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监事履职报告范文1
为了全面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保障职工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和谐发展，根据《公司法》和上级有关要求，结合本企业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是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一定数量的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代表职工行使参与企业决策权利、发挥监督作用的制度。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称为职工董事、职工监事。
第二条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设置
1.公司董事会中，应有一名职工董事。监事会中，应有一名职工监事。
2.董事会中职工董事与监事会中职工监事的人数和比例应当在公司章程中作出明确规定。
第三条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条件。
1.本公司职工;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能够代表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熟悉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具有相关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协调沟通、参与经营决策和财务监督的能力。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中规定的不能担任或兼任董事、监事的人员，不得担任职工董事、职工监事。
3、工会主席可以参加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选举。
第四条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产生程序。
1.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候选人应当由公司工会提名，公司党支部审核确定。
2.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获得应当参加会议人员的过半数同意选举产生。
3.职工董事、职工监事选举产生后，应当报上级工会、有关部门和机构备案。
第五条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补选和罢免。
1.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因辞职等原因出缺应当及时进行补选，从出缺至完成补选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在新补选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就任前，原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其职务。
2.职工董事、职工监事不履行职责或者有严重过错的，经三分之一以上的职工(代表)提议，可以依法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进行罢免。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补选和罢免要经应当参加会议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六条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任期。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和监事的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在任期内调离公司的或者其他原因长期不在岗的，其任职资格自行终止。
第七条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职责。
1.职工董事、职工监事享有与公司董事、监事同等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
2.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应当经常或者定期深入到职工中听取意见和建议;在董事会、监事会研究决定公司重大问题时，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代表职工行使权利，充分发表意见。
3.职工董事在董事会讨论决定涉及有关工资、奖金、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变更劳动关系、裁员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和事项时，要如实反映职工的合理要求，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董事会研究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解聘时，要如实反映职工(代表)大会民主评议公司管理人员的情况。
4.职工监事要定期监督检查职工各项保险基金、工会经费的提取、缴纳情况和职工工资、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福利等制度的执行情况;应当参与检查公司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
第八条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工作制度。
1.知情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可以定期调阅公司有关的经营、财务报表;列席与其职责相关的公司行政办公会议和有关生产经营工作的重要会议。公司要为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公司工会要主动为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开展工作提供服务。
2.保密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在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接受职工(代表)质询时，要按照信息有序披露原则，遵守公司保密规定，保守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涉及的公司商业秘密。同时不得向本公司以外的人员泄露。
3.报告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在遇到工作受阻、待遇不公等情况时，有权向工会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反映。
4.委托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时，可以书面委托公司其他职工董事、职工监事或者公司董事、监事代为出席，并在委托书中明确授权范围。5.培训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要自觉加强有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公司要创造机会，安排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在职培训。
6.述职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必须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其履行职责的情况，每年至少一次。报告内容或者提纲应当提前一周告知职工(代表)。
7.评议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应当在认真述职的基础上，对职工(代表)提出的质询予以答复，接受职工(代表)的民主评议。评议结果要形成书面材料。
董事监事履职报告范文2
关键词：董事责任；直接责任；归责原则；勤勉尽责标准
中图分类号：DF4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3-0065-11
信息是证券市场效率的核心要素，提高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减少信息成本。①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可以减少整个市场的信息获得成本，如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被视为上市公司管理层和证券持有人之间最有效的交流方式。②但欺诈或信息不足则会减损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③因此，证券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监管和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显得尤为必要。多年来，信息披露一直是中国证监会证券监管的核心环节。由于民事诉讼发展不足，刑事责任追究不力，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一直是打击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主要手段。中国《证券法》构建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包括发行时信息披露和持续性信息披露，其中持续性披露又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两类。
上市公司监管法律责任设计的价值追求，主要在于填补投资者所受的损害和阻却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从后者着眼，遏制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行为的关键应当是将责任主要配置给该行为的实施者和最有可能的受益者，即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为经验表明，由于个人利益的驱使，上市公司的董事和高管往往是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主谋或实际执行人。④笔者仅以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为切入点，以董事责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涉及追究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行政处罚决定案件的研究，试图揭示证监会在对董事作出不同处罚决定时的政策关注和法律意见，归纳和总结其行政裁判思维。
一、 董事责任的法律渊源
“从根本上讲，法律责任是和社会政策、立法目标相联系的。责任来源于角色、职权、因果关系、道义或者正义、精神状态、能力及法律规定。责任强调应为性，是义务和制裁之间的桥梁”。⑤董事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的法律责任，一方面来自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来自于董事作为股东受托人的受信义务。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条规定，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的违法性和处罚的该当性。上市公司是主要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但具体的信息披露行为是经董事会或者主要高管认可的，所以对其中存在的违法情节仅处罚公司而不处罚董事、高管个人并不足以遏制违法行为。《证券法》第193条为证券监管机构对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中的个人实施处罚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该条规定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包括未按规定披露或者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但上述行为的责任主体只限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未明确为董事和高管。结合《证券法》第68条、第69条的规定来看，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负有保证其真实、准确和完整的责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侵害投资者权益的行为，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⑥所以，从体系解释的进路不难得出结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的责任人员。但如何认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是否一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的所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应承担相应行政责任，仍有待进一步讨论。《证券法》第68条规定了董事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负有保证其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义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58条进一步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负责，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除外。”也就是说，如有充分证据表明董事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可免除该董事的相关责任。
董事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责任不仅源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源于董事对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所负担的受信义务。董事作为掌控公司权力的人，应当诚实信用地按照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受信义务也称为信义义务，包括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忠实义务的本质要求董事不得将自己的私利置于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位置或情形，董事不仅要避免做任何有害于公司的事情，抢夺公司的利润或好处，还应全身心地努力、积极维护公司利益。⑦注意义务则强调并确定管理人员应当如同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样以注意、谨慎、小心的行为态度来处理公司事务。⑧其中，对股东如实披露公司的经营信息，也是董事受信义务的题中之义，作为受托者，董事应当向其委托者解释、说明其活动及结果。近年来，随着公司实践的发展，有学者提出受信义务应当包括一项独立的“披露义务（duty of disclosure）”。⑨比如，在公司并购或关联交易的场合，法律要求董事会对涉及交易的重要元素进行披露，履行公示程序。此后，信息披露义务逐渐延伸到董事不得允许对公司财务状况有所误导和隐瞒的信息，在美国的一些判例中，法官认为董事向股东提供关于公司运营的错误信息，即构成对信义义务的违反。⑩
二、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2005年至今，在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违法有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追究董事个人责任的共有72起，其中，涉及上市公司未按规定报送定期报告的有5起，涉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的有68起。
如前所述，《证券法》中规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施以一定行政处罚，但对以上两类责任人员的区分标准却付之阙如。证监会的相应行政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中亦未出进一步解释。在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凡2006年1月1日新《证券法》施行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均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进行了分别认定，而此前的行政处罚决定虽未明示这一区别，但在处罚幅度上体现了责任大小和程度的区分。
在上市公司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化，社会资本分散，公司公共性和社会性增强，公司决策由董事会和管理层控制；而随着内部科层的增加和分工的细化，董事逐渐演变成为公司系统运行的设计者和维护者。“董事负有合理督导或看护公司商业行为的职责，同时，可以得出，董事应当采取合理的步骤及时了解传递给董事会的信息，作为督导程序和技巧的结果”。因此，董事应当对公司内部治理失衡、对外信息披露不当承担责任，而不应以董事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某一结果的发生为限，对“直接责任”一词的理解，不能囿于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在证监会的处罚决定书中多次言明，在年报披露违法行为中对董事责任的追究，“不直接负责”、“不主管”、“ 不参与经营管理”不能成为免除或减轻责任的理由。
董事往往采取集体决策方式行使职权，在这一组织形态中确定他们当中哪些人为“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似乎存在指向的模糊性。在行政部门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般确定为单位违法行为中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包括违反行为的决策人、事后对单位违法行为予以认可和支持的领导人员，由于放任或疏于管理而对单位违法行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领导人员等。但在上市公司中，很难根据“领导角色”来判断“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通过对现有案例的初步整理概括，不难注意到以下现象：其一，如涉案人员包括董事长、总经理，一般认定其为主管人员，在涉及定期报告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的68起案例中，除未明确对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区别认定的3起外，认定董事长为主管人员的共62起，认定总经理为主管人员的共23起；其二，如违法披露事项包括财务会计事项，则认定财务总监为主管人员，上述68起案例中有11起。将董事长、总经理与财务总监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与其在上市公司中的角色和具体职责紧密联系的，同时，对“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的认定往往依据具体的违法事实分别进行，而非笼统概之。如在神龙发展案中，证监会认为：“时任董事长陈克恩对前述第一项违法事实负有领导责任，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副董事长兼神龙集团董事局执行主席陈克根对前述第二项违法事实负有领导责任，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副董事长唐华，时任董事兼神龙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纪金华，时任董事兼神龙集团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叶能湘，时任董事潘超然为神龙发展2002年年报存在虚假陈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当然，在许多国有企业中，有关主管部门往往也据此认定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领导责任”，在此不予讨论。
参见证监会［2004］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The Committee on the Financial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Cadbury Code), December 1992, Gee and Co., Ltd. （一）董事长
董事长一般被推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因为董事长负有督促公司董事积极参与公司事务，并“确保董事根据其需要及时得到相关信息”的职责。同时，董事长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战略决策通常享有全面的、日常面对的、临机处置的权力。我国公司立法存在将董事长设定为公司最高管理者的倾向。1993年《公司法》规定，董事长有权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签署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可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其部分职权；同时强行规定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唯一性和法定性。2005年《公司法》对董事长权力有所限缩，仅包括召集和主持董事会决议、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由于董事集体行使职权，无单独对外代表权，依照有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董事长与董事均享有一票表决权，因此董事长的角色更多应理解为董事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但《公司法》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或者经理担任（实际上，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以董事长担任为多），因此，当董事长意见与其他董事意见甚至董事会决议不一致时，董事长的对外行为依然有效。在现实中，除法律法规明确赋予股东大会的权力和应由董事集体行使的权力外，董事长往往具有广泛的对外代表公司的权力。我国企业素受“一把手”领导体制的长期浸淫，上市公司也不例外，在公司内部治理中体现出集权化特征，即配置给董事长以特别的地位和职权，董事长得以直接行使对公司的管理权力，是公司的最高管理者。所以，从公司内部治理的权力架构来看，董事长被推定为对定期报告虚假陈述承担主要的直接主管人员责任合乎情理。
不过，在实践中存在一种情况，即上市公司董事长实际并不参与公司管理，其职位带有一定名誉性质，但证监会认为，既然担任有关职位，即必须履行其相应义务，须从董事长的法律定位和应尽职责为依据认定其责任。在“大唐电信”案中，董事长周寰以其只是挂名，并不实际管理公司事务为由提出抗辩，但证监会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指出：“申请人作为大唐电信的董事长，应当全面了解、关注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公司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主动调查、获取决策所需要的资料，并在信息披露文件审议过程中进行质询、提出意见。”由此认定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二）经理
《公司法》中规定的“经理”在上市公司中往往以“总经理”、“总裁”等称谓出现，且经理、副经理兼任董事的现象较为普遍。由于其全面负责上市公司的日常管理和决策执行，在获取和掌握公司相关信息方面比其他董事更具优势，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部规范流程中具体责任也较其他董事更突出。副经理并不是《公司法》规定的法定职位，但依据《公司法》是高管人员，也属于受信义务人。在证监会的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副经理是否被追究行政责任，是否被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首先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违法程度，包括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如违法所涉事项对投资者判断影响大）和情节的严重性（如行为的次数）等。如上市公司行为违法程度严重，监管机构则可能扩大主管人员的范围。如此，监管机构还能结合岗位职责与具体违法实施的联系来认定其责任的大小，例如分管财务、分管资金调拨、分管某一子公司的董事或副经理分别对销售、财务、资金调拨、某一子公司事项的违法披露负有主管的直接责任。
（三）财务负责人
其中银河科技涉嫌多年虚构营业收入、虚构成本、虚构利润、隐瞒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事项；上海科技涉嫌未披露重大银行借款与应付票据、关联交易等事项；湖北迈亚涉嫌少披露负债、未披露关联方资金应用；创智科技涉嫌未按规定披露股东关联关系、关联方占用和对外担保事项、虚假披露资产与主营业务收入；兰光科技涉嫌未披露对关联方借款、担保事项；大唐电信涉嫌虚增利润、年报存在重大遗漏等。
财务负责人对公司的会计账簿、财务报告负责，其具体职责包括保障公司规范、及时进行会计核算，协助董事会和总经理进行财务管理，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违法中若有财务信息披露违法，则财务总监难辞其咎。美国《索克斯法案》即规定，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对公司呈报给SEC的财务报告负有个人的保证义务。在笔者收集的72起案例中，共有7起将财务总监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就其违法事实来看，该7家上市公司均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三、区分责任确立适用标准的理据解析
证监会对责任主体的认定，并不因已经区分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止步。在相关行政处罚案例中，证监会往往结合责任主体的角色、职责、能力和专业背景，对不同责任主体课以不同层次、不同分量的责任。
（一）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
外部董事一般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其职责为参加董事会会议，为公司提供建议和咨询、监督经营董事和管理者。在我国《公司法》中，并无外部董事的概念。但在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我们发现其实际上适用了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的区别。如南京中北案对徐益民的行政复议决定中，证监会认为：“上市公司董事的信息披露责任与外部审计机构的责任不同，不能以审计机构未发现违法情形为由，当然免除董事的责任，但考虑到当时作为外部董事在违法行为中的地位、案发后督促公司采取纠正、补救与整改措施，在公司经营方面履职尽责等情节，对事先告知的处罚幅度进行了调减，给予其警告，并处以3万元罚款，已属于较轻的处罚。申请人提出的有关情节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已经考虑，本会对其复议请求不予支持。”
在北大科技案中，证监会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通过北大科技2001年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的董事是卢蔚松、黄治家、方项、黄俊涛、魏沪平、罗瑞和成清泉。经查明，签字董事卢蔚松在担任北大科技总经理期间，北大科技虚增了上述大部分技术服务收入，因此认定其为上述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黄治家时任北大科技董事长，也是该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签字董事是该项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中，方项和黄俊涛分别任北大科技的总经理和财务总监，因此，其所承担责任较其他未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董事更重。”
可见，证监会实际认可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这一分类，而且监管部门认为，鉴于外部董事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中的外部性角色，应对其施以低于内部董事的注意和处罚标准。外部董事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在公司出现的违法披露行为中往往处在监管者而非参与者的地位，监管又需要依赖于其自身能力和谨慎素养，并且他们需要更多地依赖内部董事及高管人员来行使职权。由此，监管机关在实施处罚行为时当然应该作出区别对待，除非有证据证明其明知该违法行为存在。而这种区分政策，在全球任何执行法律的场合都是具有普世性、正当性理据的。
（二）独立董事与执行业务董事
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中应承担何种程度的责任，与对其设定何种程度的勤勉尽责标准相关，事实上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从自身的角色定位来讲，独立董事一般是外部董事，并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但同时，法律赋予独立董事不同于其他董事的特殊职权：（1）对法定事项的决定权，如重大关联交易、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2）对法定事项发表意见的权利，如提名、任免董事，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等。独立董事之特殊性在于其“独立”，因此法律、法规规定上市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机构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参加，在特殊事项中充当“公司的内部检察官”。例如，监管者认为，独立董事独立于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所以能够承受公司操纵盈余的压力，有效地监督财务会计程序。另一方面，独立董事一般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指导意见》规定，独立董事须“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在实践中，许多独立董事都是具有职业资格和一定职业经验的律师、会计师和学者。
在大唐电信案中，证监会认定独立董事李敏应对公司年报虚假陈述行为承担责任。原因是李敏“作为会计专业人士的独立董事，并且在当时担任大唐电信审计与监督委员会的主任，尽管对个别会计处理问题提出过异议，但对其余虚假陈述事项仍没有勤勉尽责地加以注意”。有观点认为，此案例表明证监会试图对董事中的会计专业人士或审计委员会成员施以较高的勤勉尽责标准。但笔者认为，此观点并不能成立。首先，在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中，对审计委员会成员施以较高标准并无规定。虽然审计委员会为上市公司董事会所必设，但目前尚无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其在会计信息披露中的具体职责，如须出具书面意见、指导年报编报、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实施独立监控等。相反，我国台湾地区“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设审计委员会的，年度财务报告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应经审计委员会1/2以上同意并提交董事会决议，在此立法例下，对审计委员会委员要求较高的注意标准可以成立。但在我国大陆地区，审计委员会委员在年报审核中的角色与其他董事相比无实质区别，均为在董事会会议上对不认同事项提出异议，虽然审计委员会应当先行听取公司财务部门和外部审计机构的汇报。其次，证监会在该处罚决定书中的论证并不能理解为较高标准的确立，该案中大唐电信涉嫌财务作假、虚增利润，而李敏仅就“投资收益确认的会计期间”等问题提出质疑，与违法事实并不相关。对比天一科技案中证监会对董事提出非与违法事项相关的异议不能认定为勤勉尽责的论述，可见对李敏就个别非实质事项提出质疑不予认定为勤勉尽责的决定并不存在较高标准的适用。
证监会以董事行为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之间的关联程度为核心，考虑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不同角色和职权，结合董事的专业背景、具体职位和履行职责情况来判断每一位董事的责任程度与大小以及董事是否达到勤勉尽责的标准，这种思路是恰当的，其综合考虑、个别判断的努力值得赞赏和沿袭。
四、 归责原则的具体情景考量
《证券法》第193条并未规定信息披露违法责任的构成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依据“无过错无责任”的基本法理，任何公正合理的制裁都须以被制裁的行为具有可谴责性为基础，而行为的可谴责性往往表现在具体的过错上。故意或者过失等心理状态是法律责任不可缺少的要素。一般来说，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以过错推定为主。侵权法的过错推定原则，是指在某些侵权行为的构成中法律推定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具有过错。行政处罚法上的过错推定，是指只要行为人有违反法定义务的事实存在，行政机关就可推定义务违反者主观上具有过错；只有在行为人证明其不具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结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具体责任追究，董事在定期报告披露中的法律责任以过错为前提，但相关责任人得承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证券法的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在于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开、公正和公平，证券监管部门很难面面俱到地调查了解到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充分、完整的事实，实行过错推定，既有利于减少制度执行成本，也能促进上市公司建立完善和有效的治理机制。
在证监会［20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天一科技在投资公告中关于投资方信息披露与事实不符，有关董事指出其在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已经明确提出异议或建议，已依法履行职责。对此，证监会认为：“部分董事虽然对相关议案表明了异议，但其提出的异议、意见和建议涉及的只是如何防范公司在合作开发矿产项目中的操作风险、管理风险以及进一步明确责、权、利等方面的事宜，而对于协议中存在的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并未提出反对意见，以致董事会披露的信息含有虚假记载，违反了《证券法》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故上述申辩事由不能成立。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79页。
参见江必新：《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载《法律适用》1996年第6期。
参见赵旭东主编：《上市公司董事责任与处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实践中大多数责任的追究都是基于董事的过失。那么董事的过失如何认定呢？侵权法上的过失根据注意义务的程度可以分为重大的过失、具体的过失和抽象的过失，对过失的认定本质上是在法律规则确定的标准和当事人事实上的谨慎小心水平之间作一个比较。董事介于一般人和职业群体之间，一方面，满足《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董事资格认定的特殊规定，任何人均可以成为公司董事；另一方面，由于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上市公司董事又承担更高的风险、负有更高的责任。因此，对董事注意义务标准的界定是相当困难的。一般认为，上市公司董事应以一个普通谨慎的人在相似情况下处理自己的事务同样的注意去处理公司事务，即董事如果有具体的过失就要承担责任。因此，董事应当证明其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否则就要承担责任。然而，在我国相应的法规中并没有采用“注意义务”这一表述。《公司法》第113条规定了董事的决策责任，但没有提及注意义务标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58条规定，如有充分证据表明上市公司董事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免除董事在信息披露违法中的行政责任。但“勤勉尽责”如何认定，是否可以等同于注意义务尚难确定。在实践中，证监会主要采取“签名+异议”标准，如果在通过定期报告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且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虽然提出异议，但未能明确记入记录，就可能需要承担行政责任。
对董事行为的过错构成，需要通过具体情景认定其是否符合勤勉尽责的标准。通说认为，英美法上的注意义务通常包括三个标准：（1）善意；（2）勤勉尽责，要像在类似职务上的普通谨慎的人那样尽到同等程度的勤勉、注意和工作付出；（3）合理地相信其职权行为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其中，勤勉尽责主要是一项客观行为的评价标准，强调必须勤勉、亲自出席、行使公司的决策权等。从现有规范来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3—37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98条对勤勉义务作了具体规定，但上述规定并未细致地区分学理上的董事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和合规审查义务，其主要是从客观行为来认定勤勉义务，而且包括了对董事能力的要求。因此，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董事在信息披露中的勤勉尽责义务标准是客观的行为标准，而不强调善意、主观上必须为公司谋取最大利益。
行文至此，我国公司董事的勤勉尽责标准仍然不够清晰，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中董事究竟应当如何作为尚难把握。证监会如要规范信息披露行为、强化公司内部监控，仅对董事进行事后的责任追究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会有行政权力滥用之嫌。因此，对证监会有关行政处罚进行梳理和整合，从中整理出证监会对董事行为的正面标准，对上市公司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当然，即便在同一国家、同一个证券监管体系下，董事的勤勉尽责义务也存在诸多区别，在尊重公司本身特性的前提下，笔者对相关案例做了粗略的总结，证监会对董事信息披露中的勤勉尽责主要有以下几项具体标准：
（一） 定期出席董事会会议
对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而言，董事无须时刻留意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其职责主要在董事会会议及其所属的专业委员会会议上履行。因此，在一般合理的情况下按时出席、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是对一个董事的最基本要求。在美国法上，董事必须定期出席董事会会议早在判例中就被确认为董事勤勉义务的基本标准之一。在证监会［2008］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监管人员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立场，“谭启作为上市公司董事，任职期间没有亲自参加过一次董事会，其未勤勉尽责履行董事职责的情形十分明显，申辩理由不成立”。类似的论证，在证监会［2008］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阿城继、朱大萌等9名责任人员）中也能看到。
《上司公司治理准则》第33条规定：“董事应根据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忠实、诚信、勤勉地履行职责。”第34条规定：“董事应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其应尽的职责。”第35条规定：“董事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席董事会，对所议事项表达明确的意见。董事确实无法亲自出席董事会的，可以书面形式委托其他董事按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委托人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第37条规定：“董事应积极参加有关培训，以了解作为董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熟悉有关法律法规，掌握作为董事应具备的相关知识。”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98条规定，董事“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范围；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碍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职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勤勉义务”。
参见张开平：《英、美公司法上的董事注意义务研究》，载《商事法论集》（第2期），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361页。
在该处罚决定书中，监管部门认为：“鉴于段洪义对他人代其签署同意年报一事在信息披露之前和信息披露之后均未公开表示异议，且其作为履行国有出资人职责的代表，从未亲自参加讨论通过公司2003、2004年度年报的董事会会议，未切实履行董事职责，其有关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二） 谨慎行使投票权
审核和通过定期报告，是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应有职权。结合《公司法》第113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24条、第38条的规定来看，董事如认为定期报告真实、准确和完整，就应该在董事会同意公布该定期报告的决议上签字确认；如对定期报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无法保证或存有异议的，应当陈述理由和发表意见，并予以披露。据此，证监会在已有对董事处罚案例中表现出来的思路，主要是根据造成后果的轻重、董事是否在通过该定期报告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确认来判断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主要的免责事由是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明确提出了异议并记录在案。董事是否谨慎行使了投票权，是对其责任认定的重要环节。
在朝华科技未按规定披露年报一案中，证监会认定董事赵晓轮、陈昌志为公司该项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理由如下：“经查明，朝华集团因2005年年报未获董事会决议通过，导致未能在2006年4月30日前按期披露。直到2006年5月26日，朝华集团才正式披露2005年年报。董事赵晓轮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参会时对决议事项授权不明，受托人只能投弃权票；董事陈昌志在没有看到年报内容的情况下直接授权其他董事投弃权票，两人也没有采取其他积极措施促成2005年年报的按期披露。赵晓轮、陈昌志两人在促成公司年报按期披露事项上未勤勉尽责，导致年报未获董事会通过，是朝华集团未按期披露2005年年度报告的责任人员。”
可见，证监会对董事行使表决权的要求包括：在开会前研读有关记载表决事项的文件，了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尽量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亲自行使表决权；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谨慎委托他人并明确投票权限。在委托他人投票的情形中，委托董事必须事先审议其提交讨论表决的议案，对所委托事项作出独立判断，并对每个议案明确表示同意还是反对，而且委托董事必须对受托董事行为与所委托事项实施必要的约束与监督。如果董事因身体原因或者其他重大事由无法亲自审议、参加董事会决定有关事项且形成持续状态，也不能委托他人代为履行的，上市公司应考虑更换董事。在实践中，常有上市公司董事以身体或其他客观条件限制为由连续不亲自出席董事会，将其董事权利“全权委托”、“授权委托”给他人行使，这种做法应当不予允许。在上述朝华科技案中，董事没有正当理由否决年度报告，也未采取其他积极措施促成年度报告按期披露，应对未按规定披露年度报告承担责任。但若董事有正当理由，出于保障年度报告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考虑而否决年度报告，致使披露期限违法，当然不能认定董事不尽责，目前未见对此类董事追究责任的案例。在董事投票权行使上，证监会的要求不再仅是勤勉尽责，还包括了对董事是否出于善意的考量。
董事委托投票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自行承担。在深信泰丰案中，董事丁力业称，对于该案涉及的公司2003年定期报告，系其书面委托董事肖水龙参加并行使表决权，因此对该定期报告内容不知情，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但从证监会的处罚决定看，肖水龙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应归于丁力业承担，这符合委托投票的法律关系性质，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责任。
书。 但是，如何判断董事投票权的行使已经达到了勤勉尽责的标准呢？在实践中，常有董事就通过定期报告的行为作以下抗辩：
1.出于对公司其他人员或会计师、审计师的合理信赖。在南京中北案中，部分董事主张“年报审计机构未发现公司有关联交易、巨额资金被占用等违法情况，董事在通过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正是基于对审计机构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因此不应当承担责任”。类似的抗辩还发生在安信信托、聚友网络等案件中。
对此，证监会的处罚思路非常一致，其在安信信托案中指出：“本会认为，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是两种不同的责任。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是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责任不能代替、减轻或免除会计主体的会计责任。公司不能以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合理信赖为借口免除自己的会计责任；公司虽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了股权转让事宜‘中国证监会已受理正在进行对该事项的审批’，但在不应确认收益的情况下确认收益，致使本是亏损的财务报告变为盈利，已构成虚假陈述。”
可见，监管部门认为，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内控机制不能以外控机制（如会计师事务所的外部审计）对年度报告无异议为由不履行自己审核、保证其准确合法的职责，外控和内控责任不能互相取代。但财务报告的编审专业性较强，董事对编制报告的原始数据应当独立复核、确保其准确性，但对会计处理等专业问题，要求其全面复核、发现问题未免强人所难。在此方面，如董事能够证明其在了解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性、独立性的前提下，出于善意合理地信赖会计师事务所呈报的财务报告，在经过适当调查后相信其中的陈述是真实的，那么应当认为董事已经履行勤勉义务。同理，董事对公司雇员和职员呈报的相关数据材料，合理地认为其是值得信赖的，可以免除责任。但如有证据表明董事可能知道管理人员或者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报告有可能虚假，仍通过该报告，就应为其故意欺诈或疏忽承担责任。易言之，公司董事可对管理层或外聘会计师进行授权，对其行为予以信任和依赖，但不能丧失督导和监控，否则，仍须承担法律责任。
2.对有关事项并不知情。在信息披露违法时，董事最常用的抗辩理由之一是对有关事项并不知悉。知情包括应当知情和实际知情。如果董事对定期报告披露存在违法实际知情，却未在董事会审核定期报告的过程中提出异议，显然属于未勤勉尽责的情形。但通常情况下，监管部门很难证明董事对某一事项实际知情。董事应当承担证明自己是否知情的责任，除非董事有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情，否则应当认为董事实际知情。在［2007］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时任董事林秉军、周荣铭在申辩材料中提出其对公司违法行为不知情，其无法发现公司存在违规行为。监管部门明确表示：“对于本案中认定的违法行为，董事如勤勉尽责应当能够注意到，免责事由不成立。”在天目药业案中，证监会查明天目药业有关联交易未经公司内部决策程序，也不进行披露，系董事长章鹏飞一手操控，但有关董事仍应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董事曾经督促、监督天目药业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董事曾经对章鹏飞的行为实施必要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因此，只有在处于类似情形的一个正常谨慎之人即使勤勉地履行了其监督审核职责也无法得知相关情形下，董事才能援引自己不知情的理由而免除责任。对“应当知情”的判断，主要依据是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角色和职责，如董事系某股东选派的董事，则对该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一般认定为应当知情；如董事系分管与信息披露违法事项相关的特定公司事务，则一般推定其对该违法事项应当知情；如董事对公司经营管理负全面责任，如董事长、总经理，则一般推定其对公司违法事项应当知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行政处罚决定中，我们可以发现证监会结合案例的具体情况对勤勉尽责标准的灵活运用。在关联交易频发、公司内控机制紊乱、有既往违法违规事实情形的上市公司，或者当出现特定事实或重要情况，该情况足以使一个负有合理注意义务的董事予以注意时，监管部门往往要求董事对有关事项施以特别注意。如在两面针案中，证监会对外部董事方振淳的要求就隐含了这一逻辑，由于方振淳作为两面针董事以及同时作为两面针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的身份，其应当对其控制公司与两面针之间的资金往来更加敏感、审慎。同时，由于其控制的公司曾参与两面针虚构销售收入行为，因此对可能发生的此类行为持有“审慎怀疑的态度”。这一案例有代表性地表明了证监会在运用勤勉尽责标准上的灵活和坚定。
“调查发现，在2004年两面针向上海诗玛尔转让中信证券股权垫付资金过程中，汕头市方大印刷担当了资金中转方的角色，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外部董事方振淳辩称其对上海诗玛尔支付两面针资金的来源实际并不知情。方振淳2004年6月成为两面针董事后，其实际控制或担任董事、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与两面针之间的交易，如果符合相关规定，可能成为需要披露的关联交易。方振淳作为对上市公司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定责任人员，应对汕头市方大印刷与两面针之间的交易是否属于需要信息披露的范围予以足够关注，对两面针向其汇入1640万元后要求其向上海诗玛尔进行划款的真实目的和后续影响应当抱有审慎怀疑的态度。同时，在2003年期间，方振淳任法定代表人的另一家企业汕头方大应用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就曾参与两面针虚构当年销售收入的行为。因此，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方振淳应当对此划款事项更加谨慎，以避免任何有损于两面针股东权益的事项发生。但是，方振淳没有勤勉履行董事的职责，汕头市方大印刷直接根据两面针的要求将1640万元转给了上海诗玛尔，客观上协助了两面针不当确认转让中信证券股权收益。因此，我会认定方振淳是两面针2004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三） 保持独立性
严格地说，董事履行职责时应当不存在个人利益关系，保持独立性，这也是董事忠实义务的题中之义。在相关行政处罚案件中，证监会对董事独立性的要求分为两个层次：⑴一般地说，董事行使其职权应不受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支配和干预；⑵ 如果董事与有关行为涉及方存在家庭、财务或者商业关系，应保持客观性并应公开说明和避免参与上市公司相关决策。在九发股份案中，有关董事主张其在通过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是迫于压力、为保住职位的无奈之举，监管部门未予采纳。在南京中北案中，董事许正苟主张其履职行为系根据组织安排、受领导指派，是南京中北、万众公司的企业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但监管部门认为此抗辩“于法无据”，并进一步主张，即便许正苟系有关股东指派，其行使表决权应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由此可知，监管部门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对董事的要求并不以其客观行为勤勉尽责为限，而包括了其职权行使须合理地相信是为上市公司最佳利益的主观心态。这一裁决思路其实已经超过了《公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范对“勤勉尽责”的界定，可见证监会对董事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标准有细微的理性扩张。
由于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属于国有企业改制产生，许多公司治理规则实际上沿用了行政部门或“党内组织纪律”的方式，这意味着某种情景下董事的行为受到囚徒困境的制约，集体违法和政治保障的侥幸心理腐蚀着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的肌体健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绝不能作任何妥协和迁就。在上述行政处罚中，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董事以“上级指示”、“组织安排”等为由抗辩时，证监会坚决予以驳回，这是一个唯一正确的立场表达。
（四） 主动发现、立即揭露、及时制止违法行为
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发生，很大一部分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不合理、缺乏有效监控机制造成的。对此，证监会对董事的要求，不仅是在董事会决议上提出异议或投弃权票、反对票，而且要求董事对有可能侵害上市公司的行为——往往是定期报告中隐瞒、遗漏或虚构的对象，主动发现、坚决制止和立即揭露。如董事由于客观原因虽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通过，但采取其他积极措施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亦可以相应免除责任。
在兰光科技案中，公司长期向关联方提供借款、担保而未披露。对此，监管部门主张：“所有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应恪尽职守，不悖信任，不负重托，在遵循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为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服务。不把自己或者其他第三人利益凌驾于上市公司利益之上，并且认真履行职责，主动发现、坚决制止、立即揭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第三人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是衡量一个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基本标准。如果因怠于履行法定义务而未发现，或发现后不制止、不揭露，甚至策划、指挥、放任、包庇、配合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何为“主动发现、立即揭露、及时制止”，这可以在南京中北案证监会对3名独立董事免予处罚的理由陈述中找到答案：“本案另有三位时任独立董事，在通过南京中北2003年年报和2004年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经审查有关证据材料，并综合考虑以下情节，我会决定对其免予处罚：第一，从这三位独立董事多年的履职记录看，能够较好地参加董事会、审查议案材料、审慎发表意见、进行独立判断，曾经否决了经营层提出的不成熟的投资决策，并对南京中北的公司治理和内控做了一些督促工作。第二，发现南京中北存在巨额资金外流并损失的情况后，立即责成董事会质询管理层人员，督促董事会聘请江苏省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南京中北的贷款资金流向进行专项审计、就南京中北自查发现的问题立即向全体股东公开通告，同时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第三，积极主动地督促公司追讨外流资金并进行内部整改。”
董事监事履职报告范文3
第一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秘书依法行使职权，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并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在公司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第二条公司设立董事会秘书一名。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和董事会负责。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有关规定，适用于董事会秘书。
第三条公司董事会在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同时，聘任一名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第二章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
第四条董事会秘书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金融、法律等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并经过相关监管机构组织的专业培训和资格考核。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并具有三年以上的财务会计、行政管理、股权事务等工作经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
（一）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被相关监管机构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三）自受到相关监管机构最近一次行政处罚未满三年的；
（四）最近三年受到过相关监管机构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五）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以及本公司的现任监事；
（六）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的禁止在公司中兼职的人员；
（七）相关监管机构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第五条董事会秘书应当严格遵守《公司章程》，承担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公司负有诚信和勤勉义务，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第六条董事会秘书作为公司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之间的指定联络人，其主要职责如下：
（一）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协调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组织制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督促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二）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和股东资料管理工作，协调公司与证券监管机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媒体等之间的信息沟通；
（三）组织筹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参加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会议，负责董事会会议记录工作并签字；
（四）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保密工作，在未公开重大信息出现泄露时，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办理公告；
（五）关注媒体报道并主动求证真实情况，督促董事会及时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问询；
（六）组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证券法律法规、本细则及相关规定的培训，协助前述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中的权利和义务；
（七）督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本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切实履行其所作出的承诺；在知悉公司作出或可能作出违反有关规定的决议时，应予以提醒并立即如实地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八）《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董事兼任董事会秘书的，如果某一行为需董事、董事会秘书分别作出时，则该兼任董事及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人员不得以双重身份作出。
第八条公司应当为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件，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支持、配合董事会秘书在信息披露方面的工作，任何机构及个人不得干预董事会秘书的正常工作。
第九条董事会秘书为履行职责，有权了解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情况，有权参加涉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的有关会议，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有义务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
第十条公司应当保证董事会秘书在任职期间按要求参加相关监管机构组织的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
第四章董事会秘书的任免程序
第十一条董事会秘书由公司董事会推荐，经过相关监管机构的专业培训和资格考核，由董事会聘任。
第十二条公司董事会聘任董事会秘书之前应当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以下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推荐书。内容包括被推荐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任职资格的说明、职务、工作表现及个人品德等内容；
（二）被推荐人的个人简历、学历证明（复印件）；
（三）被推荐人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
第十三条上市公司应当在有关拟聘任董事会秘书的会议召开五个交易日之前将该董事会秘书的有关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所自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未提出异议的，董事会可以聘任。
第十四条公司董事会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后应当及时公告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以下文件：
（一）董事会的聘任书或相关董事会决议；
（二）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通讯方式，包括办公电话、住宅电话、移动电话、传真、通信地址及专用电子邮件信箱地址等。董事会秘书应当保证相关监管机构可以随时与其联系；
（三）公司董事长的通讯方式，包括办公电话、住宅电话、移动电话、传真及通信地址等。
第十五条公司董事会解聘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充足理由，解聘董事会秘书或董事会秘书辞职时，公司董事会应当向相关监管机构报告，说明原因并公告。
董事会秘书有权就被公司不当解聘或者与辞职有关的情况，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个人陈述报告。
第十六条董事会秘书在任职期间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解聘董事会秘书：
（一）出现本工作细则第四条所列情形之一的；
（二）在履行职责时出现重大错误或疏漏，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的；
（三）连续三个月以上不能履行职责的；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或《公司章程》，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的。
第十七条董事会秘书离任前，应当接受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离任审查，在公司监事会的监督下移交有关档案文件、正在办理或待办理事项。公司应当在聘任董事会秘书时与其签订保密协议，要求其承诺一旦在离任后持续履行保密义务直至有关信息披露为止，但涉及公司违法违规的信息除外。
第十八条在董事会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时，由证券事务代表代表行使董事会秘书的权利并履行其职责。在此期间，并不当然免除董事会秘书对公司信息披露事务所负有的责任。
证券事务代表应当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第十九条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董事会应当指定一名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同时尽快确定董事会秘书人选。公司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人员之前，先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超过三个月以上的，董事长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董事会秘书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除依照《公司法》规定由参与决策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外，董事会秘书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对所表决的事项提出过异议的，可免除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董事会秘书有本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有关规定采取以下处罚措施：
（一）建议相关监管机构取消其任职资格，并免去其职务；
（二）情节严重者，建议相关监管机构取消其今后从事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资格；
（三）根据相关监管机构或国家有关部门的处罚意见书进行处罚。
第二十三条董事会秘书对所受处罚不服的，可在有关规定的期限内，如无规定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相应机构进行申诉。
第二十四条董事会秘书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则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本工作细则未尽事宜，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本工作细则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或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不一致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并相应进行修订，由董事会审议批准。
第二十六条本工作细则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第二十七条本工作细则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董事监事履职报告范文4
一、本实施意见所称企业国有资产（以下简称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按照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原则，市本级国家出资形成的国有资产，属市本级政府管理。
二、本实施意见所称市本级国家出资企业，是指市本级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市人民政府授权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市本级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以下简称国有资产出资人）。
三、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原则
（一）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
（二）政企分开、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不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制重组。
四、国有资产出资人享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一）国有资产出资人对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
（二）国有资产出资人向市政府报告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情况。
（三）国有资产出资人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国有资产损失责任追究。
五、建立和完善国家出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制企业要按照权责明确、有效制衡的原则，依法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履行报批程序后，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国有独资企业要进一步完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
六、规范国家出资企业内部管理
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依法经营管理，要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依照相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进行会计核算和内部审计，向国有资产出资人及相关部门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会计报告。接受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及政府相关部门行业管理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七、做好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
国有资产出资人负责市本级国家出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资产统计、资产评估监管、经营者业绩考核、清产核资、综合评价等基础管理工作。
为核实市本级国有资本存量，界定、理顺产权关系，对市本级国家出资企业全面进行产权界定和清产核资。
八、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重大事项审批程序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国有产权转让、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进行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资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按规定权限由国有资产出资人决定或由国有资产出资人研究后报市政府审批。
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上述事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定，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定的事项，国有资产出资人委派的股东代表或派出的董事，应按照国有资产出资人指示行使权利，并将履行职责情况和结果及时报告国有资产出资人。
九、推进和规范国有企业改制重组
企业改制依照法定程序，由国有资产出资人决定并报请市政府批准，按照《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意见》组织实施。企业改制应当制定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依照政策妥善安置职工，并在改制中确保职工权益落到实处，按照规定进行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准确界定和核实资产，客观、公正地确定资产的价值。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关闭破产企业依照法律有关规定程序组织实施。
十、强化监事会监督管理职能
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实行国有资产出资人委派监事，组成监事会制度；对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监事会，国有资产出资人委派专职监事参加监事会。
监事会以财务监管为核心，监事会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受侵犯。采取列席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办公会等有关会议，查阅财务会计资料，听取企业汇报，向财政、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调查了解等方式，检查企业财务，验证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检查企业经营效益、利润分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资产运营等情况；检查企业负责人的经营行为，并对企业经营管理情况提出评价意见和建议。
国有资产出资人委派监事常驻企业，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控制。事前监督重点了解和掌握企业决策情况；事中监督重点关注重大事项运行情况，加强对企业季度财务报表的分析，及时跟踪企业日常财务和经营情况；事后监督对企业做出真实、客观、公正评价，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指导企业建立和完善各项监管制度。监事会对企业监管要延伸到企业子公司、孙公司实施全面监管。
监事会实行定期检查报告和专项检查报告制度，定期检查分为半年检查和年度全面检查，根据需要对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并在检查结束后，及时作出检查报告。日常监督遇到重大事项随时向国有资产出资人报告。
企业应当配合监事会依法履行职责，提供监督检查所需资料，定期、如实向监事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并及时报告重大经营管理活动情况，不得拒绝、隐匿、伪报。
十一、加强国家出资企业审计监督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由企业内部审计机构每半年进行内部审计一次，并于第二季度终了15个工作日内将审计报告上报国有资产出资人。
每会计年度终了或任期届满，由国有资产出资人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和任期审计。审计结果作为企业负责人年度或任期经营目标考核、奖惩兑现的依据。另外，国有资产出资人根据需要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进行专项审计。
市审计部门按照年度审计计划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和企业经营者离任审计。
十二、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的选择和任免
按照党管干部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原则，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推行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方法。对国家出资企业经营管理者，按干部管理权限实施报批程序，由国有资产出资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和管理者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规定，任免或建议任免。
（一）任免国有独资企业的经理、厂长，副经理、副厂长，财务负责人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二）任免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监事会主席和监事；
（三）向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的股东会、股东大会提出董事、监事人选；
（四）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由国有资产出资人履行考察、审批程序后，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五）国有企业所出资的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以及涉及公用事业类主业的子公司等重要的子公司经营管理人员。
十三、建立和完善企业经营管理者业绩考核奖惩制度
国有资产出资人对其任命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实行年度和任期考核。考核范围：
（一）国有独资企业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二）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三）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党委（总支、支部）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
国有资产出资人要科学合理核定企业年度经营业绩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以企业清产核资结果为基础，核定国有资产存量，确定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指标。结合企业发展规划及经营状态，对照同行业先进水平，依据企业经营收入、成本费用、盈利水平等指标合理确定经营业绩考核指标。由国有资产出资人与企业签订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并对责任书执行情况实行动态跟踪和监控。
年终或任期届满，国有资产出资人组织专门人员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按照《市市属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市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试行）规定，进行企业经营管理者薪酬奖惩兑现。对完成考核指标的企业予以兑现薪酬；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或经济效益下降的，调整当年及任期内的薪酬。
十四、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对市本级监管的国有企业取得的国有资本收入及支出纳入预算管理。市财政部门负责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国有资产出资人作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负责提出国有资产出资人经营预算建议草案。国有资本收入上缴财政，国有资产出资人负责监管企业国有资本收入收缴。国有资本收入主要包括利润收入、股利股息收入、企业产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主要包括资本性支出、费用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国有资本收入收缴管理办法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办法，由市国资委和市财政局另行研究制定。
设立市本级国有经济发展基金，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由国有资本出资人用于国有资本再投资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十五、建立健全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
市本级国家出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以及企业规章制度，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企业直接或间接资产损失的，经调查核实和责任认定，将分别追究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分管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具体办法由国有资产出资人另行制定。国有资产出资人及行业管理部门决策失误或监督管理不利，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董事监事履职报告范文5
关键词：独立董事；虚假财务报告；监督机制
近年来，我国 会计 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发生的财务报告舞弊事件，损害了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我国于2001年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以制约大股东对投资者的行为，包括治理虚假财务报告的问题。
一、独立董事制度演变历程
在 现代 的上市公司中，作为出资者的股东将资产委托给经营管理机构进行经营管理，于是就在股东和经营管理机构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委托关系除存在于股东和经营管理机构之间，还存在于上市公司的各个层面，如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之间、部门经理和员工之间等。从委托关系我们可看出，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但大股东可凭借股权的优势进入董事会，成为董事会的成员。这样就可直接取得详细可靠的会计信息，而且可监督经理层。而经理层行使着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权，直接控制公司的会计部门，指挥并控制会计人员的会计核算及报告行为，从而掌握公司的充分可靠的信息。作为公司管理者的大股东和经理层控制了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而中小股东远离公司的经营管理，处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局外的地位，对于信息的取得是处于劣势地位，只能间接取得信息。而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矛盾。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大股东和经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操纵财务报告，以获取信息的优势谋取自身的利益，从而导致出现虚假财务报告的问题。
独立董事制度指在董事会中设立独立董事，以形成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的一种制度，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和规范的一种制度安排。独立董事，又叫体外董事、外聘董事，指在公司中不担任除董事以外的任何其他职务，并与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没有任何利益的人。目的是能公正、不受任何主观干扰地监督董事会以及公司的运作，使董事会的决策更加民主化、 科学 化。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负责。独立董事除要履行一般董事的职责，还要履行如下的职责：协助确保董事会考虑的是全体股东的利益，而非某一部分团体的利益；独立判断公司战略、业绩、资源等问题，包括主要人员任命和操守标准；检讨董事会和执行董事的表现；在执行董事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时介入。
二、独立董事制度对于防范虚假财务报告的作用
(一)财务报告的质量与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在提供财务报告的时候，既要考虑到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利益，又要考虑到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可协调和沟通经营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关系，这样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从而使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增强。而且，独立董事可以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
(二)财务报告的质量与独立董事的职权。独立董事依据独立董事制度可有效履行法定特权。如，上司公司重大关联方交易应有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可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的财务顾问报告；独立董事可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召开前征集投票权等权力，这样就可有效监督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层。独立董事除以上的职权外，还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如，董事的提名、任免，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和解聘；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金和报酬及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项。独立董事有一票否决权，形成一种有效监督，对于财务报告的真实性有着重要作用。
(三)财务报告的质量与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方面的作用，独立董事就必须要有独立性。如，候选人是由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单种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票的1％以上的股东提出，中小股东可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董事会不再由大股东一手操纵。
(四)财务报告的质量与独立董事的诚信。独立董事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独立董事应诚信、忠实、勤勉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以维护上市公司与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在董事会中增加独立董事，能够减少财务报告舞弊。独立董事对于监督财务报告，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防止盈余操纵，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独立董事制度的缺陷
(一)容易被“同化”，出现共谋。亚当·斯密曾说过：“由于这些公司的董事是经营别人的钱而非自己的钱，他们不可能像私人合伙中的合伙人通常照看自己的钱财一样十分小心地照看别人的钱财。”通过一段时间的共事和了解，相互同化是普遍现象。独立董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其他的董事和管理层共事，会建立他们之间的友谊和默契，这样，会使独立董事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情关系容易被同化，变得不再独立或者不够独立。
(二)难以实施有效的激励。独立董事作为 经济 人，必然会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一个合理的报酬可以使独立董事努力地工作。一种方法就是采用固定的薪酬，但这样很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现象。有的董事可能不尽自己的义务，敷衍了事，而有的董事兢兢业业，尽忠尽守，但薪酬是一样的。固定薪酬的方式难以对独立董事形成有效的激励。另一种方法就是把独立董事的报酬和公司的业绩紧密挂钩，但这样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独立董事由于公司的业绩良好而获得较丰厚的报酬，就会使得独立董事对公司产生依赖感，丧失独立性；独立董事基本都是另有职业的，而且多为其他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报酬和公司的业绩挂钩，独立董事为获得最大利益，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此公司，这样，其他公司必然会采取措施防止其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其他公司的独立董事，其在衡量利益之后也会拒绝出任。公司就很难寻到合适的独立董事。目前，很多上市公司以成就感和荣誉感为主来激励独立董事，通常不支付报酬，而独立董事一般出于自身利益，不愿得罪主要股东，不愿发表真实意见。我国信誉市场尚未形成，还没有评价独立董事的中介机构，难以评价独立董事的个人能力、操守和忠诚程度。因此，声誉激励的作用十分有限。
(三)信息不对称。要有效发挥独立董事制度的经营决策和监督作用，关键在于让独立董事及时获取 企业 信息并了解公司情况，但由于独立董事职权的限制，使他们往往很难得到第一手资料，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就只能是董事和管理层的介绍和相关记录，这样，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使其所获知的信息可能存在虚假、误导、歪曲的成分等等各种风险。独立董事由于很难充分准确地掌握上市公司经营的各种信息，对于公司的组织、文化和人际关系等也就很难保持足够的敏感，因此，也就不太可能有效地监控管理层的行为。
(四)独立董事的时间和精力有限。独立董事要参与管理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监督经理层的不当行为，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而这需要付出足够的时间与精力。目前上市公司聘请的独立董事大多是知名 经济 学家、大学教授、院士，其中一些人同时兼任全国不同省份、不同行业中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在时间与精力硬约束的条件下，会出现花在上市公司上的时间不足和给予的注意力不够的现象，非公司专有的独立董事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专业知识对上市公司做深入的了解。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强。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是他能做到真正的独立，在实际工作中独立董事并不能完全做到“独立”。由公司大股东出面聘请独立董事，其行为必然受大股东的制约，这样就很难有效地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在被选择时可能是独立的，但在担任后是否一直能维护其独立性则是一个问题。我国上市公司中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缺乏详细的规定，独立董事的任期会影响其独立性。通过一段时间的共事，同化是一种普遍现象。
四、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在对独立董事的任免时，为防止“人情”推选，应由中小股东提名并选举独立董事，而大股东不参与独立董事的推荐和投票选举，或者设立独立董事任命和提拔委员会。“如果我们期望独立董事积极工作并以 法律 责任来督促他们，就应让独立董事获得与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应的报酬。”为防止大股东与独立董事的利益同化，应由中小股东来确定独立董事的报酬，大股东应回避。独立董事的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就能保持一致性，这样能更好的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职业化，形成行业组织。独立董事要有其独立履行其职责的知识、经验、品质以及能力等。因此，我国应逐步建立职业独立董事队伍，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资格认定，独立董事由兼职变为全职，大力培养具有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的职业独立董事。这样，独立董事才能深入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并以敏锐的洞察力做出合适、合理的决策。
董事监事履职报告范文6
监事会“负最终责任”
近年来，监管机构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董事履职尽职要求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对董事的选任与考评作出了明确规定；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对提高银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尤其是2010年底，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董事履职评价办法》，对规范董事履职评价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提出“商业银行董事履职评价应当充分发挥监事的作用，监事会对董事履职评价工作负最终责任”。
银监会董事履职评价办法颁布后，民生银行根据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不同职责，对董事履职监督评价工作进行了职责分工和界定，由监事会负责对董事履职评价的最终结果。为此，监事会把对董事履职监督评价作为重点工作之一，首先着手进行建立完善相关制度的准备，组织监事对银监会办法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同时广泛走访同业银行监事会，交流探讨履职监督工作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监事会自身近年来开展的对董事履职监督工作的实践，重新修订完善了监事会对董事履职监督评价办法及实施细则。新办法主要从监督评价程序、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及运用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细化，为监事会开展董事履职监督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规范指导。
“量身定制”董事履职档案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核心层面。民生银行董事会机构强大，高效运行，在银行的战略管理、风险管控、绩效管理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由于董事人数较多，董事履职活动相对频繁复杂，要做好对董事履职情况的监督，必须做好基础性工作。
根据履职监督工作需要，监事会不断探索并逐步建立完善了董事履职档案。一是根据银监会办法要求，在监事会对董事履职监督实施细则中以表格形式明确了董事履职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和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发表意见和表决情况，以及董事参与课题研究及调研情况等内容。二是根据董事会成员结构，即股东董事、独立董事、执行董事的重点职责，并按照每位董事担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区分并细化对各位董事的履职要求，为每位董事“量身定制”不同的履职档案，如对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增加“到本行工作情况”等内容。三是及时整理并定期核对档案资料。搜集整理董事履职资料的日常工作由监事会办事机构具体负责，由相关工作人员每季度调阅各位董事履职活动记录，包括董事参加各类会议的会议记录、纪要，董事参加培训情况以及独立董事到民生银行工作记录等资料，整理编制董事履职档案，并通过半年度统计、年末汇总，与董事会办事机构和董事本人核对有关信息等环节，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董事年度履职档案。作为董事履职活动的真实反映，履职档案为监事会对董事履职情况做出客观、公正、独立的评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客观结合、量化评价
为综合评价董事年度履职情况，民生银行监事会主要采取主、客观评价相结合，并量化评价标准的方式，对董事年度履职情况做出综合评价。其中，客观评价占70%，主观评价占30%。客观评价主要以监事会日常监督建立的董事履职档案为基础，年末汇总形成董事年度履职情况表，主要包括每位董事年度参加各类会议的出席率、会议发言和提出建议情况，参加考察调研和提出专业报告情况以及独立董事坐班情况等项目，并按照不同权重设置各项指标的分值，汇总计算出客观评价得分。主观评价为每年度末监事会组织董事对本人年度履职情况实行自我评价和对其他董事履职情况进行互评的方式，综合了解董事的评价意见。监事会向每位董事发放年度履职情况测评表，要求其对本人和其他董事就董事履行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的情况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2010年，对董事履职情况进行量化评价的做法开始试行。经不断改进完善，目前该套评价指标内容相对全面，评价标准比较清晰，实施效果较好，使以往局限于宏观抽象的董事履职评价工作有了量化的评价依据和标准，监督评价真正做到了有章可循、有的放矢。
推动评价结果落到实处
民生银行监事会通过对董事履职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年中评价和年末汇总，形成不同阶段的评价结果。具体为：根据日常持续监督情况，如发现个别董事履职不够勤勉或存在其他问题，及时向董事会和董事发出监督提示函，督促相关董事及时改进；每年上半年工作结束后，对董事半年度履职情况作出阶段性评价，并向董事会和董事发出半年度董事履职情况通报，对个别履职不够到位的董事，如存在亲自出席会议较少等情况进行书面提示，督促董事予以改进，认真履行职责；年度末，监事会根据对董事年度履职的主观和客观评价得分，计算得出每位董事年度履职综合得分，并根据相关标准，对董事年度履职评价结果分为“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三个级别。如果个别董事行为有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以及年度履职为“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情况，监事会将会同董事会对该董事进行诫勉谈话，并提出相关整改意见或罢免建议。就监督工作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尚未出现“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评价结果。
近年来，民生银行监事会对董事履职监督评价结果都能及时与董事会和董事本人“见面”，一方面使董事及时了解监事会的监督工作动态以及自身的履职情况，督促其改进提升履职能力；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监事会与董事会的工作联系和沟通，共同促进董事更加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监事会通过实施有效监督、形成评价结果、推进结果运用，切实将对董事履职的监督评价落到了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