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舅妈范文1
二舅患有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所以颈椎僵硬不能转动。他终年穿着一件很重的铁背心，靠此来支持他的上身，如果他要看自己背后的东西，就必须整个身体向后转，所以从小我们都不从背后叫他，尤其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更是格外注意。但我小时候常爱和二舅开玩笑，有时躲在他身后故意小声叫：“二——舅——”他知道我逗他，就拿手杖向后一挥，绝不回头，我们俩就这样一前一后哈哈大笑。
因为身体上的病，二舅在他的大半生中每天都要忍受常人没有的、极难忍受的痛苦。但是，他的一生却做出了许许多多常人做不出来的贡献。他既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也是国际建筑界的著名人士。
二舅的一生还有两位挚爱的妻子——林徽因舅妈和林洙舅妈，她们在二舅不同的人生阶段给了他爱和幸福。
公公人格与名誉的继承者——“思成梁启超”
“思成梁启超”这个名字是我的公公梁启超为二舅起的。
1927年，二舅梁思成和林徽因准备结婚，婚礼究竟是在国内举行还是在美国举行，考虑了很久。当时二舅在美国，公公于1927年12月5日给二舅写信：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公公对二舅婚礼周到的安排，也可见公公对二舅所寄予的希望——要他继承自己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而二舅从小克服身体不适努力成才的经历一点儿也没有辜负公公梁启超让他用的这个名字。
很多人问我：“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为什么你叫他二舅？”因为，他其实是公公的第二个儿子，在他上面，婆李蕙仙还生有长子大舅，但大舅出生不到两个月就夭折了。二舅出生后，身体瘦弱多病，婆担心他的命运和大舅一样，因此特意给大舅留着位子，他便成了二舅。所以他在全家男孩中行二，却是长子。这也是我叫他二舅的原因。
二舅于1901年出生于日本，他出生时，两腿畸形撇开，两脚尖相对。公公请了一位外科医生给他治疗，医生建议把他双脚扳正，用绷带扎紧，然后放入一个小木盒子里。一个月后他的腿果然治得差不多了，但脚板还是斜的。
二舅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他在日本读完了华侨小学。1915年夏，二舅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创立的。虽然他当时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但他在清华各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
二舅爱好音乐、美术，还爱好体育运动，他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跳高第一名。他的攀爬能力也很强，他这种运动技能在他以后跋山涉水到各地进行古建筑的艰苦调查测绘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使他能轻易地攀上古建筑。
1919年中，二舅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运动前，清华校内尚无学生会的组织，运动过程中，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学生代表团”临时指挥行动。运动过后，学生们要求“学生代表团”变为常设机构，并改称“学生自治会”。
1919年12月23日召开“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时，校长竟出面粗暴阻挠，叫来军警，甚至采取中途熄灭电灯等不光彩手段，引起学生公愤。这时二舅站起来大喊一声“我们罢课”！全体响应。 有声势的驱赶校长运动开始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有三位不称职的校长被赶下台。就这样一直到1922年春，校内尚无称职的校长接任。
二舅在清华学校八年，在英语及西方科学和历史的一般背景知识上打下了良好基础，各科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课外的音乐艺术和体育活动也使他受益终身。
二舅的妻子——“刀子嘴豆腐心”的二舅妈林徽因
1928年，二舅和新婚妻子林徽因回国，公公对新娘徽因很满意。
北平解放初期，二舅妈徽因的身体还很弱，因为她年轻时，曾得过肺结核，1947年，结核菌又侵入她的肾脏，她不得不接受一次大手术切除了一个肾，她因此很少出门。
熟悉二舅和舅妈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人的脾气性格很不相同，徽因舅妈非常美丽、聪明、活泼，善于和周围人搞好关系，但又常常锋芒毕露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她放得开，使很多男孩子陶醉。思成舅舅虽然相对比较刻板稳重，严肃用功，但也有幽默感。
他们的好朋友费慰梅女士（费正清夫人）曾写文章回忆：
在大学生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就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了。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她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当交图的最后期限快到的时候，思成就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的能够交卷的成品。他们的这种合作，使每个人都向建筑事业贡献出他的（或她的）特殊天赋，并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着。
正是因为他们都酷爱建筑学，在事业上他们总是合作得很好，而在生活中他们也能各自保持自己的个性和极不相同的脾气，相互容忍。虽然各自还有棱角，但他们磨合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合作的成果也总是1+1>2。
毫无疑问，二舅妈林徽因是一代才女，人又长得十分美丽，性格非常活泼，而且天资非凡。她会画画，也会作诗，还会演戏，兴趣广泛，能力超群。但非常不幸，二舅妈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病魔作斗争，她每一项成就的取得都要比常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她和二舅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辛苦的野外考察生活，不少文章有所描述， 我妈妈保存有一封1936年夏天她在野外写给我妈妈的信，信中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他们的生活和心情：
思庄：来后还没有给你信，旅中并没有多少时间，每写一封到北平总以为大家可以传观，所以便不另写……出来已两周，我总觉得该回去了，什么怪时候赶什么怪车都愿意，只要能省时候。尤其是这几天在建筑方面非常失望，所谓大庙寺不是全是垃圾，便是代以清末简陋的不相干的房子，还刷着蓝白色的“天下为公”……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8点至晚6点最热的时间里，这三天来可真真累得不亦乐乎，吃的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下，因此种种，我们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二舅、二舅妈和他们的同事，就这样风餐露宿，艰苦跋涉在荒郊野谷之中去抽查和实测有价值的古代建筑。
由于二舅妈对建筑事业的酷爱和她那强烈的事业心，使她感到家务事是一种负担，是烦琐小事，浪费了她宝贵的读书时间。
她烦二舅有那么多姐妹。1936年，她在给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写道：
……对我来说，3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于小姑大姑们。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我的一个小姑（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办法把她藏起来，然后送她去南方。另一个姑姑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必须从我们已经很挤的住宅里分给他们房子住。还得从我已经无可再挤的时间里找出大量时间来！到处都是喧闹声，乱七八糟的。第三位是我最年长的大姑，她半夜里来要把她在燕京读书的女儿带走，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她抱怨说女儿在学生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也不跟她说就从学校跑到城里来，“她这么喜欢出来找她舅舅和舅妈，那她干吗不让他们给她出学费”等等。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她舅舅和舅妈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
徽因舅妈信中提到的那个连婚姻都不相信的人指的是老金，金岳霖。那个燕京学生示威领袖的小姑是我的五姨梁思懿。另一个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的姑姑就是刚刚丧夫（从广州来北平）的我的妈妈梁思庄。第三位最年长的大姑，就是我的大姨梁思顺。
从这封信看，语气的确是不友善，不近人情。她和我大姨思顺不能和谐相处，大姨又是公公梁启超最疼爱的长女，也有很多独特的不容人的性格。在她们还很年轻时，公公梁启超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经常提醒她们要友好相处。
我的妈妈一直和二舅妈相处得很好，她们还在十几岁时就相识了， 后来又一起在国外留学。由于共同接受了西方教育，使她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亲如姐妹。但我觉得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她们互相理解，坦诚相待，才能建立真正的感情。
妈妈说二舅妈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别看她嘴巴很厉害，但心眼好。她喜怒形于色，绝对真实。正因为妈妈对二舅妈的性格为人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才能使她们姑嫂两人始终是好朋友。
1936年1月，我爸爸病逝，悲哀的妈妈带着年仅一岁半的我从广州回到了北平，初到北平时就住在二舅家，虽然干扰了他们家的生活，徽因舅妈给慰梅的信中也为此牢骚满纸，但实际上她十分善待我们母女，我们刚到北平，二舅妈就出去考察了，但她很挂念我们，给妈妈写信问：
你现在是否已在北屋暂住下？Boo （我的小名）住哪里？你请过客没有？如果要什么请你千万别客气，随便叫陈妈预备。思马一（思懿的戏称）的外套取回来没有？她的衣料做了没有？
句句都是挂念。
“七七”事变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灾难，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整个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二舅思成、三舅思永两家人都随单位经长沙最后到达昆明，他们和全国老百姓一样，苦度饱经忧患的艰苦岁月。二舅在物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还带领一支科研队伍对我国大西南进行了一次野外考察，他们走遍了云南、四川几十个县，收集了大量建筑工程和艺术的珍贵资料。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去李庄看望二舅和三舅两家，他们在那里过着十分艰苦、清贫的生活。李庄是四川的一个小镇，属南溪县，二舅工作的单位营造学社在离镇约两华里的小坝村，那里交通不便，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又酷热难当。
二舅家是间低矮的小屋，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需节约使用，夜间只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二舅妈林徽因睡在一个小帆布行军床上，身体消瘦得几乎不成人形，她的肺结核病复发，连续高烧四十摄氏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 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靠体力慢慢煎熬。二舅身上担子非常重，要为营造学社四处筹经费，又要照顾二舅妈，为了使二舅妈能吃得好些，他学会了蒸馒头、煮饭、做菜、泡菜和用橘皮做果酱。他还是二舅妈的“特别护士”，学会了非专业人员极难掌握的静脉注射技术。物质条件虽极差，但他们在精神上仍很充实，他们仍然不顾一切地从事学术研究，炎热的天气使他们画图时要不断地擦掉手臂上的汗珠。二舅还是那样乐观和幽默，当物价飞涨家中揭不开锅时，他不得不把家中衣物拿去当卖，他还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
二舅主管着三舅和自己的两个家庭，上有老 （岳母），下有小（儿女），中有病人（妻子，兄弟），艰辛的操劳，使他驼背的身躯更虚弱了。但是对妻子的爱，对兄弟的手足情支持着他没有倒下，他是两家的主心骨啊！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大家终于度过了这艰苦的难熬的岁月，几家人又回到了北平。
二舅“荣任”“反面教员”
二舅从1952年就开始写文章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危害，几乎全部否定了自己。但他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时，却又坚持自己固有的学术观点。他的文章内容和内心所想根本不同。
1955 年当《学习》杂志上登载了对他的批判文章时，意味着他的建筑理论被否定，而且公之于众了。他不得不又写文章，承认自己的“错误见解”，但依然坚持自己学术上的观点。他自己十分困惑，人们对他也感到困惑。我想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也都在困惑。像顾准那样有理论基础有冷静头脑和过人勇气的人只是极少数。
1961年春节，我和丈夫一起在晚会的人群里穿梭，突然看见二舅一个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钓鱼”游戏，这种游戏时常引得人们哄堂大笑，二舅也和大家一样开心笑着。
我们跑过去叫：“二——舅——！”不知为什么，我叫二舅和二舅妈从小就是拖长声调，因为每次我都会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种非常有趣开心的回应，这种奇特的感情不可言传，只有我自己意会。
在“大干快上”的年代，党号召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二舅告诉我们他最近虽然还忙，但也有不少休息的机会，还说跟着文艺演出团体到很多地方去访问。然后，他说：“我逸得太劳啦！”一语道出二舅对那种过多“休息”的不满和身心劳累。逗得我们大笑！
“”开始时，北大、清华的学生们闹得很欢，年长些的老师，尤其是留过学的和有海外关系的人都成为斗争对象，没有人能幸免。恐怖笼罩着全家，人人自危，战战兢兢相互惦念着，就怕听见有关亲人的厄运。
妈妈叫我设法打听二舅的情况，因为当时听说清华斗他斗得很厉害。
一天我和教研室的同事骑车从北大到清华去看大字报，他们也愿陪我打听二舅的消息。当骑到清华园二校门时，我看见许多游行队伍在大礼堂前面不断地绕圈，举着大横幅，上面写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按此反动血统论的逻辑，这些游行的人自然都是些“好汉”，而我当然是“混蛋”啦！想到此，心里真不是滋味，也很不服气，但也很害怕，感到前途未卜。
我们把自行车放在写有“清华园”三个字的二校门外，步行挤进了游行地区，当走到老建筑馆附近，看见许多人在围观，我们使劲往里挤，但是一点儿也进不去，只听人们说里面在批斗好几个人，有梁思成。这我早有思想准备，只是希望能亲眼看看他。由于人实在太多太乱，我们只好回北大了。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跑来告诉我，说看见梁思成披着一件黑色长褂，手里捧着一尊佛像，站在建筑馆门口被人批斗，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
我立即骑车飞奔清华，一路上想象着二舅的神情，一定是和妈妈一样。往日备受尊重的兄妹专家，今日却被挂上同样的牌子，分别在两个著名的大学里受此莫大的人格侮辱。当我们赶到现场时，人们已经散去，楼前留下满地破纸。我把这消息告诉妈妈，她苦笑了一下，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她心如刀割！
“革命”不断发展，到1969年1月，北大和清华还有北京市六个工厂，被作为运动重点，成为有名的“六厂二校”，作为全国的样板。一向被认为“池浅王八多”的两校中的众“王八”里，二舅梁思成“荣幸”地被领导定为“反面教员”（还有钱伟长和刘仙洲），成为知识分子中反动权威的改造样板，就这样二舅梁思成再次扬名全国。
我们北大全校师生听了中央的正式文件，是圈阅的清华大学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我们终于从中央文件中得知了二舅的消息，妈妈也放心多了。
记得有一天妈妈从学校劳改楼回家度周末，我一边给她理发，一边和她聊天，她无比心酸地说：“二舅会不会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我对妈妈这“”式的专门语句，无言以对。
“”真是史无前例，因为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是非颠倒，人妖不分。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二舅，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学术权威”！他的爱国之心是自小就从他的父亲梁启超那里继承的，而他的爱国行动，就是他一生在建筑界所做出的成就！对于二舅梁思成学术上的功绩已有太多文章和书介绍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至1986年出版的四卷本《梁思成文集》，就是他一生心血的总结。
我对二舅的事业了解很少，以前从不关心，我虽然也很爱他， 这种爱是来自他和我妈妈的亲情，但不知为何，我总有点怕和他谈他的事业。虽然我们每次见面，他都要逗我，我见到他总是很开心，但我们从不谈什么“正经”事，当然也因我当时年纪小，总是作为妈妈的“配角” 和“随员”，我没有机会和他独自认真地讨论什么，他也只把我当成他的小外甥女。当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迫使我去了解他到底 “反动”在哪里，因为我实在无法想通。
1972年1月13日，北京各大报纸登载了二舅去世的消息。大标题是《人大常务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同志逝世 李先念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参加了追悼会》。悼词中的一段说：“梁思成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热爱伟大领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努力从事教育事业，对我国的建筑科学做了有益的工作。”
对一个被作为“反面教员”的“反动学术权威”居然给予这么高的评价，使人费解。后来才知道是排除了各种干扰才开成这样一个不平常的追悼会。因为二舅一生中所做的贡献足以证明他确实是一位“学术权威”，也足以证明他非但不反动，而且很爱国，应该称他为“爱国学术权威”。
二舅最后岁月的忠诚伴侣——林洙舅妈
我的第二个二舅妈林洙是较晚进入梁家的。1955年二舅妈林徽因去世之后，二舅过了将近八年的孤寂生活，1962年，他和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的林洙结婚了。
林洙很年轻，比二舅小二十多岁。她用自己的爱心陪伴着二舅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与二舅相依为命走完了二舅人生最后的饱受煎熬与痛苦的旅程。二舅去世后她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二舅深厚的感情。她深知建筑是二舅的生命，她克服了种种困难，将二舅的遗作整理发表。
由于不了解林洙，还因她和二舅的年龄太悬殊，当时他们的婚姻遭到了家人的反对。社会上确实有不少老夫少妻的婚姻是以悲剧而告终的。出自对二舅的关心，二舅的弟弟妹妹们联名给他写了一封抗议信。
这封信给二舅和林洙很大的精神压力，现在看来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对的。从此他们的感情疏远了。不久，“”开始，他们兄弟姐妹全部失去自由。
二舅从一个受人尊敬的老专家，一下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不断地遭到批斗，人格受到各种侮辱。他被赶到两间四面通风的小破屋去住，还要时常受到“造反派”和各种趁火打劫的坏人的勒索、 打骂。
在这种极端恶劣残酷的处境下，林洙舅妈从没有离开二舅，相反，她勇敢地和二舅一起承受了这一切。那时她带着自己两个年幼的儿女，照顾着年老的林婆（林徽因的母亲），而体弱的二舅经常感冒发烧，她便用小推车推着他去医院。
这一切的一切，对林洙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啊！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搬家，条件越来越糟；二舅一次接一次地感冒，身体越来越差。此时林洙舅妈不仅是二舅的妻子，还是他的保姆、理发师和护士。她艰难勇敢地保卫着二舅。
1971年底，二舅在医院里病情已经很严重，他托人捎了一个字条给我妈妈，希望能见面。
妈妈真是又高兴又担忧，她非常想见二舅，又不知他病成什么样了。当时她还没有得到彻底“解放”，就小心翼翼地去向军宣队请假，没想到很痛快地得到了批准。
我陪妈妈到北京医院见到二舅，此时他已经无力说话，见到妈妈后他伸出手，嘴动了几下但没有声音，他认出了我，嘴唇动了动，仿佛是在叫“Boo-Boo-”，他一直用眼睛盯着妈妈。他们就这样无言地相视着。这对挚爱的兄妹手握着手，面无表情，不哭泣，也无泪，就这样在劫难之中告别。面对着这痛苦的生离死别，他们麻木得像两尊塑像。
1972年1月9日，二舅在北京医院逝世。由于家中电话在“”中被拆掉，医院打电话到北大统战部，学校再派人骑车来我家报信。当时交通不方便，当我们匆匆赶到医院时，二舅已被送入太平间。
我们陪着憔悴悲哀的林洙舅妈，带着舅舅的遗物，坐上清华来接林洙舅妈的小轿车凄凄凉凉地离开了医院。
但是，始终关怀着二舅一家，当他得知二舅妈林徽因的母亲还在世时，指示有关部门每月给她五十元生活费。林婆自己愿意住在二舅家（大家一直瞒着她二舅已去世的事），林洙舅妈毅然继续照顾着林婆——这位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直到半年后林婆去世，林洙舅妈给她送终。
不可思议的舅妈范文2
如果你或你的朋友身边发生过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要急于找答案，因为有些现象，现代科学目前还无法解释。不妨先把它们记录下来，发邮件至，告诉我们，留待后人去研究。
我忍不住去拉那包的拉链，拉链刚开了一半，一只人手从里边伸了出来……
多年以前，在一辆长途客车上,我发现一个没有主人的黑色旅行包。这个塞在后排座位下面胀鼓鼓、软乎乎的大包，带给我的噩梦让我至今心有余悸。
那年我9岁，利用暑假去S县舅舅家玩。S县是个非常偏远冷清的小县城，每天只有两班客车到成都，然后载上客人返回。父母因上班无法陪我去，将我送上长途客车后，我便成了孤家寡人。独自在车上的时候，我有长大成人的感觉。
去S县的人很少，车通常坐不满，后排都空着。我喜欢坐在前面第二排靠窗的座位上，旁边是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有点儿像杀猪匠。车出成都，一小时后便进入山中。在一个小镇，有一个老太婆上车，她说晕车需坐前面，驾驶员便叫我换位，这样，我便到了最后一排座位上。这一排座位空无一人，我为这种宽敞和舒服感到高兴。
后来，我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我的脚后跟在座位下碰到一个东西，低头一看，是一个黑色旅行包，包的正中印着一个灰白色的猫头。
经过反复观察，我断定这是一个没有主人的旅行包。我对它动了心，开始猜想里面有些什么东西――糖果、图书、衣物，甚至还会有钱。我敢说我是一个诚实的孩子，但面对一个下车时你可以顺手拾走的旅行包，诚实的孩子也会感到一阵阵诱惑。
漫长的旅程，我就是在这种诱惑的折磨中度过的。车到S县时已是黄昏，我最终没有勇气带走那个包。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乘客，快走到车门时我还回头望了一眼。车的后部已有些昏暗，但我知道那包还在后排座位下静静地卧着。
舅舅在车站接到了我。他说我脸色不好，是不是饿了、病了，或者在路上丢了什么东西。我连忙否认。他又盯住我看，然后摇头，说你怎么像丢了魂似的。
S县城三面是山，一面是河。走在石板路上，一种古老和冷清会从你的脚底升起。我跟着舅舅在暮色中走进了一条狭长的小巷，两边是石墙，有浓密的树阴从墙内漫出来，时不时有院门出现。那些双扇木门有的紧闭，有的虚掩，使我感到这是一片捉迷藏的好地方。
舅舅的家就在这巷内的一座院子里。院里有草，有树，还有一口水井。舅妈很慈祥，见到我这个外甥时亲热无比。舅妈的女儿――我的表姐十八九岁，但当时的她在我的眼中已是个大人。他们都对我很好，吃饭时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但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眼前老晃动着车上的那个黑色旅行包――这个被遗弃在汽车后排座位下面的东西，成了一生中第一个困扰我的神秘事件。
当天晚上，舅妈将我领进一间空旷的大房间里，房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大木柜外什么也没有。舅妈用扇子替我赶走蚊帐内的蚊子，然后让我上床睡觉。在舅妈走出房间拉上房门的那一瞬间，我差点儿追出去说我不住这里，但我忍住了，我觉得一个男孩子这样胆小会被人笑话。
灯光昏黄，我不敢关灯，也睡不着觉。我隔着蚊帐看着外面的世界――除了墙壁和一个个头和我差不多高的木柜外，什么也没有。我开始想那个旅行包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奇怪的是，占便宜的心理没有了，我此刻想到那包时全是可怕的念头――里面也许是一个被杀死的小孩，或者是被肢解的女人。当然，一个血淋淋的婴儿被装在里面也有可能。想到这里，我的脚后跟又有了一种碰到软乎乎东西的感觉。
这一夜非常漫长。睡梦中我又看见了那个印着猫头图案的黑色旅行包。我的心一阵阵发紧，但还是忍不住去拉那包的拉链。拉链刚开了一半，一只人手从里面伸了出来……我一身冷汗、差点儿哭出声来。
灯光昏暗得像要熄灭一样，蚊帐外一片朦胧。这时，房门“吱呀”一声响了，一个人影走进屋来。我本能地用手捂住脸，只听见房间里响起的声音。从指缝间望去，一个胖女人的背影出现在木柜前，她弯腰在柜里摸着什么。我大气也不敢出，一直到那个女人走出门去。
第二天，阳光很好。我一个人坐在屋檐下望着院子发呆。舅舅和舅妈都上班去了，我原以为表姐会带我玩的，结果她也要到县城的一家百货公司上班，早饭过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守着这空房空院了。
想到昨晚那件可怕的事，我溜回房间检查了那个木柜，掀开盖子，里面全是米，我顿时嘴唇发白。因为我见过农村死了人下葬的场面，棺木放下去以后，会有人往墓穴里撒米。昨晚那女人来偷米，会不会是干这种事呢？
我赶快跑出屋子，站在院子里的阳光下，心里踏实了不少。本来我这时该做暑假作业的，但一点儿心思也没有，便在院子里转悠。院子侧面的墙外是另一家人的院子，一个小女孩正趴在院子里的石桌边做作业。
小女孩看见了坐在墙头的我，一点儿也不惊奇，忽闪着大眼睛问我是不是田大伯家的客人。我说田大伯是我舅舅，小女孩便向我招手，我想她一定是遇到难题了，看她的样子，也许刚读小学一年级，遇到我这个高年级的大哥哥是她的福气。
我跳下墙去，在隔壁院子里和这个小女孩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我先是为她讲了几道算术题，接着我们便玩起了过家家。她要我扮演病人，她做医生，我不同意，我说我们玩结婚游戏吧。 这个游戏我在三五岁时玩过，如今9岁了还玩儿，这让我有一点儿不好意思。但这个小女孩太像我在小人书中看见的公主了，穿着布裙，头上插着花。于是我们开始扮结婚，我爬上墙头摘下一些小黄花插在她的头上。她从厨房里拿出一块饼来做蛋糕，我们笑眯眯地望着这“蛋糕”。吃完“蛋糕”后我们就算结婚了。
后来，我想在她面前露一手，便提出画画。我的美术在学校里经常得高分。我翻过墙去，从书包里拿来了有12种颜色的水彩笔，铺开纸后，我却一时不知该画什么东西。
我承认那一刻我有点儿神思恍惚。当我在纸上画出那个遗弃在车上的黑色旅行包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旅行包上的猫头我画得特别逼真，猫嘴两边的胡须像要伸出画面一样。
小女孩望着这幅画，突然说她家里就有这种旅行包，和我画的一模一样。我让她拿来看看，她说她妈妈昨天出门时将包带走了。
我心里一沉，她妈妈一定出事了，不然怎么会将那包遗弃在车上呢？
正在这时，土墙那边响起了舅妈叫“小三”吃午饭的声音。小三是我的小名。我慌忙向小女孩告别，同时问她叫什么名字，和她玩了一个上午，连名字也没问呢。她说她叫狗儿，我觉得这名字好听极了。
接下来的十多天，我再没机会和狗儿见面，因为舅妈担心我一个人在家寂寞，便将我送到离县城十多里地的姥姥家去了。在那里，虽说有姥姥和一条大黄狗跟我作伴，但我还是吵着要回舅舅家。姥姥无奈，最后只得让舅舅将我接了回去。
回到舅舅家时又是黄昏，我又见到了熟悉的院子和那道低矮的土墙。狗儿的妈妈不知道回来了没有，我想明天一定要翻过墙去看看。
吃过晚饭，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天上的星星鬼眨眼似的忽闪着。突然来了客人，正是车上那个满脸横肉的汉子。当然，我很快修正了我对人的善恶判断，因为来人不是屠夫，而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兽医。他正在追求我的表姐。
兽医坐下来和舅舅、舅妈聊天，表姐却躲进屋里去了。兽医很健谈，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听见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一个性格暴烈的丈夫，在酗酒后将妻子杀了，妻子的尸体一直没找到，丈夫已经被关进了牢里，他拒绝说出尸体的去向。他们可怜的女儿，一个人在家里怎么过呀。
舅妈说话了，她说狗儿太可怜了，明天将她接过来，大家一起过日子吧。
当时，我脑子里“嗡”地一声。尽管在家时父母教导我，大人说话时小孩子不要插嘴，但我还是忍不住讲了我在车上看见一个没人要的旅行包，而狗儿认为这个包和她家里的包一模一样。后来，这包不见了，她爸说是她妈赌气出门时将包带走了。
我的这个发现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舅舅是个正义感很强的男人，他说一定是狗儿的爸将老婆杀死后，装在旅行包里扔在车上了。舅舅说完后，急忙出门报案去了。兽医和舅妈继续聊天，舅妈问兽医需不需要带我去庙里烧点儿香避邪，因为我曾经近距离地接触过那包。兽医说不用烧香，明早用草灰烧个熟鸡蛋，在我额头上滚几下，就可以避邪了。
舅舅很晚才回来，他说公安局对这个线索很重视，已经让车站一起配合，全力寻找那个失踪的黑色旅行包。也许是有贪便宜的人将包拎走，发现是尸体后又扔在沟里或河里了。
我害怕得不行，幸好我当初没动那个可怕的包。睡觉的时间到了，舅妈又将我领进那个空旷的房间。我说我不住这间屋了，刚来那晚，我看见有一个女人到这屋里来偷米，我认为那是已经死去的狗儿的妈妈。
舅妈大惊，说我肯定有鬼魂附身，明早一定先用熟鸡蛋滚我额头才行；如果还不行，再带我去庙里烧香。不过，狠心的舅妈还让我住这屋里，她说狗儿一家和他们一直相处甚好，鬼魂来了也不会有恶意的。舅妈还在我门上贴了一张红纸条，她说这样就没事了。
我相信了舅妈的话。可是，当我在迷迷糊糊中被一种声音惊醒时，蚊帐外面的朦胧光线中，又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这背影正弯腰向着米柜。我再也受不住了，发出一声惨叫，那背影转过身来，连问：“小三你怎么了？”我一看，这女人原来是舅妈，她说自己起床做早饭。屋里光线暗，我还以为是半夜呢。我这才悟出，刚来那晚看到的女人应该是舅妈了。
虚惊过后，舅妈还是用熟鸡蛋在我额头滚了几十遍。
狗儿被接到舅妈家来了。她不吃饭，只是哭。她说她妈离家后一直没回来，一点儿音讯也没有。她爸几天前被抓进牢里去了。她恨死她爸爸了，他明明杀了妈妈还骗她说妈妈是自己离家出走的。
我的暑假快结束了。临回家前几天，我每天都陪着狗儿。这地方叫小孩子的小名时都带着“狗儿”，目的是好养。
狗儿每天都哭，我想尽各种办法哄她开心。因为我想到和她玩过结婚的游戏，不能看着自己的“女人”痛苦。临走那天，我对她说，没有爸爸妈妈不要紧，等我长大了，一定娶你做媳妇。狗儿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第二年暑假，我又吵着要去S县的舅舅家。父母坚决不同意，因为他们早已知道了我去年经历的事情，他们不愿我再遇到恐怖的事。不久，舅舅到成都来了，我问起狗儿一家的事，舅舅说早没事了，她爸爸已经从牢里放了出来，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他杀了老婆。更为重要的是，狗儿的妈妈出走那天，城里有人亲眼看见她上了长途客车，手里拎着我看见的那个画有猫头的黑色旅行包。
但是，那包为什么会遗落在车上，而狗儿的妈妈出走一年了为什么还没有音讯？舅舅说这一切仍然是个谜。公安局将县城的旧货市场查了个遍，也没发现那个旅行包的踪影。
我问舅舅，如果一个人已经死了，人们会看见她拎着旅行包上车吗？舅舅说不知道，总之，他这一辈子没看见过鬼魂。
我的提问让父母吓了一跳，他们说我满脑子胡思乱想，都是接触过那个旅行包产生的，今后再不让我一个人出远门了。
可怜的我再也没有去S县舅舅家的机会了。后来读大学，工作，在人生的忙碌中将这事淡忘了。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说，小三哥是你吧，我是狗儿。
不可思议的舅妈范文3
到了婆婆家，哥哥提议说：“我们一起烤红薯吃吧！”我和弟弟听了，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连声说：“好，好！”四舅听了，也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帮我们烤红薯。
我们说做就做，先挑了几块红薯，再找木材生火，生着火后，又用扇子扇，为了让火更旺，更大。
但是怎么烧红薯呢？这个难题难住了我们，但是难不住我四舅。四舅想了一会儿，就莫名其妙地挖土和起泥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在冥思苦想，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头绪，就去问四舅，四舅说：“把泥泼在红薯上再烤，不就好烤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听了，就急忙把泥泼在红薯上，接着把红薯放在锅盖上，再用大盆罩到锅盖上，就正式开始烤红薯了。
不可思议的舅妈范文4
“卡舅公”是侗族婚俗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侗族民间尊崇“舅权”的具体体现。通过这一民俗,可以窥见侗族婚俗突破传统近亲婚配,由族内婚配向族外婚配过度的轨迹,以及侗族民众移风易俗、与时俱进的婚嫁观念。
一、侗族婚俗及“卡舅公”习俗
侗族婚姻的缔结,当前绝大多数通过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确定。青年男女主要通过传统节日如“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十九”、“七月初七”、“七月十五”、“七月二十”等参加“玩山赶坳”(按:侗族民间一种针对青年男女的社交集会活动,主要活动是对歌,因为地点多数在一些山坳,故称),对歌认识。在对歌过程中,若彼此感觉情投意合,便开始自由恋爱,恋爱期间可相互约会、邀约伙伴一同对歌等。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若发现对方不适合自己,则通过友人告诉对方,终止往来,恋爱关系自然解除;若彼此满意,男方便可请媒人到女方“问信”。侗族社会有“天上无雷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之说,所以侗族青年虽然通过对歌自由恋爱,但是双方家长的意见交流往往还是需要婚嫁媒介——媒人。侗族社会中的媒人非职业性,一般由男方聘请族中一名父母双全并生儿育女且能说会道的妇女充当。侗族聘媒,并无钱财回报,即侗族民间说的“请媒不过一杯酒,谢媒不过一双鞋”。通过媒人联络双方家庭,婚事才算“明媒正娶”,也算是对女方的尊重。当媒人得到肯定答复后,男方便可正式向女方提亲,标志自由恋爱得到家长认同,从此进入谈婚论嫁阶段。
正式提亲在侗族地区叫“送篮子”或“放炮”。届时男方请族中近亲带上礼物(一般为糖、酒和少量给女子的“衣服钱”)与媒人一同前往女方家。女方则将族中长辈全部邀约至家中,并将男方带来的糖、酒等分发给族中长辈,表示婚事得到女方家族的认可,双方正式成为姻亲。此后,男子逢年过节都要拜望准岳父母,若女方家平时有什么重大事务也要前往帮忙等。
从订亲到结婚之间还有一段时间,时间长短不一,多则三、五年,少则一年半载。结婚之前,必须举行“卡舅公”仪式。所谓“卡舅公”,就是指青年男女经过自由恋爱、订婚后,正式结婚之前,由甥女婿要向舅舅赠送礼物、礼金的习俗。这是侗族社会尊崇舅权思想意识的具体体现(侗族社会有“天上只有雷公大,地上只有舅爷大”的说法)。因为侗族社会历史上广泛流行姑舅表婚,即舅父家儿子有娶姑妈家女儿的优先权,如今外甥女要外嫁他人,从这个层面看是违背了“祖训”、打破母舅这一特权,勤劳善良的侗族民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卡舅公”——实现了外甥女外嫁与维护舅权的统一。“卡舅公”的表现形式及内涵是:男方要娶到心仪的女子,需要带上礼物、礼金到女方母舅家,形式上需要征求女方舅舅意见,其历史文化内涵则是承认按传统习俗表兄(弟)有优先娶表姐(妹)的权利,对外甥女外嫁登门赔礼以示道歉,并奉送礼物以补偿舅父家损失。
从卡舅公”习俗可以看出侗族民众对历史上传统的姑舅近亲表婚的突破。实际上是侗族民众在尊崇舅权的基础上改革传统姑舅近亲表婚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展示了侗族民众婚嫁习俗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趋势。
二、“卡舅公”习俗的历史成因及演变情况
侗族社会历史上“盛行‘姑舅婚’,即姑妈之女必嫁舅家,侗语称为‘maix bius’。清代康熙版《天柱县志》记载:“三苗之俗,以母党为重,婚媾先中表而后外人”,〔1〕(p9)由此可以看出侗族社会“姑舅婚”由来已久。追溯侗族“卡舅公”习俗的历史成因,可以从人类婚姻发展历史这一层面深入研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婚姻缔结形式主要经历了“群婚”、“对偶婚”等形式。最原始的群婚实际上就是族内成员之间构成婚姻关系,之后演变为族际群婚,即族群之间交换婚配对象。不管是族内群婚还是族际群婚,生出的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尤其是男子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之后,男人将妻子、孩子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容其他人侵犯,于是群婚制逐渐瓦解,实现对偶婚。但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根深蒂固的母系思想不可能瞬间土崩瓦解。“因为在母权制时代,人类的婚姻是‘嫁男’不嫁女,民族学者称为‘从妻居’、‘走访婚’。到了父权制时代,则是嫁女不嫁男了。所以从母系氏族角度来说,舅舅是本氏族的代表,娶外甥女为媳或收取‘舅爷钱’是本氏族的权利,也是母权制向父权制反扑的一种斗争形势。”〔2〕(p17)而这场斗争之初,父权制对母权制还存在一定形式上的妥协,实际上是实现了从“尊母”向“尊舅”的转变,因此出现了外甥女必须嫁回舅舅家、舅父儿子有迎娶姑妈女儿特权这一特殊婚姻习俗,形成了“女嫁先问表哥,表哥不娶再嫁别人”的定规,如果女子不愿嫁到舅父家,便出现抢婚现象,如清康熙《思州府志》记载:“思州都坪所属后山洞(即今三穗泸洞、新场、坦洞和天柱县阳寨一带)‘姑舅抢亲之案十有八九’。”〔3〕(p33)
社会始终不断发展、进步,近亲婚姻所繁衍的后代出现的问题,以及诸如舅舅家没有与外甥女年龄相当的儿子,或者外甥女与另外的男子自由恋爱甚至形成事实婚姻等情况,促使民众不得不思考如何解决外甥女外嫁这一问题。
外甥女外嫁,从传统姑舅近亲婚配角度看,是打破母舅特权。因此,享有特权的母舅首先要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允许外甥女外嫁,一则破了祖上的规矩;二则自己将来能否找到儿媳亦是问题。如果不允许外甥女外嫁,亦会出现不少问题:一是近亲繁衍出现呆傻后代;二是姑妈家女儿长大成人,舅父家中没有年龄相仿的男子与之婚
转贴于
配;三是女子已经与其他男子自由恋爱造成事实婚姻怎么处理?还有如果舅家儿子不喜欢(爱)自己的表姐(妹)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情况,只有相互妥协方能够解决出现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舅舅向女子丈夫索取钱财的情况,也即女子外嫁可以,但是须在补偿舅舅的基础上方能外嫁。如宋代洪迈在其《容斋四笔·渠阳苗俗》中记载:“姑舅之昏(婚),他人取(娶),必贿男(舅)家,否则争,甚则仇杀”。〔4〕(p148)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黎平府属‘侗人’,嫁女时,其聘礼‘俱入母舅家’。”〔5〕(p148)清代李宗昉在其《黔记》中对此类问题曾有叙述:“姑之女必适舅之子,聘礼不能措,则取偿于子孙,倘外氏无相当子孙,抑或无子,姑有女必重贿于舅,谓之外甥钱,其女方许别配,若无钱贿赂于舅者,终身不敢嫁也。”〔6〕(p298)剑河小广关于改革传统姑舅表婚及舅父强行索取“外甥钱”的《永定风规》石碑刻有“婚则专霸姑表,不需谋(媒)证,否则勒索多全”,〔7〕(p103)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外甥女若不按传统嫁入舅家而外嫁,其父母没有权利支配聘礼,甚至形成必须“重贿于舅”,否则终身不敢嫁的悲惨后果。这体现了舅父对外甥女婚嫁具有不可代替的特权。在这一阶段,舅舅完全将外甥女商品化了。这一阶段的“重贿于舅”、“勒索多全”便是当前侗族婚俗中“卡舅公”的雏形。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为了尊重侗族青年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改变舅父对外甥女婚嫁中的强权,侗族民众与传统“舅权”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如锦屏县《因地制宜》碑纪录了侗族民众废除舅父特权的情况:“废除舅权,表兄妹婚配也要双方商议,不能确定;姑妈的女儿另嫁别家,舅父不能够勒索男方,彩礼全部由姑妈收受。”〔8〕《六洞议款规约》在“十二面家事”中规定:“田地各有主人,罗汉和罗缅(按:侗语,指男青年和女青年)的事要有媒人。……舅家要讨姑家的女也可以,不讨也不得要赔礼钱。”〔9〕(p461)剑河小广的《永定风规》碑也载有:“父母主政,舅氏不得专权。”〔10〕(p103)舅父理当索要“外甥钱”的权威受到挑战,陈规逐步瓦解。“卡舅公”便由之前的“重贿于舅”、“勒索多全”等强制行为逐渐演变为形式上对舅权的尊崇,实现了“废除舅父在外甥女婚嫁过程中的特权”与“突破姑舅近亲婚配”的有机统一。时至今日,“卡舅公”纯属甥女婿提前认识舅舅、同时通知舅舅届时参加婚礼的传统习俗。
三、侗族“卡舅公”习俗的现实意义
不可思议的舅妈范文5
王芹出生在湖北宜昌，还有一个小她3岁的妹妹王蓉。父母每天早出晚归地赚钱养家，虽然生活清贫，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小姐妹俩整天在一起玩耍，感情特别好。
然而，令王芹姐妹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死神已经对他们家张开了狰狞的面孔。一天，正在准备早餐的母亲突然晕倒在地，被紧急送往医院，结果检查出患有尿毒症。面对如此恐怖的疾病，王芹全家都惊呆了。父亲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发誓一定要将母亲的病治好。可尿毒症患者除了肾移植，只有靠透析勉强维持生命。可他们家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呢？看着病床上日益消瘦的母亲，王芹姐妹哭喊着：“妈妈，你说过要看着我们姐妹俩长大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你一定要好起来。”然而，任凭她们如何哭喊，母亲还是撒手去了。弥留之际，母亲紧紧拉着姐妹俩的小手说：“芹芹，你已经长大了，以后替妈妈照顾好妹妹，妈妈会保佑你们的。”说完这些话，母亲就遗憾地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
这一年，王芹才9岁，却真切地感受到了病魔的，而且是她从未听说过的尿毒症。在母亲的灵堂上，面对前来吊孝的亲友，仿佛一夜之间长大的王芹紧紧地抱着妹妹，一边为她拭去眼泪，一边安慰说：“妹妹，你放心，从今天起，姐姐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从这以后，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地劳作，年幼的王芹就挑起了家里的重担，每天上学回来，就忙着洗衣做饭、照顾妹妹，从来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邻居们看着心疼，总是想方设法帮助王芹姐妹俩。幸好，王芹的舅舅、舅母就住在附近，隔三差五就会给小姐妹俩送点好吃的，在给自家孩子做新衣服时，也总会记着王芹姐妹俩。每次，舅舅总会搂着小姐妹俩，心疼地说：“芹芹、蓉蓉，有什么事情，你们就跟舅舅说，舅舅不会让你们吃苦的。”幸好有舅舅、舅母的关心，让小姐妹感受到一份不是母爱的母爱。
一天晚上，父亲加班没有回家，王芹带着妹妹先睡了。迷迷糊糊中，王芹似乎听到妹妹痛苦的声，她连忙打开灯，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妹妹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抓着床单，因为痛苦的缘故，脸上的肌肉都已经扭曲了，丝丝血迹从嘴角流了出来。原来，年幼的妹妹见姐姐每天太累了，不忍心打扰姐姐休息，尽管腹部异常疼痛，但仍然强忍着，嘴唇都被咬出血了。
王芹心疼不已，顾不上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还伴着惊雷和闪电，将雨衣披在妹妹身上，背起妹妹，一头冲进了瓢泼大雨之中。
雨又大，路又黑，王芹背着妹妹，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暴雨中走着，累得气喘吁吁。可是，听着妹妹痛苦的声，王芹哪里还敢休息，硬是坚持跑到了医院。雨水、汗水和泪水早已将王芹和妹妹淋成了落汤鸡……
幸好，王蓉患得是急性阑尾炎，由于手术及时，并无大碍。王芹却因为一路背妹妹，劳累过度，也病倒住进了医院。舅舅和舅妈闻讯赶来，抱着小姐妹俩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舅舅和舅母的精心照顾下，小姐妹俩很快康复出院了。
然而，就在此时，又一个可怕的消息袭来了：舅舅竟然也检查出得了和王芹母亲一样的病，那种最严重的尿毒症。舅舅4个月后就身亡了。临走之前，舅舅紧紧握住王芹姐妹俩的手，无比眷恋地说：“芹芹、蓉蓉，对不起，舅舅再也不能替你妈妈照顾你们了！”姐妹俩难过得泪如雨下。
病魔就这样毫不留情地夺走了两位至爱亲人的生命。
然而，现实远比王芹姐妹俩想象的还要残酷。她们还没从舅舅病逝的阴影中出走来，在随后的两年里，她们的姨妈、姨表兄、姨表姐三位和母亲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竟都先后死于尿毒症！
为什么这么多亲人都死于“尿毒症”呢？王芹姐妹俩百思不得其解。父亲为此专门去问了医生，医生最后得出结论：母系亲人先后死于尿毒症，这是家族的遗传疾病，王芹和王蓉姐妹俩恐怕也无法逃脱“母系尿毒症”的魔咒。
医生的话，让一家人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父亲和女儿抱在一起嚎啕大哭：病魔已经接连夺走了他们5位亲人，难得还要连小姐妹俩都不肯放过吗？
苦难姐妹花笑对死神
姐妹俩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常常坐在黑暗处发呆。姐妹俩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贪玩了，面对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死神，谁又能轻松呢？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王芹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也一天比一天差，稍微干一点重活，就累得气喘吁吁。王蓉也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成绩一天天下降。
幸好王芹及时清醒过来。她想：既然命运之神让自己出生在这个“母系尿毒症”家庭，但与其消极地等待死神的降临，不如开心地过好每一天。
这以后，王芹像变了个人，每天起床后，都会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笑容，逢人都会亲切地打招呼。为了让妹妹也跟着自己变得乐观起来，她常常带着妹妹去长江边大声呐喊，将压抑在心中的苦楚全部释放出来。
1990年，王芹高中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学校找到了一份后勤工作。学校附近有一家小卖部，她经常去那儿买东西，时间一长，小卖部的老板周建平也记住了开朗的王芹，并给她取了个绰号叫“爱笑的芹菜”。每次，王芹来买东西，年龄相仿的两个人总要聊上一会。空闲时间，两人还会在学校里打打乒乓球、羽毛球。
那天，王芹下班后，在路过周建平的小卖部时，和往常一样满脸笑容地和他打招呼。这一次，周建平却没有和往常一样，在店里回应她，而是走了出来，说要请她一起吃晚餐。王芹想了想，答应了。
饭后，两人来到公园。周建平突然抓住王芹的手说：“芹菜，做我女朋友好吗？”王芹愣了愣，拒绝说：“我有家族的遗传病，我不能拖累你。”
周建平知道王芹处于“母系尿毒症”魔咒下的事情，他并不害怕，王芹的乐观开朗深深地吸引着他，每次和王芹在一起都是那么的开心。他说：“遗传病并不一定会遗传到你的头上，即使真的遗传到了，也不怕，我和你共同面对。”王芹还是摇着头。
接下来的日子里，王芹当什么也没发生过，每天上下班依然笑着和周建平打招呼。可令王芹没料到的是，一天，周建平突然失踪了。难道周建平面对自己的拒绝，连普通朋友都不愿做了吗？正当王芹感到狐疑时，小卖部的门又重新打开了。见到王芹，周建平斩钉截铁地说：“这几天，我去打听过了，尿毒症并非不治之症，即使有一天你的病发作了，就算倾家荡产，我也会把你的病治好。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嫁给我吧！”
周建平掷地有声的话语，令王芹感动不已，她知道这是他深思熟虑的决定。王芹高兴地牵住了周建平的手。
得知姐姐恋爱的消息后，王蓉也高兴极了，每天围着周建平“姐夫、姐夫”地叫个不停。多年来一直愁眉不展的父亲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992年秋天，王芹和周建平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女儿和儿子的相继出生，更是给这个家庭增添了无穷的快乐。
更令人高兴的是，王蓉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湖北金融学院。在校期间，一个名叫罗元的男生明知王蓉可能遗传“尿毒症”，依然勇敢地和王蓉牵手了。毕业后，两人就结婚了，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为了让王芹姐妹俩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周建平和罗元两连襟联手，投资开办了玻璃厂，生意很是红火。
美好的生活里，王芹姐妹俩渐渐走出了“尿毒症”的阴影。
然而，生活总是冷不丁给人一个突然袭击。2012年4月的一天，王芹被确诊为尿毒症。两个月后，妹妹王蓉也被确诊为尿毒症。魔咒终于在姐妹俩身上显露，残酷的现实瞬间将姐妹俩拉回到痛苦的过去。想到母亲、舅舅、姨妈和表哥表姐的死，她们触景伤情，伤心不已。
姐妹俩的病情，也让周建平和罗元这对连襟痛苦不堪，但他们并没有被击垮，而是聚在一起商量：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治好她们的病。
治疗尿毒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肾移植，可是亲友们挨个进行配型后，没有适合姐妹俩的。无奈，王芹和妹妹只好进行保守的透析治疗，维持生命。姐妹俩在长达一年多的透析治疗中，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并且经常伴随着长时间的失眠、恶心和呕吐。与此同时，两个原本殷实的家庭，也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变得日益拮据。无奈，两位丈夫只好含泪转让了玻璃厂。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一年。除了经济上的压力，姐妹俩的身体更是到了必须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的地步了。可是，没有合适的肾源，没有足够的手术费用，这该怎么办呢？望着辛苦的丈夫，尚未成年的子女，姐妹俩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乐观面对，赢来新生命
到了2013年初夏，姐妹俩的病情已日益严重，倘若不及时做换肾手术，恐怕活不过几个月了。姐妹俩在各自丈夫的陪伴下，来到长沙，在医院旁边租了套小民房住了下来，忐忑不安地等待合适的肾源。
这天在出租屋，两家人在一起闲聊。王蓉感叹地说：“我死了倒也没什么，可女儿怎么办？她才16岁呀！”王芹也为自己的一对儿女担心，冷不丁问道：“既然疾病是母系血缘遗传的，我们的孩子将来是否也会遭遇尿毒症的困扰呢？”王芹的话，让全家人的心都悬了起来。王蓉沉默了片刻，说：“姐，我想和医院签个捐献协议，等我走了，就把遗体捐献给医院，供医学研究，以找到解决根治这种遗传病的办法，让我们的孩子不再受到疾病的威胁。”王芹的眼睛也突然一亮，附和说：“对，我们一起捐，姐明天就陪你一起去签协议！”姐妹俩的话，让坐在一旁的周建平和罗元伤心不已，含着泪说：“都到鬼门关了，你们还有心思说笑话。”王蓉回敬道：“就是因为快死了，我们才想办法帮医生找到治疗的方法，避免我们的孩子再受困扰，这叫死得其所！”王蓉的话，让这对连襟欲哭无泪，呆坐在床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王芹和王蓉就早早来到医院，提出了死后捐献遗体的想法。在场的工作人员听了，无不感动。
也许是王芹和王蓉笑对死神的乐观感动了上苍，奇迹发生了！
7月的一天，姐妹俩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有一位供者的肾脏和姐妹俩配型吻合，让她们马上来医院。生命的窗户重新向姐妹俩打开了。挂断电话，全家人都高兴得痛哭不已。
然而，当全家人迅速赶到医院时，一个意外的消息让他们都傻眼了。原来，供者的家乡有一个风俗，人死后必须完整下葬。由于供者生前执意要求捐献遗体，家属为了满足他的意愿，又不太破坏当地风俗，便采取折衷方案，准备捐献一个肾脏。
姐妹俩都急需肾源进行肾脏移植手术，两人中无法获得肾源的那个，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离开人世。事关重大，全家紧急聚集到移植科旁的小型会议室，商量由谁接受移植。
谁会自动放弃这个求生的机会？医院的工作人员的心，被姐妹俩的生死选择揪得紧紧的。
很快，会议里传来姐妹俩的争吵声。王芹说：“我是姐姐，你必须听我的，这件事没得商量。我说你先做手术，你就必须先做手术！”
。王蓉说：“别的事我可以听你的，但是这件事，我是不会听你的。姐，从小你为我吃了那么多苦，现在就当妹妹报答你吧。”
死亡面前，姐妹俩都不约而同把生的希望让给对方，医护人员都为这份生命的礼让而感动。
见无法说服妹妹，王芹突然站起身来，拉着丈夫来到医院花园里，恳切地说：“建平，妹妹的脾气倔，肯定不会同意做手术的，可我只有这一个妹妹，我答应妈妈好好照顾她的。要不我们现在收拾东西回家，也许她还能安心接受治疗，你看好不好？”
知妻莫若夫。周建平何尝不希望妻子能够活下来，可是妻子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他凝视着妻子，心中酸楚不已，拼命地抽烟，一言不发。
与此同时，王蓉也做起了罗元的思想工作：“老公，我了解姐姐，她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哪怕死都愿意，可我不能这么自私啊！”罗元当然知道妻子想说什么，可妻子真有个三长两短，他和孩子怎么办呢？他呆坐着，脸上写满了悲痛。
王蓉不由急了，说：“我们母亲去世得早，如果没有姐姐，恐怕就不会有现在的我。老公，我知道这样做对不住你，对不起孩子，可姐姐一家也需要她啊，就算我为姐姐做一点事情吧。”
妻子的话像针一样扎在罗元的心上，疼痛无比。可是，左右都是情，这该怎么办呢？
王芹和丈夫回到出租屋时，发现妹妹和罗元正在收拾行李。那一刻，姐妹俩顿时全明白了，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埋头痛哭。
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王蓉接起手机，电话里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只见王蓉一句话也没说，身体不停颤抖着。王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想走过来旁听，谁知王蓉却猛地抱着王芹说：“姐姐，我们有救了！”原来，电话是医院打来的，那名供者的亲属知道王芹姐妹俩的事情后，在左右衡量风俗和生命的重要后，决定把两个肾全部捐献出来……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所有的人都兴奋不已，两家人都紧紧地抱在一起，任泪水在脸庞尽情流淌。多年的坚持终于换来了最炫目的光明；彼此的鼓励谦让，赢得了生命的赞礼。
当天下午，姐妹俩的手术同时进行。
晚上9时30分，手术室大门徐徐开启。两名主刀教授相继走出来。周建平与罗元紧张地迎了上去，当他们看到摘下口罩后的两位教授脸上堆满欣慰的笑容时，终于舒了一口气。教授告诉他们，手术非常成功！若无排异反应，两个月之内即可出院。
不可思议的舅妈范文6
——题记
“好——”、“加油”。相信大家都得过这样的喝彩吧！这一声声喝彩点亮了人们心中灵魂的灯塔，叩响了人们心中的大门。喝彩在人生的旅途中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也许答案正在前方等待着我去解开……
小时候我学过舞蹈，喜欢那铺着浅黄色地板的练舞房；喜欢那四周都是镜子的天地；喜欢穿着雪白的舞鞋旋转的那种公主的感觉……我真是太喜欢跳舞了，每次回家都要美美地在镜子前跳上一曲优美的舞蹈。可每次我沉醉在美好的意境中时，妈妈总是皱着眉头说：“思思啊，我觉得你不合适跳舞，因为老师说你劈叉劈不下来，跳舞很费劲。”每次听完后，我总是紧紧的咬住下嘴唇，眼睛看着地面，眼泪总不争气地掉在地上，溅起小泪花。每说一次，我心中的希望和对舞蹈的向往就一点一点被吞灭。
就当我心中的希望之火快熄灭时，一个人重新点燃了我的心灵。
暑假，舅舅来我家做客，当他知道我学舞蹈时，便提出要看我跳舞。我一听，脸立刻涨红了：妈妈说我跳舞不好，那在舅舅面前不久丢大人了吗？可人家老远来做客，这点要求总得答应吧！无奈，我只好尽最大的力跳了。跳完，我将脸低低埋在衣袖里。过了片刻，舅舅才回过神来鼓起掌喝彩道：“太棒了！看来我家将来要出个舞蹈家喽！”啊——？我将脸从衣袖里慢慢抬出，一双眼睛透露着不可思议！我捏了一下大腿，“呀！”真疼，看来不是做梦。这是我的第一声喝彩呀！真不敢相信，“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我踮着脚尖转了好几圈，转回了房间，倒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我傻傻的笑个不停。哈哈哈，我恨不得现在弄个大喇叭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声喝彩滋润了我心中那可将要枯竭的花儿，是我从来没有现在的成就感！激动的泪水溢满了眼眶，浸透了小熊薇薇的衣裳……
当现在回忆那时的喝彩，我明白了喝彩在人生的路途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让我们找回自信。
第一声喝彩是什么？以前，我不曾知道，现在我自信的说：“第一声喝彩是雨露，滋润你的心田；第一声喝彩是一个岔路口，意味着你从一个无知少年到一个将要迈入成功大门的‘成功者’；第一声喝彩是一盏黑暗里的探路灯，让你正确结合长处找回一个全新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