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管理范文1
父与子：恋父认同
任何变革的时代都是屠格涅夫所描绘的"父与子"的冲突时代，而任何变革时代中的新一代成长都是以弑父情结为心理驱动的。应该说，80年代，在第五代电影中，作为一种精神依托的"父亲"形象就已经悄然退场，陈凯歌、张艺谋在《黄土地》中所塑造的那个苍老、沧桑、愚钝的父亲形象正如同罗中立那幅经典油画《父亲》中的形象一样，是对"父亲"/传统的一种含泪的追忆和无奈的告别，小憨憨与父辈们的逆流而动，正像喻了与过去的艰难而执着的决绝。进入90年代以后，当第五代解开了那个曾经让他们神采飞扬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不断出席各种国内外的加冕仪式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电影人则开始了新一轮的电影冲击，在他们的影片中，常常情不自禁地表达出一种"父亲死了"的空洞、绝望和寻找"父亲"的迷惘、努力。
先是阿年在《感光时代》中，叙述了一个在物欲现实中青年人的成长故事，一个与商品社会格格不入的艺术青年在"父亲/精神"和"母亲/物质"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拒绝与认同，在那个教育他成长的"父亲"一样的老人死去以后，这位青年也告别了那个试图豢养他的"母亲"一样的款姐，最后成了一个孤苦无告的流浪者；路学长更是在《长大成人》一开始，就借用唐山大地震来隐喻失去精神之父的后时代的降临，直到故事结束，一对青年男女还在继续他们寻找早已失踪的父亲式的"朱赫来"的心路旅程。新生代电影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一群没有父亲庇护、也没有父亲管制的青年人那种飘荡和游离的迷惘和狂乱，处处洋溢一种没有家园和憩居的青春骄傲。也许正是这种"无父"的流浪使新生代电影具有远远超过其商业价值乃至艺术价值的文化价值。
但是，在张扬1999年导演的《洗澡》中，那个被告别、被遗忘、被丢失的父亲却重新款款登场，而且不仅是以一种家庭身份出场，还以一种文化符号出场，在影片所提供的父与子的冲突中、父与子的隔膜中，最后以子对父的全面认同而结束了叙事。影片中的父亲老刘（朱旭饰演），是一位"澡堂"老板，不仅外貌造型慈祥、温和，而且性格开朗、豁达，倔强但通情达理、与人为善，叙事极力回避"澡堂"作为经营实体的经济运作和金钱效益而极力渲染"澡堂"对于社区、对于远亲近邻的亲和作用和凝聚作用，"澡堂"似乎是一个供人们共享天伦之乐、人情之乐的大家园，而老刘就是这个家园的家长。不仅各种各样性格各异、年龄各异、身份各异的人都能在这里得到快乐，而且即便是二明（姜武饰演）这样的傻儿子也能够在这一世外桃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父亲的宠爱。这似乎更像是一个老少咸宜、妇孺同乐的人间天堂。
而影片中唯一与这个天堂般的"澡堂"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就是老刘的大儿子大明（濮存昕饰演）。大明因为不认同父亲的"澡堂"生活，曾经离开（背叛）了父亲和他的澡堂，离家出走到了被80年代中国文化符号化为与"内地文化"、"传统文化"迥然区别的"他者"--深圳淘金，显然，父与子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血缘亲情的冲突，而是澡堂文化与深圳文化的冲突，或者可以更准确发说是父/传统/东方与子/现代/西方的冲突（濮存昕饰演大明，显然与他被当作消费社会中男性偶像的广告象征有互文本联系）。
而影片的意义并不在于父与子的冲突，子对父的背叛在影片中是被作为过去时来间接叙述的，或者说，背叛在影片中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出场过，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仅仅只是当二明用一幅图画将大明从深圳"误骗"回北京以后，大明如何亲眼目睹父亲的"澡堂/天堂"生活的过程，如何亲身体验父亲的"澡堂/天堂"生活的魅力，最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早年叛逆的轻狂，而心甘情愿地臣服在父亲慈祥的形象面前，不仅成为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血缘亲情意义上的孝子，而且也成为了告别叛逆、皈依传统的父亲所维护的"澡堂"文化的精神遗产继承者。
影片并没有真正正面展开"澡堂文化"与"深圳文化"之间的叙事冲突，大明一直被安置在一个被动的观看位置上，他在影片中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性，他只是一个被教育者，他从来不可能有机会在影片中证明自己的选择和行为的合理性，因而，他如同我们所有观众一样，是通过看而成为了父亲和父亲所代表的"澡堂文化"的俘虏，我们被父亲的宽厚、被父亲的亲切、被父亲与周围人的和谐和睦、被父亲所代表的超功利性的东方人伦情感所感动、所征服，于是我们也同大明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恋父认同，也完成了对"澡堂文化"的认同。
当我们完成这种认同以后，几乎和所有关于成长的影片一样，《洗澡》也采用了一个"继承"性的叙事转换策略，正如同当年《青春之歌》用卢嘉川之死来为林道静的成长、《红色娘子军》用洪常青的退场来为吴清华的成长开辟道路一样，当大明完成了对父亲的认同过程以后，老刘便在他一生所维护的"澡堂"的温暖的水中安然辞世，而最后大明和二明共同经营澡堂的情节，则是"文化继承"交接完成后的一次彩排：儿子们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精神遗产长大成人。从这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代老人对传统的眷念，而且也通过儿子对父亲的认同将传统塑造为现代生活温情脉脉的世俗天堂。
"五四"时期，鲁迅曾经呼唤过用"幼者本位"来替代"长者本位"的文化，经过80年的循环往复，从父与子的冲突，到子对父的寻找，再到子对父的认同，似乎勾画了80年代以来中国主流文化的一个运行轨迹。在今天这样一个重新塑造新世纪"父亲"形象的主流文化氛围中，在这样一个处处充满了"弘扬"、"继承"、"回归"、"东方中心"等流行话语的氛围中，出现《洗澡》这样一部表达恋父认同、长者本位的影片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只是，这样一部将恋父过程叙述得如此从容自如、如此溢于言表的影片出自一位青年导演之手还是多少有些让人意外，而且影片将父/传统/西方与子/现代/西方的二元对立如此想象性地解决不仅在电影叙事中而且在文化叙事中似乎都显得过分简单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无论是放到中国100年的文化过程中，或是放到中国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洗澡》都是一部世纪末中国父与子大主题中的一部耐人寻味的文本。
上善若水：传统膜拜
"洗澡"离不开"水"，但是在《洗澡》中，"水"却是负载了明确文化意义的符号。在影片中，当老刘回忆陕北缺水的过去时，插入了一个相当突然的陕北农民祈求雨水的画面，无论是画面造型或是秀儿、弟弟的人物设置，都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当年的《黄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段落其实就是想让我们联想到《黄土地》。而在《黄土地》中人们所祈求?"雨水"渺茫无望，翠巧消失在黄河的滔滔急流中，憨憨仍然在绝望地期待，但《洗澡》中，人们终于有了源源不断（但隐逸了来源）的水，这水就是所谓东方的仁慈、宽厚、和睦、亲情，是一种以老刘和他的"澡堂文化"所代表的东方人伦。在《黄土地》中，"水"是一个悲剧性的期待，而在《洗澡》中，"水"则成为了一个正剧性拯救。《黄土地》中的西部造型被有意识地生硬地插入当代都市空间中，的确显示了张扬整合第五代的勃勃野心，那似乎是对第五代的一种消解：当年陈凯歌、张艺谋们沉痛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祈?"水"的执着和愚昧，而这救命之"水"在《洗澡》中早已预备妥当，《黄土地》中那个逆人流而奔向新生活的憨憨已经得到了"水"的滋养。第五代的文化反省经过15年的演化，在《洗澡》中成为了文化回归。
几乎可以说，影片中所有对"水"的赞美，其实都是对父亲、父亲所代表的"澡堂文化"，"澡堂文化"所像喻的东方传统的赞美，我们不仅在影片中看到了赫然醒目的"上善若水"的匾额，而且也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人们对水的崇拜和留念，在一段同样生硬的插入段落中，老刘对儿子二明讲了一个关于的故事，说湖水可神圣了，那是圣湖，"湖水不但能洗净身子还能洗干净他们的灵魂，治百病呀，所以这一辈子他们一定要到圣湖去洗次澡"。这一段的声音处理和画面构图，都使我们联想到冯小宁导演的《红河谷》中那段老奶奶讲述的关于长江、黄河等5个儿子的故事，他们同样都用水来作为中华文化时间和空间联接的中介。随着旧城市的消失，澡堂也即将被推倒，人们意味深长地表达着对"澡堂"之水的一往情深："我担心哪，啊！一搬进那新小区，连个澡堂子也没有这上哪洗澡去呀，是不是?""你说那热水器，啊，一个人在那淋着，哪有在这儿泡着舒坦呢。"当然，怀旧、怀乡，几乎是所有表现现代化冲击传统生活的共同意绪，然而，在《洗澡》中，"水"不仅是怀的对象，而且也是影片为我们提供的未来的养料，它不仅仅属于过去，影片更想将它带入将来。传统之"水"是解决所有危机的灵丹妙药，所以，影片中一对处于家庭危机、夫妻性危机的男女也通过老刘提供的澡堂之水得到了解决。水之万能在影片中被作为一种意念反复被强调，但是水（传统人伦）之万能作为一种神话，它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我们正在经历的走向现代化的危机和我们每天体验的生存危机，其实是很难得到不可置疑的豁免的。我的太阳：文化想象
《洗澡》中有一个用心良苦的情节，我们显然难以忽视：
一位名为苗壮的小伙子，总是在老刘的澡堂里放声高歌《我的太阳》，这位小伙子不仅身强体壮，似乎吃了太多的黄油、面包，喝了太多的牛奶，而且他在这个传统澡堂里从来不泡浴而是选择更"西方化"的淋浴，他唱的歌曲也是一首典型的西方经典音乐，后来他衣冠楚楚走上舞台时，身着的也是一套西服革履，这所有的能指符号其实都在暗示其西化文化所指。然而，有趣的是，这位"西化"的苗壮每次都是在"水"的淋浴下高歌，一当有人听不惯他的"异国"曲调，关上水龙头，他便会哑然失声，而一当恢复供"水"，他才能重展歌喉。傻二明则是"我的太阳"的最忠实的听众，而当苗壮站在没有"水"的滋养的舞台上无论如何也唱不出"我的太阳"的时候，恰恰是这位傻子明白了"水"才是一切的关键，所以当他傻忽忽地将水龙头冲向舞台上的苗壮时，"我的太阳"那热烈、恢弘、奔放的旋律才能喷薄而出，回荡在天地之间。西洋歌曲"我的太阳"（阳刚）在东方象征"水"（阴柔）的灌溉下，构成了一个何等令人心旷神怡的中西融合的狂欢场面！
这一切，当然都是影片作者苦心经营的文化策略，东方人伦传统之"水"不仅是我们解决当下困境（如家庭危机、甚至性危机）的灵丹妙药，而且也是西方文化移植东方的本土养料。上善之"水"具有一种吐故纳新、养育万物的神圣性。影片最后，在"我的太阳"的歌声中我们看到那些陈旧、低矮的建筑正在被现代化的推土机所摧毁，那是对西方文化压倒中国文化、现代文化压倒传统文化的一种直观象征，同时，"水"的隐喻、人们对"澡堂文化"的无限眷念似乎又提供了一种对东方传统的自我膜拜。现代化带给中国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带给人们的巨大喜悦以及人们对现代化的无限渴望被隐藏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依依不舍、只是蓦然回首、只是无可奈何，联系到那个下海经商的大儿子大明最后从深圳文化（现代/市场）向澡堂文化（传统/天伦）的回归。
当然，我们会清晰地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市场与天伦进行二元对立的设计的，我们也会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将东方、将传统、将人伦想象为人间天堂的，尽管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个被西方强势文化诱惑着"走向世界"、"国际接轨"、"现代化"的现实。因此，我们肯定会关心：《洗澡》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地神化长者、神化澡堂文化，神化东方人伦传统？长大成人：主旋律化与国际化
《洗澡》的导演是正在渴望进入主流中国的青年导演张扬，而影片的投资方则是由一位美国人创办的西安艺玛电影技术有限公司，公司首脑罗异（美国白人）还担任了影片的策划，这两个具体的因素与中国电影主旋律化的国内背景以及全球化的国际背景的合力，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这部电影的文化走向。
在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一方面必然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威胁和压力，另一方面也必然要面对原有和现存社会结构的变动、调整所引起的震动和颠覆，为了应对这种挑战，90年代以来，主流政治文化一直试图通过维护、宣扬、弘扬传统文化来强化民族凝聚力，通过东方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抵御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传统文化的神圣话语其实都是现实权威的中心认同。正是在这样一种"弘扬"的主流文化场景中，《洗澡》应运而生，成为渴望摆脱边缘、进入主流、获得命名的新生代导演一次相当虔诚的努力。
与此同时，在赛义德所谓的"西方主义"中，西方人视野中的东方其实常常都是一个双面人，一面是面目狰狞的妖魔化的东方，专制、愚昧、落后，那是西方人通过一个"反面"的"他者"来确立自己的优越性的文化/心理策略；另一面则是含情脉脉的天使化的东方，温馨、宁静、祥合，这是西方人借助一个"正面"的"他者"来平衡自己文化矛盾的另一种文化/心理策略，其实，无论是妖魔化的中国，还是天使化的中国，都与我们正在遭遇和正在经历的中国无关，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只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建构和想象出来的中国，正如我们从义和团、直到现在也常常有一种将西方想象为天堂和地域、使者和强盗的西方主义一样。
但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为东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别是当我们试图"走向世界"，试图"国际接轨"，试图"文化输出"的时候更是如此。而《洗澡》则正是在一个西方人精心策划下满足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想象的精巧文本，它将澡堂文化为象征的东方传统人伦书写得如此暖气融融，无论是澡堂内那腾腾的热气，或是人与人和平共处的大量的全景镜头以及两人或两人以上相濡以沫的镜头，或是关于父与子关系的叙述、关于"水"的隐喻，都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安全、温暖、平和、干净的东方家园，那也许可以为处在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的西方人饭后茶余提供一点多愁善感，为他们在丰衣足食、灯红酒绿之外呈上一盆奇花异草。《洗澡》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视野中那种天使化东方的需要有谋而合。加上影片本身制作精良、节奏流畅、造型鲜明，一些细节也相当精彩，它能够在西方国家得到认可、接纳（当然，作为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种补充，这种认可和接纳的空间相当有限）并不奇怪。
应该说这是一部令人吃惊的电影，它是如此尖锐地将传统人伦与现代经济对立起来（老北京的"洗澡"与新深圳的经商），并且它在如此鲜明地美化传统（明亮而暖融的澡堂空间和上善若水的象征）的同时还如此明确地表达了新一代对老一代文化的认同和继承，显然，《洗澡》是自觉地试图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反省转化为文化回归（整合第五代电影主题和消融西方文化的外来性），影片在叙事上的从容、视听造型上的精致以及影像、声画表意上的营造，都显示了一种远离弑父渴望、恐惧和焦虑的恋父认同。这一认同的意义相当复杂，联系到影片的投资者身份，也联系到这部影片诞生的特殊语境，我们说，一方面它是对青年一代叛逆意识的审判和对权威文化的一次靠近，同时也是对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一次义演，在满足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同时，影片也为我们自身提供了抵制西方他者的优秀民族传统的"自我"想象。这是一个既满足了世界主流文化对东方的文化想象也满足了中国权威文化对自我的文化想象的电影大餐。
有趣的是，弘扬传统的主旋律化策略与面向西方的东方主义策略在《洗澡》中竟然如此天衣无缝地叠和在一起。尽管这两种文化策略的立场和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却殊途同归。正像《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用一个人道博爱、高大英俊的美国男性（阳性/主动者）对年轻、美丽、楚楚动人的中国女性（阴性/被动者）的认识、理解、崇拜来证明革命历史的合法性一样，在《洗澡》中，主旋律也利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来强化传统的承传性、民族的同根性以及民众的向心力，而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则借用主旋律将中国故事变成了一个情意绵绵的文化传奇。《洗澡》和它的制作人们通过对主旋律化和东方主义的双重满足，获得了自己的主流定位和利益回报。
东方管理范文2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思想 差异 缺陷 融合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6-026-02
一、东西方管理思想差异
1.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东方的管理思想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发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包括有易经的阴阳学说、道家的无为学说、儒家的仁爱学说、佛家的慈善学说、兵家的用人学说、法家的崇发学说等，这些思想构成东方管理思想的渊源。其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大量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在管理实践中以“人本”思想为主，组织中成员之间关系和睦联系紧密，强调组织文化，集体感强，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的判断对决策过程有较大的影响，主观色彩比较重。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思想最早发端于古希腊的哲学，古希腊作为一个商业城邦和民族，其文化的发展形成人类早期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这亦是古希腊文化本质特征，即追求个性独立和解放。西方的管理思想最终在泰勒提出科学管理的理论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定性定量地分析具体问题，决策按照一定的流程和步骤，制度完善，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关系比较冷漠，突出个人的作用和能力，权责清晰，赏罚分明。
2.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区别。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的管理思想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以人为本，比较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中摩擦和直接冲突较少，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主，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管理思想。西方的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来约束组织中的每个成员，尽可能用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整个组织就像一台设计精密的机器，而每个成员就像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按照设计好的轨迹固定地运行，确保最好的效率和最高的利润。西方的管理思想科学性比较重，偏重于理性，定量化分析，是一种“硬”性的管理思想。
二、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必要性
1.内部因素。
（1）东方管理思想的缺陷。东方的管理思想比较人性化，贴近普通人的自然思考方式，但在决策过程中掺杂过多的人情因素，会影响判断和决策的客观性，会影响整个组织的运行效率；在管理中过于突出人的作用和人的影响，按照人类自然形成的思考习惯和方式进行管理，由于人与人个体之间有差异，人的思维过程复杂，在不同的环境中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就容易导致无法客观量化衡量管理效果，从而影响奖惩结果，最终影响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也无法掌握管理流程的标准，管理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过大；“一团和气”的文化一方面使得组织内部比较和谐，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组织有回避尖锐问题的倾向，容易导致组织中的某些关键问题和核心问题无法解决。东方管理思想基于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长于协调人际关系，追求群体和谐。东方人具有社会人特点，对群体关系、群体氛围以及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得很重。在东方管理思想中，关系、和谐、人情等因素地位过重，牺牲了组织的效率。
（2）西方管理思想的缺陷。西方的管理思想强调注重制度化标准化，但过于强调制度化标准化容易造成文化缺失，组织成员缺乏归属感；过于强调个人能力和部门效益容易造成个人利益和部门的利益超越组织整体的利益和战略目标；量化的标准和考核方式可能使得组织及其成员急功近利，过于短视，忽视组织的长期战略和利益。西方的管理思想把组织成员视为工具和机器，用条例规章进行约束管理，过于偏重标准和流程，忽视了管理社会性的一面，损害了组织成员对人性诉求和感情表达的需求，过于强调利益引导作用，而“唯利是图”不利于塑造组织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文化价值的缺失也会影响组织的凝聚力。过于鼓励冲突和竞争容易造成个人或部门利益超越组织利益，影响执行效果，同时还可能使得组织内部矛盾加剧，互相抵制，浪费了宝贵的资源，极大地影响组织的运行效率。
（3）融合的必要性。不论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有其固有的内部缺陷。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按照自身的逻辑体系不断延伸，逐渐走向了两个极端，这就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在自身体系越来越完善成熟的同时也逐渐暴露了各自体系内的缺陷，如果两种管理思想按照各自原有的路径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两种管理思想中固有的缺陷就会被不断放大，而这些固有的缺陷被放大之后最终会阻碍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发展的要求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在今后发展的路径中需求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弥补自身的缺陷，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就是这样一种合理的发展方式。同时，在东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横向的对比来判断自身体系的缺陷从而找到借鉴改进的方式方法，而东西方管理思想互相作为参照和对比借鉴的对象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固有缺陷是各自思想体系里与生俱来的，如果用体系内部的逻辑思考就无法发现自身的固有缺陷，而且这种缺陷也无法通过体系内部的自我修复的方式进行改进，所以，东西方管理学思想继续发展的要求和自身存在的固有缺陷这一对内部矛盾使得东西方管理学思想互相融合，取长补短成为必然选择。
2.外部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和跨国贸易的发展使得企业越来越重视本土之外的市场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互相渗透，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市场整体联系越来越紧密。东方企业的发展需要西方市场的支撑，西方企业的发展也需要东方市场的支撑。越来越多的东西方企业在对方国家建立子公司，开拓新的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的实施也逐渐全球化，如何管理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员工，如何在异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法律体系下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等逐渐成为管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命题。这就要求东西方管理理论不断地研究对方管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吸取对方的精华，适应对方的思维体系，结合自身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不断地更新各自的管理思想和理论，以适应新的市场背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开拓本土外市场以及对利润效率的追求使得东西方管理学思想融合成为必然的选择。
三、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可行性
1.管理思想的本质。管理思想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共存的、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和发展着的概念。管理思想是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的理性认识，包含着人们的实践经验，产生于管理行动和日常生活中的观点和概念，是存在于管理主体中某种稳定的、持久的、最高层次的理论体系。从管理思想的起源来看，管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就是要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最终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2.东西方管理学思想融合的基础。东西方管理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就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重要基础。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差异在于管理实践中运用的具体管理工具不同，管理思想运用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以及解决具体管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东方管理思想倾向于感性，西方管理思想倾向于理性。所谓的“理性”和“感性”强调的是在管理实践中管理思想的具体运用方式不同。同时，东西方管理思想所针对的管理（下转第28页）（上接第26页）对象都是“人”。以人为基础，充分发挥人的潜力为组织服务，在对人的管理上，西方管理思想采取的是“硬约束”，而东方的管理思想更多地使用“软约束”。而“软约束”经过发展可以形成文化约束，最终文化约束也会具有“硬约束”的效果。而“硬约束”通过长期的作用和影响也能在组织中产生特殊的文化，形成“软约束”的效果。所以，“软约束”和“硬约束”的机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二者之间的角色和作用效果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在运用方式的实质和效果上，东西方管理思想也是高度统一的。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区别主要是内容上的区别，并没有在管理思想的核心及目的上有根本的矛盾和冲突，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是可行的，也是有基础有根据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路径分析
东西方管理思想所追求的都是效率最大化，所针对的管理对象都是“人”，这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东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带有强烈的文化历史背景和民族差异，适用性和有效性不一样，所以，尽管有融合的基础，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有共同的基础又面临巨大的障碍，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路径应该是：
1.充分了解对方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历史背景。因为只有充分地了解对方管理思想的背景和内容才能正确地认识自身的优势和缺陷，才能准确客观地吸收对方的优势来弥补自身的缺陷。
2.要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导致了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有不同的适用性和适用范围，要客观地接受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按照科学的发展逻辑和方式合理地吸收互补。
3.要辩证统一地运用东西方管理思想，以东方管理思想的“人本”思想作为组织的文化核心，用东方的管理思想创造文化的归属感，塑造“人性化”的组织文化，减少组织内部的冲突和摩擦，提高组织的凝聚力，用西方的管理思想作为具体管理的指导和方法，用标准化制度约束成员，量化理性地分析具体的管理问题，将东方的管理思想“感性”一面和西方管理思想的“理性”一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合理地平衡“人性”和“制度”，共同为提高组织效率的最终目标服务。
4.要灵活地掌握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方式和融合程度。矛盾是有特殊性的，不同的民族，国家，企业有不同的背景，面临不同的问题，如果将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方式定性、定量化或者标准化、流程化，也就意味着把这种融合建立在西方管理思想的逻辑体系上，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是一种新的逻辑，既不是原来东方管理思想的逻辑，也不是西方管理思想的逻辑，因此，不能完全套用东西方管理思想原有的逻辑框架和分析方法，应该是坚持东西方管理思想共同的基础，在管理实践中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融合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来为组织服务。
参考文献：
1.尹毅夫.中国管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吴照云.中国管理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吴照云，于焕新.管理的本质与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J].当代财经，2008（8）
东方管理范文3
2010年8月26日，中国主要发电设备生产商――东方电气中期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9.1亿元，同比增长8.93%，实现净利润10亿元，同比增长50.16%。
这家在汶川大地震中遭受巨大损失并被总书记称之“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企业，用“东气精神”成功实现了再造。在这三年的艰苦奋斗中，龚丹作为东方电气股份公司的总会计师兼董秘感慨颇深，也更加理解了资金管理的真谛。
通过对下属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东方电气提前还清了在整体上市过程中应该在五年内支付给大股东的60亿元资金；借助资本市场，为东方电气的产业结构扫平了资金障碍。凭借在宏观经济政策剧烈波动之下仍能保持平稳有序的财资管理，在2010年初中信银行举办的“中国第一届企业现金管理十佳评选”中被评为“现金管理十佳风云人物”。
逼出来的资金管理
1994年东方电气在香港上市，成为内地第一批在香港上市的公司。2007年东方电气A股实施“股改＋定向增发＋换股要约”的整体上市方案，通过东方电机、东方锅炉、东方汽轮三大主营业务整体上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电设备集团。这次整体上市也成为国内首例换股要约收购。
这个被称之为“小鱼吃大鱼”的经典整体上市案例却给龚丹带来了一定的难题。上市过程中，东方电气采用延期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要向集团公司定向增发3.67亿股、分五年向大股东支付现金60亿元。除去先期支付的10亿元，还需支付50亿元。
龚丹表示，虽然和集团公司确定了当时银行最低贷款利率为6.08%。但是即便如此，每年的利息也高达3亿元，五年的利息加起来就是15亿元！“上市后，公司货币资金仅有14.4亿元，还掉集团10亿元后仅剩4.4亿元。”龚丹坦诚当时的确处于捉襟见肘的状况。
就在龚丹为这笔资金大伤脑筋时，5.12汶川大地震再次重创东方电气。这次地震中东方电气子公司――东方汽轮机厂遭受巨大损失，直接资产损失达到16.6亿元。龚丹回忆时说，“2008年当年即决定重建工厂，预算花费资金50亿元。加之之前的50亿元的有期贷款，资金压力可想而知。”
但是对于东方电气来说，困难还远远未结束。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至国内，当时有23亿美元外汇项目的东方电气又面临一次打击。“能否挺过金融危机，每个人心里都是一个问号。”龚丹表示，虽然当时银行愿意给公司发放贷款，但是成本很高，回想起两年前的情况，龚丹有些自嘲的说，“我们当时就是一个负翁，到处都欠钱。”
节省15亿元！
迫在眉睫之时，东方电气集团董事长王计、总经理斯泽夫组织财务人员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公司的钱从哪里来？怎么加强现金管理，盘活存量资金，让资金得到更多优化？对于总会计师龚丹来说这是自己首当其冲的问题。
龚丹表示，当时自己围绕如何进行调整、解除资金断裂的风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第一，东方电气有哪些长处，又有哪些短处；第二，作为财务管理人员的目标是什么，应当树立怎样的财务理念？这种理念的核心是什么？第三，应该如何处理当前资金短缺问题？”
经过一番思索后龚丹认为，作为上市公司，东方电气要对社会和股东负责，因此要实现公司价值管理最大化，并以成本最低化，资产结构最优化，融资成本最小化来开始实施。
那又当如何实现价值最大化？对此龚丹认为，财务管理是管理的核心，而现金管理则是财务管理的中心。于是龚丹开始着手梳理公司财务。首先借助于集团财务公司平台，来实现股份公司资金的集中管理。
东方电气旗下拥有11个二级公司和分公司事业部，分布在全国各个地方，甚至是全球。除此之外，集团还有众多的三级子公司。由于这些子公司分布在不同地方，并且都是合理合法的法人单位，资金都没有归集，资金管理还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龚丹提出，要提高资金集中管理，提高内部资金整合，加强系统效应。
为此，龚丹与银行紧密合作推进公司资金整合。2008年东方电气与中、农、工、建、交五大商业银行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借助其平台进行资金集中管理。规定下属公司在指定时间内，在当日下午4点前对公司154个子账户全部清零，不允许子公司账户留有一分钱，并将这些资金全部划归到母公司账户。从而在母公司内部建立起一个现金池，发挥内部资源整合的作用。
龚丹事后感慨，每一个子公司都是几千人的大型公司，当时的资金集中管理难度非常大。不过令龚丹欣慰的是经过此番整合，把子公司以及三级子公司的149亿元现金集中管理，使得母公司资金充沛起来，提前偿还了剩余的原本五年还清的50亿元贷款，为广大股东节省了15亿元的利息成本。
借力资本市场
龚丹强调，资金集中管理仅仅是资金管理的第一步，接下来要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解决存量资产和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并在现有资金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合理的投放。
从2004年起，东方电气开始涉足风电领域，并随后推出相关产品；2007年在完成整体上市的同时，东方电气提出了火电、水电、核电、风电、燃气发电“五电并举”全方位发展模式；2008年虽然地震和金融危机让高速发展的东方电气放缓了节奏，但是也让其有时间考量另一个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新能源。东方电气当时预估新能源项目需要39.6亿元。
如何筹措资金？ 龚丹看好了整体上市后的资本市场平台。2008年11月，在近期上市公司公开增发频频遇冷的背景下，东方电气于2008年11月进行的6500万股A股的公开增发却受到了以基金为主力的机构投资者的大力追捧，获得3倍超额认购，吸引了39家机构投资者参与了此次增发。此次增发融资金额达13亿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司中长期的资金压力。
龚丹介绍，汶川大地震后，证监会特此开辟“绿色通道”，对灾区企业实行优先审批、优先路演、优先发行、优先挂牌交易以支持灾后重建。东方电气也是受益于“绿色通道”得以快速融资的。
在资金的支持下，东方电气新能源业务迅速发展。截至2009年上半年，在东方电气的订单结构中，风电订单为156亿元，同比增长80%，所占总订单比例为12%，排在火电、核电之后，略高于水电。
持续的发展需要持续的投入，同时东方汽轮机的灾后重建也需要50亿元的资金支持，于是东方电气决定继续借助“绿色通道”。2009年11月，东方电气向控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在内的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实施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45亿股，募集资金达到50亿元。
在解决了资金问题后，龚丹又将目标瞄准了内部存量资产管理。应对应收账款，龚丹要求子公司成立专门的应收账款队伍，成立“人盯人项目”并与业绩挂钩，从而保证应收账款及时回收；面对公司存货，龚丹定下目标加快发货，及时收款。同时在成本方面，财务进行时时调节，降本增效，达到成本最优化。龚丹介绍说，“尽管这几年同行业毛利率都在下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东方电气的毛利率却增长很快，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比去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个百分点。
东方管理范文4
【关键词】东航 流动资产 外汇风险管理
自2005年中国政府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受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和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未来人民币汇率可能与现行汇率产生较大差异。
截至2011年，东航业务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入中外币金额不断增加，面临着外汇风险。本文着重分析东航流动资产项目，选取流动资产中变现能力最强的货币资金和应收账款项目为例来分析汇率变动对其影响。下面所选取的数据来源于东航2011年报，数据单位统一为千元。
一、货币资金项目分析
如果2011年年度会计报表编制的时候，由于2011年12月31日人民币汇率与前一报表日不同，因而会产生会计报表折算差异。即由于汇率的变动，现行汇率（2011年）与初始汇率（2010年）的变动，使得以外币计价的货币资金折算为本币之后与初始的报表产生折算差异，即会发生折算风险。表1中显示东航2011年折算风险暴露约为3亿，即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使得货币资金在报表日的本币价值减少了大约3亿。
二、应收账款项目分析
我们同样使用分析货币资金中外币金额的方法来分析应收账款中东航的折算风险暴露状况。表3中显示东航2011年的折算风险暴露约为0.17亿，即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使得货币资金在报表日的本币价值减少了大约0.17元。另外可以看出，应收账款中外币所占比重合计为21.97%，其中日元、美元、欧元分占6.38%、5.54%、10.06%。
从表4可以看出，外币中美元占两科目合计总额的比重最大达到7.47%。
三、流动资产外汇风险管理
汇率的波动会对资产项目中的很多科目造成影响，其中流动资产可以说首当其冲。下面将结合上文的分析，对流动资产中货币资金和应收账款外汇风险管理进行说明。
（一）货币资金外汇风险管理
由于货币资金的变动与其他资产负债项目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一般上市公司对货币资金的外汇风险管理都是在控制和管理好其他项目的外汇风险之后作为最后考虑的项目。例如，应收账款的收账、存货等各种资产购置的货币性支出，短期负债和借款利息的偿还等都会影响货币现金项目的数额大小。
对货币资金的外汇风险管理主要涉及会计风险的管理范畴。但是由于会计风险的套期保值会与交易风险的保值目标冲突。因为交易风险暴露会对实际现金流量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认为交易风险暴露要比折算风险暴露重要得多。也就是说，以产生交易风险暴露作为代价来减少或消除折算风险暴露是不合算的。因为折算过程不会对申报货币现金流量产生直接影响，只有当暴露在外汇风险中的资产被出售或清算时，才会对净资产产生真正的影响。另外，考虑到东航公司外币货币资金所占比重较少，故综合而言不建议对该项目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二）应收账款外汇风险管理
由上面的分析知，东航外币应收账款所占总应收账款的比重为21.97%。有必要进行套期保值。
常用的规避应收账款外汇风险的金融交易方法可以分：远期、期货、期权、BSI法、LSI法。一般来说，外汇期货和期权风险较大，是投资机构使用的工具。从财务报表可知，东航采用的是较为保守的通过出售外币远期合同进行套期保值。这种方法使得东航固定了外汇成本，无需缴纳保证金和支付期权费，对东航追求稳定性的公司来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保值方法。而考虑到借款手续的复杂性和时间可能过于长久。而通过折扣要求对方提前支付，可能还需具体折扣额进行交涉，因此BSI法、LSI法对东航来说还要看具体情况进行采纳。
四、结论
从两科目总体来说，美元是其最大的外币资产，因此美元汇率的波动必然给公司带来大的汇兑损益。因此美元应该列为其流动资产中重点套期保值的币种。分开来看，货币资金外币中，除美元外，其他币种占比较小，而在应收账款中，日元、美元、欧元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与货币资金比应收账款面临的外汇风险较大，因此综合来说东航对其他外币汇率风险也应加以重视。
参考文献
[1]吴昌仁.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研究与应用[J].当代经济，2011（06）：66-67.
东方管理范文5
【关键词】资源管理 款约 议榔 原生宗教
黔东南生物生态系统的平衡、统一是如何形成的呢？当然与它的社区资源管理方式有关。问题是这种特殊的社区资源管理方式在别的地方难以形成，唯独在黔东南形成了呢？这得从历史上说起。
1.社区资源管理背景
改土归流前，苗族和侗族都有自己的习惯法叫“榔规”、“款约”。最初款组织经过民主协商后盟约立法，树一块高大坚实的石头（直到清末才有人把款白译成汉字，做成有字的款碑），在石头前设讲款台，以示约法坚如磐石不可朝令夕改，并由能说会道的款师到各村寨宣讲款约，当地人称为“讲款”。这种习惯法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出现问题时乡民自行解决。款约内容会议后由各寨亲属或者房族兄弟自觉执行，对于违背款约者，处罚十分严格。难怪近代学者称：侗族坚持有“款”无官的民间传统，是有“法”无“警”的民间社会。
各民族社区的水资源、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是村民生计的根本，因而各社区采取了严密的措施来进行管理，正是这样的背景或原因才形成各具特色的稳定的社区资源管理方式。这里仅作扼要介绍。
2.侗族款约与资源管理
侗族传统社会的“款”实际上就是一部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地方性法规。这一地 方性法规与侗族社会的其他组织制度共同维护着侗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侗族地区人工营业林的生产最能够表现出侗款的管理特点。
侗款在保护森林资源特别是人工营林业方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各种形式与手段唤起人们对森林资源的爱护，使人们形成一种保护森林资源的意识；二是对森林规约破坏者的严格惩处。
侗款对于林木资源的保护与手段，无论是利用家族长、活路头、款首在侗族社会中的权威来实现对林木资源的保护，还是利用宗教活动中的神力实现对于林木资源的保护，不论是利用对于违反者的各种惩处和不同方式的教育来激起人们对保护林木资源的共同意识，还是共同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款约、款碑来告诫人们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其目的就在于这些地方性法规能一贯地被执行，成为侗族社区水资源、林木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保障。与侗款有关的内容还有许多，侗款规约了人们的行为，维护了侗乡的稳定与和谐。
3.苗族“议榔”与资源管理
“议榔组织”是苗族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它由几个甚至几十个村寨共同组成。议榔组织召开“议榔会议”的时候，为增强其社会约束力，还要举行宗教仪式，比如杀牛盟誓等等，让神作为见证者和监督者。然后订立条款，并埋岩，有的将牯牛头悬挂在树上，使村民深信神的威严，任何人不得违反，而这些规矩的执行者，则是民主公推的首领，由他们代表民众对违约者进行罚处。
在苗族社区中，家族内部，或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林权纠纷都可以通过习惯法得到解决，苗族习惯法高度重视林地的疆界，不论何人破坏了原有的林地疆界，就会受到重罚。
苗族家族之间的山林一般以山梁为界，凡面向同一坝区的山坡都属于同一家族的宜林地，按此划分不但界沿清晰林区又能大规模的连片经营。
苗族地方的“鼓社林”除了鼓社砍伐外任何人不得砍伐，社、村占有的山林，不能让私人或他人侵占。
苗族榔规是“议榔组织”所有成员讨论制定，执行非常严格，正因为如此才有效地保护了森林生态。课题组2007年曾到从江县岜沙村进行田野调查，发现岜沙离县城仅3.5公里，G321国道从村边直通县城，但村民砍柴到县城卖只肩挑背驮，不用车拉，原来这也是岜沙习惯法规定的，目的是保证岜沙的林木量，防止过度砍伐，而且限定了砍柴的树种，只能砍青冈木、麻栗木等杂木，不得砍杉树和其他经济林木。
苗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只要水利、林业、土地有保障，人们就能生活在和谐的环境中，这是苗族千百年来家族内部和家族与家族之间能和睦相处的制胜法宝。
4.原生宗教与资源管理
为了搞好研究，我们课题组走遍了黔东南的苗、侗、壮、水、瑶等地区，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的青山和绿水。从苗岭之巅到月亮山麓，从清水江畔到舞水之滨，到处都有原始的自然生态。其中原生宗教对于生物资源的管理作用不可低估。下面我们以雷山县毛坪村的田野调查个案来予以说明。
毛坪人认为野生动物与人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姐妹，捕获到野生动物要给它送魂，害怕野兽来报复伤害人类。看来万物有灵的观念十分深沉。毛坪人把有爪和有蹄的野生动物进行严格区分。因为毛坪森林面积大，有爪野生动物个体较小，但种类多数量大（他们认为猎捕有爪野生动物没有罪过），多为肉食性动物，对人养的家畜家禽威胁大，常常是夜晚出来活动，能爬树，跑得快，人很难捕获，这类野生动物即使被人捕捉，种群也不会灭绝。而有蹄类野生动物多食草，如野山羊、野猪、野牛，个体较大，数量有限，多在白天出来找食，猎狗追赶，容易获得。于是毛坪人说，捕获有蹄的野生动物会遭到报应。村里流传着猎捕野生动物而受到报应的故事。这类故事毛坪人说得很认真，听得也很虔诚，都希望人与野生动物要和平相处，互不伤害，求得平衡。原生宗教观念的存在，使人们不敢捕野生动物，使野生动物得以繁衍和发展。
类似这样的案例在其他民族中还有许多。原生宗教对资源管理起到良好作用，那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各民族在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是主流社会和管理阶层必须正视和关注的。树立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建立信仰之间的互相尊重，这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要条件。
当然，原生宗教文化绝非完美无缺，对于其危害社会安全与人们身心健康的文化成分，要坚决予以摒弃。[1]
5.结语
黔东南生物资源保持良好与各民族社区多元的资源管理方式有关，其主要包括侗族的“款约”、苗族的“议榔”和各民族的原生宗教。这些传统的资源管理方式对于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罗义群，原生宗教与社会精神多元化[J]，读书，2010（2）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生物均衡利用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发展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项目编号：10YJA850031）
作者简介：
罗义群（1947—）男，苗族，贵州黄平人，单位：凯里学院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高校教学名师，研究方向：民族学与生态学；
东方管理范文6
摘 要：东西方社会演进路径不同，管理范式大相径庭。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形成和运用于帝王对国家的管理，近代以来的西方管理主要形成于对企业的管理。管理的核心问题，是管理主体运用管理手段作用于管理客体的过程，是对人和人性的认识问题。
关键词：管理范式；人性；道德；价值
中图分类号：D82-061；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1-0037-03
自从管理学产生之后，效率问题就成为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如何提高效率？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们认为，效率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问题，取决于对人和人性的认识。这是因为，管理活动是管理主体运用管理手段作用于管理客体的过程。个人作为社会的细胞，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某些目标，个人需求的多样性和才能的有限性使得社会组织应运而生。然而，正如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提出的观点，假定一个组织或一个集团的成员拥有共同利益，他们显然也会拥有不同于组织或集团中其他人的纯粹的个人利益。就是说，为了增进集团的共同利益而建立组织，但驱使组织成员行动的又多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组织的共同利益。于是，管理的核心问题便转变为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如何协调的问题，内化为对人和人性的认识问题。
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出现过“经济人”、“社会人”、“组织人”等不同假设，但在对人性的认识上，最具代表性的应推X理论和Y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中认为，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不在于寻求某个出众的非凡人物，而在于建立管理的法则和规章。尽管这些法规和规章的执行都离不开人，但是前者显然比后者更为重要。“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的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1]。泰罗的研究侧重于生产作业，以机器为中心，把人视为机器的附属物。因此，泰罗制的广泛运用往往导致企业管理者忽视人的尊严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尽管泰罗的管理方法的确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由于他对人性理解的片面性以及立足于通过增加被管理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产量，因此遭到工人的敌视。
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理论家麦格雷戈在研究企业管理时发现，企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很多是由于管理者对工人的片面认识造成的。他在1960年出版的《企业中的人性因素》中指出：人的本性是决定管理者行为的重要因素，并把人性假设划分为截然相反的两大类：X、Y理论。X理论认为，工人劳动效率不高是其“愚蠢、懒惰、不负责任等造成的”，一般人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厌恶和逃避工作。
麦格雷戈对人性的研究与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论有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马斯洛把人的需要依次分解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和归属需要、受人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一般说来，需要的等级越低，越容易得到满足，需要的等级越高，越不容易得到满足。较低等级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去追求较高一级的需要。受这一思想的影响，麦格雷戈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人性假设理论，提出人的自我实现的Y理论，认为人不是被动的，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只要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他就会努力工作以达到确定的目标。外来的控制与惩罚并不是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的唯一方法，甚至可以认为不是最好的方式。人们对工作的喜欢取决于他们对工作带来的满足或对惩罚的理解。麦格雷戈认为，X理论使得对人的管理完全依靠于外力的控制，而Y理论却主要依靠自我约束和自我指导。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究竟是把雇员当做孩子还是成人。
西方的人性假说客观上为管理科学提供了生动的例证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公共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常常会比其他人更强烈地感觉到某些价值冲突带来的困惑。美国德克萨斯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中心主任蒙哥马利・范瓦特认为有五种主要的价值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它们包括：个人价值、职业价值、组织价值、合法价值和公共利益价值。特里・库珀等学者则把道德看作是公共管理从事活动的动机因素，认为如果在政府机构中没有具有正义感的个人，政府行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而当问题的关键是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时，正义应如何运用？个人价值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决策起作用？如何处理个人价值、职业价值、公共利益等价值之间的关系，仍是今天公共管理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无独有偶。其实，类似于X、Y理论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性善论”和“性恶论”。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生而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性的本质特征被儒家概括为“仁、义、礼、智、信”。仁是一种无比宽广能包容一切的情感境界，义则是由道德决定的掌握事物内在法则与必然性的科学的理性。孟子强调内仁外义，义不是外在的力量，不是心外之物，而是从羞恶之心中培养出来的一种内在德性。在孟子看来，爱父母是仁，敬老是义，义是更具有他人导向的德，是从亲情走向社会关系，更具有社会内容，类似于现代语境中的“社会正义”，但又不是西方哲学意境本体论的“正义”，而是天下人共同向往的普遍道德或普适性美德。礼则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冯友兰先生认为，礼不仅约束个人行为，而且约束各国的行为。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中国人古代传今的“国际法”或国际准则就是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礼”。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中国是以礼仪为中心的辐射形外交秩序：对外关系上除了礼部管辖外，还有以不同管理对象而设立的不同手段和部门（清末设立管理西洋各国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2]所以,儒家倡行“仁政”、“王道”，反对“霸道”。
与此相反，荀子以人的物质欲望来解释人性，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生来就“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韩非子进一步驳斥了儒家所主张达到的仁爱，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不加掩饰的利害关系，而无什么道德、友谊和爱情，只有严刑重罚才能使百姓老实听话。“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攻致赏，向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3]。可见，不同的人性观导致了不同的管理范式。
中国古代的治国思想，总体上是以德治为主的人治模式。刘泽华先生指认，先秦诸子思想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是两点：人性学说和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两者互为补充，互为表里，构成内核，其他方面是这内核的皮肉。除了庄子的人性自然说和出世思想外，其他各派研究人的目的都不是寻求人的个性解放，而是向统治者进献统治人民之策，或通过教育人去容忍这种统治。虽有温情之词，有同情怜悯和对暴政的批判，但都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儒家治理国家时，偏重于人的作用，认为君主只要选择好官吏，安抚好民众，即任贤爱民，实行仁政，就能治理好国家。它把政治主体自身的人性培养与仁义道德境界的提高放在一切政治过程的首位。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体现出的最鲜明的特征，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首先是一个“格物、致知、正义修身”的问题。“仁”、“义”是正心修身的标准，崇民本、重民生是治国之策，和谐有序乃“治国”、“齐家”之大礼，大一统（汤一介先生称之为：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则是“平天下”的最高追求所在。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政治主体力争成为明君良相（士），以教化国民。也就是说，政治主体在行为过程中把自己修养成的人性（格）向外推，变成具体的政策和政治行为而施行，这就是儒家语境中的“推己及人”。因此，政治合法性不像西方那样来自程序或过程的正当性，而是来自管理者的行为是否符合人性，是否符合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所以，“无道昏君”是应该被的。儒家“德治”是通过内在的价值构建，在实现个体自律基础上，实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互动，这种“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德治，是由个体到整体、由治心到治国的过程。
法家推崇法治，主张用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管理好国家。但中国的法治不是近现代西方偏重法律制度或实行程序的正当性建设，而是采用重刑罚的施政方式。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法是人制定的，也需要人来执行，有人治而后才能有法治。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主要是以皇权为中心，以行政权为主体，由行政权统摄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管理模式。商鞅把法比喻成行远路的牛马和渡江河的船只，认为法是治国必不可少的工具。秦朝建立了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自上而下高度统一的法治系统，奠定了中国的法治模式。但由于秦朝过分相信法治力量而否定德治功能，国家的治乱兴衰维系于一人或以皇帝为首的各级官吏，结果不能长治久安。秦汉以后，法家作为学派消失了，但重视法的作用的思想却流传下来。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老子劝告统治者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应该顺应时势和民心，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老庄哲学主张给予个体精神和生活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要干预和破坏事物发展的自然状态；在政治上主张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给予人民相对宽松的生息空间。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无为而治的结果。
中国古代的人治管理，是以德治为主又兼有法治和无为而治的系统管理。这一系统从汉代开始逐渐走向成熟，不仅政治体系具有自主性，而且建立了一套在稳定的价值理念基础上的文化管理系统。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认为，儒家作为“帝国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一切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儒家伦理既是确定精英地位资格的标准，又可用来控制官员的行为。它被用来论证政治统治、确定国家的目标、提出精英的共同价值观、调和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坚持从人道主义上赢得政治权威并通过捍卫道德学说来表现这种权威，是帝国运作的一个根本方法，它使中国传统政治寄希望于好人而不是规则和制度。[4]这种过分强调文化作用的治国之策尽管受到现代人的质疑，但对知识经济管理和现代国家仍具有借鉴意义。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中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管理模式，在今天仍是有效的方法。
不同的人性论都有其合理性。但无论是西方麦格雷戈的理论，还是中国的性善、性恶论，对人性的认识都未能达到科学的水平。马克思早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这就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人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的“假设”。人性的不同表现对管理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选择管理方法必须考虑不同时代条件下人性的不同表现，而不能简单照搬某种人性“假设”。
参考文献：
［1］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68.
［2］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0-37.
［3］沈玉成，郭咏志.韩非子选译［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