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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语文现代诗歌教学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度，现代诗歌的发展虽然历时很短，但我国这种诗兴精神仍永放光辉。在这样一个诗兴的国度，我们的学生现在的诗歌写作能力越来越差，对现代诗歌态度冷淡，欣赏不懂蕴含的意味。而教师由于受高考指挥棒和课时等因素的影响，对现代汉语诗歌的教学就显得格外随便，一堂课三言两语几首诗就草草而过。失去了老师的有效引导，学生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学习兴趣自然不高。教师怕教，学生怕学，形成这样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外国诗歌很少入编教材
从初、高中语文教材入编的现代诗歌来看，外国诗歌所占比例非常小，被入编的几首诗还被列为选讲部分。而选讲部分无论是诗歌还是阅读课文都不在考试范围之内。很多教师就钻了这个空子，对现代诗歌的教学往往草草了之，外国的现代诗歌比起我国的现代诗歌更加处于边缘地位了。其实，外国现代诗歌有很多优秀作品可以入选，那些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之作，就可以适当的编入我们的教材，以让学生更好的学习外国现代诗歌。
（二）选材范围太窄，题材多拘于政治化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现代诗歌选材多选于五六十年代，近当代的诗歌几乎是绝迹的。入编的这些诗歌，其显著特点就是思想价值大于艺术价值。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成了五六十年代抒情诗歌的主题。我们不能否认政治意义的诗歌有其重要的内涵和艺术价值，尤其对于中学生――“三观”尚未成熟的孩子们，更起到了重要的启蒙意义。因此，在诗歌的选材上，我们应该扩大现代诗歌的选材范围，让诗歌题材多样化，多选取最有秀的的篇目，这样才能提高学生对现代诗歌的学习兴趣。
（三）所选篇目与学生的喜好有偏差
中学语文教材中所选的现代诗歌与我们学生的喜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教材中更多的是政治化、诗歌文字优美化，而我们的学生多喜欢哲理类诗歌和浪漫类诗歌。哲理类诗歌是作者本身从自己的经历和审美追求中所领悟到的一种高度概括和凝聚的人生体验，带有很强的辨证法思想及启迪意义。自主学习源于兴趣，入选教材的现代诗歌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进行适当的调整，让学生们以自身兴趣去更好更自觉的接近现代诗歌，了解现代诗歌，最后爱上现代诗歌。
（四）教师教学手法存在的问题
语文教师由于缺乏专业诗歌理论指导往往对现代诗歌的赏析困惑重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采用“放任自学”的态度，让学生自主研习。当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得不到有效指导时，往往会知难而退，对现代诗歌就会越来越不感兴趣。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由教师引起的恶性循环。教师应该对学生加以引导，让学生们去探寻诗歌的思想内涵及人文情怀。如此，学生自然会对现代诗歌产生兴趣，并愿意尝试创作出一些简单的现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二、教材中现代诗歌的改革构想
（一）现代诗歌选编标准要合理
首先入选的现代诗歌原则上是名家名篇，要以最优秀的诗作教育学生，以培养他们纯正的诗歌素养和文学素养，所以坚持经典性的原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拘泥于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诗歌，可以选取一些新鲜并有深度的诗歌，这样也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唤醒学生的思考能力。其次是我们的选篇范围应该放大一些，不能只拘泥于政治诗和我国的现代诗歌，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兴趣，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选编的诗歌才能让学生自愿地去学习。
（二）增加读诗、写诗和鉴赏诗歌的知识
在我国市场上，新诗选本和解读书也不少，但大多质量不高，首先它们对新诗的解读还是当做训诂，给它解词、断句，归纳主题思想和教育意义，完全不相信读者的想象力、感受力、思考力和创造力，把诗歌的审美功能放在了最次要的位置。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呼吁现代诗歌理论家和现代诗人应当为中学现代诗歌教学服务，多做一些现代诗歌普及工作，有意识地为中学语文教师服务，解决他们的“现代诗歌无法教”的难题，多为中学语文教师和学生普及一些读诗、写诗和鉴赏诗歌的知识。
诗歌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感悟人生能力和文学书写能力，还可以使学生逐步走向真善美，感悟生活，热爱生活。我们虽不能说“不学诗，无以言”，但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却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诗歌教学，要让诗歌教育充分发挥其陶心养性、提高人文素养与教化作用。
参考文献：
[1]王荣生.语文教学内容重构[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2]常文昌.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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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8日，“当下诗歌创作现状与未来展望”研讨会暨第三届洛阳龙门诗会研讨会在洛阳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等高校的诗歌研究专家，《当代国际诗坛》《新诗评论》《西部》等诗歌刊物的主编与编审，与的著名诗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诗人与学者围绕着百年新诗传统、当代诗歌评价标准与标价机制、全球化语境下的中文写作、当下诗歌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了极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探讨。
本次研讨会由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刘继保教授主持。刘院长谈到，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代诗歌在获得较好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诗歌如何适应时展，推陈出新成为急需探讨的话题，希望这次会议会在这方面着重进行交流。
百年新诗传统回首与再认识
当下诗歌的繁荣或困境，必须放在中国百年新诗发展历程的长时段中去解读。对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的认识，要有一种历史纵深感，即建立在我们对百年中国新诗传统的再认识上。
唐晓渡认为，以前把新诗传统放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进行认知，把新诗视为与唐诗、宋词一样只是中国诗歌自身演化的一个阶段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新诗与传统诗歌确实有血脉关联，但它自身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统。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一种充满异质性的、在很多方面自成一体的诗歌系统。新诗的传统是在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激进的传统。不论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用“推倒”这样的激烈表述，还是胡适从意象派引申出来的相对温和的“八不主义”，都建立对传统文学失血、衰败、自我封闭的判断上。鲁迅当年所言的“汲今复古，别立新宗”，代表了他对新旧文学关系与文学发展方向的认识。所谓“汲今”，即向当下汲取，所谓复古，亦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向后回溯为目标的唐宋古文运动与明清古文运动，而是体现出一种开放意识，广泛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在借鉴之后更为重要的，是成就自身的文学特质。诗歌要成为它自身的一种世界观，诗歌要成为一种独特的声音、价值系统，成为诗人独特的面对世界进行表达的方式，即“别立新宗”。基于近四十年诗歌发展的经验，可以用“成熟”一词来描述当代诗歌。新诗作为一种在理念上、形式上与传统诗歌迥异的诗歌系统，已经发展成熟并建立了自身的概念体系与审美特质。艾青诗歌所体现出的“散文美”就是古典诗歌不曾具备的。从冯至、闻一多、卞之琳到艾青等人，中国新诗逐渐摆脱了早期诗歌写作的粗疏状态，在观念层面、文本层面确立了新诗的合法性，新诗也由此与新文化运动、民族国家的建立、社会转型、个人生存与自我探索密切相连。
诗人杨炼认为，我们一百年的新诗历史可以用“一首人生和思想的小长诗”来概括。说它是长诗，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历史变迁所具有的复杂性千年未有；说它是小的，因为还有更大的世界化语境带给我们的新的困境、刺激与灵感。当代中文诗是艰难成熟的，我们的诗是从时的宣传性的非诗或反真正诗歌的语言环境开始的，朦胧诗的意义是在非诗和诗之间找到并清晰画出了界限。很多朦胧诗把“主义”和“法则”之类空洞的词汇扔出诗歌，而回归到黑夜光明土地水死亡等之前古典诗歌早就用过的词汇，来表达当代人复杂的内心感受。这种对诗与非诗界限的划分造成了“奇怪”的朦胧诗与之后诗歌的代际交替，也促成了诗坛回返到诗歌与诗歌、诗人与诗人本身的竞争。一个真正有生命的、活的当代诗的传统由此而来。
王家新认为，回首百年新诗历程首先需要追问几个问题：新诗的合法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如何进入文学史论述？如何经由经典化成为教育资源？用“成熟”来评价百年新诗的发展是不太适合的，因为“成熟”是相对意义上的，永远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新诗发展到今天，它的合法性早已建立起来，早就进入了语文课本，更重要的是，它要保持一种来自自身的生长力。
臧棣指出，虽然时有困惑和焦虑，百年新诗的历程也非常艰难，但对中国诗歌百年历程取得的成就要有自信。从世界诗歌发展背景来看，百年中国新诗的历程非常独特，既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又有中西文化的碰撞。这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中国新诗发展的这种独特性可能会让置身其中的人产生焦虑，也会衍生出很多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可展示的风景与面向也越丰富。从诗歌内部发展的线索、诗歌主体性建构的角度去考量，近百年的诗歌发展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基本实现了现代诗歌的书写转型，取得的成就相当伟大。
当代诗歌创作现状扫描与审视
杨炼认为，当代诗歌发展不可避免地面对全球化语境。20世纪80年代诗歌对的质疑与审判、对文化的打捞与重审，成就了当代诗的深度。90年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的漂泊不是离开，而是整合，重新整合中文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一个贯穿中外的全新的中文诗传统。“体用之争”由来已久，在今天可以理解为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每个诗人都要筛选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资源，重建自己的思想，建立每个诗人自己的个体诗学。诗歌创作要不局限于诗人自发性的写作状态，而要进入诗人对自己的哲学思考、文学意识、形式追求的自觉性的发展。对于农民工诗歌来说，它如果有生活经验、语言原创，那么它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诗歌都是有意义的。现在世界诗歌写作都存在着不小的危机，追求技巧娴熟而缺乏生活体验，缺乏诗歌内在的灵魂，农民工诗歌恰恰是对此的一种矫正，重建了人生与诗歌的血肉关联。
唐晓渡认为，近四十年来，新诗在文本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五四”至时期。像新文学提倡初期那种新旧文学之间势同水火、不破不立的二元对立式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在当下诗坛，多元的、混合共生的局面基本形成，诗歌写作进入丰收、繁荣的收获季节。当下诗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长诗写作的盛行，这是集体欲望的集中表达。诗歌正在它以前所未及、所不能及的地方e攒力量。另外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所谓底层写作的问题。底层美学是一个被说滥的概念。当下的底层写作更多是指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生存状态上的而非单纯社会身份。工人诗人从一种建国后的特定称谓转向当下的从生存困境当中对自身的关注。某些农民工诗歌、工人诗歌写得相当好，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意识没有被绑架，并转化为在生存困境中的表达。
沈苇认为当代诗歌发展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国诗歌现在已经进入多点起源的“甜瓜时代”，由垂直结构变为扁平结构，混合共生的格局已经产生；二是诗歌进入了数量化生产的时代，好诗与坏诗同样铺天盖地，要进行辨别精选；三是诗歌已经进入了一种跨文化写作时代，天涯咫尺的境遇要求诗人把握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彼此生成。
艺辛指出，百年诗歌的展望分前面六十年和后面四十年。前六十年基本可以称为“谣体”时期，朦胧诗突破了“谣体”，影响了后四十年的诗歌创作。近二十年是诗歌发展黄金时期，诗歌的突破发展还需要第一代诗人们的带领，前一次突破的先锋必然是后一次突破的动力。
颜艾琳指出了两岸当代诗歌发展的差异。在台湾，诗人跨界和诗的分歧都不是近段时间才发生的，新诗改编已经走向了多媒体、多元化，以爵士乐、轻摇滚、微电影、舞台剧等形式流传与接受。台湾比较注重个人风格形象，而不是集体，也没有诗歌的代际划分。在诗歌写作形式上，不大写长诗，因为长诗太多堆砌、形容，也容易暴露出写作者的缺点。
当代诗歌发展前瞻与预判
杨炼认为，当下诗歌发展的三个关键词是：当代、经典、书写。诗歌要具有当代性、经典性、书写性。当代性并非指写在当下，而是必须通过思想和美学深度来显现。经典性不是靠时间段的划分、代际交替确立的，经典性永远与当下性、与我们的现实人生相关联。经典性也是衡量诗歌写作价值的一种评价标准。书写性是要把话语的松散、随意、稀薄去除，炼字、炼句、炼意，通过书写让古典诗歌优秀传统在当代中文诗中创造性地重建起来。没有形式就没有思想，薄弱的形式充其量只有肤浅的思想。书写性应该呈现在每一首诗之内。中文诗歌的发展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书写性上，就没有未来。中文诗的全称，应该是全球意义的中文诗。
臧棣认为，虽然从单纯的诗歌史线索去考察百年新诗成就会相当自信，但立足于当代文化与现实语境，对当下诗歌发展也不无疑惑与质疑的声音。当代新诗在当下的确走入了某种困境，有人认为当下诗歌是诗人群体的自娱自乐，与当下现实并无关联。这实际上是我们的诗歌文化出了问题，最根本的是新诗阐释机制与阐释体制出现了问题，即新诗的知识分子化。近百年来，新诗先后经历了诗歌历史化、诗歌政治化、诗歌道德化等诸多阶段，其根本原因是新诗的阐释者都是知识分子。这造成了当代新诗知识分子化的演变，也造成了新诗评价的圈子化。中国新诗大致可以归到大众文化的范畴，其思想根源是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念，但知识分子化的评价机制使其离大众有一定的距离。我们有好的诗歌成就，有非常宝贵的诗歌经验，但却处于荒凉的评价机制，下一步就要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它要有一定的开放性，既能满足大众的需求与困惑，又能协调诗人共同体的关系。
王家新认为，在需要“与他者共在”的时代，当代诗歌创作需要一个参照系，需要一些陌生化、异质性的东西。翻译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在“五四”时期，胡适的译诗《关不住了》就为中国新诗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在胡适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白话诗是从翻译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人在诗歌观念与写作技艺上也深受翻译诗的影响。9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的文化语境有所改变，民族主义、文化身份的焦虑、中国性等观念兴起。纵然如此，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他者。在任何一个时代，语言的探索在诗歌创作中都是最敏感的，处于最尖端的位置。实际上，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都同时又是诗歌翻译家，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穆旦、梁宗岱等都是如此。与其他的翻译家不同，他们的翻译都是源自中国诗歌内在的需要。当代诗歌应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诗歌的未来有赖于当下的创造，是永恒的当下。
王自亮认为，诗歌就是一种生态，诗人既要适应又要超越这种生态。当代诗歌写作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融合。把个人经验、自然形态、社会演进和形而上学的东西融合起来。二是关系。把握好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达到自我最短途径是通过他人。三是多样性，在题材、样式上力求创新。四是回归。回归写作的先锋性与实验性，越是写作时间久了越需要回归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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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语文 现代诗歌 系统性教学
在多年的语文教学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家对现代诗歌教学的冷淡和漠视。我们重视小说等文学类作品对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作用，却忽视现代诗歌这个优良的载体；我们鼓励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却扼杀了他们创作诗歌的兴趣；我们力图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却又将现代诗歌这种最有效的教学工具摒弃……这些矛盾的行为一方面是出于中高考指挥大棒的指示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不会有效地教学现代诗歌的缘故。
朱光潜先生说“诗比别类文学更严谨、更纯粹、更精微，一切纯文学都有诗的特质”，既然诗歌有这样的美质，我们只有更努力地去探索现代诗歌教学的有效方法，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的目的。但是，仅仅停留在对一首诗歌的解读，或是按部就班地对某册教材上的诗歌进行解读的话，是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觉得必须将现有教材的现代诗歌重新整合，形成一套系统的现代诗歌教学方法。
一、现代诗歌系统性教学的实践意义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要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注重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现代诗歌的有效教学恰恰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但中考说明里没有一句涉及这块知识，考试机制对现代诗歌的冲击力绝对是致命的。在这个大前提下，编写教材的人对于现代诗歌也是漫不经心的状态。教材编排在处理现代诗歌上不成体系。除了九年级有完整的两个单元的现代诗歌，七年级是零星的几篇，八年级就几乎没有了。
但是，“年少青春正是诗”，中学生正处在乐于读诗、敢于写诗的年纪。新奇独特的语言，朦胧华美的意象，含蓄深沉的情感……这些都是青春期孩子的最爱。
中学生内心深处对现代诗歌的热情向往，现实中考试机制的冷眼相待，形成了一个矛盾。作为一名教师，在应试的基础上，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是不容推卸的责任。但现实的大部分教师在处理现代诗歌的教学时，是单纯地就一首诗歌进行解读，将教师的体验零散地灌输给学生，这种碎片化的教学无法使他们具备真正地品读现代诗歌的能力，也无法让学生真正地去热爱现代诗歌，反而心生厌惧。要让学生真正地会读现代诗歌并爱上现代诗歌，教师急需将现代诗歌教学系统化。
二、现代诗歌系统性教学的方法与策略
（一）精选篇目，重新整合
初中语文教材的编排在考虑文体特点的基础上又兼顾人文思想的共性，这本是亮点，但对于现代诗歌来讲，却不适合。人教版教材中的现代诗歌编排并不适合系统性教学，所以有必要重新整合。
七年级的诗歌零散分布在各个单元中，个人觉得没有必要精讲，提倡学生自读，不必苛求深入理解。八年级的散文诗不作为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现代诗歌的重心基本落在了九年级，但这个所谓的冲刺阶段让很多一线教师放弃了现代诗歌的教学，所以在目前教材未作改变的情况下，适当将一些篇目移上去是一种可行的做法。笔者的观点是初一重现代诗歌的阅读积累，学习时间主要放在课外；初二加强阅读欣赏，放在课内精讲，重视比较阅读。具体做法参见下文。
（二）课内精讲，注重链接
1.作品和作者背景的链接。赏析诗歌，知人论世，这是常识。所以在分析诗作时，应该将诗歌和作者本人的经历和时代背景相结合，以便更好地理解诗作。如《华南虎》等。另外，课内所选的篇目有些并非是其代表作品，所以在阅读诗作的同时，补充该作者的相关作品也非常需要，如郑愁予的《错误》，戴望舒的《雨巷》等，既让学生全面了解诗人的写作特色，又能拓宽阅读面，还能增加对该诗人的了解和喜爱。
2.作品与诗歌流派的链接。在教授江河的《星星变奏曲》时，可以结合朦胧诗的相关知识，同时将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起阅读，不必放到后面再学。
3.现代诗歌和古诗的链接。这两者在诗作的赏析方法上有很多共通之处，如意象的使用，空白的想象等，所以不妨将两者结合起来教学，互为补充。如何其芳的《秋天》和《天净沙・秋思》的比较阅读，将秋天的常见意象和特殊情境加以补充归纳，不但能促进学生对《秋天》这首诗歌的理解，同时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秋思》等其他的描写秋天的诗歌。
4.作品和主题的链接。纵观教材全部现代诗歌篇目，涉及的“故乡”“土地”的主题很多，可以利用这个共同点将它们放在一起学习。《夜》《我爱这土地》《乡愁》《祖国》《黑人谈河流》，这些篇目，可以系统地进行比较阅读，既能快速有效地学习不同诗人的语言风格，又能深入探讨诗作的内容主题，透彻分析，可谓一举两得。
（三）课外拓展，实践提高
受教学时间的限制，课堂上所学的诗歌毕竟是有限的，古语有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现代诗歌的系统性教学更多地体现在课外。上文中提到的七年级的现代诗歌教学在课内基本不作安排，那么功夫要大量地花在课外。这也是笔者结合自己学校的特色所做的一个大胆的尝试。
（1）利用阅读课组织学生阅读现代诗歌并制作分类诗集。可以根据主题或流派等归纳整理成册。如“我的乡愁”“朦胧诗选编”等。
（2）举行诗歌朗诵会。除了朗诵学生自己喜欢的名作外，还要指导学生积累一些优美诗句，让学生抓住诗歌的意象、意境来欣赏、点评，并摘抄背诵自己喜欢的优美诗句。
（3）利用校文学社，开设现代诗歌专栏，进行现代诗歌理论的指导。对现代诗歌的主要特征，基本流派等相关知识，可以用这种方式加以指导。
（4）利用班级文化，开辟诗歌园地，展示学生优秀习作。鼓励学生写诗，通过实践提高自己对诗歌的品读能力，同时也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像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主题健康积极，语言浅显明白，不妨就作为创作诗歌的范例来学就好。
总之，现代诗歌的教学，首先要重视诗歌的大量的积累，厚积才能薄发。其次要着力于诵读，少做无为的分析，指导学生重在品味诗歌的语言，欣赏诗歌的意象、意境，体会诗歌的情感，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最后是由课内延伸到课外，由欣赏到创作，用个人创作来表现对诗歌的独特见解，把学生领进广阔的诗歌天地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艾青.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周讳云.从艺术特征看现代诗歌的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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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 语文 现当代诗歌 教学 问题 措施
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模块，诗歌教学是培养学生审美情感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掌握合理的方法和技巧，对学生多加引导，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诗歌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他们发现美、判断美、创造美的能力，让学生在获得丰富文化知识修养的同时，形成正确的审美观、人生观。[1]
一、 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存在的问题
1. 现当代诗歌的教学理念相对滞后
语文新课程倡导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做到文本、学生、教师能够互相“对话”，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能围绕文本内容与学生进行有效的互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对语文教师解读文本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 很多高中语文教师解读文本的能力不甚理想， 这与其对现当代诗歌的理论认知相对薄弱有很大关系。很多语文教师在驾驭诗歌理论方面缺乏一定的厚度，主要表现在：教师面对现当代诗歌不知从何着手，只能依靠教学参考资料或局限于教材进行教学。另外， 有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诗歌的教学方法比较模糊，且将教学侧重点放在考试上。在这种程式化的教学模式中，不仅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而且破坏了诗歌原本的审美境界， 从而影响学生学习现当代诗歌的兴趣。
2.学生的阅读面较为狭窄
相对于其他主要科目， 很多学生花在学习语文的时间相对较少， 而花在课外审阅现当代诗歌的时间则少之又少。我国现当代诗歌发展已有近一百年历史， 而学生能说出口的现当代诗人名字的可能只有几个， 更不用说对现当代诗歌真实面貌的了解了。学生现当代诗歌知识的匮乏， 不能真正了解诗歌中所蕴含的深意和美感， 继而对学习现当代诗歌缺乏兴趣。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使高中现当代诗歌的教学陷入困境。[2]
二、提高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的措施
1.让学生大声朗读。
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尤其是对古诗而言，生僻词汇的解释对于理解全诗基本含义，找准感情基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老师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大声朗读出来，尤其是像“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有着强烈喜悦之情以及“大江东去浪淘尽”含有万丈豪情的诗篇更加需要学生通过大声朗读来找到非凡的气魄，从大声朗读当中提前找到这类诗的创作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对个别词汇的理解。
2.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培养学生兴趣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直观感受，学生或许很难体会到诗歌当中的意境美。而随着科技日益进步的今天，部分发达地区完全有能力提供给学校先进的教学媒体，例如投影仪、多媒体放映仪等现代设备。通过图文讲解，不仅使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大大增强，同时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更大大加强了师生互动这一值得提倡的教学形式。
3.鼓励学生选读课外诗歌，拓宽学生知识面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课本中的诗歌是所有学生都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同时也是为了让大部分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诗歌鉴赏技巧，从而有能力阅读其他优秀的诗歌作品。因此，多多涉猎课外诗歌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本内的诗歌，同时还能提升学生的自我修养与文化内涵。
4.指导学生阅读，培养学生阅读习惯
由于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纸质阅读逐渐被边缘化，诗歌阅读更是备受冷落，加之现代诗歌本身语序错综、多成分省略、常扩展紧缩、较含蓄多义等文体特征，学生阅读现代诗歌缺乏热情。因此，作为中学语文教师的我们，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纸质阅读习惯，教会他们品读现代诗歌的方法技巧，以现代诗歌为媒介，带领学生走进诗人独特而美好的内心世界，实现彼此间心灵的沟通和思维的碰撞，从而在诗歌阅读教学中张扬被压抑的个性，培养鉴赏审美能力，达到丰富精神世界的目的。[3]
5.善于用语调来表现诗歌的情感
不同的诗歌可能包含不同的情感，语调则是一种能表现不同情感的重要方式。教师应注重从这些细节处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从而培养学生挖掘诗歌内涵的能力。为提高诗歌教学课堂的气氛，教师可灵活组织丰富多样的课堂活动，让学生能够全部参与进来，通过培养学生对语调的把握而掌握诗歌的情感。然后推选出语调表现最准确，最符合诗歌基调的一组作为获胜组。通过这种带有娱乐性以及竞争性的课堂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现当代诗歌的兴趣。并开始注重从细节处体会诗歌的内在含义。
6.品味诗歌意境，走入诗歌生活
“意境是抒情型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以及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每一首诗歌都孕育着自己的意象，学生在学习诗歌过程中如果能抓住诗歌所描绘的画面和氛围展开自己的丰富联想，能够积极地把握诗歌意象背后所蕴涵的深意，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在学习王维山水诗歌《山居秋暝》时，笔者就要求学生对“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进行联想，让学生想象这些画面并将其表达出来。课后笔者还与美术老师合作，让学生对这幅画进行创作。通过这个过程，学生对这首诗有了深刻的体会，同时体会到王维“诗中有画”的境界。
7.搭建学生展示的平台，提升课后巩固的效率
课堂上的一切指导最终都是为了让学生课后学以致用。因此，教师一定要想办法让学生脱离教师的“帮扶”，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学生必须勤加练习。当然，除了利用好课堂展示之外，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搭建小组研讨、集体竞赛、公益演出等平台，让学生在活动中创新朗读形式，在朗读中感受诗词的魅力。
总的说来，诗歌教学的途径与方式有多种多样，新课程改革下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去探索相关的诗歌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感悟力和切身体会的能力，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创造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谭宗平.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问题研究[J].金色年华（下），2010（07）：170.
好的现代诗范文5
一
长期以来，新诗教育都是一笔糊涂账。新诗研究在大学里即便不能说是另类，但不同程度的被忽视是毋庸置疑的。［1］当代诗歌，特别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此处专指大学阶段的专业必修课程）当中的状况，大抵如1940年代资深语文教育专家叶圣陶在回顾语体文（白话文）教学历史时的一个判断：尽管“语体成为国文的教材和习作的文体”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从教师素养的角度看，“语体始终没有好好教学过”：喜新的教师专教一些“新文艺”和论制度论思想的语体，结果是谈论了“新文艺”的故事和制度思想的本身，而忽略了他们所担任的是属于语文教育的国文科。不喜新的教师就只阳奉阴违，对于教本中编列的语体，一一翻过不教，如果自选教材，就专选文言，不选语体；他们以为文言才有可教，值得教。两派教师的做法绝不相同；但是有共通之点，都没有好好地教学语体。［2］把这段话中的“语体文”（白话文）换作“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文言”换作诗歌以外的文体（特别是小说文体），下面这个判断基本上就能成立：在大学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之中，当代诗歌也基本上“没有好好地教学”过。对新诗有兴趣，熟悉当下诗坛状况，且有过一些研究的老师可能会多花两个课时来讲解，其他老师则很可能一笔带过。［3］在各种文体之中单单挑出诗歌，并不完全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实是因为诗歌是所有文体当中最敏感的那一支，对于诗歌的态度与感觉，在相当程度上可看出一个人的文学素养。何以新诗教育会遭遇这般境遇？教师素养无疑是一个突出的因素，专事新诗研究的人才相对较少，而文学教授读不懂一首新诗的现象似不在少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写作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完全可以说，正是前者对后者构成了非常重要的制约。
纵览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类教材，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症结，那就是现代文学史教材往往给予了诗歌更多的章节，且不少章节均是由著名诗人领衔；当代文学史教材给予诗歌的章节则要小得多，且多以年代或以流派、群体来统称。也就是说，在“现代”与“当代”之间，诗歌史的写作似难获得必要的平衡。［4］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所呈现的诗歌图景也有不少可疑之处。笔者所在学校正在使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为例，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共有两章，一章是“80年代诗歌”，下设2节，即“80年代诗歌概述”和“朦胧诗”，另一章是“90年代诗歌”，下未分节。前一章的篇幅为11页，后一章则为4页。［5］且不说对于“北岛”这一最为重要的“朦胧诗人”依然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6］，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于，新时期以来诗歌复杂多元的面貌、重要诗人的创作实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呈现，而且，在整体叙述之中，诗艺探索基本上也不是被赞誉的，诗艺探索所带来的所谓“困境与问题”被并不恰当地强调，即1990年代新诗探索“所造成的混乱，似乎比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比照现代文学阶段，当代没有出现那些已成定论的重要诗人固然可以理解为事物尚在进行中，尚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刻，但1980年代中期以来，诗歌写作的多元态势比之现代文学阶段应该说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此时到1990年代末期的诗歌状况，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而言，已有数年的距离，理应得到较为充分的呈现。在教材所划定的这等简单、粗暴、偏狭的诗歌图景之下，如何向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讲述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诗歌着实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二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学课堂里的诗歌教育问题还会遭遇另一个问题，即年轻学子们在更早阶段所接受的诗歌思想或知识。前几年我曾考察过中学语文课本及读本所选诗歌的情况，重点考察的是穆旦的作品，［7］其中，人教社高一语文必修教材所选为《赞美》。除了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家外，中学语文教材一般仅选入一位作家的单篇作品，《赞美》多半就是中学生们关于穆旦的最初阅读。我当时即对“课后练习题”及相关教师用书的解答多有注意，结果发现编者的核心理念全在于思想与形象。教材的相关习题为：《赞美》一诗中的“我”指代什么？诗人究竟“赞美”什么？诗中每一节都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结，有怎样的意味？［8］相关《教师用书》给出的答案则是：此问主要是让学生把握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赞美》一诗中的“我”指的应该是抒情主人公自己，赞美的是中华民族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以及生生不息的雄健的生命力。诗歌每一节都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结，使这个声音成为全诗的主旋律，凝聚着诗人对中华民族顽强生存力的赞美，充满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而且使悲痛没有沦为伤感，显得悲中有壮，有一种内在的力量。［9］从习题及解答不难发现，所列问题都是主题学方面的———更确切地说，是思想教育方面的，诗歌之为诗歌的艺术品质基本上没有触及。
似乎可以说，《赞美》之所以被选入，乃是因为“中华民族”这一大的命题，它是一个思想的文本，而与“诗”本身无关。将这一问题移换到中学语文的实际教学的角度来看，也会有别一重理解———与前文提到的叶圣陶的判断相似，这里也可套说此前的一个现象。1937年曾有过一场“看不懂”的争论，大致情况是一个已经教了七年书的中学国文教员看不懂卞之琳的诗、何其芳的散文和无名氏的大作。对此，沈从文在《关于看不懂》中指出：症结出在“大学校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表上”，大意即是，在大学课堂里，“现代中国文学”并没有被好好教过，“那些人之师在学校读书时，对这方面的训练，有的竟等于零。他不‘学’，怎么能‘教’？”［10］一如前面所提到的叶圣陶的判断，类似问题即是，大学课堂里既然没有被好好教授，中学课堂里的诗歌教育问题又何以可能呢？这样一来，也可以说，所谓诗歌教育的问题也并非到大学课堂方才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它乃是更早阶段诗歌教育缺失症的一种延续。不过，最近几年来，情状可能会有所改观，针对不同阶段歌读本的编辑出版即可视为一个积极的现象，较近的有钱理群、洪子诚两位先生主编的《诗歌读本》，分“学前卷”、“小学卷”、“初中卷”、“高中卷”、“大学卷”、“老人儿童合卷”，但这种诗歌教育如何持续地实施，实际效果又如何，显然还有待时间的检验。#p#分页标题#e#
三
再回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上来。基于多重因素，不难理解，对于诗歌探索，以及当下诗歌写作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或者热点问题，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是缺乏有效的回应能力的。在实际教学之中，笔者人近期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在网上引起较大争议的“乌青体”诗歌。“××体”可说是近年来的网络用语，“乌青体”不过是一个叫乌青（1978－）的人写下的诗歌，其中有一首叫做《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学生看了之后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他们在问，这是一首诗吗？称之为诗倒是无妨，但从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一首好诗。但我同时也提出，仅仅这么说显然淡看了网络的核能，以及1980年代以来诗歌探索所累积的成效。“乌青体”的出现又一次应和了当下社会的娱乐化的态势，一时之间，网民纷纷仿效“乌青体”，衍生了不少造句式写作。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之中，日常化、口语化、戏谑化等现象实际上多有出现，其中自然是泥沙俱下，但诗歌娱乐化的热闹纷争局面之中也还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诗歌娱乐化意味着一种释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太多非诗的因素———特别是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因素———黏附于诗歌躯体之上，诗歌面孔变得严肃，甚至可憎———诗歌成为了心灵的重负。
1980年代中段以来，“日常主义”、“口语化”、“废话体”等写作态势开始成为诗歌界的一股潮流，它们包含了某种改变诗歌写作局面的抱负，可视为一种积极的诗学冲动。近年来娱乐或游戏情绪在诗歌写作中的蔓延大致可算是此一冲动的蔓延，而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风潮。诗歌被戴上了一张极其轻松的、戏谑的面具，部分写作者对于现存诗歌秩序的不满，以及对于轻松的心理诉求被成倍地放大———由于这一诉求顺应了当下社会愈演愈烈的娱乐化潮流，同时又借助网络这一巨大核能的推波助澜，它最终方才演化成了一出又一出狂欢的闹剧。从当代诗歌的此一发展线索来看，“乌青体”不过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已。可以说，《对白云的赞美》固然称不上是好诗，其效果比之当年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等诗远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也具有一种积极的文化意义，构成了对于宏大叙事、过度修辞的颠覆。无视此等诗歌的文化意义，将其一棍子打死，显然是有失公道的。［11］
好的现代诗范文6
黑暗、死亡、灵魂；阳光、大地、春暖花开；腐朽、蓬勃、迷茫；泪与血、光明和远方；母亲的乳汁和狐狸的尾巴？？这些或许都是诗的元素，是否加上思想与修辞的催化剂，一首诗歌的方程式就应运而生了？
答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当这个国家的青年们都不再为诗而疯狂，也失去了对诗歌的评判资格。然而在上世纪火红的八十年代，赵野和他的“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同伴们却在艳阳天里肆意着狂野又诗意的青春和理想人生。
赵野
1964年出生于四川；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2年联合发起“第三代人”诗歌运动；1983年组织“成都市大学生诗歌联合会”，主编《第三代人》诗歌民刊；1985年参加“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合编《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9年参与创办民刊《象罔》；2000年获《作家》杂志诗歌奖；2011年获“第三届天问诗人奖”，并入选现代传媒“中国力量百人榜”；出版有个人诗集《逝者如斯》（2003），《水银泻地的时候》（2011），德中双语诗集《归园Zurück in die G？rten》（德译Wolfgang Kubin，2012），《江南》（2013）。
因何而诗
不管《诗经》或《离骚》，无论《长恨歌》还是《清平乐》，抑或《再别康桥》与《死水》，诗从未远离我们。
赫胥黎说“世界本质上是诗的”，在他看来世界的意义只是它本身，世界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存在，以及我们仅仅能够感觉和感知它的存在。而美国诗论家梅？斯温逊却想说明，在诗人眼中面对世界，我们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世界就像诗一样难以理解。我们是什么并且是谁？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要变成什么？在诗人和科学家的眼中，世界到处充满了诗意。古希腊人认为，“一切制作”皆为“诗”，因为没有诗性的想象，就不可能有任何创造的行为。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今天的诗，告别了古体诗繁复的平仄与格律，诗歌来到了更加自由与奔放的世界。我们为什么要写诗？泰戈尔说诗歌是人类对自然美丽给予的一种感谢和回馈。的确，诗是充满灵性的东西，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纯粹，最美丽的一株水莲。写诗，是为了展现美，生产美，自然之美，精神之美。
诗人要写诗，是有感而发，也是一种本能的催促，诗人是与功利沾不上边的，诗确实一点实用价值也没有，雪莱在《诗辩》中是这样说：“诗歌的确无用，但是，诗却可以通向永恒，直抵无限和本质。”
有意或无意，我们对诗歌寄予了甚高的期许，甚至在一些特殊时期，诗歌被赋予了承担天下兴亡的责任，或许这是诗人理想化的“通病”，这个群体抱有太多的抱负和理想，有太炙热的情感和澎湃的情怀，也许还有委屈和愤懑。诗人们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是最孤独的群体；他们是细腻又柔软的，但他们的笔下常常爆发出比刀尖还锋利，比火山岩浆还滚烫的力量。这是矛盾的，又是崇高的，每一个诗人都怀抱过救世主的理想，因为诗人的眼是犀利的，他们总能看到最黑的黑，最远的远方；诗人的神经是敏感的探测仪，有着这样敏锐的触角，痛与乐，希望和绝望都在他们身上成倍的放大。
我们因何而诗？简单地说，因为我们感知、我们表达。
以何成诗
诗，是随意而为还是刻意而成？
或许我们的脑海里对写诗所勾勒的画面是情至深处，大笔一挥，诗即成行。但诗歌毕竟是文学、是艺术，不是在每一句话前面加上感叹词，就可以称之为诗歌。作为“新月派”的新诗主张，闻一多先生早就提出了诗歌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可不是每写一个字就敲一下回车，或者一句“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就可以达成。
写诗，成为诗人这确实需要天才和灵感，但同样需要深厚的文学积淀，现代诗歌同样需要韵律、要意象、要先锋、要想象力以及更多。而赵野告诉我们说，写诗是痛苦的，诗人要为他的词语找到最合适的去处。好诗人需要天赋，大诗人需要深思和艰苦的劳作。
赵野，“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发起者，这个生于60年代的文学青年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爱好文艺心怀理想的青年们一样，经历了中国诗歌最黄金的一段光辉岁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我国的现代诗迎来了它的高潮期，艾略特说过，成熟的诗歌需要语言、时代和个人的共同成熟。在赵野看来，这其中不乏历史的机遇。他认为，不是每一个时代都能称伟大，历史常常会有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平庸期，在一个平庸的历史里，个人是完全无足道的。所以我们历来有“天时地利”之说。“诗歌的黄金十年”，应该是说诗歌生活，诗歌氛围，或者说诗歌对社会和大众生活的影响都达到了高峰。
而赵野自己则早在18岁的时候便扛着“第三代人”诗歌的大旗走在时代前列，“第三代诗”的最初提法始于1982年，出自于四川几所大学的大学生，其中包括四川大学的胡冬、赵野和唐亚平，西南师范大学的廖希等，南充师范学院的万夏、朱智勇，1983年，由当时的成都科技大学的北望（何继明）、邓翔、牛荒，四川大学的赵野、唐亚平、胡晓波等人成立了“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然后编辑发行了《第三代人》诗集，当时仅发行了300多册，但在诗歌界，特别是大学诗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评论说，第三代是整整一代人的自发行动，是一次诗歌的造山运动，是中国诗歌自朦胧诗后一次最伟大的诗歌高峰，它的成就、触及诗学问题的深度、及其影响之深远，都远远超过了轰动一时的朦胧诗运动。作为扛鼎者的赵野则认为，那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多人，在专制、封闭、愚民、禁锢多年后突然打开，那种爆发力和冲击力，当然是很惊人的，所以在他看来这些被后世称颂的传奇其实一切都很正常，当他们置身其中时，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感觉。就赵野个人而言，很快就回到了个人的写作中去，并且远离了各种诗歌潮流和运动。
而今，我们时常感叹诗歌已死，再也回不到那个“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时代，这样的土壤和环境对于诗歌来说必然是一种倒退，失去了广大的读者基础，诗人的存在是否更显孤独，而我们又用什么来炼成诗歌呢？
《领御》对话赵野
诗往何方
诗是什么，诗人是什么，走过了鼎盛时代的诗歌和诗人们，该走向何方？
1990年，赵野开始认为写作是一件纯个人的事，他希望生活在北宋，固执地坚持农业时代的审美和趣味，主张无边语言，有情生命；想做个语言的清洁工，企望接通古代诗歌传统，将现代汉语诗歌写得像古诗一样有滋味和魅力；多年来滑行在现实与理想的边缘，反抗着各种体制，自言在颓废中反颓废，在腐朽中反腐朽；现在似乎已看到人生的界限，但见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诗还是诗，可以安放自己的心灵和记忆。
《领御》：如何看待“诗人”这个称谓？是否人人都可以做“诗人”？
赵野：年轻时把“诗人”看得很神圣，是至高无上的，现在觉得“诗人”就是写诗的人，当然有好坏大小的区别。人人都可以做的“诗人”，是无意义的。
《领御》：您是“第三代人诗歌”概念的先锋旗手，当时是基于怎样的环境与契机提出这个概念的？
赵野：一群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青年诗人，希望独立，表明自己的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当时北岛他们的朦胧诗一统天下，有压倒性的影响力。
《领御》：发起策划这场诗歌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赵野：就是一代人的一种自我确认，也可以说是古老的“父情结”的本能，年轻人对扬名立万的渴望，或者青春力比较多。刚提出“第三代人”这个概念时，更多是一种代际划分，还谈不上什么诗歌特色。后来很多人为这个概念添注了很多东西，我不甚了了。现在来看，这一代诗人让汉语诗歌在语言和文本上成熟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领御》：你认为诗人是一种职业吗？这份职业索要具备的基本素养是什么？如果不是职业，那是什么？
赵野：诗人当然不是一种职业。对我而言，诗歌是一种深沉的热爱，一种宿命，与生活无关。诗歌能最好地呈现我对生命、历史与世界的看法，是我的经验与思索的一种自我表达，以及为了这种表达，我对汉语之美的努力抵达。
《领御》：在你眼中，诗人有一些什么特殊气质？“疯狂”是不是成就诗人的必经之路？
赵野：有各式各样的诗人，不同的气质当然会成就不同的诗人，与“疯狂”无关。好诗人需要有对语言的神秘的天赋，需要悲悯、良善、深思和独特的感受力。
《领御》： 想象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跳出这个圈子来看“诗人”的话，你认为这是怎样一个群体，能否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赵野：诗人有作为诗人的那一部分，也有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部分。作为普通人时，他们与别的任何人完全一样。作为诗人时，这是一群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渴望与神对话的人；是一群为了抵达想象中至高的美，在黑暗中与自己纠结的人；他们无力面对奥斯威辛或汶川地震，在现实中也可能不合时宜，非常渺小、孤立、柔弱，但他们的诗歌，对人心会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抚慰和启迪，其中最好的会成为这个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最核心的部分。
《领御》：你说“写诗的时候老是想着跟亡灵对话，跟死去的某个人对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对话的结果通常是什么？
赵野：我写作是在一种绝对虚空的状态下，在黑暗里和深渊中，或者说是在空无里，感觉到一首诗的存在，然后通过词语的选择和组织，让这首诗具体成型。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所有写作还需要一些运气。
《领御》：你怀念那个黄金年代吗？而现在，你觉得是否“诗歌已死”？
赵野：经历过那样的年代，是一种幸运，我们不能奢望还会有更好的青春。“诗歌已死”是个伪命题，诗歌是精神的，形而上的，诗人不会在乎诗歌在现实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