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短歌行陈乃荣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短歌行陈乃荣范文1
摘要 朱熹的代表性山水诗《武夷棹歌》传入韩国之后，影响了整个朝鲜朝并形成全球独一无二的九曲文化。不同于过分强调文本义理内涵的同时期众士林，奇大升心目中的《武夷棹歌》是写景和抒情高度融合在一起的一组山水诗。
关键词：《武夷棹歌》 解读 奇大升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目前韩国各地处处可见的“九曲文化”，就是以朱熹的《武夷棹歌》作为范本形成的文化现象，主要由朝鲜王时期的九曲歌系诗歌、九曲图绘画、九曲主题观光三部分组成。而一部诗歌文本，能够在文学、绘画、观光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在异域形成一方文化且维系500余年之久，在中外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什么用。……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朝鲜朝的文人骚客对《武夷棹歌》的解读，因其“如何看”的角度不同、因其作“什么用”的用途相异，历来就呈现出多元化的解读倾向。这种多元化解读主要表现在其文本的定性上，可以梳理成“哲理诗”、“山水诗”，以及异于二者的“山水理趣诗”三种观点。与从析理走向审美的中国学者不同，朝鲜朝的士林对《武夷棹歌》的诠释没有形成这种基本趋势，自始至终“哲理诗”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且这种解读持续整个朝鲜朝。与“海东朱子”李 保持亦师亦友关系的奇大升对《武夷棹歌》的解读，完全不同于其他士林，可谓独树一帜、匠心独运。
一 朝鲜朝士林解读《武夷棹歌》
畿湖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金麟厚（1510-1560）尽管没有对《武夷棹歌》进行井然有序的论述和逻辑严密的注释，但其“书武夷九曲后”一文浓缩了其对《武夷棹歌》的感悟和理解。此文是诗人为其两位女婿而写的七言绝句。诗人把陈普（1244-1315）的“进道”置换成“进学”，但继续套用了陈普的“工夫”、“次第”、“分明”等语词，其直白和坦率甚至令人怀疑其作为诗歌文本理应具备的抒情浓度。诗人直言不讳地指出，“进学”的“工夫”不在“他处”，“分明”的“次第”应该自己默默领会才是。继之，金麟厚运用七言绝句格式连解一、二、三曲。通过对比阅读，我们可以发现，金麟厚之“解”与朱熹诗句之间不存在任何对应关系，诗人只是借用诗歌形式阐述自己对《武夷棹歌》的理解和感悟而已。既然“道丧”已有千年、加之“圣路”也早已湮塞，连天体制高点上的耀眼太阳都精神气儿不足、昏暗不明，幸亏带有夕阳之光的云霭雾气，明月照尖东更有一番新意。“道丧千年圣路湮”一句，乃陈普“孔孟去后，道统久绝”之语的另一种表述。交错在一起的“外物”最引人注目、心中的“艳色”又让人很容易“流迁”。诗人指出利欲功名、妖艳美色等身外之物在“进学工夫”过程中的种种困扰，强调如若做好“进学工夫”，理应超脱物欲之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应该“行庭不见艮其背”，应该从今开始一心向着本然。有志于“进学工夫”之人，应该心怀大志，因为从古至今光明和昏暗始终同在，修身齐家就应该心无杂念，否则如同投身于饿虎成群的“饿虎林”一样，危险万千。
面对李 和奇大升对陈普之“注”所言，“有疑”和“直诋斥之”，赵翼（1579-1655）特书“读退溪、高峰论武夷诗书”一文，认为“退溪有疑焉，高峰直诋斥之。不知先辈所见何如是径庭，而高峰之论，尤所不可晓也”。在此基础上，作者首先肯定“刘氏注”，认为如果说此注“辞语未畅达则可”，但言其“非朱子意”，“则窃恐决不然”，认为“刘氏注”还是切中要害，正确阐释了朱熹诗作本然的意义。继之，赵翼对金麟厚、李 和奇大升三人的观点进行逐一对比分析，最终得出“以三先生所论言之，则窃恐河西为得之”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赵翼所言“刘氏”乃刘概，在此文中前后出现7次之多，其实，此“刘氏”所指就是陈普，刘概只是在陈普之注末附了短短的跋文而已。
赵翼对《武夷棹歌》的解读，可谓贯穿其后半生，乃至针对“颇似不切”、“未甚发明”的陈普之注进行更周详的注解，以便“以浅见略为解释”，其“武夷棹歌十首解”，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对比阅读“戊寅（1638）孟春”所写的赵翼之“解”和元大德八年（1304）刊印出版的陈普之“注”，前者有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是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前者所用众多与后者相差无几的用词上，如“进道次第”与“进道次序”、“上钓船，言始为学也”与“上钓船者，着脚向学之意”、“远色”与“女色之害”、“屏绝此心”与“宜先屏绝”、“静而能安”与“能静能安”、“下学而上达”与“由下学而上达”等。不过，渊源毕竟是影响与接收，故不存在对等关系。从这一点上，赵翼之“解”可谓是陈普之“注”的详解和扩展，简言之，前者为后者之扩容版。无论在立意、用词，还是文脉，赵翼均沿用了陈普之意。以此为基础，赵翼完成了对陈普之“注”的补充和延伸。如对“虹桥一断无消息”，前者云：“言自桥之断，人未有得度者……喻此道之绝久矣”；再如，主观化色彩非常浓厚的有关“架壑船”的阐释都属此类。借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赵翼之“解”比陈普之“注”更为周密详明、更为通俗易懂。的确，赵翼“以浅见略为解释”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颇似不切，亦似未甚发明”的陈普之注。
“武夷棹歌十首解”，乃经过二十年漫长而缜密思考之结果。“戊午（1618）冬”始“得而读之”时，赵翼脑海里留下“托意分明”印记的《武夷棹歌》，时过二十年之后的“戊寅（1638）孟春”“观之”，当初的印记依然如旧，认为“其大意似或得之”，只是因“辞语颇杂乱”、“复就加删改如是”而已，可见其基本主张历经二十年岁月也未曾改变。
宋时烈（1607-1689）对李 和奇大升的主张高举反旗，主张《武夷棹歌》为“学问之道论”。对《武夷棹歌》第九曲中的“将穷”和“桑麻平川”以“无穷之趣”一词来统而代之的李
，宋时烈始终觉得有种意犹未尽之感，所以分别解读为“无限意趣”和“境外真妙处”。继之，宋时烈在其《论武夷棹歌九曲诗》一文中指出：“豁然则以学问之道论之，是万理明尽，一疵不存之后”。尽管宋文运用“常理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之意”来阐释“将穷”和“桑麻平川”所蕴含的深奥的哲理意蕴，但他最终还是认为李 “恐非阐扬此曲之意”、奇大升则“阐扬意少而禁切意多”。宋时烈这位志得意满的士林领袖，置学友金寿增（1624-1701）“勿以语人”之忠告于不顾、甘冒“孤陋浅见，敢论先贤得失，罪不可赎”之不韪，直接与世人皆仰的大前辈李 和奇大升高唱反调，不隐匿藏掖、自信满满地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大家风范犹然可见，勇气可嘉矣！
二 奇大升解读《武夷棹歌》
奇大升（1527-1572），朝鲜朝哲学家，字明彦，号高峰、存斋。历任弘文馆应教、司宪府执义、承政院承旨、工曹参议、成均馆大司成等职。1559年后，围绕“四端七情”同李
展开辩论，开始朝鲜历时三百年的“四七论争”。政治上要求广开言路，举贤者，理财养民，提倡治心修身，致诚尽礼，主张“至治主义”政治理念。着有《朱子文录》、《论思录》、《往复书函集》、《宗系奏文》、《高峰集》等。
奇大升对《武夷棹歌》的解读，主要缘于李 的请教。对李 “何取何舍”，乃至“莫适所从”，奇大升在其信中认为，“九曲十章，因物起兴，以写胸中之趣”，且“其意之所寓、其言之所宣，固皆清高和厚冲澹洒落，直与浴沂气象”，根本不会有“入道次第”等寓意存在，因为即便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朱熹，对其“圣贤心事”，恐怕不会如此古怪难解。以此为基调，奇大升对《武夷棹歌》依次进行对比阐述。
奇大升最难以接受的是陈普有关二曲和三曲的“远色之戒”和“舍生之旨”的解释。“远色之戒”，乃出自陈普对二曲之“此首言学道，由远色而入”一句而来；至于“舍生之旨”，乃是陈普对三曲注释的概语，奇大升把陈普所言人世间的一切“荣辱得丧”、“血肉之躯”和“利欲之心”，统而称之为“舍生之旨”，可谓言之有理。
解读四曲的同时，奇大升对“颇好”“厥注”的金麟厚则用“可怪”一词来点评，认为按照常理应该是先有“疑”再有“悟”，哪有“悟”后又“大疑”呢？一语道破金麟厚认知逻辑上存在的矛盾之处。对五曲的“林间有客”，奇大升认为是朱熹自喻自己，五曲作为武夷精舍所在地，应该是朱熹“深居”且“藏用之宝”之处，如此硕儒居住之处怎么会是“学问有疑处”呢？纯粹是注家不得其要领之结论。继之，奇大升借助朱熹“深爱”的王维“漆园”一诗，阐释朱熹悠然自得的山水情怀。“漆园”一诗所言正是王维一贯追求的隐逸恬退、自甘淡泊之境界，与五曲之意境不谋而合，此可谓“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奇大升主张不应该“拘拘牵譬、一一安排”，即便是存在更深层次的“深趣”，那也是“寓兴”而发，绝非金麟厚所言“道丧千年圣路湮”，如此寓“景”以“道”，那么，“毫厘”之差终究会导致“千里”之“缪”，故云：
“盖此十章虽不可拘拘牵譬、一一安排，而其间亦有意思，跃如处此，则不可谓专，无意于寓兴也。如一曲曰：‘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峰锁翠烟’者，分明若有意焉。然亦岂以是为悼道之湮废而发哉？盖即其所遇之境，而发其所感之意，故意与境真，而其言自有深趣。此其所以为朱子之诗也。若既有形容景物之意，又有援譬道学之意，则便成二心矣。此不惟吟咏之间，失其性情之正。而学问之际，亦恐差毫厘而缪千里也。”
奇大升完全同意李 之“无学问次第意思”、却是“注者穿凿附会，节节牵合”的观点，李 也通过奇大升的点评，最终得出“大抵九曲十绝，并初无学问次第意思。而注者穿凿附会，节节牵合，皆非先生本意”之结论。
至于李 和奇大升之间的关系，早已成为朝鲜朝儒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至今都在学界称颂。对此，朝鲜朝文人李植（1584-1647）评价曰：“故后来诸儒以为不但公实取裁于退溪，退溪亦多见益于公云。又谓公之于退溪，若横渠之于程氏，西山之于晦庵，斯言得之矣。”同期文人赵相禹（1582-1657）在其“书高峰退溪两先生往复书后”一文中，借用朱熹与蔡元定之间的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描述二人关系：
“奇高峰之于退溪李先生，犹蔡元定之于晦庵朱夫子也。朱夫子则虽以宿师老友待元定，而元定则必执弟子之礼而事之。故其时未闻有两夫子并称之说，而元定自为元定，朱子自为朱子也。今夫两先生之道德高下、学问浅深，非自见后生所得以优劣。而以其书见之，则盖想其高峰以门徒自处，而以先生事退溪之意也。其于论议答问之时，书札往复之际，必称先生，是知高峰以退溪为先生而矜式矣。然则高峰生时，亦不敢比肩于先生，而尽其师事之道。……夫如是则高峰自为高峰，退溪自为退溪矣。”
注：本文系2010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朱熹武夷棹歌对韩国九曲文化影响研究”（10YJAZH038）之前期成果。
参考文献：
[1]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
[2] 金麟厚：《吟示景范·仲明》，《韩国文集丛刊》，景仁文化社，1986年版。
[3] 赵翼：《武夷棹歌十首解》，《韩国文集丛刊》，景仁文化社，1986年版。
[4] 李 ：《答金成甫·别纸》，《韩国文集丛刊》，景仁文化社，1986-2009年版。
[5] （宋）陈普：《朱文公武夷棹歌》，中华书局，1985年版。
[6] （宋）朱熹，郭齐、尹波点校：《跋杨子直所赋王才臣绝句》，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奇大升：《写寄宿梅溪馆诗·别纸·武夷棹歌和韵》，《韩国文集丛刊》，景仁文化社，1986-2009年版。
[8]李植：《谥状》，《韩国文集丛刊》，景仁文化社，1986-2009年版。
短歌行陈乃荣范文2
论文关键词：张国荣，传统文化因素，现代流行文化，文化价值
张国荣（1956―2003），中国香港乃至亚洲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国荣的一生是赋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作为一名流行音乐的演唱者和词曲创造者，一生共出版个人演唱专辑80余张；作为一名享誉亚洲乃至全球的电影演员，一生共演出电影作品50多部，先后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外语片男主角奖、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贡献奖等。2009年“张国荣”作为一个特定词组被《辞海》所收录。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在香港文华酒店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人们对于张国荣的关注反而更加的强烈了，很多原本不喜欢或者更本不知道张国荣的人，开始关注张国荣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甚至其中有一大批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也加入了张国荣歌迷、影迷的群体，一时间流行文化流域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后荣迷”的现象，并在网络中迅速流传，每一年张国荣的“生日”和“祭日”都会成为网络媒体、报刊媒体、广播电视媒体所关注的文化现象，怀念之风盛行。很多人包括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都对这一现象大惑不解，虽然在欧美流行文化领域早已出现过并一直存在这种“逝者文化流行”现象，但是放在中国却似乎并不多见论文网。首先，中国地域广大、地域性文化差异大，流行文化的发展速度快、更新淘汰率高；其次人文历史论文，现代中国的流行文化受西方影响比较多，属于中国原创的因素不多，“创始人”在中国流行文化领域较少，且影响有限；最后，现代流行文化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尤其是在大陆地区，作为流行文化领域的精英和代表，往往很难拥有较久的文化沉淀性。因此，张国荣现象给我带来了很多思索，透过对张国荣个人以及其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的研究我们发现作为一名现代流行文化代表者的张国荣，却处处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或许正是这些因素促使了张国荣现象的出现以及张国荣作为一个特殊文化“符号“的产生和持续流传。
一、张国荣个人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张国荣，生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中国香港一个多子女的手工艺人（父亲是一名颇有名气的裁缝）家庭，从小在外婆的隔代照顾模式下成长，可以说张国荣成长的环境是非常具有中国传统家庭色彩的。由于多子女家庭的特征，张国荣性格中具备了比较典型的中国人的特质，比如谦和、友善、懂得分享但又比较谨慎；20世纪70年代，张国荣前往英国Leeds University攻读纺织及时装，求学之路具有典型的中国人“子承父业”的取向，也正是这段经历，使张国荣更加直接的接触到西方文化，并受到影响。后来由于家庭经济无力支持其学业，张国荣选择回到香港，1977年以“亚洲业余歌手大赛”亚军的身份进入纷繁复杂的娱乐圈，开始了自己自食其力、艰苦创业的历程，从默默无闻的一个“穷小子”通过自己的执着追求、不断尝试和努力，完成了人生的“求索”之路，并最终获得个人事业方面的巨大成就，或许张国荣演义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梦”。这种经历使张国荣的个人形象成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成功”途径的评价标准，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这一模式下成就的张国荣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喜欢和欣赏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张国荣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1．张国荣的歌者形象和歌曲作品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张国荣作为一名流行音乐演唱者和创作者，其艺术生命大致可以分为三段，1979年到198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张国荣主要发行的歌曲作品以时尚新潮的英文歌曲为主要形式，本人展现的艺术形象也是青春活力、时尚灵动、洋化明显，虽然收到了一定的认可，但是总体来说并不成功，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张国荣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巨大考验和挑战，“天将降大任”的传统思想或许成为这一时期他安慰自己最好的良药人文历史论文，当然对于他的喜爱者，张国荣也成为他们在人生奋斗时期遇到不顺时的一个感情寄托和情绪宣泄的出口；1982年到1989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张国荣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通过一系列粤语歌曲成为流行音乐明星。放弃英文歌曲选择粤语歌曲，是张国荣能够顺利走上艺术高峰的一次重大决策。粤语是中国的一个方言，从语言学的角度不难发现粤语是中国历史比较悠久的语言表达形式，其发音方式、句式形态具有中国古典文化的特色；此外，作为殖民地的香港，粤语代表的是中国人的母语，是中国人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张国荣选择“下里巴人”的粤语歌曲作为他的突破口和主要表现形式，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追求质朴、珍视乡土情切的价值选择的；从1989年张国荣退出歌坛至今是张国荣歌曲演唱与创作的第三阶段，在张国荣歌唱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张国荣选择了暂时退出乐坛，为新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非常符合中国人“强而不欺人”的道德判断，为其作为一个艺人的“德行”加分。在这一时期，张国荣经过几年的沉淀，与1997年又重新复出歌坛，完成艺术转型，歌曲演唱和创作，突出了“新”、“雅”、“温”的特点，歌曲中的填词部分更是选择了具有古典诗体特点又兼具小资情调的林夕的创作，将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兼容并蓄的特点符合了港人和中国大陆地区听众进入21世纪前后的中西融合的文化选择。
2．张国荣的演员形象和影视作品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作为一名演员张国荣也经历了诸多尝试，他可以演绎现代文艺青年、叛逆少年、英雄警探、邻家大哥、中年男性等社会角色，同时也能驾驭边缘人群、同性恋题材、无厘头夸张等内容，这些角色在多变的中国社会中，总是能找到与之对应的实际情节，张国荣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展现的是阳关、积极，同时又简单、纯真的外在特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加之现代媒体宣传的作用，张国荣从外形到角色被定义为“漂亮”、“干净”、“斯文”、“优雅”、“亲切”、“质朴”，这些词语正是中国人尚儒思想的外在标准。在张国荣的诸多影视剧中，使之享誉国际的正是具有中国社会特色又极具戏剧冲突、悲剧色彩浓厚的《霸王别姬》，张国荣演绎的程蝶衣一直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认可，其形象鲜明、深刻且悠久论文网。除去“同性恋”感情的可能原因，张国荣在这部电影中，充分展示了一个优雅、纯真、执着的中国文化领域“艺人”的形象。从宋代以后人文历史论文，中国文化更多的偏向于“尚文”精神，看重和谐，其中对于男性的较高层次文化要求集中表现在，既要斯文、优雅，又要讲究原则、勤奋、善良、执着。而张国荣的影视形象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并通过他完整的演绎得以体现。
三、张国荣社会形象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张国荣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现代传媒文化的产物，媒体在宣传中将张国荣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和宣传，有意无意中扩大了对其身上优秀特质的展示，关于张国荣星路的艰辛、爱情的坎坷、艺术的执着、为人的善良和乐观等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内容得以广泛宣扬，使得张国荣的形象具体、鲜活又高尚。尤其是张国荣意外离世之后，中国人对“英年早逝”长久的惋惜之情，也是促使“后荣迷”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国荣作为一个著名的艺人，在艺术生活的同时，往往选择比较低调的生活方式，并且注重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艺术的追求，关心社会、关注弱势、乐善好施，这种低调和平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之风不谋而合。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张国荣现象的出现包含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色彩，是具有底蕴、赋有生命力的。从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在现代文化发展中传统文化价的价值，对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张国荣．http://baike.baidu.com/view/6360.htm
[2]洛枫．张国荣：禁色的蝴蝶．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王大燕．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略论流行歌曲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云梦学刊．1998年第01期
[4]周忍伟，陈荣杰．中国文化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5]陈江风．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
短歌行陈乃荣范文3
关键词：陈献章 哲理诗 自然平淡 凝练传神
陈献章在诗歌的创作上崇尚诗句自然、诗为心说的观点。不太推崇对仗工整、格律严密的诗歌， 认为过分工整的诗歌， 所追求的多为诗歌形式上的美感， 而非诗歌的内在含义。其在《认真子诗集序》中云：“诗之工，诗之衰也。言，心之声也。形交乎物，动乎中，喜怒生焉，于是乎形之声，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为云飞，或为川驰。声之不一，情之变也，率吾情盎然出之，无适不可。”[1]5在《与张廷实主事・十九》中云：“诗之不用则已，如用之，当下功夫理会，观古人用意深处，学他语脉往来呼应，浅深浮沉，轻重疾徐，当以神会得之。”[2]167乍一看陈献章这两段话似乎是自相矛盾之论，既说“诗之工，诗之衰”，又说诗歌需“当下功夫理会”。其实否然，其并不是忽视诗歌的艺术性，忽略对诗歌形式美的锤炼，而是在主张契合自然的前提下求得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陈献章曰：“古文字好者，都不见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2]163陈献章评论优秀的诗人作诗“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但这绝非否定诗人作任何艺术锤炼的努力。“信口说出”之前有一个“似”字，无非用来说明不落言筌的自然之妙。这种妙境也是陈献章十分赞赏严羽的诗论主张的原因，在《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迹卷后》，他引述《沧浪诗话・诗辨》说：“昔之论诗者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夫诗必如是，然后可以言妙。”[3]其中“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诗歌意境即是一种自然蕴藉，意在言外的艺术意境，所以事实上，陈献章重视诗歌的艺术锤炼的思想可见一斑。在《批答张廷实诗笺》中，陈献章又说：“概观所论，多只从意上求，语句声调、体格尚欠工夫在。若论诗家，一齐要到”。[4]75陈献章的诗歌创作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他的哲理诗在风格上具有一种自然平淡之美，用语平易自然，用词精炼传神，在平淡平实之中表达了丰富的哲学内涵。
一、自然平淡的风格
陈献章的哲理诗呈现着一种自然平淡的风格之美，这是一种更具深层意蕴的艺术美，也为我国历代许多著名诗人和诗论家所推崇和追求。从艺术表现形式看，这种自然美不事雕琢，少有人工痕迹。在谈到诗歌风格方面，其曰：“大抵诗贵平易， 洞达自然， 含蓄不露， 不以用意点缀， 藏形伏影， 如世间一种商度隐语， 使人不可摸索为工。”[4]74自然即本然，平淡即质朴，都接近口语，通俗易懂。其《赠左明府考绩之京》写道：“六十花封一高要，高要得公当不小。阿衡事业世岂知，天下经纶此中了。百里万里大小同，语默出处非殊调。君今考绩赴天官，我只弄我江门钓。”[5]324《寒江独钓》云：“我道非空亦非小，万事舍旃终未了。朔风吹雪满江天，我只弄我桐江钓。”[6]635两首诗的末句“我只弄我江门钓”和“我只弄我桐江钓”，都以自然、简洁的语言，于平淡之中突显出诗人超脱尘世、悠然自得的情趣。《和世卿》二首其一云：“越山楚山皆白云，楚越如今不必分。三十六峰同一样，不知何处武夷君？”[6]660《题茂叔连》云：“船入荷花内，船动荷叶开。先生归去后，谁坐此船来？”[6]540语言朴素自然，没有华丽的辞藻，用语接近口语，通俗易懂，表现出一种自然平淡之美。《感事》云：“君心如逝水，一往不复旋。谁能万里浪，安坐驾此船？伤哉一何愚，由我不由天！仁者固有矜，智士乃自全。”[5]285不事雕琢，不尚辞采，质朴无华，极尽语言自然纯净之美。《雨中送客，江上偶成》云：“细雨江边送画桡，肩舆如梦看春潮。不知此处谁分付，笑倚南风酒未消。”[6]668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实感，托出诗的艺术形象和意境，于平淡之中见神奇、朴素之中见绮丽，形成一种超妙的自得之趣。
陈献章的哲理诗通常选用一些朴素的字眼直接叙述，全用白描，所以显得格外真切深刻和平易近人。他的诗句魅力，在于全是以其性情中自然流出的言语，在于其内在真实的感情力量。在以“自然为宗”、追求“自得之学”的境界中流露出自然平淡的语言风格。
二、凝练传神的字词
陈献章哲理诗中的用词也颇具精炼传神，常以凝练简洁的文字表达了丰富的内涵。其《是夕范生小酌》云：“日月双轮转，乾坤一气旋。是时冬始闰，细雨夜如年。人语斜风外，天机落叶边。凭谁给灯火，更坐读残篇。”[5]333首联中的“双”和“一”量词的对仗和尾联中的“凭”和“更”副词的对仗都加强了全诗的语气。在《闻陈宗汤、湛民泽欲过江门，遇飓风不果，用张廷实韵寄之》云：“斩蛟须射虎，水石敢谁欺！老梦不知远，客来何怨迟？千休千处得，一念一生持。衰白如见，斯言或可依。”[5]312颈联两句“千休千处得，一念一生持”是全诗的点睛之句，表达了诗人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在《钓鱼，效张志和体》中写道：“红蕖风起白鸥飞，大网拦江鱼正肥。微雨过，又斜晖，村北村南买醉归。”[5]319诗中的“微雨过，又斜晖，村北村南买醉归”用了散文式语句，有清新自然的风格，呈现出诗人一种怡然自得的心境。
陈献章经常使用叠词，在其哲理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其《六月十夜枕上》曰：“岁岁与年年，几见春秋过枕前。有时自放春风颠，尧夫击壤歌千篇。大醉起舞春风前，碧玉不知今几年？望望衡山眼欲穿，世卿兹来何延缘？”[5]325《赠陈冕》曰：“南有沧溟水，北有昆仑山；我屋正在溪山间，瞻望不远行实难。白云朝暮常漫漫，桃花欲开梅又残，问君此去何时还？”[5]317《梦做洗心诗》曰：“一洗天地长，政教还先王。再洗日月光， 长令照四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终堂堂。”[5]316《赠荣》曰：“翳翳峰顶木，袅袅峡中溪。下有飞古寺，上有哀猿啼。我昔经过日，登临上扶藜。中流日黯黯，两岸风凄凄。远行会离索，四顾仍低迷。羡子意气豪，别我无一凄。行行至斯峡，为我试留题。”[5]315《用韵寄林缉熙平湖》曰：“秋怀夜不寐，更静复闻更，水向漫漫注，心含种种情。”[5]52《秋梦》三首其三云：“南海五千里，不来庄定山。何由到江北，此会非人间。短短目相属，悠悠心自闲。莫言但是梦，好梦亦云。”[5]341《春中》四首其四曰：“长养功劳在此时，好花还借好风吹。朱朱白白天机妙，问著东君自不知。”[6]665《与民泽》曰：“漠漠黄云冈，珊珊铁桥水。宇宙几千年，洞天今有主。借问子为谁，平生子湛子。”[5]312诗中的“岁岁”、“年年”、“望望”、“漫漫”、“堂堂”、“翳翳”、“袅袅”、黯黯”、“凄凄”、“行行”、“种种”、“短短”、“悠悠”、“朱朱”、“白白”、“漠漠”、“珊珊”等这些叠词的运用，增强了语言的韵律感，使得诗文更生动形象，既是对外在情景的细致描写，又是作者内心真挚感情的巧妙抒发，使人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
陈献章的哲理诗呈现着一种自然平淡的风格之美，这种艺术美更是我国历代许多著名诗人和诗论家所推崇和追求的。他的用词洗练凝重，用语恰到好处、浅显易懂，没有晦涩艰深的字词，读起来朗朗上口，给人一种惬意的感觉，又有一种意犹未尽的耐人寻味的哲理性。
参考文献
[1] 陈献章.认真子诗集序[A]//陈献章集・上[M].北京：中华书
局，1987：5.
[2] 陈献章.与张廷实主事[A]//陈献章集・上[M].北京：中华书
局，1987.
[3] 陈献章.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迹卷后[A]//陈献章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陈献章.批答张廷实诗笺[A]//陈献章集・上[M].北京：中华
书局，1987.
短歌行陈乃荣范文4
我出生在青海湖以南一个小小的村庄，虽然偏僻，但还算富饶。先民们逐水草而居，我的故乡就散落在黄河上游的岸边。有了河流，就有了人群，就有了牧场、田野、羊群和马匹，就有了炊烟袅袅的生活，有了源远流长的文明。在久远的岁月里，这里亦牧亦耕，藏、汉、回等多民族浑然而居，相安而处。
我的民族，藏族，是一个古老沧桑的民族，一个勤劳乐天的民族。他们酷爱自由，崇尚歌舞一般热烈奔放、美好幸福的生活，世代流传着“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歌唱”的古老信条。至今，对于歌舞，对于诗歌，他们如痴如醉，狂热如初。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听着《格萨尔》英雄史诗朗朗上口的唱词和恒河沙数般的民歌长大的。也许，这就是我诗教文化天籁般的启蒙。比如“天空虽然广阔/雄鹰任意飞翔/大河虽然宽阔/皮舟任意横渡”，比如“虽饿不食烂糠，乃是白唇野马本性/虽渴不饮沟水/乃是凶猛野牛本性/虽苦不抛眼泪/乃是英雄男儿本性”等等很多很多，这些古老的诗句唱词如血液一样流淌在我身体和记忆的深处，成为我诗歌写作中基因般不可丢失的珍贵密码。世界几大著名史诗，无论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还是古印度的《罗摩衍那》等都已成为伟大的经典，但同时，也都成为化石般永远凝固不再生成的精神标本。而恰恰相反，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的藏民族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如今还在传唱，还在不断生成。众多杰出而神奇的民间说唱艺人有如神助，凭借超人的天赋和奇迹般的创造力将古老的史诗推进繁衍，不得不说，这是人类诗歌史和文明史上奇异的精神现象。十分有幸，从我们格尔木唐古拉地区就走出了一位《格萨尔》史诗说唱大师才让旺堆。才让旺堆属于“神授说”史诗说唱艺人，他本人并不识字，但凭借异乎寻常的神奇力量，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能说唱120多部《格萨尔》，他说，他不死，说唱《格萨尔》就不会完结。我曾多次聆听他说唱史诗的录音，他说唱曲调丰富多彩，唱腔变化多端，语速迅疾，一气呵成，气势逼人，引人入胜。毫无疑问，在精神气质、修辞风格、节奏韵律等方面，《格萨尔》史诗以及说唱艺人们不可思议的非凡呈现，还有草原上多如牛毛的酒曲、拉伊、谚语等对我诗歌书写有着类似天空之鸟、河流之于鱼群、草场之于牧人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
从《格萨尔》英雄史诗到米拉日巴、宗喀巴大师的神圣道歌，再到仓央嘉措火一样的情歌，十分有幸有缘，如今，我也走在了这条生生不息的诗歌之路上。如果真像有评论家所说，我的诗歌中有着灵性写作的特质，我想，那一定来自青藏高大陆上宗教文化、草原文化、民间文化等多元文化慷慨的哺育和馈赠。雄浑壮美的青海山河，孕育出了昌耀这样杰出的现代汉语诗歌大师，对于昌耀和他的诗歌，我一直以来由衷地热爱。同样有幸有缘，我和昌耀同处在青海这块高天厚土之上。如今，昌耀虽已远去，但他圣徒殉道般的诗歌态度、悲剧精神和苦难意识，特别是他若同青铜重器、黄钟大吕般诗歌中葆有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深沉庄严的道德力量，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以及群雕般磅礴的诗性气势等等都深深影响了我和我的诗歌书写。众所周知，汉民族文化以璀璨夺目的诗歌成就独步于世，作为一名藏族青年诗人，向几千年来的优秀汉语诗歌传统学习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自小就十分喜欢阅读古诗，古诗中那严谨的格律、优美的音韵、真挚的情感、深邃的意境都深深感染着我，打动着我，对我迄今为止的诗歌写作提供了极其充沛的养料。对于《诗经》，对于屈原、李白、杜甫、李商隐、坡等诗人的作品总是爱不释手，沉吟至今。人民和土地激情而深沉的歌者艾青说：“诗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现代汉语诗人中，除了昌耀，艾青诗歌中那光辉的太阳、希望的火把、忠诚的土地等等这些炽热温暖的意象系列和大堰河般博大深沉的仁爱情怀照亮了我崎岖蜿蜒的诗歌之路。
2005年春天，坐落在北京八里庄南里27号，那个我们许多人都十分熟悉的普通院落成了我文学之路，诗歌写作凸显的拐点，那就是鲁迅文学院。老师们精彩纷呈的授课犹如醍醐灌顶，让我看见了一个完整而清晰的文学世界。在我的记忆和理解中，青藏高原是我诗歌出发的故乡，鲁院是我诗歌书写骄傲的台阶，自那时起，我的诗歌写作才得以拥有宝贵的自觉和自信，才更有力地发出独属自己的诗歌和声。
我近二十年的诗歌写作，都是在一个名叫“格尔木”的高原新城进行的。“格尔木”为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像青海大多数地区一样，这里聚居着蒙、藏、汉、回等多民族兄弟。几十年来，蒙古族苍茫辽远的长调，藏民族热烈奔放的情歌，回族同胞悠扬婉转的“花儿”……久久回荡在我的耳旁，从未离去。格尔木市坐落在昆仑山脚下。一个地方的一座山，一条河，乃至一棵树都会对一个人的写作形成一种潜在的感应。昌耀说：“昆仑摩崖，无韵之诗。”二十多年来，我无数次瞻望昆仑山庄严静穆的尊容，傲然屹立的巍巍昆仑总是给我不竭的信心、力量和灵感。我二十多次走进昆仑山，每次走进昆仑，走进可可西里，面对那一望无际亘古的荒凉，我就会陷入无尽的寂寞和孤独。寂寞和孤独对普通人是难熬的折磨，而对诗人而言则是沉思悟道的良机。看着在那连天的雪峰下一群群如云般游荡的野牦牛、藏羚羊，我的心就宁静如水，那些私欲杂念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对自然和生灵的敬畏；每次走进昆仑山下挺立千年的拖拉海胡杨林，看着那些在大漠深处依然顽强、坚韧活着的胡杨、红柳，以及累累白骨般堆积如山的枯树残枝，就对时间和生命生发一番番思索感慨，如此这般之后，往往就是激情四溢，灵感喷发，成诗在胸……是啊，大自然永远是我们可亲可敬的老师，记得一位诗人说过，如果大师们让你困惑，那就向伟大的大自然学习吧。
如果说一种母体文化孕育了我们不可更改的血脉胎体，我们还必须睁开眼睛打量外面的世界。如今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写作，不可能再是封闭孤立的行为，而必须是跨国界跨种族跨语言文化的包容性写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繁荣昌盛的大唐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胸襟气度下形成并深远影响了世界。今天，在这个开放、对话、交融、互信的伟大时代，我们尤其需要这样做。2009年，还是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金色的季节，在中国作协的精心安排下，我和几名青年作家踏上了北美大陆。在短短15天紧张而有序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行程中，我们在爱荷华、芝加哥、华盛顿、纽约等地和同行的美国青年作家进行了自由活泼的文学交流活动。我们不无吃惊地发现，虽然我们有着差异很大的文化传统，但中美两国的青年作家更有着相通的文学追求和文化梦想，那就是对人类真善美永恒价值的不懈追求和对于创新创造的热烈渴望。毋庸讳言，我们几乎每一位青年作家，都得到了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的启发和滋养。就我而言，惠特曼恣肆的《草叶集》，聂鲁达巨峰耸立般的《诗歌总集》，波德莱尔直面现实与现代的勇气，荷尔德林虔诚质朴的神性写作，里尔克细腻灵动的咏物诗，T.S・艾略特博学深思、不羁如风的惊世抒写，帕斯抒情与思辨合一的壮丽诗篇，博尔赫斯锋利深邃的智性写作，阿多尼斯忧愤深广的道义责任，特朗斯特罗姆炉火纯青的现代诗艺等等，多年来，这些优秀的诗人作家对我的诗歌书写给予了有益的启发和持久的影响。
如此，我近二十年的诗歌写作，是在青藏高大陆群山众水之间的自然写作；是在民族史诗光荣梦想照耀下的精神写作；是高原多民族多元文化熏陶下的民间写作；是自《诗经》、《楚辞》到艾青、昌耀等汉民族博大精深诗教文化滋养下的人文写作；是《荷马史诗》、《神曲》等世界文学经典激发下的对话写作；是在边城格尔木，面对昆仑山的朝圣写作，而这一切，还都在遥远的路上。我想起了昌耀的诗句：
太阳说，你会是一名好的竞技选手。
太阳说：你会是一名好演员，一匹好走马。
短歌行陈乃荣范文5
李树德，祖籍湖南邵东。1949年6月出生于甘肃兰州市。1999年，他撰写的《新中国教我在人生路上拼搏》，荣获《紫光阁》杂志《与共和国同行》征文三等奖；早在1994年4月16日，《乌鲁木齐晚报》以“边城奇人”为题予以报道，新疆兵团电视台拍摄了《奇人李树德》电视片；1997年参加了北京人体耐寒科学试验，创造了吉尼斯耐寒新纪录，乌鲁木齐市电视台拍摄了《人世间》专题节目。他发表了多首歌曲，2篇论文入选《世界学术文库》并被评为论文金奖，入录《世界文化名人辞海》。
我俩一见如故，进行了一席长谈。李先生穿着朴素，平易近人，就像西北的白杨一样。接触时间越长，就如同陈年老酒，越品酒味越浓；如品一壶名茶，越品越香，个中滋味局外人难以体会到。我风趣地说：“与李先生交流是一种精神的享受，知识的熏陶，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其实一个丰富阅历的人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位老兄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一起成长，丰富的阅历成就了他多彩而辉煌的人生。他思维敏捷，精力充沛，感情细腻，具有很强的想象力和超人的记忆力。他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作曲家，又对作词深有研究，对文学、哲学、历史造诣很深。谈论的话题中，他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达到了深奥的艺术佳境。与他刚一接触，你就会被他的诙谐幽默“抓住”，被他的多才多艺打动，被他丰富的知识所感动。他把自己与共和国紧紧连在一起，视觉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升华了他对人生的感悟：“生命像一条小溪，只有汇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大海中，才永不干涸，永远闪光”、“哲学是智慧的结晶，艺术是生命的火花”、“学问乃一学、二问、三研究、四创新”。他对生命的理解激励着所有认识他的人奋发前行。
李树德先生曾被乌鲁木齐记者称为“冬天穿短袖衬衫过冬的人”、“创造吉尼斯耐寒新纪录的人”，被新疆各大媒体竞相报道过。他曾经穿着短袖衬衣在新疆度过了12个冬季，曾在零下18.88度的低温下，着短衣短裤坚持了两个半小时，创造了吉尼斯耐寒新纪录，他用胆识和亲身体验证明人体还有很多潜能需要我们去挖掘和开发，这是常人难以想象之举，这也正展示出了他的奇特之处。他是一个凭毅力、勤奋创造历史的人。
李树德先生专攻医学，自修了按摩推拿、针灸医术。他创造的“螺旋按摩推拿法”在全国叫响，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按摩别具一格，不会给患者带来任何痛苦，而是一种轻松舒适的享受，他按摩的特点是旋转地按，螺旋地摩，疏通患者的经络，在悠闲自得中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他撰写的《旋推法的应用》一文，发表在《按摩与导引》上。他称自己的手法为“四两拨千斤”，他幽默地说：“经络是人体的‘输油管道’，又好像是人体的‘下水道’，经络是人体生命的奥秘。”通俗的话语，流畅的手法让普通百姓连连称道。有时还发挥歌唱的特殊才能，在按摩中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使患者在身体和精神的愉悦中，达到了最佳治疗效果。
李树德先生的音乐天赋更令人称奇。他擅长作曲、兼能作词，随口能唱，可以称为“词、曲、唱”三栖。无论在生活中、饭桌上还是给患者的治疗时，都能听到他优美的歌声。他的歌声嘹亮，声音浑厚，底气十足。给人一种深深的打动和无比的震撼；往往两三句歌词，就能使人潸然泪下，心动情动，沉浸在深深的情感之中。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你的心、我的心》，既唱出了对祖国的忠心、对父母的孝心，又唱出了对朋友的关心、对社会的爱心，达到了至高、至深、至美的境界，倾听者无不拍手称绝。交谈中，他为我们唱起了《警察之歌》、《咏梅》、《送你一片绿叶》……在悠扬的歌声中，我们细细地品味着这位多才多艺的“奇人”的魅力。
采访即将结束时，李先生感慨地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日渐增强，也为我们这一代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我们要把这种能力转化为催生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短歌行陈乃荣范文6
1969年3月,19岁的陈雪鸿从繁华的上海来到了当时的延吉县勇新公社涌泉大队集体户务农, 一句朝鲜语都不会说。当时的涌泉大队乃至勇新公社都是朝鲜族聚居的地方，上海知青集体户成了惟一的汉族户。
语言不通给陈雪鸿带来了麻烦，也给他带来了学习朝鲜语的机会。身边都是可以随时请教的老师，到处都是可以实践的场所。陈雪鸿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开始踏上了学习朝鲜语的道路。1974年，他到当时的勇新中学担任了高中汉语文教师，在向朝鲜族学生传授汉语文的同时，为自己系统地掌握标准的朝鲜族语言文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延边大学汉语系的学习，使他的朝鲜语水平和对朝鲜族文学艺术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1977年，他被调到延边话剧团担任专业翻译创作员，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朝鲜族文学艺术的翻译生涯。
在从事朝鲜族文学艺术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陈雪鸿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认识到， 95%以上酷爱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朝鲜族作家和艺术家们都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创作和表演，急需有人把朝鲜族文学艺术中的精品佳作翻译成汉语，使朝鲜族文学艺术在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大花园里真正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认识上的提高大大激发了陈雪鸿的翻译热情。30年来，他翻译了大量优秀的朝鲜族文学艺术作品，所涉及的文学艺术体裁相当广泛，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话剧、电视剧、电影、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歌曲、舞蹈、民间故事等等。比如，他在延边话剧团工作期间以及后来的日子里，翻译的《长白之子》《喜怒哀乐》《城市＋农民》《没毛的狗》《白雪花》等朝鲜语话剧，都曾先后获得了全国、省、州的各项大奖；翻译的《压在心底的话》等朝鲜语小说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包括长篇小说《白帆》在内的30余本文学艺术译著，加上发表在全国各报刊杂志上的译作，字数总量已经超过了2000余万字。由于陈雪鸿在朝鲜族文学艺术翻译工作中的成绩卓著，曾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翻译奖，多次获得省、州优秀翻译奖，还曾获得全国优秀边陲儿女奖、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1987年，年仅37岁的陈雪鸿被破格评为副译审，6年以后又被评为翻译系列中的最高职称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