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祖国的古诗范文1
下面为大家介绍莅临诗歌朗诵会现场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他们是：
学者、教授、沧州政协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国学院院长：x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常务院长：x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副院长：张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办公室主任：孙xx
国学院副院长、秘书长：杨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开发部部长：张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外联部部长：张xx
教授、国学院外联部副部长：王xx（女士）
国学院宣传部副部长：郎xx
国学院开发部副部长：刘xx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感谢。
节目单：
有一首词通篇陈情澎湃，格调清新，气势磅礴，意境深远。全词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语言明丽，情景交融，让我们用掌声请出
一、《万水千山总关情》
朗诵：国学院常务院长：田教授
有首词，赞美祖国的山河，评论祖国的历史，歌颂祖国的今天与未来，脍炙人口、古今绝唱，这就是
二、《国度抒情》
朗诵：国学院副院长：张教授
金秋的风，送袅袅桂香而来，霜中的菊，献片片绚丽灿烂。在这金色的第三季，在这大地丰收的时候，我们满心欢喜满心期待，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生日—祖国母亲的60华诞。今天，就让我们为祖国母亲献上我们的：
三、《祖国颂歌》
朗诵：国学院办公室主任：孙教授
可爱的中国，仰望苍天，我高声地呼唤你伟大的名字
了瞰群山，我深情地呼唤你的名字；今天，在祖国60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我要大声说，我的祖国——可爱的中国！
四、《可爱的中国》
朗诵：国学院外联部副部长：王教授
《歌唱祖国》抒发了全国人民对新中国无比热爱和自豪的强烈情感,以及盼望国家繁荣昌盛的时代情怀。今天我们祖国的花朵要集体表达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热爱，请听
五、集体诗朗诵：《歌唱祖国》：20名小学生
我爱祖国十月的花， 她无比灿烂辉煌， 因为她在我的心中 ，有56种芬芳——
六、《我爱祖国十月的花》
朗诵：xx社区：张xx等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美丽而宽广，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而坚强；
奔腾不息的黄河是她的血脉，巍峨屹立的泰山是她的脊梁，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
今天,在这欢庆的节日里, 我从心底里向您说一声,
祖国,您好!
七、《祖国颂》、《沁园春.国庆》
朗诵：卢建起、云桂荣等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八、《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集体朗诵：多宝兰等（18人）
接下来，xxx，也要在祖国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说出对家乡的热爱，一起欣赏：
九、《运河颂》
集体朗诵：（17人）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诗歌传统，屈原赋《离骚》，陶渊明诗“田园”，千古诗人，各领风骚数百年。愿我们这个诗的国度乘着诗歌的翅膀，昂首翱翔在世界文化之颠！
‘迎国庆，红色诗歌朗诵会’到此结束
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歌颂祖国的古诗范文2
关键词：《闵予小子》组诗 历史背景 文化意蕴 情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9-0089-02
作者简介：马昕露（1990―），女，甘肃平凉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诗经》作为原典，本身就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以往学者们多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恰恰打开了读者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沟通的大门。本文将从情感角度对《周颂・闵予小子》组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能了解其中更为深层的文化意蕴及《诗经》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
郭晋稀先生在《诗经蠡测》一书中认为《闵予小子》组诗均作于大乱未平之时，结合历史典籍纵观这组诗，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资历浅薄的成王难以应对三监作乱的动荡局面以及体现在诗歌当中的那种“未堪家多难”①的苦楚。
一、《闵予小子》组诗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与祭祀活动息息相关
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周代的史官文化逐渐代替了巫觋文化，在这背后礼乐精神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从此之后，礼乐精神就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之中。礼乐精神具体体现在大量的礼制制度方面，它包含了很多的礼仪行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祭祀和战争是周代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通过祭祀，我们可以了解很多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
据《毛序》所说，这几首诗都曾在周成王即位时被传唱于宗庙中，也就是说，这四首小诗其实就是当时祭祀时的祭辞，而这些祭辞和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息息相关，这些在情感结构上互相关联的祭辞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二）与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
顾颉刚先生根据春秋时代“徒歌”不区别章段、语句复沓不整齐、歌词铺张等特点和《诗经》进行比较，进而得出《诗经》是乐歌的结论。可见，《诗经》中出现的这种复沓的章法不但反映了那个时代诗歌、音乐、舞蹈相互杂糅的特点，同时也为组诗的体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闵予小子》组诗其实就是在祭祀祖先的严肃场合中配合音乐咏唱的歌词，所讲述的是周初的历史史实，通过这种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委婉地传达了周成王向先王先帝祈求赐予福祉、得到保佑庇护的愿望。
这四首小诗产生于那个时代，还与配乐演唱的乐器有关。当时青铜乐钟的铸造以及调音技术不甚发达，导致无法发出像《大雅》《小雅》《国风》中那么整齐的声音，其不分章节、篇幅短小、大多不押韵的诗体风格与当时的编钟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③。
二、《闵予小子》组诗的文化意蕴
（一）亲祖情感的流露
在天命观的支配下，周人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愈演愈烈。这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产生的感情的表露。穿过历史的长河来看《闵予小子》《访落》《小毖》三首诗，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后代人对至亲至爱的先祖发自内心深处的倾诉。《闵予小子》的开头就讲述了周成王孤苦无助的境遇，有“遭家不造”“王王在帧敝句。世事难料，周邦未平又遇三监之乱，更是雪上加霜。成王经历浅薄，担忧自己不能接承祖先遗业，不能发扬先祖的光辉道德，所以忧心忡忡，与群臣在庙中谋始即政之事，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访落》《小毖》中“未堪家多难”的深深感慨。这些看似是把自己屡屡受挫的境遇娓娓道来，亦真亦切，但从心理层面分析，人在极度困窘的状态下往往会选择向自己亲近的人倾诉，这正体现了周人与先祖的亲近。与之不同且形成明显比照的是，《周颂》中的其他一些祭祖诗，主祭者更多的是宣泄情感，而不是彻底压制自己的情感，形成了与一般宗庙祭祖诗不同的风格。
可以说，这一组祭祀诗从不同的程度表达了参加祭祀的主要贵族阶层，尤其是周成王的情感，其情真诚动人，可见这种祭祀祖先的诗歌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当然，这种情感虽然真实纯朴，但并非毫无节制。《诗经》祭祖诗里真实的感情和礼制的冲突，正是在合理的规范约束下适度放纵的体现，二者在祭祖诗中辩证的存在，正是《诗经》祭祖诗情感价值的外在体现，也是亲祖情感的艺术化流露。
（二）崇尚先祖美德，勉励后代
与周人不可抗拒的天命观相比，颂扬祖先的丰功伟绩显得更为具象化，因而周人很重视宣扬祖先那显赫的德业功勋。“德”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周代，所以在祭祀中被反复提倡。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周之典礼，实则为道德而设”“周之典礼乃道德之器械”④。因而他们敬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品德高尚、不怕困难的人。诗歌中的“皇考”“昭考”被反复歌颂，他们正是被后代所敬仰的圣人。这不仅说明了周民族取代殷商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能让后人体会先祖创业之艰辛，勉励晚辈兢兢业业，继承家业。
在“天命靡常”的思想主导下，敬德思艰是祭祀时达到政治训诫的重要手段。这在《敬之》一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①
黄天赫赫在上且不可抗拒，做为天地间卑微的臣子，不能沾沾自喜，因为我们无法掌控各自的命运。上天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隐形力量，它无处不在，并且随时随地监督着我们。作为刚刚继承父业的成王，不能不敬畏上天的警戒，更不能轻视上天的存在，唯有不断学习，并且不断积累、殚精竭虑，才能确保家国人民的平安。《闵予小子》中也讲到，继嗣的成王面对“遭家不造”的境遇，念忧在心，只有“夙夜敬止”，夜以继日，不懈努力，谨慎践行先王先祖之道，才能获得更大进步。《访落》中有“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等句子，既是向群臣求助，又在向武王的灵德祈祷，诚惶诚恐，宛转曲折。
《毛序》谓《小毖》：“嗣王求助也”。这首诗似是在向先王诉苦，但更多的是以自身的困境为出发点得出教训并告诫、勉励后辈：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L蜂，自求螫鳌。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①
周成王吸取“三监之乱”的教训，追悔莫及，家国的多重灾难实在令年幼的成王不堪承受。但幸亏有圣贤的美德光照天下，终能挽回局面，得以安定。成王借此告诫后代要小心微患，不及时清除小患则会酿成大祸，就像鹃鹑终究有变成大雕的一天。
综上所述，《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体制风格独特，饱含政治训诫意味，不仅表达了期望得到先祖庇护的愿望，更勉励后代要敬畏仁德，谨慎处事，发扬祖业，与《周颂》其他诗篇相比，有更为动人且理性化的文化意蕴。
注释：
①毛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③韩高年.诗经分类辨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④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姚际恒.仪礼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3]郭晋稀.诗经蠡测[M].成都：巴蜀书社，2006.
歌颂祖国的古诗范文3
本文运用 文献 考据法对汉武帝《景星》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认为《景星》作于元鼎四年；《景星》和《宝鼎》是同一首歌诗；《景星》的主旨不是游仙，而是借颂祥瑞祈求平息水患以获丰年，反映了汉武帝对民生的关注。《景星》在内容、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以往祀神诗的陈范，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汉武帝；《景星》；作年；主旨；文学史意义
《景星》是西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的五章颂瑞诗之一，为汉武帝所作。关于它的作年，自《汉书》开始就有分歧；关于它的主旨，迄今鲜有深入探讨。而考定这首诗的作年和主旨，对理清汉武帝人生观的 发展 和文学的成就，进而把握《景星》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很有必要。
一、《景星》作于元鼎四年考
关于《景星》的作年， 目前 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作于元鼎四年(前113)。此说出自《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作《宝鼎》、《天马》之歌。”按郭茂倩《乐府诗集》，“《景星》，一曰《宝鼎歌》”，知《景星》亦称《宝鼎之歌》。
第二，作于元鼎五年(前112)。此说出自《汉书·礼乐志》：“《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第三，作于元封二年(前109)。此说出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汾雕出鼎，在元鼎四年，景星见，在元封元年秋，《武纪》、《郊祀志》可互证。此当在元封二年湛祠时追作是歌，故下有‘河龙供鲤’、‘冯蠵切和’之语。”张永鑫《汉乐府 研究 》、郑文《汉诗研究》支持此说。郑文还详论道：“正因元鼎六年之前，没有用乐舞，……《景星》之作，不如《礼乐志》所云‘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而是元封二年塞决河后所作。所以它既云‘河龙供鲤醇牺牲’，又云‘冯蠵和疏写平’，而‘五音六律，依韦享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时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龠鸣’，正是对乐舞的形象描写。”
第四，作于元鼎元年(前116)。此说出自陆侃如、冯沅君《 中国 诗史》：“《武纪》载获鼎凡二次，一在元鼎元年，一在元鼎四年；而《郊祀歌》中因获鼎而作之歌亦有二，即《景星》与《后皇》。从先后的次序看来，《景星》应作于元年(前116)，则‘五’当为‘元’之误。”
以上关于《景星》作年的四种观点，不可能皆准确。而《景星》作年的认定，不仅对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和主旨意义重大，而且对把握汉武帝的人生观、文学观和文学成就有帮助。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考辨。
首先，本文认为，陆、冯二先生提出的第四种观点难以成立。他们根据《武帝纪》记载的元鼎元年和四年皆得鼎，而《郊祀歌》中《后皇》与《景星》两首歌皆因得鼎而作，于是依据《景星》在《郊祀歌》十九章中排列于《后皇》之前，得出了《景星》作于元鼎元年第一次获鼎时的结论。但是，只要稍注意一下《郊祀歌》十九章的排序，应不难发现，这组诗并不严格依照创作时间的先后排列，否则就无法解释作于元狩元年(前122)的《朝陇首》为何会排在较其晚出的《天马》、《景星》和《齐房》之后。并且，今存文献中找不出任何汉武帝元鼎元年曾作歌的证据。所以，不宜因《武帝纪》记载元鼎年间两次得鼎，而《后皇》也是作于得鼎之后，就按十九章排列的先后次序另立新说。
其次，王先谦、张永鑫和郑文提出的第三种观点也缺乏说服力。他们的理由之一是：《景星》中有“河龙供鲤醇牺牲”、“冯蠵切和疏写平”的诗句，说明此诗是在遇严重水患之后所作，故此诗为“元封二年塞决河后所作”。此结论值得商榷。据史料记载，汉代水灾不断，《史记·货殖列传》即有云：“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可见水灾在西汉是经常发生的，并不仅在元封二年才出现。据《武帝纪》载，元鼎四年的前两年也是水患频仍之年，且就在元鼎四年出鼎前，“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栾)大为五利将军。”出鼎后，武帝亲迎宝鼎至甘泉时还说：“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庑未报，鼎曷为出哉?”这些记载皆可证明，元鼎四年间武帝对当时各地遭遇的严重水灾给予了极大关注。而他在得鼎后流露出的对“河溢”的忧虑，对丰年的期盼，也恰是《景星》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因此，元鼎四年得鼎后作《景星》，其中出现以河鱼祭神，祈求平息水患获致丰年的诗句不仅不足为奇，而且非常切合武帝此时借得鼎祭神以祈国泰民安的现实情境。
王先谦认为景星出现于元封元年(前110)，故《景星》当作于元封二年，这一理由亦值得质疑。且看《汉书》中有关景星的几条记载：
天哩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
(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东井。后十余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元封元年……秋，有星孛于东井，又孛于三台。齐王闳薨。在《郊祀志》中，望气王朔和有司们皆以“星孛”为吉兆，是“德星”。根据《天文志》，德星即景星。王先谦、郑文皆据此认为景星出现于元封元年。但应注意的是，即使元封元年出现景星，并不能证明《景星》只能作于元封元年之后。因元封元年出现景星，不能证明武帝统治的其它年份就没有景星出现。《天文志》景星“常出于有道之国”的记载即说明，景星在汉代是经常出现的祥瑞。况且，若如《郊祀志》中有司们的判断，“星孛”就是景星，那么，按《武帝纪》载，从武帝即位至元封元年，建元三年(前138)、建元六年(前135)、元狩三年(前120)、元狩四年(前119)都曾出现“星孛”，又如何能仅仅根据元封元年出现景星就得出《景星》作于元封二年的结论呢?再者，董仲舒曾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描绘了景星出现的美景：“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根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景星只在“王正”时出现，而武帝统治时期乃西汉鼎盛期，天下承平，景星经常“出现”是极可能的。因此，王先谦把元封元年出现景星作为系《景星》于元封二年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武帝在获宝鼎之后歌颂景星，既是对符瑞的祈望，同时又何尝不是对自己文治武功的衿夸。
郑文据《景星》描写了乐舞表演的场景而否定此诗产生于元鼎六年(前111)前的可能性，同样值得商榷。汉高祖时《安世房中歌》云：
高张四县，乐充宫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七始华始》，肃倡和声。神来宴娭，庶几是听。
如果说这些表现歌舞娱神的诗句不能算是对乐舞场面的描写的话，是难以令人接受的。既然高祖 时的朝廷乐歌已有乐舞场面的描写，那么，创作于武帝元鼎六年前的《景星》中有乐舞场面的描写就很正常。因此，认为《景星》作于元封二年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最后，《汉书》中提出的《景星》作年的第一和第二两种不同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景星》作于得鼎之后。故得鼎之年，乃是确认此诗作年的关键所在。在《汉书》中，记载元鼎四、五年间得鼎凡三处：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
(元鼎四年)其夏六月，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脽 脽以上三条记载，出鼎地点皆一致。据《武帝纪》，“元鼎……四年冬十月，……立后土祠于汾阴雕上”，可知“后土祠旁”、“魏雕后土营旁”、“汾阴”乃同一地点。对于出鼎时间，《武帝纪》和《郊祀志》皆认为是在元鼎四年武帝行幸雍、祠五畴、立后土祠之后的六月间。《史记·封禅书》记载与《郊祀志》同，也认为是元鼎四年六月出鼎。认为元鼎五年出鼎仅《礼乐志》一处。但需注意的是，《礼乐志》并未注明获鼎月份。在武帝于公元前104年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之前，汉以十月为岁首。而就在元鼎五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前113年的十一月份，武帝下《郊祠泰畴诏》，声称：“冀州雕壤乃显文鼎，获荐于庙。”这显然是明确了出鼎之年就在元鼎五年十一月前，亦即公元前113年。因此，《礼乐志》的记载虽在年份上与《武帝纪》有误差，但只要结合武帝在位期间所行不同历法来推算，《汉书》的两种观点并无必然的矛盾，最多只能说是记载月份上有误差。但这也可以解释为：武帝于元鼎四年六月得鼎后作《景星》，在元鼎五年十一月郊祠泰畴时根据使用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些修订。班固很可能是把用此诗为郊祀乐的元鼎五年误在《礼乐志》中当成了《景星》的写作之年，因而产生了看似自相矛盾的记载。
既然《汉书》记载得鼎之年都是在公元前113年，而且《武帝纪》和《礼乐志》的记载并无必然矛盾，因此，根据《武帝纪》的记载，将《景星》作年系于元鼎四年无疑是最准确可靠的。
二、《景星》就是《宝鼎之歌》考
由于《汉书》中《武帝纪》和《礼乐志》对得鼎后武帝作歌的名称提法不一，《武帝纪》名之为《宝鼎之歌》，而《礼乐志》则称之为《景星》，于是，在对《景星》作年考订的同时，又衍生出一个相关 问题 ，即：《景星》与《宝鼎之歌》是否就是同一首歌诗?
自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一明确指出“《景星》，一日《宝鼎歌》”后，《景星》即《宝鼎之歌》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汉诗研究者的认可。如。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清李因笃《汉诗音注》、陈本礼《汉诗统笺》、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等皆从此说。但郑文在考察《景星》作年时，为支撑其系此诗于元封二年的观点，他首先认为：元鼎五年二月，武帝因得鼎后土祠旁作《宝鼎之歌》，然后指出：“《景星》之作，不如《礼乐志》所云‘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而是元封二年塞决河后所作。”这实际就把《景星》与《宝鼎之歌》当成了不同的两首歌诗。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仅关系到《景星》和《宝鼎之歌》是否为同一首诗歌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礼乐志》记载的其它四章武帝颂瑞诗和《武帝纪》记载的武帝获祥瑞所作歌诗的关系问题，故有必要对此进行考辨。
要弄清《景星》和《宝鼎之歌》的关系，不能仅凭主观猜测，而是应结合《武帝纪》和《礼乐志》对武帝创作几章颂瑞诗的史料记载进行综合考察。《武帝纪》记载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畸。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六月，诏日：“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礼乐志》亦如此记载：
《朝陇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
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天马》十。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齐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齐房作。
《象载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
上引史料充分说明，《武帝纪》载每获祥瑞所作的歌诗，皆可在《礼乐志》中找到相对应的记载：《武帝纪》载武帝因获白麟，作《白麟之歌》，《礼乐志》则云其作《朝陇首》；《武帝纪》载武帝因获宝马，作《天马》、《西极天马歌》，《礼乐志》则云其作二首《天马》；《武帝纪》载武帝因甘泉生芝，作《芝房之歌》，《礼乐志》则云其作《齐房》；《武帝纪》载武帝因获赤雁，作《朱雁之歌》，《礼乐志》则云其作《象载瑜》；《武帝纪》载武帝因获宝鼎作《宝鼎之歌》，《礼乐志》则称其作《景星》。在这些两两相对应的记载中，虽然武帝所作歌诗在《武帝纪》和《礼乐志》中名称不同，但作歌背景一致，歌咏祥瑞一致。因此，有理由相信，《武帝纪》和《礼乐志》所记载的这些乐歌，乃是一诗二名。
再者，从五章颂瑞诗的命名 规律 看，《武帝纪》皆以所获祥瑞为歌诗命名，《礼乐志》则以开头二或三字命名。如《白麟之歌》开头“朝陇首，览西垠”，故又称之为《朝陇首》；《天马之歌》(其一)起句“太一况，天马下”，《天马之歌》(其二)起句“天马徕，从西极”，故总称之为《天马》；《芝房之歌》起句“齐房生芝，九茎莲叶”，又名之为《齐房》；《朱雁之歌》起首是“象载瑜，白集西”，因又称其为《象载瑜》。据此命名规律类推，《宝鼎之歌》与《景星》的命名也当从此例。今查因获鼎而作的《景星》，开头就是“景星显现，信星彪列”。则《景星》与《宝鼎》为一诗二名，已经很明确了。
另外，从这些乐歌的使用功能上看，它们皆用于郊庙祭祀。据班固《两都赋序》：“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在此，班固明确指出《武帝纪》中记载的《白麟》、《朱雁》、《芝房》、《宝鼎》之歌都是在武帝兴乐府之后创作的，它们的功能就是“荐于郊庙”，是郊祀乐歌。而在《礼乐志》载录的“荐于郊庙”的《郊祀歌》十九章中，未列《白麟》、《朱雁》、《芝房》、《宝鼎》，而列与它们在同样背景下创作的《朝陇首》、《象载瑜》、《齐房》、《景星》。这就证明，在班固那里，《白麟》、《朱雁》、《芝房》、《宝鼎》和《朝陇首》、《象载瑜》、《齐房》、《景星》的使用功能是一致的，都是“荐于郊庙”的颂瑞 乐章。它们实际都是一诗二名，可用所获祥瑞称之，亦可用开头二或三字称之。故有理由相信，《景星》就是《宝鼎之歌》。其它四章颂瑞诗情况，同样如此。
综上所论，本文认为，《景星》就是《宝鼎之歌》，郭茂倩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
三、《景星》主旨考
关于《景星》主旨，学术界鲜有专门探讨，即使偶有涉及，亦主要认为此诗表现了神仙思想。如，叶岗《汉(郊祀歌)与谶纬之学》、张宏《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曾祥旭《论(郊祀歌)的神仙思想》，皆执此论。其中以叶岗论述较具体：“在五首颂祥瑞的诗中，入诗题材是天马(渥洼水马和大宛汗血马)、后土祠宝鼎、甘泉宫芝草、雍地白麟和东海赤雁。……武帝这种刻意以祥瑞象征王者天命的意趣，反映出他渴望在身死之前预先跻身于神仙之列的虚妄”，“突出地暴露了武帝那种至少是一度或者常常脱离人的 社会 性，以追求个体永恒的生存企望，强烈地凸现了他那种……求仙意识。……这本质上正是彻底的人生幻灭之感”。把《景星》与武帝创作的其它几首颂瑞诗放在一起考察，认为是反映了武帝“追求个体永恒”、凸现了“求仙意识”，这一结论其实不对。武帝的五章颂瑞诗并不都是表现求仙意识，如《天马》(其一)和《朝陇首》，就主要反映了他威服四海的壮志。《景星》主旨究竟如何，不能仅凭笼统申说，还是 应用 文本来说话。诗云：
景星显见，信星彪列，象载昭庭，日亲以察。参侔开阖，爰推本纪，汾脽出鼎，皇祜元始。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答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诗歌先列天降各种祥瑞，说明写作之由： 政治 昭明，天人感应。其中充满“王者功成作乐”的自得感。次写歌舞祀神的盛大场面：这里有杂变繁会的五音，也有远姚的雅声；有各种乐器伴奏，也有长袖善舞拂起八面来风。这样的乐舞场面，与其说是娱神，毋宁说是娱人。再写祀神祭品的丰盛，显示出郊祀者对神灵的无比虔诚。末写神灵来享用祭品，祈祷水患平息获得丰年。
纵观全诗，除了“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二句写到人神相感、有渴慕长生的嫌疑外，再不能找到其它求仙的印记。但这里的人神相感，是在颂祥瑞祭神灵时 自然 引发出来的，主要体现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与神仙思想不可等同视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曾描述道：五帝三王治天下时，民富足而有礼仪，“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谷兴，凤凰麒麟游于郊”，于是“郊天祀地”，“德恩之报，奉先之应”。说明在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学说中，降祥瑞是上天对帝王统治业绩的肯定，与此相应，帝王也当举行郊祀礼祭天地以报符应。而《景星》颂瑞，实际与《郊祀歌》其它篇章一样，皆为祀神而作。此诗开头即云：在景星、信星等瑞星出现后，“汾雕出鼎，皇祜元始”。这在武帝看来就是上天对其统治业绩的褒奖。作《景星》祀神，目的就在于回报天赐宝鼎。所以，他在诗中极力铺写了以歌舞、祭品祀神的热闹场面。诗歌最后以“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螭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四句作结，表达了息水患、获丰年的美好愿望，这样的愿望无论如何是无法与“求仙意识”勾连起来的，更不能说这种为国家祈福的愿望“本质上是彻底的人生幻灭之感”。因此，《景星》中体现出的天人感应思想，是不能与神仙思想划等号的。天人感应思想固然含有一定神学成分，但它主要是强调政治，企图借助上天的神秘力量来对帝王施政善恶进行评价。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汉代出现重大灾异时，皇帝会下诏罪己，并常令荐举贤良方正之士；而出现祥瑞，则作歌庆贺，甚至改元、大赦天下了。
通过对《景星》文本的 分析 ，看不出其中蕴含有神仙思想或“求仙意识”，更看不到“人生幻灭之感”的蛛丝马迹，蕴含的只是武帝对“汾睢出鼎，皇祜元始”的热情礼赞，对其政治措施自我肯定，对民生的深切关怀。《景星》反映的这些 内容 ，与武帝作歌时的心态大有关系。如前文考证，《景星》作于元鼎四年，此时武帝四十四岁。在这个年龄段中，武帝虽期盼长寿，但更希望其统治下的帝国强盛稳定。有其元鼎五年的《郊祠泰畴诏》为证：
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冀州雕壤乃显文鼎，获荐于庙。……《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亲省边垂，用事所极。……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饬躬斋戒，丁酉，拜况于郊。此诏说明，得鼎后，武帝考虑得更多的是黎民饥寒、农事有成等 问题 ，体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诏中还表明希望通过祭祀活动不仅求得丰年，而且建功边陲。可以说，《景星》和《郊祠泰畴诏》都反映了武帝在元鼎四年得鼎后的共同心态：对自身功业极自信，对民生疾苦极关切，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正因如此，武帝在《景星》中，表达了渴望平息水患、天赐丰年、国泰民安的愿望。
总之，无论是从《景星》文本还是从武帝作歌时的心态进行考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景星》是一首关注民生的颂瑞之歌，表达了对天降祥瑞的感恩，并通过祭神祈求丰年、期盼国泰民安。
四、《景星》的文学史意义
《景星》是西汉一首重要乐歌，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从内容上看，《景星》把歌颂祥瑞和关注民生结合在一起，表现了深切的现实关怀，突破了以往祀神诗主颂神灵与祖德的陈规。
在武帝前的思想家看来，祀神诗是用于事神灵、崇祖德。如，《周易·豫》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益稷》也说：“琴瑟以咏，祖考来格。”《礼记·乐记》亦云：“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这些言论，皆为祀神诗作出了颂神灵、扬祖德的内容规定。在此思想指导下创作的《诗经》三《颂》、《楚辞·九歌》、汉初《安世房中歌》，无不遵循这一准则。但武帝本着“思昭天地，内惟自新”的求新意识，在作《景星》时，不再以颂神灵、扬祖德为主，而是借颂瑞以自赞，借祀神祈民安，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整首诗，名为娱神，实为娱人。这样的内容，展露出一代雄主自信昂扬、胸怀阔大的非凡气度，不仅为以往祀神诗所未曾有，而且在后来的祀神诗中亦鲜见。
据郭茂倩《乐府诗集》，《郊祀歌》十九章中祀五帝的乐歌在汉以后得到继承，这类乐歌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郊祀乐中，皆有继作，但《景星》等借颂祥瑞表达现实关怀的歌诗则未有继轨。正因《景星》这类颂瑞诗在祀神诗中显得极特出，故往往不被理解并遭责难。如，《汉书·礼乐志》批评道：“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宋书·乐志》亦指责云：“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但这些批评，更能见出武帝《景星》等颂瑞诗在祀神诗内容上的创新之功。也正是《景星》这类内容独特的乐歌，更能展现出西汉盛世时期的思想文化深蕴。
其二，从体式上看，《景星》是《郊祀歌》中最早创作的杂言体诗，它大量使用七言句入诗，标志着汉代歌诗体式 发展 的新变。
武帝兴乐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中国 古代诗歌体式的发展。对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曾有论：“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指出了汉乐府杂言体诗是有别于《骚》《雅》体式的新制。可以说，汉乐府中的杂言体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由《诗》《骚》体向五言、七言体过渡的重要桥梁。今观《郊祀歌》十九章，有四首杂言体诗：《景星》、《天地》、《日出入》、《天门》。其中，《景星》作于元鼎四年，《天地》作于元鼎六年，《天门》作于元封二年，《日出入》作于太始三年(前94)。从时间上看，《景星》是《郊祀歌》中创作最早的一首杂言体诗。就今存 文献 看，《景星》杂用四言与七言句式，大量以七言句入诗，不仅为此前祀神诗所未曾有，在此前表现其它内容的诗中亦属新创格。因此，《景星》的出现，标志着汉武帝在祀神诗体式上的新开拓，也标志着中国诗歌发展到汉武帝 时代 ，为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情感表达需要所发生的新变。
从《景星》句式的具体运用看，全诗共二十四句，前十二句纯用四言，后十二句纯用七言，可谓传统与创新并存，古雅中有新变。诗歌开头历数景星等瑞星出现，意在说明国家“有道”，故获“汾雕出鼎”之瑞。这是以帝王口吻论证汉得天下和治国措施的合理性，因此，运用音节单一的四言体，加上严肃的说教，就使诗歌开头显得古雅凝重。这是对《诗经》雅、颂体的继承。但随着诗歌表现对象的变化，《景星》的句式运用也发生渐变。中间描写乐舞祀神，就逐渐由四言过渡到七言。在此，先总写乐舞祀神的场面：“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运用四言句式，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祀神的庄重虔诚。而“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以下，具体描绘琴瑟齐奏，女乐齐舞的乐舞场面，意在娱神求得护佑，此时若仍用呆板的四言句，就难以有效传达出娱神乐舞的繁盛摇曳，于是换用多音节的七言句来表达。可见随着歌诗的句式变化， 音乐 节拍从单一变得多样，乐舞场景也由沉静恭谨变得生动繁富，使原本庄严肃穆的神灵祭坛充满活泼欢快的人间情味。诗歌最后仍以七言写人神交感，由此祈福，充满浪漫情趣，把诗情推向高潮。整首诗的句式运用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使之既传达出祀神者的严肃虔诚，又避免了因诗歌冗长而带来的呆板弊病，从而获得了摇曳多姿的 艺术 效果。
应该说，《景星》突破《诗》《骚》体式而有创新，并非偶然。早在元朔元年(前128)，武帝宣称：“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认为天地之变成就了万物的“施化”与“畅茂”，唐虞殷周之变，促成了国运的长久。其“变”的原则，就是“据旧以鉴新”。这实际也提出了文学的新变问题。要求文学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创新，为现实政治服务，是武帝文学观念的一个突出特点。而《景星》用四、七杂言体这一新的诗歌形式为汉帝国颂瑞祈福，正是武帝尚新变的文学观念在其诗歌创作活动中的具体实践。这种尚新变的文学观念，不仅凭藉武帝的特殊作者身份，给整组《郊祀歌》的创作带来了直接 影响 ，而且沾溉后世，为后世七言体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
继《景星》之后，《郊祀歌》中先后出现了《天地》、《天门》、《日出入》等三首乐府文人创作的杂言体诗。其中，《天地》与《天门》都是四、七杂言：《天地》四言、七言并用，其中七言十三句；《天门》杂三、四、五言，其中七言八句。《日出入》为四、五、六、七言杂用。而对七言句式的大量使用，最能说明《郊祀歌》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萧涤非曾就此评道：“观《天地篇》云‘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此新音当兼指诗体，不专指音节，则是以七言为新造之格调，《郊祀歌》作者已自言之矣。”客观上说，《郊祀歌》杂言体诗的产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汉武帝《景星》对《郊祀歌》的示范性引导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正如赵敏俐先生所指出，《郊祀歌》十九章的杂言体诗“所占数量虽少，却更明显地体现了汉《郊祀歌》对先秦祀神诗的发展”。自《郊祀歌》之后，后世祀神诗虽因追求整齐划一而鲜有杂言体作品，但出现了不少七言诗。如，谢庄《宋明堂歌·歌赤帝》、谢胱《齐雩祭乐歌·歌赤帝》、庾信《周祀圆丘歌·昭夏》、《周祀五帝歌·赤帝云门舞》《黑帝云门舞》以及魏征等制作的《唐五郊乐章·舒和》，皆为七言体。这些七言祀神诗的产生，无疑与《景星》等《郊祀歌》杂言体诗大量运用七言句式的启发有关。另外，以七言为主的七言歌行体诗继作不断，如鲍照、卢照邻、崔颢、李白、高适等皆有此类作品传世。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景星》为代表的《郊祀歌》杂言体诗对七言句式的大量使用，为后世七言诗与七言歌行体诗的产生提供了宝贵艺术借鉴，在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史上应占有重要一席。
其三，从风格上看，以《景星》为代表的《郊祀歌》兼融前代祀神诗的古雅凝重与新声的轻快活泼，为呆板的祀神诗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景星》既有《雅》《颂》的古雅凝重、又有新声的轻快活泼，这种兼融的风格是先秦祀神诗未曾有过的。考察武帝之前的祀神诗，《诗经·周颂》以四言为主而颇有杂言，但其中的杂言句往往是与诗歌古雅肃穆的整体风格相配合，如，《维天之命》杂五、六言各一句：“文王之德之纯”，“骏惠我文王”；《烈文》杂五、六言各二句：“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百辟其刑之。于乎前王不忘”。这些杂言句，皆为弘扬祖德、训诫后世服务，极恭谨极严肃。《商颂·那》则有对乐舞场面的描写：“鞉鼓渊渊，嘈嘈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这段描写，隆重繁盛，但作者目的是以这些“既和且平”的乐舞娱说“烈祖”，故其呈现出的风格仍是虔诚恭谨的。汉初，受高祖好楚声的影响，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为楚声，其个别章节颇轻快浪漫，如，一章想象神降临享受祭乐：“神来宴娭，庶几是听。”二章写神受祭登天离去：“忽乘青玄，熙事备成。”颇具《楚辞·九歌》式的浪漫情趣。但因这组诗强调“孝”、“德”思想，故在总体风格上，如刘元城所云：“格韵高严，规模简古，骎骎乎商周之颂。”
歌颂祖国的古诗范文4
在诗歌被冷落的时代，郭日方的科学诗却异军突起，影响广泛，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郭曰方在诗歌创作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既是他几十年在科学艺术园地耕耘的收获，也是他多年来探索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重大突破。他的诗作紧扣时代脉搏，弘扬时代旋律，讴歌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是刻画科学家的光辉形象，颂扬科学家的高尚品格，揭示科学家的内心世界，展现科学家的人格魅力的科学文艺佳作。
《共和国科学家颂》由江西高校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是国内首部以诗歌形式集中歌颂科学家的作品，全书以歌颂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为主旨，积极传播热爱祖国、崇尚科学、献身科学的思想，在价值多元的当今社会，体现了强有力的导向作用。2008年11月，该书入围中国科协组织评选的建国以来“10部最受公众喜爱的科普作品”，2008年12月又获中国出版奖最高奖之一――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提名。
《共和国科学家颂》收录了郭日方近年创作的100首诗歌。这些诗歌艺术地再现了我国一大批著名科学家的精彩人生，饱含激情地描绘了李四光、茅以升、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童第周、陈景润、袁隆平、吴文俊、王选、钟南山等100位著名科学家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坎坷经历，记述了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祖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讴歌了科学家心系祖国、无私奉献、追求科学、向往真理、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科学精神和高贵人格，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嫦娥1号”成功发射在内的共和国科技发展历程，在科学家与广大读者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共和国科学家颂》站在时代的高度、以豪迈的激情、浓烈的诗句，展示了中国人民实现科教兴国、振兴中华的坚定信念。书中100位科学家的崇高形象，构成了一幅时代英雄群体的画图、一部新中国科学发展史的剪影。诗篇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有着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诗歌评论家认为，这些诗歌是带有史诗性质的讴歌科学历程、科技人物和科学精神的黄钟大吕，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与文学的结合。
我花了整整一个通宵的时间读完郭日方先生的诗集《共和国科学家颂》，其间数次流下了泪水。诚如郑培明先生在序言《里程碑式的收获》中所云：“诗集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有着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我觉得，对于广大的中学生来说，这本装帧精美的科学诗集至少有以下几点意义。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古往今来，大凡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都是和自己的祖国息息相关的。只有时刻扎根于民族土壤的人，才会长成参天大树，因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你依然突破千难万险／回到祖国母亲的身边”。诗集所歌颂的这些院士科学家中，又有几个不是属于这种情况的呢?!童第周、曾呈奎、钱学森、赵忠尧……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科学家离不开自己的祖国。
我们要从小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并在成长过程中时刻记住把这种精神付诸实际行动，让爱国主义的传统永葆青春。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只要用一位院士科学家的活生生的事例，就胜过了书本上的千言万语。
二、人格理想定位的指南针
邓小平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放松了政治思想的教育。”青少年学生的人格理想都还没有定型，可塑性很强。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孟母三迁的典故便是极好的证明。尤其是在当下的教育改革新形势下，如何准确定位人格理想，更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
现在的青少年大多数属于独生子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小养成了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不良习惯，自私自利，不知道关心他人。特别是在理想愿景和现实生活发生错位的情况下，他们在很多时候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做出妥善的处理。而是常常表现出极端的言行，给社会和他人带来危害，给家庭和自己带来痛悔。
在郭曰方这本诗集中，在这些可以称之为民族脊梁的科学院士、科学家身上，我们能得到启迪，找到钥匙，采撷到一束束希望和光明。王志均先生“做事、做学问、做人”的信条；魏寿昆先生“严谨、谦和、实事求是”的座右铭；程开甲先生“悄悄藏进青藏高原”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留给我们的，真的是一本“千秋万代，都无法读完的大书啊”。
三、诗歌样式蜕变的新尝试
这是一个传统观念被颠覆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精神世界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扭曲。体现在文化生活方面，诗歌成了一种奢侈品，人们更喜欢“快餐式”消费，永恒被解构，精品被束之高阁，“诗言志”的传统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
曾经有人这样戏言：现在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还要多。此风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谁还能够保持住对诗歌的那一种敬畏?郭日方给了这种风气一个有力的回击，诗歌正在某种程度上被拯救。郭曰方的科学诗被许多大学生所喜爱，也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到宋词，从天安门诗抄到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运动，从诗歌的式微到科学诗的崛起，我们五千年的诗歌精神有了复兴的可能。
歌颂祖国的古诗范文5
1 利用诗歌教学，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诗歌音韵和谐，内涵极为丰寓，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最佳媒介之一。我们知道，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生和生命的探索和理解。在诗歌创作中，一个人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对题材、意象的选择和喜好，或是他在诗作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情趣。可以说都是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外现。因此，适时的、有针对性的通过诗歌这一载体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是诗歌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在教学中应把诗歌诵读和写作作为培养学生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的重要步骤，让学生在吟诵中熏染，在吟诵中感悟，在吟诵中积淀、升华。让他们在吟咏中感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爱国本色；感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感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矿达和真挚；感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惊喜和期盼；感受“兴，面姓苦，亡，百姓苦”的沉重和悲哀；感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美和雄奇；感受“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的懊悔和理智；感受《卖炭翁》中劳动人民的艰辛和疾苦……总之，通过诗歌教学让学生认识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生的喜怒哀乐，提高他们感悟生活的能力，铸就他们百折不挠的意志，帮助他们形成爱国、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精神气质，从而达到加强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
2 利用诗歌教学，唤起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爱国主义教育既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所在。也是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核心所在。而诗歌的“教化”功能，可以说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戊轮台”、“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先锋”、“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这些流传千古的诗歌名篇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作者忘身报国的高尚情操，更重要的是激荡在我们心中的澎湃汹涌的爱国主义情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把诗歌教学和爱围主义教育结合起来，用诗教这一简练、明快的独有活动形式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增强他们热爱祖国、建设祖周、保卫祖国的信心和决心。
3 利用诗歌教学，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中学阶段是学生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趋向成熟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的教育中，应始终渗透着美育成分。新世纪语文课程标准也首次彰显了中学语文课程注重审美的基本理念。和其他学科相比较，语文学科的独特与唯一体现在它与艺术的接壤和交融上。而艺术的第一特质即是审美特质。那么，语文教学理所当然就应开辟出一片美的天地，在这片天地中，诗歌鉴赏应该是其中最明媚的一处风景。当“大漠孤烟烟，长河落日圆”珠矶般的语言在唇齿间萦回的时候，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无限风光在眼前若隐若功的时候，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节奏在耳铿锵回响的时候，我们无法否认，其极富艺术美感的语言会让学生获得难以言传的审美体验。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学生似乎更热衷于时尚、娱乐新闻、球赛胜负、明星私人生活；热衷于流行音乐、网络游戏；热衷于诸如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而对中华民族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却不屑一顾。正是缘于这样的现状。我们更应该通过语文教学特别是诗歌教学来让学生接受高层次、高品位的文化熏陶，让他们充分领略我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和中国古典诗歌中体现的生活美、自然美、艺术美，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4 利用诗歌教学，增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编入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歌数量之。题材之广，作家之事，前所未有。从《诗经》到《离骚》，从汉乐府到新乐府，从“建安七子”到“初唐四杰”，从陶渊明到王维、孟浩然，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欧阳修、“三苏”、王安石，还有陆游、辛弃疾、李清照……基本上展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全貌。而且所选作品都是千古绝唱，读后让人不禁击节叫好，拍案叫绝!其富有美感的语言，其抑场顿挫的节拍，其寓含哲理的佳句，其色彩明朗的画面，其发人深省的人生感悟，其直冲云霄的万丈豪情，其乐观旷达的博襟……无不折射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无穷魅力。因此，我们在诗歌教学中要有意识引导学生认识到学习诗歌并不仅限于熟读成诵，更重要的是要领略其中的人文性，感受诗歌作为语文教学中央一片天地的无穷奥妙，引导他们进入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美的世界，从而达到增舔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的目的。
5 利用诗歌教学，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歌颂祖国的古诗范文6
关键词：诗歌 配乐 朗诵 钢琴曲
一、不同风格类型的诗歌的特点与钢琴配乐概述
1.不同类型的诗歌与钢琴曲分类之间的联系
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发源于欧洲，从第一台钢琴的问世到现在已经有300余年的历史了，钢琴作品也各具各个时期时期的音乐特点。诗歌的种类也是丰富多样的，古今中外，各有特色。所以各种类型或者各个时期的钢琴曲都有与之相配的风格类型的诗歌，比如浪漫主义时期音乐都带有较强的抒情性，这个时期的音乐作品所呈现的总体风格就与抒情类型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基调很符合，一样重视个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所以我们可以选用这个时期的钢琴音乐为抒情诗进行配乐。
2.古诗词的特性和钢琴曲配乐
古诗词是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表达方式。古诗词因为押韵，它的朗诵讲究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而不同类型的古诗词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也需要根据诗词类型的不同、处理方式的不同为它进行不同的相关的钢琴曲的配乐，譬如高适的《别董大》，虽然是送别但这诗中却没有凄凉的氛围，而是一种豪迈的态度，所以我们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基调应该是深情高亢的，以一种洒脱，高亢，爽朗的语调朗诵出来。这时我们的钢琴曲配乐就应该选择曲风明亮，较为大气的钢琴曲与之相配。
3.现代诗歌的特性和钢琴曲配乐
现代诗歌可以大致分为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现代诗歌。我们朗诵时，根据各种诗歌的特性要深入了解它的意境，所要表达的情感，因境抒情，把握好诗歌的朗诵节奏。而现代诗歌的朗诵配乐就选择范围很广了，我们只需要了解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基调与意境，为其选择合适风格的钢琴曲就可以了，比如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年老时》，全诗呈现了一副凄凉孤独的晚景图像，表达了被诗人所爱的温暖，却无奈错过此真爱的凄凉晚景，这首诗歌我们在配乐时就可以用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曲来配，如李斯特的钢琴夜曲《爱之梦》。
4.不同风格的诗歌的特性和钢琴曲配乐
不同风格的诗歌具有不同的特性。诗歌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歌颂祖国的。这类型的诗歌我们就应该配一些较为热烈深情、大气磅礴的钢琴曲，才能衬托出对祖国的那种深厚情感，比如肖邦的《波兰舞曲》，也是描写了对他的民族的无限的热爱之情。二、亲情乡情的。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类型的诗歌适合用旋律舒缓深情，带有抒情意味的钢琴曲去进行配乐，如中国钢琴曲《平湖秋月》，这首作品悠扬、宽阔，优美，音色干净、如歌，旋律声部的进行很突出，给人以很高的思想意境。三、爱心心情的。如席慕容的《初相遇》，这种表达爱情心情类的诗歌可以选择班得瑞的《童年》去配乐，这首钢琴曲好像回溯到孩提时代那段无忧无虑的甜蜜时刻，优美动人。四、自然诗意的。如陶渊明《饮酒》组诗中的第三首，这首诗歌描写了诗人当时隐居深山的生活环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而这类型的诗歌很适合用印象主义时期的钢琴曲去配乐朗诵，如德彪西的《水中倒影》，这首钢琴曲曲风轻快、空寂、悠长，富有无穷的回味与幻想，很适合描写大自然的诗歌。
二、诗歌配乐的一般步骤
在诗歌朗诵中，背景音乐的地位仅次于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声音的构成元素。我们以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为例，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爱国诗歌，我们可以选用钢琴曲《黄河颂》来进行配乐，《黄河颂》是一首歌颂黄河的作品，整个曲子深情而又气势磅礴，与《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情感基调十分统一。诗歌的第一部分前两句朗诵的沉而缓，钢琴曲《黄河颂》以弱起为开始，慢慢转强，然后在第三、五个小节又有4拍的长音，刚好适合排比句中间的换气，以及感情的酝酿。第二部分从“我是贫困….”开始是低沉缓慢的，如泣如诉，后两部分是高亢迅疾的，热烈奔放。钢琴曲从第16小节开始就进入了高亢激昂的部分，但这部分更适合用在诗歌的第三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在弹完第11小节重新反复一遍。然后从第11小节的“sol”到第十六小节做为诗歌的间奏，酝酿情感。诗歌的第三、四部分是从“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开始，朗诵者的情感也应该升华，用较为热烈蓬勃的情感去朗诵，我们在第16小节的最后一个二八节奏型弹奏的同时开始朗诵诗歌的后两个部分，钢琴曲节奏型开始变得密集，右手旋律部分多采用柱式和弦，使曲子听起来更加辉煌、激昂。诗歌和钢琴曲同时开始向高潮推进，情感越来越强烈，语速加快，直到钢琴曲的第28小节弹奏结束，诗歌的“你的自由”这一句也朗诵结束，然后朗诵和钢琴曲全部停下来。
三、诗歌朗诵中钢琴曲配乐应注意的两个方面
1.诗歌的结构与配乐的关系
一首完整的诗歌，其构成一定包含不同的层次，不可能情感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表达，有些会由起、承、转、合这样的结构构成，这时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位置选择合适的音乐，有些诗歌不能原封不动的就用一首钢琴曲来进行配乐，否则诗歌的朗诵就没有一种被推向高潮的感觉，就使情感方面逊色了很多，也会显得不够丰富，没有层次感。
2.关于钢琴曲配乐的演奏
为诗歌进行钢琴曲配乐，必须要与朗诵者相辅相成，不能一味的表现自己，喧宾夺主，体会朗诵者朗诵时的心境，了解朗诵者对诗歌的处理，配合朗诵者朗诵时的抑扬顿挫，以及呼吸，以及中途停顿时的情感酝酿，随时调整演奏的速度、力度和音色，以用最合适的方式进行演奏。
文字，语言，音乐，是诗歌朗诵的配乐中的三大主题，诗歌是文字的堆积，每个字都表达了诗歌想要传达的思想情感，而朗诵是在对这些文字的理解与感受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再创作，至于钢琴曲伴奏则是为了渲染情感而产生的，为诗歌朗诵进行合适的配乐，并且配合朗诵者的朗诵技巧去处理钢琴曲的配合。以使诗歌，朗诵，钢琴曲配乐在最后达到合为一体的效果，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展现出诗歌朗诵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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