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人地关系；龙山文化晚期；河洛地区
1.气候因素对洪水的影响
1.1气候与洪水产生
距今5000到2000年之前，地球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阶段，地表平均温度较高，在此阶段，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都出现了相应的文明，而在此之后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降温事件。这次大降温对古文明产生了巨大打击，古埃及、美索不达比亚古文明，古印度，古希腊都因此产生了衰落，中国对于此次降温也有相关记载，《竹书纪年》中有“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的记载。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贵州董哥洞，湖南莲花洞，湖北神农架山宝洞，辽宁本溪水洞的石笋记录都显示这个时间段有一个弱季风期。[1]很多其他古气候证据也都说明这个时间有一次大的气候变化。
降温影响的不仅仅是温度，还有季风环流。按照现代季风理论进行推测，降温导致了东亚夏季风强度减弱，季风北界南移，导致黄河和珠江流域江水减少，同时黄淮和长江流域降水增加，呈现南北旱，中间涝的格局。黄淮长江流域受季风影响，雨量增多并集中在夏季，势必形成洪水。因此可以推测，居住在河洛地区的原始居民曾经历频繁的洪水灾害。
1.2气候与洪水治理
尧之时，浩浩荡荡的洪水包围了山岭，淹没了平原和庄稼，人们居无定所，深受其害，面对洪水肆虐，尧在四岳的推荐下先后任用了鲧和禹治水，并取得了成功治水的成功，气候好转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前文提到的降温事件过后，气候随之复苏，时间上降温事件的结束时间恰好对应于夏朝的始建时期，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得益于气候的好转。一般认为从暖期向冷期的气候转变往往是相对缓慢、逐渐的， 而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则是快速的、突变的， 一旦气候好转， 气候带北移， 季风降雨正常化， 植被恢复。洪灾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2]。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 先民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 相反由于饱受洪水灾害， 先民可能更注重结果。大禹是当时的部落首领， 领导他们治水， 将功劳归功于他自然比较合情合理。这可能是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2.地理因素对河洛文化发展的影响
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 河洛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历史上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古有“居天下之中”的 说法。河洛地区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而该文化的繁荣兴盛与衰落，与地理环境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原地区，尤其是以嵩山南北为中心的颍河上游和伊洛河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中原地区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交汇，冲突，杂居和融合同化的重要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原地区有条件从周边文化中汲取营养，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从地势、地貌上来看，中原地区可以划分成三个地理单元，西部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南院，中部豫西地区处于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东部为广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4]
中原地区位于北温带，大致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范围内，呈现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冬季受高空西风环流控制，天气晴朗，寒冷干燥少风雪。夏季季风盛行，从太平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冷空气相遇，形成多雨季节。雨热同季，足以满足两季作物生长的需要。
此外，中原地区水系发达，河湖众多，除黄河外，还有许多重要河流分布其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利交通网络。黄河水系作为先民重要的水源，不仅可提供饮水之需，也为早起农业灌溉提供了便利。
中原地区大多呈黄土分布，适于粟作农业的生存和发展。黄土可以把下层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便于原始住民开垦土地，又便于农作物的浅种直播。中原地区大面积的黄土分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自然条件。[5]
居中的地理位置，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适宜的气候水文条件以及大面积的黄土分布，构成了中原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和夏文明的兴盛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地理因素对夏朝发展的影响
3.1地理环境与夏朝建立的关系
大禹治水成功，对于国家的形成，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河洛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于早期国家形成来说也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影响因素。
首先，河洛地区的环境最适宜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河洛地区近似于西亚地区的新月形地带，温暖湿润的气候、星罗棋布的河汊湖泊，肥沃疏松的黄土地以及处于亚热带边沿的生物地理特征，既有益于聚落的发展，又有利于农业的产生。
其次，地理环境是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尽管河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在古文化的发展上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但因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其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况且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的自然条件，只存于黄土层地带。河洛地区的远古居民，正是仰仗大自然的优厚赐予，仅利用木石农具从事农业生产，获得一定的剩余产品，才能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6]。
3.2气候变迁与夏朝衰亡的关系
大量学者的研究和历史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逐渐转为干旱，夏王朝建立以后，这种干旱化趋势似乎一直在延续，直到夏代末年，气候的干旱化加剧，甚至出现了“伊、洛竭”的情况。夏末气候干旱化加剧，引起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不聊生，再加上夏代晚期诸王昏庸腐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下面是一些详细分析：
第一，随着气候干旱化加剧，人们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王朝的经济基础有所动摇。气候的干旱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人们深受其害。自古以来，农业的丰歉都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夏末旱灾造成的农业凋敝，直接动摇了夏王朝的经济基础。
第二，气候恶化的情况下，统治者本应体恤民情，励精图治，而夏代后期的几个王，要么昏庸无能，要么荒淫暴虐，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夏王朝岌岌可危。
第三，气候变迁引起商人南下，为商灭夏提供了有利契机。
第四，面对大旱，相较于夏桀的荒淫暴政，商汤却能以德服人，“以宽治民而除其邪”，人们纷纷弃夏奔商，夏王朝的灭亡成为历史必然。[7]
综上所述，大量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干旱化趋势不断加大，夏末河洛地区气候干旱化加剧，随着气候的逐渐恶化，人们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朝的经济基础随之动摇，再加上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最终导致了夏朝的灭亡。
4.结束语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诞生基点，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研究这段文化中包含的人地关系，对于我们现今社会的未来发展，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从历史遗产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利的思想和方法，致力于建设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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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 嵩阳书院；河洛文化；精神契合；现代性转换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嵩阳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存在，它是历史久远、丰富复杂的河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地域上河洛文化指古代黄河、洛水交汇地区的文化；时间上指鸦片战争以前河洛地区的传统文化。河洛地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1]《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第一经《周易》源于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是道家文化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源地。[2]
1 嵩阳书院文化的特质与河洛文化精神的契合
河洛地区是河洛文化的起源地，儒学、佛学、道学三者均起源于此地。《易经・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伏羲氏根据“河图”、“洛书”做八卦，即为后人所说《周易》。后有周文王做卦辞，共同构成了《易经》。《周易》为周代重要典籍，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周公曾营建雒邑，周公在雒邑地区“制礼作乐”，洛邑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的礼乐文化发源地，春秋时期有孔子“入周问礼”之说。周公制礼，辅国理政，为一代楷模，成为后世儒家奉尊的“元圣”。道家元老老子曾长久居住洛阳地区，做过周朝“守藏书史”，即管理图书的官吏，《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金德建也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3]
历史上的嵩阳书院曾经是佛教、道教场所，又是新儒教重要发源地之一，儒、佛、道三教合流、交汇一体的特点，正是河洛文化精神的缩影。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境内嵩山南面，位列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48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始建成嵩阳书院，当时名为嵩阳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寺庙建造蔚然成风，嵩阳寺为生禅师所建，是一个佛教活动的场所。据记载：“大德沙门生禅师，以此山，先来未有塔庙，禅师将欲接引四生，卜兹福地，创立神场。北背高峰，南临广陌，西带浚涧，东接修林。于太和八年岁次甲子创造伽蓝（寺院），筑立塔殿。”[4]嵩山寺碑文记载了嵩阳寺的初建情况：“禅师构千善灵塔一十五层，始就七层，沙门统伦、艳二僧成之。”[5]嵩阳寺建成之后，佛事活动频繁，寺庙香火繁盛，“梵宇之胜，甲于中土”[6]是对当年嵩阳寺盛况的生动描述。“北魏司空裴衍隐居嵩山，继生禅师之后主持建造嵩阳寺，曾为寺主，僧徒多至数百人。”[7]唐代道人韦善俊曾在嵩阳观修道，《唐书本传》记载：韦善俊“京兆人，在嵩阳观。事黄元颐，参佩道法。”[8]
公元255年后周世宗柴荣将嵩阳观改名为太乙书院，并建有藏书楼、斋房等，成为文人读书讲学之所，一批文人聚集于此，读书授课，如郑遨、种放曾授学于此，吕蒙正、滕子京则受学于此。此时太乙书院兼容并包，既有倾向佛道的人士，又有肩负儒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治国之士。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曾讲学于此，此处成为新儒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除了“二程”在此讲授理学、著书立说之外，司马光与范仲淹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亦讲学于此，司马光曾隐于此修著《资治通鉴》，可见嵩阳书院文化积淀之深厚。
此外，嵩阳书院居中原之中部的“五岳”之一的嵩山之阳，紧邻多代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越性，曾被道教称为“第六小洞天”，受到名士们的青睐。《说嵩》中记载：“室之为言，藏也。嵩当土中，天地所合，阴阳所会，四时所交，风雨所和，故称室焉”。[9]又载：“少室。亦嵩也，一名季室。与太室接趾。有十八叠，周百里，高十六里。胜在西南。望之如莲花亭亭，唐人石淙序，有少室若莲之句。又若忠靖冠，宋人谓之冠子山，元杨奂有‘方若植巍冠，森若削寒玉’之句。汝阳道上瞻视，峰峦层叠，如千叶舒萼，两肩削直，耸出云表，华秀之色目不暇给。”[10]
2 嵩阳书院的儒学承创为河洛文化注入了新质
宋学大师程颢、程颐二兄弟曾在嵩阳书院著书讲学十年，入其门的求学者最多，成名者亦很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11]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各派学说、各方观点的包容互鉴，丰富充实了各自的学术见解与学术思想，对于新儒学的形成与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来此听讲学者佛道人士亦有不少，这为程颢和程颐研究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修正、丰富、改造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以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程门弟子杨时，曾两番求教于程氏兄弟，杨时回到福建后潜心研究与传播程学，对于闽中理学兴起功不可没。
程颢、程颐传承了儒家文化，并加以改造，对于佛教与道教进行了批判式吸收，将佛教中的“心性”学说与“道教”中的“宇宙本源”理论加以改造利用，融入自己的理学体系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二程理学”，即宋代新儒学，为河洛文化增添了新质，促进了河洛文化向前发展。
程颢、程颐二人曾师从周敦颐。《宋史・道学传序》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13]周敦颐融道于儒学的作风，对于程颢、程颐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如程颢提出“有理而后有气，有气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二程集・经说》卷一）之说，正是对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说的变通，又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之说相通。程氏的“理气说”是理学的宇宙观之说，“理”即“天理”，是天地自然万物之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二程遗书》卷二）“气”即阴阳之气，《周易・系辞上》中说“精气为物”，是构成万物的原始因子。与世界本源的状态“无极”与构成万物的“太极”相对，是对宇宙本体的阐述。
理学本身的产生、发展及与佛、道的融合都契合了河洛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精神。程颢、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与佛教的“世界别无法，唯是一心作”（《法华玄义》卷二）有相同旨意。“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现代文学家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叫做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14]《河南程氏粹言・论道篇》中记载了关于程氏原话：“子曰：天下之害，皆以远本而末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王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人欲以复天理，圣人之教也。”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到程颢、程颐二人要灭的人欲是后代君王们热衷的“峻宇雕墙、酒池肉林”、“淫酷残忍”、“穷兵黩武”等浮糜奢华的欲望和人性中的残暴欲望，存的天理是崇尚质朴、远离浮华、固本去末、不穷兵黩武、远离淫酷残忍的“理”。可见“损人欲”，“复天理”是对君主的劝诫，是让君主遵循的有利于平民百姓的道德法则，是儒家思想“仁”的一种具体体现。这种道德法则的实现是靠“心性”来完成的，“只心便是天，尽之便是性”，“能尽心，则自然知性知天矣。”（《遗书》卷2上）程氏不是引导人们对社会进行客观分析认识，认识社会的根本性质，掌握社会的规律，而是把人们引向内心，面对社会进行内心的自我调整，做出适合社会道德人伦的价值观调适，进行内心的精心修炼，即所谓的“明理”，和佛教中的“明心见性”有相同的旨归。禅宗六祖惠能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义。”[15]与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巧妙暗合。二程在先秦儒学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提出了“诚敬”，程颢说：“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二程集》）即要做到真实无妄，不欺人，不自欺，诚信乃做人之根本，“不信不立，不诚不行。”（《明道语录》卷一）程颢又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二程集》）“诚者天道，敬者人事支之本，敬则诚。”（《明道语录》卷一）这些是对于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创新。
理学与以往儒学所不同的是由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转而到太极与无极等哲学本体论上来，由汉儒的“神意”转变到了“天理”，把儒学由汉代的谶纬神学转到了哲学化的儒学上来，这是对于两汉儒学拨乱反正，同时也发展超越了先秦儒学。理学由过去的神是一切的主宰变为理是万物的主宰，是无神论的。它摆脱敬神的愚昧落后状态。
嵩阳书院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也为河洛文化精神注入新风，这种精神至今仍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
3 嵩阳书院与河洛文化转型发展
以嵩阳书院观照河洛文化，一方面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深情回顾，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无情审视。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取狭义中原文化，指河南地区文化）内核，研究河洛文化有解剖麻雀以代整体之义。通过对河洛文化的深度剖析，探讨其生成规律及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而把握中原文化的内质，发现中原文化之美，也观察中原文化的积弊，找出其新的生长点，使它在这个不断变幻的时代面前焕发新的生机，这是研究河洛文化的重要价值之一。
任何地域的文化都是经过了继承与变革的过程，后代人总是在前代人创造的文化基础上有所取舍，有所增减，这是文化的变革。而前代的文化无论做出多大动作的变革，总是有主导因素遗留下来，传之后代，这是文化的承继。河洛地区文化悠久是不争的事实，但河洛地区的发展在中国并不处于前列，也有目共睹，原因何在？河洛文化是中原人民与自然发生关联的产物，反之，河洛文化又深深影响着中原人民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行为特点等。这些在河洛作家刘震云、阎连科与张宇等人的创作中都有所揭示，如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里，对于河洛地区人民的坚韧的生活态度与顽强的生命力都有所描述，而对于河洛地区人们的从众心理、唯上心里则又描述得入木三分。阎连科的瑶沟系列作品与耙耧山系列作品，对于洛阳地区的人们那种在日常生活中顺天安命、在灾难面前又自强不息的性格描述得也比较充分，同时对于人们那种官本位心理、奴性心理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可见，地域文化对于一个地区人们的文化性格影响深远。
河洛文化因其源远流长而积淀深厚，却也因此积累了更多的尘垢，这正是事物发展的两面性。重塑河洛人的文化人格，重树河洛人在全国人面前的形象是中原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因为文化性格，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从文化上寻根溯源，找出文化性格形成的关键因素，利于采取针对性措施。嵩阳书院凝聚了河洛文化精神，儒、佛、道相交织，儒家文化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佛教文化中的宽恕忍耐精神、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和谐精神给了河洛人深厚的精神滋养，同时，这些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性格发展。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佛教文化中的无限度忍耐、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容易造成人的精神麻痹，从而形成封闭、惰性、缺乏变革力等消极性格，这种性格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对河洛文化精神进一步挖掘整理，根据时代需要对河洛文化做出清理与审视，并进行现代性转换，去除其消极因素，大力弘扬与激发这种文化中富有活力的东西，清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东西，坚持开拓、开放精神，坚持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为中原地区文化进一步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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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广汉三星堆；《河图》；《伏羲八卦》；古蜀国；古蜀国玉器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6000108
不久前，在成都民间收藏者的家中，笔者看到了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一组玉器，上有古文献中所描述的《河图》与《伏羲八卦》，并有古文字相伴（在八卦处）。这一发现，将彻底颠覆历史文献中所谓“河出图，洛出书”的传统观点。所谓的“河出图，洛出书”的叙述（论述），可能都是历史上的误传。当一个误传（讹传）被现实的实物否定后，就应回归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关于“河图”的史料简介
在《尚书·顾命》[1]中说：“赤刀、大训、宏壁、王宛、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是《河图》一词最早的出处。对于这里的“东序”和“西序”，有学者认为其是当时国家存放国宝的仓库（或厢房）。但从字面上来说，“东序”也可理解为东边墙内的厢房，西序亦同。
在《汉书·五行记》有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这使学者们把《河图》与《伏羲八卦》联系了起来。
在《中华始祖·大昊伏羲》一书中[2]有云：“《河图》是黄河上游的古天文星像图，是天自然气数所赋于而成的自然之像，象征一天体，因是玉质的故又称‘璇玑玉衡’，是浑天仪，天球仪，是天球河图，因以龙马为座架，又名《龙图》，史称《龙马负图》”。这里所谓的《龙马负图》，是指在黄河里跃出了一匹龙马（龙头马身的一种动物），它的背上旋纹斑点之图（从一到十），就是《河图》（图1～4）。
这是文献[3]一书中公布的《龙马负图》的马背的《河图》形状，在此《龙马负图》的上端该书作者补充画了一个伏羲八卦图
这是文献[4]一书第二十五页上公布的《龙马负图》的马背上的《河图》。比较图1与图2的《河图》可以看出，此二图形，一为方图，一为圆图，二者白点与黑点分明，后者在其说明中：“河图数从一到十，奇数，偶数各五个，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阴为天，阳为地，奇数之和为二十五，为天数，偶数之和为三十，总和为五十五，为天地日、月之全数”。这个“龙马负图”是不是也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呢？白点与黑色应当是古代哲学家把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融合了进去的结果。在我们公布的《河图》中，根本没有白点黑点之分。
这是文献[6]中提供的《龙首马身图》在此图上并未绘出有《河图》出来，此图是来自明朝的蒋应镐绘图本
上述二个《龙首马身图》也是文献[6]提供的，其中左边的龙首马身是来自清朝的汪绂绘图本，右边是来自清朝的《神异典》一书。在图3、图4的龙首马身图身上均未见有《河图》，这是为何呢？
文献中说：宋朝的陈抟传出了《河图》、《洛书》和《先天图》等，自陈抟之后，传到刘牧，刘据此写出《数易构隐图》，才为一般学者所知，后又得到朱熹（宋代哲学家）肯定，此时所谓《河图》，是指用一至十个数字点组成的图式。
汉代孔安国认为，《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以画八卦，谓之《河图》。
唐代的孔颖迏认为：“《河图》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这与汉代孔安国的看法一致。这是学者们把《八卦》与《河图》联系起来的又一例证。由于《河图》出现在马背上，故又称为“马图”。
《叙本论》[3]说：《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是故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这里把《河图》与八卦的具置配置在一起，即是《河图》与八卦具体化了。
此外，在《隋书·经藉志》和朱仓著的《河洛解》中，都有《河图》的论述。
在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一书中，曾多处提到《河图》与《洛书》。
二、相关实物描述
民间收藏的浮雕有《河图》的玉器，这是一种组合型玉器，即是由好几种器物组成一个整体出现的（图5～6）。这类器物共有3套，其用途尚不可知，器物的最外部是一个玉琮，四周有纹饰，规格是29cm（29cm，外径26cm，厚度2cm，从左到右圆筒的外径为24cm，20cm，16cm，12cm，8cm和3.5cm（圆柱）。它们均按大小一一放置在玉琮之中，构成一个组合件整体，《河图》就是在浮雕的第二个圆筒外侧上，其对应方向是浮雕的伏羲先天八卦（图7）。八卦的中心是《太极图》，每一个卦位下有一个古文字，《河图》四周有四个古文字（图8），《河图》是按1-6，2-7，3-8，4-9，5-10来排列的。
这是一套不知用途的组合型玉器分开来的形状，这种组合玉（石）器共七件，按大小分别放在玉琮之中就成了一个整体。每个园形套筒上的侧面均浮雕了纹饰和古文字，《河图》出现在最大的套筒的外侧，其对应方向有伏羲八卦，右边是玉琮的一个侧面，上面有太极图（左）与星星（右），侧面是箭射鱼（右）和凤鸟（左）。
这是组合型玉（石）器组合在一起的整合起来的形状（这是另一套组合器）的顶视图，四边的太极图为动物图像，其文化内涵值得深思。
这是在图3的对应位置上的伏羲八卦，每一个卦位有一个古文字，八卦的中间是太极图，在鱼眼的位置上一只是凹下去的，一只是凸出来的，前者为阴鱼的眼，后者为阳鱼的眼，再看看图3中的小圈并未有凹凸之分，即阴、阳（黑、白）之分，故而可以肯定，现今所有的《河图》的黑、白乃后人加上去的，如果古人要把《河图》的圆圈做成凸凹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此套组合玉器中的第二个套筒侧面浮雕的一个园形物体上的《河图》，它的排列方式是：1-6，2-7，3-8，4-9，5-10，在此图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方位上浮雕了四个古文字，可见原始的《河图》是园形的，而不是方形的，而且都是白点，并无黑、白之分，黑、白点之分可能是在传播过程中，后人把“阴阳五行学说”掺进了进去，故而出现了现今《河图》的白点与黑点之分，从而演化成各种研究的观点来解释《河图》。
这是此组合型玉（石）器上圆筒上的纹饰，其中（上图）是动物—古文字—太极图组合（其余的待以后公布）在一起，而（下图）是太阳神鸟—古文字—圆圈图组合在一起，其深刻含义有待专家去解读。
这是该组玉器中心的“芯”柱上（图5）的16个古文字的原大摹本，这些古文字的风格与神韵与我们早前公布的古蜀国的古文字基本上是一致的，左一行四个古文字可能是“众伐蜀妥”（？），“芯”的长度（高度）11cm，直径4.5cm。
左边的两个图是图5的“芯”柱子上的顶部（左）与底部（右）的“星星”图案与“太阳”图案。
每一个套筒的外面均有图形与古文字及动物纹饰。在图形中有天象图与动物的组合，有天象图与古文字的组合，其深刻的含义有待专家们去研究。图9和图10是其中的二种图饰。
这种组合器共发现有3套，其是祭祀之用？抑或是供摆设之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分析与讨论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公布的实物那样，《河图》与八卦出现在四川广汉的古蜀国是不争的事实，全国其他考古遗址中均无此类实物发现，古文献中所描述的“河出图，洛出书”，可能是一种误传，黄河里怎么会无缘无故发现一匹身上有数字符号的图形的非龙非马的动物呢？古代是否有一种龙马的动物呢？查《山海经》中的“中次九经”得知[5]：“凡岷山之首，自女儿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此处的“岷山”应当指四川省西北部的岷山山脉；这里所说的“神”是指山神，“状”是指形状，归纳起来就是山神的形状（样子）。三星堆的玉边璋上有古蜀国人祭山的图形，我们在《古本山海经》中查到有“龙首马身”的图形[6]，书中把它称为“中山神”，即“龙首马身”的这个非龙非马的动物，是一种神物。在此动物身上并没有《河图》的数字图形。此外，我们在另一位三星堆玉器收藏者家中看到一种“龙首龟身”的龙龟玉器实物，在此龙龟的背上有25个古文字，分布在龟壳的边缘，中间是凤鸟形状，未见有《洛书》的数字图形（图11～12）。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河出图，洛出书”是谁提出来的呢？
图11
这是另一种《河图》形式，其数字组合是1-6，2-7，3-8，4-8，5-10，按传统应是4-9，此处少了一个数字（圆圈）是古人忘记了，还是另有他意？此《河图》上的古文字与图8中不同，上面二个古文字在三星堆博物馆中有，下面二个古文字，右边是个“蜀”字，左边文字不认识。
这是图11对应方向上的太极八卦图。
查史料得知（我们的知识水平有限），孔子曾说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乃春秋战国时鲁国人，出生在公元前482年，他70岁时说：“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才研究《易》。“河出图，洛出书”，是不是孔子在学《易》时所说的呢？孔子那个时代与《山海经》成书时代大致相当，他学《易》是否知道《山海经》的“中次九经”中有“龙首马身”的神物？孔子的那句“河出图，洛出书”是否是后来的学者强加在他身上、或者压根儿孔子就根本没说过这句话呢？孔子那个时代离古蜀国的那个时代相距甚远，他不可能看到我们现在公布的《河图》与《八卦》的实物。其实在汉代，学者们就知道有《河图》、《洛书》了。在常璩的《华阳国志》中多处就提到《河图》、《洛书》，其中第十卷有“三志泱泱，实作父师”的记载：“杨统，字仲通，四川新都人也。事华里先生炎高，高戒统曰：汉九古王出图书与，卿适应之”[7]。此处的图即《河图》，书即《洛书》。杨统的父亲杨青卿，精通《河图》。他在临死前告知杨统说：“吾绨巾失中有先祖所传秘籍，为汉宗用，尔其修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我们家中用丝绸做成的那个套子（可能是枕套或被套）中，藏有祖先的秘籍（可能指《河图》——本文作者注）是我们汉室家中留用的，你要好好保存它”。
在《华阳国志》卷十中还有“广汉士女”一节，其内容：“杨宣，字君纬，什邡人也，少学于楚国王子强，天文、图纬于河内郑子候，师杨翁叔，能畅鸟言，长于灾异，教授弟子以百数……”。此处的图纬即是《河图》，这段话的大意是：“这个名叫杨宣的什邡人（什邡是广汉的邻县，均属现今德阳市管辖），少年时从楚国王子强学习，后来又师从河内（地名）的郑子候学习天文知识和《河图》，郑的老师是杨翁叔，此人能懂鸟语，善于预测国家大事，学生有数百人之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河图》在什邡、广汉早已流传开来。
《华阳国志》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记录的是晋代以前在四川、云南等地发生（出现）的事物，其资料应当可信，学者评价极高。由此可见，《河图》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广汉离新都、什邡很近，杨统家中得到或接触到《河图》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河图》怎么又会跑到中原地区的黄河里出现的龙首马身的动物身上去呢？而且从古本《山海经》中的“中次九经”出现的龙首马身动物的身上也不见有《河图》，故而此“龙马负图”可能是历史学家杜撰出来的故事，此图在清朝的一位学者江慎修著的《河洛精蕴》[3]一书中有，在北宋的陈抟和邵雍原著的《河洛真数》[4]一书中也有，后者是由现代学者以现代手法诠释易学第一神数的书。在书中第25页称：陈抟有五大贡献（这是后人写的，不是陈抟写的），其中之一是“创造了‘太极图’”，其中之二是“公布了‘河图’图示”（双引号是我们加的——本文作者注）。但这二者均已被我们提供的事实否定，《太极图》与《河图》早在伏羲时代就出现在广汉古蜀国了，在汉代的文献中也早就有记载。孔子和陈抟可能都不曾见到古蜀国玉器上会出现有《河图》和《太极图》，《河图》是从伏羲时代一直流传下来至今。今天我们看到了具体的实物，就应当重新审视以往文献论述的正确性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至于陈抟是如何得《太极图》与《河图》的，则有待专家们作后续研究。
广汉鸭子河古称“名隹河”，此“名隹”字与“洛”字同音，但字不同。为了某些目的，现今有的地方政府及某些学者，却硬要把“洛出书”中的“洛”说成是在中原地区河南省洛宁县的洛水，这可能是“黄河文明”的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在脑子里的结果。所以，“河出图，洛出书”就无形中成了“中原文明（黄河文明）论”的支柱，再加上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根据（论据）更多了。更有甚者，洛宁县某些官员说，在洛宁县的某个地方（长水村）有记录《洛书》之源的两块石碑作为“物证”，来“证明”《洛书》的确是出自洛宁。我们现在只看到了广汉古蜀国有《河图》出现，至于有无《洛书》出现，还有待后续发现。
根据孙国中（1989）提供的资料：“1977年，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村发掘西汉汝阳候墓时，在出土文物中有一个‘太乙九宫占盘’，其正面是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排列的（水、火、木、金、土），九宫的名称和各宫的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园盘的刻划则与《河图》、《洛书》完全一致”。他认为：“此图上数字的排列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天，这与《洛书》的字数排列一样，故证明《洛书》确实存在”。他还认为：“《洛书》有出土见证，而《河图》还未出土见证。”我们现在在四川广汉古蜀国发现了《河图》，把《河图》的原产地找到了，其理论意义不言而喻。
孙国中（1989）在《浅谈“河出图，洛出书”的可信性》一文中指出（见文献[3]附录）：“在汉代就早已经有《河图》图式了，不必等到宋代才出现，此图古来有之……”这种观点与我们的看法一致。其实，早在汉代之前的伏羲时代，古蜀国的器物上就出现有《河图》了。《河图》出现在龙马身上，而《洛书》出现在神龟身上，这些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实不可信（图13～15）。
至于“人面蜘蛛”的出现是生物进化的问题。在2009年8月11日，英国《卫报》报导，在尼泊尔一个偏远的山村一名妇女生下了一个四腿四手的婴儿蜘蛛人，人们称他为神灵转世，名字叫做刚尼许（Ganish）神。其实这是一个未发育成功的连体婴儿。
图13
这是龙首龟身的龟背上的古文字顶视图，龟背壳的中心是两只浮雕凤鸟，其排列方式是对称的，四周浮雕的古文字清晰可见，下图是龟尾部古文字的放大，其中可看出有二个“蜀”字（上与下）和一个“凤”字（尾尖处）
这部分古文字的放大，在放大的七个古文字中，从左边开始，是“蜀”、“？”、“鱼”、“燕”、“蜀”、“鸟”，鸟后一个字在《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一书第三册第10页的雌雄同体人背上就有此古文字（放大部分见该书102页）。这个“鱼”、“燕”和“鸟”三个古文字比甲骨文更早，也特别形象，演变到甲骨文时，就变了样子（形状）了，可见，当原始出现的古文字演变到后来时，都会或多或少走了样。
这是文献[3]中的书中的神龟背上的《洛书》，白点与黑点十分明显。龟背上的“回形纹”与真实龟背上图形是绝不同的，这是不是故意杜撰出来的“回形纹”？而是自然界龟背上真的有此种“回形纹”？但从生物来讲是无此“回形纹”的。
这是广汉古蜀国发现的真实的龙首龟身玉器（侧视图），其背上有25个浮雕古文字，并未有《洛书》出现，《洛书》是否一定要在神龟背上出现？是否一定要出现在河南（中原地区）？此龙首龟身玉器重约40kg。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内外研究《易经》的专家对“河出图，洛出书”的经典理论均不敢提出出处的怀疑，现今我们公布了《河图》的实物出处，并证明《河图》不是出现在黄河，而是在四川广汉古蜀国。
“神龟贡书”从洛水出，把《洛书》献给大禹，这可能性更小。禹本是四川省北川县人，该县有禹里乡（禹里即大禹的故里之意），禹里乡的九龙山脚下的山崖上有“禹穴”二字，山上有洞数处，其中有一个洞似脚盆，其中有泉水清彻见底，盆底面呈红色，名曰“洗儿池”。禹穴之上有“刳儿坪”三字，传说是禹母在生禹时的洗浴之处。禹长大之后娶都江堰一女子为妻，此女子姓凃，文献中说禹妻凃氏即此女子。当禹受命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可能就是指他在治理当时岷江水灾时的描述。禹是尧、舜时代的人物，为何会到中原地区而遇到神龟并得到《洛书》献给他呢？最大的可能是，他应该在四川得到《洛书》，而不可能在中原得到《洛书》才去治水，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岷江流经现今的都江堰，而都江堰离广汉很近，三星堆古蜀国是黄帝以前的远古国家，禹是黄帝时代以后的人物，而“洛出书”的洛水很可能就是现在广汉的鸭子河，如前所述，它在古代叫“名隹 ”水，“名隹 ”与“洛”同音，广汉古代叫做名隹城。如果说禹是在中原地区得到《洛书》，倒不如说当时古蜀国已经有《洛书》了（汉代文献有记载），只是人们未看到而已，所以最大可能《洛书》的出处应当是在广汉地区的古蜀国，因为《河图》就已经在那里被发现了。
禹是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是古羌族人（伏羲，炎帝，黄帝据研究也是古羌人），历史上关于他的出生地众说纷纭。《蜀王本纪》中曾说他生于四川汶山郡的石纽；《晋书·地道记》中说他出生在今甘肃临夏县东南某地。《太平御览》中说他生于安徽省怀远县东南某地，此外还有学者“考证”（引号是笔者加的）“大禹生于东北吉林省的集安”。笔者认为，只有《蜀王本纪》说的比较靠谱，其他的都不足信。故而我们在对历史书上记载的史料进行引用时，应当进行筛选和考证，不能人云亦云。我们绝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把黄帝原配夫人嫘祖（本是四川省盐亭县人）说成是河南省西坪县人，从而成为笑柄；也不能像某些泰斗那样，把现今三星堆博物馆所在地，说成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
四、结语
四川广汉古蜀国发现《河图》与《伏羲八卦》的组合，再次证明该地区存在着大量远古信息。该地区还发现了周文王后天八卦（1）、大量的有文字的金器、象牙，等等，这非常值得历史学、考古学专家关注和研究。尤其是该地区出现了大量古文字在玉（石）器上、树皮上、玉简上、竹简上、甲骨上、蛤壳上、龟壳上、动物牙齿上和八卦上，等等，这更应当引起文字学家的注意，一旦人们能够破译出这些古文字载体上20%～30%的古文字，中国古史的真面目则将会更加清晰明了。
当一件新生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有的人不去研究它，而是一味地排斥它，生怕这个新生事物对自己以往的研究工作不利，甚至可能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专家为何不去研究民间收藏的古蜀国玉器及其上的古文字，而是直接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呢？
关于“河出图，洛出书”出处在中原的这一观点，可能是那些“黄河文明”的支持者的“尚方宝剑”，他们把它与殷墟甲骨文结合起来，把“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的观点强加在人们头上，现今《河图》在广汉古蜀国被发现，由此促使人们应当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2007年12月，《香港大公报》采访笔者并观看了数百件玉器之后，他们曾用：“三星堆玉器改写中国历史，副标题——古蜀文明或为中华文明之源”的醒目红色标题做了报导（见该报2008年3月7日36版）。
“中国之始”在何处？答曰：“在四川的‘阆中-盐亭-广汉’。”我们在讨论“中国之始”时不要局限于出土的陶器研究上，其遗址也不要局限殷墟、二里头等地方，而应把视野放在更宽的范围内去考虑，尤其是把器物（国家的、民间收藏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等等）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绝不能排斥民间收藏家的器物。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敢于研究前人未研究过的问题”，中国航天人就是我们时代创新事业的榜样。
探讨中国文明之始，离开了古蜀国器物尤其是玉器的研究，恐怕很难讲清楚，为什么泰斗们在讨论（论述）中华文明之源时，总是避开三星堆文化，而只谈“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当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当时早已有了文字，青铜器和城池）时，而“红山”和“良渚”还是一个部落集团。总之，《河图》、《洛书》不能否认，但其出处不在黄河地区。陈抟不是《太极图》、《河图》最初的创造者，但他对保护、传承、宣扬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功不可没。
我们不是历史、考古方面的专家，而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文中不妥之处敬请国内外专家批评指正。本文只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1）参见张如柏：《广汉三星堆发现周文王后天八卦实物及意义》一文。
参考文献：
[1]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2]杨复峻.中华始祖大昊伏羲[G]//中华远古文明探源（上）.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3][清]江慎修.河洛精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4][北宋]陈抟，邵雍.河图洛书（以现代手法诠释易学第一神书）[M].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11.
[5]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0.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4
战国时期，河洛地区“为天下之大凑”（《逸周书·作雒》）、“街居在齐秦楚
赵之中”（《史记·货殖列传》）的特殊的地理形势，使得列国兵战往往在这里展开。秦人东进，首先倾力于河洛战事。《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09年，秦武王曾经对秦名将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后来不久就派甘茂拔宜阳。公元前293年，秦昭襄王命白起为将，在伊阙会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三年之后，“东周君来朝。”同年，秦昭襄王亲临宜阳。公元前256年，秦军攻西周。次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秦人占有西周属地对于攻略东方的意义，可以由第二年“天下来宾”得到体现。秦庄襄王即位初，就命令相国吕不韦诛东周君，“尽入其国”，并“初置三川郡”，实现了对河洛地区的全面控制。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嬴政在统一战争中亲临河洛地区，表明未来的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这一地区特殊的文化地位的重视。秦始皇平生8次出巡，大约其中6次都行历河洛地区。《史记·留侯世家》记述刘邦与张良在洛阳南宫讨论行封功臣事，说到“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洛阳南宫有“复道”建筑，显然不可能是仓促营造，应是秦时故宫。由“南宫”之定名，可推知洛阳秦宫还不止一处。看来，秦王朝曾经把洛阳看作统治东方的政治重心所在。秦始皇特别信用的重臣李斯，其长男李由被任命为三川郡（郡治在今洛阳）行政长官，而为赵高所忌妒，也有助于说明这一历史事实。
刘邦后来出关击项羽，在洛阳为义帝发丧，又发使者约诸侯共击楚等史实，也可以体现洛阳的战略地位。刘邦初定天下，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他强调关中地理形势的优越，但也肯定了河洛地区的地位。《史记·三王世家》和《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说到汉武帝所幸王夫人为其子刘闳请封洛阳，汉武帝则以洛阳“天下冲阸”、“天下咽喉”的重要地位予以拒绝。可见，汉代统治者对河洛地区“在于土中”（《史记·货殖列传》）的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形势也非常重视。
《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俨然是联系地域相当宽远的经济中心。当地取得特殊成功的富商如白圭、师史等，其行为风格其实也表现出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名臣桑弘羊也是洛阳商人之子。《汉书·地理志下》在分析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时指出，“周地”风习，有“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的特点。班固说，这是“周人之失”。然而，如果承认商业对于增益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则“周人”对于经济流通的贡献，其实是值得肯定的。《汉书·食货志下》又记载，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都”，即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而“洛阳居中”，也说明随着关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洛阳的地位愈益重要。
到了东汉时期，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居于领导地位，商业活动尤其繁荣，以致“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后汉书·王符传》），“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后汉书·仲长统传》），洛阳成为全国“利之所聚”的最重要的商业大都市。当时，据说“其民异方杂居”，“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事实上洛阳已经成为东方世界的经济中心。
《荀子·大略》说：“欲近四方，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这表明，在所谓“天下之中”的“中央”之地施行统治被传统社会的统治者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制度。西汉定都长安，有依托关中“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经济条件的动机，也有“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战略地理方面的考虑（《史记·留侯世家》）。至于汉武帝时代，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一统”的政体已经巩固，于是有封周子南君以期继承周祀的举措。汉武帝封周后诏中，有“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的感叹（《汉书·武帝纪》），透露出对以往居于“天下之中”的“周室”的深心敬仰。由于当时东方的经济也得到突出发展，于是，接受“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思想的人们在进行新的政治设计时，视线频频集中到河洛地区。王莽夺权之后，在进行“分州定域”的新的政治地理规划时，提出了“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的设想，随后确定了将迁都于洛阳，“即土之中雒阳之都”（《汉书·王莽传中》）的时间表。不过，由于新莽政权的迅速崩溃，这一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东汉建国，定都洛阳。全国的政治重心正式东移。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区域旅游合作；开发；合作优势
区域旅游合作已经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多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的是跨行政区域的，如中部六省、长三角等大区域的打破行政界线的研究，虽然有些已经在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只有先搞好行政区域内的旅游合作才是跨区域合作的基础。因此，本文针对河南省的旅游业现状，结合行政区域内合作的问题，具体来探讨河南省省内的旅游合作模式，为中部崛起中的中部旅游合作奠定基础。
一、合作开发现状
河南作为旅游大省，具有开展区域旅游合作的天然资源优势，政府也已注意到它的重要性，早在“九五”期间就已提出了打造“三点一线”（郑州、洛阳、开封及三门峡沿黄河旅游线）的战略，在“十五”期间“三点一线”基本形成。2006年河南省旅游局规划在“十一五”期间将“三点一线”，延伸到“一心、两带、五区、六板块”（“一心”即全局性发展核心——郑州；“两带”即以郑、汴、洛为主的沿黄河旅游发展带和京广、京珠沿线旅游发展带；“五区”即嵩山文化旅游区、南太行山山水生态旅游区、伏牛山休闲度假旅游区、桐柏—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和豫东平原文化旅游区；“六板块”即豫中、豫西、豫北、豫东、豫南及豫西南六大旅游经济板块）的全省范围的区域旅游合作。
二、合作的优势分析
（一）资源优势
首先，河南省文化资源博大精深。拥有8000年前的裴里岗文化遗址、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炎黄文化遗址、安阳古都的殷商文化、洛阳古都的汉、魏、隋、唐文化、开封古都的宋文化，以及三门峡的先秦文化、信阳的楚文化、南阳的三国文化，浓缩了中国从夏代到金代3000多年灿烂历史文化的精华。其次，自然资源丰富多彩。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高峡平湖壮丽奇观，“大黄河游”和“黄河漂流”被游客誉为“充满野趣和史诗般的辉煌”，中岳嵩山、洛阳龙门山、信阳鸡公山、焦作云台山和王屋山都是部级风景名胜区。另外相继开发出一大批自然风光旅游资源，如焦作的云台山、青天河、神农潭、安阳的红旗渠、太行大峡谷、济源的五龙口、鹤壁的云梦山、平顶山的石人山、洛阳的白云山、鸡冠洞、重渡沟、龙峪湾、南阳的老界岭、龙潭沟、宝天曼、驻马店的嵖岈山、薄山湖等。再次，景观地域组合良好。从整体上看，河南旅游资源大致分布在京广铁路、陇海铁路和焦枝铁路线上及邻近地区，全省的29处部级景点、4个部级风景名胜区、15个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及7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绝大部分文物古迹都分布其中，尤其是陇海沿线分布更为集中，旅游区的可进入性强，且各具特色，易于进行区域旅游整体规划和联合开发。
（二）政府的支持与推动
近年来，河南省政府对发展旅游业十分重视。2002年6月，河南省政府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沿黄河旅游线这“三点一线”的决定。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2005年10月和2006年8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分别召开了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和伏牛山生态旅游发展工作会议，系统解决了长期困扰河南省旅游业发展的思想认识、发展定位、工作措施、目标任务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在河南旅游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006年，河南成功举办中部旅游交易会暨中部崛起旅游论坛；组团赴俄罗斯及欧洲其他国家开展宣传促销活动，促成郑州—首尔航线的开通，并组团赴韩国宣传促销。2006年底，全省旅游部门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及通往景区的道路上竖起了1734块旅游标志牌，引导自驾游，成为宣传河南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三）中部崛起创造契机
促进中部崛起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政府做出的统筹全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中部崛起，旅游先行，旅游业的发展正在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力量。河南作为中原腹地，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及旅游资源优势，为它在中部崛起战略中成为首当其冲的受益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促进中部六省崛起这个大背景下，2006年3月17日至19日，由国家旅游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中部（河南）旅游交易会暨中部崛起旅游论坛”在郑州召开，此次会议的召开，无疑会为河南区域旅游合作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机遇。
（四）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河南省地处中原，交通运输条件优越。全省铁路通车里程3428公里。省会郑州位于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处，是亚欧大陆桥东端最大的客货转运站。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公路干线有106、107、310等国道。洛阳—郑州—开封、北京—郑州—漯河高速公路已建成，许昌—漯河、许昌—平顶山、三门峡—洛阳、开封—商丘也已列入建设计划。
三、合作开发的理论基础
（一）“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早由法国的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强调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到具有创新能力、发展潜力大、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产业部门、大企业或区位，使这些“增长极”形成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同周围区域形成一个“势差”，通过市场经济机制中的传导媒介力量带动相邻地区共同发展。这一理论已被我国理论界普遍接受，并已应用到旅游业的空间布局实践中。
（二）“点—轴”理论
“点—轴”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点—轴”模式是对旅游资源和旅游线路比较显著呈带状分布的区域结构的抽象。“点”是各级旅游中心地，对各级区域旅游发展具有带动作用；“轴”是在一定方向上联结若干不同级别的中心地而形成的旅游廊道及产业带。从初期的较孤立的数个中心地，逐步发展为具有一定空间网络结构的发展轴线。
（三）“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是解释经济空间结构模式的常用模式。“核心—边缘”结构通过建立旅游廊道、打破传统行政区划界限的束缚，实现资源—产品—市场共轭耦合，形成多级圈层结构，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由核心向边缘的渐降次序，而区域整体水平高，竞争力强。
四、合作开发的战略构想
针对河南区域旅游合作现状与存在问题，结合河南省旅游资源特色，以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依托，以广阔的旅游市场为目标，以中心旅游城市为龙头，以旅游产品为纽带，整合河南省旅游资源，以“增长极”理论、“点—轴”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理论为基础，围绕“十一五”河南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一心、两带、五区、六板块”的规划要点，笔者提出了河南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的“点—轴—圈协同推进”战略构想（如图1）。
所谓“点—轴—圈协同推进”战略是以郑、汴、洛三市组成的核心点为中心，以沿黄河旅游发展带和京广、京珠沿线旅游发展带两条旅游带为轴线，以中原城市群和五大特色旅游区两个圈层为延伸面，结成的由点及面、层层推进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圈层结构。通过点、轴、圈将河南省主要旅游城市连成一片，由点到面，逐层展开，协同推进，形成一个统一的大旅游整体。
（一）“郑、汴、洛”核心辐射
拥有3500年历史的商代古都郑州，以及它东边的七朝古都开封，西边的九朝古都洛阳，历史上均极尽繁华和荣耀，成为中华文明在一定时期的象征。此三点位于我国东西部旅游发展的结合部，交通便利，旅游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协调配套，旅游重点区域的优势十分明显，在河南旅游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既连接历史，又连接未来；既牵动龙头，又辐射中原；既促进旅游，又带动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并且已有的“三点一线”的旅游合作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二）水陆两带连结四方
沿黄河旅游发展带自西向东连接了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濮阳六个河南省重点旅游开发城市，而京广、京珠沿线旅游发展带则自北向南贯穿了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等九个旅游开发城市，两条旅游发展带通过水陆两路连通了河南省全省范围内大部分的旅游开发城市，使河南的旅游城市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连接贯通的旅游网络。
（三）中原城市群众星闪耀
中原城市群由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九个城市组成，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大郑州都市圈；第二层次以大郑州都市圈为中心，以洛阳、济源、焦作、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漯河等八个中心城市为结点，构成中原城市群紧密联系圈；第三层次为带。九个城市以郑州为中心，从郑州到任何一个城市的时间都在1个半小时之内，并以郑、汴、洛城市工业走廊、新郑许漯产业轴线两条经济带在郑州交汇形成大“十”字架型的经济架构。随着中部崛起战略思想的提出，近年来中原城市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各城市间的合作也不断加强。
（四）特色精品旅游区协同开发
五个特色旅游区为以安阳为中心的豫北旅游区，以商丘、周口为中心的豫东旅游区，以信阳、驻马店为中心的豫南旅游区，以三门峡为中心的豫西旅游区，以南阳为中心的豫西南旅游区。五个旅游区分布于河南省的五个方位，旅游资源各具特色，交相辉映，比如豫北旅游区的殷商古文化群、豫东旅游区的商业文化和祖根文化、豫南旅游区的“红”“绿”旅游资源、豫西旅游区的黄河文化、豫西南旅游区的三国文化等。各旅游区的旅游资源组合性好，且特色鲜明、文化底蕴深厚，利于区域内协同开发旅游产品，创旅游精品品牌，增强旅游区的整体竞争力和吸引力，具备开展区域旅游合作的天然优势。因此，应充分发挥旅游区的旅游资源优势，联合开发河南的特色旅游产品，打造河南的旅游精品品牌，促进河南区域旅游合作第二圈层的形成。
参考文献：
1、赵保生.河南旅游资源特色及其对旅游活动的影响[j].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2).
2、王庆生,许韶立.河南省旅游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地理,1996(3).
河洛文化论文范文6
摘要：洛阳运河遗产廊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现代价值，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如运河遗迹、风俗人情、历史文化等。运河遗产廊道景观的开发利用要把握几个原则：特色定位；旅游开发与生态资源保护相结合；市场化与企业化运作相结合；多层次、多样化开发旅游产品等。本文立足洛阳的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阐释了运河遗产廊道景观的开发利用，如构建主题公园、建立文化活动场馆、开展各类水上娱乐活动等。以期用现代化的包装设计，推动洛阳文化遗产的传承开发，为地方经济做贡献。
关键词：一带一路；洛阳；运河遗产廊道；开发利用
一、洛阳运河遗产廊道的价值与文化资源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运河工程分为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共四段，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一伟大工程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都有重要意义。
（一）洛阳运河遗产廊道的价值
1.历史价值
从历史上讲，运河的开凿对于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运河的开凿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如洛阳、开封、商丘等，这些城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大运河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如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大运河的中心的洛阳，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团和商队，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隋唐大运河还为元代的京杭大运河打下了坚实基础，不少河段在元明清三代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2.当今价值
（1）复兴运河城市的历史文化。洛阳的历史名城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历史悠久的遗址古迹、丰富多样的人文活动（如民风民俗、地方戏曲歌舞等文艺形式）、引人入胜的传统科学艺术，对这些内容加以挖掘、整理、打造，是申遗成功后大势所趋。（2）保护生态环境。大运河贯通南北，沟通五大水系流域，目前还担当着南水北调的重任，大运河对水土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3）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隋唐大运河文化符号的城市，整理开发运河文化遗产，让那些已埋没的遗迹、文化，再现昔日容颜，吸引游客观光旅游，是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洛阳运河遗产廊道的资源
洛阳运河遗产廊道有丰富的资源，如运河遗存、传统民俗与工艺、历史文化资源等。
宋代以后洛阳逐渐失去了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但隋唐大运河的遗存、历史文化历经沧桑却得以保留。主要有：1.运河遗存。通济渠洛阳段（即洛河）一直使用到上世纪中叶，其遗存如通济渠、含嘉仓、回洛仓、天津桥、南关码头、山陕会馆等，让我们有机会一睹昔日运河的风采。其中，洛仓遗址、含嘉仓遗址160号仓窖遗址等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传统民俗与工艺。洛阳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就有河洛大鼓、洛阳宫灯、洛阳水席、关公信俗、唐三彩、洛阳牡丹花会等，仅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就促进了牡丹产业的发展，为洛阳的腾飞做出了很大贡献。3.历史资源。洛阳是千年帝都，华夏圣城，文明之源，丝路起点，运河中枢，牡丹花都，中国传统文化儒、佛、道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洛阳密切相关。从洛阳一地就可看出，河洛地区运河遗产廊道资源丰富，是旅游开发和经济建设的文化保障。
二、洛阳运河遗产廊道景观构建原则
洛阳运河遗产廊道景观构造，要注意几个方面：
（一）特色定位、主题鲜明
当前，旅游市场上的旅游产品日益丰富，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旅游者的旅行经验也日益丰富。在此情况下，特色成为旅游产品生命力之所在。要在旅游项目设计中注入和提升历史文化因素，突出旅游产品的垄断性和独有性。如洛阳就要把“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丝路起点”作为城市品牌，彰显独特的人文价值。
（二）旅游开发与生态资源保护并重
在当今钢筋水泥建筑林立、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生态旅游逐渐成为旅游发展的主流趋势。运河沿岸自然风光优美，是人们休闲度假的上上之选。保护好运河的生态资源、生态环境，运河遗产廊道的旅游开发才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要积极开发自然生态型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迎合旅游者越来越高的生态环境要求，进而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旅游产品开发中贯彻绿色化、生态化理念，推广并普及绿色旅游、绿色饮食、绿色酒店、绿色装修、绿色消费等，使旅游者身心得以放松，从而促进运河旅游的发展。
（三）市场化与企业化运作相结合
旅游业发展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其产品开发就必须牢固树立市场化理念，以旅游市场需求作为旅游产品开发的出发点。旅游产品的开发不仅要立足本身资源，更要着眼与市场的需求。要在市场调研与分析基础上，进行科学定位，确定目标市场的主体和重点，并针对市场需求，对各类预设产品进行筛选、加工或再造，从而设计、开发和组合成适销对路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如开发哪些重点产品或项目，重点策划哪些活动、打造哪些品牌，树立什么样的旅游形象等，由此完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核心内容。
旅游企业是旅游产品开发工作的主体，必须树立旅游产品企业化开发理念。 旅游企业在开发旅游项目和产品时，会以盈利为目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规划设计旅游产品、旅游项目，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吸引游客的目光，而这些是保证旅游产品开发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四）多层次、多样化开发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可以划分为基础型产品、提高型产品和发展型产品三个层次:1.基础层次：为陈列式观览。内容为自然与人文景观，属于最基本的旅游形式，是旅游规模与特色的基础。2.提高层次：为表演式展示。内容为民俗风情与购物，满足旅游者由静到动的多样化心理需求，通过旅游文化内涵的动态展示，吸引旅游者消费向纵深发展。3.发展层次：为参与式互动。内容为亲身体验与娱乐，满足旅游者自主择项、投身其中的个性需求，是形成旅游品牌特色与吸引旅游者持久重复消费的重要方面。
因为旅游者需求（如年龄、收入、职业、偏好、学历等）的差异，旅游消费也越来越多样化。旅游产品既要有“观光型产品”这样的基础层次，也要有“表演式、参与式、体验式旅游产品”这样的提高层次和发展层次，还要有高、中、低档不同消费档次，通过多样化、多功能、多档次的旅游产品，全面提升旅游收益。
三、运河遗产廊道的景观打造方法
运河遗产廊道的景观打造，可以依托运河的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从构建主题公园、建立文化活动场馆、开展各类水上娱乐活动等几方面入手。
（一）建立主题公园
可以沿洛河建立各种主题公园，如特色花卉主题公园、运河遗址公园、历史文化公园、民俗风情园等，宣传运河文明和历史文化。
1.特色花卉主题公园
花卉主题公园可以怡情养性，是深受人们欢迎的休闲方式，各地可以建立特色花卉公园，如洛阳以牡丹闻名天下，可以建造牡丹主题公园。洛阳牡丹栽培始于隋，鼎盛于唐，宋时甲于天下。洛阳牡丹花会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知名度。牡丹主题公园内应广植各类牡丹，通过现代科学技术，让游客在夏秋冬三季也可看到牡丹，避免错过花期的遗憾。牡丹主题公园应设有供人拍照的和牡丹相关的雕塑，雕塑的内容可以是民间传说，也可以是小说故事，可以以风骨气节为题，可以以爱情为题，增强牡丹观赏的文化性。公园内应精选有关牡丹的诗文，体现国人对牡丹的喜爱。园区内还应有以牡丹为主题的文艺演出，如《丝路花开》等，让游客劳逸结合，在欣赏歌舞的同时再次加强对牡丹文化的认知。此外园区内可设置牡丹纪念品，如牡丹瓷、牡丹食品、牡丹饰品等，满足游客的消费需要。
2.运河遗址公园
运河遗址公园是人们吊古思今和展示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遗址公园可精选地址，如洛阳可以建在天津桥附近，因为天津桥曾是是隋唐大运河地标性建筑。遗址公园设计思路如下：（1）对遗址进行保护和展示。如建设天津桥遗址水上保护展厅；恢复天津桥的历史面貌。让游客在桥上可以观光、购物、品尝美食等。（2）4D电影展示繁华历史。洛阳可以再现隋唐时期商业的繁荣和中外文化的交融，让游客穿越历史时空，梦回大唐盛世。（3）建造拍照景点。如建造西域商人铜雕、遣唐使铜雕等反映隋唐时期洛阳的兴盛；用古船的形象表现隋唐时期洛阳城水运交通的发达等，凸显运河的历史作用。
3.历史文化公园
历史文化公园主要展示洛阳厚重的文化底蕴，可以设计如下内容：（1）建立成语典故公园。洛阳是千年帝都，成语典故俯拾皆是，它们是洛阳历史的缩影，是传统文化思想的宝库。（2）建立洛阳历史名人雕塑园。 洛阳自古名人辈出，通过历代名人雕塑，展现洛阳辉煌的历史，激励后人为社会做出贡献。名人雕塑可以分为文化根脉区雕塑、文学名人雕塑、科技名人雕塑、政治名人雕塑、道德教育名人雕塑等类别。
历史文化公园策划思路如下：（1）按朝代分段展示。采用仿古建筑，按历史年代分段展示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便于游客记忆。（2）精选故事与人物。择其精华、诠释内涵、赋于新意，通过碑刻、壁画、园雕等艺术手法，配以小桥流水、亭台楼榭，使其具有艺术性、可观赏性。（3）注重娱乐和体验。可将故事性、趣味性强的历史故事，白天可以安排话剧演出；晚上可以依托运河廊道安排水幕演出。演出时可以让游客作为群众演员一起参演，甚至不必拘泥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如玄奘是洛阳人，他的故事可以根据《西游记》加以杜撰，相信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比真实的历史故事更受游客欢迎。体验式演出一定会给游客留下独特深刻的记忆。
4.民俗风情园
民俗风情园主要展示洛阳丰富的民俗文化，如传统体育游戏、武术、节庆民俗表演等。
传统体育游戏如抽陀螺、弹弓、老鹰捉小鸡、跳绳、抓子儿、滚铁环、跳马、跳方格等。体育游戏可以用雕塑的形式凝固下来，便于拍照；也可以提供实物，让游客在玩中获得运动的喜悦。为了提高兴趣，还可以组织游客比赛，给与奖励。
洛阳节庆民俗表演很多，如河洛大鼓、跑旱船、抬花轿、骑毛驴、大里王狮舞、曹屯排鼓等。表演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精选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2）形式新颖，生动活泼，恰当融入流行时尚因素，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3）加强互动，让游客参与节目演出，体验民俗表演的魅力。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群的青睐。仅洛阳知名的武术就有宋氏通背拳、心意六合拳、南无拳等。武术表演应该组建集武术、灯光、音乐为一体的演出团队,以策划及承接大型武术演出活动。通过表演，打响地区武术知名度，成为另一张城市名片。
（二）建立文化活动场馆
文化活动场馆不仅要向游人介绍当地的历史文化，更要注重体验与游乐，要玩中长知。本着这一目的，可设置以下项目：
1.设置“穿越时空”游乐项目
“穿越时空”项目的目的在于让游客在玩中了解洛阳的历史文化。如洛阳可以建立悬空式球幕影院，倾力打造电影场景，形成极具震撼力、冲击力和视听享受的效果。在巨型球幕的包围下，在奇幻的座椅升腾中，游客将插上翅膀，像飞翔的神鹰般穿越洛阳历史时空，从河图洛书、到夏都斟鄩、商都西毫、周代的洛邑、汉魏古城、隋唐洛阳城……亲历酣畅淋漓的飞翔与尖叫，畅享痛快至极的玩乐与释放，观众在看电影的同时会了解洛阳为何是“千年帝都，文明之源”。
2.设立手工制作创意园
洛阳唐三彩烧制技艺、洛阳宫灯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黄河澄泥砚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普通人来说，它们一向高高在上，遥远而神秘。它们是如何制作的？我能不能亲身体验制作过程？大概是很多人都渴望的事情。
游客如能自己参与制作、雕刻，比买工艺品更有成就感。创意园的环境要精心装饰，安静舒适，使游客既能玩制作也能坐下歇歇，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在放松解压的同时，还能加深亲情友情，体会创造的乐趣。
3.打造歌舞盛会
旅游不仅要有自然风光，游客的体验式娱乐，还要有视觉盛宴，有大型表演观看。如洛阳历史资源丰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可以抓住这一优势打造一台歌舞盛会。比如说“武皇十万宫廷乐”，为唐代的武则天时期的汉族乐舞，曲内容主要是歌颂太平盛世、赞美大好河山等，可以对其挖掘整理，反映丝绸之路上的盛世景象。此外，还可以设计“礼乐周公”、“忠义关公”、“隋唐百戏”等的演出。
（三）建立水上娱乐项目
人类活动与水息息相关，水带给万物生命和快乐，水上娱乐项目在旅游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湿地生态游。湿地可以保护改善环境，被称作“地球之肾”，是重要的生态系统。湿地拥有众多野生动植物资源，也是旅游休闲的好去处。湿地生态游要将自然风光、人工建筑风光、娱乐科普结合起来。可以设置水上垂钓、水边烧烤、自行车观光、湿地科普馆等项目，但不管哪种，务必以保护湿地环境为前提。
2.画舫昼夜游。画舫昼夜游应以欣赏沿河风光为主，顺便加入文化因素。运河遗产廊道要打造一段观光河段，这一河段要恢复古风古貌，使人能够遥想九朝古都洛阳昔时城郭巍峨、宫阙壮丽的画面。要让游客在古色古香的河道上观水、赏景，体会清幽、静谧、闲适的古城风情。
3.画舫表演。游客囿于地域、知识的局限，对其它城市的河流知之甚少，比如洛河，周公曾在洛水之滨举办过“洛水流觞”、曹植曾在此写下千古名赋《洛神赋》，隋炀帝的龙舟曾在此处流连忘返，白居易等诸多历史名人于上巳节这天曾在这里诗文唱和等等。洛阳可以依托这些文化资源，进行艺术创作，举办画舫表演，带给游客视听盛宴，让他们了解、传播当地的历史文化。
大运河申遗的成功，使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运河遗产廊道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重新思考如何把河洛地区悠久的历史文明与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用现代化的包装设计，推动河洛地区文化遗产的传承，提高它的知名度，并让它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河洛地区资源丰富，要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契机，把悠久的运河文化用现代化的设计加以展示，推动河洛文化遗产的传承开发，为地方经济做贡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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