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范文1
【关键词】河洛文化；郑州；玉仙圣母崇拜；文化图腾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245-02
全面融入“一带一路”是推动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其中“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玉仙圣母是河洛地区民间传说中将养蚕缫丝制衣的技术（以下简称蚕绩）传给人间的仙女。因此理清玉仙圣母的相关问题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是非常必要和极具意义的。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指起源于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开封，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属郑州市的巩义、上街、荥阳、新密四地，无疑属于重要的河洛文化区域。近年来河洛文化研究是炙手可热，有大量的专著、课题和，这些研究极具价值，但缺点在于河洛文化与华夏文化交叉性强，河洛文化本身的特色不够突出，尤其是对于地域性的文化图腾研究还极为欠缺。本文致力于寻找河洛文化中地域特色神话人物崇拜――玉仙圣母崇拜，从而发现独具地域特色价值的文化图腾。
一、四地存在独具特色的对玉仙圣母的崇拜
巩义市、上街区、荥阳市、新密市（以下简称为四地）四个城市在地理上接壤，方圆数百里。黄河和伊洛河贯穿四地而过，巩义市南河渡地区为河洛汇流处，相传河图洛书便出于此处，所以四地同属河洛文化地区。其中上街区在历史上也曾属于汜水县，后为荥阳市的峡窝镇，2004年成为郑州市的上街区。巩义市则在历史上称巩县，原属郑州市，2011年巩义市改为河南省省直辖市。巩义市、荥阳市、新密市又曾属或现属郑州市，所以从文化意义上四地皆属郑州市文化圈。纵观四地的民俗、人文景观和民间传说，一个特色鲜明地呈现出来，那就是对神话人物玉仙圣母的崇拜。
这首先表现在四地存在大量的纪念玉仙圣母的宫观庙宇。比如，巩义浮戏山有玉仙圣母庙；上街区的柏庙村、石嘴村、白杨村和五云山顶建有玉仙圣母庙；荥阳市的城关乡大庙村等地也建有玉仙圣母庙；新密市的米村有玉仙圣母祠、牛店村有玉仙观，北召村有玉仙行宫等。这些奉祀玉仙圣母的庙宇以浮戏山为中心，绵延方圆数十公里，几乎每村都有，多达数十处。
其次，四地的大量地名与玉仙圣母有关。如巩义有玉仙河，浮戏山得名于玉仙与龙王三太子的爱情，小龙池是玉仙孩子小龙的水穴，老庙村得名于秦代便有的玉仙圣母庙。荥阳市的织锦台是玉仙织锦处，天机洞是玉仙安织机的地方，玉仙山是玉仙教百姓织锦的地方，峰是玉仙的双乳所化，天锦石上刻有玉仙赐予人间的锦缎图案，等等。
再次，至今在四地民俗中对玉仙圣母的崇拜非常突出。比如每年的三月份玉仙圣母的生日，四地都要举办盛大的庙会，以巩义市浮戏山老庙为中心，辐射巩义、登封、新密、荥阳以及黄河北岸的温县、焦作，持续10天之久，热闹非凡。同时三月又有拍手节。每年三月三为古时候的上巳节，妇女在这天清理卫生，浮戏山玉仙河畔的女子会在这天带着衣物到玉仙河洗涤，引来许多男子观看，眉目传情，有意者到夜晚拍手为号，进行联络。这一天便演变成了“情人节”，到今天，男女青年依然会在节日里游春踏青、跳舞唱歌，寻找意中人。荥阳市的民俗中还有喝“玉仙酒”的传统。在当地有这样一个特别的风俗：喝酒先敬神。打了酒，先恭恭敬敬地摆上神案，叩头烧香祷告保佑，斟三杯敬祭神座前，敬了玉仙娘娘，剩下的酒沾了“仙气儿”，再拿回去，全家人分着喝了，据说对身体特别好。当地还流传着“玉仙酒，都得喝，喝了仙酒好处多。男人喝了长筋骨，女人喝了赛嫦娥”的说法；当地还有个说法是山窝里，一般是不让妇女喝酒，但是她们可以喝“玉仙酒”，因为当地人认为，喝了玉仙酒，没儿子的会添儿子；有儿子的，会再多生几个。
最后，四地的民间传说中也有大量的关于玉仙圣母的故事，仅见诸于《巩义民间故事集》和《荥阳民间故事》的，便有近三十篇。这些故事，大部分以玉仙圣母为主角，余下的是神魔鬼怪、凡人奇遇、向善度化等类型，故事涉及到玉仙圣母。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四地民间对于玉仙圣母的信仰是极盛的。
对玉仙圣母的崇拜是四地所独有的现象，四地在地理上接壤，以浮戏山为中心，方圆几十公里，在河南其他地域未见有对玉仙圣母的崇拜，可以说这一现象极具地方特色，值得注意和研究。
玉仙圣母是不是两地的文化图腾呢？图腾文化，就是由图腾观念衍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也就是人们把图腾当做亲属、祖先或保护神之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图腾的崇敬而创造的各种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玉仙圣母就是四地的保护神，是不可不扣的文化图腾。
二、玉仙圣母的形象特征
从河洛地区大量流传的关于玉仙圣母的传说与民间故事，可以概括出玉仙圣母的形象特征，在这一女性神身上，拥有大量美德，包括劳动人民美德、女性美德、神性美德等几方面，此外，玉仙圣母还富有民间女子丰沛的野性和活力。
玉仙圣母身上所具有的劳动人民的美德是最突出的。她热爱劳动、聪明灵巧、坚韧不拔、勤于思考，善于在生产生活中发明创造。她在生产中发现了蚕茧可以抽丝，便想到了用它可以做衣服，苦苦思索方法，看到蜘蛛结网得到了启发，终于发明了缫丝织纱织布做衣服的方法，并把它无私传给了人们，使得人们有了衣服穿，告别了树皮、兽皮裹身。玉仙圣母之所以在民间深受人民爱戴，主要是在她身上凝结了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
作为女性神，玉仙圣母身上还具有充分的女性美德。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又善良纯真，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辅佐丈夫，善良友好地对待他人。黄帝爱上玉仙，有一点很重要，便是看上了她的心灵手巧会蚕技，娶她为妻可将这一技术带给自己的子民，玉仙也很愿意，婚后尽心这样做。后来黄帝在玉仙建议和帮助下向神仙广成子学习，学到了很多真学问，造福了百姓。这些故事里的玉仙富有劳动人民勤劳能干的美德和做为妻子贤惠助夫的美德。
玉仙圣母成为被崇拜的神之后，在她身上的神性美德也多了，她惩恶扬善、救苦救难、富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比如，传说她成为神仙之后，看到民间大旱于心不忍，于是忍痛将自己的双乳割下用于救助人民。在当地还流传着不少某人因孝行或者善行被玉仙圣母度化成仙，或者某人因恶行得到了玉仙圣母惩罚的故事。
在民间传说中，玉仙圣母是多面的，除了神仙的端庄严肃，她还散发着民间女子的野性与活力，她敢爱敢恨，敢于追求自我欲望，多谋机智。比如关于浮戏山的传说中，此山就得名于她与龙王三太子的爱情，她爱上了三太子，与他拍手为号浪漫定情，还生下了爱情的结晶――一只小龙。而在其他的民间传说中，她伶俐地与她的师兄太上老君抢夺宝地，还机智地要求师兄为自己留下一把虫（蚕）、一把黑面（煤），用于造福当地百姓。
玉仙圣母的这些美德在当今社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在传统社会，玉仙圣母身上的劳动人民美德、神性美德更受信众尊崇。而在当今社会，她的女性美德、野性与活力又符合人们的价值观。
三、玉仙圣母的文化意义
确立了玉仙圣母的地域文化图腾地位，对于河洛文化就具有了突出特色的意义，其在道教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文化产品等方面更是具有充分的价值。
首先玉仙圣母作为地方文化图腾，是地方独有的，极具特色性，可以为中原文化、河洛文化的特色化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追求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一个文化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才能立足和发展，而玉仙圣母的形象特征容纳了传统性和现代性，在追求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今天，非常符合现代人的文化诉求。所以我们极有必要将玉仙圣母形象开发利用起来。
其次，四地的玉仙圣母崇拜为母系图腾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实例。玉仙圣母为女性神，在四地的崇拜最盛，相反男性神的影响非常微弱，这表明母系社会对母性神的崇拜在当地有着极为可贵的保留。同时这也为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因为玉仙圣母属于有文字之前的上古文化序列中，处于中华文明的发源期。而对玉仙圣母的崇拜一直绵延至今，也充分说明河洛文化的文化传承具有可贵的持续性。
最后，四地对玉仙圣母的崇拜还具有实用价值。有关她的建筑遗迹可用于地方旅游产品开发，包括风景名胜旅游、民俗旅游等。而她的形象和传说可用于文化产品开发，广泛适用于相关的图书、绘画、动漫、工艺品、文学、影视作品等文化艺术门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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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范文2
“河图洛书”与古人治水
究竟该如何分析、认识“河图洛书”呢？周文顺、徐宁生两位先生主编的《河洛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河图洛书”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是以文字写成；二是一部治国经典；三是夏代河洛地区的产物；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山文献（参见《河洛文化》第7页）。而笔者认为，“河图洛书”应是与古人治水紧密相关的，并传达了大量的古人治水信息。要说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开山文献的话，首先应该是水文化。也可以说，“河图洛书”是水文化的最早起源。
这首先得从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次大的自然灾害说起。研究自然史的学者已经证明，4000年前有过一次自然灾害集中爆发的异常期。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间，持续严寒、特大地震、百年不遇水灾旱灾频频发生（这次自然灾害异常期被史学界称为夏禹宇宙期）。其中，水患灾害最为严重。“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舜禹之际“日妖霄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呼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这些都是在口耳相传的上古神话中对这一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描述。因此，在当时治理水患就成了部族首领和部落联盟的第一要务，也就有了共工、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
大禹因成功治理水患，而被后人广为传诵。遍阅历代经史典籍，谈到“河图洛书”之产生，几乎均与大禹相关。如《竹书纪年》记载：“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这是说禹执掌天下，是在舜设坛沉壁祭天之后，河图传达的天命。还说：“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退入于渊。治水既毕天赐元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至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这一段话，除反映君权天授外，值得注意的是提到河图是言治水之事，提到的洛书（龟书）是洪范，而洪范是治国的大法。显然，在这些中国古文化最权威的经典看来，“河图洛书”应是远古东方庄严而崇高的法典，是华夏传说中祥瑞而神秘的圣经。另外，《春秋运斗枢》言及黄河出图，在场者有帝舜及大司空禹；《尚书》称“天乃赐禹洪范九畴”；汉代孔安国称：“天癸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第之，以成九类常道”；《广物博志》亦述及“禹授河图”之事。“河图洛书”的产生与大禹相关”，这一说法又与“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述形成了强有力的呼应。可见，“河图洛书”是与古人治水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大禹治水。
其次，“河图洛书”最早诞生于河、洛两条河流，也同样说明了它与水的密切关系。“河出图，洛出书”，明确地告诉我们黄河、洛河与“河图洛书”的关系。始于远古时代，“河图洛书”作为传授“天命”的重要方式，为什么会与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如前所述，它源于当时严重的洪患灾害。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长期与洪患灾害抗争。在原始社会，人们过着渔猎、游牧的生活，“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以逃避洪水。到了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有了农业，有了一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需要保护，采取了“潺”和“堙”，防止洪水入侵，即以挡水的办法来防止洪水灾害。到了尧舜以后，大禹首先使用了“疏”和“分”的方法，即以宣泄减免水患。另外，也说明了河洛地区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专家已经证实，夏禹宇宙期后，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部族逐渐向黄河流域集中，河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史记》语），即从夏、商、周三代皆建基于此。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人们祈求上苍保佑，天赐祥瑞，河、洛安澜，“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在这里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沉壁祭天”，“河出图，洛出书”为什么会发生在“洛”？“洛”之名最早见于先秦文献，是传说中黄帝“修坛沉壁”的地方（《水经注异闻录》载，“黄帝东巡过洛，修坛沉壁，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舜、禹、汤等也都在此举行祭天仪式，并接受“河图洛书”。《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东过洛，至于大邳”。“洛”位于巩义市境内的黄河、洛河交汇处。那么，这个地方在远古时期为什么会像秦以后泰山那样引起古人和古代帝王的高度重视呢？这与当时“洛”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河、洛交汇后在这一带发生的河势变化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是“洛”周围早在远古时期便是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裴李岗遗址、仰韶遗址、龙山遗址以及夏商周各代遗址等都是在这一带周围挖掘发现的。发展到中古时代，这里曾一度是政治、军事战略要地，也是水运交通的枢纽。洛口仓、洛口屯、洛口城、洛口驿等，都先后出现在这里。可见“洛”的重要历史地位；二是，“洛”在古代还曾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如，《尚书・夏书》中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作五子之歌”。太极图、河图、洛书、八卦等这几项享誉中外古今的传统文化，也都与“洛”有关。有人认为太极图虽然含有深奥的哲理，但它的图像是来源于自然界，是受河、洛在“洛”两水相撞，形成漩涡，清浊分明的启发而构思出来的。邙山上“伏羲画卦台”的存在，更有力地证明了八卦的产生也始于“洛”；三是与“洛”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水情有关。据专家考证，远古时期，黄河、洛河交汇的地方有着广袤的水面，特别是在汛期。从华阴、砥柱一泻东下的黄河，在这里南纳入伊洛河水，北接入济水、沁河后，忽被横亘在面前的大邳山阻挡。于是，湍悍之水涡漩，抬升而形成巨大、宽广的水面。这种情况到东汉时仍未有多大的改变。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河堤谒者山阳东缗司马登曾有详细的记述：“伊洛合注大河，南则缘山，东过大邳，弥原淹野，蚁孔之变，害起不测。盖自姬氏之所常戚，昔崇鲧所不能治也。”因此，才有了河溢而出的荥泽，以及下游平原严重的洪涝灾害。而大邳山也因自然决溢和历代的人力开凿引水，由初始的腰斩，到逐步陷落泯灭，不见山形。（见《黄河史志资料》1995年第2期，王法星撰写的《河洛及其右山的历史变迁》）
独特的地理位置，特有的河势变化和人文环境，引起了古人的极大兴趣和密切关注。因此，也就成为人们祈盼天降祥瑞、河清海晏的朝圣之地。“善治国者，必先治水”（管仲语）。抗争自然，顺应民意，解除洪涝灾害，是历代帝王治国兴邦的头等大事。远古时期，由于洪涝灾害特别严重，他们投入的精力更多，大禹治水就是明显一例。因此，也就有了“沉壁祭天”、“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洛”作为这一神话传说的诞生地，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第四，“河图”、“洛书”传达了古人什么样的治水信息。“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是讲大禹受“天命”而治水的事。大禹成功地治理水患，既是上天的安排，也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三过其门而不入”。因此，他也就成了人们永远敬仰的英雄。另外，在《尚书・顾命》篇中将其与“大玉、夷玉、天球”等并列，似乎“河图”、“洛书”应该是玉类宝器，故元朝人俞琰的《周易集说・系辞》中推测“河图”是刻有文字的宝器，南宋人薛季宣的《河图洛书辨》中推测“洛书”是古地图，“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类似《禹贡》、《山海经》一类的图书。到了现代，更有人把“河图”、“洛书”推测为我国游牧时代的气候图和罗盘。但深究起来，“地图”说更为可信。远古时期，人类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居所不定是其最大特点，长途跋涉在所难免。在和大自然的抗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地图的重要性，地图成了人们战胜自然，获得生存的重要工具。当然，地图也被首领和古代帝王视为神授之物，拥有了它，也就拥有了一切。另外，地图在与洪涝灾害和军事的抗争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山川、河流是大自然中重要的地貌特征，只有认识它、了解它、把握它，才有可能战胜它。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了解、掌握地理、地貌特征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从千百年来地图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军事等方面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就不难看出。
然而，在众多的文献记载中，“河图”、“洛书”为什么又成为代表神意，是“圣人”得到“天命”的征兆，相当于符命一类的东西了呢？“凤鸟不至，河图不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等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符命又是什么呢？它是被歪曲了的自然现象。如果我们剥去它的宗教神话外衣，便显现出一个核心观念：文化起源于人类模仿自然。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河图、洛书、八卦，都是初民图绘自然界物象，用以说明事理的，现在虽然所绘的物象已不可见，但在传说中还保留着这个图绘记事的面影。”（杜学知《河图洛书八卦与图绘记事》，载《大陆》杂志8卷2期）这是一个合理的见解。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河图洛书”的出现与古人治水的密切关系。因此，如果说它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话，它首先应该是水文化。水文化起源于“河图洛书”，后人在治水中所创造的灿烂文化都是这一现象的继续和延伸。
古代水文化在治黄中的应用与发展
传说，往往是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河图洛书”也不例外。深入研究“河图洛书”及与此伴生的古代水文化，可以看到它对后人治黄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大禹治水的精神，始终是后人治黄、战胜严重的黄河洪水灾害的动力和源泉。
我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中华民族的治水传统与华夏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众多统治者高度重视水利工作，是与古代水文化所具有的这一重要特征分不开的。春秋战国时期大政治家管仲曾讲：“善治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即水、旱、风雾雹霜、瘟疫和虫灾）。“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他第一次把治水列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尔后，历朝历代每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无不以治水为重。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清朝的康熙、乾隆，都把水利作为施政的重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也无不得力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则天下兴，已为世人所共识。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必酿成天下大乱，以致改朝换代。黄河，曾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更是备受关注。重视水利，无不把黄河的除害兴利放在首位。人民治黄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治黄工作，取得了人民治黄以来伏秋大汛岁岁安澜的巨大成绩。
河洛文化范文3
【关键词】人地关系；龙山文化晚期；河洛地区
1.气候因素对洪水的影响
1.1气候与洪水产生
距今5000到2000年之前，地球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阶段，地表平均温度较高，在此阶段，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都出现了相应的文明，而在此之后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降温事件。这次大降温对古文明产生了巨大打击，古埃及、美索不达比亚古文明，古印度，古希腊都因此产生了衰落，中国对于此次降温也有相关记载，《竹书纪年》中有“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的记载。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贵州董哥洞，湖南莲花洞，湖北神农架山宝洞，辽宁本溪水洞的石笋记录都显示这个时间段有一个弱季风期。[1]很多其他古气候证据也都说明这个时间有一次大的气候变化。
降温影响的不仅仅是温度，还有季风环流。按照现代季风理论进行推测，降温导致了东亚夏季风强度减弱，季风北界南移，导致黄河和珠江流域江水减少，同时黄淮和长江流域降水增加，呈现南北旱，中间涝的格局。黄淮长江流域受季风影响，雨量增多并集中在夏季，势必形成洪水。因此可以推测，居住在河洛地区的原始居民曾经历频繁的洪水灾害。
1.2气候与洪水治理
尧之时，浩浩荡荡的洪水包围了山岭，淹没了平原和庄稼，人们居无定所，深受其害，面对洪水肆虐，尧在四岳的推荐下先后任用了鲧和禹治水，并取得了成功治水的成功，气候好转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前文提到的降温事件过后，气候随之复苏，时间上降温事件的结束时间恰好对应于夏朝的始建时期，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得益于气候的好转。一般认为从暖期向冷期的气候转变往往是相对缓慢、逐渐的， 而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则是快速的、突变的， 一旦气候好转， 气候带北移， 季风降雨正常化， 植被恢复。洪灾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2]。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 先民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 相反由于饱受洪水灾害， 先民可能更注重结果。大禹是当时的部落首领， 领导他们治水， 将功劳归功于他自然比较合情合理。这可能是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2.地理因素对河洛文化发展的影响
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 河洛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历史上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古有“居天下之中”的 说法。河洛地区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而该文化的繁荣兴盛与衰落，与地理环境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原地区，尤其是以嵩山南北为中心的颍河上游和伊洛河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中原地区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交汇，冲突，杂居和融合同化的重要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原地区有条件从周边文化中汲取营养，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从地势、地貌上来看，中原地区可以划分成三个地理单元，西部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南院，中部豫西地区处于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东部为广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4]
中原地区位于北温带，大致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范围内，呈现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冬季受高空西风环流控制，天气晴朗，寒冷干燥少风雪。夏季季风盛行，从太平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冷空气相遇，形成多雨季节。雨热同季，足以满足两季作物生长的需要。
此外，中原地区水系发达，河湖众多，除黄河外，还有许多重要河流分布其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利交通网络。黄河水系作为先民重要的水源，不仅可提供饮水之需，也为早起农业灌溉提供了便利。
中原地区大多呈黄土分布，适于粟作农业的生存和发展。黄土可以把下层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便于原始住民开垦土地，又便于农作物的浅种直播。中原地区大面积的黄土分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自然条件。[5]
居中的地理位置，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适宜的气候水文条件以及大面积的黄土分布，构成了中原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和夏文明的兴盛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地理因素对夏朝发展的影响
3.1地理环境与夏朝建立的关系
大禹治水成功，对于国家的形成，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河洛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于早期国家形成来说也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影响因素。
首先，河洛地区的环境最适宜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河洛地区近似于西亚地区的新月形地带，温暖湿润的气候、星罗棋布的河汊湖泊，肥沃疏松的黄土地以及处于亚热带边沿的生物地理特征，既有益于聚落的发展，又有利于农业的产生。
其次，地理环境是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尽管河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在古文化的发展上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但因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其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况且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的自然条件，只存于黄土层地带。河洛地区的远古居民，正是仰仗大自然的优厚赐予，仅利用木石农具从事农业生产，获得一定的剩余产品，才能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6]。
3.2气候变迁与夏朝衰亡的关系
大量学者的研究和历史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逐渐转为干旱，夏王朝建立以后，这种干旱化趋势似乎一直在延续，直到夏代末年，气候的干旱化加剧，甚至出现了“伊、洛竭”的情况。夏末气候干旱化加剧，引起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不聊生，再加上夏代晚期诸王昏庸腐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下面是一些详细分析：
第一，随着气候干旱化加剧，人们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王朝的经济基础有所动摇。气候的干旱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人们深受其害。自古以来，农业的丰歉都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夏末旱灾造成的农业凋敝，直接动摇了夏王朝的经济基础。
第二，气候恶化的情况下，统治者本应体恤民情，励精图治，而夏代后期的几个王，要么昏庸无能，要么荒淫暴虐，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夏王朝岌岌可危。
第三，气候变迁引起商人南下，为商灭夏提供了有利契机。
第四，面对大旱，相较于夏桀的荒淫暴政，商汤却能以德服人，“以宽治民而除其邪”，人们纷纷弃夏奔商，夏王朝的灭亡成为历史必然。[7]
综上所述，大量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干旱化趋势不断加大，夏末河洛地区气候干旱化加剧，随着气候的逐渐恶化，人们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朝的经济基础随之动摇，再加上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最终导致了夏朝的灭亡。
4.结束语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诞生基点，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研究这段文化中包含的人地关系，对于我们现今社会的未来发展，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从历史遗产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利的思想和方法，致力于建设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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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范文4
在群星璀璨的区域文化中，河洛文化无疑是其中一个耀眼的明星。与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河洛文化有何特点?又如何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对本报记者的提问进行了一一解答。
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河洛文化的范围涵盖哪些地方?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河洛文化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位置?刘庆柱：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区域文化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河洛地区以今洛阳为中心，地理范围包括今豫西、晋南一带。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属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根文化。所谓核心区域文化，就是影响整个国家的文化;所谓根文化，就是国家的文化之根。在河洛地区南部山区一带，近年来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存，这些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豫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之前，在当今中国地理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史前区域文化。庙底沟文化(即庙底沟类型)孕育出河南龙山文化，继之又在庙底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及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被学术界认为是夏商王朝的都城遗址。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古代都城所在地是古代国家的中心地区，上述夏商王朝的古代都城遗址充分证实了其所在地河洛地区是夏商(早期)王朝的中心地区。从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夏王朝早期都城遗址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到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说明夏文化源于河南龙山文化，而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夏文化的主要历史平台就在河洛地区。如果说庙底沟文化在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化，那么华夏文化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则在河洛地区夏商都城遗址得到考古发现的科学佐证。从三代的华夏文化，到汉唐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河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伴随着函谷关从灵宝东移至新安，促进了汉唐时代河洛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一体化，使汉唐两京成为汉唐盛世的中心。汉唐时代河洛地区的古代都城、帝王陵墓、礼制建筑与宗教遗存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核心作用。
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历史上的很多都城诞生在河洛地区，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对我国古代都城建制的影响?刘庆柱：从中国古都发展史看，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二里头宫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奠定了此后三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朝都城布局形制的基本文化基因，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都城以宫城为核心的布局，宫城之中宫殿与宗庙的二元格局，宫庙政治性建筑的一门三道与一门四塾规制。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中最早的择中而立的典型，它们确立的范式一直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城之宫城所延续。作为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国家历史物化载体的中国古代都城，河洛地区的东汉雒阳城从汉长安城宫城与亚宫城并存发展为双宫城至单宫城，都城从西汉时代的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与古代都城变化相对应的是若都邑的帝王陵墓，从西汉帝陵的坐西朝东改为东汉帝陵的坐北朝南。帝陵陵园结构由西汉帝陵陵园的帝陵与皇后陵的同茔不同穴、二者各置一个陵园，变为东汉帝陵的帝后同穴。东汉都城与帝陵的上述规制变化影响深远，为东汉以后历代王朝所基本继承。
夏商周时代的华夏文化，至秦汉时代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河洛地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集中反映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从长城地带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徙都洛阳，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大发展的政治、文化格局，从华夏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河洛地区被北魏王朝认同，河洛文化也成为多民族形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鲜卑人统治的北魏王朝徙都河洛地区，无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孝文帝营建的北魏洛阳城，由宫城、内城和郭城组成，北魏洛阳城三城制取代魏晋洛阳城、两汉都城与先秦都城的双城制，从古代国家层面完成了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根本性转变(作为帝国时代的两汉都城与魏晋洛阳城的双城制和帝国时代的时间差，应该是物质文化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相对滞后性决定的)，并为此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所承袭。
河洛文化范文5
关键词：河洛地区 洛阳文化 河洛文化 经歌 艺术特征
洛阳经歌是河洛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活和劳动中形成的，并直接反映河洛地区民间风俗活动的基本内容和特征的一种风俗性歌曲,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1]。经歌最初系寺院僧尼诵唱经文之经调流入河洛地区民间后，在吸收和容纳当地的民间音乐曲调的基础上，以佛教思想内容或神话故事传说为题材内容而形成的劝善歌。这里的“经”是当地的信徒们根据佛教思想或佛教教义而编唱与佛教有关的各种题材内容,并在在朝山拜佛或进庙拜香时而演唱。
一、河洛地区经歌的人文背景
古人云：“洛阳居天下之中”，洛阳位于古代中国的腹心，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一带和黄河、洛河交汇的地区位于黄河中游的腹心地带，是传统文化资源荟萃之地。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自夏代起曾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千余年间洛阳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河洛地区独特的地理和人文条件，洛阳文化在世代连续传递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容纳和增添新因素的过程中，形成了极其深厚的积淀，使之至今保留着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
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洛阳文化，是指以黄河与洛河交汇处和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一带。这一地区不仅正处于人们常说的与文明起源有缘分的北纬34℃半[2]，同时也为洛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大面积的洛阳王湾遗址、二里头遗址等众多文化遗址的发掘，都说明了河洛地区早已成为文化内涵丰富的地区。乃至夏商周三代在这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正是由于洛阳悠久的历史，独特的人文景观，丰厚的文化底蕴，使洛阳文化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处于无处可置疑的核心地位。
洛阳文化丰富深邃，其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源于河洛大地的洛阳民间音乐，也有着自己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
（一）具有独特的典范性
洛阳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代表各个时代文化最高水准、最具典范性的艺术创造，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就音乐而言，两周时期，乐律学理论已形成完整体系，早在商代后期的河洛先人们已掌握‘五声’和‘十二律’的音乐知识，三分损益法的理论早已有文献记载。 就音乐文物而言, 大量古代乐器的出土和鉴定,更加坚定了“中国音乐艺术根在河洛”的结论[3] 。例如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骨笛的发掘，证明了早在八千多年前河洛地区先人们已经跨进了音乐文明的门槛。
（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洛阳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和积淀中，产生了具有浓郁河洛特色的民间音乐。如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周南》、《王风》等就是指西周、春秋时期河洛地区的民歌。另外，自东汉以来，由于浓厚的佛教氛围和佛教文化历史，民间信佛者多，使洛阳出现一种独特的民歌形式——“经歌”。至今，特别是在每年岁首正月十三日的关林庙会和农历五月二十一的龙门庙会，是经歌演唱集会的日子，如1981年的农历五月二十一日，龙门一带参加跑经人数多达3000人[4]。经歌已成为河洛地区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民歌种类之一。
（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尽管由于历史、地理、社会因素、风格与情调等方面，洛阳经歌呈现明显差异，但就其传承、流播途径、方式等方面，却有着许多共同的规律，这些方式和规律正是由洛阳民间音乐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自身特征（即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变异性……）所决定的，同时在民间的广泛流传，深受广大平民百姓的喜爱和欢迎，正显示出洛阳经歌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和深深的民间文化根基。
二、河洛地区经歌的音乐艺术特征
（一）题材内容特征
洛阳经歌作为河洛地区的一种风俗性民间歌曲，经歌的主题思想以宣传佛教思想教义为主，因此，就其题材内容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以宣传佛教信仰或描述佛教寺院的生活习俗或劝人信佛、皈依三宝为题材内容：如《扫经堂》、《十上香》等，主要体现了佛教信徒通过吃斋念佛、出家修行的虔诚心理和对佛的敬重。
二是以宣扬传统道德观念即劝人行善行孝、从善节俭、勤劳戒恶等为主，这类题材内容在洛阳经歌曲目中占大多数，如《试试儿的心》、《十大劝》等。由于这类经歌以劝善为主，故在民间又被称为“劝人方”。
其三，是以讲述古代历史人物、神话传说故事为主，虽然没有体现佛教内容，但它连续使用衬词“弥陀佛”构成一个相当于“副歌”的衬腔，加强佛教的色彩，如《霸王鞭》、《四出戏》等。
（二）表演种类特征
洛阳经歌的表演最早为室内清唱的形式，后来随着不同场合性质的需要，逐渐衍变为座经、跑经和耍经三种主要演唱形式[5]。
座经是指在佛堂室内面对佛像的诵唱，主要有独唱或齐唱两种方式。座经以《五上香》、《十二盘果子》等为主要曲目内容，以寺院的木鱼、碰铃为特色乐器敲击伴奏，气氛庄重、肃静。
跑经一般在佛堂室外的广场上表演，其方式为领唱者领唱正词，有时边扭边领唱，众人和唱衬腔“嗨嗨弥来、嗨嗨陀来、嗨嗨佛来…”。跑经的伴奏乐器同样以木鱼、梆子或碰铃等敲击乐器为主。跑经的主要曲目以《十朵莲花》、《扫经堂》、《一根经担三尺三》、《打岔歌》等为主。
耍经是以诵唱民间风情或历史人物的为主要内容，其表演场所比较自由,不受限制，是“自己耍着唱”。耍经的诵唱曲目以《十二月招亲》、《观花》、《弹琵琶》等为主。
河洛文化范文6
关键词：河洛大鼓；说唱音乐；河洛地区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分为民间歌曲、民间舞蹈音乐、说唱音乐、民间器乐和戏曲五大类。其中说唱音乐又叫曲艺，它是流行于人民群众中并富于地方色彩的各种说唱艺术,如弹词、大鼓、琴书、道情、评话、相声等。它是以音乐与肢体语言的结合形式，并用最直接简单的方式向老百姓们讲述一些故事和常识等。又由于说唱音乐演出时演员人数较少，通常只有三五人，甚至一人，携带道具简单方便，艺人们可以随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演出，所以说唱音乐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热爱。河洛大鼓是流行于河洛地区的一种说唱音乐形式，它以优美的旋律，欢快热烈的音乐气氛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显示了河洛民间音乐自然纯朴的艺术魅力。
一、河洛大鼓的发源与产生
河洛大鼓发源于华夏文明的摇篮――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指的是河南省中西部的洛阳及其周边偃师、巩义等区域，是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地，泛指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地区，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东为豫东大平原，南依伏牛山脉。它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位于暖温带南缘向北亚热带过度地带，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在古代中国被誉为“天下之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主题。我们的老祖伏羲根据黄河与洛河交汇的旋涡创造了太极和八卦。河洛图书是中华文明之始，黄帝在河洛修坛沉壁，受龙图鬼书。河洛大鼓就是产生在这种悠久历史文化氛围之中。
河洛大鼓是由洛阳的一种琴书与南阳的鼓词相结合形成的。大约在1900年前后，即清代光绪末年，在洛阳一带流行着一种琴书。艺人们坐在富豪之家的堂会、庙会等固定场合，闭目演唱，音调通常低沉且节奏缓慢，以扬琴、四胡、三弦、八角鼓等伴奏，表演形式文雅、呆板，很难受被普通群众所喜爱。这期间，洛阳琴书艺人段炎、胡南方、吕禄结识了来洛阳唱艺的南阳鼓词艺人李四，他们就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沿留洛阳琴书弦乐伴奏的特点外，使之“雅”“俗”相结合，运用了南阳鼓词所用的鼓板，把原本古朴文雅的唱腔改为高昂奔放，活泼热烈的唱腔，这种改造后的极富有豫西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并且很快被广泛流传，其又被称为大鼓金腔或大鼓书。1952年，在洛阳地区的一次曲艺会议上，河洛大鼓第二代传人张天培在慰问朝鲜志愿军战士的演出中，总理的建议将大鼓书更名为河洛大鼓。从此河洛大鼓的名称在短暂的时间内流传了起来并沿用至今。河洛大鼓的演出形式一般常见有两人、三人或五人的组合形式等，主要运用坠胡、三弦、月牙板、书鼓等。在河洛大鼓的发展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艺人：胡南方，段雁，张天培，叶刺猬崔坤，辈，尚继业，王小岳，李新芳等。他们贴近群众，刻苦研艺，说新唱新，不仅有高超的技艺，还兼具高尚的艺德，对河洛大鼓的丰富和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河洛大鼓的艺术形态
河洛大鼓从开场词开始，并借以制造气氛，招来听众，调动观众的情绪，并能给观众一种美的享受。然后再开始演唱。在唱法上采取板腔体，以宫调式体系为主。它的结构旋律比较简单，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变化。节奏高亢、豪爽、激越，具有浓郁的豫西乡土风味。在音乐构成上，河洛大鼓的并非是单一的，它在承袭了河洛琴书，借鉴南阳鼓词的曲调形态上，广泛吸收河南各地方曲种的精华。如河南的曲剧、豫剧、河南坠子等，它巧妙地吸收这些剧种的精华，又使我们并未从河洛大鼓中找到这些剧种的原型音乐构成，大大增强了河洛大鼓的音乐表现力。同时洛阳又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在河洛大鼓的音调中我们也可发现一些佛教音调或类似僧侣念经的音调痕迹。河洛大鼓是用语言来叙述故事，它以河南方言为音韵基础，所以吐字发音在河洛大鼓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在演唱过程中艺人们根据河南方言的音韵规律而改变规律，使之与旋律结合更自然，更加展现了浓郁的豫西风格。唱词句式结构多为上下句和长短句的格式，基本句式有七字句和十字句，偶尔也使用五字句。曲子中的字数，词格和押韵都符合河南方言的习惯。在内容上多表现英雄人物故事，古代神话故事等，为了适应时代需求当今有些作品也有表现社会主义新时代积极向上的内容。常用板式有慢二八，快二八，飞板，大叹腔，小叹腔，三字紧，五字垛，十三眼板等。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河洛大鼓之愿书，在旧时豫西人常有请神还愿的民俗，并且一直承袭至今。这不能单单的理解为一种迷信的做法，抛弃迷信的一面，它是一种地方风土人情的特色体现。过去谁家盖房、庆寿、祈子要请神还愿，老百姓们请不起大戏，自然而然说书就成了人们最好的还愿工具。因为是“请神还愿”，所以说起来就比较严肃，通常选择一个吉日，每一个愿书要演唱三天三夜，头一天为“请神书”，主家摆设查案供品。第二天为“敬神书”这是三天中最热闹的一天，大摆宴席，盛请亲朋好友，给说书人“封礼儿”，并且可根据主家的满意，加“封儿”。第三天为“送神书”，至此这一棚书才算结局。共三天，一般为六场书，每场书除了长篇大书不变，其他小段子都换新内容，充满浓厚的迷信气氛和动人的神话色彩。
三、河洛大鼓的艺术传承
河洛大鼓同我国其他的民间音乐形式一样以口传心授的特点传播于民间，它在传承体制上有宗亲制和师承制两种。所谓宗亲制，即传给与自己有血缘、地缘和社缘等关系为基础组成的，但这并不是严格的。所以这就形成了河洛大鼓的第二种传承方式，即无血缘关系的师承制。这种传承体制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学生找老师上课。但在河洛大鼓中规矩更为严格：师傅必须对徒弟负责，徒弟必须对师傅尊重，一个再有才华的艺人，在没有拜师之前是不准演唱的，只有拜过师后才可正式登场，一般学艺三年，年满后徒弟方可出师，独立行艺。师承制打破了仅仅以血缘关系为条件的狭义传承体制――宗亲制，使河洛大鼓的从艺人数日渐增多，并在一定时间内达到了高潮。同时，河洛大鼓拥有所谓的“行规”来领导。在解放前，河洛大鼓艺人有专门的组织“三皇社”艺人们严守社规，严禁有偷盗、坑害百姓、拐骗妇女等，一经发现，根据情节给予处罚。艺人们都十分重视艺德，很少有违反艺规的情况。在解放后，三皇社自动解散，各地分别成立曲艺团体，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河洛大鼓渐渐被蚕食，处于后继无人，濒临失传的窘境。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是因为年轻人都不再愿意学习河洛大鼓，河洛大鼓的有些艺人也因市场的萧条而放弃，大鼓专业创作人员少，没有大量的优秀剧本，艺术形式过于简单，不成熟等。如何发展延续这种民间文化的宝贵财产十分重要，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整理、传承和发展上加以重视，政府要在政策、资金上给予支持，可以建立河洛大鼓项目保护机构，还要依靠媒体进行宣传，还可以恢复一年一度的河洛大会，同时将优秀的经典河洛大鼓曲目整理成书和音像资料进行出版保存，对传统剧目、音乐全方位归档保存，吸收大量的专业创作人员对其进行研究，并发展其创作手法等。我们还要整理创作出与时代题材相符合的剧本，采取有效的措施引导青年人，认识河洛大鼓，并引发他们的兴趣。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学习侗族在保护其“大歌”的做法：将“大歌”的学习列入小学课堂，把弘扬民族民间音乐这一课题融入到教学实践当中。保护、传承河洛大鼓的方法很多，但主要问题是怎样实行，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在提及河洛大鼓时，我们的内心是骄傲的，因为它为河洛儿女带来过艺术享受，但我的内心也是伤痛的，因为它即将成为一个印在人们脑海里的烙印，我们曾经忽视了它，使之濒临灭亡。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我们不能忽视和抛弃这些民间文化遗产，必须采取一种有效的措施，既能维护其传统文化特性，又能满足其现代审美需求，使河洛大鼓永恒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