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电影范文1
第一次玩电脑
今天，爸爸和妈妈买来电脑，姐姐正在津津有味的玩，我看得入迷了，就向姐姐请教几招，可是姐姐还在玩，根本不理我，我就找妈妈评理去，妈妈说给我玩1个小时，我太高兴了，走进电脑室，对姐姐说：“姐姐，妈妈说给我玩电脑1小时，你快点把位置给我让出来。”姐姐听了，把她的东西全关了，让我玩，我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姐姐教我上网的本领，我就懂了许多网络知识。每次我开电脑第一想到的是上网看电影，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我都认识的任务都在电脑里出现了，电脑真神奇，姐姐说：“上网可不是整天让你看电影的，网络还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呢。”我听了，更加喜欢电脑网络了。姐姐还教我玩电脑游戏，下棋、连连看、还有射击呢，玩了很久，姐姐说：“玩得太久了，一会儿妈妈回来了，非揍你不可。”我只好恋恋不舍的下了网。
网络真的很好玩，你们也去试试吧！
我和姐姐电影范文2
那年我六岁，村子里有户人家办喜事，请来县里放映队要连放三天电影，我和姐姐都乐疯了。
好容易熬到了晚上，我和姐姐早早吃完饭，就要出门。妈妈笑着叫住我们，从兜里摸出了两毛钱交给我，让我们自己买点零食。
村东头的打谷场上，天还没黑透就坐满了人。我和姐姐拼命地在人堆里挤，终于找好了位子。趁放映前的空儿，姐姐占着位子，让我去买零食。当时两毛钱能买两瓶汽水，或者两袋瓜子，我和姐姐决定买瓜子最实惠。
于是，我钻出人群，来到小摊前，借着微弱的路灯，我左挑右拣地找出两袋自认为分量最足的瓜子，然后把手伸进口袋里。突然，我心里一沉，然后慌慌张张地把身上所有的衣兜都翻了个底朝天。我傻眼了：我把两毛钱弄丢了！最后，我只得哭丧着脸回去求姐姐原谅。
姐姐懊恼不已，她绷着脸对我说：“千万别和妈说，钱咱俩花了没关系，要是让妈知道钱丢了，她会伤心的。”
一想到妈妈要知道我丢了钱，天！我竟然难过得哭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姐姐推醒：“快起来，穿上衣服，快跟我走。”她看我懵懵地，又急急地说：“你想想，昨晚大家都顾着看电影，肯定没人注意你丢的钱，说不定我们还能找回来呢。”我听完，眼前一亮，一骨碌爬起来，拉着姐姐向打谷场跑去。
打谷场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昨晚观众扔下的瓜子壳、香烟头、塑料袋……我和姐姐猫着腰，分头找。不一会儿，就听姐姐尖叫一声：“找到了！”我匆匆跑了过去，激动地从姐姐手里抢过那两毛钱，仔细一打量，我疑惑地说：“不对呀，姐！这不是咱们丢的那张，咱们那张没这张新。”
“真的？”姐姐突然拍了一下手，“这么说，我们还有可能再捡两毛钱！”
我一下子明白了姐姐的意思，立即兴奋地再次投入“寻宝”。
让我和姐姐没想到的是，也许昨晚人太多、太拥挤，像我这样的“倒霉蛋”还大有人在。不一会儿，我们不光找到了我丢的那两毛钱，还捡了五分的、一毛的，甚至有五毛的钱。
一共是一块四毛钱，我乐得连蹦带跳地问姐姐：“姐，这钱我们怎么花？”姐姐想了想，说：“咱给妈买个塑料盆吧。妈天天端着咱家那个重木盆帮爸爸擦身体，好几次我都看她直不起腰。”“对哦，我也看到过！”我非常赞成姐姐的建议。
可是，去小卖部一问，最便宜的塑料盆也要三块钱，我们还差一块六。我说：“姐，没事儿，咱们明天再来捡，不是还要放两天电影嘛……”姐姐顿时眼睛一亮，说：“好！”
于是，第二天，看电影不再是我们最期盼的，真正让我们开心的，是可以去那片场地上寻找“战利品”。我们等不到天亮了，电影散场后，我和姐姐就躲在谷堆后，等人走光了，我们借着场边微弱昏黄的路灯，几乎是把脸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找，才又捡到了几毛钱，但离三块钱还差得远呢。
我和姐姐电影范文3
亲情浩荡,
全家倾力阻击病魔
1992年4月的一天清晨,刘蔚清正准备起床,却觉得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怎么也动不了。她先后被送到洛阳市和郑州市的大医院检查,结果确诊患了系统性红斑狼疮。
医生说,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变累及多系统、多器官,诊治困难,死亡率高,一般活不过6个月,就算幸运活下来,也需要不断筹钱进行后续治疗!每次治疗少说也要上万元,如果病情严重,做干细胞移植手术,费用高达近百万元,一般人家都承担不起。
刘蔚清绝望至极:“算了,不治了,早晚都是死。”可是,四姐弟坚决不放弃。父亲毫不犹豫地取出仅有的6万元存款,参加了工作的大姐、小妹一领工资分文不留交给父亲,用来和死神争夺刘蔚清的生命。
由于亲情的坚守,刘蔚清闯过了“活不过6个月”的断言,像火中凤凰重获新生,回到了她热爱的课堂,爱情之花也绽放了。可是,就在婚礼前一周,病情再度复发。男友吓跑了,绝望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病魔加上比病魔更残忍的现实无情地将她击倒……
四姐弟匆匆赶到医院。大姐、小妹把近3年来积攒下来的和准备用于结婚的积蓄都掏了出来,加上父母的退休金,一共凑了5万多元,经过6个多月的痛苦治疗,刘蔚清又一次过了死亡之河。
可是,病魔像幽灵一样纠缠着刘蔚清。2001年1月上旬,她的病又复发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她高烧不断,浑身浮肿,生命危在旦夕。医生无可奈何地说:“唯一的希望就是筹集30万元,立即做自体干细胞移植,不然就只有等待生命的结束。”30万元!刘蔚清一听,吃力地摇手:“不治了,送我回家,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四姐弟立即围拢过来,坚决不同意。
四姐弟把自己所有积蓄全取出来,又四处借贷。30万元,四姐弟竟然齐心协力凑齐了!10月,医院成功地为刘蔚清做了自体干细胞移植手术。经过两年多的治疗,2003年1月1日,刘蔚清又一次战胜了病魔……
可是,病魔只蛰伏了5年,又向刘蔚清发起致命的攻击。2007年底,39岁的刘蔚清再一次被病魔逼到了生命的死角:关节剧烈疼痛,反复高烧,生命弱若游丝……她被送到郑州医院抢救。医生爱莫能助,无奈地说:“肝腹水、心肌衰竭、肾衰竭……如果不想留遗憾,就赶快给她拍个告别视频吧!”
医生的话让大姐一激灵,眼泪簌簌而下,她哭着恳求:“医生,再想想办法好吗?”医生建议打强心针,不过医生强调:“这一针可能会减缓病情,也可能一针毙命!”苍天有眼,强心针打下去,经过20多天的抢救治疗,刘蔚清的病情渐渐地缓和了。可是,医生叹息说:“这只是暂时的,如果病情再度发作,只有准备100万元,再做一次干细胞移植了。”
5年前,五姐弟倾尽积蓄才给刘蔚清做过一次干细胞移植,如今病魔穷追不舍,再筹100万元,这是足以压垮五姐弟的一座大山啊!刘蔚清想,就算兄弟姐妹们拼尽全力,筹集到这笔钱,只不过是让自己再一次接受痛苦的治疗,再一次延长一段生命。但是,下一次病魔来犯,又怎么办呢?这样延续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呀?刘蔚清悲观到了极点,只想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既让自己解脱,全家人也得到解脱。
尽管刘蔚清放弃了治疗,但刘家四姐弟仍不肯放弃,他们把各自的所有积蓄掏出来,又各自想办法找朋友借,四姐弟筹到的钱加在一起,只有10万元!他们都非常清楚,这10万元如果投到医院里,肯定连泡都不冒一个,到头来还是人财两空。怎样才能救得了老二呢?四姐弟面面相觑,不禁潸然泪下……
2008年4月的一天,五姐弟围在一起召开家庭会议,商量救治刘蔚清的方案。大家一致认为,100万元靠借已经不现实,如果刘蔚清的病再度恶化,他们手里仅有的10万元钱,根本救不了她,眼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这10万元去创业,赶在老二的病恶化之前,赚更多的钱,才能拯救老二的生命。但拿10万元救命钱去创业,一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资什么项目才能在短期内挣到100万元?
冒险一搏,
姐弟悲壮出征拍电影
刘蔚清听说要用凑到的10万元去冒险创业,首先泼冷水:“别瞎折腾了,听天由命吧!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很知足了!唉,本来还想帮助其他病友,现在自身难保了。”而五弟刘宏辉却充满信心地说:“我看就拍电影吧!拍一部反映二姐创造生命奇迹的电影!如果成功了,不仅能给许许多多红斑狼疮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而且电影的票房收入还可以用来给二姐和像二姐一样的病友治病!圆二姐的一个梦!”
当导演!拍电影!这一直是四弟刘宏伟的梦想。1991年他高考失利,只考上洛阳工学院,他想复读后再考,可是那时二姐治病正需要钱,为把大学念完后尽早挣钱给二姐治疗,他暂且将梦想埋在心底。2006年他辞去国有企业的工作,终于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听了五弟的话,刘蔚清想了想,轻轻地点头。刘宏伟兴奋地对她说:“我的第一部电影就以你为原型,导演我们家的故事!你一定要支持我啊!”此时,刘蔚清脸上掠过一丝浅浅的笑容:“可以,但是现在我们只有10万块钱,拍得了电影吗?”用仅有的10万元钱去拍电影,是不是太冒险了?四姐弟反复掂量。两个姐妹和小弟都觉得拍电影不仅能帮四弟圆梦,而且能让二姐的生命故事留存人间、昭示后人,让二姐活着的价值得到体现,如果成功了,票房收入还可以用来给二姐治病。姐弟一致同意冒险一搏。
四弟、五弟的电影梦,现在成了五姐弟的梦想。有了这个撼天动地的梦想,刘蔚清渐渐看到了生命的希望,点燃了生命的激情,她的病情慢慢得到了控制,这更加坚定了刘家姐弟拍电影的决心。刘宏辉在灯下开始伏案撰写剧本。18年来,五姐弟紧紧相携,全力帮助身患红斑狼疮的二姐和病魔较量,一次次击退死神、一次次创造生命奇迹的画面渐渐浮现在眼前……
一连半个多月,刘宏辉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熬成了“火眼”,实在太困了,就用清凉油涂一下眼皮……终于,他以二姐为原型,完成剧本《明天是否来临》。接着,两兄弟拿着剧本初稿上京城多方请名家指导,随后又进行了几次调整和修改,2009年初,剧本终于定稿。这年3月底,刘家三姐弟带着本应留给二姐治病的10万元钱悲壮出征。他们来到北京,一边跑剧本的审批,一边筹建公司。几经周折,剧本终于审批下来了,他们的公司――北京隆裕盛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注册了,四弟刘宏伟担任董事长,刘宏辉担任总导演。为了救二姐,刘宏辉也成了电影狂,他自学了很多有关电影的制作过程,为拍摄这部电影做好充分准备。
刘宏辉和妻子在郑州有一套8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他回到郑州和妻子商量把房子卖了。妻子流着泪说:“卖了房子,我和孩子住哪里呀?”刘宏辉无奈地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租房住吧!”刘宏辉找中介公司30万元低价卖了房子。30万元,加上原来的10万元,有了40万元。虽然离目标近了一步,但是,40万元支付片酬都不够,还得继续想办法筹钱。姐弟3人反复商量后,决定找公司赞助。
于是,姐弟3个抱着剧本,分头行动。人家一听说拉赞助,门都不让他们进。跑了一天,一个公司的董事长都没见着;第二天还是无功而返……三姐弟在北京又奔跑了3个月,分文赞助都未拉到,可是他们从未想到过要放弃。
2009年5月,在一次同乡会上,河南老乡北京正坤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候晓莉,被刘家四姐弟亲情守护亲人的生命、想拍电影救亲人的旷世之举深深感动,伸出援助之手,愿意承担这部电影的后期宣传和发行费用,她还促成了名雅飞天的老板张勇谋为刘宏辉无偿提供拍摄电影的机器设备……这给绝望中的三姐弟增强了信心,他们继续奔走筹集资金。终于,刘宏辉做期货的朋友鲁长剑借给了他50万元;一位热心的病友在与刘蔚清闲聊时,得知刘家兄弟要拍电影组建红斑狼疮基金,便主动借给他们60万元,希望他们拍出鼓舞人心的作品来;刘蔚清的几位朋友倾囊相助,共借了50万元,来表达对他们五姐弟的大力支持。就这样,他们共筹到了200多万元!刘宏辉感激涕零……
成就梦想,
人间大爱缔造生命奇迹
10月25日,北京阳光明媚。刘宏辉姐弟几个经过努力,《明天是否来临》剧组终于成立了,刘宏伟、刘宏辉分别担任导演和制片人。夜晚,华灯初上,三姐弟在长安街疯狂地奔跑,以此来释放内心的兴奋,他们在北京拼搏了18个月,历经500多个日日夜夜的煎熬,终于看到了一束希望之光。
刘宏伟、刘宏辉两兄弟开始招募演员。招募广告通过网络、报刊、宣传单等后,参加选角的人特别多,但多是电影学院还没毕业的学生。刘宏辉心里清楚,这部电影要成功,必须有大牌明星主演才行。可是,哪个大牌明星会跟一个一点经验都没有的导演合作啊?
尽管如此,刘宏伟、刘宏辉兄弟仍不肯降低选角标准,他们怀抱着剧本先后登门拜访了3位明星的经纪人,可是,刚进门,人家片酬费报价都不低于200万元,三姐弟被吓得急忙退了出来。他们本知道找大牌明星不可能,但又不愿放弃哪怕只有一线的希望。
11月上旬,刘宏辉三姐弟又拿着在医院给二姐拍的临终视频光碟和剧本找到影星陶虹的经纪人。经纪人开出的片酬也是天价,但听了刘宏辉讲述了二姐的故事和拍电影是为了救二姐后,经纪人给他们留下一句话:“我把剧本和光盘交给陶虹,看她愿不愿意接!”
在近乎绝望中痛苦等待了一个星期,刘宏辉喜出望外地接到了陶虹打来的电话,答应出演片中的女主角,并表示不要高片酬!刘宏辉姐弟又惊又喜,放下电话立即准备和陶虹合作的材料。谁知,第三天上午,陶虹的经纪人就打来电话:“陶虹不能出演了,她刚生孩子,未满月,丈夫、公婆都不同意她接片!”三姐弟立即像霜打的茄子。
刘宏辉姐弟又陷入无望之中,仍不甘心的刘宏辉又把剧本和二姐的光碟送到伊能静、蒲巴甲等明星的经纪人手中。几天后他打电话询问伊能静的经纪人,对方回话说:“伊能静2009年的档期全部排满了!你们找别人吧。”刘宏辉又一次跌进了失望底谷。
当天下午,刘宏辉正不知所措时,意外地接到伊能静的电话:“我在公司看到了你们的剧本,愿意低片酬出演女主角这个角色!我从12月到明年1月,只有19天的休息时间,你看19天行不?”刘宏辉高兴地说:“行!行!”刘家三姐弟还沉浸在兴奋之中,素有“好男儿”之称的蒲巴甲又来电话说,乐意出演女主角路馨茗的弟弟路天华。并且,他在低片酬的基础上自降了一部分片酬来参加演出,他们的片酬只占整部电影成本的20%,这是他们出演片酬最低的一部电影。
11月30日,《明天是否来临》剧组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接着转战河南郑州开拍,除了伊能静、蒲巴甲主演外,还有黄子腾、吴琼等29名演员参加了这部电影的演出。
自从开始筹拍电影以来,刘蔚清为了看到弟弟拍的电影,她每天按时吃药,凭着对梦想的追求,凭着强大的精神动力,她的病情一直非常稳定,这是梦想给她生命创造的又一奇迹。对此,她感到无比欣慰。
12月28日,《明天是否来临》在郑州杀青。刘宏伟和刘宏辉返回北京,继续电影的后期制作和发行运作。2010年4月底,刘宏辉兄弟完成电影的后期制作后,立即将影片送往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5月中旬,终于取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颁发的《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
2010年6月1日,这部承载着刘蔚清生命激情的电影在北京举办首映式,中国第一个关注红斑狼疮的专项基金――明天(刘蔚清)基金也宣布成立。刘宏伟高兴地说,这部电影的票房收入每张电影票提取1元钱作为基金的启动资金,今后他拍的每一部电影的票房收入都会被用来为基金“输血”。
6月15日,《明天是否来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引起了轰动效应,入围了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新片展暨传媒大奖。7月5日,《明天是否来临》在全国首次发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托起了刘蔚清新的生命希望。
7月26日,刘宏伟从北京赶回洛阳,参加刘蔚清的43岁生日。一进门,他激动得紧紧拥抱着刘蔚清:“二姐,我要谢谢你,是你成就了我的梦想!”刘蔚清也激动得泪雨纷飞:“我更要感谢你们,是不离不弃的亲情,让我一次次创造生命奇迹,一次次给予我生命的希望!”
也许是弟弟成功拍成了电影激荡了刘蔚清的生命,也许是刘蔚清看到了生命的明天,增强了生命的张力,她的病情一直保持稳定,9月1日,刘蔚清重新走上了她热爱的讲台。在三尺讲台上,她神采奕奕、激情洋溢,虽然病魔随时都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可她却以激昂的姿态奔向生命的明天……
我和姐姐电影范文4
这边唱来那边和，
山歌好比春江水，
不怕滩险湾又多……
在电影《刘三姐》中,这美妙、悠扬、动听的歌声，可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不仅在八桂壮乡瑶寨人人会唱，个个爱唱，在华夏大地的各族群众亦然，就连全球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也都会哼唱。
电影《刘三姐》摄于1960年春夏，1961年摄制完成并在全国各地公映，继而发行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旋即风靡全球。影片传播至今48年，久映不衰，深受广大观众、听众喜爱。据报载，新加坡当年曾连续公映120天，第二年复映又是连续120天的纪录。演员姜文回忆小时候看《刘三姐》的情景时曾说：“我小时候一直感受着电影带来的快乐，我连续看了17遍《刘三姐》。”张艺谋后来执导实景舞台剧《印象刘三姐》时说：“电影《刘三姐》让我影响至深。我小时候对刘三姐的印象，那就是人漂亮、歌好听，刘三姐是我儿时最美丽的回忆。”
《刘三姐》的问世，为中国电影增加了一部旷世经典之作，成为当时拷贝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电影。
导演苏里其人
时下知道苏里的人太少了，但一提起《祖国的花朵》、《平原游击队》、《红孩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却几乎是尽人皆知；电影里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幸福不会从天降》、《山歌好比春江水》等，成为国人的最爱。而这些影片的导演，就是已故我国电影界老前辈、杰出的导演艺术家，广西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苏里先生。
电影《刘三姐》是苏里亲力亲为，呕心沥血推出的一部经典之作，为广西打造出著名的文化品牌立下了一大功劳。人们永远感谢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刘三姐》，人们永远怀念他！笔者作为当年影片《刘三姐》摄制组的副摄影师，电影《刘三姐》的情怀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特回顾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情丝，以告慰摄制组的全体电影人。
苏里(1917―2005)本不姓苏，原名叫夏传尧，1917年1月26日出生于安徽省当涂县(今当涂市)的一个贫民家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为追求光明真理，于当年11月只身离开当涂，逆水行舟到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一个偶然的机会，夏传尧得知了“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同志被释放出狱回到武汉的下落，便冒昧地给邹先生写信，强烈要求邹先生为他这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写个“字条”，介绍他投奔延安。不几天，他居然收到了邹先生的回信。凭着邹先生的未落款的“字条”，夏传尧到了延安参加革命。在抗日军政大学里，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决定随母姓苏，改名“万里”。后来觉得多一个“万”字麻烦，最后索性就叫“苏里”吧！
在“抗大”，他跟随罗瑞卿同志开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参加过武工队、抓过日本兵、参加了四平战役，在部队立过功也受过奖。1938年秋，苏里被罗瑞卿副校长分配到“抗大”文工团，开始其话剧表演生涯。1945年被派遣到东北军政大学任戏剧队队长。1949年7月，在东北召开的首届文代会上，他被副主席亲自点名派往电影战线，转战到百废待兴、起步艰难的新中国电影摇篮――东北电影制片厂(长影前身)出任导演，为他日后在电影王国里尽显风流提供了条件。
苏里曾在话剧《保卫胜利果实》中当过演员，做过编剧，而他最得心应手的工作是当导演。他先后执导了《祖国的花朵》、《平原游击队》、《哥哥和妹妹》、《青春脚步》、《红孩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战洪图》、《奇袭白虎团》等电影。
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评选出的中国电影100部中，苏里执导的影片就占了3部（其中《刘三姐》在1963年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荣获4项大奖）。这样的导演在全国屈指可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说，苏里是“国宝级”老艺术家。因为《刘三姐》，苏里对广西这块红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刘三姐”情有独钟。
《刘三姐》应运而生
1959年，迎来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掀起向国庆10周年献礼热潮，素有“歌海”之称的祖国边陲的广西，各城各乡的文艺演出也不例外，可以说达到前所未有的空前热烈。在此热潮中，广西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根据壮族刘三姐美丽的民间传说，自编自演了山歌剧《歌仙刘三姐》。八桂大地以喜闻乐见的彩调剧、壮剧、采茶剧、侗戏、苗剧等形式来演唱《刘三姐》，一时遍及壮乡瑶寨，刮起了“刘三姐热”，热闹非常。其中柳州市的彩调剧《刘三姐》的演出，更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年秋天，中央歌舞剧院著名词作家、编剧乔羽先生，听闻柳州演出《刘三姐》，便商约其挚友、合作者苏里前往柳州看刘三姐的戏。乔羽比苏里先期到达几天，其间，乔、苏两位琢磨着：歌仙刘三姐这个戏，能否改编成歌剧或把它拍成一部电影故事片呢？
话说看到广西“刘三姐热”方兴未艾，自治区党委遂因势利导，以此推动广西的文艺创作，把广西的文艺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决定于1960年春在南宁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刘三姐》文艺会演大会”。消息传开，“一石激起千层浪”，广西各地群众性的“刘三姐”创作活动更加积极而又扎实地开展起来。当时的主要领导全都亲自“挂帅”抓创作、抓演出。
1960年4月，“《刘三姐》文艺会演大会”在自治区首府南宁隆重举行。自治区政府礼堂、桂剧院、红星大戏院、南宁人民艺术剧院(市政府礼堂)四大剧院同时演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盛况空前。各地市县分别派出演出队(剧团、文工团)，让最优秀的演员出演刘三姐一角参加会演。主要以广西四大剧种――桂剧、彩调剧、壮剧、粤剧为主，辅以一些地方剧种如邕剧、师公戏、采茶剧、牛娘戏、苗戏、侗戏、仫佬戏、文场戏以及丝弦戏等表演形式，演唱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刘三姐》，历时20多天，令首府人民及各地来的观众大呼“过瘾”。会演期间，各兄弟省(市、自治区)均派出了观摩团(组)专程到南宁观摩演出，反映强烈。
要拍《刘三姐》电影了
站在推进和发展民族电影的高度，自治区领导十分关注《刘三姐》电影的拍摄。先是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韦国清建议，后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由南宁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厂前身，以下简称广影)与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联合摄制彩色故事片《刘三姐》。
而乔羽和苏里在柳州看《刘三姐》演出时的这一琢磨，与广西区党委的想法正好是不谋而合。经自治区领导研究，同意邀请乔羽先生出任编剧，请苏里担任执行导演。至于《刘三姐》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自治区党委则委托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同志去抓。
1960年4月初，乔羽、苏里两人第二次由北京抵达柳州，贺亦然同志安排他们入住柳州饭店“苏联专家楼”，单门独户，为剧本创作提供了幽静的环境。贺亦然还传达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两点意见：一、要求《刘三姐》在广西拍外景，把美丽神奇的广西山水风光作为背景去叙述故事；二、希望多用广西本土演员。乔、苏二人当即表示完全赞同自治区党委的意见，并提出外景当以桂林、阳朔为主，兼选其它。
由乔羽执笔，根据壮族民间传说而编剧的定名为《刘三妹》的文学剧本，从4月1日到12日，日夜兼程，终于完成了。剧本送至南宁提请自治区党委审查。不几天，电影《刘三妹》文学剧本获自治区党委原则上同意，但是，批示明确提出片名《刘三妹》应改回原来的《刘三姐》为好。电影文学剧本在柳州作了必要的修改，尔后定稿。乔羽在楼上卧室每写好一章剧本，苏里在楼下房间就分一章镜头，逐章写好分镜头。
正是在这个时候，组织决定派我参加《刘三姐》摄制组工作，任副摄影师。让我立即由南宁赶赴柳州，负责把电影剧本和电影分镜头实用本送去《柳州日报》印刷厂排版印刷、负责校对，直至拿到印好的电影分镜头实用剧本，分发给摄制组各个创作部门进行二度创作。这是我在柳州第一次见到了乔羽编剧和苏里导演，从此，我们相知相识，师从苏里开始我从事故事片摄影的艺术生涯。
漂流漓江采踏外景
《刘三姐》电影分镜头实用本印好之后，4月下旬，编剧乔羽、导演苏里会同美术师(长影的童景文、广影的张起旺)和我的老师(长影的郭镇庭、广影的尹志)带着我们一行，租用了渔家一条小船，轻悠悠地顺流而下从桂林到阳朔，沿途采踏外景拍摄地。我们自备好粮油食品，跟渔家一起生活，历时三天两夜。
一路上，漓江山光水色尽收眼底，似如梦幻的仙境，令大家如醉如痴。一路看来，朝晖夕阴，变化万端，黄昏、黎明、晨曦、烟雨、雾霭，千姿百态，风光绚丽多彩。各人取景、记录、绘画，一面行船，一面构思未来影片的展现和表现。“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风景胜桂林”，如此青山秀水作为外景拍摄点，激起大家诸多的创作情怀，融入无限兴奋之中，都感到未来拍成的影片一定会很好看。
苏、乔、童、郭等一经合计，当即拍板选定：以书童山下作为“砍藤落水”、“我落石崖顺水漂”两幕的场景；以木龙洞作为漓江河畔对歌台；以临桂县五通茶山作为采茶姑娘在茶山走，“神仙听歌下凡来”一幕的场景；以徐悲鸿故居小河畔作为定情时“斧砍江水水不离”一幕的场景；以大榕树下作为抒发“连就连、我俩结交定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情感的场景……
此后，电影《刘三姐》拍摄成功，饮誉海内外。“影片介绍了桂林、阳朔美丽的风光，蜚声四起，一夜成名。千千万万的游客慕名而来，在声誉上、经济上都大受裨益，这是当初人们没有料到的。”阳朔县委书记如是说。你知道吗？那棵著名的大榕树，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旅游文化品牌，每年为阳朔县创造出800万元的经济收益呢！
黄婉秋出演刘三姐
经过初步遴选，拟饰演刘三姐的有：傅锦华(广西彩调剧团)、尹羲(艺名“小金凤”，广西桂剧团)、黄小曼(广西话剧团)等，其它演员则于1960年5月3日由南宁远赴长影准备试镜头，一待三姐一角确定后，先行拍内景，再到桂林拍外景。
这几位刘三姐候选人都是广西大会演中刘三姐一角的佼佼者，又是剧团的名旦。其中，广西彩调剧团的表演艺术家傅锦华是刘三姐一角的第一人选。但在所试镜头送至自治区党委审看时(由副导演姜树森专程由长春送样片回南宁)，领导觉得她唱歌时口型太大不好看，形象不尽如人意，要求换人。
关于广西要求换主角的问题，摄制组报告了时任长影厂厂长亚马同志，他果断地决定：按广西区党委意见改换，重新录制唱段，重新拍摄已经拍摄的部分内景，所短缺的“矮克发”(AGFA)彩色胶片(一种国家进口严控物资)，则由厂里调剂给予补足。当时，有人推荐过云南歌舞团的杨丽坤，可是苏里导演始终未同意，他坚持要启用广西本土演员。踌躇之时，苏里想到另外一个人，她就是桂林市的“刘三姐”黄艺琼。黄艺琼原定是饰演舟妹(歌舞剧中称“兰芬”)的，且舟妹一角已经试过镜头顺利通过了。苏里想：她聪明伶俐、天生丽质，体形小巧玲珑，表现起来无拘无束、落落大方，气质之中还有点野气――这，正是刘三姐的形象，刘三姐的气质。于是大胆决定启用她担任刘三姐一角。苏里和蔼地问她：“黄艺琼是你读书用的名字吗？”“不是，我原名叫黄婉秋，15岁那年到了剧团，因为学艺，所以剧团老师给我起了艺名叫‘艺琼’。”“那好，我让你恢复真面目，往后，大家就叫你‘婉秋’好吗？拍电影就用‘黄婉秋’这个名字。”婉秋乐意地应允了。
苏里让黄婉秋试两段刘三姐的戏。先来“绣绣球”一场。苏里故意没有给她多讲戏，以试试她的创造力和应变能力。
长影第三摄影棚里众目睽睽，有人暗中为她捏了一把汗：她还不到17岁呢，而且从来未见过拍电影，更不用说参加拍电影了。
只见婉秋从容地走出来，坐到床前，手执绣球轻轻地绣着，一曲情歌脱口而出：
花针引线线穿针，
男儿不知女儿心。
鸟儿倒知鱼在水，
鱼儿不知鸟在林……
摄影机“沙沙”作响，我们推着摄影移动车对准了她――中――近――特。一张红脸，羞答答；一双传情的眼睛，含情脉脉。“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太棒了！”有人失声大叫。大家暗暗地为她喝彩，苏里窃喜。
接着又试了一段“三姐骂财主”的戏。婉秋定了定神，酝酿好情绪，出场了：怒目圆瞪，双眉横竖，小嘴紧抿成一条缝――跟之前判若两人，三姐怒不可遏地唱道：
多谢了，
多谢你这好心人。
谢你拦路刀一把，
谢你捆人绳一根。
一阵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把地主骂得无地自容，表演出了“歌仙”的铮铮硬骨。苏里暗暗称道，“好一个高山上的红辣椒！好一个活脱脱的刘三姐！”传说中的刘三姐不就是这样吗？苏里看看副导演，又看看摄影师后说：“婉秋，你就是刘三姐！”
至此，制片主任宣布，过些日子，班子配齐，搭好摄影棚的景，先开拍内景。
就这样，她――黄婉秋，成了刘三姐，从舞台走出，到了水银灯下……
开始拍内景时，黄婉秋也还不是很适应，苏里就耐心地一点点地教，逐场逐段地讲，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戏并做示范。可以说，黄婉秋能把刘三姐这个人物丰满地呈现在银幕上，除了剧本所提供的良好基础和她本人的条件外，苏里导演所付出的心血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人们所说“没有苏里就没有《刘三姐》，没有苏里就没有黄婉秋”。此话绝非夸张。
关于刘三姐的造型(包括发式、头饰及服装)问题，在送审样片时，韦国清(时任自治区主席)就关心地说过，刘三姐不要包头巾。其实，壮族裹包头巾，是比较落后的东西，不要刻意去猎奇，以为是特点加以宣扬，这不好。刘三姐是劳动人民，不宜穿裙子，衣着前可适当加一块小围兜，脚上可穿草鞋(用较好的细麻编织成)，显得适当、得体。韦国清强调说，壮族没有特点，依我看“没有特点就是特点”。《刘三姐》主创人员便以此去努力、去探索、去研究、去表现，力争把这个人物塑造好。后来换上黄婉秋饰刘三姐一角的造型得到了广西方面的认可。于是，就成了现在看到的影片《刘三姐》的造型格局。
其他演员如莫老爷、歌迷、李秀才、舟妹则分别由广西话剧团的夏宗学、张宁、徐峻泰和柳州彩调剧团的张文君担任；阿牛、刘二哥、老渔翁、莫管家、罗秀才分别由长影演员的刘世龙、梁音、张巨光、贺汝瑜、李万城担任；陶秀才则由山西话剧团的马担任；两位丫环由广西演员刘凤英、张丽贤饰演。
三个“刘三姐”
1960年7月，电影《刘三姐》在桂林全部外景杀青停机，摄制组人马撤返长影，进行对白和音乐音响录音合成。为了让刘三姐的形象更完美，苏里导演特别邀请我国著名的长影翻译片配音演员张桂兰(曾在上影《红日》影片中饰女主角)为黄婉秋饰演的刘三姐配对白；决定让《刘三姐》歌曲原唱者――彩调剧表演艺术家傅锦华为刘三姐配唱，还让原广西歌舞团女高音歌唱家蔡秀英配唱铿锵有力的高腔调(骂“地主莫怀仁”的歌)。傅锦华(苗族)声音甜美，婉转又带有些“山野”味道，以其独特的民族气质和娴熟、委婉、美妙的歌唱表演，征服了广大观(听)众，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她为电影《刘三姐》的成功作出了无私的奉献。2005年6月，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当代中国电影音乐庆典”中，她荣获“当代中国电影歌曲《刘三姐》优秀演唱奖”。
对此，人们幽默地说电影《刘三姐》有三个“刘三姐”――即黄婉秋、张桂兰、傅锦华，分别是“表演的”、“道白的”、“唱歌的”三位“刘三姐”。正是有了这三位演员的共同努力，才塑造了银幕上“刘三姐”这个人物形象。
这一“情节”鲜为人知。长久以来，甚至到了今天，许多观众只知道刘三姐的扮演者是黄婉秋，或者说，是黄婉秋演的刘三姐。自《刘三姐》公映至今，歌声传播全球，一晃48年过去了，历史在漫长的误读之后，央视崔永元所作的《实话实说》特别节目《电影传奇・〈刘三姐〉――“多谢了”》的播出，给人们实事求是的正确提示，还了历史本来的真实情形。
躺在担架上导戏
1960年7月，摄制组由长春抵达广西桂林、阳朔漓江畔拍摄外景，驻扎在阳朔县城的“中山纪念堂”。厅堂通铺，自带铺盖蚊帐，厕所、洗澡间均为临时竹木所搭，厨房也是在空地上自己搭盖的，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导演、主创技师和主要演员则住在阳朔饭店，那时虽然没有空调，但条件相对好一点。
在阳朔拍外景期间，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十分匮乏，为保证拍摄工作和日常生活，桂林市特批给摄制组全体人员每人每天2两猪肉(每天用汽车由桂林拉回阳朔)，阳朔县委还让县粮食局配给每人每天2两板栗仁(阳朔盛产板栗)以补充大家食粮，摄制组同仁深受感动和鼓舞，决心努力把《刘三姐》电影拍好。
《刘三姐》的外景拍摄大部分是在江面上，本片又是一部古装戏，演员每次做头饰、化妆都要2～3个小时，为抢时间，演员和化妆师不辞劳苦，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化妆了；因为影片唱歌的地方多，需要使用放声器，演员就跟着放声器的声音速度对着“口型”同步拍摄；又因为需使用20个大型蓄电池(每个蓄电池20多斤重)以及摄影灯光器材等，工作人员必须赶在天亮前，把必要的录音、摄影器材、服装、道具等从住地搬上车，送至约1公里外的江边码头，然后乘机电船到片场，天天如此。一切拍摄准备工作须抢在天亮之前做好，这样待太阳升起时就可以开拍了。从上午一直拍到傍晚8时才收工，然后再由福利景点逆水行船返回阳朔城，行程约两个小时。回到县城驻地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再加上个人洗漱、冲凉、洗衣服，躺下来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而制片部门还要研究安排第二天的工作，睡得就更晚了。每天凌晨而起到“披星载月”而归，历时半个多月。
一天清晨，天还漆黑，剧务林辰与制片组其他同志，从伙房里抬出一个装满着刚烧开的开水的大木桶。正把大木桶抬上高坡的公路时，苏里看见抬开水的同志行走吃力，便前去帮忙用力托着木桶，因木桶失去平衡，突然间桶底整块脱落，满满的一桶开水全洒在他的双腿上，腿上皮肤全给烫伤了。“苏导双腿被烫伤啦！”大家立即把他送到66公里以外的桂林市人民医院进行紧急治疗。此时，摄制组也骚动起来，大家十分焦虑不安：这一来，电影将要停拍了，咋办？
未料想，苏里只住了一天医院，接受简单处置后，双腿缠着绷带，第二天就返回阳朔，照样到外景地导拍，这时，大家才放下心来。那些天，苏里都是由大家抬着担架到片场的，在担架上指导拍摄。苏里说：“没有想得太多，那么多人等着，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就把戏停下来，活着就干，死了就算。”又说：“那时候年轻，拍起戏来什么都忘了。”苏里就这样在担架上，每天拿下60多个镜头，因此得了个新外号――“拼命三郎”。
8月的漓江，骄阳似火，热气灼人，气温达40℃。在烈日下虽有阳伞遮阳，苏里光着膀子，双腿还是疼痛难挨，暂
时没有戏的演员刘世龙、梁音、夏宗学等专门用扇子为他赶蚊虫、扇凉风；入夜更是痛苦不堪，难以入睡，大家又为他取盆凉水擦擦背，以解暑热。
漓江水中的艰难拍摄
由于影片有相当部分是在江上拍摄，且其中60%的镜头是唱歌的，所以，演员如何才能自如地在江上既较好地唱歌表演，又撑好竹排(筏)划好桨，就成了一道难题，特别是小船在漂流中，晃动摇摆、不听使唤的情形下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大家想尽办法，除了特定环境要展示的全景外，如拍到中、近景镜头时，所有制片、置景、服装、道具人员以及没有戏的演员统统下河去，采取拉、推、拽、牵竹筏或小船的办法，以保证船儿如“行云流水”那样平稳行驶，提供演员演好戏的舞台。那些日子里，工作人员从早到晚泡在水中，皮肤都泡白了，甚至泡出了水泡泡，直至把船上的戏拍成功为止。大家说，为了《刘三姐》，心甘情愿！
黄婉秋不习水性，让她在竹排上表演及唱歌，显然难以完成，何况是过湍急的险滩，极容易发生危险，她虽然经过多次努力去练习，仍然掌握不好。正在为难之时，苏里导演发现了协同我们拍摄工作的一个叫关秀的阳朔渔家姑娘，身材与黄婉秋接近，长得也酷似刘三姐，便急中生智，请关秀姑娘作替身。这位姑娘腼腆地笑：“好，我来当一回刘三姐！”于是，完成了江上漂流。这便有了影片开头――漓江、书童山下，刘三姐被“砍藤落水”――“我落石崖顺水漂……”的歌声自远而近，她凭着手中的一根竹竿，脚下一串葡萄藤，纵横自如地拨开身边的波浪，一路粼波而来，划过急水险滩……
其它的如江上老渔翁收留刘三姐的一组唱段，以及在著名画家徐悲鸿故居畔(抗战时期)的江河上，阿牛哥与三姐划着一只小船轻悠悠驶入画面，含情脉脉地唱：“妹莫忧，浪大也有打渔舟……”“刀切莲藕丝不断，斧砍江水水不离……”等情景镜头，都是工作人员泡在水中，用铁丝轻轻牵动着船儿划行下拍摄完成的。
“对歌”是刘三姐的重头戏。景点就在桂林市中心叠彩山脚下木龙洞前漓江边。在市有关部门和航运局的大力支持下，由市内江河各点调来了350条大大小小的木船，从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医专、桂地师范、部分中学生以及一直跟随摄制组当歌伴的柳州市全国职工会演代表队、阳朔县文工团等召集来1000多名群众演员(加上自发来看热闹、看拍戏的群众约有几千人)。群众演员的服装统统由参加拍摄的群众自己穿来。“对歌”一幕，从当天清晨开始，一直拍摄到傍晚7时许，歌声四起，人山人海，好不热闹。这些群众演员高兴地说，过了一把“电影瘾”。
这中间还有一段“特殊”的拍摄。饰演刘三姐的演员黄婉秋，身高1.60米左右，而与她配戏演刘二哥的演员梁音其身高1.78米，这一高一矮搭配相差近20厘米。如按常规拍摄同一画面，则二人悬殊太大，银幕效果不佳，会显得别扭、不好看，视觉上也不舒服。根据这一实际，经摄影小组建议并得到苏里导演赞同，我们把刘三姐穿的草鞋跟部垫高了3厘米。当刘三姐边走边唱：“不是命，不是生来就命苦……”，镜头由中景推近景时，又在三姐脚下铺垫上一块长木板，让她在木板上慢慢走近。这样，就拉小了高矮差距。亲爱的读者、观众，凡有刘三姐的镜头，演员黄婉秋穿着的草鞋都是已经垫高了3厘米的，我们把她“拔高”了，你看得出来吗？
永远的怀念
苏里是新中国第一代老电影人，他把一生献给了电影事业，为共和国拍出了多部不朽佳作，为中国电影立下了丰功伟绩。可是，苏里却十分自谦，他对别人总是这样说：“我不认为我的影片拍得多么好，拍得多么高明。”(苏里《我的艺术生涯》)他始终把一切处于低调之中，处于耀眼光芒之外。
2004年冬，苏里及夫人应邀来南宁过冬，自治区人大副主任邱石元拜访过他，后来邱先生撰文《怀念苏里同志》说：“我们这一代就是看着他的电影，唱着‘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的歌曲成长起来的。”又说，“我告诉苏老，看《平原游击队》至今已半个世纪了，影片快结束时，李向阳手执双枪击毙日本鬼子松井队长那个场面在我的脑海中印象仍然十分清晰。苏老连忙说，那是郭振清(饰李向阳)、方化(饰松井)同志演得好。”
夏衍同志曾指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影片，是我国农村题材划时代的作品。”苏里说：“那是马烽(山西作家，《年轻人》影片编剧)写出的好剧本。”“演员金迪(饰孔淑贞)、李亚林(饰高占武)、梁音(饰曹茂林)演得好。”“歌曲好听，是乔羽写的好词；张棣昌谱的好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樱桃好吃树难栽》)；演唱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富含感情唱出的山西味儿！”
《刘三姐》影片好看、歌好听、山水美、景观靓、人漂亮，(《刘三姐》影片于1963年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最佳音乐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美术奖、最佳配角奖等)这是广大观众认同的事实，可是苏里却这样说：“那是乔老爷(指编剧乔羽)的功劳啊。”“还有雷振邦(作曲家)、摄影师小郭(郭镇庭)和尹志、美术师阿童(童景文)和起旺(张起旺)，包括黄婉秋、傅锦华以及大家所作出的努力！”苏里惟独没有说他自己，把一切功名都推开。
苏里为人坦荡、胸无芥蒂、平易近人，“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讲，他可能纠正你，但绝对不会出卖你。一切本本分分，一切自自然然，不须设防，不须作态。”(乔羽：《我的老大哥苏里》一文)苏里平时生活简朴，一身布装衫，个子不高，略瘦，右脸有一块较大的胎记，看起来实实在在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以致出入宾馆饭店会闹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笑话来。1960年初，苏里在拍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影片后，为《刘三姐》之事首次来南宁，有关部门安排他入住明园饭店(当时南宁最好的饭店之一)。一天，他外出买了些民族服饰花边和简装的民族图案资料，回到饭店门口时，却被门卫拦住不让他进去，说什么都不相信他住在这儿，还拉着他到值班室一再盘问，把苏里弄得哭笑不得，不过他并不生气，反而一直耐心等候来人接他。后来，警卫团团长赶来了，惊奇地说：“苏里同志，怎么是您？”这才解了围。原来这位团长是当年苏里的警卫员。这时，警卫团长和饭店经理向他道了歉，批评战士没有礼貌，错待了客人。后来，苏里由南宁去桂林，之前南宁已有电话告之请榕湖饭店派车到火车站接人，没想到在车站里，又发生了“接不到人”的尴尬笑话：当列车将要到达桂林站时，苏里从中铺上跳下来收拾行李准备出站，一不小心，衣袖被撕了一个大口子，缝无法缝，卷又卷不到一块，他便索性撕了下来，这就使他看上去真有点“衣衫褴褛”的样子。列车到站后，苏里下了车老实巴交地站在站台上，等候车子来接他。而站台上确实停着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但直到出站的旅客陆续走光了，轿车上的司机巡视了四周也没认出苏里来，就把车开走了，回到饭店向领导报告说，没有看见苏里。苏里没等到来人，只好雇了一辆三轮车自己到榕湖饭店。在服务台登记入住时，又被盘问。服务员打量了半天这个穿着半只袖子、脸上又有一块黑疤痕(胎记)的来人，看了看介绍信后，便搪塞般地给他随便安排了一间普通双人间。苏里啼笑皆非，但是他还是没有发脾气。第二天，桂林市领导和桂林步校(即今陆军学院)校长陈海涵少将、政委王衍峰大校――苏里“抗大”的战友，来到饭店看望他，这才帮他重新调换了较好的房间。
苏里为人和蔼，与群众(摄制组同事)打成一片，他关心别人胜过他自己，没有一点大导演的架子。1962年1月，笔者随苏里(还有制片、场记、摄影、录音、美术等技师)由长春到山西，为拍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与作者马烽先生商谈修改剧本和初选外景的事，一同到了大同、榆次、洪桐、临汾和候马市。苏里资深级别高，享受软卧待遇，可是，他始终坚持与大家乘坐硬卧、硬座，这样，可以和大家一起开心。他把软卧的差价额全部补贴给大家做伙食费，那是国家困难时期，大伙深受感动。
1961年六七月，《刘三姐》摄制组由长春到桂林拍外景，每次出行，苏里都以同样的方式，将省下来的车钱，叫制片部门发给工人老师傅去买樟木箱。每个3元钱，一次能买许多个樟木箱，工人师傅很感激他。
我和姐姐电影范文5
[关键词] 口语文化；电子媒介；冗余；夸张
电影《刘三姐》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0年摄制的故事片。描写广西歌仙刘三姐与地主斗歌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广西民间传说，主人公刘三姐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壮族姑娘，擅长用山歌来赞美劳动、赞美自然、赞美爱情，并用山歌揭露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影片创作者为刘三姐设计的山歌，朴素生动，具有强烈生活气息和浓郁地方色彩，符合人物性格，用歌而不是台词表达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影片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片中悦耳动听的歌声与美丽的桂林山水完美融合在一起，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说到音乐风光故事片，我们很容易想到美国著名电影《音乐之声》。电影《刘三姐》与《音乐之声》既相似，又不同。两者分别展示了桂林山水和欧洲山水的迷人风光，都突出古典气息浓厚的地方音乐特色，以音乐剧表演的形式，配合电影文本的戏剧性故事冲突，成为从文本到电影的典型代表作。不同点也很明显，虽然都是音乐剧形式，但是《音乐之声》主要突出不同桥段的音乐歌曲的不同风格，《刘三姐》则满篇都是广西民间的山歌旋律，通过大量口语化的歌词进行电影叙事，并由此凸显人物性格与故事冲突。刘三姐作为民间传说人物，大量的人物素材与民歌均来自于口口相传，形成独特的口语文化。与口语传说和文本文献不同，电影作为电子媒介的典型代表，以影音画的形式表现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因此，电影《刘三姐》的成功集中体现在从口语媒介向电影媒介成功的文化过渡。本文主要讨论电影《刘三姐》的口语文化特征，探索其中从文本到电影的特殊逻辑，并对比当前诸多“刘三姐”文化衍生产品的逻辑耦合性。
一、何为口语文化
沃尔特·翁是研究口语文化的典型代表，生前任美国圣路易斯大学教授，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他以研究中世纪人文学者彼得·拉米斯和口语文化著称。他提出了“口语文化—书面文化”的两极性概念，首创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的分野，界定了原生口语文化的九大特征。按照另外一个口语文化学者米尔曼·帕利的发现：文字塑造了现代人的线性思维，使得我们无法理解或者错误理解原生口语文化的思维特征；作为原生口语文化的典型代表，口语史诗依靠套语、警语、音律、预制构件等语词技术，可以使几万行的史诗能够顺利代代相传。由此可见，电影《刘三姐》中的诸多山歌也是通过类似的方法传承到现在的，歌词中充分体现了口语文化的典型特征，尤其是原生口语文化的典型特征。
与原生口语文化类似，“次生口语文化也产生强烈的群体感，因为听人说话的过程是聆听着形成群体的过程……但次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比原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大得多，甚至于难以估量”①。不仅如此，电影媒介还统合了口语与文字的不同特征，比如电影《刘三姐》中的歌词与对白都来源于民间的原生口语文化传说，但是这种传说是离散的、非线性的，其中的套语、警语、音律和预制构件，不能直接展现在电影媒介当中。电影的观影模式是固定时间和封闭空间的群体传播，套语的过分冗余，警语的过分集中，音律的过分单调，预制构件的过分重复，容易让人审美疲劳。因此，原生口语文化需要编剧通过线性的文字制作成剧本，严格规定电影叙事与人物形象，并最终表现为电影媒介。
作为次生口语文化的电影媒介较为复杂，既有原生口语文化中的言语和行为（对应于电影中的对白与表演），也有书面文化中的文字与书写（对应于电影剧本），它们共同通过电影媒介（电子技术一对多传播的虚拟环境）传播给观众。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将电影定义为“热媒介”，通过凸显视觉冲击力强的大场面，情节紧张的叙事结构，主要依靠演员的对白与表演来完成。此外，对于乡土文化沉积颇为厚重的中国来说，虽然我们很早就发明创造了伟大的汉字，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当前中国社会的原生口语文化遗存明显较多。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人对家乡的认同和归依，它是自我身份得以确认的重要因素：“当我们开口说话，我们的身份表露无遗。”②这种认同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情感与文化的维系纽带，电影《刘三姐》完全体现了广西民间的口语文化特征。在线性的电影剧本的规定下，通过原生口语文化的地理与心理的接近感，结合电影媒介的次生口语文化特征，集中表现了口语文化中套语、警语、音律和预制构件的语词技术。
因此，成功的电影至少都要具备一个共同的要素，那就是人物形象的设置要符合大多数受众的身份归属：作为次生口语文化的电影媒介，主要由演员的口语表达来塑造人物形象，并通过共鸣效应对受众形成心理投射。这种心理投射是双向性和重复性的，即在电影播放的过程中，虽然影片中人物喋喋不休，电影银幕前的观众沉默不语，但是双方都在通过口语进行连续的潜移默化的交流，③最终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这是叫好又叫座的源头与基础。
二、口语文化特征
除了原生口语与次生口语的分野之外，沃尔特·翁的另一大贡献就是界定了原生口语文化的九大特征。按照上文关于民间传说的原生口语与电影媒介的次生口语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电影《刘三姐》较好统一了两者，并且在电影中时刻突出口语文化的各种特征。根据从原生口语（民间传说）到文字文本（电影剧本），再到次生口语（电影媒介）的逻辑顺序，电影《刘三姐》的口语文化特征可以归为以下三个大类，并一一分析。
第一类特征是：附加的而不是附属的，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以及贴近人生世界的。电影《刘三姐》的口语文化遗存丰富，较少有现代语法以及较少依赖语法结构，比如歌词：“姓陶不见桃结果，姓李不见李花开；姓罗不见锣鼓响，蠢材也敢对歌来。”口语中的词汇整体性很强，比如歌词：“你歌哪有我歌多，我有十万八千箩；只因那年涨大水，山歌塞断九条河。”文字词汇认为原生口语冗余度太高，因为文字思维是重分析的，主要由语法逻辑来连接词汇，不需要套语式的记忆与表达。原生口语文化为了表述客观世界，无法使用抽象的、外在于人的文字作为媒介，只能使用套语等语词技术，使得客观世界看起来（其实是听起来）贴近人生世界，比如歌词：“赤膊鸡仔你莫恶，你歌哪有我歌多；不信你往船上看，船头船尾都是歌。”
第二类特征是：冗余的或丰裕的，保守的或传统的以及衡稳状态的。“丰裕”与“厚重”这种主要诉诸重复和夸张的叙事方法，就是这种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不断用新的夸张手法表达已有的叙事材料。电影《刘三姐》中的山歌都是相同的音律，大量存在着相似的警语。在此，电影《刘三姐》的次生口语文化完全借鉴了原生口语文化的叙事方法。比如，《荷马史诗》在文字记载之前已经被人朗诵过无数次，不同的诗人每次朗诵的都不同，但是最终的文本记录应该没有偏离原始的口语记录太多，因为“丰裕”与“厚重”主要是常讲常新，而不是衰减失真。作为民间传说，在“讲故事—听故事—然后再讲故事”的传承中，创造性再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场景：刘三姐率领众乡亲与莫怀仁率领众乡绅的对歌决斗。
第三类特征是：带有对抗色彩的、移情的和参与式的而不是与认识对象疏离的，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文字使拥有知识的人和知识分离。与此相反，口语文化把知识纳入人生世界，把知识放进生存竞争的环境。在口语文化里，谚语和谜语不仅仅是用来储存知识的，而且是用来和他人舌战斗智的。”④电影《刘三姐》中充满了叫骂-赛诗、善与恶、正与邪、恶棍与英雄、赞颂与污蔑的两极分化的口语模式，这种被生活于文字世界的人认为夸张、浮华、不客观的富有表演性质的原生口语，通过观众对戏剧性冲突的情景式参与，使得刘三姐、老渔夫、阿牛、舟妹等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群众形象；与之对应的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莫怀仁及其众多乡绅的封建反动形象。
三、衍生文化产品
电影《刘三姐》的口语文化特征是其成功的关键，即电影媒介将主体与客体隔离在银幕的两边，两者的语言交换需要在电影的媒介环境中进行。一旦电影的次生口语文化成功仿拟了现实中的原生口语文化遗存，必将产生诸多的耦合性，便于客体信息与主体感知进行言语交换的有效传播。原生口语通过文字文本到达次生口语的逻辑，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当下，使得“刘三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不断衍生出诸多文化产品。在1960年电影《刘三姐》以后，比较著名的有1978年吴永刚执导的同名舞台剧电影，2010年余明生执导的同名古装音乐电视喜剧以及张艺谋导演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
1978年版的刘三姐体现了形式上的创新，优点在于舞台剧的现场感较强，给予视觉足够的冲击力；缺点在于丧失了口语特征的优势，在缺乏桂林山水真实映衬的同时，舞台剧的台词过少又过于文字化，不能很好地与次生口语文化的电影媒介有效融合。2010年版的刘三姐融入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优点在于重新阐释了“刘三姐”的文化符号；缺点在于作为“冷媒介”的电视媒介与电影媒介不同，前者的故事文本较为松散，消散了原生口语的对抗性与参与性，使得“刘三姐”成为一般的文化符号，而不是具有独特魅力的原生口语文化符号。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印象·刘三姐》，虽然没有长篇的山歌与对白，但是通过对原生文化元素的创新表达，唤起了人们内心对“刘三姐”的全新认知。
这种实景演出模式可以说是自1960年电影《刘三姐》之后的又一次突破：在桂林山水的实景中，将“刘三姐”留给人们印象中的经典山歌、民族风情、漓江渔火等元素创新组合，形成了一种基于视觉的新型次生口语文化。《印象·刘三姐》主要诉诸视觉，但是却实现了原生口语文化的传播效果。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立足于“刘三姐”的口语文化特征，将始终是衍生文化产品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注释：
①④ [美]沃尔特·翁著：《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第33页。
② [英]迈克·克朗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23页。
③ 注解：观众在观影的时候主要是口语交流，在不同层次上——比如字幕、有意识的心理认知等——有文字的参与，但是按照著名的“帕利—洛德”理论，原生口语属于人类本能和潜意识范畴，是次生口语文化的基础。由于原生口语文化与次生口语文化，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辨析较为复杂，在此不做详细的讨论。
[参考文献]
[1] [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我和姐姐电影范文6
电影名叫“有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去的那天，正好赶上下映的前一天。
我来看电影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这是我偶像的处女作，二是我可以找理由出来不用写作业了。
我和姐姐在前台排了好久的队，终于轮到我们了，姐姐买了两张电影票，座位是挨在一起的。我们买了一些爆米花和可乐，等了一会之后，就进场了。
我们买的是在三号影厅播放。我和姐姐来到三号影厅，找到坐位，然后坐了下来，等待电影播放。
影厅的人很多，没想到快要下映了还有那么多人来看。过了一会之后，电影开始播放了。
一个巨大的屏幕上播放着各种东西。播放完广告商之后，就开始播正片了。
影片中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让大家都哈哈大笑，也有很多感动的地方。这部电影感情非常丰富，连我也陶醉在这部电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