推动新中国修辞学理论建设和发展。由于陈望道在学术界的地位、他在党内的威望以及党对他的信任，陈望道两次承担出国访问任务，第一次是在1956年秋，他率领我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应邀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参加东德格莱爱夫斯代尔脱大学建校五百周年的庆祝活动；第二次是在1962年10月，他率领人大代表团赴越南考察访问。
“”开始后，陈望道就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直到1972年，才重新出任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1973年，他为复旦大学团委、学生会题写了笔力苍劲的“又红又专”四个大字，表达了他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同时这也是对、“”破坏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抗议。1975年10月，陈望道病重，但他在医院里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学校工作，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信仰终身奋斗的顽强精神。1977年10月24日，陈望道病情突然恶化，医治无效，于10月29日凌晨逝世，终年87岁。
陈望道在生前还始终不懈地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大陆，统一祖国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曾多次撰文向台湾广播，直到晚年在病榻上还向海外同胞呼吁要为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而奋斗。
望海潮翻译范文4
【关键词】中西翻译政策 研究现状 探索和展望
一、国外翻译政策研究
（一）理论研究
以色列学者左哈尔在对多元系统理论的研究中，对希伯来儿童文学的翻译政策进行研究。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任务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受其所处的文学系统的限制。翻译政策可以被定义为“限制”或“建议”，它本身是由编辑、出版社或顾客强加给译者的一种“权威因素”。
在理论研究领域，率先将翻译政策纳入应用翻译研究范畴的是霍姆斯。他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对翻译的政策做出了界定。他认为：“翻译研究者在（翻译政策）这一领域的任务就是提供合理建议，以确定社会中译者、翻译活动及译作的地位和作用：如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应该选择哪些作品来翻译；译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译者应该具有何种地位；翻译在外语教学中应起的作用等。”
随后，图里发展了描写性翻译研究，其核心概念是规范，翻译政策“属于初始规范，是某个时期，某种语言文化通过翻译来选择所输入的文本类型或者具体的文本时的一些决定性因素”。
芒迪的翻译政策，更注重研究“当前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
比利时学者梅勒阿茨将翻译政策官方和民间两类进行探讨。其中官方的是“在教育、法律事务、政治团体、媒介等公共领域用以调整翻译活动的一整套法律法规”。此时的翻译政策大多具有法律属性，由政府或国际机构。另外，它还广泛存在一些非官方的场合，包括可以促进翻译活动的奖项，或者广义上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也可能涉及译者、出版商等各种因素。
（二）实践研究
土耳其在1940年成立翻译局，官方选择原文本的翻译，有关人文科学的作品享有翻译优先权，所列待译作品包括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政府还专门聘请专家在翻译局工作，给予出版社财政支持，促进了早期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政策是集中翻译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谷崎润一郎的作品。这些小说经常谈及传统日本文化以及哀婉因军事造成的社会混乱。唯美文学意识创造了日本在美国读者心中的良好形象，促其成为美国冷战时期的盟友，也遏制了苏联在东方的扩张。
而英国东方主义式的国家翻译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国际局势。英国汉学家Arthur Waley 在翻译《道德经》时将中国古文化描述成“barbarous，backward，unscientific”等负面形象。这样的翻译政策认为劣等文化理应受到优势文化管理，从而导致国家的扩张和侵略行为，这种霸权式的翻译政策是万万要不得的。
总之，国外翻译政策研究起步比较早，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有其广泛性，只不过缺少系统的研究，深度还不够。跨学科研究比较多，对翻译政策的定义还是不够清晰。但是注意到了翻译政策与语言政策、移民政策和公民权利的关系。
二、国内翻译政策研究
（一）理论研究
国内第一个把“翻译政策”重新纳入翻译研究领域的是刘庆。他将应用翻译分为“翻译批评”和“翻译政策”两部分，将“翻译政策”归到应用理论中的价值理论中。
滕梅将“翻译政策”的研究分为宏观与微观研究。前者指翻译政策的定义、功能、原则等，后者指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代的翻译政策个案分析。随后也探讨了1919年以来中国翻译政策的发展与变化。
台湾学者张秀珍探讨英美两国以及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的翻译政策，提出我国未来翻译政策的努力方向，应该在词汇标准化、证照问题、经典翻译和翻译理论与实务的交流沟通四方面加强规范。
黄立波、朱志瑜讨论晚清时期的翻译政策，将该时期翻译政策的讨论分为翻译人才培养、翻译选材、译员雇佣、翻译模式、翻译奖励方式、翻译活动监管和教科书编译七类，从这些研究可以发现晚清时期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方式和动机。
季羡林则在2005年呼吁：其实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市场管理等等，该做的工作还多着呢，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重视。季老的翻译观和翻译思想包括“文本翻译的对外传播与翻译和谐观”“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文化观”“翻译专业队伍建设与危机观”都对未来中国翻译政策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指引作用。
（二）实践研究
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唐朝的佛经翻译高潮，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与中国译者合作的科技著作翻译，清朝末年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设立京师同文馆与江南制造局翻g院，这些翻译单位都是政府设立的。
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院由清政府洋务派组织成立，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西方引入了大量翻译专家，如傅兰雅，玛高温等，还有优秀知识分子担任翻译院委员，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三大国家翻译机构，他们在国家翻译政策的引导下组织和管理活动。新中国成立初，因为当时的外交政策“一边倒”，确定了斯大林和列宁著作翻译，后向世界宣传思想，促进著作的翻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作品通过翻译得以大量涌入，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总之，国内翻译政策研究起步较晚，发展比较迅速。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晚清及晚清以后，中国翻译活动出现高潮时期。但是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政策，呈现动态趋势，不断地变化，还没有成为法规。另外翻译政策的概念还比较模糊，缺乏系统的研究。
三、中国翻译政策启示与展望
2013年上海“语言与未来”的高峰论坛上，穆雷指出国内语言政策与翻译政策的研究成果非常少。目前的翻译市场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部分出版社在出版翻译作品时，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翻译的质量实在不尽如人意。另外，出版商爱选择畅销的小说翻译，学术类书籍翻译较少。第三，译者的学术地位下降，稿酬太低，导致大量优秀译者流失。
2002年，季羡林发文“关于恪守议德，提高翻译质量的倡议和呼吁”，提到“其实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市场管理等等，该做的工作还多着呢，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重视”。
国际上包括法国、荷兰、欧盟的翻译政策都取得很大的成功。法国政府设立“奖议金”专款专项支持翻译项目，荷兰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基金会”海外推广荷兰文学，还有欧盟的“万花筒项目”，将欧洲当代文学作品译成非通用语言，这些国家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四、结语
总之，在分析国际国内翻译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重新明确了目前翻译政策的定义、特点、扮演角色等研究现状。翻译政策研究还处在边缘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说明翻译政策的研究空间还有很大的扩展性，本文希望能引起权威人士的注意，以推动翻译政策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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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unday， 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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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滕梅.1919年以来的中国翻译政策问题初探[D].上海：复旦大学，2008.
[5]黄立波，朱志瑜.晚清时期关于翻译政策的讨论[J].中国翻译，2012（3）：26-33.
望海潮翻译范文5
世界翻译大会：多元文化碰撞的舞台
由国际译联每三年举办一次的世界翻译大会，至今已经举办了17届。中国翻译协会于1987年加入国际译联，尽管历史并不长，但是，在2005年的第17届世界翻译大会上，不仅赢得第18届大会的主办权，而且有两名中国翻译界代表当选为共有17人的国际译联理事，其中一名以高票当选国际译联副主席，这在国际译联历史上也属首次。国际译联主席毕德在致中国成功申办世界翻译大会的贺词中说：“与会代表一致选择中国作为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举办地。这表明，中国不仅在国际译联历史上，也在全球翻译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强调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共同关注，彰显翻译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多元文化共生共融中的重要作用。据估计，全世界目前仍在使用的语言大约在6800种，其中1/3拥有独立的书写系统。在人口数量最多的中国，共有73种语言，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汉语还包括7个主要的方言分支，以及100多个亚支。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不能图一时之便而抛弃、忽视它们。而在全球化时代，要保护这些迥然不同的文化，翻译人员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从目前情况来看，本届大会无论在内容、形式和规模上都将是国际译联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预计将有世界各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业界代表参加会议；联合国和欧盟组织相关机构领导人及中外文化学术界精英将莅临大会并做主题演讲；短短4天的会议将举办近百场专题论坛，议题涉及翻译与文化、教育、经济、外交、行业管理、现代科技等多个领域；配合大会的举行，还将举办大型国际翻译展览会。
中国翻译的历史：社会进步与开放的见证
人类得以共存与沟通，人类文明得以融会和发展，是因为有了翻译。翻译活动是世界各民族间相互交流的产物，其最本质的作用是为人类拆除语言文字障碍，促成不同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的结果，往往能启迪新的感悟、新的智能、新的视角，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推动力，引发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3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25-1279）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17世纪初）的科技文献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1840-1919）的西学翻译。这三次翻译高潮成为那几个时代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先导。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翻译事业迎来了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此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范围、规模、形式上，还是在水平、质量和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如今，翻译工作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其涉及的范围也不仅局限于外事工作、文学作品和理论经典译著等领域，而是辐射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军事等方方面面，构建起中国与世界之间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翻译事业的发展，全国性的社会组织――中国翻译协会（原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成立。该组织自成立以来，在聚合全国翻译力量、促进翻译事业发展和规范翻译行业管理方面，发挥了组织引导作用。目前，从整体规模上看，翻译工作已经从原来的政府和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的工作部门，发展成为专门职业，翻译服务作为新兴的现代服务产业正在发展壮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属于各种经济成分的翻译服务机构已经超过3000余家，到2007年底，中国翻译服务市场的产值已接近300亿元人民币。翻译已经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专业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翻译教育从过去作为外语教学的辅助手段，发展成为培养职业翻译人才和翻译研究人才的专业教育，翻译学科体系日趋完善。翻译工作的形式和手段，也由原来的笔译、外事口译扩展到同声传译、视译、字幕翻译等多种形式，而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正在打破几千年来传统的翻译工作方式，机器翻译或机器辅助翻译日益彰显其创新活力。
今天，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每天可以读到新华通讯社用多种语言提供的新闻专稿和特稿，读到信息量丰厚的英文《中国日报》，看到中央电视台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播出的电视节目，听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43种语言的广播节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国际在线等网站，每天在第一时间用几十种语言向国际社会有关中国的最新信息。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拥有25个语种，数百名专业翻译人才，对外出版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各类外文图书，同时出版《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人民中国》等20多种对外传播期刊，向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累计出版量达数十亿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图书版权输出连续多年在中国保持领先地位。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促进了翻译产业的空前发展。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同国外交往的增多，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以及上海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中国翻译行业的产值有望继续增长。
一位北京奥组委的官员说，在即将召开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需要100多名专业译员，此外，还有7000多篇新闻稿和大量演讲稿需要翻译，官方新闻会和颁奖仪式也需要140多种语言的150多名口译员。而这些还仅仅是一小部分。几百个代表团和数以万计的外国游客将带来巨大的市场。
国际间合作前景巨大
总体来看，中国的翻译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够成熟。许多公司以国内市场为主，与国外同业的交流很少。这对于国际间的合作来说，有利有弊。弊端在于，一个缺乏相应法规的市场充满危险，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合作伙伴。而好处在于，国外企业能从这个正在成长的市场中找到巨大的发展空间。
与大量拥入中国的境外作品相比，世界人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中译外人才匮乏。
20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经典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外国来中国的传教士完成的。比如，日本遣唐使将中国的各类经典译成日文，西方最早将四书译成拉丁文的是明代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最早把四书译成英文的是清代来华的传教士里雅格。美国诗人庞德将唐诗译成英文。而像辜鸿铭、林语堂等将中国经典译成外文的中国人则屈指可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工作者将大量中国古代各类文化典籍和近现代经典作品翻成了外文，像《论语》、《道德经》、唐诗、宋词、元曲、《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等等。特别是近年来推出的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陆续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大中华文库》等中国图书对外出版项目，都是系统全面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和现当代中国文化科学精品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在国内外引起关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新闻出版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版权出口量仅为版权进口量1/10，但即便是10%，也意味着对中翻外译员的庞大需求。因此，很多中国出版商希望他们的外国合作方能够协助进行语言的编辑和润色，而不仅是购买成型的书籍，以更符合目标读者的口味。这当然会增加成本，但这种模式很有前景。
中国的翻译培训仍远远落后于需求。大部分翻译学校和机构都缺少专业领域的翻译课程，比如法律和医学文件、术语管理、翻译项目管理、翻译技术等。目前只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开设了法律和商业翻译课程。在培训方面我们也有了一些成功的合作先例，比如，中国翻译协会和蒙特雷翻译学院的高级翻译学院合作开办的暑期培训班；对外经贸大学作为欧盟口译司的合作伙伴，在北京设立了口译联合培训项目，即中欧高级译员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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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意境 诗词 修辞学 翻译
1.引言
《辞海》解释:“意境即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境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情趣”(temperament and interest)和“意象”(image)两个要素。对诗歌来说,意境即诗人创作时的意志、气质、情趣,是诗人性灵所钟而形诸笔端者,一般是言内意外的东西。它通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来,因此要求译者有很高的审美能力。
诗歌是浓缩的语言,蕴涵着丰富的意义。诗的灵魂是意(意境、意象)美。因此,译诗不仅要表达原诗的思想内容,还要传达出它的形式、音韵和意境。译文只有在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style)、意象(image)、情趣(temperament and interest)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与原作基本相同的意境。诗歌的意境美,是在现实基础上的升华,它融合想象和联想,并唤起审美主体对美的更深层次,即文化属性的感受。
古诗英译,许渊冲先生提出了“音美”、“意美”、“形美”三原则,可谓经典之至。意境的含蓄美、情感的蕴藉美、韵味的隽永美都构成了诗歌美的主要特征。本文将从意象的喻意美、朦胧美及音韵美三个层次简要探讨一下诗歌意境美的表达。
2.意象的喻意美
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意象。所谓意象,表现在诗歌中即是语词,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单位和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是诗人通过语言对感知对象的再现,它着眼于修辞和炼句。意象的叠加产生了意境(artistic conception),意境等于诗中意象的总和,即全诗所创造的艺术形象。
比喻型意象是诗人的独创,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以及对语言的独特运用,体现了诗人的创造力和艺术魅力,它包括比喻、拟人和借代等。比喻往往使描写更加生动,语言更富有诗意美。如下例:
例一:
白居易的《琵琶行》诗中写道:
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
作者用泉水、珠玉比喻琴声,再现了完美的意境。L.Cranmer-Byng的译文如下:
Now loudly with the crash of falling rain,
Now soft as the leaf whispering of words,
Now loud and soft together as the long,
Patter of pearls and seed-pearls on a dish.
译文虽打破了原文的格律,但使用排比,读起来十分流畅。“now soft as the leaf whispering of words”句中用落叶的翻转令人联想到秋日的私语,原文的音乐美跃然纸上。“crash”和“whispering”两词以拟物的方式,与原文也异曲同工。“patter”形容雨声,比“drop”更胜一筹,表示自然状态的飘落。“seed-pearls”比“small pearls”表达更为准确。许渊冲译文中的“the thick strings loudly thrummed like the pattering rain,the fine strings softly tinkled in a murmuring strain”同样以比喻的形式形象传达出了原文的意境。
例二:
王观的《卜算子》:“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
该词并无特别之处,没有新颖奇特的想象,也没有雕琢华美的辞藻,然而却表达了一种很美的意境,意味深长,令人神往。
译文如下:
A stretch of rippling water is a beaming eye;the arched brows around are mountains high.If you ask where the wayfarer is bound,just see where beaming eyes and arched brows are found.
“水是眼波横”(“A stretch of rippling water is a beaming eye”),“山是眉峰聚”(“the arched brows around are mountains high”)化实为虚,以“rippling water”喻泪,以“mountains high”喻紧锁的眉头,表达了词人不愿与朋友分别的情形,但又不同于一般具象性的比喻,体现了诗人独特的审美思考,别有一番情采。
3.意象的朦胧美
司空图说“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就像水中月、镜中花一样,说的就是朦胧美。朦胧美能创造一种特定的意境,诱发人的好奇心,引起人们的想象,使人在似明白又模糊中获得一种特别的审美感受。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常常运用模糊修辞手段把审美对象的这种烟雾迷茫、似梦似幻的意象渲染出来,给读者提供审美再创造的广阔空间,使其在蕴涵丰富的艺术境界中获得模糊性的审美效果,从而创造出更具魅力的朦胧美。
例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写道:“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月明共潮生。潋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其译文如下:
In spring the river swells level with the sea,the bright moon rises mounting the tide.Waters flash with infinite light,where on the spring river is there no bright moon?
在月光如水水如天的夜色下,潋滟生波的一望无际的大海在潮起潮落,而淡淡的、似有若无的清霜在蒙蒙的夜空中氤氲流淌。这种朦朦胧胧的美感比在明朗的阳光下看大海其意境不知要美多少倍。正是这扑朔迷离的模糊朦胧美,创造了特别动人的意境。
“海上月明共潮生”、“潋滟随波千万里”渲染了那种飘渺空灵的意境,给读者一种神妙朦胧的美感享受,使人如置身其中。译文中的“the bright moon rises mounting the tide”和“waters flash with infinite light”展现了月涌浪潮、浩瀚无垠的气势,潮起潮落,景色变换,具有强烈的模糊美。“moon”与“mounting tide”、“water”与“infinite light”相搭配,产生的意象令人费解:月亮怎能涌起浪潮,水中怎会有无尽的光芒?但结合原文,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与“spring river”、“bright moon”一起营造出海天一色、宁静祥和的气氛,而“mounting”一词恰到好处地传达了这一美感。
4.意象中的音韵美
音韵美对诗歌来说也至关重要。就音美而言,韵律是诗歌所特有的形式,是诗歌的情感形式。美国文艺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提出:“诗中的韵律和节奏是由诗句的声音构成的,它们是构成诗这种艺术的传流要素。”据《礼记・乐记》记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这也说明诗歌是靠声韵的魅力抓住读者的。因此,在诗歌的翻译中,许渊冲认为:“译诗如不传达原诗的意美,就不可能产生和原诗相似的效果;恰恰相反,用韵的音美有时反而有助于传达原诗的意美。”
请看下例:
温庭筠的《更漏子》下篇:“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其译文如下:
The lonely withered trees,
And midnight rain and breeze.
Don’t care about her bitter parting sorrow.
Leaf on leaf without grief,
Drop by drop without stop,
They fall on vacant steps until the morrow.(许渊冲译)
词写离愁,大意是梧桐夜语,不理会人的离愁,在漫长的夜里,不停地滴打着梧叶,陪伴着一颗悲怆的心灵直到天明。用浅显的形象化语言,表现了极深的隐痛。“一叶叶,一声声”只是来自自然界的天籁之音,却被作者植入诗境,折射出诗人的心迹。译文与原文句子意义接近,长短相间,富有节奏美。“without grief,without stop”,虽是原文没有的,却被译者巧妙地加进去,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情怀;而“leaf on leaf without grief,drop by drop without stop”一行中的顿词韵脚一致,都以辅音压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另外,“sorrow”和“morrow”两处韵脚也使译文具备一种起伏有序的旋律感。
再如唐婉的《钗头凤》是一首音韵极美的词: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译文如下:
The world unfair,
The manhood rare,
Dusk melts away in rain and blooming trees turn bare.
Morning wind high,
Tear traces dry,
I’ll write to him what’s in my heart.
Learning on rails,speaking apart.
Hard,hard,hard!
Go each our ways!
Gone are our days.
Like long,long ropes of swing my sick soul groans always.
The horn blows cold,
Night has grown old.
Afraid my grief may be described,
I try to hide my tears undried.
Hide,hide,hide!
这首词句式错落有效,既有对仗,又有词的重复,使读者感到抑扬顿挫,仿佛体会到词人悲伤哀苦的心情。译文的韵脚排列也与原词相同,都是aaabbccdd,给人造成悠然不尽的效果,也体现了原文的精神。“Hard,hard,hard!”(难,难,难!)、“Hide,hide,hide!”(瞒,瞒,瞒!)表现了原诗的艺术特点,保留了形式中的音韵美和节奏美,从整体上传达出了原诗的语言风貌和丰富内涵。声音消失了,余音似乎还在缭绕,那悲怆的意味依然萦绕在心头。
“The world unfair,the manhood rare”(世情薄、人情恶),“Morning wind high,tear traces dry”(晓风干、泪痕残),两句译文与原诗的三字格形式对应,表达了作者对形式美的追求;汉英诗句各行对应,工整而美观,原文的形美在译者的笔下化作了译文的形美。而下文的“Go each our ways!Gone are our days”(人成各,今非昨),“The horn blows cold,Night has grown old.”(角声寒,夜阑珊,)却没有拘泥于原文的三字格,而统一采取四字格,避免了形式的单调重复,又表达了音韵美。这也应了奈达博士的一句话,“More meanings are to be conveyed,more forms are to be changed.”文中的韵脚采用了双声韵,如unfair,rare; high,dry;heart,apart;ways,days;cold,old等,读来朗朗上口、节奏跌宕起伏,加强了美学效果。
5.结语
从以上的粗浅分析来看,一首诗是否有诗味,主要在于它是否有诗意。诗歌是意象、是现实的独特反映,它的成败要格外注意意象的妥帖。对诗歌来讲,意境是不可或缺的,意境是重于韵和形的因素。所以,在诗歌的翻译中,我们要译出诗魂。译诗,不但理解要透彻,而且表达要完美。为了译出原诗的神韵,译者应置身于诗境之中,临境生情,以情译诗。正确理解原文,通过现象抓住本质,揣摩出诗的精神、情调和风格。正如David Faulkner所讲:“译者要进入作品,译出其字里行间的寓意(between the lines)、文字背后的精神(behind the lines)与言外之意(beyond the lines),惟此,始能臻于意境美。”
埃文(Eveing)在其《翻译与情操》中所说,“翻译所需要的不是一支素描的笔,而是一颗燃烧的心;不仅要译出眼泪,而且要译出悲哀;不仅要译出笑声,而且要译出欢乐”。总之,我们如能做到“为其不幸而掬同情之眼泪,为其幸福而感由衷之喜悦”,才能译出诗歌最美的意境和味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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