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的故事范文1
【关键词】窦娥；誓愿；四个典故；深思
窦娥作为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子，创造了旧社会一个敢于反抗封建压迫、坚强不屈的女子形象。在她临终前有着三个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抗旱三年。这三个誓愿的意义何在，难道仅仅是窦娥对社会的怨恨吗？我想窦娥这样善良的女子是不会有这样报复社会的思想的。而窦娥的唱词中用了“苌弘化碧”、“望帝啼鹃”、“六月飞霜”、“东海孝妇”这四个典故意义又是何在，这与她的誓愿又有什么联系，到底是什么让如此一个柔弱女子有着如此巨大的反抗精神，让我们试着去探索一下。
一、苌弘化碧
苌弘化碧，讲述的是周朝时期，士大夫苌弘一生为朝廷尽忠尽职，正直坦荡。但是因正直而惹怒朝中权贵，被周人杀害，传言他被杀的时候，有人将他的血液藏在家里，三年后苌弘的血液变成了碧玉。苌弘与窦娥都含恨而亡，也都是蒙冤而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同一类人，在窦娥誓愿中引用苌弘化碧的典故，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窦娥的冤屈程度，也更加深刻的批判了社会的黑暗。同为正直善良的人却都被黑暗的社会所残害，相比，一个小小的女子却敢于像朝廷重臣一样，在污浊的社会中不失本心，面对黑暗社会她比其他苟且偷生的人显得更值得尊敬，从深处暗示了社会的黑暗腐朽已无处不在，也暗示了窦娥不怕权贵愿效仿苌弘的坚定信心。同时与苌弘的遭遇进行对比，更加突出了窦娥的冤屈，在不屈中展示了善良正直的品质，也批判了当时统治的腐朽不堪。
二、望帝啼鹃
传说岷江上游有一条恶龙，常发洪水伤害人民破坏土地。有一个叫龙妹的女子想要泄洪却被恶龙困住。一名为杜宇的猎户与恶龙大战，最后击败了它，又在五虎山下救出了龙妹。龙妹帮助杜宇治理洪水，并与他结为夫妻。杜宇因治水有功被推举为帝王，却被奸臣害死在山林之中。他的魂魄化为鸟，返回宫中绕着龙妹飞翔，龙妹听到声音后伤心而亡。在这凄美的爱情故事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杜宇与龙妹的爱情故事，更通过凄美的爱情故事突出了杜宇的巨大冤屈，而窦娥同样坚守爱情的坚贞。身为一位帝王，杜宇尚且不能蒙受冤屈，更何况窦娥作为一个柔弱的小女子。让我们仔细看看窦娥凄苦的身世，她三岁就失去了母亲，父亲七岁就离开了她，被父亲送给了婆婆家做童养媳。在当时的环境下窦娥没有接受太多的教育，但她却同样懂得坚守自身的爱情。没有太多的话语，通过杜宇凄美的故事表现了窦娥的不屈。
三、六月飞雪
六月飞雪讲述了战国时，邹衍对燕惠王忠心耿耿，燕惠王听信谗言，把邹衍押禁在狱中，入狱时邹衍仰天大哭，在炎炎夏日之时，下起雪来。与窦娥临死前天降飞雪相互呼应，从侧面暗示了窦娥的冤屈。借用典故中的人物也是为了层层深入地赞美了窦娥善良正直的品质。邹衍作为朝廷权臣，是宫廷君臣私仇暗恨、权利之争的牺牲者。他的冤屈尚能得到上天的反应，更何况是正义善良的窦娥的千古奇冤，皇天岂能不应，因此六月飞雪是上天对悲惨遭遇的同情，更加突出了窦娥的冤屈。表现了上天都窦娥遭遇的同情，也暗示了窦娥对黑暗社会的不屈，对腐败制度的严厉鞭挞。
四、东海孝妇
汉朝时，东海郡的郯城有一个孝妇，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但她每天尽心尽力去赡养婆婆，婆婆因不想连累她而自杀，孝妇却被人误以为杀了婆婆下罪入狱被判死刑，太守最终杀了那妇人。孝妇被杀后，郡城中连年大旱，三年没有下过一滴雨。后任太守亲自到她的墓碑前吊唁才天降大雨。窦娥与孝妇有着同样的经历，同样是尽心赡养婆婆，却遭到世人的误解，孝妇受冤后三年大旱，表现了她的冤屈感动天地，上天都为她的冤屈感到不公。而在一定程度上窦娥比孝妇蒙受了更大的委屈，更应该感动天地，与窦娥的大旱三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单纯善良的窦娥却蒙受了如此巨大的打击，不仅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更表现了窦娥的不屈与反抗。
窦娥到底为何能够在黑暗污浊的社会中抗争，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她敢于如此反抗与斗争，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她坚持到了最后呢。我认为正是由于这四个典故，窦娥本身没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仅仅通过这四个平常的典故使窦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坚信世间有真爱世间有公平。她不仅坚持为早死的丈夫的坚守贞节，而且还是一个对婆婆至孝的儿媳。但是在他蒙受冤屈时，她仍然相信衙门会替他主持公道；当昏官斩杀她的时候，她依然相信会有奇迹出现，会有上天出来主持公道。是这四个典故使窦娥有了坚守正义的力量，也是这四个典故使窦娥看透了世间的冷暖。
无论是在何种社会环境下，总有人愿意坚守正直，也总有人去反抗黑暗的社会。窦娥身为当时社会的弱女子，却能够激起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这值得我们去深思。
参考文献：
[1]张霞.从细微处发难――浅谈窦娥誓愿中四个典故的[J].《语文教学通讯》2008年12期
窦娥冤的故事范文2
[关键词]窦娥冤三桩誓愿递进关系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040041
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的《窦娥冤》第三折中，主人公窦娥临刑时发下了三桩誓愿，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和亢旱三年。原文如下：
[血溅白练]“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粘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者。”
[六月飞雪]“如今是三伏天，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掩埋了窦娥尸首。”
[亢旱三年]“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
正确解读三桩誓愿有助于理解主人公窦娥的形象特点，了解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以及作者关汉卿的创作情感倾向。下面从两个方面谈谈对“三桩誓愿”的粗浅认识。
一、三桩誓愿的内部关系
1.三桩誓愿表述怨气时，情绪越来越激动
“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
“若窦娥委实冤枉。”
“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
以上三句话分别出现在三桩誓愿中。第一桩誓愿里，“若是”表假设，是平静的“示冤”。第二桩誓愿里，“若”还表假设，内容却变了，少了“是”“我”，这种个别字词的减少，正反映了窦娥情绪的变化，因为一个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语言表达时先是语速加快，音量提高，多使用短句，从表达的语气来看，多用祈使句，甚至只出现关键词。句子形式的变化引起了句子内容的变化，内容的变化又反映了人物情绪的变化。此时窦娥尽管愤怒，还能遏制自己的情绪。到第三桩誓愿时，没有了假设的字眼，转为“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愤怒的情感再也无法遏制，一泻而出，由略带愤怒的示冤变成了血泪控诉，怒斥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贪官，体现了窦娥永不屈服抗争到底的斗争精神。
2.三桩誓愿在“示冤”“抒冤”“控诉”时，让人知晓的范围逐渐扩大
血溅白练，刑场上的人看到了，窦娥被冤枉了；六月飞雪，山阳县的百姓知晓，窦娥真的被冤枉了；亢旱三年的话，楚州人民为证，窦娥的确被冤枉了。从刑场到山阳县再到楚州，了解窦娥冤情的人越来越多，以此推理，窦娥的冤情终将大白于天下。这是关汉卿独具匠心的安排，他通过窦娥的冤情要把元朝统治的黑暗和腐朽公诸天下，那就是官吏昏聩、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恶民横行。
3.三桩誓愿在内容上还有从“示冤”“警告”到“惩处”的递进关系
我国古代，有一种哲学思想叫做天人感应。它起源于中国先秦哲学，西汉时董仲舒将其发展为系统的神秘主义学说。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天就会降下祥瑞以资鼓励。作为传统文人，关汉卿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三桩誓愿，血溅白练是示冤，六月飞雪是以灾异进行警告，亢旱三年是以灾难惩处统治者，都打上了天人感应思想的印记。在这里，“惩处”――亢旱三年――尽管会殃及无辜百姓，但也能沉重地打击封建统治者，危及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三桩誓愿由示冤、警告到惩处，在语义层面上有递进关系。
概而言之，窦娥临行刑时发出的三桩誓愿内部是递进关系，一愿比一愿深刻、强烈。她不仅要把自己的冤情昭示天下，而且还要感天动地，让人们知道“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是百姓有口难言”。窥一斑而知全豹，三桩誓愿充分揭露了元代社会官吏昏聩、法制腐败、人民蒙受奇冤而呼告无门的真实情况。至此，窦娥性格也得到充分展示，一个美丽善良又有反抗精神的妇女形象更趋于丰满完美了。
窦娥冤的故事范文3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造成了窦娥之冤呢？我个人认为，窦娥之冤与太守的昏庸无能、刑讯逼供有极大关系。为何下此结论呢？先来认识桃杌其人。桃杌，与“杌”同音。杌是古代传说中的“四凶”之一的称谓。所谓“四凶”，指古代四个不服从帝舜领导的部族首领浑敦、穷奇、杌、饕餮，而杌尤为暴虐蛮横、不服管教。《左传・文公十八年传》有云：“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知则顽，舍之则嚣，傲狠明德，以乱天帝，天下之民，谓之‘杌’。”依此可知，关汉卿把这位太守起名“桃杌”的寓意。在《窦娥冤》中，桃杌是一个视人命如儿戏的昏官，他操纵着生死大权。对这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他并未详细审查，也没有认真地研究案情的原委，仅仅听信张驴儿的一面之词，便不由分说对窦娥施以酷刑，“前半打拷，万种凌逼，一仗下，一道血，一层皮”，企图逼窦娥招供。“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成为桃杌在逼供时采用的最简单、最方便、最残忍的手段，于是那无情棍棒雨点般落在这个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寡妇身上，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凶残暴虐。此外，元代明令禁止酷刑，因而桃杌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不可教训”、“不从诏令”的行为。正是桃杌的狠毒与愚蠢，造成了窦娥之冤。
在《窦娥冤》中，窦娥被打得三次昏迷不招，这时应该拷打原告张驴儿，为何这么说呢？其实，在封建时代，对待这种以刑讯得来的“证据”，一般都持谨慎和保留态度。此外，历代刑法规定，对老年被告不能用刑，如唐律规定：“年七十以上者，不合拷讯。”同时为了防止诬告，还规定：“拷满不服，反拷告人。”但是桃杌却毫无道理地命令拷打既非被告亦非原告的年迈的婆婆。在三令五申严禁酷刑的年代，桃杌“不从诏令”，暴虐凶残，是造成冤案的最直接原因。
冤案既已造成，后来，窦天章的到来可谓冤案降雪。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窦娥，可为什么作者采用的是鬼魂雪冤呢？我想也是有其道理的。从元代司法制度看，窦天章与窦娥是父女关系依法应当回避。那么，欲要平冤昭雪就必须由受害者的冤魂来据理力争了。因此，窦娥鬼魂的适时出现，正好满足了剧情的发展。
窦娥鬼魂的出现可谓一波三折。先是门神的阻挡，只好通过托梦的方式去提醒父亲，接着又由于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卷宗放在最下面，只得反复提醒父亲重查自己的案子。后终于相见，窦天章不是询问其原由，而是残忍地威胁：“兀那鬼魂，你道窦天章是你父亲，‘受你孩儿窦娥拜’，你敢错人了也！”在具体的审案过程中，“清官”窦天章面对狡猾的凶徒张驴儿，这位廉访使软无力，毫无办法。请看两人的对话：
窦天章：张驴儿，那蔡婆婆是你的后母么？
张驴儿：母亲好冒认？委实是。
窦天章：这药死你父亲的毒药，卷上不见有合药的人，是哪个的毒药？
张驴儿：是窦娥自合就的毒药。
窦天章：这毒药必有一个卖药的医铺，想窦娥是个少年寡妇，哪里讨这药来；张驴儿，敢是你合的毒药么？
张驴儿：若是小人合的毒药，不药别人，倒药死自家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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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窦娥 忠厚善良 孝顺本分 斗争
《窦娥冤》是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现实的一个著名的悲剧,作者关汉卿(约1224一1300年),号已斋叟,大都人,一生从事杂剧创作和演出。由于社会地位低贱,生活道路坎坷,使他有可能观察和体验下层人民群众的疾苦,摔打出一副铮铮铁骨。《窦娥冤》中窦娥对黑暗势力的强烈反抗,对真理和正义的执著追求,是封建社会里开始觉醒的被压迫阶级一个成功的悲剧典型,反映了关汉卿和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思想和愿望。
故事发生在13世纪中叶,由于农业生产受到掠夺战争的破坏和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高利贷盛行。剧中的窦天章借蔡婆婆二十两银子,一年后利四十两,无力偿还,被迫拿女儿去抵债,就反映出当时高利贷剥削的残酷。生活中的窦娥和蔡婆婆二人两代守寡,相依为命。流氓无赖张驴儿心生歹念,逼其改嫁。本分的窦娥只想安安分分守寡,尽心尽意地孝敬婆婆。毒害蔡婆婆不成反害死自己父亲的张驴儿利用这一新的事态发展,要窦娥选择“官休”和“私休”时,她选择了“官休”。她不再逆来顺受,开始为维护自己的人格抗争。这时的窦娥对官府还存有幻想,认为官吏们都是“明如镜,清如水”的清官廉吏,是能够照出“肝胆虚实”,替老百姓做主的靠山。然而,她错了,心地善良的窦娥进入公堂后,糊涂的官吏听信流氓的诬告,只凭口供定案,严刑拷打破灭了她的幻想,但受尽折磨的窦娥誓死抗争。可太守竟让给蔡婆婆上刑,善良孝顺的窦娥不忍年老的婆婆受刑,甘心蒙冤,含冤屈招。桃杌太守一审定案,不再复勘,说明当时法律的野蛮、吏治的黑暗。善良的窦娥处处替婆婆着想,怕婆婆伤心难忍,竟不顾自己披枷带锁之身、饱受蹂躏之躯,舍近求远不走前街走后街。官府没有复勘,“天地”没有为她伸张正义,一切幻想都破灭之后,窦娥开始对人生进一步思考,性格发展进入觉醒阶段。严酷的现实使窦娥认识到不仅仅是一个楚州太守贪赃枉法,造成她的冤狱,而且是天下衙门都一样的昏暗,百姓们无不受害蒙冤,“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由只否定楚州太守到否定所有官府,对原以为“公正无私”的天地鬼神也开始怀疑和否定。她已经超出对自身的遭际的感叹,发展为对善恶对立、贤愚颠倒的社会现实的怀疑和不满,对世俗观念里最为神圣威严的天地日月鬼神表示了抗议和否定。这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受愚弄最深,也最善良的人民的觉醒。觉醒的窦娥在行动上有了崭新的面貌,表现出百折不回、生死不渝的抗争精神,向命运、向不公平的世道宣战。窦娥胸中的激愤之情汹涌澎湃,犹如山呼海啸,震撼人心!而此后的《倘秀才》、《叨叨令》、《快活三》、《鲍老儿》等曲情绪陡然转化,从另一侧面表现了窦娥深沉细腻、忠厚善良的性格。窦娥满腔悲愤,呼天抢地:“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
《窦娥冤》第三折是全戏的高峰。开始的《正宫端正好》、《滚绣球》等几支曲子,把窦娥的满腔怨恨如火山爆发般倾泻出来。最后窦娥发出三桩誓愿:若是屈死,死后血飞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这是作者一种大胆的艺术处理,着重描画窦娥那股惊天地泣鬼神的如虹怨气,同时细致刻画了她内心的矛盾冲突,成为一个令人同情和崇敬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其精神是浪漫主义的。窦娥没有怜悯,不再幻想公正,不是弱者临死前的哀叹和,爆发出的是无辜百姓对罪恶社会的愤怒吼声。这三桩誓愿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窦娥不仅希望人们知其冤,还希望通过感动天地来惩治邪恶,女主人公用整个生命进行抗争的精神,不可遏止的复仇意志,终于感动天地,使誓愿变成了现实,完成了对社会的警示作用,窦娥由弱者变成了强者。剧终时窦娥鬼魂托梦父亲,诉说冤情,窦天章对案情的重新审理,表现了作者对窦娥的深切同情,也体现了古代人民善恶有报的良好愿望。窦娥除了具有美丽善良而又坚贞不屈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特征外,她的价值还在于她的善良、孝顺、本分,即使是冤情大白,恶人得到惩治后,窦娥的冤魂还嘱咐父亲好生收养蔡婆:“可怜她无女无儿,难管颓年衰迈!”其善良、孝顺、本分,如在眼前。人们不由不为这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做童养媳,二十岁即已守寡三载,遵守礼法,苦度青春的女子一洒同情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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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窦娥冤》封建文化悲剧
《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中最出色的代表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①”。关于这篇作品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它“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窳败的政治，异常强烈地表现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②”。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认定它是表现“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③”这个主题。总之，学术界大都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反封建。对这个学术界比较笼统的看法，我不敢苟同。本文拟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关汉卿对原型的创造两方面剖析作品主题，从而揭示《窦娥冤》的悲剧实质。
一
文学作品是通过其描写的生活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主题的。分析《窦娥冤》的主题就应由此入手。这部作品反映的内容是窦娥与张驴儿、桃杌的冲突。张驴儿这样的恶棍流氓和桃杌这种贪官污吏的产生，固然与封建社会有关，但他们毕竟不是封建社会的化身，何况封建制度对他们也是严惩不贷的。只有在封建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时，这些人渣才可能肆意横行而逍遥法外。因此，惩治流氓和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恢复封建秩序的努力，当然也体现了人民的某些愿望。我们不可简单地把这种行为看成是反封建的表现。窦娥反抗张驴儿和桃杌的行动，是一种善与恶的斗争，而不是反封建的表现。
如果再结合窦娥的形象作一些分析，这个看法就会显得更清楚明了。窦娥的抗争举动依据的思想武器是封建礼教对它灌输的“三从四德”。她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她的悲剧性格是封建文化道德塑造而成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命运的逆来顺受、贞节和孝的思想行为上。
七岁的窦娥被生父窦天章以四十两银子为代价，卖到高利贷者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可是还不到二十岁，她就与婆婆一道守寡了。经历了幼年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的窦娥，在遭受深重苦难时询问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④”显然，她独守空房，对“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尘皱”死水般的生活是哀怨的。但她把这种悲惨遭遇归结为“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认为今生苦难是前世注定的。这是典型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论语·季氏》里告诫人们要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后世儒家紧步其后尘，把知命、畏命、安生立命当作共有的人性要求。这样，命定观念在中国也就影响深远，它让人消极处世，顺时而处，随遇而安，消蚀了人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把人变成了天命的奴隶，导致人性萎缩。窦娥在悲剧命运面前，没有想到改变现状，她为了脱离苦海，情愿逆来顺受，尽孝守节：“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一副活脱脱对天命小心敬畏的神态。
有的学者列举窦娥在第三折里唱的曲词，即（正官·端正好）“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滚绣球）中“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以此断定窦娥不信天命，“是她对封建秩序所表示的怀疑⑤”，这种说法值得推敲。其实，窦娥在这里怨天恨地只是一种愤怒感情的抒发，窦娥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善良女子，竟遭冤刑，不能不产生一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式怨愤。还有窦娥指责天地昏庸糊涂，并不意味着她不信天命，说明她还是承认有天地这样一个神在，她临刑前发下的三桩誓愿就是明证，并坚信“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她的天命观并没有动摇。在这里，不管老天是糊涂得善恶颠倒、贤愚不分，还是清醒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都统一于窦娥主体意识丧失的精神状态，既然一切皆由命定，皆天数，那么希求脱离人世苦海，只能借助于超现实力量的实现，当然是一种虚幻的实现。这种宿命论式的心理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特质。
封建文化塑造窦娥另一个性格是贞烈观念。面对流氓张驴儿父子的逼婚，蔡婆婆无奈只好顺从，而窦娥则坚决不从，这是她倔强个性的闪光，是对自己人格和尊严的维护。在张驴儿诬陷窦娥毒死其父并以此来要挟时，窦娥仍大义凛然地严辞拒绝。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促使她反抗张驴儿的道德力量来自封建礼教的贞烈观。豆蔻年华的她想的是：“我一马难将两鞍，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他人，其实做不得。”极力克制人的自然本能的要求。虽然她曾有过空房难守的感叹，却始终恪守“一女不嫁二夫”的戒律，从未想到也不敢想寡妇再嫁的事。她不但是贞节观的自觉遵守者，还是这种思想的维护者。她对婆婆“妇道”的动摇进行指责：“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这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并用“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非议她婆婆的行为，极力用“妇无二适之文”的妇道坚定其婆婆的封建礼教立场。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假如窦娥不是面对张驴儿，而是碰上怜香惜玉如贾宝玉那样的英俊少年，同样也会被拒之门外。因为再嫁对窦娥来说，是奇耻大辱。
这是一种扭曲的人性。自宋代二程和朱熹对贞烈态度加严后，夫死守节，差不多成为每个妇女应尽的义务。但即使是提倡“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的程颐在家族面前也会恢复一点人性。程颐的甥女丧夫后，程怕胞姐过于伤心，遂即迎甥女归家，后再嫁他人。他不恪守自己倡言的信条，说明他也知道节烈观违背人性。窦娥自觉抵制正常欲望。从某种程度看，这种悲剧烈似法场屠戮。
关汉卿着力描绘的窦娥性格是孝。在《窦娥冤》第一折里，我们看到，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待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我替你到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在大堂下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没有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却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宁可冒被杀的危险，也要尽力保护婆婆，表现她性格的善良。在她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请求绕道走后街，不要走前街，以免被她婆婆看见，这样好减轻她的痛苦，写出悲剧主人公的心地高洁。冤案以后，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眼下年老衰迈、无依无靠的婆婆。她嘱咐父亲收养她婆婆。她这种温顺、善良、孝顺的品格，千载之下尤令人动容。这样一个温顺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黑暗势力蹂躏而死，悲剧也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封建社会，孝与不孝，既是伦理问题，又是法律问题。在古代，一方面通过行政表彰孝，对孝子孝女摇着甜蜜的橄榄枝，另一方面又用刀剑惩处不孝之人，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在教化和屠刀的强制下，孝终于积淀为中国人普遍的伦理精神。子女在这种文化气候中，被训练成循规蹈矩小心敬畏的义务型人格，没有个体意识。这种礼教对女性要求尤严。《仪礼·丧服》中最早规定“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限定了女子终身处于卑贱的地位。在《礼记·昏义篇》有所谓“妇顺者，顺于姑舅，和于室人”的说法，并要在出嫁之前三个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亦即“四德”。班昭的《女诫》是“女四书”之首（其他三部是唐宋若莘《女论语》、明成祖的徐皇后《内训》、明刘氏的《女范捷录》,这几部都是女人写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毒害之深），对“三从四德”进行详尽阐述。其中有所谓“曲从”，就是公婆的意愿，不管对否都要俯首贴耳，不可失其欢心，否则就可能被丈夫遗弃。窦娥为了“孝”，竟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更是一种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窦娥的形象是按封建文化的形象设计而成的，她的宿命论、贞烈观和只知尽义务的孝便是明证。这当然与那个时代的封建礼教的熏陶分不开。透过窦娥温驯、倔强的个性，我们可以感到她人性扭曲的一面，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要求，压抑个人的正常欲求，只知守着清白宁静的生活，没有肉体的感情冲动；只知尽孝义务，从没想到自己。这是一种人性的悲剧，当然，这也许并非关汉卿原作的本意，他不可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理解人生，可幸的是他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记下来了，窦娥的形象也就显得血肉丰满，给后人留下了分析思考的空间。但窦娥决不是反封建的形象，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仅仅从人物形象理解悲剧主旨是不够的。按照西方新批评派人物罗兰﹒巴特的理论，读者分析作品的主题不一定是作家的本意。为了进一步探索《窦娥冤》的作品主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作家对原型的改造。
众所周知，关汉卿是借助“东海孝妇”这个原型创作了震耳发聩之作——《感天动地窦娥冤》。这样，《窦娥冤》也可看成是历史剧。“东海孝妇”的故事最早见于刘向《说苑﹒贵德》，叙述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他婆婆怕耽误她的青春，上吊自杀。她姑子却以孝妇杀母告官，竟被锻炼成词。于公（于定国之父）虽对此有疑议，但“数争不能得”，“太守竟杀孝妇。郡枯旱三年。”后来于公在新太守前为孝妇陈述冤情，天降大雨，此后的干宝《搜神》里除上述内容外，又有新情节，孝妇周青行刑时，车载十丈竹竿，上悬五幡，对众人立誓道：“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⑥”。此外《淮南子》有段话对关汉卿也有启发：“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谗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天为之霜。”此事也被关汉卿移用到窦娥身上，也可看成是《窦娥冤》的原型之一。
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载体。集体无意识是凝聚着几乎人类有史以来的情感经验而又是很难被个体意识证明的心理层次。而作为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一种传统，人类不仅在血缘上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而且在文化上也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不过，这传统同我们的主体意识中的传统不是一回事，因为原型所包含的传统存在于人类无意识的范畴中。精神分析理论者认为：“艺术家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乃有一部分完整的作品的诞生。⑦”这里的原始意象即原型。荣格认为，太阳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说皆有其历史的原型，关汉卿创作只是让原型复活，赋予传统美德的讴歌，那么，《窦娥冤》中也就不会有反封建的主题。
仅从理论上讲还显得空泛，我们不妨看看关汉卿是如何进行艺术构思，重新诠释这个古老的故事的。
“东海孝妇”旨在表明于公断案公平。关汉卿同时的杰出作家王实甫、康进之都是根据这个故事写就一个同名剧本——《于公高门》。从剧目中就可看出他们太过依赖原型，这也许是他们的这部剧作没有流传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关汉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着眼点并不仅止于故事的传奇性，而是让孝妇作为悲剧主角，并赋予悲剧深刻的社会内涵，使窦娥的悲剧产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戏剧效果。
在剧中，孝妇作为主人公，并名之为窦娥，关汉卿在她身上加上多重社会悲剧成份，作家把自己的时代复活到古代去。关汉卿在此创作过程中对原型孝妇作了较大的“变形”，笔者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窦娥因高利贷而成为童养媳。蒙古人打到欧洲，也带回了西方民族善于放羊羔利（高利贷）的那一套方法。朱东润先生对此在《元杂剧及其时代》有详尽的考证和论述，这里就不赘言⑧。高利贷在当时对朋友也不例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蔡婆婆被关汉卿作为高利贷者而存在，当然蔡婆婆不同于那些茹毛吮血的恶棍，她听天由命，是一个敦厚、善良的老人。窦娥因父亲借蔡婆婆二十两银子而成为蔡家童养媳，开始了她人生的悲剧旅程，这是她的第一层悲剧。
其次，窦娥吃官司不是因为婆婆自杀被姑子告发，而是由于流氓的无理取闹。在剧中，蔡婆的放贷对象蔡卢医因无法还钱，便将蔡婆婆骗至荒郊野岭企图杀她灭口赖帐，正巧张驴儿父子路过，救下蔡婆婆。这对无赖的爷俩儿遂以救人之恩要挟蔡婆婆和窦娥招之入赘。这样蔡婆婆引狼入室也就顺理成章，显出关汉卿的艺术手段的巧妙。窦娥也为此吃官司。与“东海孝妇”中的婆婆自杀而死相比，这样更突出窦娥的“孝”感天动地，强化了戏剧效果。写张驴儿的横行无忌，也写出那个时代的秩序扰乱。关于流氓横行，《元史》中也有记载，据陆德阳著的《流氓史》载⑨，流氓集团在元代达到鼎盛时期，元代有著名的扁担社集团。我们不妨看看元代对流氓众多的专称。无徒，《救风尘》第四折“心情歹，凶顽胆色粗，无徒，到处里胡为做。”以光棍和棍徒在元以后的书籍中广为使用，并加上修饰词，均专指流氓，如大棍、滩棍、青皮光棍、讼棍、恶棍、奸棍、流棍、赌棍、讼棍等等，由此可见元代流氓的猖狂。身受流氓的欺凌，是窦娥身上的第二层悲剧。
再看窦娥的第三层悲剧。张驴儿嫁祸于窦娥，企图用“官体”和“私体”来逼窦娥顺他，窦娥天真地相信官府“如明镜、清似水”，情愿与张驴儿见官。残酷的现实教育了她。楚州太守桃杌是个“告状来的要金银”的贪官。张驴儿向他跪下，他也跪下，祗候道：“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太守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几句插科打诨勾勒出元代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虽夸张，却真实。我们知道，元代郡邑正官完全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不接受中国文化，如此郡邑正官，其治绩也可想见。元初军官与州县官都没有俸给，其必然的结果是掳掠、贪污。还有，元代科举制中断，由士人进身的官员很少，而由胥吏进身的却司空见惯，即使恢复科举后，“由进士入官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十之八九。重要胥吏的情形仍十分严重。这些成年累月“手挚哭丧棒，囊揣滴泪钱”胥吏，上台以后，只会大行其搜刮之能事。这一切造成元代吏治的黑暗。你看，当窦娥辩诬时，桃杌的审判方式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在太守眼里，老百姓只是一条虫而已！这也是漫长封建社会人民地位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妇女，还有“三从四德”的法律折磨着精神和肉体，如窦天章在剧中首先对女儿施以一连串的呵诉，怕女儿有违礼教，然后才代为伸冤。这里，窦娥在这位青天大老爷兼做父亲眼里，仍然是一条“虫”，一条循规蹈矩的“虫”。太守的“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这句直白暴露了封建官僚严刑逼供的反动实质。窦娥捱尽严刑拷打，昏了又醒，醒了又昏，太守就是想屈打成招。只凭口供定案，而且不再复勘，法律野蛮、粗疏于此可见一斑。所以窦娥的一曲“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喷射血泪的呼号是对草菅人命的封建吏治的强烈抗议，也是元代吏治黑暗的真实写照，据元史载，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勘出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而当时元代官吏总数不外两万六千人⑩。
这样，关汉卿通过这对原型的加工，着重表现善良弱小百姓与强大黑暗势力之间的冲突，揭示窦娥悲剧的社会根源。窦娥遭受社会黑暗势力的层层压迫，她因高利贷的剥削而卖身为童养媳，因地痞流氓的横行霸道而吃官司，因贪官污吏的残民以逞而被冤杀。而官场的黑暗是悲剧的根源。联系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窦娥冤》的悲剧主旨是人性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相交织。这样，人性的悲剧也就有了具体的社会内涵和历史背景。
对《窦娥冤》悲剧主旨分析，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对扭曲、异化人性的封建文化不进行清理，而单单依靠好皇帝和清官来为民作主，那么，类似窦娥这样的悲剧，还会在中国大地上以生动丰富的形式一次次上演，经久不衰。
注释：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P99
②⑤中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P727、P729-730
③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P347
④吴因钦编选《中华古典观止》《窦娥冤》引文皆出此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8
⑥滕云编《汉魏六朝小说选释》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P195
⑦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98P110
⑧吕微编《名家解读元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P32、33
窦娥冤的故事范文6
一、《窦娥冤》的震撼力量表达了元代知识分子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
（一）苦命窦娥是元代下层劳动人民的代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全部集中在她的身上
窦娥自幼丧母，童年时父亲无奈将她卖到蔡婆婆家充当童养媳，她的童年是不幸的，而她的青年时代更是痛苦的，丈夫年纪轻轻的就离世，撇下窦娥一个人独守空房，深夜啼哭无人怜爱，唯有和婆婆相依为命，寡度终生。窦娥默默地独自承受这不幸的遭遇，她认为自己遭受的一切是命运的安排，是她命中没有，所以她没有其他的想法，就希望照顾婆婆，给婆婆养老送终，自己也安心度日，终老一生。内心深处，从没怨过旁人，恶势力的残酷似乎与她无关，最重要的是她相信命运的安排，相信善有果报有因，只要前辈子积有阴德，就会在这辈子享用，而她只所以有不幸的身世是因为前世作孽太多，没有烧香磕头，才招致今世的悲惨。今生要还前生欠下的债，那就要忍耐一切，今生有吃有穿，即便是死了也无所遗憾了，将来到了阴间，只要婆婆能给她烧点纸钱，送点剩饭剩菜，不致于饿着就心满意足了。如此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命贱身轻的人，一个守着封建伦理纲常生活的人，一个善良忍耐只为能守节尽孝的人，一个从无反抗能力的人，一个只想平淡一生的人，却做梦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窦娥痛苦不堪，窦娥的婆婆经历九死一生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只想找个靠山，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也算是答应了张驴儿父子的荒唐要求，这对深受封建礼教的窦娥来说，无异是莫大的不幸，早年父亲临走时嘱咐她要孝敬婆婆，听婆婆的话，可是一女不能侍二夫的封建礼教又使得窦娥坚决不肯违背自己的意志，所以她一面义正辞言地拒绝婆婆，甚至谴责婆婆，一面又和张驴儿抗争，语言泼辣，立场坚定，态度明确，维护自尊。
（二）一板一唱的秦腔表演表达了窦娥的善良和反抗，折射出元代人民迫切希望黑暗社会的强烈愿望
窦娥，作为一个善良的古代女子，在天地一片漆黑的旧时代，即便有理也无处伸张。她最开始天真地以为，当官的会主持人间公道，会还她一个清白，会明白她的善良和孝道，会严惩张驴儿父子的不齿，更会处罚灭绝人性的张驴儿的，她一度把希望寄托在鬼神的身上，相信鬼神公正无私。可是残酷的现实让她陷入无底深渊，官场认的只是钱，天底下已然没有老百姓的世界，有理没钱注定要挨打，天地没有公理可寻，正是强大的冤屈压得窦娥喘不过气来。最后，为了婆婆，窦娥含冤认罪，可是她的内心积聚了太多的怨愤，痛恨老天的不公，否定人间还有正直和公道的说法，第三折的[端正好][滚绣球]犹如火山爆发，把窦娥的一腔控诉表达得淋漓尽致，她的矛头直指天地，可是天地是无生命的，大自然是人间生存的场所而已，她空有满腔的冤屈却不知道找谁去评，所以窦娥的控诉直接指向的是让她受尽折磨的黑暗社会，一个下层的老百姓，有冤无处伸，一个最底层的人受了冤屈却又没人同情，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窦娥的天地之责矛头直接指向的是吃人的现实社会，它黑白颠倒，处世不公，没有是非分明，善良的却没有好报，作恶的也没有得到惩处。窦娥临刑前所发的三桩誓愿无异是一个最强有力的呐喊，喊出了最下层人民的困顿，怒声谴责当时官府的昏庸，这吼声中没有了自身的哀怜，没有了希望，没有对公正的幻想，有的只是滔滔江水般的怒吼。三桩誓愿的现实不可能性展示的是使窦娥冤这出戏的浪漫色彩。另一方面也展现了窦娥内心深处盼望社会公平，期待人性。这也正是《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写这出杂剧的真实表白。当时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代作家深入群众，了解社会，关注民生疾苦，希望能通过文学作品改变现状，使老百姓的生活安定。
二、 电影电视的艺术表现形式更能直观展示《窦娥冤》的浪漫，体现出元代知识分子惩恶扬善顺应民意的品质
《窦娥冤》中窦娥临刑前提出了三桩誓愿：第一愿是一腔鲜血全洒高悬的三尺白练上，第二愿是山阳大旱三年，第三愿是六月飞雪将她的尸体掩埋。这三桩誓愿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可在本剧结尾它真的全部实现了，特别是通过影视手法让观众如同亲临，大雪漫天而飘，好比窦娥的冤屈铺天盖地，广大人民也丝毫没有感到突兀，相反都吐了一口气，有一种如释众负之感，都觉得大快人心，内心的压抑全随着三桩誓愿的发生而迸发出来，人民的感情也由同情窦娥转而痛恨的统治者，更痛恨，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顾。由此也对创作作品的文人有了新的认识，真切地体会他们的作用所在。作品让人感受到了它的真实性，这其实是关汉卿顺应民心，同情弱者，抨击黑暗社会的心声，这也正是元代作家人文意识的体现。这可以下从几个方面看出来。
（一）元初时社会秩序混乱，蒙古族落后野蛮，下层民众生活困顿，饱受压迫
元朝时蒙古族当政，充分展现了草原民族能歌善舞的生活习性，对文艺有特殊爱好，比如特有的踢球动作，投壶、射字等快活的娱乐活动在元曲中多次提到 被称为“闲适人的游戏”，当时的社会就盛行玩乐之风，官宦人家艺术造诣较高的也比比皆是，这就带动整个社会注重文化娱乐。清朝人有史料记载，元人歌舞多盛，酒酣后更是自娱狂欢，生产之事抛之一边。当时官员选拔更注重的是世袭制，读书人走科举开考之路更是难如上山，统治阶层也不认可。这样的社会必然产生另一个阶层：高利贷商人。他们以放贷的形式不劳而获，处处打压比自己更可怜的人，无赖、撒泼、狡黠，只要有利可图就不择手段，然而他们也只是上层阶级的出气筒，因而也需要上层的庇护，这就造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就是“有权势的无赖”。《窦娥冤》中的无赖张驴儿、高利贷商人赛卢医、昏庸太守桃杌就交织成了一张密密的蜘蛛网，权与势的罪恶勾结，网住了以窦娥为代表的善良百姓，他们毫无疑问的就成了封建时代官商吞噬的牺牲品。
（二）元朝读书人走的是一条体现人性自由发展的艺术之路，而且从书斋走向了社会
元朝是一个对文化领域发展要求不高的时代，文人的创作无伤大雅就行，只要不触动民族问题，因为元朝蒙古族人统治，所以他们更注重的是汉人是否夺权，民族的利益大于一切，正是因为少数民族对文化的研读没有汉人精通，所以当时的统治者下令不再举行科举考试，不再从考场上选拔人才，而注重的是出身和家世，所以到了元朝，科举的取消阻断了文人的仕途，对他们而言是受制的少了，内心的空虚反而加重了。在他们的心中，要表达的情感实在太多，他们来自民间，了解人民生活疾苦，文人特有的张狂和一吐为快的个性也使他们拿起手中的笔，面向普世，写下不朽的作品。但是文人特有的洒脱和放荡不羁个性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模式，他们另辟蹊径，走出一条自由与人性相融之路，酒楼、妓院、杂场，都有他们的身影，元曲也就是在你写我唱，几个文人打骂逗笑，街头巷尾听来的事情当笑话串讲时产生的灵感，有平凡的生活，有自由的向往，有宁死不从的贞烈，元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意识也在元曲中得到尽情发挥。读书人与民众结合，创造出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这是一条元代知识分子从未尝试过的路，在这条路上他们发掘了新的文化元素，新的文化形式，新的表达方式。元曲俗雅共赏，来自民间生活，有着深厚的大众习俗底蕴，语言更易为下层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如元曲家睢景臣在《高祖还乡》中描写刘邦当上皇帝回到家乡时的排场，仪仗队的旗帜用劳动人民宜于理解的鸟、斧子，甜瓜苦瓜镀了色等来描述，带给整个社会的是一个共识，大众化的语言从此也可名正言顺地在公开场合演出了。
（三）元代生活赋予元代作家一种健旺的时代精神
元代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当时汉族地位低下，但元代统一了中国，国力相当鼎盛，统治者通晓治国策略，对文化的禁锢不如以前严厉，也没有意识到元代文人通过艺术作品抨击社会黑暗的重要性，因而无形之中给了文人发挥才能的空间，他们利用文艺的形式撰写不平之事，把郁结于心的个人苦闷与现实结合，抒发风流浪子的不同人生，艺术的理想化是他们借助表达内心的主要方式。可以说元代生活赋予元代作家一种健旺的时代精神。他们又把这种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关汉卿是当时较为有名的代表，他的风流与有才都深深打上了那个朝代的烙印。他的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可以证明这一点。