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唐诗范文1
关键词：乐府诗；初盛唐；李白；新变
乐府诗历经汉魏六朝，其发展先后出现了不同的方向和趋势，从文学角度而言，两汉时期，乐府诗主要反映社会问题，风格质朴；曹魏时期，乐府趋于个人主义，注重“以旧曲，翻新调”；到了南北朝时期，与社会脱节，走向浪漫主义；唐代，新乐府的出现，与汉代“缘事而发”相合，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为乐府的写实主义。上述的分法以萧涤非等人为代表，忽略了乐府诗的音乐研究。
近十余年来，有很多人对唐代乐府诗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些许成就，但总的来看，唐代乐府诗的研究较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仍是滞后的。关于唐代乐府，扬州大学古代文学2004届毕业生王立增指出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1、初唐从承袭走向高潮。初唐大体上是沿袭了齐梁陈隋乐府诗，武后时期，开始律化、歌行化和绝句化，逐渐形成“乐府备诸体”的局面，转入盛唐，乐府诗在表现手法上由客观变为主观。此时期对旧题乐府的全面拟写，意味着旧题乐府诗达到高潮。
2、中唐新题乐府诗走向繁荣。中唐乐府诗的繁荣包括了新题讽谕诗以及其他题材和风格的新题乐府诗。
3、晚唐是乐府诗衰落的阶段。艳体乐府诗在晚唐复兴，成就以李商隐为最，多采用咏史讽世的手法，与梁陈艳体乐府诗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的这一说法，比较中肯。在初盛唐乐府的承袭与新变研究中，李白不可逾越，故有人认为李白是盛唐期间推动乐府诗体式嬗变的重要诗人。初盛唐诗坛上，李白创作乐府的数量最多。葛晓音《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中，统计《乐府诗集》所录，初盛唐诗人创作的全部乐府诗（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不计在内）计四百五十首左右，李白作一百四十九首，占三分之一。除去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初盛唐所作汉魏六朝古题乐府计四百首左右，李白作一百二十首，占百分之三十。李白大量创作古题乐府，不仅因为他天性豪放、不喜为声律束缚，亦是他有“将复古道，非我而谁”的强烈使命感。
清代薛雪《一瓢诗话》云：“唐人乐府，首推李、杜。”二十世纪以前对李白乐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注解和评论方面。之后，李白乐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这期间，重要的著作有傅如一《李白乐府论》、魏晓虹《李白乐府论》等，其中乔象钟的《李白乐府诗的创造性成就》和王锡久的《论李白七言古诗的艺术成就》对李白乐府诗的创新意义做了有益的论述。关于李白乐府诗内容和表现艺术所体现的复古与变革的关系，葛晓音分为三种类型：一、体制、内容及艺术方面恢复古意；二、综合并深化某一题目在发展过程中衍生的全部内容，或在艺术上融合汉魏、齐梁风味再加以提高；三、沿用古题而在兴寄及表现形式方面发挥最大的创造性。李白乐府有意复古，首先表现在反律化的倾向上，其次，一些在发展过程中渐渐失去本义的汉魏古题，亦多在李白手中恢复了原意。李白拟古题一般尽量承袭古辞原意，或在原辞的基础上发挥，在艺术表现上也尽量接近古诗风味。古题乐府虽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主题的继承性，但不同时代的文人在拟作时仍有不同的寄托，因而同一题目会衍生不同的内容。李白的乐府与此相应，既能最大程度地总结前代的内容，又能精加选择，深自寄托。周勋初《李白研究》认为：李白不但能综合古题原辞及后人拟作来言志抒怀，而且善于融合汉魏南北朝乐府的表现艺术，创造含蕴深厚的意境，使古题升华到更富有概括力的高度。我想这便是李白古题乐府在承袭中的新变吧。综合前人同题乐府的内容，并赋予深刻寄托，使其精神境界升华；融会众作之长而加之以丰富的想象，提炼更优美纯净的诗意，正是盛唐诗人学习和改造汉乐府的重要成就。
李白另一重要的诗体创作是“歌行”，日本松原郎的《盛唐时期歌行的发展――以李白的第一人称的歌行为中心》把李白的歌行体和乐府体进行明确的区分，这在以前没有过尝试。现在普遍认为歌行多第一人称，场景和主体相联系；乐府则是第三人称，场面客观化；歌行注重层次变化。马承五《唐诗论集》在“李白歌行特征论”中认为歌行是魏晋六朝七言古诗和乐府不断嬗变的结果，真正意义上的“歌行体”，自初唐而始，至盛唐而兴，从而确立了这种新的诗体的文学地位。“歌行”这一概念，至今仍没有定论，而李白的歌行和乐府之间的关系，在表现的内容和技巧上，也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但是，我们从李白大量的乐府和歌行创作中可以意识到他的乐府诗对其歌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乐府诗创作可能促进了歌行体的成熟。而歌行体的发展是否也与乐府诗的新变有关呢？
盛唐以后，由杜甫至中唐的元白诗派，新乐府的创作达到高潮，李白在新乐府的创作上也不乏其篇章，如《江夏行》、《扶风豪士歌》、《长相思》等。吴相洲老师在《唐代歌诗与诗歌》中提出元白新乐府的创作也是一种歌诗，所谓新乐府，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就是元稹所说的“新题乐府”，以区别“旧题乐府”，“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正式提出，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实事的乐府式的诗。吴老师认为新乐府是能歌的，尽管他承认新乐府不是近体。新旧乐府是有前后相承性的，李白应当被公选为初盛唐时期乐府诗新变的过渡人物。但在此，我们也要提出，新乐府的评判标准问题，需要我们先对新乐府的概念有明确的认识。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唐代乐府诗自身的音乐性以及和配乐演唱的歌诗还有五古、七古之间的联系。
综观前辈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李白作为中国诗史的杰出代表，对乐府诗在唐代的新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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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承五《唐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 余颖《近三十年新乐府研究综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10月第5期
李白的唐诗范文2
唐诗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目标，即: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唐诗作品甄别出来，并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述评。文学史著作论析唐诗，也具有类似的评选功能。由于对唐诗进行学理性评论和系统接受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著者在撰写文学史时，比较重视宋代以来学者对唐诗的看法，而对唐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造成一些疏漏。“唐人选唐诗”反映了诸多唐诗在唐代的影响，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在选评唐诗方面的得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史选与唐代选本离合情况举例
文学史著作对于唐诗大家的成就，一般会分类述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也是“唐人选唐诗”所重视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却是“唐人选唐诗”所忽略的。有些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被重视的诗歌类型，则不为文学史著作所关注。①以李白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将其乐府与歌行类诗作当作最主要的成就，②［1］在唐代诗选家中，殷璠《河岳英灵集》最早认识到李白的乐府诗成就。《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十三首，以乐府或歌行面目出现的就有十一首。③《河岳英灵集》并品题云: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尝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诸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④［2］120－121殷璠用“志不拘检”评价李白的气质，以“奇之又奇”评价李白善于创新诗体，后来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李之作奇矣才矣，人不逮矣”，［3］961应该就是对殷璠评语的继承。《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和评语说明，李白乐府诗和歌行体所取得的成就，在其生前已经被读者所认识。此外，《又玄集》选李白诗4首，2首乐府，2首歌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乐府和歌行占21首。而且，《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选录李白的乐府与歌行，在题材上涉及言志、抒怀、应酬三类。不难发现，李白善于用乐府体、歌行体表情达意，其所臻抵的驾轻就熟程度，给唐代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文学史著作重视李白的乐府与歌行，与“唐人选唐诗”相一致，反映了李白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李白绝句的成就，到明代已被确认，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李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4］108
基于此，文学史著作对李白绝句，一般都要专门加以阐述。这一点，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有较大出入。考察现存唐代唐诗选本，《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13首，只有《答俗人问》1首绝句。《又玄集》选录李白诗4首，没有五、七言绝。《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只有《相逢行》一首貌似近体五言绝句，但仍然以歌行为题，且用“阿那边”这样的口语，实际上不能算是标准的近体五言绝句。如果说，“唐人选唐诗”能够代表唐人对李白诗接受和认识的情况，那么《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的选诗倾向表明，李白绝句的成就，在唐代还没有引起重视。文学史著作接纳唐后学者的诠释，重视李白绝句，体现了学术的进步。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的题材倾向，反衬出文学史编撰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才调集》所选李白诗28首，除《古风》(3首)、《赠汉阳辅录事》外，均与男女情事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的特点，而韦縠对此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实际上，李白诗歌在唐代得以流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题材通俗易懂，如王安石所谓:“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5］1538
可能是基于人文教育的宗旨，文学史著作几乎都试图将李白塑造成具有完美人格且能代表盛唐文化的诗人，因而忌讳谈这一点。因为提及这一点，不免损害李白的崇高形象，如王安石所谓:“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5］1538－1539这样处理，忽略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最为重要的特征，因而对揭示诗歌发展真相形成不利因素。文学史编撰者这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心理，与唐诗史研究所需要的求实、求真精神，是有一定距离的。以杜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都要专门介绍杜律，这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比较一致。在唐代唐诗选本中，现在所能知道的，仅《又玄集》选录杜甫诗7首，①［6］193－194所选均为五、七言八句律诗。由于元稹早在中唐时期就撰写了《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指出杜律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因此韦庄推崇杜律并不具有新意。但韦庄选择这七首杜律为《又玄集》压卷，则表明唐人已经认识到，杜律不仅可以代表杜诗的成就，而且也可以代表整个唐诗发展的成就。文学史著作推重杜律，体现了今人对唐诗发展的主要成就有准确认识。
至于文学史著作所普遍关注的杜甫“诗史”类作品，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则未见得到认可。那么，在“唐人选唐诗”之外，杜甫“诗史”类作品在唐代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为人所认可呢?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强调其时事性，一则强调其叙事性。前者以中唐白居易为代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3］961这里，白居易显然是把杜甫“诗史”类作品当成符合《诗经》传统、对时政现实有讽喻功用的风雅之作。后者以晚唐孟棨为代表，其《本事诗》强调“诗史”类作品反映了杜甫在“禄山之难”中所遭遇的社会现实: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7］15
显然，孟棨已经认识到杜甫“诗史”类作品具有叙事性强的特点。从“唐人选唐诗”的整体倾向来看，时事类和叙事类诗作在唐代地位不高。叙事类和时事类诗作在表现方法上是以写实为主，而辅以议论，一般地说，这是史家擅长的笔法。杜甫将史笔化为诗法，在今天看来，这于唐诗发展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但在当时，就不免会因为其偏离诗法之正统而令人感到有些陌生和怪异。而且，叙事类诗作具有乐俗倾向，以其将诗歌娱情悦性的崇高功用降格为好奇以悦众的市井小道，所以不为唐人看重。白居易最为有名的两篇叙事诗《长恨歌》与《琵琶行》，虽然达到了“童子解吟”、“胡儿能唱”的流行程度，［8］803却并不被对白诗甚为青睐的《才调集》所选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杜甫诗史类作品兼具时事性与叙事性，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是必然的遭遇。又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而某些杜诗就体现了其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这些可以视为“言志”之作。因为杜甫“言志”类诗作有着深沉阔大的思想境界，表现出了令人崇敬的士人人格，对后世正直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文学史著作一般也都很关注这类诗歌。而这，与“唐人选唐诗”的选录情况大相径庭。虽然由于文献不足，我们难以完全了解唐代唐诗选本选杜的情况，但结合其选诗的整体倾向，可以判断这类杜诗不受选家青睐。#p#分页标题#e#
如上所述，现存唐代唐诗选本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几种主要的选录倾向，早期以“选秀”为主要倾向，中期以“玄”这一审美性为品评宗旨，后期以“才调”为选录标准。而“言志”类诗作与此三者无关，其不被诗选家视为唐诗的主流，是显然的。况且，杜甫一生官宦未曾显达，早岁旅食京华十年，不仅堕落至“衣不盖体，尝寄食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的困境(《进〈雕赋〉表》，《杜诗详注》卷二十四)，而且于窘迫之际曾不分是非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一)。后世读者可以忽略这一点，而赞赏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精神。但唐朝的读者则可能介意这一点，而视之为不合时宜。显然，言志类杜诗在中晚唐、五代时期难以产生巨大影响，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收录，正在情理之中。
二、被文学史著作普遍忽略的诗作举例
有些唐诗作品被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该诗流行一时，或者是因为该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就后一种情况而言，有些见录于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的诗作尚未得到文学史编撰者的注意。兹举皇甫冉《巫山高》、祖咏《苏氏别业》两诗为例加以说明。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备受推崇，《中兴间气集》、《御览诗》、《极玄集》都予以收录。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记载刘禹锡过巫山时“悉去千余首”以《巫山》为题的诗作，仅保留了四首，并为白居易所认同，皇甫冉“巫峡见巴东”诗就是其中之一。［9］568这说明，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声名极盛传诵一时，其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不过，皇甫冉《巫山高》之所以被唐代诗选家所重视，还因为这首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范摅《云溪友议》提到，至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以《巫山》为题的诗作竟已达到千余首。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选载《巫山》诗计二十首。［10］(238－243)
唐以前的，有齐朝的虞羲、王融、刘绘和梁朝萧绎、范云、费昶以及陈朝后主、萧诠等人的八首见录。唐代同题诗作早于皇甫冉的，有郑世翼、沈佺期、卢照邻、张偱之、刘方平等人的五首见录。由此可见，以《巫山》为题的诗歌，在皇甫冉之前已经形成了未曾间断的创作传统。以刘禹锡、白居易诗才之盛，如果皇甫冉《巫山高》与其它同题诗作相比，不能显明特出的文学史意义，恐怕是不会受到赏识的。那么，其文学史意义到底何在呢?一则，皇甫冉《巫山高》有意而且有效地继承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这既包括对齐梁时期旧制的模仿，如孟二冬《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指出的，皇甫冉《巫山高》与梁朝的同题诗作在“遣词用句以及情调风格上都基本相似”;［11］也包括对入唐以来新作的效法，如方回《瀛奎律随》卷四所指出的:“此诗与杜审言、陈子昂诗法相似”。［12］164由于该诗的整体格局系脱胎于旧制，因此全诗在写法上自然就呈现出雅正的特点。二则，皇甫冉《巫山高》成功地超越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关于这一点，高仲武有明确认识，他在《中兴间气集》中评论皇甫冉诗说:“《巫山诗》终篇奇丽，自晋、宋、齐、梁、陈、隋以来，采掇者无数而补阙独获骊珠，使前贤失步，后辈却立。自非天假，何以逮斯!”［2］480
若结合具体作品分析高氏评语，则首联为巫山拟出类人的活泼飘渺形态，尾联以清猿长啸牵引黯然销魂之情，这是该诗的奇处。至于中间两联，妙在拆用《高唐神女赋》中的“朝云暮雨”之典浑然不使人觉而且对仗工整，这是该诗的丽处。用语秀丽而使全诗呈现出清奇的特点，为以前的同题诗作所不能及。可以说，皇甫冉《巫山高》的出现，证明了齐梁诗风在唐代不仅继续发挥着影响，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皇甫冉《巫山高》所表现出的清雅诗风，又正是大历诗风典型的审美形态。因此，皇甫冉《巫山高》为大历诗风对齐梁诗风的继承与超越提供了一个极为确切的例证。其文学史意义，是非常显著的。即就此而论，皇甫冉《巫山高》在唐诗史著作中无疑应该写上一笔，但目前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根据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选和所论来为肃、代两朝的诗人及诗作选秀的话，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自然是分列上、下卷之首的钱起与郎士元，轮不到皇甫冉;但若论代表性的诗作，则无疑首推皇甫冉的《巫山高》。如此，我们就不禁要反问:既然张若虚能以《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最终在唐诗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那么像皇甫冉《巫山高》这样明显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佳制竟然不被纳入文学史著作中作重点介绍，这是否有失公允呢?祖咏《苏氏别业》①也应为文学史著作关注，但实际上已被忽略。
《苏氏别业》见录于《河岳英灵集》、《国秀集》、《极玄集》、《又玄集》，可以说是盛唐、中唐、晚唐诗选家一致推许的诗作。姚合编选《极玄集》，以大历时期诗人的作品为主，于盛唐仅选录二人作为“极玄”的典范，祖咏当其一，诗被选五首，而《苏氏别业》就在其中。那么，《苏氏别业》为什么会被诸多唐代诗选家所推崇呢?我们可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苏氏别业》是以园林为题材的唐诗典范。在唐代以前，谢灵运游历山水，陶渊明参与农耕，为山水诗和田园诗创作树立了典范。虽然唐代王绩、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两种创作传统，但就其典型性而言，都没有超越陶、谢。唐代能与谢之山水诗、陶之田园诗相媲美的，是园林诗。现存唐诗中有大量优秀的园林诗，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别业，就是唐代园林的重要形式之一。祖咏《苏氏别业》以“南山当户牖，澧水在园林”和“竹覆经冬雪，庭昏未夕阴”两联，将山水纳入园林写，展现了与山水诗相区别的园林诗特色。而且，《苏氏别业》写出了园林之于唐代士人的基本功用。
在这首诗里，诗人自己是别业的访问者，对自然山水的游赏和隐居情景的体会，都只是暂时所选择的休闲方式;而不像陶、谢那样，以游赏山水和隐逸田园作为基本生存状态。不仅前来访问的诗人祖咏如此，主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别业既以“别”为名，显然是在公事之余用于休闲的。可以说，将游赏山水的雅致、远离尘嚣的隐逸情怀由持之以恒的生存状态，分解为收放自如的片段生活享受，这正是唐代园林的情趣之所在。《苏氏别业》一诗对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园林情趣作了典型反映，因而为诸多诗选家所赏识。但《苏氏别业》作为有唐一代园林诗代表作这一点，唐诗史的编撰者似未有明确认识。实际上，自然风景题材是唐诗的大宗，但唐诗史的编撰者仍只是将这些诗作区分为山水、田园两类，而忽略了唐代园林诗已足以自成一类。从山水诗、田园诗的角度看，《苏氏别业》仍然是一首好诗，但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只有从园林诗的角度看，其相对于山水、田园诗的特殊性以及在同类题材诗作中的重要性，才能够显明。“唐人选唐诗”推重祖咏的《苏氏别业》，说明这首诗的文学史价值在当时已得到理解。而文学史著作忽略了这首诗，则反映了今人对于唐代园林诗所达到的成就，认识尚不够深入。#p#分页标题#e#
三、被文学史著作普遍误解的诗作举例
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看，文学史著作在选评唐诗时，尚有不妥之处。某些诗作是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但编撰者在评价时有偏爱之嫌。而有些诗作，不仅其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存在问题，至于其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也是需要讨论的。兹以王维山水田园诗和王翰《凉州词》为例，对这些问题略作说明。一般文学史著作受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经典评语的影响，把王维山水田园诗当作介绍的重点。有的论析更为透辟，认为王维精悟禅理的思想素质，使他的山水田园诗境界自高。这样安排诚然有道理，但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不相符合。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王维诗，纯粹的山水诗仅《又玄集》所选《终南山》一首，算不得受关注。而乐府诗与应酬诗，所占比重极大。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河岳英灵集》选录王维诗15首，《息夫人怨》、《婕妤怨》、《渔山神女琼智祠二首》、《陇头吟》、《少年行》等6首为乐府诗，《赠刘蓝田》、《入山寄城中故人》、《淇上别赵仙舟》、《寄崔郑二山人》、《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等6首为应酬诗。《国秀集》选录王维诗7首，《河上送赵仙舟》、《初至山中》、《成文学》、《送殷四葬》等四首为应酬诗，《扶南曲》、《息妫怨》等二首为乐府诗。《极玄集》选录王维诗三首，均为应酬诗。《又玄集》选录王维诗四首，《观猎》、《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送秘书晁监归日本》等三首为应酬诗。《才调集》选录王维诗二首，《送元二使安西》为应酬诗，《陇头吟》为乐府诗。如果说，“唐人选唐诗”反映了唐人对王维诗接受的大致情况，那么王维透露着禅学思想的山水隐逸诗并没有得到唐人重视，就显而易见。
从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看，王维诗“写景如画”的特点已经被殷璠、韦庄所明确认识，但在《国秀集》、《极玄集》、《才调集》中却没有被强调的迹象。即使在《河岳英灵集》、《又玄集》中，所选王维诗能体现“写景如画”特征的，也主要不是指王维以写景为题材的诗作整体，而是指应酬诗中“写景如画”的秀句。比如，《河岳英灵集》“王维”条品藻集内诗句“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就出自《淇上别赵仙舟》。而《又玄集》中“写景如画”的秀句“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与“林下水声喧语笑，岩间树色隐房栊”两联，出自《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而像“分野中峰变，阴晴万壑殊”这样的秀句出自写景诗《终南山》，就“唐人选唐诗”而言，属于例外情况。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王维高超的写景技巧已为唐代选家所重视，但其写景诗本身却未被选家关注。最明显的表现为，后世学者公认体现了“写景如画”特征的辋川系列诗作，唐代诗选家一无所选。原因在于，唐代之前已有“诗言志”、“诗言情”、“诗写意”、“诗绘景”等方面的诗歌创作实践，而且这些在理论上也已得到明确认识。唐诗之胜，在于兼综上述诸多创作倾向而有之。王维的辋川之作，大致被当朝人视为未能体现唐诗之胜的单纯写景之作，而遭到选家的冷落。可以说，文学史著作将山水田园诗视为王维的主要成就，有以偏概全之弊。文学史著作应根据“唐人选唐诗”，增加介绍王维应酬诗和乐府诗的相关内容。对有些唐诗作品，文学史著作的选与评，均有不妥之处。比如王翰，现存诗作虽然不多，但其七绝《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般要被当成盛唐诗歌的杰作引入分析。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看，文学史著作仅仅选录这首诗，有不当之处。《国秀集》选录王翰诗《凉州词》二首，其一为“葡萄美酒”篇，其二为“秦中花鸟”篇。从二诗所写的时间和内容看，这两首诗前后相续连为一体。
李白的唐诗范文3
毛泽东是读史兴趣最浓的大政治家，历史思维成为他的政治思维和诗词思维的重要运用形式，诗中蕴史，诗史合璧，出入古今。因此，唯有深刻把握其诗词中的历史情怀，才能真切地认识诗人毛泽东。
湖湘情缘的真挚深邃的感染力、把握历史的巨大魄力和运用文史知识的驱遣自如的笔力，堪称毛泽东诗词历史情怀源起的三大要素。本栏6月(下)、7月（下）已经刊出了前两部分。本期刊出最后部分――
（三）运用文史知识的驱遣自如的笔力
毛泽东对于两三千年的文史，于先秦喜欢庄子、屈原，于汉魏喜欢曹操，于唐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明喜欢高启，于清喜欢曹雪芹。这就是毛泽东明白表示其喜好的“文学八贤”。八贤的风格特点倾向于气度豪迈甚至稍显霸气，想象奇特而又出人意表。毛泽东诗词运用文史知识往往给人立意奇警、用语畅达之感，可以说深得“文学八贤”之助。在“八贤”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三李”。词本来盛于晚唐、五代、宋，但毛泽东的词中有全唐风，比如《忆秦娥・娄山关》词牌据传是李白所创，词风、词韵也近于所传李白的《忆秦娥》。但毛泽东词中的全唐风，已不仅仅是李白的盛唐风，而且包含有中唐李贺的奇异警拔，以及晚唐李商隐的深婉华丽。当《忆秦娥・娄山关》一词出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悲切壮丽境界时，我们感到它虽然还用李白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韵脚，而境界已高度拓展；又从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中超拔出来，壮丽中增加雄浑了。
李白的唐诗范文4
关键词:李白;诗歌;独特风格;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4-0008-01
诗歌在唐朝达到了繁盛的顶峰。大唐的诸多文化当中,唐诗无疑是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而如果把唐诗比作古代文化平原上的一座山峰,那么李白就是那个把这座山峰踩在脚下的人。如果说有什么能为李白其人其诗写照传神的,那么唯有他自己的这两句诗:“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如同黄河一般,李白以他海涵地负般开阔的胸襟,吸纳了百川千流――先辈的思想、人格,诗骚以来诗歌史上的各种营养,盛唐时代的宏盛气象――而当这一切从他胸中流出时,已不再为任何一条原先的川流,而是汇为黄河本身,咆哮奔腾,东走入海。如果说他有所执着,那么唯一的是执着于他为自身设定的迥异于时人的人生道路:不屈己,不干人,不赴举,一鸣惊人。他的诗歌反复歌咏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这样一个大写的自我。
一、诗歌的独特风格
(一)明亮恢宏的色调
明亮光鲜与恢宏博大两种色调,形成了李白诗歌意向的总的感觉基调。在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下,以不同的组合形态与色调变化,形成了他个性鲜明又富于变化的诗歌意象。对光明晶亮事物的不懈追求,是李白一生创作中最个性的特征。《登峨眉山》是李白可考见确切写作年代的第一首游仙式登览诗。开元八年(720),李白年二十,客游成都,登山抒怀。这首习学之作,可以初见李白的性格。“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是典型的李白笔法。在写出少年慕仙者初登名山真实感受的同时,也透视了李白特有的扫空六合的气势与对明亮境界的憧憬。他的《长相思》:“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帏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其中,金秋、金井、竹席、孤灯、明月、青天、渌水,组成了全诗“清”的基调,同样是以白色晶亮的意向相叠加,形成清澄的诗境。
(二)豪迈奔放的侠气
唐朝时侠气盛行,从“侠”这一思想来看,它以外在的指向性为基本特征,强调个人的力量和价值,蔑视他人制定的规矩准则,经常出以积极主动的精神,以扶危济贫、慷慨行义为己任。李白拥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那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侠气。也许正是基于他的这种豪气与侠气,即使李白在遭遇“不遇”时,也有一份“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中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次辞》)、“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岸,即使在“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长声叹息之后,仍依然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三)铺张扬厉的夸谈
李白的家乡四川,是文人辈出的地方。他不仅凭吊过这位乡贤的遗踪,效法过他求官入仕的门径,还屡屡不无自得的谈到,某贵官某前辈将他比作了司马相如。所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正说明他存在有“相如情结”。这种情结形成他日后创作中色调上的一种张力。大家都知道李白“铁杵磨成针”的故事。故事也许出于虚构,但李白折节向学的精神却见诸记载,他曾三拟《文选》,不如意尽焚之。三拟是习作传承,起着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不如意而尽焚之是企望新变,超越规矩,自成一家。
二、形成其独特诗风的原因
李白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一个类似于百家争鸣时期空前隆盛的时代。经过贞观之治,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文学在这个时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大唐帝国辉煌强盛的国力、开阔的胸襟、蓬勃的生机,激发起诗人们无愧于时代的昂扬奋发、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并塑造了唐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自信心。
李白的一生从“蜀中初学与辞亲远游”、“初游东南与回向江汉”,到“酒隐安陆与初入长安”、“寄家东鲁与二入长安”,再到“南北漫游与变乱前夕”,至最后“报国蒙冤与流寓客死”,经历了诸多坎坷与起伏。读李白诗,如果只注意鲍照七古的影响,只赏其天马行空,至多读懂了一半,唯有了解以二谢为代表的五言“选体” 诗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才能对这位谪仙人的创作深刻地理解。
辉煌的大唐朝曾经造就了一大批才俊之士,而就个人气质而言,李白无疑是盛唐诗坛主力中最有代表性的第一人。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一生同样充满了传奇与浪漫。除了留给后人的九百多篇诗歌,他为我们留下的还有很多。虽然他去了一千三百多年了,但时至今日,他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才气、那豪迈英逸的侠气仍给予后人以典范与激励,他那李白式的歌唱仍在人们耳边久久回荡……
参考文献:
李白的唐诗范文5
【关键词】李白；诗歌；汉朝情结
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两个大一统的王朝，在世人心中经常把汉唐并举，作为一种大国和盛世的代称。在我们阅读唐诗时，经常能看见诗歌中出现汉朝的什物、人物或是直接以“汉”来指称唐，这样一种现象几乎贯穿整个唐诗的创作过程，也几乎存在于唐代各个体派和各种风格的诗人之中。李白作为盛唐名噪一时的大诗人，在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此类现象。
一、汉朝情结的引入与表现
汉、唐两代之间相隔近四百年，然而唐朝诗人对汉朝不但没有因时间距离而产生疏远感，反而在诗中时时反思、呼唤着它，唐代文人与汉朝有着复杂而又真切的情感联系。他们有的直接评议汉事，有的借用汉代人事来赞扬或讽刺唐人唐事，有的甚至直接以“汉”来代称本朝。在此，本文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心理学派的一个概念——情结来解释这种现象，称其为“汉朝情结”。
笔者翻检《李太白全集》发现，李白诗中约有130余处涉及“汉”字眼的词汇，有约80余处用汉代历史人物的典事。通过整理掌握的资料，将李白集中指涉汉代（出现“汉”字，但非指涉汉或唐代，如河汉、江汉等此处不讨论）的诗歌作一个粗略的分类：
第一、指称汉代，这里的“汉”就指汉朝。在这类诗歌中，“汉”字基本上不带任何情感或感彩较弱，只是写作中的称谓或提及，指涉的对象往往是汉代宫室、皇帝、疆域或汉朝。如《宫中行乐词》（其三）：“卢橘为秦树，蒲萄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这里的汉宫即指汉代宫室，显而易见，此处感彩较弱，此类诗歌还有：“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清平调》其二）、“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等。
第二、咏史怀古中的“汉”，此类诗歌多是咏史抒情之作。“汉”字在此处情感色彩较浓，乃有意而咏。如《苏武》：“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此处“汉”也指汉朝，但在情感用意上却有明显的褒扬意味，以“汉节”来凸显和歌颂苏武十年流放而忠存汉庭的精神。此类诗还有：“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王昭君二首》）、“秦人失金镜，汉祖升紫极。”（《商山四皓》）、“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塞下曲》）等
第三、以“汉”喻唐。这种情况多出现于李白的酬答、奉赠、送别诗中，且多以汉庭、汉皇、汉代的历史人物来喻指唐庭、唐皇、或酬赠送别的权贵和友人，此时的“汉”所寄寓的情感就更加强烈，情感内容也更丰富，有对友人的夸赞、对朝廷的眷恋、对渴望被援引的期盼、对自身失意的排遣等等。如《别韦少府》：“西出苍龙门，南登白鹿原。欲寻商山皓，犹恋汉皇恩。”这里的“汉皇”亦指唐代皇帝，可确定为唐玄宗，表达出自己的一种矛盾心理：遍访名流仙山与入朝施展抱负之间的矛盾。更确切地说，是在入朝受阻而无法施展抱负之后不得不入山访道的一种苦闷与无奈。
二、李白“汉朝情结”的原因
“汉朝情结”作为唐代文人间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它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某个诗人角度来细论这一文学现象，那么创作主体的自身原因也值得我们深究。
（一）统治阶层的宗汉心理与社会环境
在中国封建社会，某种文学思潮和社会心理的出现往往都离不开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或者这样一种现象最先是统治者所倾向的。纵观整个古代文学史，如汉武帝对铺陈扬厉、气势恢弘的辞赋的喜爱，使得汉大赋光耀一时；南北朝时期，齐梁纤弱浓艳、采丽竞繁的诗风、文风与齐梁皇帝的审美倾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隋代文风渐趋朴素、自然也与隋文帝提倡文风改革息息相关。
李唐王朝的建立与汉朝有着某种历史的相似感。由于这种历史的敏感性，李唐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将唐与汉相比附，从唐高祖李渊开始，唐朝统治者对汉朝积极的政治措施都秉持着钦佩、效尤的心态，产生了浓厚的宗汉心理。统治阶层的宗汉心理必定会在整个唐代社会引起积极响应。随着这种心理从上层权贵向下层文人的扩散发展，使得唐代文人在其诗中展现的“汉朝情结”也随之深化。
（二）唐前社会崇汉的影响
从秦代至唐代，唯有汉朝维系了近四百年的江山，而魏晋南北朝或是偏安一隅，或是受尽异族侵略。几百年间，中原社会一直是政治动荡、边患频传，区域内又战火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多数文人都怀念汉代的国富兵强，幅员辽阔，有志之士都呼唤能有大汉一统的政治环境以安邦济民，能出现像汉代萧何、霍光与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贤臣良将来辅佐君王、平定边患，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感，这样一种崇汉心理一直延续至隋唐。
（三）李白的个性气质与人生经历
讨论单个作家的创作心理或某种习见现象，必定离不开作者的个性气质及其人生经历。李白一生都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而他却得不到皇帝的真正重用，又遭权贵嫉妒、排挤，满腔热情与壮志只能寄情山水、寻仙访道，他的心中时时“犹恋汉皇恩”。据前人研究材料显示，李白诗歌用贾谊典15处，用司马相如典14处，用扬雄典10处，用韩信典9处，用张良典7处，用剧孟典7次，用李广典6处，此外还有5处以下的如萧何、严子陵、窦宪、马援等。
这些汉代历史人物典事的使用，一方面表达对他们功成名就、施展抱负的羡慕与颂扬，另一方面则更多的是抒发对自己壮志未酬、才不为用的感慨与无奈。如他与司马相如都有文名，也都有天子相迎加恩的经历，故诗歌中常常借相如来抒发感慨之情：“汉家天子驰驷马，赤军蜀道迎相如。”（《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李白自己有向玄宗献《明堂赋》之举，故他在诗歌中也多次提到扬雄献赋以自比：“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答杜秀才五松见赠》）。在流放夜郎的那段时期，诗中常常典用文帝时贬至长沙的贾谊，如：“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这种情感的共鸣，产生共同的流放飘零之悲。
三、结语
文艺作品大都是把一种心情寄托在一个或数个意象里，有时候也借与创作主体在创作时有相似经历和情感体验的他人来表达这种心情。作为一种创作心理，诗歌中“汉朝情结”的出现是创作主体在创作时联想起汉代人物、事物而抒发相似的情感或寄情于典，使得诗歌显得委婉含蓄，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温柔敦厚、含蓄典雅的诗学观。李白诗歌中的这种“汉朝情结”，是唐代社会宗汉心理的大背景与作者自身的生平经历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诗人感情流露和思想表达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李白的唐诗范文6
摘 要： 李白的诗歌高度统一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和诗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生活的“盛唐时期”空前强盛繁荣，同时危机四伏，各种矛盾纠结。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加之李白自身的思想性格和生活精力，才造就了他诗风中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风格。基于此，本文从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写作手法、形成原因及李白诗歌伟大艺术成就等方面，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艺术特色进行探究。
关键词： 艺术特色 李白 浪漫主义诗风
作为盛唐诗歌的杰出代表，李白是中国文学浪漫主义诗歌创作队伍中的一面猎猎旗帜。他通^创造性地吸收前人的艺术成果，腾挪变幻、纵横驰骋。前所未有地统一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和浪漫主义精神，进一步发展和全面表现了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在他诗歌的各种题材中渗透了浪漫主义精神，有着奋发向上、激越昂扬的基调。他以无可比拟的手笔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对诗歌的表现视野进行了丰富，并使中国诗歌的艺术境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中国艺术宝库中永载史册，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一样，照耀千古。
一、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作为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李白在盛唐诗人中可谓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作品更是呈现了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歌偏重于抒写内心的感受，豪放率真，拥有充沛的感情。在他的诗歌中，任何一种题材，主观抒彩都非常浓郁，由此使他的诗歌气势磅礴、山呼海啸。可谓一泻千里，表达了一种喷薄而出的情怀。李白的诗歌善于运用奇瑰而丰富的想象力，雄奇奔放，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绚丽多姿的艺术形象，展现了诗人博大的精神世界，寄托了诗人浪漫的情感意蕴。李白诗歌既清新飘逸又奔放豪迈，音律和谐多变，既语言轻快又想象丰富，具有多种多样的风格。李白浪漫主义特色的鲜明概括为“气象雄浑，豪放飘逸”。在李白的诗中，全面表现了其英雄性格、反抗精神和理想主义，并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是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李白诗歌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完美地结合了作品的意境、气象与艺术家自身的人格精神，使之浑然一体，成为浪漫主义艺术表现的最高典范。
二、浪漫主义诗风的写作手法
李白的诗作感染力强烈，浪漫主义精神浓郁，同时还对一切浪漫主义手法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二者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高度统一，其浪漫主义诗风主要从以下方面呈现：
1.主观色彩强烈、形象鲜明有个性。
李白一生具有狂放不羁的强烈个性和复杂而丰富的生活经历，其浓郁的自我表现手法是在他的各种生活感受中日积月累形成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表现了他入京求官时的豪情万丈、踌躇满志。“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则表现他政治上失意、落寞不得志的失落。“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是他内心悲伤情绪自然而然的流露。就艺术效果而言，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使诗歌具有一种先声夺人的力量，气势磅礴，具有排山倒海之势。李白在写景和叙事的诗篇中，具有强烈的主观感彩，使诗人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以《蜀道难》为例，全诗用渺茫无凭的神话传说，从蚕丛鱼凫说到五丁开山，凭空起势，拥有着神奇莫测之笔，首先运用了各种夸张的点缀，如黄鹤、猿猱、悲鸟、子规等，最后才对正题进行叙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在诗的开头、中间、结尾处三次体现，回旋往复，艺术效果非常强烈。李白激昂的感彩和豪放的性格孕育在整首诗中，使人读后精神振奋，展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2.想象力丰富，极度夸张和比喻。
李白诗歌中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常常运用大胆的夸张手法，使感情一泻千里、喷薄而出。如《秋浦歌》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对其无形的忧愁用有形的白发呈现。
《望庐山瀑布》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对瀑从高处腾空而下的恢宏壮观景象，既通过夸张的比喻的运用，进行了由衷的赞美，又对诗人气概和胸襟的无比开阔进行了很好的展现。除了惊人的比喻和极度的夸张外，李白的诗歌还让人回味无穷，留下充分的想象。如《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一个“高”字蕴含在整个诗作中，让作者充分想象到底有多高。正是因为艺术手法独特，才使李白的诗歌特色瞬息万变，表现了极其充沛的情感。以《行路难》为例，诗人内心矛盾纠结的思想，用高昂的气势、跳跃式的思维和跌宕起伏的感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诗人对仕途的悲愤和艰难之情，用一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进行了体现。同时，对前途感到渺茫无措：“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结尾一句神来之笔“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笔锋一转，表达了诗人乐观自信、豪情万丈的情怀。在《行路难》整个这首诗中，各种情感交集，茫然、悲愤、自信，表现了诗人感情的瞬息万变。其个性的自强不息、豪放不羁及内心深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深刻矛盾，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运用灵活洒脱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内心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并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度统一。
3.语言清新质朴、不拘于规律。
李白对自己的诗歌用一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进行了形象的概括形容。如《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描绘了一个依依惜别的场景，运用普通的场景做比喻，对李白和友人之间的深厚情感进行了表现。其自然而真挚的语意，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亲切之然、直抒胸臆。
三、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原因
盛唐时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安定，孕育了众多杰出优秀的诗人，这一时代特点结合李白自身豪放、张扬的思想性格和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的诗篇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