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教师的散文范文1
关键词：元代 汉人 散曲 歌功颂德 动机
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结束了中国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帝国。从战乱中解脱出来的文人墨客怀揣着各自的心愿和梦想，为新朝写下一首又一首热情洋溢的赞歌。他们或对太平时世的景象进行细致的描绘，间接反映对元朝统治的颂扬；或对统治者本身加以歌颂和祝福，字里行间透出对朝廷的忠心耿耿。今天我们看到的颂德类散曲，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元代文人的内心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散曲的作者中，汉族文人占了绝大多数，且其中不乏名家。在隋树森编写的《全元散曲》中，先后有27位文人创作了颂德类散曲，超过了收录作家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汉族作家24位，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名家皆有多首颂德散曲流传。以往的研究并未对这一现象给予足够的关注，尚未有相关专著论及这一问题。在民族歧视政策大行其道的元代，汉族文人能够如此热忱地表达对当朝的赞美，确是有些令人惊异的。因而其背后的动机也就值得我们深思。究竟是怎样的创作动机，促使汉族文人放下民族矛盾，投入到对元朝歌功颂德的队伍里，时隔数百年后我们已无法从创作者那里得知他们的真实想法，只能从现有资料中由浅入深逐步探索问题的答案。
一、太平时世的欢歌
自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五代十国的混乱、辽宋夏金的对峙，导致中国近四百年的分裂，元朝的统一终于使战火纷飞的时代宣告结束，忽必烈重视经济、奖赏功臣、赈济灾民、推行汉法等一系列政策促成了元初繁荣局面的到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他当时游历中国的所见所闻，从中不难看出元初城市经济的繁荣景象："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1]不仅像大都这样的大城贸易往来频繁，其他小城亦是衣食无忧。
身处太平时世的喜悦冲淡了人们对异族政权的不满，许多文人开始创作散曲来表达内心的愉悦。著名戏曲家关汉卿曾作[南吕・一枝花]《杭州景》赞叹杭州的物阜民丰："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2]身处在元朝开国之初，面对着天下闻名的锦绣之乡，饱览了秀水奇山，关汉卿不禁感叹杭州"堪游戏"、"忒富贵"，为当时安定、富足的景象所陶醉。张可久的[双调・折桂令]《钱塘即事》同样对江南的富庶繁华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描绘："倚苍云拱北城高，地胜东吴，树老南朝。翠袖联歌，金鞭争道，画舫平桥。楼上楼直浸九霄，人拥人长似元宵。灯火笙箫，春月游湖，秋日观潮。"[2]作者从观赏者的角度，描绘出一幅灯火辉煌、歌舞翩跹的江南盛景图。
不只是杭州这样的大城令人感慨万千，连普通的乡野景色也引发了散曲家们的创作热情。张养浩在[中吕・十二月兼尧民歌]《寒食道中》写道："人家浑似武陵源，烟霭蒙蒙淡春天。游人马上袅金鞭，野老田间话丰年。"[2]野外不再是尸骨遍野的荒凉之地，而是"四围锦绣"、"车马喧天"的热闹场所，游人从容玩赏，野老闲话丰年。这些散曲无不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内心的满足和畅快，在新朝的统治下一切都呈现出全新的气象，万物生机勃勃，人们的心态轻松闲适，似乎再也不必为生活而发愁。
从都市到乡野，从富人到农民，都在为新朝的统治感到欢欣鼓舞。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采取多方面措施拉拢人心，为百姓营造了一个相对太平的生存环境，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颂德类散曲的轻松愉快。尽管民族歧视政策与科举制度的取消将汉族文人打入了社会最底层，却并不能抹杀太平时世为他们带来的满足感。国家从分裂到统一，从战乱到繁荣，面对百姓的安居乐业，作者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用作品抒发内心的感叹。他们对元朝统治抱有美好的憧憬，满心期待着太平盛世的到来，甚至相信自己已身在盛世，也就自然对当朝统治赞不绝口。
二、博取功名的礼赞
文人创作优秀的作品以引起统治者关注的传统古已有之，从汉代司马相如作《子虚赋》被武帝赏识，到唐代诗人向权贵献诗和小说博取功名，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被元代文人加以发挥，创作出带有明显歌功颂德倾向的散曲。元初对科举制度的取消，使汉族文人入朝为官的道路被阻断，他们不得不创作更多的作品，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以博取统治者的青睐。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当数马致远，他在[中吕・粉蝶儿]中唱道：
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应乾元九五龙飞。万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辉。喜氤氲一团和气。
[醉春风]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贤贤文武宰尧天，喜，喜！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方宁治。
[啄木儿煞]善教他，归厚德，太平时龙虎风云会。圣明皇帝，大元洪福与天齐！[2]
通篇吉祥赞颂的词语，将元初描绘成一团和气的太平盛世。作者赞颂统治者平定天下的功绩，祝祷元朝洪福齐天。笃信儒家教导的马致远，像传统的文人一样渴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自认有"佐国心，拿云手"（《四块玉・叹世》），面对科举制度被废的现实，创作散曲博取统治者赏识成了他求取功名的最后一线希望，"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黄钟女冠子・黄钟尾》）。"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埋在作家的内心深处，唯有歌颂君王获得关注与认可，才能施展才华实现远大抱负。
同样歌颂帝王文治武功的还有吴弘道，他的赞颂更加直白，热情洋溢地表达自己对新王朝的一片忠心：
[紫花儿序]托赖着一人有庆，五谷丰登，四海无敌。寒来暑往，兔走乌飞。节令相催，答贺新正圣节日。愿我皇又添一岁，丰稔年华，太平时世。
[小桃红]官清法正古今稀，百姓安无差役。户口增添盗贼息，路不拾遗，托赖着万万岁当今帝。狼烟不起，干戈永退，齐贺凯歌回。
[庆元贞]先收了大理，后取了高丽。都收了偏邦小国，一统了江山社稷。
…………
[尾]愿吾皇永坐在皇宫内，愿吾皇永掌着江山社稷。愿吾皇永穿着飞凤赭黄袍，愿吾皇永坐着万万载盘龙亢金椅。[2]
吴弘道将国富民强的功绩全部归于元朝皇帝一人，赞扬他能征善战、一统江山，在结尾处向皇帝献上忠诚的祝愿，表达了自己对明君的顶礼膜拜。作者渴望通过"事君以忠"的态度换取帝王的"使臣以礼"，所使用的词句充满了恭维色彩，字字句句皆是围绕当今皇帝。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凭借才华求取仕途通畅几乎是所有文人的共同追求。他们对君主的赞颂是否出自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入仕的追求却是他们摆脱不了的执念。
儒家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于后世文人的影响并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失，反而在一代又一代的承传中得到巩固和加深。事实上，"它已化入为汉民族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千百年来对广大知识分子并由之而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一直起着规范作用；并由意识而进入无意识，成为某种思想定式和情感取向"[3]。对于这些散曲家而言，深层的文化心理驱使他们向君王表示服从和忠诚，同时希望以此来获取"兼济天下"的机会，在新的环境下大展宏图，实现他们"学而优则仕"的远大抱负。他们的创作行为既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又包含了对儒家理念无意识的践行。
三、顺应潮流的选择
从更深层面上看，散曲作为俗文学的一种，介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元代文人选择创作散曲而非诗词古文，可以说是一种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的妥协。文人们开始放弃以诗言志的传统，不再大量创作已经略显"过时"的诗词文章，转而对时下流行的文体--散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崇尚游牧文化的蒙古部族入主中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崇尚雅正的传统精英文化受到冲击，促进精英文化发展的科举制度一度遭到废除，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适应新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文人们不得不向受众更广、需求更大的通俗文化妥协。散曲既向上吸取了精英文化的理念，又向下迎合了通俗文化的需要，将二者进行了有效的融合与沟通，使它在元代的兴盛成为一种必然。
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中原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中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部落文化相互融合，促使词向北曲演变。正如赵义山在《元散曲通论》中总结的那样，"北曲是词的变体，其变化的主因是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日渐风靡，其变化的背景是词的脱离音乐与其体式的单调"[4]。促使更为通俗易懂的戏曲一举取代了相对文雅的诗词。对于汉化水平相对较低的蒙古族而言，满篇"之乎者也"的诗词文章已无法适应他们的审美需求；对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人口数量却不断增长的下层民众而言，语言过于书面化的文体令人难以领会接受。散曲之所以成为文人的新宠，与它自身的文体特征是分不开的。王国维曾在《宋元戏曲史》中这样评价元曲：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摩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5]
在多民族融合的元代，无论是性情豪放的蒙古贵族，还是热爱通俗的普通民众，面对雅俗共赏的散曲和曲高和寡的诗词，无疑会偏爱前者。散曲在选材上不避俗题，在语言上不避俗语，这使它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受众群体，获得上层统治者与下层民众的喜爱。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汉族文人选择散曲而非诗词，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媚俗，这种文体上可以取悦达官贵人，下可以迎合平民百姓，无论是想要加官进爵，还是需要养家糊口，都是最佳选择。他们唯有顺应世俗的审美品味，按照"衣食父母"的喜好进行创作，才能获得贵族与民众的喜爱，从而改善自己的生存境况。
元代汉族文人创作颂德类散曲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人身份、志趣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动机上的细微差别，使得他们的作品关注点有所不同，或指向朝廷，或指向民间。然而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促成了散曲的大行其道，文人们开始顺应时代潮流而动，一致选择散曲作为歌功颂德的理想文体。总体来看，元初赞颂型散曲的大量出现，是时代变化与文化交融的共同产物。
参考文献：
[1]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4：379.
[2] 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171，938，331，419，273和736.
[3]李泽厚.说文化心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74.
[4]赵义山.元散曲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
歌颂教师的散文范文2
一、实用与审美:宗教韵文文学之风格
先秦两汉时期，用韵文形式反映宗教内容的文体呈现了实用与审美两种风格。从上古歌谣到《诗经》中的“颂”诗，再到汉代郊庙歌辞，其宗教表达皆以实用为目的。上古歌谣与古代巫祝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一些上古歌谣本身就是祝词或咒语。如《礼记》中的《蜡祝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1］，即是神农氏命令自然事物各归其位而发出的咒辞。这些简朴原始的上古歌谣，是先民为提升其生存能力与生存空间而作，具有鲜明的功用性。《诗经》风、雅、颂三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原始宗教活动。如《小雅•鹿鸣之什•天保》第四章就是对宗庙祭祀的记载，其文曰:“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2］412这是对先公先王祭祀，祈求赐福的祝颂诗，表现了先民们的祖灵崇拜情结。又如《大雅•生民》:“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豋，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2］531该诗对祭祀后稷的情景，从人们怎样准备祭祀的食品到祭祀时的仪式进行了详细描述。而《诗经》中的颂诗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例如，《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其中《清庙之什》祭祀、歌颂周王室祖先的功德。《噫嘻》是春夏之际，周康王向周成王祈求五谷丰登的颂诗。而《丰年》则是秋冬之际，周人祭祀先祖及众神的乐歌。《商颂》中的《那》、《烈祖》、《玄鸟》是祭祀商族祖先的乐歌。这些祭祀乐歌，记载了众多的上古祭祀仪式，是原始宗教形态的诗化呈现，是先民们祈望得到祖灵庇荫、获得丰收、衣食无忧的现实诉求。这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宗教乐歌，传承至汉代以国家大典的方式得以全新演绎。汉代郊庙歌辞如《练时日》、《帝临》、《日出入》、《天门》、《后皇》、《五神》等，是汉代祭祀神灵与先祖时演奏的乐章，是原始神仙信仰与祖先崇拜的遗留、演化。由于祭祀活动在汉代已演变为国家大典的一部分，故郊庙歌辞也粗具规模，并对后世影响深远。郭茂倩《乐府诗集》对郊庙歌辞的发展历史、职能功用有详细说明，他说:“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以后，世有制作。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徳，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禝之乐。社禝乐者，《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
《礼记》曰‘乐施于金石，越于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徳，而郊祀同用汉歌……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3］可知用于郊庙祭祀、国家大典中的歌辞，主要用于“接人神之欢”，是娱神、祭神之歌曲。其内容既可反映帝王们的功业治乱，也是自古以来风俗礼仪之体现。而到了汉代，祭祀仪式更趋繁复，郊庙歌辞也日渐程式化、系统化，并为汉以后的统治者所继承、效仿。更重要的是，汉代统治者举行的郊祀与庙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也是建立与维护汉代大一统帝国的社稷行为。而郊庙歌辞的创制，体现了汉代人的政教与乐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对稳定汉代社会政治结构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先秦两汉韵文文体中，还存在以审美为目的的宗教表达，如楚辞与游仙诗。屈原作品中的神仙思想，呈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作者以审美的眼光来塑造各类神灵。在《离骚》中，屈原的神仙思想迥然异于普通的神灵崇拜。他不是祈求神灵的庇护，而是融入了屈原的个人情绪。作者或对这些神灵进行质疑与批评，或命令、驾驭神灵为自己服务。在《天问》中，屈原对自古以来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质疑与考问。屈原对原始宗教、天命论的怀疑与批判，使得他作品中的神灵形象充满了屈原自己的思想因子，呈现出独特的文艺特色。再如屈原的《九歌》，《九歌》本是沅湘一带民间用来礼神娱神的乐歌，兼歌、乐、舞于一体。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认为，屈原的《九歌》是一出原始歌舞剧，《东皇太一》和《礼魂》是这出歌舞剧的序曲和尾声，称之为《迎神曲》与《送神曲》。也有学者认为“《九歌》是古傩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傩戏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4］。屈原对之进行了改造，既保持了《九歌》的巫歌本色，又渗透了屈原的个人情感因素与语言风格。然而，屈原对《九歌》的改造，不是出于祭神祈福的实际需求，而是借祭神的巫歌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愫。例如《国殇》，是为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而唱的祭歌，作者在文中歌颂了将士们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与爱国情怀，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哀伤。在《东君》、《少司命》中，屈原对东君、少司命的形象塑造体现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可见，屈原作品中的神灵形象是其个人审美观念的投射，是屈原按照自己的审美需求而塑造的，带有鲜明的自主创作意识。以审美为目的的宗教表达，还体现在以游仙为主题的诗赋作品。屈原的《远游》将古老仙话传说诗歌化，已初具游仙诗的雏形。汉代游仙诗的创作较多，如汉乐府中的《吟叹曲•王子乔》、《平调曲•长歌行》。这些作品不是为寻求神灵的庇佑而作，而是企羡神灵的生存状态，并以此作为人生的美好归宿而加以歌颂。再如汉赋中的神仙意象，也使一些汉赋带有游仙性质。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所谓“大人”即是轻举远游的“仙人”。司马相如对“大人”遨游天际的恢弘气势进行了渲染，以至汉武帝阅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正是文艺审美的效果。可见，这些作品中的宗教表达不是以实用为目的，而是附着了作者的个性情结，具有文艺上的唯美特色。
二、说理与叙事:散文文体的宗教表达
先秦两汉散文中的宗教表达主要有说理与叙事两种方式。用理论阐释宗教理念的作品有诸子散文与道教经典。先秦散文如《老子》、《庄子》等诸子作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为后世道教所吸收。此类作品既是宗教文学之本体，也是宗教思想之载体。《老子》、《庄子》作为道家著作，其哲学思想对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道教创立之初，道徒们就把老子奉为教主，将《老子》称为《道德经》。两汉以来，不断有道教徒对《老子》进行宗教性阐释。《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正是道徒利用章句、注释的方式改造《老子》中的哲学思想，使其成为宗教教义。非唯如此，在对《老子》哲学思想进行改造的同时，道教徒们也把老子这个历史人物进行神化，认为“道”“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5］，这样老子与哲学术语“道”合二为一，演变成了道教的开山圣祖。唐天宝元年，庄子也被道教徒尊为南华真人，《庄子》易名为《南华真经》而成为道教经典。《庄子》论神仙与养生，强调出世、避世的人生态度，符合道教徒的心理需求。其言鬼神之实有、谈浮生若梦、论修炼长生，皆为道教所吸纳并成为道教教义的理论依据。而且，《庄子》对神人、真人的服饰、行为、生活环境进行了描述。其文想象奇特，辞藻优美，表达出神人超凡脱俗的意境，成为道教徒建构神仙世界的先声。如《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6］塑造了一位冰清玉洁、高蹈避世、逍遥自在的神人形象，因其语言优美，想象奇巧，意境瑰玮奇幻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庄子》运用大量寓言，构建了奇特的神人世界，在展现道家思想，为道教徒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也因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7］的艺术魅力，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东汉时期出现了两部道教经典理论著作:《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太平经》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形成，是早期道教纲领性的著作。《太平经》的核心内容以“奉天地、顺五行”［8］1081为本，“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强调“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9］《太平经》是以甘忠可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为基础扩展而成，并非成于一人一时一地。故而《太平经》的思想驳杂，既上承先秦原始宗教、老庄哲学之遗教，又受当世阴阳图谶、神仙方术之影响。《太平经》在文体发展方面的价值较高。《太平经》主要是对话体、语录体形式的散文。除了语录体散文形式外，《太平经》中还出现了许多口诀、歌谣、谚语等。这与《太平经》的宗教性质有关。《太平经》中有许多修炼方法，因为早期道徒们的文化水准较低，师徒间的传授方式为口耳相传，故而将那些复杂的修炼方法编撰成顺口溜性质的口诀或诗歌，更便于道教徒记忆，并有利于扩大其影响。这种传教性质的作品在诗歌美学上的价值不高，但其促进了诗体的发展。例如《太平经》中的《师策文》、《道毕成诫》可算是中国最早的“七言诗”。
《周易参同契》是道教丹鼎派的经典著作，作者是道徒魏伯阳。据葛洪《神仙传》记载，魏伯阳乃“高门之子”，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准与文学修养。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运用了比喻、比拟等创作手法阐释道教理论，使干枯的理论显得生动有趣，具有一定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该书论述养生及炼丹术，暗示炼丹要领，多用诗体表达。《周易参同契》中有三言、四言、五言诗，还有辞赋。其中以五言诗最多，对五言诗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可见，早期道教徒善于利用多种文学手段阐述道教理论。《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的出现，在思想理论与创作手法两方面为道教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先秦两汉的宗教思想还以叙事的方式散见于史书中。《史记》与《汉书》对先秦两汉的宗教思想及其发展历程有详细记载。《史记》中的《封禅书》记载了自古以来帝王祭祀山川之历史;《秦始皇本纪》、《孝武帝本纪》对秦汉时期盛行的神仙方术之风、秦始皇与汉武帝求仙的经历都有细致描述。这些文字不仅让后人了解到秦汉时期的宗教风尚，也体现了司马迁本人的宗教态度。《汉书•五行志》专门记载用阴阳五行学说来推验祸福，指导政治的事件。班固在《五行志》中对创立这种史书体例的理论根据进行了简略的梳理，他说:“昔殷道驰，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传《春秋》，著于篇。”［10］1316其《汉书•叙列(下)》也云:“《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世代实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10］4243可见，班固设立《五行志》的思想源头是儒家经典《周易》与《春秋》。这正是汉儒用阴阳五行学说对《周易》、《春秋》里的灾异之言进行附会并加以改造，形成天人感应学说的实践。《五行志》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记载了大量神奇、怪异、惊悚的画面。这些荒诞无稽，充斥着迷信、宗教色彩的故事，在古代中国承载着历史叙述的功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
三、从神话到仙话:道教文学之形成
上古神话是先民原始信仰的另类记载。例如《山海经》本为地理书，因其记载了许多古老的神话以及书中浓厚的巫教色彩，反映了先民们的宗教思想，而被认为是巫觋之书。袁珂认为，“《山海经》确可以说是一部巫书，是古代巫师们传留下来，经战国初年至汉代初年楚国或楚地的人们(包括巫师)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袁行霈也认为《山经》是巫觋之书，《海经》是秦汉间的方士之书［12］。正因为《山海经》的巫书性质，其思想内容对后世道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山海经》以神话的形态提出了长生不死的信仰。书中有许多关于“不死之山(《海内经》)”、“不死之国(《大荒南经》)”、“不死之药(《海内西经》)”、“不死民”的记载，这种长生不死的信仰是道教修炼成仙、长生不老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书中记载的西王母，经两汉方士、神仙家的改造，成为道教神仙系统的女仙领袖。《山海经》中的西王母相貌极丑陋，似兽非人，《山海经•西山经》曰:“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13］59而道教小说《汉武帝内传》中的西王母摇身一变成为年轻貌美、地位尊贵、长生不老的女仙。西王母形象的演变，是神话宗教化的结果，深刻体现了道教或神仙家的思想理念，也展现了从神话到仙话的演变历程。《山海经》中的此类神话，为以神仙信仰为核心的道教提供了原始依据。再有同书《大荒西经》记载有“灵山十巫”，袁珂认为“灵山盖山中天梯也。”这十个巫师在灵山“上下于天，宣神旨、达民情”［13］454，虽然采药于灵山，但非普通的巫医。《山海经》记载的神、巫及其超常的能力、神奇的方术，再加上富于瑰奇色彩的神境仙山，既是道教神学的远源，也为道教文学的发展拓展了空间;既具有宗教意义，又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歌颂教师的散文范文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x周年，也是第x个教师节，根据区教育局党委、区教育工会下发的有关通知要求，结合学校实际，遵循“隆重热烈、规模适度、注意节俭、讲求实效”的原则，为激发教工爱国热情、丰富教工文化生活、引导激励教工努力工作、争先创优，我会特制定庆祝教师节、国庆节活动方案如下：
一、组织女教工“巧手展风采、慧心颂祖国”手工才艺展示活动
1.作品范围：编制类、布艺类、纸艺类、工艺类、废品工艺类、绣艺类等。
2.作品要求：作品主题积极、内容健康，传达欢乐祥和的气息，体现追求美、歌唱美好生活，歌颂伟大祖国的时代精神。作品需作者亲自完成，附有作品标题及简要创作解释，材质说明。
3.上交时间：9月16日前请各处室组上交作品，经评选后择优展示，国庆节后作品返回作者本人。
4.设优秀作品奖若干名。
二、开展“迎国庆、做奉献”感言征集活动
1、主要内容：歌颂伟大祖国60年沧桑巨变，展示广大教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热情讴歌新中国60年的伟大成就，抒发广大教职工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炽热感情，表达为国家振兴富强而团结拼搏、无私奉献的豪迈情怀。
2、文体要求：以警句、格言为主要写作体裁。重在表达个人感悟、抒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警示性，每篇感言限100字内。
4.设优秀作品奖若干名。
三、开展“我与伟大祖国共成长”主题征文活动
1、主要内容：结合学校建设发展实际，描绘学校文化建设的新风尚，展示学校教工的精神面貌，表达教工为国家建设发展应肩负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
2、文体要求：文章体裁限定为记叙文、散文、议论文。字数不超过3000字，题目自定。
4.设优秀作品奖若干名。
四、组队参加区教育工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教工合唱比赛”
1.演唱曲目：《同一首歌》
2.参加人员：男5，女5.
3.训练时间：8：00——10：00
4.技术指导：周薇
5.召集人：张俊义
五、开展“祝福祖国”文明公益短信传递活动
歌颂教师的散文范文4
关键词：两汉；四言诗；发展；变化
王莽之乱将汉分为西汉和东汉，虽同为刘氏天下，思想制度多有承袭，但时代有别，不同时期又自有其时代特征。西汉文坛楚风浓厚。大赋兴盛，学术方面是经学大盛，儒家经典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东汉之初走向极端后，统治地位开始慢慢动摇，楚风浙淡，大赋趋向衰落，抒情小赋兴起，五言诗开始涌现。学术方面反谶纬、反虚妄的思想开始活跃并渐深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种雅正诗歌，四言诗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西汉四言诗的特点是受到《诗经》和《楚辞》等的双重影响，重在模拟，歌功颂德之诗尚未僵化。但个人情感则备受经学思想的桎梏，抒情言志之诗则不多见；东汉四言诗经历由强调颂美到诗歌创作重情求真的转变，逐渐摆脱对经学和政治的依附，歌功颂德之诗已无文采可言，但在个人情感抒发方面则出现了一些清新可曲的诗歌。本文拟就诗歌内容和语言来分析两汉四言诗的发展变化。
一、歌功颂德之诗趋向僵化
两汉歌功颂德之四言诗主要有两种：一是宗庙郊歌，如高祖时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三首，武帝时《郊祀歌》中的《帝临》、《青阳》等，东平宪王刘苍《武德舞歌诗》等；二是文人的歌功颂德之诗，如译吏翻译白狼王唐蕞献歌《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和班固《南都赋》系诗《明堂诗》、《辟雍诗》和《灵台诗》等。这些诗主要是歌颂汉德、祥瑞及帝王功绩。但西汉和东汉此类诗歌相比较不难看出，发展到东汉这些诗从内容到语言已经僵化，试以郊祀歌为例探讨其内容及语言的变化。
西汉之初郊庙歌重在颂祖德。刘邦之姬妾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用于祭祀祖考：“乃立祖庙。敬明尊德”，其内容纯为儒家思想，尤侧重于孝道：“大矣孝哉”、“皇帝孝德”、“呜呼孝哉”等这样直接写“孝”的句子皆在四言篇章中，如第一章：“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县，乐充官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沈德潜云：“首云大孝备矣，以下反反复复，屡称孝德，汉朝数百年家法，自此开出。累代庙号，首冠以‘孝’，有以也。”其它几首也主要是歌颂先祖“令德”、“德音孔藏”、“浚则师德”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等人作的《郊祀歌》主要是祀天神地祗，其中四言八首可谓是一组完整的郊祀歌。第一首《帝临》写武帝郊祀时“海内安宁，兴文偃武。后土福缊”的国家背景，其后四首《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咏春、夏、秋、冬，准确地概括四时特点，歌颂万物和季节的和谐。唐山夫人和司马相如的这些诗歌不仅仅歌功颂德，还有劝诫之意，如陆侃如所云“多祝颂及教训的话”。如“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嘉承天和，伊乐厥福。在乐不荒。惟民之则”、“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嘲即告诫汉臣民只有顺承先祖美德，子民才会安定，国家才会统治四方，天下才会幸福安康。《安室房中歌》“我定历数，人告其心。敕身齐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庙”，有语重心长之感。“这歌格韵，规模简古……西汉乐章可与三代比拟的就只有这房中歌”。《郊祀歌》中对天地四时的描写意在使统治阶级顺应季节的变化、合乎神意“承神至尊”，还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都有告诫之意在里面。但到了东汉以后，此类诗歌内容则完全沦为国家的颂美之词。这和东汉之初的统治思想有关，东汉光武帝中元四年宣布图谶天下。章帝建初四年在汉宫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白虎通义》即班固等人奉章帝之昭在此时期撰集而成。诗经学的神学化至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汉以后诗歌也重在美汉德、歌图谶，东平宪王苍进献的《武德舞歌诗》杂糅“天人感应”说以应图谶。“章明图谶。放唐之文”叫。班固《两都赋》后附四言诗三首，简直就是颂诗的翻版，索然无味。其一《明堂诗》：“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欤缉熙，允怀多福。”表现出“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内容和虚妄之词。西汉之初的宗庙诗歌颂还透着一种警醒和劝诫，东汉则这种讽谏之意全无，都是纯粹的颂美之诗。
西汉楚文化浓厚，鲁迅《汉宫之楚声》“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披宫掖。”所以西汉郊庙之歌受楚风影响很深。其中《安世房中歌》“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语言不甚艰涩枯燥，“其中描写的地方，一方面雍容尔雅，不专以典重见长；一方面词句秀丽，颇有楚辞的风味”。如第一章最后四句“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被沈德潜评为“幽光灵响，不专以典重见长”又：“《七始》、《华始》，肃倡和声。神来宴娭，庶几是听。鬻鬻音送，细齐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备成。清思眑眑，经纬冥冥。”写音乐“清思呦呦，经纬冥冥”，极其形象的描绘了音乐的感染力量，梁启超评价云：“此歌为秦汉以来最古之乐章，格韵，规模简古，胎息出于三百篇，而词藻稍趋华泽，音节亦如舒曼，周汉诗歌嬗变之迹，最可考见”。《郊祀歌》写四时的语言形象生动。如写秋天：“西颢沆阳，秋气肃杀。含秀垂颖，续旧不废”；冬天：“玄冥陵阴，蛰虫盖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描写极具特征，文从字顺，旨趣了然，“体裁和气格，有点出自《诗经》的三颂，却并不袭三颂面目，有点出自楚辞的《九歌》，也不袭《九歌》面目，最少也是熔铸三颂《九歌》，别成自己的生命。”
东汉郊庙歌语言没有创新，完全模拟《诗经》。如东平王刘苍进献的郊庙歌诗《武德舞歌诗》，几乎就是《诗经·清庙》的翻版，刘苍诗对《清庙》仅做了几处改动而已，把五字句变为四言，比《清庙》更古奥庄重。“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诗经·清庙》)“于穆世庙，肃雍显清。俊义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天，骏奔来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图谶，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协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刘苍《武德舞歌诗》)
班固《东都赋》系诗三首流于颂语，如其二《辟雍诗》：“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胡应麟评价为：“太质无文”。白狼王唐蕞进献的三首诗之一：“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缯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曲申兼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顾主长寿，子孙昌炽。”(《远夷乐德歌》)虽没有沾染东汉浓厚的经义谶纬之学，却又走向另一极端，诗歌直白如文，“太浅无味”，亦没有什么价值。随着东汉颂体文学的繁荣，此类诗歌以后不见有载。
二、抒情言志诗走向新生
在经学思想浓厚的西汉，诗歌主要抒发的是诗人在政治、儒家礼仪等的规范下的思想感情，而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并无表露；东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日渐松动，社会的日趋黑暗，文人开始关注自身命运，四言诗逐渐摆脱经学教义的束缚及对政治的依附，成为一种可以自由抒发的诗体。
西汉韦孟的《在邹诗》、韦玄成《自劾诗》，在“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歌理论规范下，诗歌中透出一种依经立义的意味，个人的行为无不是以经义来约束自我。西汉孔藏《杨柳赋》写到朋友宴饮时的情景：“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肴核纷杂，赋诗断章。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纪纲。洗觯酌樽，兕觥凄扬。饮不致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赋诗要“考以先王”，喝酒时言行举止要符合典章礼仪“事有纪纲”，西汉文人之言行谨慎由此可见一斑。韦玄成的《自劾诗》很鲜明的表现了在经典约束下的自我批评和警诫。东汉之初的傅毅《迪志诗》也还透出这种意识“秩秩大猷，纪纲庶式”。正因为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们在述志时都无一例外的要叙先烈、述祖德。韦玄成《自劾诗》叙述先祖：“赫矣我祖，侯于豕韦。赐命建伯，有殷以绥。厥绩既昭，车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显。”和傅毅《迪志诗》：“于赫我祖，显于殷国。贰迹阿衡，克光其则。武丁兴商，伊宗皇土。爰作股肱，万邦是纪。奕世载德连我显考”，如出一辙。但傅毅在诗中表现的思想和情绪与韦孟、韦玄成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傅毅之诗在于“将叙先烈，述祖德与励志紧密结合起来，既不同于韦孟诗中诗旨不统一和情感游移的情况，也没有韦玄成诗中畏缩的情感表现。弥漫在汉末士人心头的那种渴望通过建功立名实现个人价值的观念已初现端倪。透露出古老的四言诗体在流变中走向新生。”而且诗中有了作者自己个人意识的觉醒，不纯粹是在典章之下的：“自兹以坠，谁能革浊。清我灌溉，谁能昭因。启我童昧，……无恒自逸。徂年如流，鲜兹暇日。”已有了对时光荏苒、时月如流的感慨，使得诗歌的抒情部分有了作为个体面对无情的时间流逝而发出的真实感叹：“行迈屡税，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在自勉自励中不时流露出对个人生命的担忧。四言言志诗至东汉已经开始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世界和真实细微的文人感受，傅毅这首诗已经透露出四言诗新变的迹象。
东汉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日益黑暗，世风发生了变化，文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从外在的经典礼教的束缚转向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如朱穆在《崇厚论》中说：“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其思想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色彩，已经开始趋向率性而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契机。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源于礼法废弛、社会风气颓靡的现实，开始把礼义重重的外在约束点点剥落，从而转向个体内在的心性；在生活态度上即表现为重情求真的倾向，在文学上则表现在单一的以颂美为旨的文学局面向趣味化、抒情化审美新潮转变的趋势。诗开始摆脱儒家诗论较为浓重的说教传统，疏离了对《诗经》雅颂之典正诗风的机械模拟；四言诗更趋个性化、抒情化，雅俗开始相互影响渗透。传统雅正的四言诗开始冲破厚重的经学桎梏和模拟的范式，重新以生动的形象、清雅的语言、和谐的声韵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人生体验，具有鲜明个性的诗歌形式。这些诗歌敢于大胆表现主观爱憎，重视抒发真挚情感。蓝旭在其《东汉士风及文学》一书对两汉四言诗风格的变化概括比较全面：“颂美的沦没、讽谏的式微，是此期诗赋创作区别于东汉初、中叶的显着特征，代之而起的。一是对现实政治的激烈批判、对传统教条的叛逆精神；二是对世俗情感、日常生活情趣多方位的挖掘和体验。与此相应，汉末诗赋的风格亦突破雍容典雅、婉而多讽的模式。不平之鸣则慷概激扬，流连风物则清丽婉转而声情摇曳。”阁
四言诗摆脱了功利主义的羁绊，释放了经学的重负。重重郁积的愤怒和苦闷可以用四言来尽情宣泄，压抑许久的世俗情趣可以用四言诗来书写。东汉中期的张衡《怨诗》：“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日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如何。我闻其声，载坐载起。同心离居，绝我中肠。”此诗前有小序：“秋兰，咏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表明了立意和主旨。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虽用《诗经》四言形式，但以秋天兰花喻幽隐的才德之士，抒发倾慕之思，又可体味到融通楚辞的意蕴。感情真挚，个性鲜明，语言清新典雅。全无以前四言诗呆板说教之病，被刘勰赞为“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标志四言诗的新走向。其后的四言诗完全突破了传统的雅正诗风，这类作品比较明显的出现于文人思想趋于解放的东汉中后期，其中有抨击官场上污卑贪婪之势力小人以表明自己高沽志向的，如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北山有鸱，不沽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览，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趋，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朱穆是东汉顺帝、桓帝间人，性刚直，居官清廉，对逐利之徒嫉恶如仇。刘伯宗曾几次投奔他为属吏，后来此人钻营为大臣，竟然派人召朱穆去拜谒。朱穆怒其“于仁义，道何其薄哉!”册而作《与刘伯宗绝交书》，并作此诗。全诗皆用比兴手法，以鸱比刘，讽刺其丑恶肮脏面目，以凤自比，以示志趣遇异，只能绝交。语言辛辣，感情激荡，图形写貌，极尽其丑。语言清新流畅，毫无典正古奥之迹。其后一脉相承充分表现冲决传统思想束缚的还有仲长统的《述志诗》(又名《见志诗》)：“飞鸟遗迹，蝉蜕之壳。腾蛇弃麟，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帷，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缭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这是一首言辞大胆解放，个性突出的篇章。“六合之内，恣情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这是绝对的无所顾忌。他还进一步宣言，要“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离五经，灭弃风雅”。作者表面上说要摒弃现实，“敖翔太清，纵意容冶”，但实质上是企图摆脱儒教桎梏的一种强烈躁动，一种奋力的呐喊。所以他说：“百虑何为，至要在我。”高度肯定了自我的主观能动性，是诗人主观精神的高度张扬。正如元·吴师道所评：“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日：‘叛离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盖已开魏晋旷达之习、玄虚之风。”仲长统的诗歌对统治两汉三百多年的儒家进行了反叛，道家思想已出露端倪。其思想之激进，汉代文人诗歌罕有其匹者。
桓帝时秦嘉《赠妇诗》一首，更是大胆打破传统，用庄重肃穆的四育体来抒发思念妻子之情：“暖暖白日，引曜西倾。啾啾鸡雀，摹飞赴楹。皎皎明月，煌煌列星。严霜凄怆，飞雪覆庭。寂寂独居，寥寥空室。飘飘帷帐，荧荧华烛。尔不是居，帷帐何施。尔不是照，华烛何为。”精心构思，反复比托，以时令景象来渲染独居空室的寂寥冷清，倾诉对爱妻的深深眷恋，真切感人，表现出对艺术追求的自觉。
总而言之，西汉抒情言志之诗从西汉走向东汉末年，则不再是儒家经典束缚中的模拟之作。虽然数量不多，也没有形成一种潮流，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两汉文人对四言诗认识上的变化。四言诗完成了一个蜕变的过程，不再背负厚重的经学和政治思想，从高雅的庙堂和政治文学走向了文人的日常生活及私人情感世界，为建安文人四盲诗创作的辉煌扫清了一切的障碍。
三、称誊人品才学之诗的兴起
东汉中叶以后，国家政权渐为外戚、宦官及其党羽所把持，出现了外戚、宦官互相倾轧、轮掌朝政的局面，社会日趋黑暗，人们朝不保夕，尤其党锢之祸后，文人多避祸自保，两汉经学学风也有了很大差异，章句之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永元十四年徐防的上疏中即已提到：“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加法”。“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武帝之后，动辄说经至上百万的情形已不可见；西汉“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为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的局面在东汉中期以后很难见到。《后汉纪·殇帝》中尚敏上殇帝疏中可见：“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趣于文俗，宿儒旧学，无与传业，士俗吏繁炽，儒生寡少。其在京师，不无经学，竞于人事，争于货贿，太学之中，不闻谈论之声；纵横之下，不睹讲学之士。”这一时期经学家法废弛不举，经生更多的以交游为业，人物品评之风盛行。出现了一些称誉人品才学之诗，这些诗主要有两类，一是直接赞美对方：“搞藻扬晖，如山如云。世有令闻，以迄于今”(应季先《美严王思诗》)“乘彼西汉，潭潭其渊。君子恺悌，作民二亲。没世遗爱，式镜后人。”(刘珍《赞贾逵诗》)嗣另一类是文人在交往应答诗中的称誉和赞美：“斌斌硕人，贻我以文。辱此休辞，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赋诵以归。”嗍(蔡邕《答卜元嗣诗》)以诗相赠并称誉对方的诗歌传统在《诗经》时代已经出现，《诗经·菘高》：“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诗主要赞美申伯美德：“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但这时期的赠诗主要适用于政治外交场合，是站在国家立场上对对方的称誉。而东汉以后出现的此类诗则纯粹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答：“甘罗十二，杨乌九龄。昔有二子，今则桓生。参差等踪，异世齐名。”(《客示桓麟诗》)“邈矣甘罗。超等绝伦。伊彼阳乌，命世称贤。嗟于蠢弱，殊才伟年。仰惭二子，俯愧过言。”(桓麟《答客诗》)
歌颂教师的散文范文5
著名艺术家罗丹曾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我们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因此，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与必要的审美能力，成为现代教育的一项任务。在学校教育中，美育不仅是音乐、美术科教师的任务，语文教师也责无旁贷。《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观”是语文教学的任务之一，虽然它不是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但却不可忽视，处理得好，它能促进语文教学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类具有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情感是人生最富色彩的部分。健康、美好的情感永远值得文学作品歌颂。以现行高中语文第三、四册为例，其中就包含了这些健康的情感。
一 爱祖国、爱家乡的感情
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是诗人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关头，满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而写下的诗。诗歌的第一节用一只鸟儿生死眷恋土地作比喻，表达诗人对祖国的挚爱。第二节一问一答，诗人直抒胸臆，以“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的情状，衬托出了他那颗真挚炽热的爱国心。类似的课文还有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梁小斌的《我热爱秋天的风光》、孙犁的小说《荷花淀》，等等。这类文学作品讴歌了人类最崇高的感情，让学生在语文教学中受到熏陶、感染，对净化学生的心灵、提高学生的素质有一定的作用。
二 歌颂健康、美好的爱情
《孔雀东南飞》是一首长篇叙事诗，叙述的是焦仲卿、刘兰芝为了反抗封建家长制的迫害，为了追求婚姻的幸福，为了忠于爱情而双双殉情的故事，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对封建势力的反抗精神令人敬佩。刘兰芝、焦仲卿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读后令人难忘。类似的课文还有《我愿意是急流》、《卫风·氓》、《邶风·静女》、《迢迢牵牛星》、柳永的《雨霖铃》、李清照的《一剪梅》等诗词，《罗密欧与朱丽叶》、《长亭送别》等戏剧，它们用精美的语言讴歌了人类美好的情感，教师有责任引导学生鉴赏，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能力。
三 抒写亲情、抒写离愁别绪
李密的《陈情表》陈述自己不能奉诏的原因，提出终养祖母的要求，全文围绕“情”、“孝”二字反复陈述自己家庭的不幸和与祖母相依为命的苦况亲情，表达对新朝宠遇的感激涕零，以及孝顺祖母的哀哀衷情。像这样的课文还有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它们正是抒写人类的这类感情，通过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能丰富学生的内心世界，培养人情味。这些感情具有人文性，学生阅读了这类作品，正确理解了其内涵，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与健全的人格大有裨益。多读这类作品，有助于增加学生的文化底蕴。作为语文教师，有责任引导学生体验人类这些美好、健康的感情。
高中第三、四册的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课文精选了非常美好的散文、诗歌、小说与戏剧，这些作品，各有其美。散文美在“形散而神不散”，诗歌美在语言精练，“言有尽而意无穷”，且语言具有节奏感、音乐感，小说美在生活中的容量大，为我们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一段富有个性的肖像、言行、心理描写，一个生动、准确的细节描写，都会使文章生辉。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美，体味作品中的美，必能提高学生阅读的积极性，有了厚积，薄发才会闪出文采。
在作文教学中，引导学生挖掘生活中的美则显得更为重要。现在很多的中学生怕写作文。原因何在？一是不知道该写什么，二是不知道该如何写。前者看生活总觉得很平淡，没什么可写。作为语文教师，就该引导学生寻找生活中的美，从自然界，从家庭生活、邻里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等领域寻找、发现生活的美，抛砖引玉，指导学生，让学生懂得美就在身边，就在平凡的生活中。同时，从作文中发现学生有进步时，及时给予肯定。另一方面，也要指导学生分辨、批驳、摒弃生活中的丑，天长日久，就能“给予”学生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对于后者，则要通过语文教学给学生分析范文、指导学生适量阅读课外书籍，让范文、优秀作文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要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质量，关键是要提高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主导地位亦不容忽视。文学的审美需要大量的思维活动，需要想象才能完成。教师如能尽可能制作一些形象的课件，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优化课堂教学，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歌颂教师的散文范文6
关键词：个性化 作文教学 策略
个性化作文教学涵盖“教师教学的个性化”与“学生作文的个性化”两个层面。教师教学的个性化是指能够充分反映教师个体的教学风格、教学优势、教学经验以及个性心理特征与倾向性；学生作文的个性化是学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喜欢的言语方式表达自己特殊体验的文本。
一、引导学生拟定个性化的作文题目。个性化作文首先反映在个性化的题目上。《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为学生的自主写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减少对学生写作的束缚，鼓励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提倡学生自主拟题，少写命题作文。”只有鼓励学生自己命题作文，学生才能从生活积蓄中选取自己有话可说的内容命拟出富有个性的题目。作文是学生表达的需要，心中有所积蓄，不吐不快，因而产生表达的欲望。让学生自己命题，学生作文的时候就没有外部干扰或压力，在这种状况下，学生的情绪就高涨，思维就敏捷，作文就不在是为了给老师完任务，而是一种倾吐的方式了。这种状态下的作文，肯定是个性化的。例如，同样是写“家乡风景”，我班学生就命拟出了不少很有特色的的题目：《一树红叶》、《绿树笑盈盈》、《小河哇哈哈》、《山坡那群云样的羊》、《古桥像爷爷的脸》、《桃花为你开》、《乱花丛中一对蝶》、《还有拾粪的老汉河边走》、《山顶一棵大槐树》、《炊烟袅袅》、《嘿，你瞧那古怪的月亮》、《燕子在麦田上飞来飞去》等等。
二、引导学生选择不同的素材。例如，同样是歌颂我们五中的，下面的学生所选择的材料就不一样。
生1：《在祖厉河的视线里歌唱》
山泉一样清冽，乳汁一样甘甜。
青苗一样柔嫩，骄阳一样耀眼。
五中年轻的歌谣，穿透我的生命，照亮我的前程。
虔诚的父老乡亲背着有调无曲的歌谣，唱响状元县的风雨征程。这里神圣的光芒，透彻的真理，朴素的道理，严格的管理根植于五中的泥土中。
虽然我只是五中天空上划过的一颗流星，但五中圣洁的阳光直射我的头顶，音符朴素的花瓣，覆盖我的全身，敲打我的脉搏，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拒绝阴影。
五中是祖厉河奏响的民谣。
在民谣中成长的五中，用一丝丝的爱意滋润民谣，用民谣的意思询问五中金秋的收成。
生2：《我爱祖厉河是因为有您——五中》
打我第一次认识五中，弯弯的河流，是父老乡亲汗水湿透的腰带，纠缠着期望和梦想。
我爱祖厉河是因为有您，我的母校。原谅吧，母校，长大了我就离开了。五中的身体上如写满记忆的书页。潺潺的祖厉河，把五中汇成学子的天堂。我开始在五中的天空下，用阳光穿透幼稚，开始真诚。
我爱祖厉河是因为有您啊——五中。五中是祖厉河的一颗明珠，满口香气温习四季耕耘的功课，给求学的农家子，以一腔崇敬的心情，捡拾汗珠从背脊上落下的珍贵格言。祖厉河因为有您才显得神圣，才显得庄严，才显得可爱。五中的音乐，把生活的信念注入我的心灵，注入我的人生。
三，引导学生应用不同的体裁。广义的文学体裁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同一个话题或内容，学生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或得心应手的体裁教学写作，例如，同样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为主题和内容的文章，有学生用了诗歌体裁，有学生却用散文体裁——
五云惊咤起，开天辟地共党兴。
旌旗蔽空仰天啸，浩荡乾坤心亦坚。
开国大典红旗展，但看祖国焕新颜。
红尘梦里忆壮举，吾辈发奋应向前。
——这位同学用了诗歌体裁。下面同学用了散文体裁。
1921年，你静静地诞生了，你稚嫩，孤弱。对于这样一个新生命，虚弱的封建军阀感到恐惧，他们要将你毁灭在萌芽状态。但你挺过来了，你在磨难中成长，变得坚强、成熟。你的信仰迎合了千千万民众的心愿，你拥有支持。1937年，日本的战机出现在中国上空，战舰驶进中国港口，一把火烧了人民的家，炮声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你发出呐喊“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经过八年的流血牺牲，你赢了。人民是你最坚实的后盾，给予人民幸福生活是你唯一的信念。你诚心诚意地创造和平中国，却表里不一。解放战争爆发，而最终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1949年，天安门上一声庄严的宣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遍神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